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与民主和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而且可能因时因地而异。经济因素对民主化有着重大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不是决定性的。在经济发展的程度与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全面的相关性，然而，没有一种经济发展的格局自身对导致民主化是必不可少的，或是充分的。
经济因素以三种方式影响到第三波民主化。第一，正如上面所指出的，在某些国家油价上涨，和在另一些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经济发展的束缚造成了经济滑坡，因此削弱了威权政权。其次，到七十年代初期，许多国家取得了全面的经济发展，这种发展为民主提供了经济基础，促进了向民主的过渡。第三，在几个国家，极其迅速的经济成长破坏了威权政权的稳定性，迫使他们要么实现自由化，要么实行更加严厉的镇压。总之，经济发展为民主提供了基础；由迅速经济增长或经济衰退所造成的危机削弱了威权主义。所有这三个因素并不是在每一个国家中都出现，但是，每一个第三波国家都不能完全逃脱所有这些因素。这些因素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为民主化提供了经济的动力和环境。
经济发展。十八世纪政治理论家们认为，富裕的国家有可能实行君主制，而穷国则可能是共和国或民主国家。这对农业社会来说，是一个非常有道理的假设。但是工业化颠倒了富裕的程度和政府形式之间的关系，而且自十九世纪起在民主与财富之间出现了一种正相关。这种正相关仍然一直很强。多数富裕的国家是民主国家，多数民主的国家是富裕的国家，印度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外。李普赛在1959年凸显了这种关系，而且这种关系也被以后大量的研究所证实。例如，波伦（Kenneth A．Bollen）和杰克曼（Robert W．Jackman）在1985年发现，六十年代“经济发展的水平对政治民主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考虑到其他非经济的因素……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是一个最主要的解释性变项。”在1989年，世界银行根据把人均收入在6，010美元（西班牙）到21，330美元（瑞士）之间的24个国家归为“高收入”国家。其中的3个（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nited Arab Emirates）是石油输出国和非民主国家。在其余的21个高收入国家中，除新加坡外，都是民主的国家。在另一个极端，世界银行把42个人均国民收入从130美元（埃塞俄比亚）到450美元（利比里亚）归为“贫穷”国家。在这些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印度和斯里兰卡）有过广泛的民主经历。在53个“中等收入”国家中，包括从塞内加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520美元）到阿曼（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5，810美元），只有23个民主国家，25个是非民主国家，而且，在1989年，有5个国家可以归人从非民主到民主过渡的国家。
财富与民主之间的相关意味着向民主的过渡必定主要发生在那些中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在穷国，民主化是不可能的；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发生过了。在两者之间有一个政治过渡带；那些处于特定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最可能向民主过渡，而且多数向民主过渡的国家也将在这一经济发展水平上。随着国家实现经济发展并进入这一地带，它们就会出现向民主化过渡的前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第一波民主化中，民主主要出现在北欧国家。那时他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照1960年的美元价格在300美元到500美元之间。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有一系列的因素，包括经济危机产生了第一次向威权主义回归的回潮。不过，全面的经济发展继续下去，而且因此区别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过渡地带中的收入水平也不断上升。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全球性经济成长十分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在那些不太发达的国家中更是如此。在1950年到1975年之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平均3．4％的速度成长，这一速度“超过了官方的目标和民间的期望。”这一速度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来说也都是史无前例的。在六十年代，即“发展的十年”，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速度平均超过了5％，通常是处于同一经济发展阶段的欧洲国家的两倍。当然，各个国家间发展速度的差异也很大，南欧、东亚、中东和拉美较高；南亚和非洲较低。不过，从总体上讲，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持续到1973－1974年石油危机的高速经济成长使得许多国家进入了过渡地带，而且在这些国家内部产生了有利于民主发展的经济条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始于1974年的民主化浪潮是前二十年经济成长的产物。
