置换涉及到一种完全不同于变革的进程。在政权内部的改革派太弱，或根本不存在。政府中占主流的是保守派，他们坚决反对任何政权上的变革。因此，反对派力量增加，而政府力量削弱，直到政府崩溃，或被推翻，这样才会实现民主化。以前的反对派掌权之后，冲突常常随着新政府内部各群体就他们应该建立的政权的性质发生争执而进入新的阶段。总之，置换有三个阶段：1．为推翻政权而斗争；2．政权的垮台；3．垮台后的斗争。
第三波民主化要求那些掌权的人进行合作。到1990年为止，只在6个国家出现了置换。置换在始于一党制的过程中非常少见（11个国家中有1个），在军人政权中也非常少见（在16个国家中有2个），而始自个人独裁国家的民主转型则较为常见（7个国家中有3个）。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除少数例外（如甘地，埃夫伦和皮诺切特），那些建立威权政权的领袖们不愿意结束这些政权。威权体制内部领袖的变化在军政权中更可能是在“第二阶段的”政变、或在一党制国家通过定期的接班、或党的机构采取的行动而实现的。不过，个人独裁者很少自愿退休，他们权力的性质是个人的而不是组织的，使得政权内的反对派难以废黜他们，而且的确这样的反对派也不可能大量的存在。个人独裁者因此很可能一直保持着权力，直到他们死去，或是直到该政权垮台。这种政权的寿命变成了独裁者的寿命。政治上，而且从字面上讲（如佛朗哥和齐奥塞斯库），独裁者的死亡和政权的死亡是同时发生的。
在置换中消失的威权体制的内部，民主改革派显然十分脆弱或根本不存在。在阿根廷和希腊，自由化的领导人，维奥拉和帕帕多普洛斯被迫退出权力，而由军方的强硬路线所取代。在葡萄牙，卡埃塔诺发起了某种自由化的改革，但然后又不得不撤回这些改革。在菲律宾、罗马尼亚和东德，马科斯、齐奥塞斯库、昂纳克周围几乎没有民主人士，也没有自由派人士。在所有这6个国家中顽固派垄断着权力，而且从内部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几乎完全不存在。
一个威权体制能够存在下去是因为政府在政治上比反对派强大。当政府不如反对派强大时，它就会被取代。因此，置换要求反对派消耗政府的力量，把权力的天平转向对反对派有利。当威权政权进行改革时，他们在第三波中总是很受欢迎，并受到广泛的支持。他们通常有广泛的社会群体联合起来支持他们。不过，过了一段时间，就像任何政府一样，他们的力量也会下降。希腊和阿根廷的军政权就因为军事失败而声名狼籍。葡萄牙和菲律宾政权打不赢反叛乱的战争，菲律宾政权制造了一位烈士，并用不正当的手段在选举中舞弊。罗马尼亚政权奉行使其人民深为愤怒的政策，并使其自己孤立于人民；因此使得它难以抵挡席卷整个东欧的反威权主义运动这个越滚越大的雪球。东德的情况更为模糊。尽管该政权在好几个方面相对成功，但是一旦与西德比较就反映出其一个根本的弱点，通过匈牙利打开的过境走廊，戏剧性地瓦解了该政权的权威。政党领袖们在1989年12月初，被迫辞职，由看守政府接管。不过，该政权的权威很快消失，随之消失的是东德作为一个国家存在的理由。
这种政权有时会公开地失去支持，但是由于威权政权的压制性质，政权的丧失通常是隐蔽发生的。威权的领袖们常常不知道他们多么不受欢迎。这样，当一些触发性的事件暴露了该政权的弱点时，隐蔽的不满便表现出来。在希腊和阿根廷，这种事件是军方的失败。在葡萄牙和东德，是其以前的权力来源公开转向反对这一权力，在匈牙利，是军队，在东德，是苏联。土耳其人、英国人和葡萄牙军方及戈尔巴乔夫的行动激发并导致了社会中其他团体对该政权的公开不满。在所有这些案例中只有少数势单力薄的集团联合起来支持这种政权。许多人对政权十分不满，但是由于这是一个威权国家，必须有触发事件来具体反映这种不满。
