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第一章即阐述了著名的市场调节原理--即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理论：.5
我已经说过，在近代经济学中，围绕市场经济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传统。
一种是强调市场机制绝对合理主义的传统。这就是由斯密、萨伊到本世纪马歇尔、哈耶克所代表的所谓"经济自由主义"的传统。（历史学家认为斯密的理论属于经济学中的古典学派，而继承其理论的20世纪自由主义学派，被称作"新古典主义"。）这是代表一种理论传统。
另一种是以马克思和凯恩斯为代表的认为市场机制有缺陷的传统。马克思注意到自由市场经济具有周期性的危机机制。马克思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是由小市场经济走向大市场经济，即由民族市场走向世界市场经济的进程。这其实就是今天人们常讲的所谓"全球化"。马克思认为这个进程是不可阻挡的(见《德意志意识形态》)。但是马克思认为，在世界市场经济已统治全世界的时候，周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最终会产生破坏世界市场的力量，从而摧毁这一体制。他把这种全面危及世界统一市场的危机，称作"普遍危机"或"总危机"。
马克思的经济学，西方有人称作"危机经济学"，即资本主义危机经济学。这是有道理的。马克思之所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主要也是为了研究周期发作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机制"。
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在欧洲建立也还不久。但是，以10年左右为周期，工商业经济危机有规律地出现，呈周期性的发作，从而不断引发社会的动荡和变革。
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内在完满，具备自我均衡机制的完美体系，因此根本不承认危机机制存在。萨缪尔森甚至曾宣称现代经济学已经找到了摆脱经济周期的药方。这种理论在90年代初一度颇为盛行。但最近几年，国际潮派又有些变化了。
记者：凯恩斯的理论与马克思的理论是否有关系？
何新：凯恩斯早年曾信奉马歇尔的新古典主义。但30年代的大萧条，却使他最终转向了对自由市场危机机制的分析。
凯恩斯与马克思的立场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市场体制中的危机机制是不可补救的。而凯恩斯则相信，可以通过政府对经济作宏观干预的方法，补救市场机制的内在缺陷。凯恩斯确实研究过马克思的理论，但他承认，他没有能搞懂。凯恩斯承认自己不能读懂马克思的经济著作。他在1935年1月1日致肖伯纳的信中说："我在上周阅读刚出版的马恩通信集时再次浏鉴了老卡·马的著作，可惜进展甚微。于此二人中我较欣赏恩格斯……但是如果你对我说他的发现了解开经济学之谜的线索，则我仍摸头不知脑--除了一些早已过去的引起争论的东西之外我还是一无所获。"（哈罗德《凯恩斯传》第492页）
但是，马克思与凯恩斯都认为市场机制本身是有缺陷的，周期性危机就表明这种缺陷。这可以称做纠正市场幻想的一种理论传统。
而新古典主义则认为，市场机制在本质上是没有缺陷的，市场本身的均衡调整机制，足以保证经济长期均衡运行，并可以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周期性危机是非必然的，是可以避免的。
对市场机制的上述两种对立看法，实际上形成了近代经济学中对于市场经济的两种不同理论传统。
经济理论属于社会科学，但是经济理论与其他科学不同，它可以直接介入国家经济政策的设计，从而影响国计民生，甚至影响国家的安危和治乱。我想，在中国搞市场经济，有必然性。我是历史发展的决定论者，我承认资本主义在中国现阶段具有不可避免性。我认为历史规律和必经的发展阶段是无法超越的。然而凡事先知其弊，后受其利。我们应该注意到关于市场经济理论，存在以上两种不同的传统，以及存在相关的不同政策主张。这可以避免被一些片面的意识形态鼓吹所误导。
记者：当前的世界性金融动荡，对新古典的市场绝对合理主义似乎是不利的。
何新：80年代初期，是新古典派的理论和政策大行其道的时代。指导里根政策的供应学派、弗里德曼的货币学派、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东欧的改革派经济学（如一度在中国影响很大的科尔内短缺理论），以及萨克斯的"休克疗法"理论，可以说都是派生自新古典派理论的自由主义经济主张。
但正是1990年以来席卷世界的一系列金融危机和经济震荡，可以说相当无情地打破了新古典主义对于世界市场的乐观幻想。
我最近看到戈尔巴乔夫一个谈话(《柏林日报》，1999年11月10日。《参考资料》11月12日)，尖锐批评叶利钦的休克疗法。我又看到叶利钦最近的一次谈话(《参考资料》1999年11月2日)，他也承认萨克斯的"休克疗法"以及哈佛500天计划一类，使他的经济政策陷入了灾难。
5、马克思所提出的"实现"问题
记者：您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在当前仍有现实意义吗?
