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威权官员的犯罪行为通常与一个更广泛的、更持久的、政治上也更严重的问题交织在一起，而这一问题是许多新民主国家所共同面对的：即约束军方政治权力，并使得武装部队纳入忠于为国家提供外部安全职守的职业组织。新民主国家的文武关系问题常常呈三种形式中的一种，这取决于威权政权的类型、军方的权力和转型过程的性质。
一党独裁国家的军队除尼加拉瓜这个明显例外和波兰这个部分例外，通常都处于党的严密控制之下。军队不试图发生政变，也没有在国家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一些独裁国家，多数军方官员属于执政党，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和分支机构充斥军队各级，党的最高领导人决定军事和其他政策。在接替这些政权的民主国家的存在问题是，把军队同政党分离开来，并用军队对民主多党制的服从来取代军队对一党的服从。在东欧国家，党军分离相对平稳。在苏联，就军方的“分离化”出现过剧烈的争论；并在1990年通过法律改变了总政治部（the Main PoliticalAdministration）的职能而没有触及党的基层结构问题，尽管有人认为，“在民主国家的军队中没有组织来灌输某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不过，在总体上，接替一党独裁的民主政权在确立文官控制上面临的问题少于在军政权和个人独裁后出现的民主国家在这方面所面临的问题。
在被取代的（即在转型过程中被推翻的）或是在个人独裁下变得高度政治化的军方，所出现的问题有所不同，而且更为严重。在这些军队中，中低级的官员通常具有高度成熟的政治观点或政治意识形态，他们对失去的权力和地位愤愤不平，并感到来自在新民主政治中活跃的或占支配地位的势力的威胁。因此，他们常常从事于各种政治活动，旨在推翻新的民主政权或迫使在其领导成员或政策上发生变化。当然，最具有戏剧性的政治活动是军事叛乱或政变企图。
企图进行政变或认真地策划政变至少出现在七十年代中期至八十年代末期的10个已经民主化国家中。在尼日尔和苏丹，政变成功了，军政权在他们几年前倒台的地方又重新确立起来。不过，应当对两种政变作出区分，一种是针对已察觉的民主体制的失败而发动的政变，另一种是针对民主化未来的成功所策划的政变。尼日尔和苏丹的政变更像前一种，而不是后一种。尼日尔的政变发生在一次声名狼藉的选举之后，这场选举把权力又还给了一位普遍认为腐败而又无能的总统；苏丹的政变发生在无能的文官政府执政三年之后，在这届政府期间，这个国家的经济和动乱问题都极大地恶化了。在危地马拉和厄瓜多尔，也出现了政变的企图，在这两个国家，军队曾经自愿退出了权力。这些努力似乎与军队内部的斗争有关。在危地马拉，由选举产生的文官政府之所以能掌权，显然是得到了武装部队的默许，1988年5月和1989年5月两次政变企图很快都被政府和军方领导镇压了，而大多数人却怀疑这场政变策划者的动机。正如一位著名的危地马拉政治家所评论到的，“唯一的解释是，这是一个孤立的集团。军队是此一（民主化）过程的所依赖力量，他们没有发疯——他们仍然被牢牢地控制着。”
频繁出现政变企图的另一类完全不同于危地马拉的国家，是那些武装部队因遭到失败蒙羞，或被个人独裁者政治化的国家。据报道，在希腊发生了7次政变企图或阴谋；在菲律宾也出现了7起政变企图或军方的叛乱；在阿根廷有5起；在西班牙有3起。不过，在1974年到1990年间，除了尼日利亚和苏丹这种模棱两可的案例之外，没有一个民主化的政府被军事政变所推翻。
既然新民主国家都明显脆弱，为什么又难以被推翻呢？通过政变推翻一个政府通常需要获得军内高级军官或重要的民间团体或重要的外部势力，或其中这些力量的某种结合的支持。反民主化的政变策划者主要是中级军官。这一级军官常常进行接二连三的政变努力：在阿根廷，有阿多利科中校和塞内尔丁中校，在菲律宾有侯纳森上校，在西班牙有特赫罗中校和博什中将。在所有这几个国家，最高军事领袖都支持政府，或至少并不支持政变企图。政变策划者通常不能够动员重要的民间团体或外国政府的支持。在这些方面，第三波民主化中转型期间的政变企图显然不同于第二波回潮中的成功的政变。例如，最严重的反民主化政变努力之一发生在1989年12月的菲律宾，并出现了广泛的战斗和人员伤亡。一些政治领袖暗中支持政变，他们又不敢积极地支持；一些关键的社会团体则反对这一政变。国防部长拉莫斯将军和许多高级军官也是如此。在紧要关头，美国决定性地介入了，而且，用美国战斗机从空中遏制亲政变的军队。
