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民主化潮流会持续到整个九十年代吗？在第二章中讨论了第三波民主化的五个一般原因。其中的两个——威权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和经济发展——将在下文中讨论未来民主化的潜在障碍时有所涉猎。这一节集中讨论另外三个被认为是在第三波中扮演重大角色的因素。
一个是基督教的扩张，更具体地说，是出现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天主教会的信条、感召力、社会和政治主张上的重大变化。基督教的扩张对韩国的影响最为显著。世界上还有其它地区的基督教影响在扩展吗？这个地区的民主化也会相应变得可能性更大吗？最明显的是非洲。在非洲，基督徒的人数，据估计，在1985年时，是236，000，000人，预计在二十一世纪初将达到400，000，000人左右。到1990年为止，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是世界上‘有大量的天主教徒和基督徒生活在一大批国家的威权政权之下的唯一地区。在1980年和1990年，基督教领导人积极地反对肯尼亚和其它非洲国家的压迫。随着基督徒人数的成倍增加，教会领导人在支持民主方面的活动大概将不会下降。他们的政治权力将会增加。据报导，在1989年的新加坡，总人口中约有5％是基督徒，但是政府日益关注基督教的扩张，并用压制性的措施来对付新加坡的天主教教主和新加坡天主教大主教管区正义与和平委员会（the Catholic Archdiocesan Justice andPeace Commission）的执行秘书。在苏联地区对宗教的禁止和骚扰似乎已经终结。这将可望导致宗教教徒和活动的增加，同时也对这个国家的民主未来有积极意义。
到1990年为止，天主教对民主化的促进已经大功初成。许多天主教国家已经民主化了，或者像墨西哥那样自由化了。天主教促进民主进一步扩张而没有扩张自己的能力，仅限于巴拉圭、古巴、海地和几个非洲国家，像塞内加尔和象牙海岸。此外，在多大程度上天主教会像在七十年代那样持续成为民主化的强大推动力量呢？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始终如一地促进神学的保守主义。梵蒂冈对生育控制、堕胎、女性教士和其它问题上的态度与在更多的社会和政体中促进民主并行不悖吗？
民主化外部行动者的作用似乎也在变化。在1987年4月土耳其申请成为欧共体的正式成员。动因之一是土耳其的领导人们希望以此来加强土耳其的现代化和民主趋向，并约束和割裂在土耳其中支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力量。不过，在欧洲共同体内部欢迎土耳其成为成员的热情并不高，甚至带有一些敌意（来自希腊）。在1990年，东欧的解放也带出了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成为欧共体成员的可能性。这样，欧共体就面临着两个问题。首先，它应该优先扩大其成员范围，还是通过朝着进一步的经济和政治统一的方向来“深化”现行的共同体呢？其次，如果它决定扩展其会员范围，那么应该优先发展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成员国，像奥地利、挪威、瑞典，还是优先考虑东欧国家或土耳其呢？欧洲共同体大概在特定的时间内只能吸收数量有限的国家成为会员国。
对这些问题的答案牵涉到土耳其和东欧国家民主的稳定性。在土耳其，据报道，由于在申请成为欧共体成员方面未获进展已经在1990年导致了“伊斯兰的反弹”。就土耳其目前的边际地位而言，穆斯林的遗产、过去的军人干预和令人怀疑的人权记录而言，土耳其的民主可能需要欧洲共同体的锚地，至少就像在七十年代西班牙、土耳其和希腊的民主那样。若是不能提供这种锚地，将会使得土耳其民主的未来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取得欧洲共同体成员资格的前景也会加强东欧和中欧新民主国家。不过，取得欧共体成员资格的前景不会为任何一个拥有威权政府的国家提供民主化的动力。
苏联权力的退出使得东欧可以实现民主化。如果苏联结束或大量减少其对卡斯特罗政权的支持，在古巴也许会出现迈向民主的运动。除此之外，苏联几乎在其边界之外作不了什么促进民主的作为。关键的问题是，苏联内部将会发生什么。随着苏联控制的放松，更可能的是，民主政治将会在波罗的海国家重新建立起来。迈向民主的运动也会存在于其他共和国。当然，最重要的是俄罗斯自身。在俄罗斯共和国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巩固，这种情况如果真的出现的话，将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民主收获。不过，在1990年底，保守派的力量仍然在俄罗斯和苏联伸张自己的力量，强调有必要重新建立秩序和纪律，从而潜伏着发生苏维埃式的热月政变的可能性。
