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研究的依变项不是民主，而是民主化。其目的是要解释为什么某些威权国家在一段特定的时间变成民主国家。研究的焦点是政权的变迁，而不是政权的存在。
因此，这项研究不同于那些主要探讨民主或非民主政府之社会特性的研究。例如，许多研究已经表明，在各种社会和经济因素与民主制度的存在之间，有着高度的相关性。不过，正如丹克沃特·罗斯托（Dankwart Rustow）所强调的，一项一般性的解释不同于一项功能性的解释。几乎所有的富裕国家都是民主的国家，而且几乎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富裕国家。但是这种相关性本身不能说明任何因果关系，而且，如果民主国家在它们成为民主国家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就已是富裕国家（比如，相对而言，大多数的北欧国家就是），那么，财富自身很可能不是其制度从不民主向民主政治过渡的充分解释。同样，历史上，在新教与民主之间也存在着高度的相关。但是许多国家，在它们变成民主国家之前的二、三个世纪里一直是新教国家，不是民主国家。要解释一个依变项中所发生的变化，通常需要在自变项中出现某种形式的变化。
不过，由于在自变项中的变化在形式上会表现为自变项持续下去，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在威权政权下3年的经济停滞也许不会导致其垮台，但是5年的停滞就有可能。自变项在一段时间内的累积性效果最终会产生依变项中的变化。或者正如阿尔蒙德所观察到的，“社会与国际变迁会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只是在曲线中出现短时的波折时才会开始触发政治体制中的变化。”在涉及到诸如像经济或社会动向这样的特定自变项时，这种意义上的变迁就更有可能产生政治后果。
这种依变项不仅是动态性的；而且是复杂的。人们常常断定废除独裁会导致民主的确立。不过，事实上，一个非民主的政权更可能被另一个非民主的政权而不是被一个民主的政权所取代。此外，导致结束非民主政权的诸因素也许完全不同于那些导致创立民主政权的因素。一个威权政权的经济失败也许会瓦解这一政权的基础，但是，一个威权政权的经济成功也许更可能为一个民主政权铺垫了基础。有助于最初设立民主政权的环境，也许无助于该民主政权的巩固和长期的稳定。在最简单的层次上，民主化涉及到：（1）威权政权的终结；（2）民主政权的创设；（3）民主政权的巩固。导致这三项发展的原因可能各自不同，而且会互相矛盾。
一旦分析了自变项，我们会发现，可能导致民主化的原因也会出问题。在一端是出现同义反复的危险。政治精英改变或推翻了威权政权，建立巩固了民主政权。为什么政治精英们会这样作？假定他们这样作是由他们的利益、价值和他们自己心中的目标。如果他们需要民主，他们就会创造并得到民主。或正如罗斯托所描述的，创立民主要求精英就“游戏规则（the rules of the game）达成程序性的认同。”这里把焦点集中在什么可能是最直接的和最重要的解释性变项：即政治精英的信念和行动。这是一项有力的解释性变项，但却不是一项令人满意的变项。即使人们不需要民主，民主也可被创造出来。如果人们要民主，民主将被创造出来不是同义反复的话，那么，离同义反复也就不远了。有人已经观察到，一项解释使心中想到该解释时所处的位置。为什么这些重要的政治精英们需要民主呢？人们的心里会不可避免地沿着这条因果链继续往前走。
如果自变项和依变项的先后次序不同，如果就像通常的情况那样，用一个经济变项来解释一个政治变项，那么，自变项与依变项之间的区分是极其明显的。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传统都使分析朝这一方向倾斜。而且，这种情况又被另一个人见人知的因素所强化。经济资料，包括就不同方面的各种统计资料，在大多数社会都可以得到，特别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而对西方社会，则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分析家们不可避免地会使用这些资料来看看经济因素与民主化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的或是因果的联系。有时，这种努力得到了理论上的指导；有时却没有。
社会科学家们不时地谈到过度确定（overdetermina- tion）的问题。这通常指的是，有多重可能的理论来解释一个事件，即确立这些理论的相关效度所产生的问题。不过，这仅仅对于那些关心如何评估的人是个问题。对于那些关心如何解释事件的人，这个问题就不再是问题。在政治中，几乎每件事都有许多起因。为什么是这个候选人、而不是那个候选人在选举中取胜？显然有各种变项，而且在这些变项背后有各种理论来解释像选举结果这样简单的事情。一起事件要在历史上发生几乎总是在理论上被过分确定。这种情况显然也适用于民主化。
人们提出了许多种理论和许多种变项来解释民主化。有人通常列举的有助于民主或民主化的变项如下：
一个高水准的总体经济富裕；
相对平等的收入或财富分配；
一个市场经济；
经济发展和社会现代化；
在社会历史上的某一点出现过封建贵族政治；
在社会中没有封建主义；
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用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s」的简单公式：“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
高识字率和高水准的教育；
一种工具性的、而非大一统的文化；
基督新教；
社会多元化和强大的中介团体；
在政治参与扩张之前，有政治竞争的充分发展；
合乎民主的权力结构存在于特别是那些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社会群体之中；
低度的社会暴力；
低度的政治两极化或政治极端主义；
