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民主体制下所形成的幻灭，其自身以四种行为方式表现出来。第一，它常常导致冷漠、犬儒和脱离政治。在许多新民主国家转型期间，投票水平很高，但随后，就开始下降。有时在转型之后的选举中下降得非常之快。政治参与的下降按照民主理论来看也许是不可取的，但是它的确出现了，因而也就威胁到新民主的稳定性。
其次，幻灭通过对现任政府的反弹表现出来。例如在西班牙，选民们推翻了执政党，并用另一组统治者来加以取代。当然，这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民主性的反应，而且，它在新的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经常发生。现任的领导人和政党在他们试图谋求重新当选时通常不至于被击败。在民主建立之后的第一次和第二次政府换届中，这样上台的政党通常会追求一种其国家主流意见范围内的温和政策。特别是那些认同左派思想的政党，如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社会党、希腊的全希腊社会主义运动（PASOK）、阿根廷的庇隆派通常在执政期间都会采纳十分保守的和正统的经济及金融政策（唯一的例外是秘鲁加西亚的美洲人民革命联盟[APRA]）。
第三，对民主的幻灭不时也会产生对当政者的反动。在这种情况下，选民不仅拒绝支持执政党、他们也拒绝在政治体制之内的其他主要政党和团体，并把他们的支持转给一个政治上的局外人。这种反应更通常地出现在总统制国家，在总统制下最高职位的候选人通常是建立在个人，而不是政党基础之上的；因此这种情况更多地出现在拉丁美洲，因为在那里人们的这种反应通常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民粹主义的反体制反应的一些显著的例子是巴西的科洛尔和秘鲁的藤森这样的候选人得以成功当选。在阿根廷，梅内姆作为候选人也有一些民粹主义的特征，尽管他是这个国家体制内基础最庞大的政党的候选人。一些成功的民粹主义候选人靠着他们“局外的”反建制的政治诉求而赢得了选举，同时，他们极少或没有来自建制内的政党的支持，而是来自公众中广泛的和多阶层的支持。但是，一旦就职，民粹主义的候选人通常会并不追随民粹主义的经济政策，而是实施严厉的紧缩计划，以削减政府预算、促进竞争和降低工资。
反现任统治者和反体制的反应是对政策失败和幻灭的经典式民主反应。通过选举，一组统治者失去了权位；而另一组统治者上台执政，导致了政府政策的改变，如果谈不上改进的话。当这些体制内的反应得到制度化之后，民主就得到了巩固。
测量这种巩固程度的一个标准是两次政权易手的检验标准。通过这种测验，如果在转型时期内第一次选举中掌权的政党或集团在此后的选举中失去权力，并把权力移交给那些选举中的获胜者，而且，如果这些选举中的获胜者然后又和平地把权力移交给后一次选举中的获胜者，那么，这样的民主政权就可被看作已得到巩固。通过选举选择统治者是民主的核心所在，只有统治者愿意按照选举的结果来放弃权力，民主才是实实在在的。第一次选举易手常常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在阿根廷，1989年向民主的转型是自1916年以来的第一次政权易手。在这次政权易手中，由选举产生的某个政党的总统把权力移交给由选举产生的来自另一个党派的总统。1985年和1990年秘鲁的选举也标志着秘鲁在二十世纪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权力由一位当选总统向另一位当选总统的易手。
第二次易手可以说明两件事情。第一，一个社会中两个主要的政治领袖集团充分忠于民主，而且愿意在选举失败之后交出职位和权力。其次，精英和公众都在民主的体制内运作；当出了差错以后，你可以改变统治者，而不是改变政权。两次政权易手是对民主政治的一个高难度的检验。美国早先并不明显达到这一检验的要求，一直到杰克逊的民主党人在1840年把权力交给自由党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普遍地看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它并不合乎这一检验，事实上，从未出现过一次有效的政权易手。在1950年与1990年间，土耳其有三次军事介入，而出现过好几次第一次易手，而从未出现过第二次易手。
