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转过程中，民主化是由政府和反对派采取的联合行动而产生的。在政府内部，保守派和改革派之间的平衡是政府愿意就改变政权进行谈判，这与置换进程中保守派占统治地位不同，但是，在移转过程中，政府中的改革派不愿主动地改变政权。它常常被推入和拉入与反对派正式或非正式的谈判中。在反对派中间，民主的温和派强大到足以压过反民主的激进派，但是他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推翻政府，因此他们都看到了谈判的好处。
发生在始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35个民主化或自由化的国家中，大约有11个接近这种移转模式。其中最典型的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乌拉圭和韩国；在玻利维亚、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的政权变革也涉及到一些重要的移转因素。在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谈判部分是与美国政府进行的，美国政府实际上充当了民主温和派的代理人。在1989年和1990年，南非开始了移转的进程，蒙古和尼泊尔似乎也在朝着这个方向移动。在智利也出现了一些移转的特征。虽然皮诺切特政权强大到足以抵制反对派进行民主化选举的压力，但却顽固地坚持在八十年代所定下的政权变革的方案。
在成功的移转过程中，政府和反对派中的主导团体承认，他们不能单方面地决定他们社会中未来政治体制的性质。政府和反对派的领袖们常常在相互试探对方的力量后形成了这些观点，并决心进行政治对话。起初，反对派通常相信在不远将来的某个时候他能够把政府拉下马。这种看法是极不现实的，但是只要反对派坚持这一信念就不可能与政府进行认真的谈判。相比之下，政府通常在最初相信它能够有效地遏制并镇压反对派而没有招致承担不起的代价。当双方的信念都发生变化时，就会出现移转。反对派认识到，他还没有强大得足以推翻政府。政府意识到反对派强大到足以增加不谈判的代价。因为加强压制会导致社会进一步疏远现政权，并加剧统治阵营内部的分裂，因此，也增加了强硬路线者接管政府的可能性和政府严重丧失国际合法性的可能性。
移转过程中的对话常常会涉及到一系列独特的步骤。首先，政府致力于一些自由化的措施，并开始丧失权力和权威。其次，反对派利用这一放松和政府的削弱来扩大其支持力量并加强其活动，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很快地搞垮政府。第三，政府作出强烈的反应来遏制和镇压反对党对政治权力的动员。第四，政府和反对派意识到，双方都难以取胜，并开始探讨通过谈判来实现转型的可能性。不过，这第四个步骤是不可避免的。可以想象得到，政府也许在经过领袖换马之后可能会残酷地使用其军队和警察来恢复其权力，至少会暂时地恢复其权力。或者是反对派可以继续发展其力量，进一步瓦解政府的权力，并最终把政府拉下台。这样，移转就要求政府与反对派双方力量大致均等，以及双方谁会在力量的考验中占上风的不确定性。在这些情况下谈判和妥协的风险似乎小于对峙和灾难性结局的风险。
这样，导致移转的政治过程，其特点常常是罢工、抗议、示威与镇压、监禁、警察暴力、长期围剿和军管之间的拉锯战。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乌拉圭、韩国和智利，周期性出现的抗议和压制最终导致政府与反对派之间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只有智利是个例外。