在总体上看，民选政府易于被政变推翻的程度因该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而不同。在农业社会和贫穷的社会，有政变倾向的军官们常常会在社会精英中找到积极的支持和合作。随着土地所有者和主要资源提取者权力的下降，以及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权力的增长，军事政变的社会基础也会随之削弱。在秘鲁，维拉斯科军政权的农业改革扫除了地主精英，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对此后的民主政权的政变威胁。在西班牙，商界领袖和其他社会精英反对军事政变，支持民主。阿尔方辛认为，在阿根廷，“政变几乎总是具有文武共谋的特征”，阻止政变的关键是打破军方和社会团体之间的联系。不过，真正的关键是改变阿根廷社会中社会团体与正在出现的数量上占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的变化中的平衡关系，这些中产阶级不再依靠军方来保护他们反对庇隆派工会组织化的权力。因此，在1985年5月和1987年4月，复活节周危机传出政变威胁时，阿尔方辛能够动员成千上万的支持者走上布宜诺斯埃利斯的街头来代表他进行示威。聚集起来的民众力量扼阻了军队的火力。在1974年8月，希腊民主转型的第一阶段，军事领袖最初违抗卡拉曼里斯要求一些坦克部队撤离雅典的命令。卡拉曼里斯回答道，“要么你们把坦克撤出雅典，要么人民将在宪法广场上决定这一问题。”坦克撤走了。如果在希腊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团体仍然是地主，或数量上占统治地位的集团仍然是农民，那么，结果很可能就不一样。
推翻新民主政府的企图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政变的策划者没有能够赢得他们旁边的中产阶级和政治联盟中其他团体的支持，而正是这种联盟使得民主化成为可能。事实上，政变企图是由少数军队中极端保守分子所采取的绝望性的后卫行动。就像1944年12月的亚丁斯攻势（Amenes offensive）一样，这种攻势只不过是在已经输掉战争后想改变事物进程的努力。针对新民主政权的政变企图只不过是民主化正在发生作用的一个标志。这种尝试的失败也是民主化正在成功实现的一个标志。
尽管在1974年到1990年，没有一个政府被转型政变所推翻，但是政变的努力和军方的反叛的确偶尔也影响到政府的行动。在危地马拉，1988年5月的政变和在阿根廷1987年4月和1988年12月的政变企图是旨在迫使最高军方领导人的人事变革，当然也有其他目标。在后两个国家中，他们实现了他们的目标。在1987年4月，阿根廷的复活节叛乱也使得政府实施其“正当服从法”，有效地排除了因违反人权罪起诉现役军官的做法。这些政变企图是持不同意见的军官可以迫使政府撤换其官员或改变其政策的一种方式。政府通常在对待政变策划者上持宽大态度。在西班牙，特赫罗和博什被判处30年监禁，但这是例外。一旦被起诉并被判罪，政变努力的领袖们通常会受到相当轻的处罚，而基层的参与者则通常根本不受惩罚。
政变的举动是心怀不满的军官们的一种最极端的政治行动形式。这些军官们不时地从事其它更正常的政治活动。例如，在1981年2月到1982年10月间，西班牙的政变企图中，在中低级军官中流露出不满。大约有100名低级军官和军士签署了一项公开宣言，抗议军队强制征兵的做法，并认为，军队“应该更好地完成其使命，而不必去职业化、民主化或受到清洗。”据报道，只是在高级军官采取了严厉的行动之后才制止了几百名其他军官签署这一宣言。在危地马拉，1988年5月政变企图的前几周，一个匿名的军官团体发表了一个来自“山地军官”的公告。