在1974年与1990年间，已经举行转型选举的29个国家中有三个，即苏丹、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由选举所产生的民主政府被军事或宫廷政变所推翻。在1986年之后，进行过民主选举的另外10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在1990年底以前举行过全国性选举。在其余的那些在转型选举之后举行过一次或一次以上选举的16个国家中，有15个出现了第一次政权易手，唯一的例外是土耳其。在那些转型选举之后举行过两次以上的全国性选举的8个国家中有6个出现了第二次政权易手，例外是西班牙和洪都拉斯。在16国家中的所有28次选举中，有22次执政的候选人或政党被击败，由反对派掌权。总之，民主过程运作起来了，选民们定期地撤换现任者，而现任者又总是把官职交给由选民们新选中的人。除三个国家的民主政府被政变推翻之外，从把选举过程制度化的角度看，在1990年民主在第三波国家中仍然枝强叶茂。
不满的第四种，也是最极端的政治表现，是一种不是针对在职的统治者，而是针对现体制的反应，即针对民主体制自身的反应。反对民主的具体政治力量包括从威权政权中残存下来的保守集团，以及从反威权的反对派中延续下来的极端主义团体。保守派团体在一些国家包括军方中的一些分子，这些常常心怀不满的中级军官受到了军事领导人的反对，而不能够从民间团体中动员到举足轻重的支持。在以前的共产主义国家，党内和国家官僚机构内的一些分子，包括秘密警察常常也为反民主化的活动充当后盾。在尼加拉瓜，保守的、由桑蒂诺派控制的工会公开地向民选的政府挑战，威胁要实行“由下至上的统治”。
极端的反对派常常也试图向新的民主政权挑战。不过，就其本质而言，激进的团体会运用暴力，诸如秘鲁的光辉道路、菲律宾的新人民军和萨尔瓦多的法拉邦多·马蒂全国解放阵线（Farabundo Marti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FMLN），但是他们没有能力从新民主国家的公众中动员到广泛的支持。使用更为和平的策略的极端主义集团也极少能够取得成功。例如，在韩国1990年5月，激进的学生组织了示威并通过寻衅滋事来纪念光州屠杀十周年。有一次示威几乎有100，000人参加。另外几次的示威人数在2，000到10，000之间。这些自198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示威并没有像1987年反威权政权的示威那样得到广泛的支持。在韩国众多的学生中只有“一小撮”参加了1990年的示威，而中产阶级则回避了，因为他们“对反对派组成新政府的能力普遍缺少信心’。据报道，“中产阶级选择在家里抱怨，而不是在电视上抱怨。”从总体上看，残存的保守派和极端主义团体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新兴民主国家中被孤立在政治的边缘。
民主政治实践在第三波民主国家中的普及反映了威权力量的消亡。军人执政集团、个人独裁者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不断被尝试过，而且都失败了。因此，民主成了唯一的选择。当然，关键的问题是这种局面是否能够维持下去，以及新的运动是否会促进新形式的威权主义。这种运动能够发挥作用，并获得重大支持的程度大概取决于民主政治行为，包括由选举进行政权移手得以制度化的程度。
此外，还有一种可能性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体制内的民主道路使人失去盼头。公众们究竟会多少次愿意用另一个政党或联盟来取代这一个政党或联盟，以希望他们中的一个能解决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呢？选民们会在多少次愿意选举那些具有个人魅力的、受人民欢迎的局外者，而相信他们能够创造出经济和社会奇迹呢？在某种意义上公众不仅可能会对民主政府的失败感到失望，而且也对民主程序的失败感到失望。他们也许想从反现任统治者和反权力机构的反应转向反体制的反应。如果民主的选择似乎已经衰竭，野心勃勃的政治领袖就会获得足够的动力来造就一个新的威权政权。 第七节有利于新民主政权巩固的条件
什么样的条件促进第三波国家中民主政治制度和民主政治文化的巩固呢？到1990年，第三波才15岁，收获的季节还没有到来，因此，不可能有确定的答案。不过，两组潜在的相关证据倒是现成的。第一，第一波和第二波民主国家得以巩固的经验已经可以为第三波提供教训。其次，正如前文所指出的，促进民主政权产生的因素未必促进民主政权的巩固。然而，有些因素则能够两者兼得。此外，有些事态的发展比另一些事态的发展更有助于民主的巩固。这可能是一个合理的结论，若要试图去预测在哪些国家民主将得到巩固，在哪些国家将得不到，这样的预测则是愚蠢的，这里，我不试图去作出这种预测。不过，试图去找出能够影响到民主巩固的若干变项，并找出这些变项在多大程度上在个别的第三波国家中存在与否，则是有益处的，哪怕这种做法带有些推测的性质。民主得以成功巩固受几个因素的影响。
表5．1第三波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经验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第三波民主化之前实行民主的年数
