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是民主运作的方式。在第三波中，选举也是削弱和终结威权政权的一种途径。选举既是民主化的目标，也是民主化的工具。民主化是由那些威权统治者实现的，这些威权统治者基于某种原因冒险来举行选举，民主化也是由反对团体所缔造的，他们力主进行选举，并参与选举。第三波的教训是，选举不仅是民主的新生，而且也是独裁的死亡。
在威权统治者的政绩合法性衰落时，他们就常常受到日益增加的压力，并且日益试图通过选举来重新恢复他们的合法性。倡导选举的统治者们相信，他们要么能够维持他们的政权，要么能够维持他的统治或其同伙的统治。结果几乎总是令统治者们十分失望。除极少数几个例外，与威权政权有牵连的政党和候选人，在由该政权发起的选举中通常都会失败，或是表现很差。这些选举的结果常常使得反对派的领袖和政府的领导人都感到惊讶。在第三波的15年中，这种“意外选举结果的”模式极其普遍。它几乎出现在所有三种类型的转型过程之中。请看下列案例。
（1）作为其减压政策的一部分，盖赛尔将军允许巴西在1974年11月举行公平竞争的国会选举。执政党国家革新联盟（the Alianca Nacional Renovadora，ARENA）希望会轻易地战胜反对党巴西民主运动（MDB）而取得胜利，一直到10月“还没有几个消息灵通的政治观察家们敢打赌说执政党会输”。不过，选举结果“出乎每个人的意料之外，包括那些最乐观的巴西民主运动战略家们。”巴西民主运动又在国会下院的选举中使其代表席位翻了一番，在参议院的代表中几乎增加了3倍，而且对州立法机关的控制也从一个州增加到6个州。
（2）在1977年1月的印度，一直行使紧急状态权的英迪拉·甘地突然要求在3月份举行议会选举。甘地是印度政治的风云人物，但是贾纳塔（Janata）反对派联合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且在国大党历史上第一次失去了执政党的地位，只赢得了全部选票的43％，也是她第一次获得了少于40％的选票。
（3）在秘鲁，1980年5月举行的转型选举中军政府支持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党（APRA），并通过了选举法，以求提高其代表席位数。不过，选举产生了“意外的结果”。“美洲人民革命同盟在选举中失败了，只获得了27％的选票。”最疏远军方的反对党人民行动党（Accion Popular）赢得了“意外的胜利”，获得了45．5％的选票，赢得了总统的职位、国民大会中的多数席位和过半数的席位。
（4）在1980年11月，乌拉圭的军政府就所通过的新宪法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这部新宪法将赋予军方对政府的政策享有一项制度化的永久否决权。“使军队意外的是”，公众以57％比43％的选票拒绝了这部新宪法。这一结果“使军方和反对党同样感到意外”。两年之后军政府授权选举各主要政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军方的反对派取得了全面的胜利，而军方的一个亲密的助手、以前的总统阿雷科（Jorge Pacheco Areco）仅获得其政党中27．8％的选票。
（5）在阿根廷，转型的军政府在1983年10月举行了全国选举。由阿尔方辛领导的激进党以史无前例地获得全部票数的52％赢得了另一场“意外的”胜利，而该党长期一直批评军方。另一个主要政党庇隆派的候选人“与军方有着公开的或私下的瓜葛”，仅得到了40％的选票。在阿根廷历史上，庇隆派第一次在自由选举中失利。
（6）在1983年11月，土耳其的军政府举行了一系列的选举，以便把政权还归文官统治，政府的领导人组织并公开支持国民民主党，该党由一位退体的将军领导。不过，“使土耳其军事统治者意外的是，不该赢的人赢了。”国民民主党又举行了第三次选举，结果更糟，只得到了23％的选票，而反对党祖国党却囊括了整个选票的45％。
（7）在1985年2月，韩国就国民议会进行了选举，新组成的反对党新韩国民主党（the New Korea Democraticparty）的表现“意外突出”，赢得了立法机关中276席的102席。在此之前曾进行了一场“由政府严密控制的竞选运动，反对党曾指责说，进行公平的投票是不可能的。”
（8）在1985年，巴基斯坦的军事统治者齐亚·哈克将军组织了议会选举，但起初禁止政党提名候选人。而各政党又正式抵制这次选举。尽管在这种环境下，“那些在军管政权下盘踞高位的大量候选人或那些被认为是齐亚支持者的候选人都遭到了失败。”