到七十年代，经济过渡地带的中心已经从战前的300－500美元（按1960年的美元价格）上升到500－1，000美元。在21个第三波民主化国家中，有9个，几乎占了一半，是出现在这一收入范围内的国家；4个发生在收入300－500美元之间的国家；2个（希腊、西班牙）是出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00美元的国家（按1960年的美元价格）；有6个（印度、巴基斯坦、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玻利维亚和菲律宾）出现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300美元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范围从印度（87美元）到希腊（1，291美元），这个跨度是很大的，但是，在过渡国家中有三分之二大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3001，300美元之间（按1960年的价格）。向民主化的过渡显然最可能发生在那些中等或中高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而且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那样，主要集中在略高于桑沙因（Sunshine）在二战之前发现其所聚集的收入区。
第三波过渡地带也出现在表2．1所提供的数据中。对各国所作分类依据的标准是它们在1976年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这里根据的是世界银行的报告。它们在1974年时是否有民主的政治体制，它们在1974年到1989年之间是否实现民主化或自由化，以及它们在这些年中是否有过非民主的政权。这些数字再一次表明，第三波国家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差别很大，印度和巴基斯坦1976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250美元，而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则超过了3，000美元。31个国家中有27个实现自由化和民主化的国家属于中等收入之列，既不穷也不富，而且第三波国家中有一半的国家在197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之间。在1976年处于这一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到1974年仍然有非民主政府的那些国家中有四分之三到1989年已经根本上实现了民主化或自由化。如果在七十年代中期有一位社会科学家想要预测民主化的前景，他只要扳一扳手指，算一算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过渡带中的国家就能预测得很成功。
这并不是说，民主化完全是由经济发展决定的。显然不是。在1976年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都处于经济上相当富裕的地带，照此说，它们“应该”已经是民主国家了，而且苏联、保加利亚、波兰和匈牙利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都超过2，000美元，在过渡地带中位置都相当高。然而，政治和外部力量束缚了这些国家迈向民主的运动，直到八十年代末才有所转变。值得注意的是，在六十年代初的一项研究中，菲利普·卡特赖特（Phillips Cutright）在交通、通讯发展与民主之间建立了一个非常强的相关关系，并用这一关系来说明偏离他的回归线的情况。那时还很不民主化，而又“应该”已经实现民主化的主要欧洲国家是西班牙、葡萄牙、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不太受压制的利比里亚环境中，政治发展在七十年代中期赶上了经济发展；在东欧，直到苏联的控制在15年后消除以后，政治发展才赶上了经济发展。
表2．1经济发展与第三波民主化
（1）1976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美元计）
（2）民主国家1974
（3）民主化的、自由化的国家1974-1989
（4）非民主的国家
（5）总计
（6）民主化的自由化的国家所占的百分比
＜250
1
26
31
34
6
250-1,000
3
11
270
41
29
1,000-3,000
5
16
5
26
76
＞3,000
18
2
3
23
40
总计
27
31
66
124
32
资料来源：经济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78年（华盛顿：世界银行，1978年），第76－77页。
A在1974－1989年期间，而且不包括那些在1974年已经实现民主化的国家。
B包括印度，该国在1975年变成不民主国家，然后在1977年又实现了民主化。
