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探讨第三波民主化必须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大约只有30个威权体制国家，而不是约100个其他的威权主义国家转向民主政治体制？第二，为什么这些国家的政权变迁发生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而不是在其他某一段时间？
有关第一个问题，即从威权主义开始过渡的国家不论是否会取决于其威权主义政权的性质？不过，事实上，在第三波中迈向民主的政权是多种多样的。它们包括一党体制、军人政权、个人独裁、南非的种族寡头。在每一类政权类型当中大约都有一些国家在自1974年以来的15年中没有实现民主化：一党制国家有北韩和越南等，军人政权的国家中有缅甸和印度尼西亚；个人独裁的国家中有伊拉克和古巴。因此威权主义政权的性质不能解释为什么某些政权过渡到民主，而其他政权却没有。
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不同的途径是把焦点集中在那些实现民主化的国家的各自政权变迁历史上。在轮回型（cyclical pattern）中，国家在民主与威权体制之间交替轮回。这种类型在拉丁美洲特别普遍，包括诸如像阿根廷、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国家，但是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特征，如土耳其和尼日利亚。这些国家在较大众化的民主体制和较保守的军人政权之间摇摆。在一个民主政权下，激进主义、腐败和失序达到了难以容忍的程度，于是，军队便起来推翻了它，这很令大众欣慰和欢呼。不过，接着对军政权的联合支持就开始瓦解，军政权又未能有效地处理该国的军事问题，于是，具有职业化倾向的军官们就开始对军队的政治化抱有戒心，并再次受到群众的欢迎，军人们自动退出文官职位，或是被排挤出来。在这些国家，政权的变迁所起的作用与在稳定的民主体制下政党的变迁所起的作用一样。这类国家没有能够在民主与威权政治体制之间作出选择；民主与威权主义的轮回就是这种国家的政治体制。
第二类政权变迁的模式是二次尝试型（second-try pat－tern）。一个实行威权主义体制的国家向民主体制转移。这种民主体制的失败要么因为该国缺少民主的社会基础，要么是新民主体制的领袖们追求极端的政策，这种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或是某种大动荡（如萧条、战争）瓦解了该政权。于是一个威权主义政府便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掌权。不过，最终，人们会作出第二次和更成功的努力来重新引人民主，而且成功的机会之所以有可能增加，至少部分是因为民主领袖们从以前不成功的民主经验中吸取了教训。有许多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奥地利、日本、委内瑞拉、哥伦比亚，用各种方式在第二次浪潮中确立了相对稳定的民主体制，因为这些国家在其较早的努力中有过反复。西班牙、葡萄牙、希腊、韩国、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就是属于这种二次尝试型，如果它们的第三波民主政权能够得到稳定的话。
第三种模式是间隔民王型（lnterrupted democracy）。这种模式涉及那些曾经建立起民主政权，而且这种民主政权持续了相当一段时期。不过，在某一点上有时会出现不稳定、两极分化或其他条件并导致民主过程的中断。在七十年代，民主在印度和菲律宾就被由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行政首脑中断了，在乌拉圭，是被在选举中产生的领导人同军队联手中断的，在智利，是由军事领导人通过推翻了一个由选举产生后的政权来中断的。不过，这些国家较长的民主体验使得中止民主的领导人不能够完全根除民主实践。在所有这四种情况下，他们都最终感到被迫诉诸于某种形式的公民投票，而在这种投票中他们输了。
第四种变迁模式，是有关从稳定的威权政府向稳定的民主体制的直接过渡型（direct transition）。这种过渡要么是通过渐进的演变，要么是通过后者直接取代前者。这种模式在第一次浪潮中是特别典型的过渡模式。如果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台湾、墨西哥、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民主政治得到了巩固，它们第三波努力将大致接近这种模式。