学生在哪里都是反对派；他们反对存在的任何一种政权。不过，就他们自己而言，学生们并不能把政权搞垮。由于缺少人口中其他团体的实质性的支持，他们经常遭到军队和警察射杀，在希腊是1973年11月、在缅甸是1988年9月。军方总是政权的最终支持者。如果他们撤消了他们对政府的支持，如果他们发动了针对该政权的政变，或者如果他们拒绝用武力来镇压那些威胁推翻该政权的人，这一政权必将垮台。在作为永恒反对派的学生与作为支持者的军方之间是那些支持或反对该政权的社会团体，而且其支持或者反对取决于当时的环境。在非共产党的威权国家，诸如菲律宾，这些集团会一个个转向对政权表示不满。继学生表示不满之后的通常是知识分子，而且随后便是以前存在那些政党的领袖们，其中许多人也许支持，甚至默认威权政权的接替者。通常中产阶级的态度也会发生变化，他们包括白领工人、专业人士、小业主。在天主教国家，天主教领袖是政权最早的和有效的反对者。如果有工会存在，而且完全不受政府控制，在某个时刻，他们就会加入反对派。而且最重要的是，大的企业集团和资产阶级也会变为反对派。在适当的时候，美国或其他外国的支持力量也会变得不满。而且带有决定性的是军方决定不支持政府，并积极地与反对派站在一边，以反对该政府。
因此，在六个出现置换现象的国家中有五个，除阿根廷，军方的不满是使政权垮台的最基本的力量。在葡萄牙、菲律宾、罗马尼亚的个人独裁中，独裁者削弱军方的政策导致了军方的不满，这些政策包括削弱军方的职业制、使军官集团政治化和发生腐败、并建立与之竞争的准军事部队和安全部队。政府的反对派通常在军方抛弃政府以前就已呈燎原之势（葡萄牙是唯一的例外）。但是，不满还没有十分普遍，要么是因为反对派最可能的支持者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和宗教团体弱小或者薄弱，要么是因为政府有这些集团的支持，而且这通常是由其经济发展的成功政策所造成的。在缅甸，军队残酷地镇压了抗议活动，而且这些抗议活动主要是由学生领导的。在那些经济上更加发达的社会，威权的反对者可以获得更为广泛的支持。当这一反对派在菲律宾、东德、罗马尼亚走上街头时，军队没有对他们的公民开枪，因为这些公民团体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民主变迁的受欢迎的形象是压制性的政府被“人民的力量”所摧垮，愤怒的民众广泛动员起来，要求并最终迫使政权的变革。而且几乎在第三波中的每一次政权变迁中都会出现某种形式的民众运动。不过，到八十年代末已完成民主转型或正在转型的国家中，只有在六个国家中民众示威、抗议和罢工起着关键作用。他们包括在菲律宾、东德、罗马尼亚的置换领袖和在韩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移转。在智利，民众的行动常常试图改变皮诺切特的变革政策，尽管没有成功。在东德，用赫希曼（Hirschman）的术语说，“出口（exit）”和“发言权（voice）”，这两个东西都起着主要作用，而且其抗议行动首先表现为许多民众大规模地离开该国，而且在莱比锡和柏林出现大规模的街头示威。
在菲律宾、葡萄牙、罗马尼亚和希腊，当政权瓦解时，其势若土崩。头一天，威权政府还可能在掌权，第二天它就可能下台了。在阿根廷和东德，成权政权很快地就失去了合法性，但是他们仍然把持着权力，并试图就政权变革的条件进行谈判。在阿根廷，军政府的继任者比格农将军在福克兰群岛战役失败后于1982年7月立即接管了政权，而且“相对成功”地维持政权对转型的某种控制达六个月之久。不过，到了1982年12月，公众的反对日益增加，反对派的组织也日益扩大，这就导致了群众的抗议活动和一场全国性的总罢工，迫使比格农制定了选举方案，也使得由各政党组成的联合反对派有能力拒绝军方所建议的用来让度政权的条件。这个破脚鸭似的军政权的权威继续恶化，直到它最终被在1983年10月选举产生的阿尔方辛政府所取代。一位作者观察到，“军政府垮了，它无力影响候选人的选择和选举自身，它没有排除任何人，既没有保留权力，也没有为其自己在未来留下否决权。此外，它没有能够保障其在与未来宪政政府关系中的自治地位，也没有得到决定其未来军事政策的许诺，甚至不论哪一个候选人取胜，它都没有资格与当政者谈如何进行反对游击队的斗争。”在东德，1990年初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势单力薄、名誉丧尽的共产党政府继续把持着权力，其总理汉斯·莫德罗（Hans Modrow）也扮演着比格农的角色。