葡萄牙和菲律宾的武装部队也在威权统治期间被严重政治化了。在这两个国家，中级军官结成联盟来促进改革或民主，葡萄牙的尉官运动和菲律宾的改革武装部队运动（the Reform of the Armed Forces Movement，RAM）。尉官运动是结束卡埃塔诺政权的关键性团体；改革武装力量运动在推翻马科斯政权中也可能是关键团体，要不是阿基诺先行在选举中取胜的话。一旦在这两个国家出现政权变革，许多曾站在反对独裁最前线的军官们同样会反对继任的民主政府。这种军队反对派的连续性最集中地表现在菲律宾的侯纳森上校身上，他是改革武装部队运动的重要成员，曾领导两起反对阿基诺政府的政变，在葡萄牙则有萨雷瓦上校（Col．Otelo Saraiva de Carvalho），他是尉官运动的思想领袖，并在1980年后联合组成了四二五人民力量阵线（the April 25 Popular Forces， PF－25），这是一个对葡萄牙民主政权发动恐怖主义攻击的地下团体。在1983年，其他军官构成了非暴力的平行组织。四二五联合会以保持尉官运动当初的激进性为革命目标。据报道，这一组织在现役的和退休的军官中有着实质性的支持。
随着时间的推移，针对新民主政权的政变企图便变得越来越少了。测量民主巩固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见下文）是通过选举实现政府由一党向另一党的转移。在希腊和西班牙，左派政党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党在后来所取得的胜利导致了政变的传闻和后来显而易见的政变企图。由于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意识形态在葡萄牙的军方中十分流行，葡萄牙保守的社会民主党获得权力也导致了类似的揣测。不过，到八十年代中期，这三个国家都超越了转型期间政变易于成功的阶段。这并不意味着政变在这些国家将永远不可能得手。如果民主体制没有产生最低限度有效的政府，或是如果重要的社会团体脱离了亲民主的联盟，政变企图会再次出现。不过，这些政变就不会是转型期间的政变了。其目标是民主，而不是民主化。
那些在军政权自愿退出后上台的民主政权通常会面临一些不同类型的问题。他们不仅会面对有离心离德和心怀不满的反对民主化的军官们所可能策划的政变，而且也面对着使得民主化成为可能的军方领袖们持续保留下来的权力和影响。正如上面所说明的，这样的军事领袖事实上已经提出了他们放弃职位的条件。新民主政权下民选领袖面对的问题是把军方的权力和特权削弱到与宪政民主的运转所相容的水平上。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如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要做到这一点很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在萨尔瓦多，遏制军方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要靠美国政府的力量，而不是文职总统杜瓦尔特和克里斯蒂尼的力量。在其他军方是民主化发起者的国家，新政权要慢慢地减少军方的特权，就像在那些军方成为民主化的受害者的国家那样，新政府也会慢慢地减少军方的政变企图。
在土耳其、巴西、智利、葡萄牙、尼加拉瓜和其它国家，势力庞大的军方试图保留在后转型阶段的权力和特权，这对宪政民主人说，也许被认为是“反常的”。首先，他们要求在宪法中作特殊的规定：即提供法律、秩序及国家安全来“保护共和国的制度秩序”（智利）或“保护革命的政府”（葡萄牙）是军方的责任。隐含在这种规定中的是他们自己的军事领袖可以干预政治，或采取行动（包括可以想象得到，废弃民选政府的可能性）来确保这些责任得到履行。
第二，军政权的行动在某些国家不可逆转。例如在土耳其，军方颁布法令，规定他们在1980年到1983年期间所颁布的631项法律不能改变或受到批评。取消军管的权力也被授予给武装力量的头头。在智利，军政府通过法律规定军方有权利购买或出卖设备及财产，而不必得到政府的同意。
第三，有时也会建立由军人把持的政府机构。例如，葡萄牙宪法规定，成立革命会议（Council of theRevolution），其成员来自武装部队，并向政府提供建议，以及裁判是否合乎宪法。在土耳其，曾经是军政权权力中心的国家安全会议（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也得到了改组，现在由退休的军官担任成员，充当总统的顾问会议。
第四，高级军官们自己也不时地在新的民主政府中担任关键职务。在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国家，军官们会担任由文职总统领导下的内阁职务；在巴西，22到26个内阁成员中，有6名是军官。在议会制或半议会制的政权中，像葡萄牙的伊恩斯和土耳其的埃夫伦这样的军官，他们两人都指挥了向民主的转型，并担任总统，同时也介人与文职总理就各自职务的权限而发生的权力纠纷。在智利，威权政权下的总统皮诺切特将军继续在民主政府中担任总司令。在尼加拉瓜，威权政府的国防部长奥尔特加继续作为民主政府的总司令，这样，桑蒂诺派维持了他们对军官团的支配和控制。