何新：诚然，马克思的某些术语是古典的，但他所考虑的问题却是非古典的。
"实现"问题，是被中国经济学家所忽略的重大经济学问题。这似乎是一个古典问题，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也很少涉及。但这却是当今困扰我国大中企业的关键问题。
列宁曾经典性地指出：
"实现"问题包括两个层面。
1、为所生产的工农业商品按其"价值"--即资本投入额，找到有利润(即生产资本附加值)的货币形成。
2、为所生产产品按"物质"形成--即在市场中能实际交换到的生产资料，消费品(包括必需品和奢侈品)找到作交换的他人物质产品。
否则，其产出物价值即不能得到实现，累积的不能实现就会导致由于生产过剩而发生的经济危机。
目前中国经济中存在以下难题：
1、生产能力对社会有效需求的失衡(有效需求不足，购买力过低，生产能力过剩)，此即经常发生的"结构疲软论"。这是货币两极化，即分配不均的必然副产品。
因此，实现问题--产品销售不仅要找到货币，而且要找到能够置换产品的另一部分工、农产品。即产品在实物形态上对消费(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产品在实物形态(资源性)补偿。资本论第2卷第22章。
2、分配不均，货币两极分化，社会矛盾(社会阶级矛盾)
3、大规模失业问题。这些问题都与"实现"问题有关。
马克思《资本论》(Ⅲ)指出，资本主义的最大矛盾是，"无限制地扩大生产和绝对地发展生产力"，(工业化的世界性扩张)，而另一方面又必须为了特殊资本集团(私有制)的高利润，消灭工业竞争者，即保持垄断地位而抑制工业化在世界范围普及，同时保持不发达地区的落后和贫困状态。这就是19世纪殖民主义的全球分工论的蓝图：欧美--工业科技、资本中心区。亚非拉--原料、农产品提供者和加工品市场。
现代环境主义者(新绿党)，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一蓝图的后继推行者。他们试图以新的环境主义抑制落后地区工业化进程，保持现代经济中那种不合理的自然分工。但后者由于不发达状况而被剥夺了购买力，现代资本主义目前找到的办法是提供债务刺激后者消费，以债务为剥削手段，造成发展中国家特有的债务型经济。
中国发展必须开辟和寻求国外市场。这里由于两个原因：(不是什么国际专业分工和比较利益的优势理论--那只会有利于谋求工业品高附加值的发达国)一是由于必须以此为手段结决产业的结构不平衡问题，二是寻找工业利润得到实现的新的广阔市场。列宁曾指出：国外市场是解决"实现"问题的重要手段：
"社会生产各部门之间(在价值上和实物形式上)的比例(均衡)，是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必要前提，而事实上只是通过多次经常的波动而形成的平均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为自己所不知道的市场而工作的个别生产者的孤立性，这种比例环节遭到破坏。彼此互为市场的各种工业部门，不是均衡地发展着，而是互相超越着，因此较为发达的工业就必须寻求国外市场"。列宁选集，Ⅰ，P．187。
由此可知，所谓以"内需为主导"，是不适宜作为中国工业和资本市场长远的战略方针的。
6、应该回过来研究马克思
记者：您对未来的全球化如何看？
何新：我认为中国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第一需要从于已有利、为我利用的目的而主动参与全球化。另一方面又要高度警惕美国英国意识形态向中国人所灌输的那种全球化，这里有一种陷阱的。
多极化是冷战后期的口号，当时美国和欧洲政论家鼓吹这个口号，是为了突破两极化的政治构架。但多极化没有成为历史现实。冷战后，美国谋求建立单极主导的全球体制。但是这种企图一定会失败。美国并没有控制全球的经济力量，更没有一种能主导人类文明发展的道德力量。它仍然是一只纸老虎。也许在本世纪上半叶，我们会看到真正的多极化。那也将是世界意义的战国时代（多雄并立）。那也会是一个事实上没有中心，没有"极"的（无极化）动荡时代。这种经济政治的激烈动荡，将在全球范围冲击全球化的帝国主义体制，并且全面重塑人类的价值和文化观念，重塑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记者：你认为资本主义在未来可能灭亡吗？
