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精英中进行谈判和妥协是民主化进程的核心。在社会中关键政治力量和社会团体的领袖们相互进行公开或私下的交涉，而且找出可以接受的实现向民主转型的协定，哪怕这种协定尚不尽如人意。当然，改革派和温和派之间的谈判、妥协和协议是移转的中心因素。在移转过程中，这一进程常常是不公开的，因为政府中的改革派开放政治进程和反对派团体调整他们的要求并采取温和的策略来加入这一进程。在领导转型过程的改革派与反对派中的温和人士之间不时地也会达成公开的协议，因为他们愿意吸纳这些温和的反对派。在置换和移转的过程中，亲民主的反对团体在自己阵营内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一旦通过置换而掌权，以前反对派中的温和派通常就会采取一条中间的路线，并对改革派、保守派和激进派作出必要的让步。不论是政府一方，或反对派一方，还是双方首先发起民主化，这些关键性人物在某一时刻，就民主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和所要创立的新体制达成协议。
建立民主所达成的协议有多种形式。在巴西、秘鲁、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的转型过程中，其特点一般是“在反对派和试图实现从威权政权向民主转型的官方看守阵营之间达成暂时的谅解”。这些谅解通常只是就“一些程序，主要是在转型过程中的程序上（主要是选举）的基本规则的默契”。在其他例子中，政权的变革与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于1957年与1958年间在第二次浪潮中的转型相类似。在这两个国家，相关的各方之间通过谈判达成了公开的协议。在西班牙，胡安·卡洛斯和苏亚雷斯领导的政府控制了转型的过程，但是政府和反对派也搞了一场“妥协的政治”，以便在制宪会议中达成协议，协议的内容涉及新民主体制的宪法框架和就1977年11月所签订的蒙科洛协议（Pact of Moncloa）达到一致。在这一协定中所有相关的政党，包括社会党和共产党都同意一项全面的经济纲领，其中包括限制工资、货币贬值、金融政策、增加公共投资、限制社会保障、税收改革、工会活动、管理国有企业和其他事项等等。在波兰，团结工会和共产党在圆桌会议中通过谈判在1989年3月和4月间签订了协议。在匈牙利，政府和反对派领导人通过谈判在1989年的夏天签订了“三方”协议。在那一年秋天的晚些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府和反对党领导人也就向民主转型的安排达成了一致意见。在乌拉圭，军方和政党领导人在1984年8月签订了海军俱乐部协议。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主要的参加者都是政府和反对派政党的主要领导人。在许多个案中，也会与社会中主要社会和组织力量的领导人物达成公开的协议，或是默契，这些领导人除来自军方外，还有来自商界、工会，必要的话，还来自教会。
不论是否通过谈判签订明确的协议，但是，若主要的参加者中间在权力资源上不存在重大的差异，如果各方的领导人能够有效地控制其追随者，那么，达成某种公开的协定或默契，则更为容易。如果谈判是在人数较少的领导人中秘密进行的，也更容易达成协议。在西班牙，即使在制宪会议中，正如西班牙人所说的，一些关键的安排仍然是“在幕后”通过谈判而达成的。在波兰，圆桌会议的谈判是相对公开的。但是，最重要的许多问题却是在“秘密的、对等的和远离大众传播媒介的”华沙郊外马格达伦卡（Magdalenka）的一幢别墅里讨论的。“参加秘密会谈的人比参加公开会谈的人要少得多。”谈判双方的领袖，基斯查克（Czeslaw Kiszczak）将军和雷克·瓦文萨，偶然只是在公开的场合露面，就“迅速地前往马格达伦卡，然后在那里进行私下的会谈”。在有关私下会谈方面只“发布一些含糊其辞的和充满外交辞令的公报，就像是直到最近一直还在交战的两国大使之间所发表的公报那样”。正是在这种会议上，共产党和团结工会才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协议。