第五，军方常常企图保障军方在未来的自治地位，特别是在人事和经费上的独立，而免受由选举产生的文人政府的控制。在巴西，军方要确保他们对其军官的提拔加以全面控制。智利军人也颁布法令，武装部队和警察总司令在七年以内不得罢免，规定新选举的政府不能减少军队的规模，以及武装部队可以确定自己的预算。智利的例子给尼加拉瓜的军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讨论建立一个选举后军队与新选举的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关系所遵循的模式时，桑蒂诺派的领袖和军官们公开地谈论像智利这样的国家，并把自己摆在这个国家军事独裁者皮诺切特的角色上。”不过，桑蒂诺派的做法超过了皮诺切特，并颁布了一项法令（其公布的日期可能是在他们交出权力之前，但可能是在此后起草的），这项法律使得桑蒂诺派的权力得以提高，并得到永久的保障。这项法律还赋予武装部队总司令，而不是总统以任命新的司令员的权力；总司令也被赋予包括其权力在内的任命所有军官的权力，采购武器、设备和其它财产的权力，以及组织和部署军队获得和建造军事设施以及通过经商来满足部队的需要，并编制军事预算的权力。
像这样的安排是对民选政府正常权威的重大侵犯。从总体上看，这对一些新民主政权倒有可能更容易确立对有叛乱倾向的军队的控制，因为这类军队比持合作态度的强大的军队更为软弱。尽管与在民主化过程中持合作态度的军方相比，也许会企图延续他们的权力，但记录表明，在中等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军方的权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缩小。例如，在葡萄牙，军方首先起誓推翻了独裁者，并在此后控制政府达两年之久，而且在葡萄牙的公众中也享有较高的声望。然而，军方权力的制度表现形式——革命会议——在1982年被废除了，同时还通过《国防法》（Law of National Defense）使得军方服从对议会负责的内阁。总统的权力受到了约束。苏亚雷斯，即伊恩斯上校最大的反对者，接替他担任总统。在革命成功的10年之后，葡萄牙的文武关系“接近了一种可取的文官控制的模式”。
在巴西，军方虽然放弃了对政府的控制，但是他们的权力和声望丝毫没有受到损伤。巴西的第一位后军人时代的民选总统卡洛尔以发表若干政治声明为理由逮捕了一位重要将军，同时，惩戒了另一位前军人总统的兄弟，因为他袒护那位将军，并且把内阁中军方代表由6名减少为4名。此外，他还减少了主要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theServicio Nacional de Informaces，SNI）的规模，这个情报局曾经由一位将军来领导，现在却置于一位文官的执掌之下。文官人员也取代军官担任总统府的职员，并且还把文职人员放在处理负责像核电和亚马逊州（the Amazon）这样的关键位置上，这两个问题以前军方都极其关心。科洛尔总统还戏剧性地减少了军事预算，并拒绝增加军方的生活费，这在军队中产生了巨大的不满和抗议。心怀不满的军官们威吓政府，不过，不是用政变，而是用诉讼的方法。在秘鲁，军方在历史上也是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然而，藤森总统在1990年7月掌权之后，果断地解除了海军和空军的头目。在智利，不可轻视的皮诺切特将军在交出总统职位后不到一年时间内面临了他家人对他贪污的指控，并据报道，智刮一位首席政治家观察道，考虑作为一名军队司令员退休，“皮诺切特将军是一只猫，不是一只虎。”
