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文化问题主要集中在新民主政府的绩效或效能及其合法性上，换句话说，即精英和公众相信民主体制之价值的程度。按照一种关于这种关系持基本上悲观态度的看法，戴蒙德（Diamond）、林茨和李普塞认为，第三世界国家民主和其他政权不稳定的一个基本原因是“低合法性和低效能之间的结合和互动”。以低合法性起家的政权会发现，很难变得有效能，“而缺少效能的政权，特别是在经济成长方面缺少效能的政权只能持续维持低水平的合法性”。事实上，新兴民主国家是处于一种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的难局：即由于缺少合法性，它们不可能变得有效能；由于缺少效能，它们又不能培养出合法性。
那么，这种悲观的假设在多大程度上有其道理呢？
新兴民主政权没有能力解决长期的严重的情境问题，未必意味着这些政权的垮台。威权政权（最终包括共产政权的合法性）几乎完全建立在其政绩基础之上。民主政权的合法性也部分地建立在政绩的基础之上。不过，它还依靠过程和程序。特定统治者或政府的合法性也许取决于他们能够给社会带来什么。政权的合法性构成政府的选举方式；政绩的合法性在民主国家扮演着一个角色，但它绝不如其在威权政权下所扮演的角色那么重要，而且对程序合法性而言也居于次要地位。那么，决定新兴民主国家能否生存基本上不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严重性或是他们有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政治领袖对他们没有能力解决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作出反应的方式。
碰到极端严重的情境问题的民主政权在过去的确生存下来了。正如林茨和斯捷潘所强调的，关于经济危机必定瓦解民主政权的论点已被三十年代欧洲的经验证明不成立。在大萧条期间，所有国家，除德国和奥地利外，其他民主体制都生存下来了，包括那些比这个国家遭受更为严重的经济困苦的国家。它们生存下来是因为，用齐默曼（EkkartZimmerman）的话说，“集团的领导人有能力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联盟，并不时地在巩固旧联盟（如比利时）的基础之上解决如何引导经济的问题。”同样，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新民主政权在六十年代所面临的挑战同第三波国家后来所面临的挑战一样严重。正如罗伯特·迪克斯（Robert DiX）所明白无误地归纳的那样，这些案例的教训是“政治工程（political engineering）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第三波国家中更具有决定性的那种民主的经济和社会学条件的不足。”
首先，民主政治的稳定性取决于主要政治精英的能力，包括政党领袖、军队领导人和商界领导人来同心协力处理他们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以及避免利用这些问题赋予他们的直接物质或政治利益。新兴民主政权不能、而且没有在其国家消除长期的恐怖主义和叛乱。稳定的关键问题是政治精英和公众如何对这种局势作出反应。在六十年代，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精英们通力合作，试图处理这些问题。类似的发展也出现在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例如，西班牙持续面临着持续巴斯克极端恐怖主义问题。不过，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政党试图利用这一问题来“使民主政权失去合法性……也没有一个政党坚持把造成这一问题的责任归咎给各届政府。没有一个政党声称，这个问题可以在民主之外找到更好的解决方式”。在秘鲁，情况也有些类似。经验表明，“一场游击队运动可以联合起民主背后的一些主要的政治行动者，这是避免内战的唯一解决方法”。
其次，民主的稳定性取决于公众区分政权与政府或统治者的能力。例如，在1983年，在委内瑞拉第二波中产生的民主政权就职25年之后公共舆论变得对委内瑞拉的民选统治者的政绩感到十分失望，但却没有对选举出他们的制度感到失望。一项研究表明，尽管“对政府存在着失望，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选举政府的方法有同样的不满”。在1983年，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人（34．2％）的人相信他们国家的情形为政变提供了理由，只有约15％的人支持用民主之外的方法。认为没有这些政治家政府会干得更好，或是认为政治家们对这个国家的问题漠不关心的人比在1973年更少。在1983年，“委内瑞拉人仍然支持他们的政府施政方式，而且尽管他们对政府一旦掌权之后所作的行为感到不满，但是他们还是相信投票是改善局面的唯一办法。”总之，尽管选举产生的政府持续无力有效地处理他们的国家所面对的问题，但委内瑞拉人在1983年时比他们在1973年更强烈地笃信民主。
在1983年后的6个年头里，委内瑞拉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经济问题，这主要来自于石油价格的下跌。到1989年经济危机产生了这样一种局势，“期望值仍然还是那么高，而政府满足他们的能力却下降了。”然而，这仍然未对民主构成威胁：
高度的挫折并没有转化成非法的、暴力的政治活
动，相反，是转化成合法的、和平的系统维持机制和程
序。我们发现，中下层的委内瑞拉人已经通过四种方
式来从心理上应付他们所面临的危机：合法的抗议、适
应、听天由命或移民。
对民主的支持与对民主选举所产生的政府的支持这种分野在西班牙也显示出来。在1978年到1984年间，“对民主政权的支持与对更有效的民主的满意，这两者已经逐渐地区分开来。”在佛朗哥政权的最后岁月里，其失业在欧洲是最低的（年平均约3％），经济成长率也是在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年平均约7％）。在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早期的民主岁月里，失业上升到20％，经济成长率下降到低于2％，对民主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所保持的信心差异很大。在1978年，60％公众认为民主会提供解决该国所面临的问题的方法。在1980年和1981年，公众中的多数人认为民主不能解决该国的问题。不过，在1982年和1983年，绝大多数人（50％和60％）再一次对民主在解决西班牙的问题上的能力表现出信心。然而，尽管公众对民主能够解决其问题的信心的不断的波动，对民主的支持仍然一直很高，甚至有所增加。在1977年，77％的西班牙公众相信，民主对西班牙来说是最好的政治体制。这一数字在1980年下降到69％，但是在1981年上升到81％，在1983年上升到85％。