（9）在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在1988年10月就他能否继续统治举行了选举。在选举前的一年，消息灵通的人士认为，他可能会“取得压倒性的胜利。”由于经济复苏对其有利，将军本人也自信会取得胜利。但是随着竞选运动的开展，反对党动员了公共舆论来反对他。选民们以55％对43％的选票拒绝了皮诺切特将军继续执政8年的提议。
（10）在1989年3月，苏联选民70年来第一次有机会自由选举其国家立法机关的代表。结果十分让人惊讶，“那些位居要津的人受到了令人心碎的挫折”，列宁格勒的党委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基辅、利沃夫和明斯克的党内头目、几个地区的党棍以及至少两位军事司令员和共产党中的其他领导人物都在选举中受挫。
（11）在1989年6月波兰的选举中，团结工会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压倒性胜利，赢得了参议院中100个席位中的99个，众议院可供竞争的161个席位中的160席。35名等额的高级政府候选人中有33人没有得到选举所要求的50％的选票。选举结果被形容为“令人意外”，而且据报道说，政府和团结工会的支持者们都怀着“难以置信的”心清接受这一选举结果，因为他们对这一结果“毫无准备”
（12）在1990年2月的尼加拉瓜，由查莫罗领导的国家反对联盟（the National Opposition Union，UNO）在选举中压倒性的胜利迄今为止是最令人惊讶的。它被普遍地形容为是一次“意外的选举败北”和一次“尼加拉瓜民意的意外表达”，这一结果“使得许多政治分析家们感到意外”，并产生了“惊讶不已的桑蒂诺派”。尽管有人希望桑蒂诺派会从其所控制的政府以及从其所控制的资源中受益而可能会轻而易举地在选举中取胜，查莫罗却在9个行政区中赢得了8个区选举的胜利，并以55．2％对40．8％的选票击败了丹尼尔·奥尔特加。
（13）在1990年5月缅甸军方的国家法律与秩序恢复委员会（State Law and order Restoration Council）3O年来第一次举行了多党参加的选举，然而选举结果“完全令人惊讶”，而且完全是“一个意外”。反对党全国民主联盟（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NLD）赢得了“令人意外的压倒性的胜利”，在国民大会485个供角逐的席位中赢得了392个席位；军方支持的国家统一党（National UnityParty）只赢得了10个席位。在竞选期间，国家民主联盟的领导人及其400位活动家仍然被监禁，而且该党也受到了一系列的限制和骚扰。
（14）在1990年6月阿尔及利亚独立28年来举行的第一次多党选举中反对党伊斯兰救国阵线（IslamicSalvation Front）“取得了令人意外的成功”，而北非和欧洲的官员们却对这一成功“保持意外的沉默”。伊斯兰救国阵线赢得了对32个省和853个市镇会议的控制。以前一党独大的政党国家解放阵线（the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只赢得了14个省和487个市镇会议的控制权。
在所有这些个案中，威权统治者主动进行了选举，但是，要么在选举中失利，要么在选举中远不如他们和其他人所期望的那么好。在威权统治者举行公平选举以及他们或他们的朋友公正地赢得胜利的地方会出现这种例外吗？一个不太明确的案例是1980年9月在智利举行的公决。在这次公决中，有68％的选民通过了由皮诺切特将军所提交的一部宪法。不过，反对派受到了严厉的限制。没有选民登记，也没有有效的方法来对选举中的舞弊行为进行监督。在1987年的韩国，由军政府所支持的候选人卢泰愚以36％的相对优势击败其他三位候选人当选为总统。另外两个反对派的候选人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军人统治，他们俩总共获得了54％的选票。如果他们把双方的力量联合起来，他们就有可能赢得选举。
意外选举结果模式的一个更为重要的例外是在1990年5月、6月和7月分别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蒙古举行的选举。在罗马尼亚，国民救国阵线在齐奥塞斯库垮台后接管了政府，并在5个月之后，即在1990年5月举行的选举中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在保加利亚，统治这个国家达数十年之久的共产党更名为社会党，并赢得了对大国民议会的控制。在蒙古，共产党的总书记和其他高级官员被更换，反对派也组成了，这样，在竞争性的选举中，共产党赢得了议会60％－70％的席位。在所有这三个个案中取胜一方的领导人物都是共产党政权的官员。