何新：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性和道义力量没有过时。但是，它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短暂的阶段，随资本主义危机而灭亡，则是过于激情浪漫的判断。
15世纪以来形成的全球资本主义是世界历史上一个漫长重要而伟大的历史历程。这一发展历程经过三个阶段：
1、15-18世纪，重商主义即民族主义的资本主义
2、19-20世纪，工业主义即世界性的资本主义
3、21世纪，金融支配即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我们现在正处于资本主义这一阶段的开端。当代资本主义正处在深刻的变动中。关于它的前途，80年代法国历史学家布罗德尔说：
"虽然西方资本主义今天正经历种种危机和曲折，但我并不认为它是明天就会断气的"病夫"。资本主义今天肯定已不再象当年那样，甚至连马克思本人也不能不对当年的资本主义表示钦佩。
除非我从头到尾全部都搞错，我确实认为，资本主义不可能由于"内在的"衰败而自动垮台；为使资本主义垮台，必须有极大的外力冲击和可靠的替代办法。而信心今天已经开始动摇。从七十年代开始至今的这场危机威胁着资本主义的存在。它比1929年的危机更要严重得多。
危机在前工业时期的欧洲通常起到什么作用。那就是消灭小企业（与资本主义大企业相对而言的小企业）、弱企业（在经济发展顺利时期所建立）或者衰老的企业，减轻（不是加强）竞争，把主要经济活动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
危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关重要，通货膨胀、失业等（今天）都有助于资本的集中和资本主义集中化。这是一个崭新发展阶段的开端，但这决不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危机。百年趋势（已经说过，我认为目前的危机便是一次百年趋势）。雅克·阿塔利认为据此可以断言（1979年），"世界中心正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面对新兴的第三世界，我们敢于断言，资本主义将在一段时期内还能改变其统治形式，或选择其他的统治形式。例如，它可以再次利用令人望而生畏的旧势力，利用既得阵地的力量。
但在现今的世界里，没有一个社会放弃了传统以及使用特权。为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推翻各种社会等级制，不仅是金钱、国家、社会特权，而且是历史和文化的各种影响。社会主义国家的实例证明，单是消灭经济等级制就导致了成堆的困难，而且这样做不足以实现平等、自由乃至物质充裕。能不能头脑清醒地搞一场革命？且不说有没有头脑清醒的革命，起码的自由，独立的文化，诚实无欺的市场经济，外加一点诚挚友爱。这个要求未免太高。而一场广泛的结构改革总是困难重重，并难免会造成创伤，必须物质充裕乃至极大丰富才能实现。目前的人口数量正以几何级数增长，这也不利于对剩余财富的公平分配。社会未来的前景依然是迷茫的。"费尔南·布罗德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三联版，第729-732页。
上述分析我认为基本是客观的。
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实质是社会财产和公共资源的非私有化。也是社会产品的公正分配。资本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空前地扩张和发展了社会与自然资源--公共资源的私人占有。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经济不平等。从人性发展的角度考虑，我深信这种不平等占有是不公正的，总有一天会被消灭。
记者：您是在什么时候研究《资本论》的?