C包括尼日利亚，该国在1980年过渡到民主，在1984年又回归到军人统治，还有苏丹，该国在1986年和1989年之间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在197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000美元到3，000美元中有5个国家到1990年为止还没有实现民主化。伊拉克和伊朗是人口很多的石油生产国。黎巴嫩有有限的协商式民主（limited form of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但是在七十年代中期出现的内战中解体。南斯拉夫，在某些方面比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更加自由，但是却在1989年被其邻国的民主化浪潮所超过，尽管其中的两个最富裕的国家，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已经开始朝着民主的方向移动。城邦国家新加坡，也是最富裕的非石油生产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整个八十年代仍然处于其哲君的仁慈而又无情的牢固统治之下。在那里就像在苏联集团中一样，政治统帅经济。
在米切尔·塞里格逊（Mitchell Seligson）的平行分析中也可以看到这种经济过渡带，尽管他认为，在拉丁美洲使得民主成为可能的界限未必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1957年美元价格为250美元）或50％的识字率。在11个拉美国家中只有3个，即阿根廷、智利和哥斯达黎加在1957年跨过这一界限。不过，到八十年代又有7个国家，它们是巴西、秘鲁、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刚刚达上界限的洪都拉斯达到或超过了这两个标准。在这项研究所涉及的11个国家中，只有玻利维亚大大低于这一界限。民主的经济基础因此在拉丁美洲出现了。当然这不能确保民主的出现，然而，到1990年，在这些国家的确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向民主的过渡。在一项类似的研究中，恩里克·巴罗拉（Eurique Baloyra）指出：在拉美，老式的个人独裁政权（如巴拉圭）有可能比新式的官僚威权政权（如巴西）能够更长久地生存下去。威权政权的可行性似乎更是其社会性质的函数，而不是其政权性质的函数。
为什么经济发展和这些国家向中高收入层次的挪动会促进民主化呢？证据表明，仅靠财富自身还不足以成为一个关键的因素。伊朗和伊拉克都处于过渡带，但并没有民主化。有三个人口较少的石油生产国（如沙特阿拉伯、利比亚、科威特）也不是民主国家，尽管他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976年就已经超过4，000美元，而且名列富裕国家之列。这意味着伴随着重大工业化过程，已具有广泛基础的经济发展会有助于民主化，但是靠出售石油（或其他自然资源）则不能产生民主化。石油收入归于国家：这些收入也增加了国家官僚体制的权力，因为它们可以削减或免除税收，它们也减少了政府向民众摊税、派税的必要。税收得越少，公众要求代表的理由也就越少。“没有代表不纳税”是政治要求：“没有纳税不代表”是政治现实。
与石油输出国家的情况形成对照的是，涉及到一些重大工业化的经济发展会导致新的、更加多样的、复杂的和互赖的经济，这种经济对威权政权来说越来越难以驾驭。经济发展造就了新的财富和权力来源，这些来源独立于国家之外，而且会有新的功能性要求去分散决策权。更加直接的是，经济发展似乎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迁和鼓励民主化的价值观。首先，有人认为，一个社会内部经济富裕的程度决定了“其公民的价值观和态度”，而且培育了人际间相互信任、生活满足感和凭能力竞争的性格，这些情感又反过来与民主制度的存在有高度相关性。其次，经济发展提高了社会中的教育程度。在1960年到1981年之间，在发展中国家，上中学的年龄团体的比例有了很大的增加。更多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开始形成相互信任的性格、追求满足和注重个人能力的性格，这些都是与民主政治相伴随的。第三，经济发展使得在社会集团之间有更多的资源可供分配，因此也促进了融合和妥协。第四，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经济发展既要求也促进了该社会向对外贸易、国外投资、技术、旅游和通讯的开放。一个国家加入世界经济会产生一些非政府性的财富来源和影响，并使得该社会接受在工业化世界流行的民主观念的影响。比如像中国的政府愿意向世界开放它们的经济，以促进经济发展却又继续维持一个封闭的政治体制，因而使其面临显然是不可解决的冲突。专制与发展是一项绝不可能的结合，而发展与自由接受国外的影响则是不可避免的结合。
最后，经济发展促进了中产阶级的扩大：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口是由商人、专业人士、店主、教师、公务员、经理、技术人员、文秘人员和售货员组成。在某种程度上，民主是以多数统治为前提的，而且在贫富悬殊的地方，民主也不可能行得通。在这种贫富悬殊的地方，占人数众多的贫困的多数对抗少数富裕的寡头。只有在相对贫困的农业社会当中，民主才可能，诸如像十九世纪初的美国或二十世纪的哥斯达黎加。在这两个国家，土地所有权相对平等。不过，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经济成长的产物。在其早期阶段，中产阶级未必是赞同民主的力量。在拉丁美洲和其他地方，中产阶级集团经常默许或积极支持策划推翻激进政府的军事政变或是主张减少劳工和农民组织的政治影响。不过，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持续，农村的激进运动对政治过程的影响已经不断下降，而且城市中产阶级在规模上的增加可以同工业无产阶级相匹敌。民主对中产阶级构成的潜在威胁因此也就下降了。而且这些集团也日益自信他们有能力通过选举政治（electoral poli－tics）来促进他们的利益。