这些不同于意外选举结果模式的情形可作什么样的解释呢？有三个相关的因素。第一，这些新领袖们疏远了以前的威权统治者。显然，齐奥塞斯库或日夫科夫都不可能在1990年该国举行的公正选举中取胜。国民救国阵线的领袖伊利埃斯库（Ion Iliescu）一直是齐奥塞斯库政权的一位官员，但是被驱逐出了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保加利亚的姆拉季诺夫和他的助手亲自把日夫科夫这位长期的独裁者逐出权位；他们一直是改革派，致力于搞垮保加利亚变革过程中的保守派。在蒙古的领导层也出现了不太剧烈的人事变革。
第二，在竞选和选举中强制和欺诈也许起着重要作用。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国际观察家们被分割开来，这样执政团体可以不公正地试图影响选举；这种尝试显然在罗马尼亚比在保加利亚更为常见。在这两个国家，外国观察家们发现存在着一些强制的因素和不公正的做法，但是他们一般的看法是，这些并没有决定性地影响到选举的结果。
第三，这是社会的特征，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城市的中产阶级群体是第三波国家中推动民主化的主要力量。在1980年，罗马尼亚人口中只有17％生活在总人口超过50万的城市中，例如，相比之下，在匈牙利这一比例为37％。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农业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于第三波中的其他东欧和南欧国家，也低于第三波中的一些东亚和拉美国家。蒙古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游牧社会，其人口的四分之三居住在其唯一的大城市之外，而且公路里程不足600英里。在所有这三个国家中，反对党在城市中很强大；而接替共产政权的政党在农村赢得了胜利，这提供了足够的票数足以让他们重新掌权。一个国家在威权政权举行的选举中是否产生意外的结果是测验这个国家是否达到能足以支持民主政权所需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一个标志。
意外选举结果的格局中，由威权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型的频繁性产生了三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威权统治者或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集团会在这些选举中一致失败？最明显的、也可能是最有效的、最合理的答案是，他们输掉选举的原因与民主国家执政党在选举中失败的理由一样，因为他们掌权的时间太长了。所有的领袖最终都会失去他们当初得到的支持和合法性。公众们会寻找一个可以替代的人物或政党。但在最令人意外的选举中选民们显然对现行的威权统治者投了抗议票。他们可能投票反对现行的威权制度。他们也许也不会给民主投赞成票。不过，他们不可能投票反对当政者而不去投票反对现行体制。在许多工业化民主国家，当政者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受到的挫败没有毁掉民主；他们更新了民主。相比之下，威权统治者在选举中的失败通常意味着威权政权的彻底垮台。
在结果意外的选举中，投票的抗议特征反映在反对派联合的微妙性质上。代表着完全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并对威权具有不同程度牢骚的个人和团体联合起来投票反对该政权。反对派常常是由许多政党临时拼凑的联盟，它们极少有共同之处，除了他们共同反对现任统治者。例如，在尼加拉瓜和智利，反对派联盟是由14个政党组成的，其观点包括极端的左翼到极端的右翼。在执政党赢得选举的保加利亚，反对派同盟包括16个政党和运动。在许多选举中主要的反对党是一个新的和刚成立的政党，而且，不论其主导的意识形态观点是什么都能够充当新的和声誉不错的工具，可供选民们表达对现政权的怨恨和挫折。例如，在1990年，阿尔及利亚的多数人不可能坚决效忠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过，选举伊斯兰救国阵线却是表达其反对统治阿尔及利亚达30年之久的执政党的有效方式。此外，还存在着一种寡妇女儿的现象。性质不同的反对派团体围绕在已成烈士的国民英雄的那些仍然活着的女性亲属周围：如科拉松·阿基诺、贝纳齐尔·布托（BenazirBhutto）、微奥莱塔·查莫罗、昂山素姬（Aung San SunKyi）。这些领袖以戏剧般的手法展现了善的义举和现行政权之恶，同时提供了一种具有磁力般的象征和人格。而围绕着这种人格，各种持不同意见的团体能够团结起来。从全部情况看，公众极少会错过对长期执政的威权统治者表示抗议的机会。