最后一种是非殖民化型（decolonization patternn）。一个民主国家把民主体制加给其殖民地。该殖民地变得独立了，而且与以前的多数殖民地不同，它成功地维持住了其民主制度。巴布亚新几内亚就是第三波中的一例。正如迈农·维纳指出的，这种模式基本上属于以前的英国殖民地国家，它们大多数在第二波中取得了独立。那些留待在第三波中取得独立、实现民主化的国家几乎都是小国，而且是岛国。他们包括安提瓜和巴尔布达、伯利兹、多米尼加、吉利巴提、圣·克利斯多夫－内维斯、圣·路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达、所罗门群岛、图瓦鲁和瓦努阿图。除极少数几个剩余殖民地（如香港、直布罗陀和福克兰）外，这些国家是英帝国留给民主化的最后遗产。由于它们面积很小，除非有特殊说明，我们一般不再把它们列入对第三波国家的分析当中。
如果A和D被用来代表相对稳定和持久的威权政权和民主政权，a和d被用来代表不太稳定和短命的威权政权和民主政权，那么，这五种类型的政权发展模式就可以描述如下：
1轮回型：a——d——a——d——a——d
2二次尝试型：A——d——a——D
3间隔民主型：A——D——a——D
4直接过渡型：A——D
5非殖民化型：D／a----D
第三波中的国家涵盖了所有这五种政权变迁的类型。不过，在1974－1990年间实现民主化的29个国家中有23个以前有过民主的经历。在某些个案中，这些经验在时间上十分遥远；在另一些个案中这种经验又十分短暂；在某些个案中民主经验既遥远又短暂。不过，在某一点上，它毕竟体验过，在1974年实行威权体制、而到1990年又尚未实现民主化的国家以前没有民主的经历。因此，在1974年，预测一个威权政府是否会变成民主政府的极好标准是它是否曾是民主政府。不过，到1989年，第三波进入第二阶段，而且开始影响到那些以前没有重大民主经历的地方，包括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苏联、台湾和墨西哥。这就产生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第三波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第一和第二波？那些在过去没有体验过民主的国家在未来会变成稳定的民主国家吗？
为什么有些国家过渡到民主，而另一些国家则不能，对该问题的合理回答未必是对那些在特定时候出现向民主过渡的原因这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向民主的过渡集中发生在15年间，不大可能是一种纯粹的巧合。比较合理的看法是，造成向民主的这些过渡部分是影响到许多国家的共同原因，部分是几个国家内部的平行发展，部分是早期的过渡河后来的过渡的影响。不过，以前的民主经验并不能解释在这些国家中向民主的过渡出现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同样，有人把八十年代的民主过渡归结为一种受威权统治的人民“对自由的呼唤”，这种呼唤极其普遍，而且深深地铭刻在心中。这种呼唤的出现或许可以把那些民主化的国家从那些没有民主化的国家中区别开来，但是，它不能解释民主化发生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正如1953年、1956年、1968年和1981－1982年的诸事件所表明的，东欧数十年来一直在呼唤自由；但是，这些国家只是在1989年才得到了自由。为什么那时不能？或早一点也不行呢？在其他国家中，人民也许早在历史上并没有呼唤过自由，但是却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实现了自由。问题是解释这些愿望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出现。因此，我们的分析就必须寻找没有造成这种对自由呼唤的其他发展。
应该回答的问题是：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中最可能的自变项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以至于造成了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民主化政权变迁这一依变项？在导致特定的国家在特定的时候出现第三波过渡中有五项这样的变化似乎起着重要的作用：
（1）在民主价值被普遍接受的世界上，威权体制的合法性问题的日益加深，这些政权对政绩合法性的依赖以及军事失败、经济失败和1973－1974年以及1978－1979年的石油危机对这种合法性的削弱；
（2）六十年代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经济成长。这种成长提高了生活标准，增加了教育，在许多国家大大地扩展了城市的中产阶级；
（3）在1963－1965年的第二届梵蒂冈教廷会议上，天主教会的活动和信条所表现出的惊人变化，以及国家教会从现状的维护者变成威权主义的反对者和社会、经济与政治改革的拥护者；
（4）外部行动者在政策上的变化，包括六十年代末期欧洲共同体对扩展其成员的新态度，美国的政策自1974年起开始转向促进其他国家的人权和民主化，以及戈尔巴乔夫在八十年代末期为维持苏维埃帝国对苏联政策所作的戏剧性变革。