例如，在乌拉圭，1983年秋，日益增加的抗议和示威导致了政府与反对派进行谈判，并最终使得军方退出了权力。在1978年，玻利维亚在军方同意选举的时间表之前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和抗议运动”。在韩国，如同在乌拉圭一样，军政权起先曾用武力镇压抗议。不过，在1987年秋天，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基础越来越广，并把中产阶级也拉进来了。政府起初以通常的方式作出反应，但是，它很快就改变了态度，并同意进行谈判，并最终接受了反对派的中心要求。在1988年秋天的波兰，罢工也产生类似的效果。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解释到的，“罢工使得圆桌会议不仅可能，而且必要，这对双方都是如此。有些反常的是，罢工已强大到足以迫使共产党人士走向谈判桌，然而，也软弱到只允许团结工会的领袖们拒绝谈判。这就是出现圆桌会议的原因。”
在移转过程中，在首都的中央广场，众多的抗议者与密集的警察队伍面对面地对峙，表现了各自双方的力量和弱点。反对派可以动员大规模的支持；而政府可以遏制并抵挡住反对派的压力。
八十年代，南非的政治也顺着四步模式开始演化。在七十年代末，博塔开始了自由化改革的进程，这引起了黑人的希望，当1983年的宪法拒绝给予黑人以全国性的政治角色时，又使他们遭受了挫折。这就导致了在1984年和1985年的黑人城镇的暴动，这些暴动触发了黑人们以为非洲白人政权的垮台就在眼前的希望。政府对黑人和白人不同意见的有力而有效的镇压因此使得反对派能够急剧地修改他们的希望。与此同时，暴动吸引了国际的注意，导致了对种族隔离制度和政府做法的谴责，这又使得美国和欧洲国家加剧了对南非的经济制裁。由于非洲人国民大会（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激进派进行革命的希望遭到了拒绝，国民党政府对其国际合法性和经济前景的担忧日益增加。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南非共产党和非洲人国民代表大会军事组织的头头乔·斯洛沃（Joe Slovo）认为，非洲人国民大会可以推翻政府，并通过持续的游击战和革命赢得权力。在八十年代末，他仍然坚持使用暴力，但是也看到谈判是实现非洲人国民大会目标更为可能的途径。德克勒克总统在1989年成为南非总统之后，也强调谈判的重要性。他说，罗得西亚（Rhodesia）的教训是“当建设性谈判的机会的确存在时，没有被抓住……。由于在现实环境中他们在进入实质性的谈判和对话以前等了太久太久，这才致使这个国家走入歧途。我们不能犯这一错误，我们决定不再重复这一错误。”这两位政治领袖都从他们自己的经验和他人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相比之下，在智利，政府愿意而且能够避免谈判。在1983年春天爆发了一系列的大罢工，但是政府镇压了一次全国性的总罢工。自1983年5月起，反对派在“全国抗议日”举行每月一次的大规模抗议示威。这些示威通常被警察所驱散，而且每次总有几个人被打死。经济问题和反对派的抗议迫使皮诺切特政府主动与反对派进行对话。不过，那时，经济已开始复苏，中产阶级也担心法律和秩序的崩溃。在1984年4月，一场全国性的罢工被扑灭了，而且流了不少的血。此后不久，政府重新实行已在1979年被取消的军事管制。这样，反对派推翻政府的努力就失败了，这使得它与政府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反对派“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政府的力量。”它也低估了皮诺切特的顽固性和政治手腕，也没有料想到智利保安部队会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示威者。