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美国是民主化的主要促进者。美国是否继续扮演这一角色，取决于它的意愿、能力和其感召力。在七十年代中期之前，对民主的促进几乎总不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优先目标。它也可能再次在重要性上趋于次要地位。与苏联的冷战和意识形态竞争的结束可能会摒弃其支持反共的独裁者的行动准则，但是也可能减少美国对第三世界的任何实质性的介入的动因。到八十年代初，美国的决策者们吸取了这样一个教训，民主国家比任何基础狭隘的威权政权在反左翼激进思想方面是更好的堡垒。如果左翼激进意识形态的威胁得到了削弱，那么，用民主来作为这种意识形态最强大的替代者的必要性也会受到削弱。此外，卡特和里根都奉行一种道德主义的对外政策，为民主和人权赋予了一种华丽的词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在其外交政策的目标中赋予它一种有意义的和实质性的角色。与前两任总统相比，布什总统似乎更为务实，而不那么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在1990年4月，贝克国务卿宣布，“在遏制的彼岸就是民主。横扫旧的独裁者的时间正在很快逝去；建立新的民主的时机已经到来。所以，布什总统为我们规定的新使命是促进和巩固民主。”
这样，美国促进民主的意愿也许会、也许不会继续维持下去。另一方面，美国做到这一点的能力似乎可能受到了约束。有关美国在八十年代后期衰落的谣言常常被夸大了。不过，事实上，贸易和预算赤字的确给美国可以用来施加对外国影响的资源增加了新的限制。此外，正如天主教会促进威权国家的未来能力因为天主教国家不再是威权国家而受到极大的削弱一样，美国促进民主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在下降，因为这种能力已经在它可以被最容易运用的地方运用过了。在拉丁美洲、加勒比地区、欧洲和东亚的那些国家中它们对美国的影响最为敏感，因而，除少数例外，都变成了民主国家。在1990年，美国仍然可以以民主化的名义来施加重大影响的主要国家是墨西哥。
在非洲、中东和亚洲大陆的不民主国家对美国的影响则不太敏感。例如，在1988年，缅甸的示威者们要求美国谴责其政府的镇压行径，“抓住希望美国会介入的每一根稻草”，而且在一段时间甚至因为有报道有美国海军正在驶向缅甸海域而充满希望。美国的海军偶尔也支持民主，他们驶进过多米尼加共和国、海地、巴拿马和格林纳达的水域。可以想象，在某个时候，它也会驶向古巴水域来执行这一使命。不过，缅甸在美国利益和美国权力的最遥远的那一端。在那里，美国所能作的只是提出外交抗议和撤回经济援助。美国政府在非洲和中国促进民主的能力同样十分有限。
除中美洲和加勒比海之外，对美国利益利害攸关的第三世界主要地区是波斯湾。海湾战争和派遣约500，000美军部队到这一地区在科威特和沙特激发了要求民主的运动，使得伊拉克的侯赛因政权失去了合法性，美国在海湾部署的庞大军队如果能够维持下去的话将对自由化、如果不是民主化起着强有力的外部推动作用，如果出现要求民主的运动的话，这种军事部署完全有可能被维持下去。
美国对民主化的重要性不仅仅涉及到美国有意地和直接地运用其影响力。在八十年代，整个世界范围内要求民主的运动中，都从美国的典范中受到了鼓舞，并以此为榜样。在仰光，民主的支持者们打着美国的国旗；在约翰内斯堡，他们重印了《联邦党人文集》；在布拉格，他们高唱“我们将会克服一切”；在华沙，他们朗诵林肯、引证杰弗逊；在莫斯科，约翰·苏努努（John Sununu）给戈尔巴乔夫出谋划策，教他如何组织一个总统制政府。美国的民主典范具有号召力，部分是因为它象征着自由。但是，人们也必须看到部分是因为它象征着一种力量和成功的形象。正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二波民主化一样，人们愿意模仿取胜的典范。
不过，如果美国的模式不再体现着力量和成功，那么，当不再有自身的典范时会发生什么呢？在八十年代底，许多人认为“美国的衰落”是真正的现实。另一些人则持相反的看法。不过，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人否认美国碰到了一些重大的问题：犯罪、毒品、贸易赤字、预算赤字、低储蓄和投资、日益下降的生产力增长速度、落后的公共教育和日益衰落的贫民区。整个世界的人们都会逐渐把美国看作一个衰落的大国，它充满着政治停滞、经济低效率和社会混乱。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了，那么，所体察到的美国的失败会不可避免地被看作民主的失败。世界范围内对民主的诉求也会受到重大的挫折。