那么，对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始终如一的广泛支持，与对民主政府在处理问题上的能力的信心上的变化又是如何调和在一起的呢？当然，答案是选举周期。在1978年选民们仍然对苏亚雷斯的新政府抱有信心。到1980年和1981年，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他们对该政府失去了信心，在1982年，他们又把冈萨雷斯和社会党人推入了权位。在做到了这一点之后，他们对民主解决西班牙问题的能力所保持的信心又急剧上扬。就像委内瑞拉的选民们一样，西班牙的选民们这样把他们对民主作为一种政治的体制与他们对执政党绩效的评估区分开来。这种区分对民主的运作至关重要。
在某些环境下，威权的怀旧可能为民主政权的“缓慢死亡”铺平道路，然后由军方或其他威权力量接管政权。不过，怀旧只是一种情绪，而不是一种运动。更通常的是，对威权的怀旧成为公众把统治者与政权区分开来的这种趋势的进一步的证据。西班牙、葡萄牙、巴西和秘鲁的公民们同时把佛朗哥、卡埃塔诺、盖赛尔和维拉斯科看作是有效能的统治者。然而，他们仍然把民主当作最好的政体来加以支持。
对民主统治者的失望与幻灭和对威权统治者的怀旧是民主巩固过程中的第一步。这种幻灭与怀旧也标志着精英和公众已经从短暂而快慰的民主化“巅峰”中降下来，并开始适应民主“低谷”中的零乱与沉重。他们了解到，民主建立在政府可能会失灵，因此，必须有制度化的方式来改变政府，这是民主政治赖以存在的前提。民主并不意味着问题必将得到解决；但是它却意味着统治者可以被更换；民主行为的实质是更换统治者，而做到前者却是不可能的。其所产生的幻灭和降低了的期望值正是民主得以稳定的基础。当人们了解到，民主只是为专制问题提供一种解决办法，而未必为所有其他问题提供解决办法时，民主就会变得巩固了。
第三波中的头15年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在新兴民主国家，不存在重大的反民主运动。威权的残余集团（不论是保守派，还是极端主义者）都存在于许多国家。威权怀旧在几个国家都有具体的表现。对民主的热情、对选举政治的参与和民主领袖的受欢迎程度都有普遍的下降。然而，在第三波的头15年中没有一个国家形成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来向新兴民主政权的合法性提出挑战，并形成足以明显取代民主政权的威权政权。至少那些在第三波早期时已经向民主转型的国家对民主之可取性的认同似乎已经处于一种压倒性的地位。在西班牙，如上所示，在1977年到1983年间举行的五次民意测验中，公众中的大多数认为，民主是像他们这样国家的最好政体。正如一项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支持民主政权的基础是多种多样的，极为宽泛，而且含糊不清。而且与在其之前的闭关自守的政权相比更是如此。民主政权不太受限于某个特定的利益；在这一方面，它享有相对的独立。”对民主的广泛支持并不限于西班牙。例如，在智利，在1982年到1988年之间的所进行的四次民意调查中，利马的公民绝大多数，从66％到88％拥护民主，在1988年的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有75％的人认为民主是他们国家最可取的制度。一些更零星的证据表明，在其他第三波国家中，支持民主的程度也大致相当。
在第三波国家中，政权更迭之后立即出现的对民主的广泛认同，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和日本对民主和与民主相关的价值与态度的支持形成的相对缓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五十年代初期，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德国人表明，他们对新纳粹党得权的尝试表示支持或是漠不关心，而对恢复君主制的支持则略低于三分之一。当被问及德国历史上哪个时期是最好的时期时，45％的人选择1914年之前的帝国，42％的人选择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7％的人选择威玛共和国（the Weimar Republic），2％的人选择新的联邦共和国。对联邦共和国的支持在1959年上升到43％，在1970年上升到81％。在1953年，50％的德国公众认为，民主是德国的最好政体；到1972年，有90％的人持这样的看法。对民主的支持的形成和与民主相伴随的信任态度与公民能力的形成，大概足足费了20年的时间。在五十年代与六十年代，日本也以更加缓慢和不太完善的方式在舆论上转向更赞同民主。
为什么在西班牙、秘鲁的统治者垮台之后几乎立即出现对民主的认同，而在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威权体制垮台之后要经历约20年的时间才能形成相对的认同呢？在德国和日本，某种程度上人民改变了他们的观点，但是，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人民自身出现了变化。年轻的和受过更好教育的人更为亲民主。当德国的公众变得主要由那些在联邦德国受过教育、并度过成年生活的人构成时，在德国对民主的支持几乎接近完全一致。相比之下，在西班牙和秘鲁，在民主政权上台之后，对民主的广泛支持要么意味着这种广泛的支持在威权政权期间就已存在，要么意味着在向民主转型之前支持，或至少默认威权主义的人在民主转型之后很快地改变了他们的看法。然而，这两种可能对民主来说未必都是一件好事。如果第一种看法成立，在那些甚至在对民主有压倒性支持的时候，威权政权在那些社会仍然存在。如果第二种看法成立，那些在转型之后很快地改变他们的看法而支持民主的人可以想象也会同样快地朝着反民主的方向改变他们的态度，如果环境许可的话。在德国和日本，对民主的广泛支持是代际交替的产物，因此，在短期内不大可能逆转。在西班牙和秘鲁，对民主的广泛的支持显然是舆论变化的产物，因此，在短期内更容易出现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