如果谈判中所达成的妥协“令各自的追随者不能接受”，那么，这种妥协常常会为政治领袖制造一些难题，在西班牙就是如此。苏亚雷斯强调，在西班牙有必要突破“少数西班牙人可以把一切强迫给大多数人”的那种旧格局，而且应该形成一种有容乃大的共识。不过，正如另一位政府领导人所指出的，“在不同政党之间所达成的协议导致了西班牙社会对各政党的不满，因为那时的西班牙各政党没有能够充分地履行利益代表的功能。”一家共产党的杂志评论到，共产党因为“我们队伍内外出现的失望情绪”而深深困扰，因为“所有的政党都以一个调子说话”，而且“在共产党中也不再有明确的共产主义的特征。”在1980年的玻利维亚，基层的工会会员“普遍地批评”他们的领袖与军方和政治领袖就转型选举所签订的协约；在1990年的尼加拉瓜，反桑蒂诺派的工会会员同样因为被当选总统查莫罗（Violeta Chamorro）意任命奥尔特加（Humberto ortega）为武装部队总司令而感到“被出卖”。在波兰，团结工会和共产党的长期支持者们因为这两个组织的领袖达成的妥协而与他们疏远。共产党中的保守分子攻击雅鲁泽尔斯基“向反对派让出了太多的权力”，攻击他放弃了“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团结工会在群众大会上攻击瓦文萨与政府进行谈判，而且，那些激进分子也抨击瓦文萨，嫌他“努力与左翼当权者达成妥协”。团结工会的支持者们特别反对工会领导支持雅鲁泽尔斯基担任波兰总统。团结工会的一位首席记者评论到，由于1989年就组成政府所进行的谈判，“双方都害怕他们各自的选民。……而且，事物的逻辑把共产党和反对派推入了密室，以躲过公众私下达成安排。”在匈牙利，有共产党和反对派圆桌会议在1989年9月所达成的协议的主要内容受到了持不同意见的反对派的挑战，并在两个月后举行的一次公民投票中遭到了否决。
威权政权的垮台总是让人兴高彩烈；民主政权的创立则常常使人幻灭。那些通过妥协才创立这种政权的少数政治领袖们很少能够逃脱说他们“出卖了”其选民利益的指责。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不满的程度也是他们成功的标志。波兰学者拉门托维奇（Wojtek Lamentowicz）问到，“有两派被人为提合在一起，而且都是寡头式统治的政治力量，他们之间的配合怎么能使得在一个国家实现民主呢？”不过，这种方式也许是最有效的方式。在第三波中，民主制度常常是由那些愿意为了取得实现民主这一目标而不惜出卖其追随者的领袖们所缔造的。
在多数实现民主化的国家，最重要的妥协或许是所谓的“民主交易”，即在参与与节制之间的交易。在导致民主化的或明或暗的谈判过程中参与的范围被扩大了，而且更多的政治人物和团体有机会竞争权力，并根据明确的或私下的谅解而赢得权力，在这一谅解中，他们答应在策略和政策上持温和态度。在这种意义上，第三波重复了欧洲第一波民主化中的经验，那时，工人阶级和社会党放弃了他们对暴力革命的信条，使他们的政策变得温和，这样使他们获得了选举权。在十九世纪末的意大利，乔安尼·基奥里蒂（Giovanni Giolitti）劝说人们采取一条“通过加盟而实现非激进化”的政策。在二十世纪后期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节制是“权力的代价”，这些国家的社会党人“赢得了他们的胜利，并通过非激进化实现了对曾经与之不共戴天的敌人的宽容。”
根据定义，威权政权会严厉限制政治参与。在威权体制中的统治集团常常认为某些反对派的领袖和政党特别讨厌。民主化则要求认可这些集团为政治生活中合法的参与者。数十年来秘鲁和阿根廷的军方一直用武力压制阿布里斯派和庇隆派，以防他们获得或运用权力。在八十年代，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军方不仅认可他们那些旧的对手参与政治，而且最终认可他们获得权力。在希腊的转型过程中卡拉曼里斯在就职后的几个月时间内就使希腊的共产党合法化。由于面临更为困难的局势和右翼政变的严重威胁，苏亚雷斯也在1977年4月使西班牙共产党合法化；胡安·卡洛斯在确保武装部队“勉强认可”共产党的合法化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在乌拉圭，海军俱乐部协议使得左翼的广泛阵线（the Broad Front）合法化。