第二，在这种意外失败的既定格局下，为什么威权统治者会举行他们很可能会失败的选举呢？他们似乎受到了一系列因素的驱使，其中包括察觉到在国内恢复其日益衰落的合法性的必要性、民主价值在全球和他们社会中的流行以及对国际尊敬与合法性的期望（其象征是在白宫南草坪上受美国总统的正式欢迎）。此外，在多数情况下，举行选举的风险无疑似乎小得多。威权政权通常很少提供反馈机制。独裁者们也就自然倾向于相信他们能够获得公众足够的支持，能赢得他们的拥护。当然，威权领袖们也控制着政府，控制任何被允许存在的政治组织和充裕的财政经费；因此，有理由断定，他们能够击败那些看上去十分弱小、基础狭隘、组织程度不高和支离破碎的反对派。威权统治者自然而然地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怎么会输呢？”在很大程度上，第三波的民主化的浪潮是靠独裁者的虚假信心所推动的。
威权统治者们相信，他们能够赢得他们所举行的选举，这种信念无疑受到了他们感到自己能够操纵选举程序的程度的支撑。他们通常使用三种方法。一些领导人试图通过影响选举的时机来影响选举的结果。他们和他们的反对派通常都认为，选举进行得越早对政府越有利，因为选举可以被有效地组织起来，并引起公众的关注，而越晚举行的选举会越有利于反对派，因为这给予了反对派充分的时间去组织起来，去寻求公众的支持和动员其支持者。马科斯进行了一次“拍快照式的”选举，希望反对派会瓦解，或是没有做好准备。在巴西，反对派支持延期原定在1980年5月份举行的都市选举，因为他们担心他们还没有为选举做好准备。在波兰的圆桌会议谈判中，政府主张尽早选举，而团结工会答应这一安排则被看作是作出了一个重大的让步。在匈牙利，政府要尽早地举行总统直选，因为政府认为其可能的候选人伊姆雷·波茨盖依有极高的可能性和很好的取胜机会。反对派担心这种情况会真的变成现实，于是，提出了一项建议，主张就这一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在这场公决中，公众们同意通过议会来选举第一届总统。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人担心，尽早举行选举可能会给共产党人带来好处；在1990年2月的罗马尼亚，反对派说，他们要推迟原定在5月举行的选举，因为他们还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时间来为选举做好准备。
政府和反对派在选举时间这个问题的立场中所隐含的逻辑是十分明确的：反对派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为选举做好准备。不过，很少有经验证据支持这一逻辑。例如，回过头来看一看，土耳其的第二波民主化。政府把选举提前到1946年7月，以便“在［反对党」还没有可能全部组织起来之前把它搞垮”，但是，这个反对党在那些选举中表现极为出色。在1985年2月韩国的选举中，反对党新韩国民主党只是在选举前的数周才成立，却在选举中赢得了29％的选票，在国民大会的187个选举产生的议席中赢得了67个。公平地说，费迪南·马科斯输掉了他的这一次快照式的选举，团结工会在早期的选举中也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这次选举是他们在很勉强的情况下同意的。但是，上述证据并非结论性的，但它显然不支持这样一个命题，即政府总是从尽早举行的选举中受益以及反对派会因为参与这种过早举行的选举而受挫。
其次，威权政权常常通过制定高度有利于政府的选举制度以及骚扰、恐吓反对派和通过在竞选中动用政府掌握的资源在选举中舞弊。当然，若是走到了极端，这些做法会使政府获胜，但实际上却把选举变成了儿戏。不过，在上面所列的多数结果意外的选举中，掌权的集团不时地作出很大的努力来使选举对他们有利，但是这并不成功。在从1974到1984年的十年之间，巴西政府定期地修改其有关选举、政党和竞选的法律，以希望制止反对派力量的稳步增长。这没有成功。当然，这方面的证据也是残缺不全的，不过，它明确地表明，除非操纵选举的作法被搞到了极端，否则，就不可能保证政府在选举中胜利。
如果仅靠操纵选举时间和程序还不够，那么，威权统治者们剩下的选择办法就是去直接舞弊和偷票。如果想干的话，威权统治者可以窃取选举结果。在过去，他们常常能够悄悄地、以不显眼的方式偷票，这样，尽管大家都知道选举中有偷票行为，但是没有人能证明。例如，在1978年7月玻利维亚的选举中，班泽尔（Banzer）将军就进行了“大规模的舞弊行为”，以安排他的候选人佩雷达·阿斯朋（Pereda Asbun）将军正好获得了选举所需要的50％的选票。不过，随着第三波的推进，民主化变成了一个获得公认的全球政治现象，新闻媒介也寄予它以更多的注意，选举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际监督。