国别
20年以上
乌拉圭*、菲律宾、印度、土耳其、智利*
10－19年
希腊*、厄瓜多尔、秘鲁、玻利维亚、韩国、巴基斯坦、巴西
l－9年
阿根廷*、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格林纳达、尼日利亚
不足1年
西班牙*、葡萄牙*、萨尔瓦多、波兰*、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尼加拉瓜、苏丹、蒙古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过一些民主经验的国家
第一，正如前面所指出的，在二十世纪，极少的国家能够在第一次尝试中就建立起民主的政治体制。可以合理地断言，过去的民主经验比没有这种经验更有助于第三波民主国家的稳定。若是把这一命题推展一下就可以合理地假设，具有较长的和较近的民主经验对民主的巩固比较短的和较早的民主经验更为有利。如表5．1中的分类所示，5个国家，乌拉圭、菲律宾、印度、智利和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第三波民主化之前已有20年以上的民主经验，尽管对土耳其来说，这种经验曾因为1960年和1970年的军事介入而被中断。在另一端，有10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没有民主经验的国家；以及六个，萨尔瓦多、尼加拉瓜、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蒙古和苏丹，在第三波之前完全没有民主经验。
表5．2第三波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
198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美元计）
国别
5，000以上
西班牙、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
2，000－4，999
希腊、葡萄牙、阿根廷、乌拉圭、巴西、波兰、罗马尼亚、韩国
1，000一1，999
秘鲁、厄瓜多尔、土耳其、格林纳达、智利
500－999
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玻利维亚、菲律宾
不足500
印度、巴基斯坦、尼日利亚、苏丹
资料来源：非东欧国家：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9》（WorldDevelopment Report 1989）、（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os，1989）第164－165页。东欧国家：据中央情报局（CIA）的估计，“东欧：迈向经济富裕还有漫长的道路”（提交给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技术与国家安全小组委员会的论文，1990年5月16日），第1－6页。
注：蒙古因缺少数据从略。
其次，正如在第二章中所强调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政权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的关系。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现代经济和更为复杂的社会及其所需要的受过教育的人口更有助于民主政权的建立。可以合理地假设，这些社会也将比那些非工业化的社会更有利于新民主政权的巩固。如果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1987年为准，当作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初步指标，第三波国家可以分成相对明确的几种类型（见表5．2）。西班牙（人均国民生产总值6，010美元），东德，也可能包括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这几个国家在最高一组，其次是希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20美元）。其他几个国家也在2，000美元的线之上，包括葡萄牙、乌拉圭、韩国、巴西和其他3个东欧国家。在底部的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500美元的四个第三波国家。到1990年底，其中的两个（尼日利亚和苏丹）已经回归到军人统治。第三，巴基斯坦，由民主选举产生的统治者已经被国家元首免除了职务，据报道，这是因军方的请求。此后，在1990年，印度是唯一能够保存民主完好无损的极端贫困的第三波国家。