（5）“滚雪球”或示范效应，这种效应通过新的国际沟通手段而得到扩展，特别是第三波中第一个向民主过渡的国家会刺激其他国家努力实现政权变迁，并为后者提供示范。 第四节合法性的衰落和政绩的困局
合法性（Legitimacy）是政治分析家们尽量避免使用的不易把握的概念。然而，它对于理解威权政权在二十世纪后期所面临的问题却必不可少。卢梭观察到，“最强者也不能总是强大得足以永远作主人，除非他能把力量转化为权利和服从的义务”。威权领袖们统治的“权利”及其臣民们服从的“义务”又是来自何方呢？
在过去，传统、宗教、君权神授和社会依附为非民主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在民智日开、社会流动增加和文化水平提高的年代，这些威权主义的传统理论基础已失去了它们的效力。在现代，威权主义的正当性是由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的，不过，前者作为非民主统治的基础，其效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的确存在着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死敌。民族主义也是一种大众的力量，它既可以使民主统治合法化，也可以使威权统治合法化。威权主义的主要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在现代是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它为一党专政和少数贪权恋职的官僚精英的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不过，在二十世纪末的多数威权政权已不再是共产主义政权。与左翼政权一样，它们在确立和维持其合法性方面面临着严重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盟国的胜利事实上产生了第二波的民主化。它也在政治的思想环境中产生了更为普遍的和持久的变化。多数国家的人们开始接受民主的说词和观念，但却很少把民主付诸实施。一种世界性的民主精神应运而生。即使是那些显然反民主的国家也常常用民主的价值来证明其行动的正当性。反民主的公开论点作为一种概念已经几乎完全在世界上多数国家的公共辩论中消失了。在195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中这样写到：“在世界历史上，第一次没人再以反民主的面目提出一种主义。而且对反民主的行动和态度的指责常常是针对他人的，但现实中的政客和政治理论家在强调他们所拥护的制度和所主张的理论中的民主因素方面却不遗余力。”
民主规范的普及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那些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规范的认同。合法性的一个主要可供选择的源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被一个第二强大的国家所信仰的。不过，共产主义者通常通过强调其意识形态中的民主成分、通过运用民主的辞句、通过对列宁主义先锋党角色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强调来颂扬民主价值的优点。
在七十年代的许多威权主义政权也面临了合法性问题，因为它们以前有过民主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这一社会的政治体已经感染了民主的“病毒”，而且即使以前的民主政权不是极其成功，但是对一个真正合法的政府必须建立在民主实践基础之上的信念的迷恋却依然如旧。这样，威权的统治者被迫用民主的说词来证明其政权的正当性，并声称他们的政权是真正民主的，或是一旦他们能够处理好该社会目前所面临的紧迫问题就会在将来变得民主。
威权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因政权的性质而异。作为本土政治发展之产物的一党体制，如革命的共产主义政权及墨西哥就有过较为牢固的合法性基础。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被共同用来支持这种政权。像东欧这样共产主义和一党制是由外部力量强加的国家，政权可以从意识形态中得到好处，但却不能受益于民族主义，因为后者总是不稳定的潜在根源。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极权政府发现，更难援引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来支持其合法性。意识形态的感召力也随着国家官僚体制的僵化和社会经济不平等的加剧而衰落。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还会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并使该政权靠经济表现的基础来使自身合法化的能力遭受挫折。这样，在共产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最初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但是，当这种合法性受到削弱之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就不可能再发展出建立在经济表现之上的合法性。