到八十年代末，外国观察家们在几乎所有的转型选举中出现已为人们十分熟悉，而且必不可少。在一些国家，这种观察团是由联合国、美洲国家组织（the organizationof American State）或其他政府间的组织所派遣的。在另一些国家，一些民间的组织提供这类服务。到1990年为止，全国民主党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National Democratic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组织了跨国的观察团，已在13个国家参与了第三波的民主选举。由美国国会和其他立法机关所派出的代表团也出现在一些国家。前总统吉米·卡特在好几个这种代表团中起了积极作用，并使这种代表团增加了权威。
外国观察家们使得政府难以（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悄悄地和秘密地僭取选举的结果。不过，正如在菲律宾和巴拿马出现的那样，露骨地作手脚会使选举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而这种目的是要提高统治者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如果政府拒绝允许‘心平的”外部观察者来监督投票，这样的作法本身就变成了他们在选举中舞弊的证据。外国观察家现象的出现和流行是八十年代的一项重要发展，而且大大地提高了选举在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性。
那些倡议举行选举来支撑其衰落中的合法性的威权统治者处于一种不能取胜的地位。如果他们公平地做游戏，他们就会面临“出乎意料的”挫败。如果他们以非极端的方式操纵时机和程序，他们也可能失败。如果他们窃取选票，他们就会失去合法性，而不是得到合法性。导致他们进行选举的理由及日益下降的合法性和反对派的压力也是他们在选举中失败的原因。对他们面临的这种没有出路的困境，马泰将军，即智利空军的总司令在1988年的选举之前，曾有很好的表述：“如果政府的候选人赢了，任何人都会说其中有诈。如果他输了，每个人都会说，这是一场公平的选举。所以，能够证明这是一场绝对公平的选举对我们比对任何人都更为重要。”在1990年，桑蒂诺派也对选举的胜利抱有类似的信心，感到有必要举行公平的选举，并邀请了许多外国观察家，这样，他们能够作证，证明选举的公平性和他们所取得的胜利。这两次选举的结果都证明了马特海的论点。威权统治者只有通过举行结束他们政权的选举才能通过选举使他们的政权合法化。
第三，由政府所倡议的选举也给反对派团体形成了难题。他们是该参加选举还是应该抵制呢？在威权统治者意外失败的既定格局下，反对党有什么理由不利用成权统治者主办的选举所提供的机会呢？当政权正在进行转型时，这些问题通常不会产生：如果民主改革派掌权，并果断地向变革过程迈进，如果军政府的领导人们公开声称，他们将回到兵营，如果政府和反对党的领袖们就移转过程达成一致意见。在这些情况下，主要的反对派团体通常没有理由不参加选举。
在另一个极端上，民主反对派若是接纳威权政府所指定的职位，就会无甚收获，反而为这类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如果他们接受了这种职位，他们就背离了他们的选民，并使自己依附于威权统治者。例如，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政府和南非的博塔政府，都试图引诱反对派接受任命性的咨询会议中的职务。从促进民主的观点来看，波兰和南非的反对派领导人正确地拒绝参加这种机构。民主反对派通常也不参加毫无权力或仅仅是政府工具的立法机关的选举。例如，在1973年，帕帕多普洛斯试图通过允诺进行议会选举来支撑其政权。但是，希腊政党的领袖们拒绝参加。被宣布为非法的中心联盟党（Center Union Party）首脑乔治·马沃斯（George Mavors）说得很好：所许诺的“选举只有一个目的：使独裁者合法，并用阉割的议会来掩盖它，而这种议会没有权辩论，更没有权决定国家的任何重大事项。”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当保守的政权或自由化的政权号召举行选举时常常就会出现是否抵制的问题，而这种政权是否真的决心实行民主化，其动机还不太明朗。