第三，国际环境和外国在第三波民主国家的建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支持民主的外部环境大概也应该有利于民主的巩固（见表5．3）。这里一个“外部环境”，指的是自身为民主的外国政府或其他行动者赞同在其他国家实行民主，因此，与新民主的国家保持密切的关系能够运用对该国的影响力。德国的统一使得民主在东德的前景与西德的稳定的民主环境命运悠关。欧洲共同体的成员资格因为经济原因而变得极有诱惑力，民主的统治方式又是获得成员资格的条件；因此，第三波欧共体成员国（如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有着强烈的诱因来维持它们的民主制度。其他国家，诸如土耳其，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也希望获得成员资格。这种可能性也为他们维持其民主提供了一种诱因。一些国家与美国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受美国的影响也很大。这些国家包括中美洲的国家，格林纳达、玻利维亚和菲律宾。在有美国影响存在，但不太强大的地方，包括秘鲁、厄瓜多尔、乌拉圭、韩国、土耳其、波兰和智利。一些重要的民主国家的影响在阿根廷、巴西、印度、尼日利亚、苏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蒙古相对较弱。
表5．3 第三波国家的外部环境与民主巩固
巩固的外部环境
国别
极其有利
东德、西班牙、葡萄牙、希腊
相当有利
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土耳其、菲律宾、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格林纳达、玻利维亚
有利
秘鲁、厄瓜多尔、韩国、乌拉圭、智利
无关紧要或不利
阿根廷、巴西、印度、尼日利亚、苏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蒙古
注：对外部环境的分类依据的作者印象上的判断，这些判断建立在这样一种判断之上，即欧洲共同体和美国将继续致力于促进民主。
第四，在第三波国家中民主转型的时机也能反映出对一个国家中巩固民主有影响的因素（见表5．4）。在这一波初期向民主转型的国家中，建立民主的努力主要是出自一种自发的原因。外部的影响和滚雪球的效应作为民主化的原因对那些在第三波稍后时期进行民主转型的国家更为重要。可以合理地断言，出现在第三波早期的民主转型中自发原因的普遍存在比外界的影响可能更有利于民主的巩固。而这种外界的影响主要出现在第三波晚期的民主转型之中。就其作为一个因素而言，它有利于南欧国家印度。厄瓜多尔和秘鲁这些国家民主的巩固。它也应该有利于尼日利亚的民主的巩固，但是，它却未能阻止其过早向威权主义的回归。导致后来这些向民主转型的力量大概应该比东欧国家、韩国、巴基斯坦和尼加拉瓜以及那些1990年仍处在自由化进程之中的国家（如中国台湾、南非、苏联和墨西哥）的民主的巩固更为困难。
表5．4第三波国家民主的创始
首次选举的时间
国别
在1980年以前
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厄瓜多尔、印度、
尼日利亚
1980－1983年
秘鲁、阿根廷、玻利维亚、洪都拉斯、土耳其
1984－1987年
乌拉圭、巴西、菲律宾、萨尔瓦多、危地马拉、韩国、格林纳达、苏丹
1988－1990年
巴基斯坦、波兰、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尼加拉瓜、智利、蒙古
可能在1990年之后
墨西哥、苏联、南非、（中国台湾）、尼泊尔、巴拿马
第五，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显然涉及到转型过程与巩固之间的关系。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否通过变革、置换、移转或干预而完成民主转型对民主的巩固有什么差别吗？对于其中的每一个过程是否有助于民主的巩固都可以提出立论和反论。一个相关的问题涉及到暴力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类似问题。一方面，可以断言：和平的、认同性的转型有助于民主的巩固。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暴力的转型有可能在大多数人口中形成一种更深刻的反对流血的倾向，因此会造就对民主体制和价值的更深刻的信念。总之，可以合理地认为，一种认同性的、不太充满暴力的转型为巩固民主比冲突和暴力为巩固民主提供一个更好的基础。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通过谈判的移转也许最有利于民主的巩固；变革其次；置换和干预为民主的巩固提供的基础最少（见前文中的表3．1）。或许也可以认为，不论这种过程的本质如何，它所牵涉到的暴力越少，就对巩固民主的巩固条件越有利。若是这一假设成立，它就可以为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尼加拉瓜、格林纳达、巴拿马、罗马尼亚和南非的民主巩固问题造成一些难题。
