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有意无意地始于葡萄牙的里斯本，时值1974年4月25日，星期三，零点刚过25分，这时无线电台突然播出了一支名叫《高山颂》（Grandola Vila Morena）的歌曲。播这支曲子是向里斯本及其周围的军队发出行动讯号，以执行政变计划。这次政变是由一些领导“武装部队运动”（亦称作“尉官运动”，Movimeneo das Forcas Armadas，MFA）的青年军官们精心策划的。政变进行得果断而又成功，只受到了来自保安部队的少量抵抗。军队占领了主要的政府部门、广播电台、邮局、机场和电话局。到上午时分，人群如潮，涌入街头，欢呼士兵，并且把石竹花（又名：康乃馨）插在他们的步枪筒中。到傍晚时分，被废黜的独裁者马赛罗·卡埃塔诺（Marcello Caetano）已经向葡萄牙的新军事领导人投降。第二天，他出逃流亡。这样，在1926年由与此类似的军人政变中产生的独裁终于寿终正寝了。而领导这一政权达35年之久的一位作风严厉的文职官员安东尼奥·萨拉查（Antonio Salazar）却同葡萄牙的士兵们保持了密切的合作。
4月25日的政变无意中成为世界性的民主运动的开端，因为各种政变通常都是推翻而不是建立民主政权。它无意中成为一个开端，还因为建立民主政治不是政变领导者们诚心所为，而且，更不能说他们有意触发一场全球性民主运动。独裁的死亡并不确保民主的诞生。不过，这次政变却释放了一大批大众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力量，这些力量在独裁期间曾受到了有效的压制。在政变后的18个月中，葡萄牙一直处在动乱之中。武装部队运动的军官们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保守派、温和派和马克思主义派等派别。在上述各派别也建立了各自的政党，从持左翼强硬路线的共产党到右翼的法西斯团体都有。六届临时政府相继更迭，政府所拥有的权威一届比一届少。政变与反政变的企图都屡见不鲜。工人、农民们罢工、游行，夺取工厂、农场和新闻媒介。温和的政党在1975年政变一周年的全国性选举中赢得了胜利，但是在这一年的秋天，似乎极可能在保守的北方与激进的南方之间爆发内战。
在许多方面，葡萄牙的革命动荡与1917年的俄国极其相似，卡埃塔诺就是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四月政变就相当于二月革命，青年武装部队运动中的主流派就是布尔什维克，而且也出现了极其类似的大规模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甚至与科尔尼洛夫（Kornilov）阴谋事件一样，斯宾诺拉（Spinola）将军在1975年3月也代表右翼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政变。敏锐的观察家都看到了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在1974年9月，马里奥·苏亚雷斯（Mario Soares），这位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和葡萄牙的社会党领袖在华盛顿会见了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基辛格训斥了苏亚雷斯和其他的温和派，指责他们没有采取果断的行动以阻止左派的独裁。
“你是一位克伦斯基（Kerensky，俄国革命家，1917年任俄国总理，不久被十月革命所推翻。——译者注）……我相信你的诚意，但是你太天真了，”基辛格告诉苏亚雷斯。
“我当然不要当克伦斯基”，苏亚雷斯答道。
“克伦斯基也不想”，基辛格又回了一句。
不过，结果证明葡萄牙的确不同于俄国。克伦斯基派赢了；民主胜利了。苏亚雷斯当上了总理，后来又成为总统。葡萄牙革命中的列宁（Lenin），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亲民主的上校，名叫安东尼奥·拉马罗·伊恩斯（Antonio Ra- malho Eanes），他在重大关头调动了训练有素的部队以产生他所期望的政治后果，他于1975年11月25日粉碎了武装部队中的激进左翼分子，确保了葡萄牙的民主前途。
葡萄牙1974年和1975年的民主运动虽十分富有戏剧性，但却不是独一元二的，在其他地方，也出现了不太显眼的民主潜流。1973年，在巴西（Brazil），埃米里奥·梅迪奇（Emilio Medici）将军政府的领导人们在即将去职之前实施了政治“减压”（distensao，decompression）计划。在1974年，厄内斯托·盖赛尔（Ernesto Geisel）将军指使他的新政府开始政治开放进程。在西班牙（Spain），卡洛斯·阿里亚斯（Carlos Arias）总理谨慎地使佛朗哥（Fran-co）的独裁政权朝着更加自由化的方向迈进，而当时整个国家都在等待着这位独裁者的死亡。在希腊，那群上校的政权内部，各种紧张关系不断升级，最终导致该政权在1974年年中的垮台，并在年底产生了新的一波过渡浪潮中第一个以民主的方式产生的政府。在此后的15年中，这一波民主潮流变成了一种全球性的浪潮；大约有30个国家从威权主义转向了民主政治，至少还另有几十个国家受到了民主潮流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