若是其他情况相同，随着抉择已经作出，许诺又不能兑现，挫折则不断加深，许多政权的合法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趋于下降。在多数情况下，支持该政权的联合力量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分化。不过，民主体制可以通过选举来自我更新，这种选举使得一种新的联合来掌权，它们带来了新的政策和对未来的新的许诺。相比之下，自我更新则是威权政权的一个主要问题，由于缺少自我更新的机制，这就严重地侵蚀到那些政权的合法性。当然，问题最严重的还是在个人独裁政权中。在这种政权之下，由于其政权的性质缺少再生能力而不可能进行自我更新。
在少数几种情况下，威权主义政权的确发展出了定期更换其最高领导人的机制，因此也至少实现了有限的更新。在墨西哥和巴西，总统不能自我连任的原则已经被充分制度化了。这种常规化的接班制度，其好处至少有两方面。第一，它鼓励了威权体制内的关键人物有希望下一次他们能够有机会获得最高职位或高级官职，因此降低了他们想走对抗路线或企图推翻现行领导集团的动机。其次，在最高领导职位上的定期接班有可能、甚至很有可能导致政策上的变化。在墨西哥，数十年来，来自左翼的总统与来自右翼的总统轮流执政。在巴西的情况也有些类似，两个结构松散的联盟，索尔邦（Sorbonne）集团和民族主义集团竞争军队内部的权力。索尔邦集团自1964年政变后开始掌权，直到席尔瓦将军在1967年担任总统职位后才被取代；1974年盖赛尔又重新执掌权力。像这一类的机制和程序使得这些政权有可能避免威权体制的某种功能失调，同时也为至少有限地更新其合法性提供了手段。每个新的总统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许诺，因为他不同于前任总统，这就足矣。从1929年到1980年间，墨西哥有一个独特的、稳定的威权政权，它只需要进行非常适度的压迫，因为其合法性由于其革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袖的定期变更而得到提高。在本土产生的共产主义政权有革命的意识形态，但却没有定期的领袖更迭；巴西有定期的领袖更迭，但却没有革命的意识形态。
七十年代的军人政权和个人独裁，特别是那些在第二波回潮中产生的这种政权和独裁，其合法性问题通常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由威权体制取代民主政权几乎总是令该国的民众欢心鼓舞。在这一阶段当初，新政权受益于来自民主政权失败的“负面合法性”，以及其同民主政权的显著差异。这种新政权通常为自己辩护的理由是他们在打击共产主义和内部颠覆、减少社会动乱、重新确立法律和秩序、消除腐败和腐化的文职政治家并且提高国民价值、目的和凝聚力来证明其统治的正当性。例如，1967年，希腊的政变上校们通过诉诸“反共国家的意识形态”来使自己合法化；在巴西军政权执政最初的岁月里，他们也同样试图把合法性建立在“三反”的肃求基础上，即反共产、反颠覆、反动乱。
负面的合法性不可避免地会随着时间而衰落。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威权政权几乎毫无例外地被迫去把政绩当作合法性的主要来源之一，如果不是唯一来源的话。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在秘鲁和菲律宾，威权政权的领袖们许诺要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在多数其他国家，他们许诺实现经济增长和发展。不过，把合法性建立在政绩基础之上的努力产生了可以被称作政绩困局的东西。在民主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通常依赖于他们满足一些关键选民对他们政绩的期望。但是这一制度的合法性却建立在程序之上，建立在其选民通过选举选择其统治者的能力之上。那些在职的统治者不可避免地会作不出政绩，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合法性，也就会在选举中被击败。一群新的统治者会接替他们。因此，统治者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导致了这个体制重新肯定其程序的合法性。不过，在除一党制之外的威权体制下，在统治者的合法性和政权的合法性之间都不可能作出明确的区分。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