例如，菲律宾的反对派领袖们就是否响应马科斯在1978年和1984年倡议举行的国民大会选举和1986年倡议的总统选举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而且意见分歧很大。多数，但并非所有的南非黑人政治领袖们都敦促抵制1983年和1988年的都市选举，亚洲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政治领袖们就是否参加1984年和1989年的议会选举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分裂。四个反对党中有三个反对党敦促抵制1974年多米尼加的总统选举，因为贝拉盖尔政府似乎没有多少诚意愿意交出权力。在美国政府的敦促之下，反对党抵制了1984年尼加拉瓜的选举。巴基斯坦政党领袖们敦促抵制在开始自由化之初所举行的1985年国民大会和齐亚政权。两个主要反对党（阿尔及利亚民主运动[the Movement for Democracyin Algeria]和社会主义力量阵线［the Socialist ForcesFront］），但是不包括伊斯兰救国阵线都敦促放弃1990年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地方和省级选举。
保守派或自由派政府发起选举主要是为了提高其政权的合法性或延长其执政期限。确保至少有一些反对团体参加这样的选举对政府来说至关重要。例如，马科斯欢迎贝尼基·阿基诺决定参加1978年的国民大会选举的竞选，尽管此时他仍被判处死刑而关在狱中，“因为这会使竞选的作法合法化”。因此政府常常试图击败抵制的努力。在巴基斯坦1985年国民议会的选举中，“任何反对选举的宣传或是煽动抵制选举的行为都被宣布为将受到法律追究的犯罪行为”，而“各家报纸在1985年2月也接到命令，不得发表任何赞同抵制选举的声明。”在1988年的都市选举中，南非政府同样地“取缔任何主张抵制选举的反对派团体，并宣布敦促个人抵制选举的行为为非法。”
抵制运动改变了选举问题的性质，使之从投谁的票变成了是否投票的问题。这些努力的成功的程度因地而异，取决于支持抵制选举的反对派的联合程度、公众对政府动机的察觉程度和公众以前在投票方面的经验。多数的南非黑人以前从未投过票，因此，在合格的黑人选民中只有20％的人在1983年的都市选举中投了票，在1988年中也只有30％，这种情况毫不令人惊讶。大约有30％的有色人种选民和20％的印度选民参加了1984年在南非举行的议会选举，而且1989年的投票率也相对较低。在多米尼加共和国1974年的选举中，放弃投票的比例也高达70％。
有些抵制的努力却不太成功。在西班牙，一些主要的反对派敦促西班牙选民抵制在1976年12月就政治改革举行的全民公决。但还是有77％的选民去了投票站。不过，这次选举是由显然忠于民主改革的政府所发起的。在1984年5月菲律宾的国民大会选举中，尽管左翼的反对团体呼吁选民不要投票，但是还是有80％的选民投了票。在1985年，巴基斯坦的国民选举受到了政党的抵制，但是还是有许多反对派候选人当选了，因此，这些政党随后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敦促放弃选举上犯了一个错误。大约有40％的合格选民没有参加1990年阿尔及利亚的地方和省级选举。
作为民主反对派的一种战略，抵制选举的功效和智慧又是什么呢？一个成功的选举未必会结束威权政权，或是使政府下台。但是它会减少其合法性，这也是政府为什么会对抵制的努力作出如此强烈反应的原因。另一方面，不成功的抵制也是反对派势单力薄的一个证据。更重要的是，选举常常意味着放弃了机会，选择了一个不太有效的出路，而不是发出一个有力的声音。参加选举竞选运动自身常常提供了一种机会来批评政府，动员和组织反对派的支持者并向公众求助。但是这种效果取决于政府在何种程度上加以限制，参加选举也是政治活动的一种动力，而且威权政权可以通过政治活动被更迭或是拉下台。如果选举是以最低限度的公平方式进行的，那么反对派常常会干得极其出色。在最好的情形下，它会赢得“意外的”胜利和推翻该政府。即使作不到这一点，反对派的候选人在巴西、中国台湾、墨西哥、菲律宾、巴基斯坦和苏联由威权政权发起的选举中发动了有效的攻势。
即使温和的反对派在选举中取得不大的成功，也可以被用来削弱政府。培平·科胡安科（Peping Cojuangco）认为，菲律宾反对党应该参加1984年国民大会的竞选，尽管他们显然不会赢得多数，因为“如果你这次获得30个[国民议会的议席]，人们就相信你能够在下一次翻番。”在七十年代的巴西，政府限制反对派的竞选活动，并改变选举规则以阻挠反对派。不过，作为反对党的巴西民主运动尽力而为地去参加了每一次选举，逐步扩大了其在立法机关中的力量，并最终控制了各级立法机构，同时用已经取得的地位来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朝民主化的方向挪动，因此，就日益被人们视为可以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替代政府。同时，它的活动也为政府中的民主改革派有效地对付军队中的极端保守派的顽抗助了一臂之力。