滚雪球对民主化的影响在1990年显然波及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蒙古、尼泊尔和阿尔巴尼亚。它也影响到在一些阿拉伯和非洲国家迈向自由化的运动。例如，在1990年，据报导，“东欧的动荡在阿拉伯世界产生了变革的要求”，而且促进了埃及、约旦、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的领导人们为民间表达不满提供更多的政治空间。一位埃及记者观察到，由于在东欧所发生的变化，“现在对民主来说，没有退路。所有这些阿拉伯人政权除了赢得其人民的信任，并服从于人民的选择外，没有其他选择”
东欧的榜样对其他威权政权的领导人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不是对被他们所统治的人民。例如，据报道，南也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统治者们“怀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关注着东欧政权的垮台，担心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很快与北也门统一，以避免同样的命运。蒙伯托总统看到电视上其朋友齐奥塞斯库血淋淋的尸体吓得浑身颤抖。几个月之后他评论道，“你知道在世界上发生了什么”，并宣布他将允许两个政党同他自己的政党一道参加1993年的竞选。在坦桑尼亚，尼雷尔观察到，“如果在东欧发生的变化以及后来在其他一党制国家所发生的变化表明社会主义也受到了冲击”，那么坦桑尼亚应该从东欧当中汲取“一、两个教训”。在尼泊尔，1990年4月政府宣布，国王比兰德拉将撤消对政党的禁令，原因是“国际形势”发生的变化和“人民的期望有了增加”。
不过，在一些受影响的国家缺少有利条件的情况下，滚雪球本身仍然是现代化的一个软弱的肇因。甲国和乙国的民主化在本质上不会构成丙国民主化的原因，除非在甲国和乙国有利于民主化的条件也存在于丙国。在八十年代民主作为政体的合法性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得到了认可。不过，有利于民主存在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却并不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对任何特定的国家来说，“全球性的民主革命”可能会产生有利于民主化的外部环境，但却不能在一个国家内部产生民主化所必须的内部条件。
在东欧，民主化的主要障碍是苏联的控制。一旦这些控制被撤消，迈向民主的运动就变得轻而易举。不能相提并论的是，在中东、非洲和亚洲，民主化的唯一主要障碍并非只是缺少东欧的民主化的典范。如果统治者在1989年12月之前能够选择威权主义的话，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在1989年12月之后也可以不继续选择它，而这一原因则不甚明了。只有到了他们在心中感受到了雪球效应，并使得他们相信民主化的可取性与／或必要性的程度，滚雪球效应才能发生影响。1989年的东欧事变无疑鼓励了其他地方的民主反对派，并吓坏了那里的威权领袖们。但是，在前者势单力薄，而后者又长期进行压制的情况下，东欧在实际上究竟可以为其余地区的大多数威权国家迈向民主的实质性进步提供多大的动力，人们难免会有所疑问。
到1990年，第三波的最初的许多原因都受到了实质性的削弱，甚至已经不再存在。不论是白宫、克林姆林宫、梵蒂冈，或是欧洲共同体，在亚洲、非洲和中东那些不存在民主国家的地方推进民主方面都曾处于一种强有力的地位。不过，主张民主化的新兴力量能够出现，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在1985年，谁会想到戈尔巴乔夫会在五年之内在东欧实现民主化呢？可以料想的是，在199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要求以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作为经济援助的先决条件方面都比其过去变得强大得多。可以想象，法国也许会在其以前的非洲殖民地国家促进民主方面起更积极的作用。在它的这些前非洲殖民地国家，法国仍然有实质性的影响。可以料想，东正教教会可以在巴尔干和苏联成为主张民主的强有力的势力。可以料想，一个新的杰弗逊式的纳塞尔可能会把民主版的泛阿拉伯主义在中东传播开来。可以料想，甚至日本都可以使用其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在那些它为之提供贷款的贫穷国家鼓励人权和民主。在1990年，这些可能性似乎都还看不见，但是经过1989年的事变之后，若是排除任何可能性则未免显得有些轻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