在土耳其，军方一直被看作是受尊敬的国家机构，并被看作是凯末尔世俗共和国价值精神的化身。然而，在1987年，即军方放弃其政治权力4年之后，一次公民公决把这些权力又交给了文职的政治领袖，包括两位以前的总理，而军方曾禁止他们两人介入政治。在文官政府下的总参谋长也在1987年7月终止了《戒严法》。与此同时，厄扎尔（Turgut Ozal）总理革去了即将上任的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并用更受他所青睐的另一位军官取代。一位土耳其的观察家评论道：“三年前当文职人员刚刚重新得势的时候，向军方发难是不可想象的。现在，人们已表现出更多的勇气和更多的自信。”1989年，土耳其重演了一次发生在葡萄牙的权力转移：文人总理厄扎尔取代了埃夫伦将军作为共和国的总统。土耳其在历史上军方头目和文职领袖之间一直就政策问题存在冲突，而且总是后者让步。不过，在1990年的一次史无前例的行动中总参谋长在抗议厄扎尔总统有关波斯湾危机和伊斯兰原激教主义的政策之后辞职了。在他们放弃权力6年之后，“士兵的传统特权显然被更多的批评和行动所侵蚀。”
在那些军方相对弱小或知识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民主的运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政变企图的次数。在那些强大而又持合作态度的军方的国家，民主的运作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减少军方从威权统治那里继承的权力和特权。在这两种情形下，都会发展出一种“正常的”文武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新民主政府对军队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的影响。在好几个国家，第一届或第二届民主政府首先主动制订了一项全面的纲领来确立对武装部队的文官控制，以及使军队职业化，把他们从内部安全的使命重新调整力外部安全的使命、消除人员过多和非军事性的责任、确保他们的职业制所应得到的地位和尊敬。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冈萨雷斯和他的国防部长塞拉、阿尔方辛、加西亚和阿基诺都推动了一项军队现代化和职业化的全面纲领。这些纲领通常是胡萝卜与大棒的结合，至少对军方在以下五个方面产生了影响。
第一，职业制。像许多其他建制一样，军队也会形成独特的价值、信念和态度。在职业化的军队中，这些价值通常接近一种保守的军事观。这种观点承认军方的职能有限，而且认同文官控制。不过，在许多威权国家，军方的观点常常被高度政治化了。在佛朗哥的领导下，西班牙的军方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右倾的意识形态，完全不同于多数军队的那种“常态保守主义”，而是强调父权，强调集中，强调反自由主义、反共产主义，强调罗马天主教和传统的社会价值。西班牙的军官们对民主几乎没有提供什么支持：在1979年的选举中，有15％以上的军人把票投给了右翼的政党，而右翼的政党在整个大选中的得票率不足7％。在1981年，据估计，有10％的西班牙军官是坚定的民主派。在葡萄牙，军官队伍中占支配地位的团体坚持左翼的、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菲律宾的改革武装部队运动的军官们要求对他们的社会、政府和军队进行剧烈的改革，并在是否通过由民主的手段来完成的问题上持含混的态度。在阿根廷和拉美的其他国家，军队中弥漫着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情绪，这通常也意味着反社会主义和反自由主义。在南非，40年以来，军队一直是种族隔离国家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忠诚捍卫者。土耳其的军方是土耳其凯末尔主义的世俗的、民族的和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且，尼加拉瓜的军队显然也完全效忠于桑蒂诺派的革命信条。东欧的军队则充斥着那些至少自称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的军官。