在南非，主张抵制选举的人大大地减少了人们参加1984年议会中有色人种和印度裔议员的选举。不过，至少那些被当选的人有效地利用了他们的地位来发起对种族隔离的攻击。1985年的议会会议废除法律规定的种族之间的婚姻和性的有关法律关系，以及禁止组成多种族的政党。议会也放松了对黑人在城市地区居住和就业的限制。议会中的有色人种和印度裔议员给这些变革提供了“很大的动力”。有色人种组成的工党领袖阿兰·亨德里克斯（Allan Hendrickse）“通过把有色人种的候选人推荐进了印度裔议会，从而迫使博塔先生举手反对那些禁止组成多种族政党的法律。工党也许还协助放松了‘通行证法’，该项法律控制非白人的流动，同时鼓励一个黑人社群抵制政府迫使他们离开世居家园的计划。”接着，亨德里克斯利用他所控制的议会中的有色人种院要求博塔总统废除群体区域法来回报亨德里克斯同意修正宪法，以把1989年的议会选举推迟到1992年。博塔拒绝同意这一交易，因此选举依旧在1989年举行。在南非和其他地方，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用各种方法向政府施加压力，并同他们就有利于民主改革的事项与政府讨价还价。
最倾向于抵制选举的是那些反对民主的激进反对派。菲律宾和萨尔瓦多的叛乱分子就拒绝选举。反对派组织，如巴勒斯坦解放组织（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PLO）和八十年代的非洲人国民大会（ANC）也曾拒绝参与选举，不论这种选举多么有限，或多么不公平，像这样的团体很可能被一些不反对用一个非民主政权来替代另一个非民主政权的领袖们所把持。在1984年菲律宾的选举中共产党控制的国家民主阵线（the National DemocraticFromt）领导了针对科拉松·阿基诺和其他参加反对马科斯政权的选举的民主候选人的抵制运动。他们也明确在竞选期间加强对暴力的使用。一位共产党领袖说道，“参加这些选举的反对派不过是机会主义者，真正的反对派是抵制派。”他说得对。他的“真正的反对派”是既反对马科斯政权，也反对民主。他所谓的政治机会主义者在用选票，而不是用子弹来复兴菲律宾的民主。
第三波的教训是明白无误的：那些想要继续掌权的威权领袖们不该举行选举；那些需要民主的反对派团体不该抵制威权领袖们所发起的选举。
在向民主转型的过程中选举通常会促进政治温和路线。这些选举为那些愿意获取权力的反对党和那些想要保持权力的执政党向一条中间路线靠拢提供了动力。在1975年4月的第一次选举中，葡萄牙的选民们果断地拒绝了激进的马克思主义派的建议，并支持温和的中间派政党。两年之后，西班牙的选民们在他们的第一次选举中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这次选举被形容为“温和路线的胜利和对变革路线的希望。”在希腊、萨尔瓦多、秘鲁、智利以及其他地方的选民们同样地只给左派的革命家们提供了微不足道的支持，当然，尼加拉瓜的选民们剥夺了左派的权力。除极少数几个例外，公众们不断地拒绝旧的威权统治和那些与他们有牵连的政权，也拒绝那些试图取代这些政权的极端主义者。“不要独裁者，也不要革命家”，这是第三波转型选举中选民们的一个座右铭。
选举是摆脱威权主义的一种途径。革命是摆脱威权主义的另一种途径。革命家们通常拒绝选举。非洲人国民大会一位主战派的头目在评论南非1988年议会选举时说道，“我们不该让傀儡组织来提出候选人，我们应该用革命的暴力来阻止黑人与他们合作。”葡萄牙共产党领导人阿尔瓦罗·冈哈尔（Alvaro Cunhal）在1976年归纳了两条道路之间的对比：
在葡萄牙革命中，有两套动力以完全不同的特征
介入进来。一方面是革命的动力，是由物质的力量，
不论是民众的或军事力量的介入而产生的，它们直接
改变了形势，征服并运用了自由，击败并推翻了法西
斯主义者，扼制了反革命的企图，并带来了深刻的社
会和经济变革，以试图建立一个服务于革命的国家
（包括军事组织在内的）权力机构，这些机构将保证
民主过程，并对革命性的变革作出响应。
另一方面是选举过程，即通过普选中的抉择来建
立权力机构，它趋向于使社会变革服从于以前的宪法
上的合法性，而不承认军队对政治生活的干预，以及
大众对革命过程的创造性的或主导性的介入。
在第三波中，“选举的动力”使得许多国家摆脱了威权主义，走向了民主；“革命的动力”使得国家从一种威权形式走向另一种威权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