第三波民主化运动不是由地主、农民或产业工人（除了在波兰）来领导的。几乎在每一个国家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是来自城市中产阶级。例如，在阿根廷，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选择对象是由选举产生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庇隆主义政府，还是受中产阶级支持的靠政变起家的军人政权。然而，到了八十年代，中产阶级的人数已经变得多到足以确保以阿尔方辛（Raul Aifonsin）领导的激进党在选举中取胜，并降低了庇隆派候选人对其利益的号召力。在巴西，中产阶级绝对支持1964年的政变。但是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正是这些从‘经济奇迹’的年代中受益最多的这一部分人在要求回归到民主统治上喊得最响：他们就是大而发达城市中的居民和中产阶级。”
在菲律宾，中产阶级的专业人士和商人充斥了1984年反马科斯示威游行的行列。在随后的一年中，阿基诺运动的核心集团是“中产阶级、无党派身份的医生和律师，他们自愿向反对派候选人或是向争取自由选举全国运动（National Movement for Free Elections）这样的公民监督团体提供支持，而不是支持任何一个政党。”在西班牙，经济发展也产生了“一个由现代中产阶级组成的国家”，这个阶级用迅速而和平的手段要求政治体制与社会同步发展。在台湾，“政治变迁的主要行动者”是“新出现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经济迅速成长的年代中长大成人。”在韩国，八十年代要求民主的运动只是在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个庞大的城市中产阶级”之后才对威权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而且中产阶级专业人士也加入了学生们要求结束威权主义的行列。动员“汉城的管理阶层和职业阶层也许是1987年迫使向民主过渡的最重要的因素。”《经济学家》杂志在报道1987年反对全斗焕威权政权的示威时问道：“当摧泪瓦斯在汉城碰到中产阶级时会发生什么？”答案很快就明确了：摧泪瓦斯输了，在好几个国家，包括西班牙、巴西、秘鲁、厄瓜多尔和菲律宾，商业阶层，正是他们以前曾支持威权政权的产生，现在，在促进向民主化的过渡当中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相比之下，在城市中产阶级规模相对较小或相对薄弱的地方，如中国、缅甸、苏丹、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要么民主化不成功，要么民主政治不稳定。
如果奥唐尼尔正确的话，在六十年代产生官僚威权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也因此在八十年代为民主化提供了动力。图2．1就试图对导致这一结果的因果联系作一大致的描述。
迅速的成长。进入经济过渡带中等收入的国家，因此会在社会结构、信念和文化方面出现变化，这些变化有助于民主的出现。在某些国家，极高的经济成长率也产生了对现行威权政府的不满。在这些国家，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过渡前的二十年，像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都经历了爆炸性的经济成长。在1913年到1950年之间，西班牙人均实物产出的年平均附和增长速度一直是负增长，而且在希腊和葡萄牙都不到1％。在1950年到1973年间，这一速度在西班牙是5．2％，在葡萄牙是5．3％，在希腊是6．3％。这三个国家1960年到1973年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成长速度是百分之六到八，相比于其他西欧国家的百分之四到五；而且在1960年到1980年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成长速度也快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的所有其他国家，除了日本。
快速的经济成长迅速地为民主产生了经济基础，而缓慢的经济成长创造民主基础的速度也相对地缓慢。不过，它却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加剧了不平等，在社会组织当中产生了紧张和压力，这又刺激了政治动员和对政治参与的要求。例如，在希腊，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期间，迅速的不平等的经济成长产生了“日益的觉醒、政治化、挫折和怨恨”，这些又导致了“社会动乱和政治动员。”这些压力是1967年政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次政变的原因之一就是要窒息这些压力。不过，经济成长在军政权统治下一直持续到1973年。该政权同时也追求两项相互冲突的政策。它“试图阻止并扭转民主化的进程。但是，与此同时，它却致力于实现迅速的经济成长和现代化。”社会挫折和政治不满迅速增加。到1973年底，油价的上涨造成了新的不满，该政权对这些不满要么使其自由释放，要么加强镇压。帕帕多普洛斯（Papadopoulos）试图转向自由化；而国立理工大学（National Technical University）的学生们却提出了更严重的抗议和更多的要求。于是，学生们遭到射杀，由伊奥尼迪斯所领导的强硬路线废黜了帕帕多普洛斯，结果他们自己在半年后因试图在塞浦路斯挑起军事对峙而自行垮台。