用非政治的职业伦理来取代这种高度政治化的世界观是新民主政府的当务之急。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大量的努力、足够的时间，并承担一定的风险。新政府试图通过倡导、灌输、训练、改革军校的课程设置和修改晋升制度来促进职业价值观及强调军方脱离政治的重要性。在希腊，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两人都表明了严格的职业制的必要性，卡拉曼里斯任下的国防部长亚维罗夫（EvangelosAveroff）曾经评论道：“我对他们（指军队）用民主的优点进行了广泛的洗脑。我想，没有一个军官在我面前，我没亲自对他说过三遍。”军队非政治化的重要性是帕潘德里欧的一个固定话题。他说道，“政府决定不允许任何通过在军队中进行政治活动来瓦解武装部队的做法，这是一个全方位的警告，没有任何例外。”智利的埃尔文总统在就职后的第一个月非常直率地告诉皮诺切特将军，要他“使军队不要介入政治”。桑蒂诺派和即将就职的全国反对派联盟之间达成了一个协议。这项协议规定，“武装部队必须具有职业特征，而不属于任何政党。”胡安·卡洛斯、阿尔方辛和阿基诺都反复强调军队完全脱离政治的必要性。
为了强调这一点，新政权的领导者们试图改变军事训练和教育制度。帕潘德里欧采取行动修改了军事院校的课程设置，以强调职业制和告诫极权主义的危险性。阿尔方辛推动了阿根廷军校中教学思想的改革，并在军事院校中引入了由文官来教授民主政治下武装部队之角色的做法。阿基诺政府建立了一个新的全国训练中心来强化菲律宾军队的职业制和战斗技能。冈萨雷斯振兴了西班牙的军官教育，以努力把它们提升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the North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NATO）中的盟国的那一职业水平层次上。在西班牙、希腊和其它地方，民主领袖们鼓励旧军官退休，并加速提拔年轻的、更有职业化倾向的军官，同时强调功绩，而不是强调资历来作为提拔的标准。
第二，使命。要使军队非政治化就有必要使他们回归到履行纯军事使命上。在许多国家，武装部队有一系列五花八门的与军事安全无关的职能。新民主政府几乎毫无例外地试图消除他们的军队中与军事无关的职能和内部安全的职能，而把军队的注意力转向捍卫该国的外部安全使命上。在阿根廷，阿尔方辛总统采取行动把阿根廷兵工厂（Fabricaciones Militares）交给文职人员而不是武装部队控制，这是一家巨大的工业联合体，也是该国最大的雇主，它经营国内的航线，制造许多民用产品和军事设备。他的继任者卡洛斯·梅内姆在1990年制订了一项计划，来出售八家公司，包括一家钢铁厂、一家造船厂和几家石油化学公司的军方股份。在希腊，政府采取行动结束了军队对电台和银行的控制。另一方面，巴西的类似行动在实现民主化之后却受到军方残留影响的阻碍。
如果可能存在外部的安全威胁因素，那么，对军队的使命进行重新调整就容易进行得多。土耳其军方在1960年、1971年和1980年三次干预之后让出权力的速度之快在某种程度上显然是与它关注于假想的苏联威胁有关。希腊军方在1974年放弃权力之后仍然不仅完全集中精力履行它在北约承担的责任，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应付它的北约盟国土耳其的威胁。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俩人都采取了高度的民族主义立场，这主要是用来取悦于希腊军方。他们强调希腊在北约中的独立角色，并试图减少军方对美国的认同和依赖。帕潘德里欧十分强调土耳其的威胁，以及由此产生的希腊军方要培养其职业技能的必要性。他的政策主要是用来“制造一种能够使得军方专注于应付与东方永久的‘敌人’发生战争可能性相关的事务”。
北约对西班牙军队所起的作用类似于土耳其对希腊军队所起的作用。它是外部安全使命的来源之一，同时也是要求西班牙军队进行新的活动和激发军队的士气和荣誉感的源泉。正像马德里的一位防务分析家所形容的：北约“被当作是武装部队的工作疗法。在佛朗哥的领导下的数十年来，他们一直被拒绝与周围的文明国家交往。现在，突然他们被允许与北约国家的高级军官们坐在一起，他们被邀请参加战争演习，他们获得了新的武器来玩一玩。他们也受到了尊敬。”菲律宾、秘鲁和萨尔瓦多的军队都显然有重大的国内叛乱需要去应付，尽管经验表明，反叛乱战争的挫折及其政治性会在军官队伍中产生意识形态和扮演政治角色的动因。