信奉民主的政治领袖；
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经验；
宽容和妥协的传统；
被一个亲民主的外国占领；
受一个亲民主的外国的影响；
精英愿意仿效民主国家；
尊重法律和个人权利的传统；
社群（民族、种族和宗教）的同质性；
社群（民族、种族和宗教）的异质性；
对政治和社会价值的认同；
对政治和社会价值缺少认同。
把这些因素与民主和民主化关联起来的理论几乎总是有道理的。不过，每一个变项和理论只能对少数几个案例具有相关性。在1940年后的半个世纪里，民主化发生在印度和哥斯达黎加、委内瑞拉和土耳其、巴西和博茨瓦纳、希腊和日本。企图寻找一个共同的、普遍存在的自变项，并设定这一自变项也许在解释上述这些不同国家中的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几乎是注定不成功的，如果不是同义反复的话。民主化的原因因地因时而遇异。理论的多重性和经验的多样性意味着以下的命题可能成立：
（1）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足以解释在所有国家中或是在一个国家中的民主发展。
（2）没有一个单一的困素对所有国家的民主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3）在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化都是各种原因的结合的结果。
（4）这些产生民主的原因的结合因国家不同而异。
（5）通常导致一波民主化的诸原因的结合不同于导致其他各波民主化的原因的结合。
（6）导致在民主化波浪中最初政权变化的原因可能不同于导致在这一波中后来政权变化的原因。
温纳（Myron Weiner）在回顾了具有民主政府之社会的多样性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要解释民主化，人们应该看一看“可供那些追求民主革命的人采用的战略。”这一建议恰当地突显出政治领袖与政治技能在实现民主中的关键角色。不过，这不应该导致完全拒绝承认更宽泛的、与历史背景有关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因素在解释民主发展中的作用。存在的是一条因果之链；而且，国际的、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最直接的政治因素都发生作用，而且，它们之间常常相互冲突，要么有助于民主政治的确立，要么有助于维持威权主义。
因此，民主化的原因各不相同，而且它们随时间而显示出的重要性也大相径庭。这里不是对1974年之前产生民主化的原因作详细的历史分析之处。对似乎是第一次和第二次浪潮的主要原因作一个简短的结论是必要的，这样作可以为更广泛地讨论第三波的原因提供一个脉络。
经济发展、工业化、都市化、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出现、工人阶级的发展及其早期的组织、经济不平等的逐步缩小，所有这些似乎都在十九世纪北欧国家的民主化运动中发挥了某种作用，通常这些国家也是由洛克、边沁、密尔、孟德斯鸠、卢梭和法国革命中诸理想的影响所形成的思想风气的国度。在英国的殖民地，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其中的许多因素也发生过作用，而且，因为更大的经济机会、薄弱的等级制度和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等因素所强化，这些因素只有在较为边远的社会才可能出现。可以想象，新教也促进了民主化；在1900年之前发展出民主制度的国家中，有四分之三的国家在宗教构成上完全以新教为主要宗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盟国的胜利和在战后出现的帝国解体也对民主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的边缘国家，加芬兰、冰岛、爱尔兰在维持民主制度上也相对成功；那些继罗曼诺夫、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王朝之后出现的国家在位置上更为居中，但在维持民主政治上却不成功。总之，导致第一波民主化浪潮的主要因素似乎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英国殖民地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环境、西方同盟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和主要大陆帝国的相应解体。
在第二波民主化浪潮当中，政治和军事的胜利也占有显著的地位。在这一波中过渡到民主的多数国家可以归入三类。第一类是获胜的西方盟国把民主政治强加给了若干国家：西德、意大利、日本、奥地利和南朝鲜。第二类是许多其他国家因为西方盟国赢得了战争而向民主化方向迈进。这类国家包括希腊、土耳其、巴西、阿根廷、秘鲁、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第三类是西方国家在战争中受到削弱和在其海外殖民地所兴起的民族主义导致这些国家开始了非殖民化的进程。有相当数量的新独立国家是作为民主国家起步的，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只有较少数量的国家维持住了民主制度。西方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和这些民主国家在战后所进行的非殖民化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第二波的民主浪潮。这些是历史上的不连续的事件。第三波肯定是来自另一些原因的组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