何新：第一次是在70年代初，在北京流浪的时候。但那时读不懂。马克思在写作此书时，使用黑格尔的思辩表述方式，特别是关于价值论的一章，极其罗嗦而且晦涩。
此书我早年读过许多遍。对书中的道理，我是逐步地得到领悟的。特别是最近20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以及资本、货币运动在中国社会中深化性地持续发展，使我对《资本论》所论述的经济原理的理解和认识也日渐加深。我发现这部伟大著作中所揭示的那些原理和规律，基本没有过时。马克思的确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也许是唯一一位真正理解和洞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秘密的经济学家。
在经济学上，我真正的教父是马克思。
我对社会经济现象，特别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现象的根本性理论理解，基本上是受教益于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经济学上的基本理论方面，我极其蔑视当代的主流经济学。我主张回过头来重新研究和认识马克思。我认为，正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能够使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和现实。能够引导中国走出当前的经济困局，面对全球化的新资本主义，选择正确的发展道路和国家对策。
六、我的经济研究之路
1、中国至今未形成自己的经济学体系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开始研究经济学的?
何新：七十年代，1974年前后。
记者：那么，当时您用的教科书仍然是苏联体系的"政治经济学"。
何新：是的。起初，我读国内一些学者编写的《政治经济学》。后来又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但是，我发现那一套东西究竟在讲什么我无论如何也搞不懂。远远脱离经济现实。
可以说，这类书我从来没有读得懂。就象我后来也读不懂马歇尔、萨缪尔森的那套玩意儿一样。
记者：怎么会读不懂?
何新：读不懂，不是说我读不懂那种书上的文字。
问题在于你尽管读了那种书，你会发现你仍然搞不懂社会现实中的经济现象。你会发现书上的理论和人们的经济活动现实是两张皮，贴不到一起。
当然，起初我不敢认为书上的那些理论是扯淡，而只怪自己水平低。因此就想更多地读些书，弄懂现实中的经济究竟是怎样运行的。这样就愈读愈多。
有比较而后有鉴别，头脑就渐渐清晰起来。
记者：有人认为，您的批评没有对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和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相区分。有人认为，您对中国一派鼓吹新自由主义者的批评可能有某些道理。但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则还是具有某些客观性和科学价值的。
何新：问题就在这里。我的批评所针对的，从根本上说正是针对当代西方的主流经济学。至于中国，中国目前流行的经济学，只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浅薄的衍生品，而且其理论内容是颇为混杂的。我认为中国还从来未形成中国人自己的原创性经济学体系。
2、经济学理论具有多元类型
记者：我们继续前几次的访谈。
何新：好。
记者：根据您的观点，新自由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并非属于同一类型。
何新：类型，你这个用语很好。经济学确实具有完全不同的理论类型，而绝不是只有一种类型。
L．Reynolds曾指出：
"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在西欧和美国培育出来的，尽管它渴望具有普遍性，它却带有这些地区所特有的制度及问题的印记。"（雷诺斯《经济学的三个世界·前言》）
因此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由此，人们便不可避免地对经济学的内容和适用性产生了怀疑。西方所讲授的那些经济原理是否真的可以普遍适用？这些原理是否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是否主要适用于资本主义工业国？是否有可能创立一种普遍适用的经济学？"
我个人对此的回答是：
与哲学和艺术一样，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不是一元的，也不是单线的，不是递进的。不只是有一种类型的经济学。也并非后继的"新"理论肯定会比先行者更高明、更进步。在数学中，并不由于有非欧几何，而使欧氏几何的原理过时。也并不因为有了微积分，而使算术的原理过时。经济学中也很难说什么是过时的东西。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萨伊在19世纪初叶制订的，比马克思的原理早几十年。真正愚蠢的有时倒是后人。但后人总是有一种优越性，他们可以肆意批评或攻击前人。尽管他们对前辈充满误解甚或根本不去理解。