在西班牙，六十年代的“史无前例的经济成长”也造成了类似的矛盾。佛朗哥政权的领袖们希望这一成长会使人民大众知足常乐，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事实上，迅速的经济变化却加剧并催生了西班牙社会中的重大冲突，同时也促进了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该政权的合法性出现了问题。西班牙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且因为内战大伤元气。在这种农业社会基础之上建立的政治制度一旦碰到迅速变迁的工业社会所造成的紧张就显得不合乎时代的潮流。”迅速的成长产生的政治要求，又伴随着建立一种能够为民主提供经济和社会基础的经济制度。在六十年代，佛朗哥政府的计划部长（罗多，Laure- ano Lopez Rodo）曾预言，当西班牙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2，000美元时，它将变成民主国家。事实的确如此。这一过渡由于佛朗哥在1975年即时死亡而得到了进一步推进。如果他那时不死，如果胡安·卡洛斯不致力于缔造一个议会民主，两极的对立很可能导致社会暴力，也可能严重冲淡西班牙民主的前景。不过，正如历史所展示的那样，西班牙在1975年时存在着民主的经济和社会的前提条件，因此，老练而又有抱负的领导集团可以相对迅速而又平稳地实现民主化。
在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巴西经历了其“经济奇迹”。从1968年到1973年，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接近每年10％。这加剧了已经高度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并使得一些人把巴西形容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缩影，在这种发展中，跨国公司及其当地的伙伴获益，而当地的工人和农民却遭殃。这也导致厄内斯托·盖赛尔对巴西作出了这样的评价：“巴西干得很出色，但是巴西人却干得很糟”，他是在1974年成为巴西总统的。在希腊导致军政权垮台，在西班牙导致个人独裁让位的这种迅速经济成长的压力也在巴西同样显豁出来。巴西的军事领袖们已经意识到这些压力，并决心要消解它。在梅迪奇（Medici）总统当政的最后一年，他开始考虑使用几种减压（distensao）的办法。盖赛尔总统及其最高顾问席尔瓦（Golbery do Coutoe Silva）将军开始了这一进程，并把它持续到1978年。菲格雷多（Joao Figueiredo）总统继续并扩大了这一进程，使之成为一种开放（adertura）的进程。这两任总统的行动避开了已经加剧了的社会冲突，并为民主铺平了道路。
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南韩和台湾所实现的成长速度在世界上也属最高的国家之列。这两个社会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得到了深刻的改造。那里出现的要求民主化的压力却比欧洲和拉美社会发展得更慢，原因有二。第一，儒教文化传统强调层级结构、权威、社群、忠诚，这延缓了社会集团对政体提出强烈的要求。第二，与其他社会相比，在台湾和南韩出现的迅速经济成长发生在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格局之中。造成这种平等格局的原因有若干，其中包括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土地分配方案和在此以前已经实现了的更高的识字率和教育水平。在巴西，与迅速经济成长相联系的不平等在这两个东亚国家基本上不存在。不过，到八十年代，经济发展已经达到了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的程度，这迫使两国政府开始了民主化的进程。
高速的经济成长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对威权领袖的挑战。但它未必导致他们引入民主。在1960年到1975年之间，巴西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8％。在相同的年份里，伊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10％。在1980年到1987年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也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长。这些成长率在这3个威权国家产生了高度不稳定的压力和紧张，加剧了不平等和挫折，促使社会集团对他们的政府提出要求。这3个国家的领袖们也是以三种不同的方式作出反应。盖赛尔开放了政权；伊朗国王则优柔寡断，迟疑不决。民主、镇压和革命是这三种选择的各自后果。
小结。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将为民主政权创造基础。从短期看，迅速的经济成长和经济危机会瓦解威权政权。如果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实现经济成长，民主将能够缓慢发展，就像十九世纪的欧洲那样。如果不稳定的成长或经济危机出现而仍然没有达到过渡地带的富裕程度，威权政权就有可能垮台，但是用长命的民主政权来取代它们仍然很成问题。在第三波中，经济发展的实质程度与短期的经济危机或失败相结合是最有利于威权政权向民主政府过渡的经济公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