阿尔蒙德、伏拉纳根和蒙特分析了从1832年英国改革法（British Reform Act）到本世纪三十年代卡迪纳斯（Cardenas）经济改革的政治发展的八项主要危机。他们发现，每一个案例都伴随有“不断衰落的经济表现因素（不景气、失业、食物短缺和饥荒）”。令人不满意的经济表现同样也在造成七十年代威权政权的危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的努力在菲律宾很快就停滞不前了，而且在秘鲁最终也被放弃。许多威权政府从经济增长中获取合法性的能力因为七十年代石油价格的上扬和威权主义政府随后实行的经济政策而受到了削弱。
1973－1974年间石油价格的暴涨触发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它引起了人们对欧洲、北美和日本这世界上三方民主国家的统治能力提出了疑问，它也大大削弱了第三世界威权政府力图用经济表现来支撑其合法性的努力。像菲律宾、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巴西、乌拉圭这样的国家受到的打击特别严重，因为它们几乎绝对依赖进口原油。1979年的第二次油价上扬加剧了这一局势。在西德、英国、法国、加拿大和美国执政党都在选举中被逐出局。在第三世界，剩下的威权政府通过经济表现来支撑其合法性的能力进一步受到了削弱。油价暴涨及其经济后果是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期削弱威权主义的主要原因。
除极少数例外，威权政府在对付石油和债务危机方面所采取的政策常常使得经济局势更加恶化，造成发展停滞、萧条、通货膨胀、低增长或负增长、债务增加以及这些状况的某种综合症，因此进一步削弱了威权政权的合法性。菲律宾提供了一例：
随着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全
球性衰退，新社会（New Society）的经济基础开始瓦
解。菲律宾，其90％的石油依赖进口，很快就发现
其能源成本翻了两翻，而出口商品的价格却不断下
跌。由于1979年第二次油价暴涨，经济滑坡更为加
剧。马科斯用更多的借贷和支出来回应，结果使马尼
拉的外债在1979－1983年间增加了一倍。而且几乎
所有的债务都是短期的……国际借贷者对菲律宾的情
况很为敏感：在1982年的后四个月间几乎有七亿美
元的信贷被抽走。从1980年起，菲律宾的人均国民收入稳步下降。
在阿根廷，1978－1980年间马丁内斯·德·胡斯（Martinez de Hoz）的经济政策造成了人为的经济过热。
这种过热不可能持续下去。进口商品的物价变得
如此低廉，以至于当地工业在竞争下不断被挤垮。出
口商品变得如此昂贵，以致农产品由于没有物价优势
被逐出世界市场……在1981年，这颗气球爆炸了
……经济几乎在一夜之间陷入危机之中。
在九个月之内，失业和通货膨胀迅速加剧。在巨
大的投机压力下，比索贬值了400％多。欠下美元债
务的阿根廷人突然发现他们为了偿还债务必须多付五
倍的比索。他们无力偿还……恐慌的储蓄者与此同时
也开始对银行进行长期的挤兑。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
急剧下跌。
在乌拉圭，八十年代初的军政权使该国上升为拉美人均外债的第二大债务国，而且造成了为期四年的经济衰退，这场衰退使得实际工资比前十年下降了一半。在葡萄牙，其殖民战争的巨额费用伴随油价危机和经济管理不当造成了类似的恶劣经济后果。
［战争造成的］其他伤亡之一是葡萄牙的经济。
到政变时为止，这个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
30％（在西欧是最高的），其贸易赤字超过以往任何
时候，失业增加，尽管不断的有移民外出，以寻找工
作或是逃避兵役。
几乎一半的政府开支用于军事，葡萄牙的“固
定”投资率，即能够制造就业和出口的那种投资在西
欧是最低的……
由于80％的能源和一半以上的食品靠进口，葡
萄牙受1973年石油输出国石油禁运后伴随而来的全
球性危机和通货膨胀的打击特别严重。随着葡萄牙的
出口市场走向疲软，一切物品的成本，从鳕鱼到斗牛
的门票上涨势头超过了工资。尽管工会和罢工在这个
新国家都是非法的，但共产党领导的工人在1973年
进行了约40次大罢工。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格龙第
西（Crundig）、英国莱兰等大公司所拥有的工厂和其
他商行也关闭了。