对变革中程序连续性和昔日合法性的强调，在置换情形中是不存在的。与以前政权有关的制度、程序、思想和个人被认为是靠不住的，而且，重点放在与过去的、鲜明的和一刀两断的决裂上。那些接替威权统治者的人把他们的统治建立在“来日的合法性（forward legitimacy）”基础之上，即他们在未来可以给社会带来什么和他们没有介入、或与以前的政权有任何瓜葛。
在变革和移转中威权政权的领袖们通常脱离政治，悄悄地回到兵营或是其私人生活中去，而且会得到一些尊敬和尊严。相比之下，那些在置换中失去权力的威权领袖们却遭到了不幸的命运。马科斯和卡埃塔诺被迫流亡。齐奥塞斯库被当场处决。希腊和阿根廷的军官们在审判后被投入监狱。在东德，昂纳克和其他前领导人也面临着惩罚，而在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却不存在这种情况。在格林纳达和巴拿马由外国干预而被赶下台的独裁者们也同样面临着起诉和惩罚。
威权政权的和平崩溃通常会在公众中产生荣光而又短暂的大快人心和扬眉吐气感，充满了鲜花和香槟，而这在变革中是没有的。威权的垮台也产生了变革中所没有的潜在的权威真空。在希腊和菲律宾，这一真空很快被卡拉曼里斯和阿基诺获得政权所填补，他们都是引导这两个国家走向民主的受欢迎的政治领袖。在伊朗，威权的真空是由阿亚图拉填补的，他领导着伊朗走向另外的方向。在阿根廷和东德，比格农和莫德格政府有气无力地填入了在威权政权倒台之后和民主选举的新政府上台之前的这一短暂的间隙。
在威权政权垮台之前，把该政权搞垮，使得反对团体联合起来。威权政权一旦垮台，在他们中间就会出现分裂，而且他们会为权力的分配和即将确立的新政权的性质而交锋。民主的命运因此就由主张民主的温和人士和反民主的激进派之间各自权力的大小来确定。在阿根廷和希腊，威权政权执政时间不长，政党很快又重新出现了，而且在政治领袖和团体之间就尽快重新确立民主制度的必要性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在菲律宾，除了新人民军的反叛外，对民主的公开反对也微乎其微。
在尼加拉瓜、伊朗、葡萄牙和罗马尼亚，独裁的突然垮台使得以前的反对派和政党之间就谁应该掌权和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政权产生了纷争。在尼加拉瓜和伊朗，民主的温和派输了。在葡萄牙，正如本书前面所指出的，在1974年4月和1975年11月间，革命的形势已如弦上之箭。由共产党人和左翼军官组成的反民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同盟完全有可能巩固其权力。结果，经过军队中的派别之间的激烈的斗争和大众的动员、示威和罢工之后最后还是由伊恩斯总统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使葡萄牙驶上了民主的航道。正如罗伯特·哈维（Robert Harvey）所观察到的，“一场政变却酝酿成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在其变成无政府状态以前又被一场反动所阻断。天下大乱带来天下民主。”