在巴西的转型过程中，对1964年以前的那些老政治领袖的禁令在1979年被废除，而且，立法机关在1985年也使得以前曾被宣布为非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合法化，并赋予文盲以投票权。在1989年，智利选民投票修正了他们的宪法，以使共产党合法化。在1987年的土耳其，先是议会，后是全体选民废除了军方的法令，这些法令禁止100位政治家参与政治。在1990年，南非解除了对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禁令，被囚禁的政治领袖也获得了自由，流亡人士也被允许回到他们自己的祖国。
民主交易的另一面是那些参加交涉的领袖和团体在战略和策略上的节制。这常常要求他们同意放弃暴力或任何主张革命的信念，接受现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基本制度（如私有财产、市场体制、军方自治和天主教会的特权），通过选举和议会程序来获得权力和推行其政策。在西班牙的转型过程中，军队认可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为西班牙政治的参与者，社会党人认可了资本主义，共产党人也放弃了他们的共和主张，并接受了君主制和为天主教会所作的特殊安排。冈萨雷斯（Felipe Gonzalez）通过在1979年说服他的社会主义追随者放弃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效忠，从而为三年后选举的胜利铺平了道路。在西班牙，马里奥·苏亚雷斯也同样领导社会党人进入了权力中心。他在1983年作为包括保守党在内的执政同盟的首脑重新掌权之后认可了“放弃马克思主义、集体主义以及国家主义倾向的必要性，而他们政党中的一个重要派别特别坚持这些倾向，”冈萨雷斯还实施了一个非常严厉的紧缩政策。在希腊，帕潘德里欧抛弃了那些“更为激进的和更加富有正义的立场”，而他在过去一直采纳这一立场，而且他在就职之后行动也很节制。在秘鲁，秘鲁人民革命同盟采取了中间的立场；在阿根廷，庇隆派转向了右翼；在波兰，团结工会先是走中间道路，然后又转向偏右。在巴西，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与政府的政治游戏进行配合……而且反对派也极其温和。甚至在选举（cassacoes）成功之后，巴西民主运动仍然有效地劝说其更加激进的成员保持温和。”在1988年的智利，就皮诺切特举行的全民公决的运动中，反对派联盟同样的采取了一条有意而且公开的温和路线。
这样，新的参与者和以前的左派的非激进化大大地有助于向民主的转型。如果那些在新政权中第一次掌权的人不是在政治上与以前的威权统治者十分疏远的话，也会有助于向民主的转型。卡拉曼里斯对反共的希腊军方来说，是一位可以放心的温和的保守派。苏亚雷斯对激进的葡萄牙军方中的至少某些分子来说是令人放心的、温和的社会党人。胡安·卡洛斯和苏亚雷斯有着不容争辩的佛朗哥主义保守性格特色。埃尔文（Aylwin），一位天主教民主派，保守得足以让智利的军方满意。从总体上说，保守派和中间派的领袖首先获得政权有助于从非共产党的威权政权向民主转型。随后掌权的社会党领袖也以同样的方式使得实现经济改革和紧缩政策更为容易。
政治领袖们在达成妥协方面的意愿和能力常常受到其社会中对妥协所持的流行态度的左右。有些文化比另一些文化似乎更倾向于妥协，而且对妥协所寄予的合法性和价值在一个社会中会随着时间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在历史上，西班牙人、波兰人和韩国人显然更讲究原则和荣誉，而不太相信妥协。至少可以预设，这种强调的悲剧性后果，加上经济发展导致了到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止这些国家在民族价值观上的变化。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政治领袖们都表现出对妥协之必要性的欣赏，以求使得他们国家迈向民主。例如，当朝鲜的执政党和反对党就新宪法达成协议时，据报道，“由两党组成的谈判委员会在今天作了一些被韩国人认为其政治中极其鲜见的事情，即他们妥协了。”当这种稀罕事变成现实时，民主化就会在一个社会中出现，当这种现实变成寻常之事时，民主制度就稳定了。