由于经济学理论存在着多种类型，由于存在着极其矛盾的体系和至今未见最后分晓的复杂辩论，正因为如此，使用经济理论来设计经济政策应当十分谨慎。
也正因为如此，一种普遍适用的"形式经济学"目前还没有建立也难以建立。
为支配经济逻辑（包括周期性主涨落）的基本动力和原理还远不能被确定。现在一切经济学家（无论是否经过诺贝尔奖）所说过的一切都是可疑的、可争论并且事实上也存在争论的。因此经济学还远远不是一门真正的社会科学。国家对经济理论应当慎重地根据现实情况和国家利益进行选择。
如果决策者相信世界上只有一种经济学类型可以存在，甚或以为已存在着的唯一一种"科学经济学"，并据其制订国家政策，那就很可能会被一种糟糕的经济意识形态所误导。
如果只死抱着一种经济模式不变（不管是左派的计划经济模式还是右派的自由市场模式），而不顾国家现实情况和社会现实利益的需要，那都是一种政策和政治上的愚蠢。其结果最终都会把国家引导到空想主义的灾难之路上。
记者：那么您是否认为，需要左的经济政策时就要选择左，需要右的经济政策时就要选择右？这是一种实用主义。
何新：不，这是一种现实主义。你刚才所讲的，倒使我想起刘少奇过去讲过的话。他说掌握政策要象驾驶汽车，需要向左时就左，需要向右时就向右。这样才能沿着曲折的路走向最终的目标。（其实这是列宁的观点。）可参阅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
意识形态与科学不同的一种特征就是宣称只有自我才是唯一的绝对真理。要求人们不变地迷信它--"跟随我，必将走向天国"。一定要谨防这种人，往往就是他们会把你引向真正的地狱。
记者：那么您呢？
何新：我缺乏这种自信。我认为自己的工作只是在寻求。我从不确信更不必信我讲的一切都正确。苏格拉底说过："他比雅典人聪明的只有一点--在雅典人人认为自己知道什么是真理，而苏格拉知道的则是自己的无知。"
我也如是。正是由于知道自己无知所以才不断求学。知道自己无知所以才不倦求索。知道自己无知所以才不断否定自己。
记者：但您实际上也在主张一种理论，也在传播某种观点。
何新：对，但我所传播的更多的是怀疑。我戳碎那些伪圣人和伪偶象例如张五常一类。他们恨不得因此而杀死我。（笑）
记者：在政治上，你肯定不是右派。也不太象左派。
何新：不，我不是"左派"。但也不是"右派"。总是有人想对我分类，想把我划入什么派。在价值观上，我是一个道地但不彻底的保守派（笑）。我信仰中华民族主义，大中华主义。使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大国家，使我们的时代无愧于伟大悠久光华灿烂的中国历史文明，使这个伟大文明传统在现代得到新的阐释和重新认识，这就是我毕生的信仰和奋斗目标。至于左派或右派，这种划分对我毫无意义。
记者：你这样讲，似乎就没有真理了。
何新：有。真理就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东西。自圆其说只是一说，不是真理。那只是主观的意见。而真理是客观的现实。
佛有三身，过去、现在、未来。现实有三种形态，过去的现实，今天的现实和明天的现实。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就是现实，就是实现。
理性最初只是一种猜测，也就是所谓假说（主观的）。在猜测的阶段，应该吸纳各种观点，应该尽可能广泛，然后用逻辑工具去进行组织。组织的规则是逻辑规律，最重要的是不矛盾律。只要不自相矛盾就可以构建一种学说。叫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是学说只是意识形态，并非真理。
真理的标志是能用同一原理解释过去，解释现在，并且预测未来。并且被事实所证实。这就是真理的现实性。
记者：你说到同一律，不矛盾律。这与你的思辩逻辑的原理似乎有矛盾。
何新：No。在思辩逻辑中，这种不矛盾的统一性是相对的。是在动态中被突破，又被更高的统一性所重新整合的。不断突破旧的统一（同一）性，从而形成矛盾，又在更高的阶次上重新整合于统一（同一）性。如此而至无穷，这就是黑格尔逻辑的三段论，所谓肯定（同一性），否定（矛盾），否定之否定（更高的同一性）。这既是辩证的认识过程，也是一个逻辑的自组织过程。
罗素形式主义逻辑的问题之一就是只追求A=A的绝对同一，意味着所有的命题都是同义反复，因而使不矛盾律绝对化。形式逻辑不是探索新知的逻辑，而只是整理和规范已有知识的逻辑。罗素的体系本来是为了排除矛盾，最终却使自己的整个体系反而都陷入于矛盾之中，解脱不出来。（这就是哥德尔所证明的。）
3、实践是检验经济理论的有效标准
记者：你认为现在的主流经济学不是科学，但它具有十分严密完整的数学模型和工具。
何新：萨克斯的"哈佛500天计划"正是根据这一套模型和工具，用高速计算机作出来的。但是，苏联经济彻底崩溃了。
对事物的认识过程，先要正确地确定质，然后才用得到量的统计。比如研究一个湖泊，首先必须认知这是湖泊，而不是沙漠，里面有水有沙有鱼。然后才可以去作统计，有多少水，有多少沙，有多少鱼。
熊彼特说：如果不了解统计数字是如何搜集的，就不可能了解这些数字。我们不仅需要统计数字来解释问题，更需要弄清有什么问题需要解释。参看《经济分析史》卷1，第31页。
但假如你先建立起一个数学模型，然后抽取湖底的沙样，向我指证这湖泊其实本质上是一个沙漠（一个会水量偏高于正常值的超常沙漠），那么这个统计模型能认为靠得住吗？
主流经济学建立的很多关于经济的数学模型，正是属于此类。