在葡萄牙，人们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搞资产阶级民主，要么搞马克思列宁主义专政。罗马尼亚在1990年时的选择还不明朗，但是，民主是不可避免的。由于反对派的政党和团体缺少有效的组织，而且这个国家以前没有民主的经验，在推翻齐奥塞斯库的过程中使用了暴力，由于有许多人怀着强烈的愿望要对以前与独裁政权有联系的人进行复仇以及加上人口中的许多人与独裁政权有瓜葛，这样，新政府中的许多领导人以前曾是旧政权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都表明，当时在罗马尼亚还没有出现民主的征兆。在1989年底，一些罗马尼亚人不无感触地把在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一切比作200年前在法国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也许已经注意到，法国革命是以军事独裁告终的。
民主派 准则之二：推翻威权政权
置换的历史表明，温和的民主反对派，若试图推翻威权可以遵循以下一些准则：“
（1）把注意力集中在威权政权的非法性或其合法性的薄弱环节上；这是它最薄弱的一点。就普遍关心的问题对该政权进行攻击，如腐败和残暴。如果该政权表现成功（特别是在经济上），那么，这些攻击也许没有什么效果。一旦其表现恶劣（而且一定会如此），那么就集中攻击其非法性，这成为瓦解其权力的最重要的手段。
（2）像民主的统治者一样，威权统治者会不时地疏远其以前的支持者。鼓励这些不满的社会团体支持民主，以作为现行政权的必要替代。特别要努力争取商界领袖。中产阶级、专业人士、宗教人士和政党领袖的支持。其中的多数人很可能支持过威权体制的创立，反对派若显得越“受尊敬”，越“有责任感”，它就越容易赢得支持者。
（3）培植军方将领。在上述最后一条分析中，不论威权政权是否垮台，都取决于这些将领是否支持该政权，是与你们并肩反对该政权，还是袖手旁观。得到军方的支持在危机来临时，会变得特别有益，而且你们实际上所需要的是军方不愿意保护该政权。
（4）学会并努力诉诸非暴力（见第四章第四节）。除其他作用之外，这会使你更容易争取保安部队。士兵们不会同情那些向他们扔燃烧瓶的人。
（5）争取每一次机会以表达对政权的反对，包括参加该政权所组织的选举（见第四章第三节）。
（6）发展同全球性的宣传媒介、外国人权机构和像教会这样的跨国组织建立联系。特别是要动员在美国的支持者。美国的国会议员们总是寻求道德事业来为他们自己提供露脸的机会，并用于反对美国政府。向他们阐明你们的事业，并向他们提供一些供电视图像和报纸头条新闻标题的材料。
（7）促成反对派之间的团结，并努力建立全面的组织网，这有助于促成这种团体之间的合作。正如菲律宾、智利、韩国和南非的例子所表明的，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而且威权政权的统治者们常常善于制造反对派之间的不和。衡量你们是否成为你们国家民主领袖的合格标准之一是你是否有能力克服这些障碍，并确保反对派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的团结。记住阿尔蒙德所揭示的真理：“伟大的领袖都是建立联盟的高手”。
（8）当威权政权垮台时，尽快做好准备，填补由此而产生的权威真空。做到这一点的途径可以是：把一个受欢迎的、有魅力的并倾向于民主的领袖推到前台；迅速组织选举，以便为新政府提供民众的合法性；通过获得跨国势力（如美国、欧洲共同体和天主教会）的支持来树立国际合法性。应该认识到，你以前同盟的一些伙伴要建立一个新的他们自己的独裁政权，你们应悄悄地组织民主的支持者，以反对这一努力，如果有这方面的苗头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