从历史上看，在一些国家中建立民主的第一次努力常常失败；第二次努力却经常成功。这种格局的一个理由可能是前车之辙后车之鉴，而且，在好几个案例中被证明确实如此。委内瑞拉在第二波中是一个戏剧性的例子。在委内瑞拉历史上，第一次建立民主的实质性努力发生在所谓的“三年期（trienio）”，即1945－1948年中。在1945年，军方的政变推翻了独裁者，建立了民主政治，并在以后的三年中一直由改革派的民主行动党（Accion Democratica，AD）来领导。民主行动党的政府追求一种激进的政策，这种政策使得许多集团背离了他们，而且导致了极端的两极分化。“三年期的民主因为在主要的社会和政治团体之间缺少某种信任感和相互保障感而存在重大缺陷……。由于其多数派地位得到了保障，民主行动党的领袖们完全忽视了与一些重要的少数派进行妥协的必要性，不管这些少数派在规模上多么小。”
这样，第一次民主的尝试就在1948年的政变中终结了。十年之后，当军方的独裁者吉米内斯将军去职之后，民主行动党和其他民主集团的领袖们采取公开行动“来减少政党之间的紧张和暴力，强调利益和程序，而且，尽可能地从政治舞台上消除生存与合法性的问题。”1958年成功地进行民主化的领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在1945年领导过不成功的民主化的那些人。他们从自己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他们在1958年所采取的行动反映了他们“承认从三年（1945－1948）民主的崩溃中所吸取的教训。”
在第三波向民主化转型的过程中，在妥协和克制的必要性方面也出现了类似的经验教训。例如，在西班牙，据报道，胡安·卡洛斯是一位关心“君主制为什么会在1932年垮台的政治领袖。他要避免他祖父所犯的这个错误。”共产党的领导人们也相信他们必须避免在三十年代所犯的错误。他们中的一位说道，“过去的记忆迫使我们考虑到这些环境因素，即奉行一条克制的政策……我们不能肆无忌惮地表达我们的意见。因为这些意见会被误解，或者显得有些极端主义的倾向。”在1983年，阿根廷向民主的和平转型同样“意味着在阿根廷与1971－1973年的转型相比有一个微妙的学习过程在起作用，在1971年和1973年间，政治舞台上的许多派别都诉诸了暴力。”在秘鲁，军方和秘鲁人民革命同盟（APRA）也经历了类似的学习过程。在1981年，波兰的团结工会曾转向激进的方向，威胁直接推翻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权；政府用军管法和镇压来回应，宣布工会为非法，并监禁了其领导人。七年之后，双方都吸取了教训：激进主义导致镇压，压制也行不通。这样，他们都诉诸了一条节制的和妥协的政策，从而把波兰在1988年和1989年引向了民主。
先进的民主化人士不仅从以前实现政权变革的那些人士中获得了滚雪球般的推动力，他们也从其他人以前的经验中吸取了教训。拉丁美洲人和东欧人心悦诚服地吸取了西班牙模式中的节制作法。在移转过程中，政府和反对派中的主导集团都不得不诉诸妥协和节制。移转更可能发生在第三波的晚期而不是早期，这意味着卷入到第三波民主化中的那些社会团体也许已经从其他人以前的经验中学到了妥协的可取性。在韩国，反对派从菲律宾和平的人民力量中吸取了教训，政府从马科斯的命运中学到了妥协的好处。捷克斯洛伐克的移转在某种程度上，正如阿什所描述的：
是受益的一方，在那里所发生的是中欧长达十年
的学习过程的累积——波兰是第一个，但是付出了最
深重的代价。发生了一场学生游行抗议？当然就像在
波兰那样。非暴力？这是中欧所有反对党的第一戒
律。傀儡政党获得新生？在东德就是如此。召开“圆
桌会议”来谈判向民主的转型？在波兰和匈牙利就是
如此。如此等等。在政治上，捷克斯洛伐克具有经济
历史学家们所谓的“落后的优势”。他们可以从其他
人的范例以及从他们自己的错误中汲取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