移转要求双方的领袖都愿意冒谈判的风险。通常在政府内部会就谈判出现意见分野。而且最高领导人不时地因受到其同伙或其环境的压力才去与反对派进行谈判。例如，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认为，在1989年波兰像匈牙利一样走的是一条“西班牙式的民主道路”。就此而言，他认为，西班牙和波兰的转型都是和平的。在这一层次上，他是正确的。不过在一个更具体的层次上，西班牙的案例并不适用于波兰，因为雅鲁泽尔斯基不是胡安·卡洛斯或苏亚雷斯（而匈牙利的伊姆雷·波茨盖依在很大程度上却是）。雅鲁泽尔斯基是一个三心二意的民主派，他不得不因为其国家和其政权局势的严重恶化而与团结工会进行谈判。在乌拉圭，总统阿尔瓦雷斯（Gregorio Al-varez）将军要延长其权力，并推迟民主化，可是军人统治集团的其他成员迫使他继续进行政权变革。在智利，皮诺切特将军也受到其军人统治集团其他成员的压力，特别是空军司令马特海要求他更加主动地与反对派打交道，但是，皮诺切特成功地拒绝了这一压力。
在其他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变化往往出现在与反对派进行认真的谈判之前。在韩国，全斗焕将军的政府采取了一条僵硬的保守政策来阻止反对派的要求，镇压反对派的活动。不过，到1988年，执政党指定卢泰愚为接任全斗焕的候选人。卢戏剧性地改变了全的政策，宣布实行政治公开，并与反对派的领袖进行谈判。在捷克斯洛伐克，长期执政的共产党保守派总书记古斯塔夫·胡萨克（Gus- tav Husak）在 1987年 12月被一位温和的改革派米洛什·雅克什所取代。不过，一旦反对派在1989年秋天，被动员起来，雅克什很快就被改革派乌尔巴内克（Karel Ur－banek）取代。然后，乌尔巴内克和改革派的总理阿达梅奇便与哈维尔 （Vacla Havel）和反对派公民论坛的其他领导人就向民主转型通过谈判进行安排。在南非，德克勒克总统超越了其前任流产了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移转过程，而与黑人反对派领袖进行移转型的谈判。因此，在移转的情形下，统治集团中常常会就民主化问题出现含混不清、模棱两可和意见分野的情形。这些政权未必粗暴地要继续把持权力，或是毅然绝然地走向民主。
在移转过程中，不仅在政府的一方存在意见分歧和模棱两可之处。事实上，与衰败的威权政府的领袖们相比，另一个更可能出现对其自身不利的分裂的团体是反对派的领袖们，也正是他们想取代威权政府的领袖们。在置换情形下，政府压制反对派，而且反对派在搞垮政府的方面也有着压倒一切的共同利益。正如菲律宾和尼加拉瓜的情况所表明的，即使在这些环境下要保持反对派领袖和政党之间的团结是极其困难的，而且所取得的团结也是极其脆弱的。在移转过程中，一旦问题不是推翻政府，而是与政府进行谈判，反对派的团结就更难实现。在韩国，未能实现这种谈判，因此政府的候选人卢泰愚以少数票当选为总统，而两位反对派候选人由于相互反对对方而分散了反政府的多数。在乌拉圭，由于其领袖仍然被关在监狱中，反对派之一的国民党就拒绝了另外两个政党与军方达成的协议。在南非，民主改革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在议会和非议会的反对派团体之间的许多分歧，尤其是在布尔人和英国人之间以及在黑人意识形态和部落团体之间也存在这种分裂。在九十年代之前，南非政府就一直面临着各种反对团体。而他们自身的分歧与他们与政府之间的分歧一样大。
在智利，反对派也严重地分裂成一系列政党、派别和同盟。在1983年，温和的中间派反对党能够加入民主联盟（Democratic Alliance）。在1985年8月，一个由12个政党组成的更广泛的团体加入了国民协议（the NationalAccord），要求向民主转型。然而，领导和行动方针之间的冲突连续出现。在1986年，智利的反对派动员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希望在圣地亚哥（Santiago）重演一次刚刚在马尼拉发生的事。不过，反对派分裂了，而且其好战分子吓坏了保守派。正如一位观察家当时所描述的：问题是“这位将军没有受到温和的反对派运动的挑战，因为这一反对派自身没有一位受尊敬的人物来领导。没有智利的科丽。”另一方面，在波兰，情况则不同。雷克·瓦文萨是一位波兰的“科丽”（指菲律宾前总统科拉松·阿基诺），团结工会在十年的时间中的大多数里一直支配着反对派。在捷克斯洛伐克，移转发生的如此之快，以至于反对派政治团体之间的差异没有时间表现出来。