在不断地把军队的活动方向调整到针对安全威胁上来的同时，新民主政府还试图重新部署军队，这样他们可以更好地驻防在保卫国家，而不是推翻其政府的地方。阿尔方辛解散了驻扎在布宜诺斯埃利斯的阿根廷第一军，并把其所属单位转移到这个国家的其他基地。冈萨雷斯的国防部长塞拉采取行动把西班牙军区的数量由九个减少到六个，并建立了若干个机械化旅。这样把军队调离了主要城市。军官队伍中的强烈抵抗迫使推迟这些计划的实施。到1987年底，阿基诺政府把许多师和旅的总部调离了城市，部署在乡村，以更有效地对付游击队叛乱。不过，在葡萄牙革命成功十年之后，军队仍然缺少任何重大的安全使命，而仍然部署在“里斯本和其他城市附近的基地中”。
我们已经注意到，民主政府未必比威权政府更爱好和平。不过，民主国家几乎从未同其他民主国家作战。而新的民主政府常常试图解决长期的国际争端。在阿尔方辛和梅内姆政府执政期间，阿根廷同英国和智利的关系都有了改善。随着民主在西班牙的降生，直布罗陀已变成英西关系中一个不太棘手的问题。但若是民主政府解决了国际争端，他们也许就会失去外部的使命，而这种外部使命会减少军队干预国内政治的可能性。从文官控制的立场上看，这些国家同传统的敌人都能和睦相处。
第三，领导与组织。最初的和继任的民主政府通常会撤换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这对那些势单力薄而又政治化的军队最为重要，因为新的民主领导人必须能够依靠最高军队领导人的忠诚。当那些最高军队领袖已经自愿放弃职位，这时撤换军队领导人就不太重要，因为在他们后上台的民主政权的成功与他们利害悠关。不过，在这两种情形下，民主领导人通常都会采取果断行动以撤掉现有的军队领导人，用那些可以指望得到其忠诚的人来替换。这种情形发生在希腊、西班牙、葡萄牙、阿根廷、菲律宾、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波兰。不过，在阿根廷，阿尔方辛也由于受到军队的压力，包括政变的企图用军方更能接受的人来替换一些他任命的人。
民主领袖常常也会通过改变其防务部门的结构来加强其控制。在西班牙，第一届民主政府在1977年2月建立了一个参谋长联席会议（joint chiefs of staff）来达成这一目标。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一目标，其继任者建立了国防部长的职位和国防参谋总长的职位来体现总理“管理、指导和协调”军队事务的权利。在秘鲁，加西亚政府建立了国防部长职位，在巴西，科洛尔政府也许诺要这样做。在葡萄牙，由军方担任成员的违反常规的革命会议被废除。在尼加拉瓜，即将下台的桑蒂诺派和即将上台的查莫罗政府已达成一致意见，即认为军队应该“接受共和国总统的命令，就像宪法和法律中所规定的那样”，查莫罗总统亲自担任了国防部长的职位。在希腊，帕潘德里欧也同样既担任总理又担任国防部长。不过，在智利，皮诺切特将军坚持作为军队的总司令，他只向总统，而不向文职的国防部长报告工作。
在建立国防部长职位的过程中，新民主政府设了一个职务，而这种职务通常更适合任命文官担任，他们若是按兵种建部，至少在拉丁美洲这种职务通常由军官来担任。通过建立国防参谋总长的职位，新政府会建立一个职位，这样他们可以获得比建立军种首长职位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他们可以任命一个显然支持民主的军官担任这一职务。在希腊和西班牙，民主政府任命了海军上将来担任这些职务，以钳制军队中的主要影响。而且，海军这一军种通常不太具有政变倾向。
第四，规模与设备。威权国家的武装部队总是有人数多而装备差的倾向。除希腊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外，新民主政权通常会采取行动减少军队的经费和人力。在西班牙、阿根廷、尼加拉瓜、秘鲁、乌拉圭、葡萄牙，军队建制的总体规模也都得到了重大的削减。在西班牙、阿根廷和希腊，大量的高级军官被迫退休，而且人员过多的军官团的人数也大大减少。军事预算在许多国家遭到了削减；例如，阿根廷的军事预算从占国民生产总额的6％下降到国民生产总额的2％。不过，在希腊，前两届民主政府都维持了军费预算和人员的水平，原因是在塞普路斯都存在着持续的对抗。在智利，民主化的条件不允许削减武装部队。不过，在尼加拉瓜，查莫罗政府的领袖们，包括桑蒂诺派担任的总司令奥尔特加将军都执意把军队的人数从70，000人削减35，000至40，000人。
在秘鲁，加西亚政府削减了几项重大的武器采购计划，包括已订购的26架幻影——2000型喷气战斗机。不过，对许多新民主政府来说，武装部队的现代化具有高度的优先，而且，他们会履行甚至扩大采购新设备的计划。这主要用来既加强军队的对外取向，又促进军队对新政权的满意感和支持。例如，在西班牙，佛朗哥统治下军队的设备既落后又陈旧，而民主政府发起了许多重大的投资和现代化计划。在希腊，帕潘德里欧“试图使军备来源多样化，并提高武装部队的武器装备、组织和通讯系统的质量”。在阿根廷，阿尔方辛继续执行了由军人集团所订购的新设备的重大购买计划。