一位美国的批评者维克托·利彼特曾颇为深刻地指出：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坚持将注意力集中于个体决策单位方面，并把强调经济学学科的科学特征发展为一种偶像崇拜。相应地，主流经济学变得更加依靠以演绎方式进行的数学分析，即在给定的某种假设下，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典型性地试图用数学方式来演绎出那些假设的确凿的含意。新古典主义的实践者们对数学的应用往往是极为精深的。
然而，在经济学中使用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事实上那些最初的假设经常是不合常理的，同时现实世界的各个方面被任意地排除掉了。例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典型地从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假设开始进行分析。"《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5辑，商务版。引文作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举边分校经济学教授。
他们否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例如关于市场经济必然存在周期性危机的规律），"60年代的宏观经济学家并没有认为有必要去作经济周期的说明……被认为是过时的，认为这一问题正在解决。"（卢卡斯《经济周期理论研究》）否认无国家干预的自由竞争必然导致社会分配的两极分化，以及尖锐的阶级矛盾，否认经济剩余与经济剥削存在内在关联，等等。这些都只能导致对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本质形态的错认。
那种模型怎能认为是客观的科学模型呢？
我认为，研究经济问题首先要搞清原理，然后才可能建立有效的数学模型。
记者：如果拒绝承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那就势必导致经济政策设计的盲目性。试问政府还可以用什么理论作为政策工具去制订国民经济政策呢？
何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自己只是一种"经济解释"，不涉及政策。这正是它的虚伪之点。其实，即使经济学不是一门科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这也绝不意味着它不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政策工具。
事实上，美国就成功地利用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意识形态作为国际政策工具，而搞垮了很多对手国家的经济。在这一问题上，我认为善良的中国人，特别是政治家，应当认真学习美国人的狡猾。
我主张现实主义。我反对任何自称是绝对真理的先验经济模式。在这一点上，我赞成邓小平的"猫论"。你的模式（计划模式或市场模式，国有模式或私有模式）是不是绝对真理我不知道，这一点对我并不重要。我只关注采纳你的理论后所产生的社会后果。
社会后果好，经济发展，人民幸福，社会稳定，就是好模式。反之，如果一套模式导致人们没饭吃，或吃不饱；另一种相反的模式导致国家产业崩溃，导致发生大规模失业，那么它们就都是坏的模式。在经济学中并没有"不是A就必须是非A"的"排中律"。
对一个经济学家的评价也应当如此。不要看他是剑桥还是哈佛出身，博士前还是博士后。也不要看得没得过什么"诺奖"。只看他那一套会给国民经济带来繁荣还是灾难。那个休克疗法的发明者萨克斯，他那一套"哈佛500天计划"，在苏联及东欧不是导致了大灾难吗？那么，不管这一模型是根据芝加哥学派还是剑桥学派的模型而设计，它都是一个极坏的模式。
记者：（笑）你这是现实主义还是实用主义？
何新：我认为我们奉行一种学说，并不需要先认为它必定是抽象的绝对真理（世界上至今还没有形成这种完美无缺的绝对真理），而仅仅是因为它对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会带来好的实效。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的涵义正是针对这样的一种观念：由于某种意识形态是真理，是天国理想，所以我就必须奉行它。这种观念是很可怕的，那乃是塔利班主义，或者原教旨主义。
如果我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并非因为我信仰的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并非从意识形态的抽象对立出发而批判它。例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并非因为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才说是错的。我反对它，是因为它若被无禁制地在中国施行，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实际上，即使近年局部地施行，它也已经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造成了深远的遗患。
