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只依据选举结果;社会科学家们则试图赶上历史,琢磨那些有关已发生的事情必然发生之原因的理论。他们试图要解释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对民主政治的背离,但他们找到的理由却是民主政治不合乎穷国,威权主义对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有好处,以及经济发展自身倾向于产生新的和更加持久的官僚威权主义。当人们还在喋喋不休地纠缠于这些理论时,那些国家又回归到了民主政治。社会科学家们要想试图跟得上这些变化,于是设法改变他们的工具,并开始生产出大量的文献,其主题是关于民主化的先决条件、其发生的过程以及新的民主政权的巩固问题。这些研究极大地扩展了民主化进程以及对这些进程的一般理解提供了有用的知识。
到八十年代中期,民主的过渡也产生了对民主未来的新一波乐观主义。极权主义,可以相当准确地用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的话说,“已被看作是一个大失败”。其他人走得更远,认为“可行的替代体制的失落”意味着“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的理直气壮的胜利”。还有人高呼道“民主赢了!”再有人则说:对民主政治的乐观主义“比1975年时笼罩着的悲观主义有更坚实的基础”。当然,在七十年代中期和八十年代中期,在民主化的前景上的显著不同已经简直不能更具有戏剧性了。
以上这些你来我往的议论导出了有关政治民主与历史发展之间关系的基本问题。这些大问题关系到民主的程度及其绩效。如托克维尔和布赖斯所预料的那样,一种从根本上是不可阻挡的、长期性的、迈向民主政治体制在世界范围内之全面扩张的全球性趋势存在吗?民主政治是一种有限的政治体制,只是在世界上少数社会中,特别是那些富裕的或西方社会中少数几个例外国家才能实施的一种政体吗?或者说,政治民主对许多国家来说是一件往昔之物,一种与各种形式的威权统治交替出现的政体吗?
这些是重要的问题吗?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他们不是。理由是对一群人或其邻居来说,一个国家是否以民主或不民主的方式来治理关系不大。例如,有大量的学术文献认为公共政策是由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而不是由一个国家政权性质决定的。在所有的社会中,不论其政体如何,都可以找到腐败、低效率、不称职和少数特殊利益的操纵现象。有一本阅读范围颇广的关于比较政治的书在开篇中甚至用这样一种结论来作为开场白,“许多在国家间最重要的政治特征不是在于其政体,而是在于其统治的程度”。
这些论点中不乏言之凿凿之处。一个国家的政体并不是唯一重要的东西,甚至可能不是最重要的东西。秩序与无政府之间的分野比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分野更为根本,然而,这种分野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也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首先,政治民主与个人自由密切相关。民主国家可能、而且也的确滥用过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一个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威权国家甚至会为其公民提供高度的安全和秩序保障。不过,从总体上说,民主的存在与个人自由的存在之间的相关性是极高的。的确,一定程度的个人自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反过来看,民主政治运作的长期后果可能是扩大和加深个人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讲,自由是民主的特有美德。如果人们关心自由,把自由当作终极的社会价值来加以关怀,人们同样也应该关怀民主的命运。
其次,如上所述,政治稳定和政体是两个不同的变项。然而,它们也是相互关联的。民主国家中常有违法现象,但却很少诉诸政治暴力。在现代世界中民主的体制比不民主的体制更容易避免社会的暴力。民主政府对其公民所使用的暴力远远少于威权政府对其公民所使用的暴力。民主国家为在体制内表达不同意见和反对意见提供了被认可的渠道。因此,政府和反对派都不大可能用武力来相互对抗。民主也通过提供改变政治领袖和公共政策的定期的机会来维持政治稳定。在民主国家很少在一夜之间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它通常是温和的和渐进的。与威权政治相比,民主政治更能够避免重大的革命性的动荡。正如切·格瓦拉曾经说过的,革命不能用来成功地反对一个“通过某种形式的普选掌权的政府,不论其中是否有欺诈舞弊现象,它至少维持了宪政的合法性。”
第三,民主的扩展对国际关系也有重要的意义。历史上民主国家打过的战争与威权国家打过的战争一样多。威权国家既同民主国家打过仗,也相互之间打过仗。不过,从十九世纪初到1990年,民主国家(除极少几个例外)没有同其他民主国家打过仗。只要这种现象持续下去,民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就意味着和平地带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根据过去的经验,一个民主占主导地位的世界很可能是一个相对免于国际暴力的世界,特别是如果苏联和中国变成了像其他主要大国那样的民主国家,重大的国际战争的可能性就会极大降低。
另一方面,一个持续分裂的世界极有可能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在通讯和经济上的发展,加剧了国家间的互动。在1858年,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曾经认为,“一个分裂的家庭不可能持续下去,这个持久实行半奴隶制半自由的政府也不可能持续下去”。在二十世纪末的世界,不再是一个单一的家,它已变得越来越紧密地整合在一起。互赖是这个时代的潮流。一个日益互赖的世界能在半民主半威权的状态下持续多久呢?
最后,而且也是从比较狭隘的立场上来看,民主在世界的未来对美国人具有特别的重要性。美国是现今世界中最重要的民主国家,其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的身份与其对自由和价值所承担的义务是不可分离的。其他国家也许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的政治制度,并持续他们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但是美国却不能作出这一选择。因此美国人在发展适合于民主生存的全球环境中具有一份特殊的利益。
自由、平等、和平的未来以及美国的未来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民主的未来。这项研究并不试图去预测这一未来。但它的确试图去通过分析自1974年开始的民主化的波浪来显豁出这一未来。它试图探讨这一系列过渡的原因(第二章)、这种过渡发生的过程以及民主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各自采用的战略(第三、四章)、还有新兴民主国家所面临的问题(第五章)。本书最后的一部分探讨的是民主政权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展的前景(第六章)。
在讨论这些主题时,我用的是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和结论以便看看那一种有助于解释最近的这些过渡。不过,这本书并不企图去构建一个关于民主的先决条件或民主化的过程的一般理论。它也不试图去解释某些国家在一个世纪里一直实行民主,而其他国家却继续实行独裁的原因。其目标没有那么远大,而只是试图解释一群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大致同时出现的向民主过渡的国家的原因、方式和后果以及弄清这些过渡对民主在世界的未来所具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