希腊在1967年接管的军政权统治下经历了重大的经济成长，尽管这种成长不太平衡。而1973年底，执掌权力的新军人集团却“表现出在处理国内所面临的日益紧迫的问题上显得十分无能为力……通货膨胀难以约束，希腊由于其本土的资源很少，受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War）后而来的石油危机的影响特别严重”。在秘鲁，“军人政权刺激经济发展……的努力十分不得要领。在农业和工业方面的生产力下降、实质工资下跌、公开的失业增加、通货膨胀攀升，秘鲁的公债也直线上升。”即使是巴西在经济表现方面也有问题。随着这个政权在七十年代后期开始逐步民主化，经济问题也不断增加，而且“政府在实现经济增长和向所有巴西人确保一个更好的未来的能力明显恶化。”到1982年为止，巴西的公众大部分把这些缺陷归咎于政府的政策失败。
共产主义政权相对免受石油价格上涨和世界经济中其他发展的影响，尽管波兰和匈牙利欠下了大笔债务。这两个国家的不良经济表现主要是苏联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强加给它们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在五十年代期间，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增长。到六十年代开始慢下来，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则停滞不前。经济失败触发了对现行政治体制的巨大不满和某种敌对。尽管如此，这种经济停滞自身还不足以产生朝向民主化方向的运动。直到苏联允许民主化发生时为止，经济还没有成为促进这些国家民主化的一个因素。在东欧，由于政治受到操纵，而且有苏联的支持，共产主义政权还能够消受其不良经济表现的后果。
军事失败是造成在1974－1989年间5个威权政权的垮台或削弱的主要原因，由于几乎看不到取胜的希望，一直在同叛军作战的军队开始对两个个人独裁政权产生了不满。葡萄牙政府和军队显然没有能力赢得其殖民战争，这是造成武装部队运动和4月政变的潜在原因。在菲律宾，也进行了某种类似的改革武装部队运动，试图消除任人唯亲、低效和腐败，这是马科斯在军队中造成的。新人民军的共产主义游击队的力量在马科斯政权的最后几年间日益增强，该政权因此受到了总体上的削弱。阿富汗战争费用庞大和苏联军队无力成功地结束这场战争，导致了戈尔巴乔夫给苏联带来的政治自由化。在希腊和阿根廷由军政权所触发的冲突导致了这些政权的失败和下台。
即使威权政府兑现了他们的许诺，其政权合法性也会受到削弱。威权政府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失去了这一目标。假定其他代价（如缺少自由）与该政权有关，这将减少公众支持该政权的理由。它在政权内部就其应该追求的新目的而导致不稳定和冲突。例如，在1980年和1981年的阿根廷，整个经济就是一团糟。与此同时，该政权消灭了蒙特内罗（Montonero）的游击队，并在国家恢复了秩序（如果不是法律的话）。这就消除了支持该政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而且军人政府“表现出厌倦的迹象，这恰恰因为它实现了其主要的目标：击败武装的游击队。”有些类似的事在1974年的巴西，“由于秩序得到了明确的确立，该政权被迫要么开始把其权力长期制度化的过程，或者相反，开始自由化进程。”在军政权消除了图帕马罗人（Tupamaros）的叛乱组织后，乌拉圭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形。由于它们的合法性是建立在政绩的标准之上，威权政权如果不能有好的政绩，将失去合法性，如果政绩好了，也将失去合法性。
面对这种合法性的剥落，威权主义领袖们可以，而且的确以下列五种方式中的一种或数种来作出反应。首先，他们可以直接拒绝承认他们的合法性日益受到削弱，同时希望或相信他们能够把权力保持下去。在多数威权政权下，回馈机制的脆弱性和许多个人独裁者的幻想加强了这种倾向。不过，不论是希望还是信念本身都不大可能有什么真凭实据。其次，威权政权可以试图通过用强制的服从来取代日益涣散的义务而生存下来。这通常要求在政权的领导层中有更迭，如发生在1973年的希腊、1981年的阿根廷和1989年的中国。如果政权的领导人能够就这一过程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也许能够有效地推迟其不断衰落的合法性所造成的后果。
第三种选择是挑起外部冲突，并试图通过诉诸民族主义来恢复合法性。在1974年春天，伊奥尼迪斯（Ioanni-dis）政权组织了一次政变。这场政变推翻了马卡里奥斯（Markarios）主教为首的塞浦路斯（Cypru）政府，建立了一个倾向于与希腊合并（enosis）的政府。土耳其人入侵了塞浦路斯，伊奥尼迪斯试图联合希腊军队和人民来同土耳其人作战。然而，希腊人在军事上没有能力与土耳其人较量，而且他们的军事指挥官们拒绝这样作。因此，上校的政权就屈辱地下台了，事实上是被他自己的军官集团赶下台的。在阿根廷，军政权的合法性在1982年也达到了一个最低点，原因是经济上的失败，于是，加尔铁里（Leopoldo Galtieri）将军试图通过入侵福克兰群岛来重新获得对其政府的支持。如果他在军事上成功了，那么，他将会变成阿根廷历史上的一个大英雄。然而他的失败和英国收复该岛触发了第二年向民主的过渡。威权政府的领袖们试图用外部战争来支撑其日益衰退的合法性的努力面临着一个严重的内在障碍。军政权的军事力量通常要介入政治，而且缺少有效的指挥系统（像在阿根廷的情况就是如此），政权越长久，政治化程度越高（这也是具有职业倾向的军人领袖们经常希望能够结束军政权的原因）。另一方面，在个人独裁中，像伊朗的国王和菲律宾的马科斯那样，军人们也许不介入政治，但政治会弥漫在军队当中，因为独裁者最恐惧的是政变。因此，不称职的人和亲朋好友在任命上获得了优先。这样，军人独裁和个人独裁政权中的军队职业化的程度都很低，而且军事作战能力也很差。就像希腊和阿根廷的情况所揭示的那样，挑起一场战争因此是一项风险很高的策略。