检验意识形态的决定性标准是实效。如果不能带来好的实效，那就不管是张春桥的平均主义共产主义模式，还是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市场模型；用鲁迅的一句话：管它是什么"天球河图、百宋千元、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应该踏倒它。"这就是我在经济学以及政治学以及人生中取舍权衡是与非的方法论。
记者：你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命题的这种解释颇有新意。
何新：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应当认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第一并没有先验的、前在的、终极的理想真理（至少人类目前还没有找到。）
第二，实践检验的过程应当采用所谓"试错"法（trial-and-error）。
记者：是不是波普提出的那种试错法？
何新：不，其实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的。毛主席认为，人类的历史活动，绝不是先有什么正确的真理，然后才去从事实践。人类可以采用任何一种设想或模型进行尝试。但是，如果结果不合于预想，就应该放弃它，但是应当从失败、错误和灾祸中汲取教训。
尤其应当记住一点，如果实践的结果不符合预期目标，那么出错的绝不是客观现实，而是所用的理论有问题，模型有问题。必须修改方案和理论再去试。
如此不断地试错而且弃错--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直到实践的结果接近于人类的预期目标。这就是"实践-认知--修正--再实践--再认知……"的无限认识过程。毛泽东在1936年写作的"实践论"中创造性地系统论述了这一方法论。他用国学的传统语言称之为"知行统一学说"。他又将其概括为言简意胲的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译成现代语言是：以实际操作（实事，事是动词），而求真理（"是"对于"非"而言，"是"即真理）。
你提到波普，我认为这个英国人只是剽窃了毛的这一理论（正如许多西方经济学家也剽窃马克思）。他把它称作"trial-and-error"，用一些科学术语装饰了一下，就冒充成了他自己的科学哲学。
4、我是如何研究经济学的
记者：您谈到了经济学存在不同的理论类型。那么以您的看法，如何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分类呢？
何新：我给你提供一张图表。
我认为研究19-20世纪西方主流及非主流经济学的理论走向，要注意其中主要形成了三大流派，或者说是三大类型。这就是自由主义（斯密主义）、反自由主义（李斯特主义）、批判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其演变从重商主义及重农主义开始，大体如下：
我认为有必要指出以下两点。（1）实际上，马克思的经济学是历史主义经济学的另一种理论类型，或者可以认为是唯一接近科学（客观的）历史主义的经济理论类型。（2）真正具有政策和操作意义的"发展经济学"，是不可能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基础上的。它只能建立在李斯特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作详论。）
以上这个图表自然是极度简约的。但它可以提示一个路标，面对近代那些纷繁荒杂的经济理论流派，就可以找到一个纲把它们概括起来。
记者：请问，您是如何从事经济学研究的？
何新：我对经济学的研究，经历过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在70年代。那时我的导师是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王亚南译），以及恩格斯和考茨基作为《资本论》第4卷编纂的三册《剩余价值理论》。当时我读过的引我入门的启蒙读物还有几种《政治经济学概论》之类。
第二阶段是在80年代初期。那时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的一系列手稿（1844年手稿，1857-1858年手稿，1861-1863年手稿，1863-1867年手稿），以及马克思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笔记的中译本在国内陆续得到全文出版。
我用了许多年时间，反复认真系统地研读了马克思这几部作为《资本论》手稿的未完成著作。
我们知道整个《资本论》实际都是马克思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现在形态的《资本论》第二卷（关于资本流通）、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史》，都是在马克思去世后，由别人整理编纂的。
因此，我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批生前未出版的原始手稿，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比已出版的《资本论》更为重要的著作。极为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第二版《马恩全集》第30卷、第32卷译文与《全集》第一版有极其重大的不同，可惜目前新版尚未全部出齐。