在移转中，民主的温和派在反对派阵营中必须强大到足以成为与政府谈判的可信赖的伙伴。在反对派中几乎总有一些团体拒绝与政府谈判。他们害怕谈判会产生不可取的妥协，他们也希望反对派持续的压力会导致政府的垮台或推翻政府。在1988至1989年间的波兰，右翼的反对团体敦促抵制圆桌会谈。在智利，左翼的反对团体采取了恐怖主义袭击活动，这种恐怖行径瓦解了温和的反对派与政府进行谈判的努力。同样，在韩国，激进派拒绝了政府与主要的反对派团体就选举问题所达成的协定。在乌拉圭，反对派受到了温和的政党领袖的支配，所以极端主义者成不了气候。
要进行谈判，每一方都必须承认对方有某种的合法性。反对派必须承认政府在变革中是一个有价值的伙伴，而已，或者公升、或者是非公开地默认其现有的统治权。反过来，政府必须接受反对派团体作为社会中重大利益的合法代表。如果反对派没有进行暴力活动的话，政府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如果反对派团体，诸如像军政权统治下的政党，在政治过程中以前曾经是合法的参与者的话，那么，进行谈判会更容易。如果政府只对反对派政党使用过有限的暴力，而且在政府内部有一些民主的改革派，而且这些民主派可能与反对派具有共同的目标，那么，反对派也很容易同政府进行谈判。
与变革和置换不同，在移转过程中，政府的领导人常常就政权变革的一些基本条件与反对派进行谈判，而这些反对派的领袖以前曾经被囚禁过：如雷克·瓦文萨、哈维尔、伊巴内斯（Jorge Batlle Ibanez）、金大钟、金泳三、西苏鲁（Walter Sisulu）、曼德拉（Nelson Mandel）等。囚禁他们完全有理由。在监狱中的反对派领袖不可能同政府作对，不论是采取暴力的形式还是非暴力的形式；而相反，他们与政府一直在共处。他们也体验过实实在在的政府权力。那些释放其俘虏的政府领袖们通常对改革感兴趣，那些被释放的人常常也十分温和，而且愿意与以前曾把他们逮捕起来的人进行谈判。监禁也提高了这些以前被囚禁者的道德权威。这有助于他们联合反对派团体，至少可以暂时地做到这一点，并向政府展示他们能够确保其追随者服从他们与政府达成的任何协议。
在巴西转型过程的某个时刻，据报道，戈尔贝利将军告诉反对派领袖，“你们把你们的激进分子管好，我们也管好我们的。”管好激进分子常常要求另一方的合作。在移转谈判过程中，每一方都有兴趣加强另一方的地位，这样它就能够更有效地对付其同一方的激进分子。例如，在1990年6月，纳尔逊·曼德拉就德克勒克总统与白人的强硬派所发生的矛盾作出了评论。他说到，非洲人国民大会呼吁“白人支持德克勒克。我们也试图协助解决反对他的白人这一问题，与有影响的右翼派的商谈已经开始。”与此同时，曼德拉谈到，他自己曾有意会见布特雷奇（Mengosuthu Buthelezi）酋长，而他这种想法以前曾被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的好战分子所否决，而且他必须接受这一决定，因为他是“一位忠诚的和守纪律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德克勒克显然有意加强曼德拉的地位，以帮助他对付好战的左翼反对派。
在就政权变革进行谈判之前，还常常要就进行谈判的条件举行“先期会谈”。在南非，政府一方的先决条件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放弃暴力。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先决条件是政府解除对反对派团体的禁令，并释放政治犯。在某些场合下，先期的谈判涉及到反对派的哪些人物或团体参加谈判。