第六，正如前面所论证的，新兴民主国家所面对情境问题的数量和严重性不仅仅决定民主的巩固程度，而且，问题的核心反而是，政治精英和公众如何对这些问题和对新政府无力解决这些问题作出反应。不过，这并不是说，一个新兴民主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完全与民主的巩固无关。严重的情境性问题的数量和性质只是同其他变项一道影响到民主的巩固（见上文，即本章第四节的开头部分）。
除这六项因素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当然也影响到民主巩固的成败。不过，这些影响的程度和方向并不总是很容易估计出来。例如，人们可以假定，威权政权的性质和成功也许影响到其后来民主政权的巩固的前景。威权政权是一个军人政权，还是一个一党政权，还是个人独裁政权，还是一个种族性的寡头政体，这会影响到民主巩固的前景吗？就此可以提出一些相互冲突的假设和论点，包括前任威权政权的性质对后来民主政权的巩固没有任何重大影响的论点。同样，民主政权是更可能仿效那些被认为是相对成功的威权政权（如西班牙、巴西、中国台湾、韩国和智利），还是相对不成功的威权政权（如阿根廷、菲律宾、葡萄牙、玻利维亚和罗马尼亚）。这一区分显然与不同的转型进程有关，但是，其自身也可以算作一个自变项。但是其方向如何呢？可以认为，精英和公众对不成功的威权政权的明显失败所作出的反应对民主的巩固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力量。不过，也可以认为，各国在政治能力上各有差异，而且成功造就威权主义的民众（如西班牙人），同样也可以成功地造就民主。而那些没有能够创造出成功的威权体制的人也不可能更成功地巩固一个民主政权（如阿根廷人）。
民主的巩固也受到所建立的民主制度的性质的影响。例如，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合理的论点，即议会制比总统制更有助于新民主政权的成功，因为它削弱了政治的“孤注一掷”的一面，通常要求由各政党联合组成政府，并为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之间的平衡提供一种机会。这种论点颇有参考价值，而且向议会制转换的可取性已经被一些拉美人所提出来，包括劳尔·阿尔方辛。不过，议会内阁制有助于民主巩固的证据仍然不够充分。一个类似的问题与新兴民主国家政党体制的性质有关。代表着某个特定的经济、社会、区域、社团或意识形态利益的多党能够更有利于民主吗？在两党制下，据认为，两个代表性广泛的政党相互之间提供一种可行的和负责任的替代政府，而其领导人在对付严重的经济危机、贩毒的黑手党和具有威胁性的叛乱方面能够更容易合作，这种两党制更有利于民主吗？同样，对这一判断仍然缺少足够的证据。
如果上面所讨论的因素与新兴民主的巩固有关，而且，如果有人含而混之地断定它们都同等相关，那么，有关最有利于和最不有利于民主巩固的条件上就会出现更为宽泛的判断。这种结论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从总体上看，巩固的条件在南欧国家、东德、乌拉圭和土耳其最为有利。对相当多数的国家来说，巩固的条件不那么有利，但却仍然可以起一些支撑作用；这些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智利、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秘鲁、洪都拉斯、阿根廷、巴西、菲律宾、印度、波兰和匈牙利。对民主的巩固所不太有利的条件出现在危地马拉、格林纳达、尼日利亚、萨尔瓦多、巴基斯坦、尼加拉瓜、保加利亚、蒙古。最后，苏丹和罗马尼亚在支撑民主的维持的条件方面似乎特别不足。
许多因素将影响到第三波国家中民主的巩固，而且，它们的相对重要性并不十分明确。不过，似乎最可能的是，不论民主在事实上摇摆不稳，还是得以维持，都主要取决于政治领袖愿意维持民主的程度以及愿意为这一努力所付出的代价，而不是优先考虑其他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