第五，地位。在所有的国家，军官们都十分关心他们的物质、地位、工资、住房、医疗和其他待遇，也关心他们在其国家公众眼中的地位和声誉。新民主政府通常对这些关心较为敏感。不过，在对待物质待遇方面，他们不会奉行一种一成不变的政策。加西亚政府减少了军官的工资，军队中对低工资和其它方面的抱怨导致在1989年初出现政变的传闻。在阿根廷，军人的真实工资在民主政府执政的前四年间下降了40％而大概导致了阿根廷军官的不满和政变倾向。西班牙的冈萨雷斯和菲律宾的阿基诺都增加了军人的工资。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也增加了希腊军人的薪水、住房、医疗和退休待遇。
民主领导人也作出努力来提高军队的声望和士气，并向军官们保证政府和国家对他们的服务感到满意。在希腊，卡拉曼里斯和他的国防部长频频“赞扬武装部队的爱国主义和对法律及宪政进程的忠诚”，帕潘德里欧不仅任命他自己为国防部长，还“几乎每天都亲临武装部队总部，在那里，他也是一名军官”。他还要求作为总统的卡拉曼里斯“在军队中扮演更看得见的角色”。阿尔方辛政府的领导人在他们就职后的第一个月里就认为有必要纠正军队中的这样一个看法，即新民主政府和文官阶层用轻视或敌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胡安·卡洛斯、阿基诺、阿尔方辛、科洛尔和新民主政权的其他领导人都利用各种机会来做出姿态同军队站在一起，并强调他们职务的军方性质、访问军事设施、参加军事活动。以胡安·卡洛斯为例，他穿着军装。在他就职的前9个月里，参加了大约50次军方的仪式。
总之，在1975年到1990年间，第三波民主化的政府在挫败政变方面都较为成功，并减少了政变的企图，渐渐地削弱了军方的政治影响力和非军事的角色，形成了军人职业制，并建立了类似于西方工业化民主国家所存在的那种文武关系模式。
民主派准则之五：节制军方权力，促进军队职业化
1迅速清洗所有潜在不忠诚的军官，迫使他们退休，其中包括威权政权和军人改革派的主要支持者，尽管他们也许帮助过你建立民主政权。后者更可能失去对民主的兴趣，而不会失去干预政治的兴趣。
2毫不留情地惩罚企图推翻新政府的政变领导人，以做效尤。
3澄清并巩固对武装部队的命令关系。消除任何含糊不清或反常之处，明确表示政府的文职领导人是军队的司令员。
4大量削减你的军队的规模。一支管理政府（干政）的军队一定是一支十分庞大的军队，而且极可能拥有过多的军官。
5你的军官们认为，他们待遇很差，住房很差，给养很差，他们很可能是正确的。用削减军队规模所省下来的钱来增加工资、补助和其他待遇，并改善生活条件。这样做不无报偿。
6重新调整你的军队的军事使命。你完全有理由希望能够解决同其他国家的冲突。不过，若是缺少外部威胁，会使你的军队缺少正当的军事使命，而提高他们去考虑政治问题的倾向。平衡好消除外部威胁的受益与国内不稳定的潜在代价。
7根据为军队所重新规定的军事目的，大量地减少驻扎在离首都及其附近的军队的数量，把他们调到边界或其他遥远的人口稀少的地区。
8给他们一些玩具。即向他们提供一些新式的、高档的坦克、飞机、装甲车和大炮及先进的电子装配（船舰不太重要，海军不会政变）。新的设备使得他们感到高兴，并使他们忙于学会如何操作这些设备。通过正确地打你手中的牌，并给华盛顿留下一个好印象，你就能够把成本转嫁给美国的纳税人。这样，你可以得到额外的报偿，即你能够警告你的军队，如果他们行为得体才能继续得到这些玩具，因为很难对付的美国国会议员不喜欢军队干预政治。
9像所有其他人一样，因为士兵也希望爱与被爱，不妨利用每一个机会去表示你与武装部队关系融洽。参加军方的仪式；授勋称赞士兵；颁扬他们体现国家的最高价值；如果合乎宪法的话，不妨穿着军装出场。
10培养并维持一种政治组织，这种政治组织在出现军事政变企图时会代表你走上首都街头。
如果你遵循这十条规则，你也许不能阻止政变企图，但你有可能会挫败政变。至少直到1990年底，苏亚雷斯和冈萨雷斯、卡拉曼里斯和帕潘德里欧、加西亚和藤森、阿尔方辛和梅内姆、科洛尔、厄扎尔、阿基诺都大体上遵循了这些规则，而且至今仍在当政。在他们的社会中，这可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