谈判有时很漫长，有时很简短。这些谈判常常被一方或另一方所中断。不过，随着谈判的继续，每一方的政治前景都更加与谈判的成功相关。如果谈判失败，统治阵营中的保守派和反对派中的激进派就准备把谈判的失败当作资本，以搞垮那些参加谈判的领袖。这样就出现了共同的利益，同时也会感到大家的命运休戚相关。曼德拉在1990年8月观察到，“在某种程度上”，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国民党“现在已变成了一种同盟”。国民党的领袖博塔也同意这种看法，他说，“我们现在在一条船上，当我们翻船落水时，不论是左边的鲨鱼或是右边的鲨鱼都不会把我们区别对待。”因此，随着谈判的继续，双方都变得更愿意妥协，以求达成协议。
他们所达成的协议常常会招致政府中或反对派中的一些人的攻击，这些人认为谈判者让步太多。当然具体的谈判会反映出各个国家所特有的问题。不过，在几乎所有的谈判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交换担保。在变革过程中，以前威权政权的官员几乎从未受到惩罚；在置换过程中，他们总是受到惩罚。在移转过程中，这常常是一个需要谈判来加以解决的问题；例如，在乌拉圭和韩国，军方的领导人要求保证不对他们就任何违反人权的行为进行起诉或惩罚。在其他情况下，谈判所达成的担保涉及到有关分享权力的安排，或是通过选举改变权力的安排。在波兰，每一方都得到保证，可以公开地分享立法机关中的席位。在捷克斯络伐克，内阁中的职位将在双方之间瓜分。在这两个国家，联合政府向共产党人和反对派保证他们的利益在转型期间将得到尊重。在韩国，执政党同意就总统职位进行直接的、公开的选举，其先决条件是，至少有两个主要的反对党候选人应参加竞选，这也可能是一项谅解，但是，它就使得执政党的候选人很可能获胜。
这样，对峙或失败的风险就迫使政府和反对派相互进行谈判；使双方都不至于失掉任何东西的担保就变成了协议的基础。双方都有机会来分享权力，或是竞争权力。反对派的领导人知道他们将不会被送回监狱；政府领导人也知道他们将不会流亡到异国他乡。互相减少风险使得改革派和温和人士相互协作以建立民主。
民主派准则之三：就政权变革进行谈判
供政府中的民主改革派参考：
（1）遵守变革威权体制的准则（见上文），首先孤立和削弱你阵营中保守的反对派，并巩固你在政府和政治机器中的权力。
（2）遵守这些准则，先发治人，并使得反对派和保守派都对你准备做出的让步感到惊讶，但不要在明显的反对派压力下作出让步。
（3）确保军方的领导人或保安部队中的高级官员拥护谈判。
（4）尽力去提高你的主要反对派谈判伙伴的地位、权威和加强温和立场。
（5）与反对派领袖就谈判中的关键问题建立秘密的和可靠的私下协商管道。
（6）如果谈判成功，你很可能将受到反对。因此你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应该是确保反对派的以及与你的政府有关的一些团体（如军方的）权利。任何东西都是可以拿到谈判桌上来的。
供反对派中的民主温和派参考：
（1）如果示威活动能够削弱政府中的保守派，那就随时准备动员你的支持者进行示威。不过，太多的游行、抗议可能会加强他们的地位，削弱了你的谈判伙伴，而导致了中产阶级对法律和秩序的关心。
（2）要保持温和；尽可能具有政治家的风范。
（3）准备谈判，并且如果必要的话，就所有的问题作出让步，但在举行自由和公平的选举上不能让步。
（4）承认你很有可能赢得这些选举，并不要采取那些会使你对国家的统治严重复杂化的行动。
供政府和反对派的民主人士双方参考：
（1）有利于通过谈判进行转型的政治条件未必会无限地存在下去。因此，一旦机会来临，就要抓住机会，并迅速果断地解决中心问题。
（2）应该认识到你的政治前景和你的伙伴的政治前景取决于你们能够成功地就向民主转型达成协议。
（3）抵制来自你们各自那一方的领导人和团体以下的要求：这种要求要么会推迟谈判的进程，要么威胁你谈判伙伴的核心利益。
（4）应该承认你们达成的协议仅仅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激进派和保守派也许会谴责这一协议，但是他们不可能搞出一种会得到广泛支持的替代方案。
（5）如果没有把握，就妥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