但是，马克思过于偏爱黑格尔式的"叙述方法"。他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许多重要规律的表述是晦涩的、绕圈子的，因此与黑格尔一样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理论迷宫。熊彼特认为："马克思是那么一个罗罗嗦嗦和说了又说的作家，而他的理论著作，除了《资本论》第一卷之外，又反映了他在论证上所处的那么一种未完成的状态，所以不可能有丝毫信心地指出，哪些东西是最重要的。
任何一个想要对马克思稍稍进行研究的经济学家，必须定下心来仔细阅读整个的《资本论》三卷和《剩余价值学说》三卷。"（《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商务版。）
只有少数人真正读得懂他，这其中有列宁。而列宁则在《哲学笔记》中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
"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哲学笔记》，第151页，1993年新版。
实际上就我所读过的苏联与中国的所有《政治经济学》而言，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我认为没有一本书正确地理解和解释了马克思本人的经济学思想。
要注意，庸俗经济学我认为有两种。一种是庸俗解释斯密的。一种是庸俗解释马克思的。改革前那种政治经济学，就可以被称作马克思主义一派的庸俗经济学。
第三阶段是在80年代中后期。这个时期我开始研究和阅读有关西方现代宏观及微观经济学的著作，包括来自各个方面（正统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当代经济学的评论和批评。这期间我研读过的书包括萨缪尔森、萨伊、马歇尔、凯恩斯、熊彼特、琼斯、斯拉法、哈罗德等西方著名经济学家的代表性著作。
在这个时期我也曾考虑过作为一种中性的、超意识形态、超越集团利益（包括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阶级利益）的纯形式经济学（formal economic）存在的可能性这一问题。
最终我发现它不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为了研究经济学的思想史，我发现并研究了与斯密的自由主义理论一直持反论的李斯特主义。我注意到这一派经济学对德国、美国等后进国家在19世纪晚期的崛起，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国富论"是英国首相威廉·庇特的手边书一样，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手边书是李斯特的书。"威·庇特是第一个清楚地看到对亚当·斯密的理论可以如何适当加以利用的英国政治家。他常常随身带着一本《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这并不是装装门面的"（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307页）。19世纪后期的俄国财政大臣康维特则指出：当时"德国所有大学都在学习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而且此书是俾斯麦的案头书"。
这是一种引导美国和德国走上富国强兵之路的具有极大政策实用意义（近代关税理论的奠基者）的经济学。但是，我同时惊讶地注意到，李斯特学说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属于被有意抹杀和遗忘的一族。
在德国，李斯特被看作一位民族英雄，但在英、美主流学派的经济史中，李斯特是一个被封杀的人物。
记者：你认为经济学家李斯特是德国的民族英雄？
何新：20世纪西方最杰出的经济史学家约·熊彼特在其名著《经济分析史》中称李斯特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是"德意志的民族英雄"：
"弗里德希·李斯特（1789-1846）在他本国同胞的看法上和感情上都处于一种伟大的地位。这是因为他成功地说服了德国各州建立关税同盟，而这正是德国国家统一的萌芽。这种同盟对德国意味着什么，是不能被那些幸运的国家的人民所理解的。因为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国家生存的权利和国家的野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李斯特象所有那些从事漫长的艰苦斗争从而名垂史册的人们一样，是一个民族英雄。
即使作为科学经济学家，李斯特也具有伟大的因素之一，即关于国家形势的伟大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本身虽不是科学成就，却是取得某种科学成就（在我们自己的时代）的先决条件。"《经济分析史》2-195页，1960。商务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