第四种选择是为他们的政权涂上一些民主合法性的外表。除了一些在意识形态上以一党制为基础的威权政权外，现存的多数威权政权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宣称，他们将在适当的时候恢复民主。随着他们的政绩合法性的下降，他们将面临越来越重的压力，要求他们兑现上述许诺，而且他们也不断地试图通过选举重新使自己合法化。在某些国家，政治领袖们显然相信他们能够赢得选举。不过，事实似乎从来不是这样，特别是如果反对派取得了最低限度的联合。政绩的困局因此让位于选举的困局。他们应该主办一次选举吗？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该用不正当的手段操纵选举吗？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会赢得合法性吗？如果他们不用不正当的手段操纵选举，他们会在选举中输掉吗？
第五，威权政权的领导人们可以毅然绝然、因势利导地主动结束威权统治，引入民主体制。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但总是先要求有威权体制下的领导阶层内部有人事变动。
合法性的下降通常会在威权领袖们的心中产生疑云，同时也会导致领导集团在选择何种应战方式上出现分歧。由此而导致的迟疑、意见分歧和行动上的摇摆会进一步削弱这些政权的合法性，而且鼓励政治集团考虑用其他接班人来取代他们。
接替的政权也未必是民主的。在1978年和1979年，伊朗和尼加拉瓜从现代化取向的个人独裁分别转向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随着七十年代中期第三次浪潮的起步，在非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地方的马克思主义政权也出现了一系列的变迁。葡萄牙在经过一场搏斗之后走向了民主，而且葡萄牙的前殖民地在取得独立之后也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初之间，自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三世界政权的总数从6个增加到17个。就多数情况而言，这些政权的基础相对狭窄，而且它们没有能够满足经济成功或持续的政治稳定的要求。在六十年代初期，拉丁美洲的政治家和美国的领袖们都把拉丁美洲的政治选择看成是在改良与革命、约翰·肯尼迪和菲德尔·卡斯特罗之间的抉择。不过，除少数几个例外，拉丁美洲既没有得到改良，也没有进行革命，相反，实行的是以军人或官僚威权政权形式的镇压。这些政权随后在经济上出现的失败，就使得这种政府形式不能成为眼下的一种选择方案。
像菲律宾和萨尔瓦多的那种右翼独裁政权常常会导致左翼革命运动的增长。不过，在南美，军政权残忍而成功的镇压，从肉体上消灭了许多革命的极端主义者，同时也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团体之间激发了对民主美德的新向往。在八十年代，正如胡安·林茨（Juan Linz）和阿尔弗莱德·斯杰潘（Alfred Stepan）所注意到的，拉丁美洲的左派逐渐把“程序民主”当作是“一种本身非常有价值的规范，同时也是这样一种政治安排：它既提供反对国家恐怖主义的保护也提供通过选举来迈向社会和经济民主的希望。”在一种可比较的层次上，拉美解放神学（liberationtheology）之父中的一位，秘鲁的古铁雷斯（GustavoGutierrez）神父在1988年观察到，“人们在独裁下的经历使得解放神学家们更加欣赏、珍惜政治权利。”东欧共产主义的垮台也进一步减少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作为其他威权政府的一种选择方案的可能性。这样，尽管威权政权有许多形式，如军人政府、一党体制、个人独裁、绝对君主专制、种族寡头或伊斯兰独裁，到八十年代为止，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间已不被看作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在非洲之外，以及在其他地方的少数几个国家中，民主已经开始被视作任何威权政权的唯一合法和可行的替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