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第一章即阐述了著名的市场调节原理--即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理论：.6
熊彼特的祖国是奥地利。他是作为一个德语民族的学者而讲了这样赞颂的话。他所说的"那幸运的国家"，就是指英、美、法国。但是，在英美多种主流经济学者撰写的经济学说史中，却根本找不到李斯特的名字，就好象这个人在历史上没有存在过。毫无疑问，英美政治家不希望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知道李斯特的名字，更不希望人们研究他的理论。尤其害怕这些国家采纳李斯特所建议实施的民族主义产业政策。
但另一方面，我却惊讶地发现，在沥除了空想主义、平均主义的成分之后，30年代苏联和50年代中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作为一种民族工业的催生和保护体制，与重商主义、李斯特主义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工业体制，同时与德国、美国19世纪的民族工业保护体制，具有惊人的历史相似之点。
换句话说，20世纪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除了通常被指责的"空想主义"以外，还另具有一种现实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及必然性。这种现实性，正是苏联、中国能够实施快速的工业化革命并取得惊人成功的原因。
正是在这一新认识的基础上，我形成了我的新国家主义经济观。
第四阶段是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在这个阶段我深深地卷入了围绕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关于国家现实经济方针政策的研究和政策辩论。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开始发表属于我个人的一些独特的经济观点。1987-1988年，我是当时国内最早在专业报刊（经济学周报）上公开撰文挑战"休克疗法"，指出赵某些智囊们提出的激进改革方案会引发恶性通胀和社会动荡的知识分子。我也是最早提出"诸侯经济"和当代黑社会的存在这个问题的人。正因为如此，这些批评引起了包括邓小平、陈云也包括赵紫阳的注意。这些观点，后来收入到《何新政治经济论集》、《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新战略论》等书中。
这就是我研究和思考经济问题的大致过程。
5、作为一个闯入者
记者：尽管您出版了许多关于经济政治问题的著作，尽管人们知道你关于经济问题的一些观点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高层决策。但是，学术界仍然很难承认您是正宗的经济学家（不仅因为您师出无门），也有人始终怀疑您对于经济问题发表议论的资格。
何新：（笑）应该说这是一种学术霸权。但是，霸不成。他们有言论自由，我也有言论自由。我不会介意一些人承认不承认。我追求的是另一种承认--被历史所承认。
资格就是一种限制。各种专业、行业之间都有一种俱乐部（行会）式的组织。存在着一些圈内人制订的游戏规则。突破了这种游戏规则的闯入者总是不受欢迎的。熊彼特曾说过一句名言，他指出："所有的时代都提供了令人发笑的例事，说明科学界是如何反对标新立异者的。"《经济分析史》，1-130。商务版。
其实我本来也无意闯入。然而，经济理论问题太重大了！它并不是一种职业或游戏。它关系到国家的宏观决策，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千百万人的生计与安全。
1988年以前，我从来没有就经济问题发表过言论。但是，当一些智囊们提出高速通货膨胀无害论，提出关于全面推进私有化的改革方案，以及抛出了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的时候；我开始怀疑引导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方向发生了问题，我意识到国家可能终将面临由于经济秩序崩溃而陷入的动乱和分裂。
因此我不得不发表我的经济观点和批评。我的批评引起了反弹。反弹又引发了辩论。于是，一发而不可收。我只是这样才闯入了某些专业人士所设置和试图加以垄断的经济学这块领域的。
最大的一场辩论发生在1990年底，就是《人民日报》以头版要闻及三版半的地位全文发表了我与日本S教授关于中国经济及政治问题的长篇谈话录之后。这篇文章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和回应。
6、"何新旋风"发表内幕及风波前后
记者：您刚才谈到1990年围绕你的经济观点而发生的一场大辩论。我在1990年也曾读过你与日本教授的那篇谈话录。
这个谈话录当时在海内外不仅产生了轰动，而且引起了轩然大波。有人将这篇谈话录引发的轰动效应称作"何新旋风"。见人民日报原理论部主任孙友仁在中共中央党校的讲话"关于何新旋风"。文中说："何新旋风这个说法出自大学生之口。寄自长春的一封东北师大教师的来信说：这篇谈话录是一篇有助于人们研究和探讨当代重大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好文章，确实引起了众多人们的浓厚兴味，校园里一些青年朋友称之为'何新旋风'。"孙文收入在《何新批判》第24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人民日报是党报，在第一版显要位置，以三版半的篇幅，发表这样一篇谈话录是十分不寻常的。
何新：其实，人民日报决定发表此文前，我曾向编辑部建议，为避免此文造成过大的轰动，希望将此文分为若干篇，采取连载的形式陆续发出。但是高狄社长不同意我的意见。他说，就是要轰动一下。结果，一次性全文刊出了，也果然造成了巨大的轰动。把我放到了火上去烤（笑）。
记者：现在已时隔多年，你可以谈谈关于这篇文章发表的整个背景情况吗？
何新：矢吹晋是日本的一位知名中国问题专家，1990年来中国访问。一位日本友人介绍我和他认识。矢吹晋不懂中文，当时为我们的交谈担任翻译的是日本共同通讯社驻华记者部的一位负责人。在矢吹晋下榻的北京长富宫酒店咖啡座中，我们就当时中国的内外形势以及国际经济政治问题进行了一次深入交谈。
记者：你的谈话录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矢吹晋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他称这个谈话录是伪造的。他甚至否认发生过这样一次谈话。
何新：（笑）那天谈话在现场的包括我带的记录人，还有担任翻译的共同社记者，一共有四个人。证据是很强的。
记者：那么他为什么要否认？
何新：这里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这个谈话发表后对矢先生的处境造成了不利。他在与我交谈时，尽管总是他提出问题，我回答，但他常常处在一种很被动的地位。因为我对一些问题的见解非常出乎他的意料，使他感到很震惊。经常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只能惊讶地说"哦"。
（与我交谈过的许多西方记者，包括一些极著名的记者，都曾遭遇过这种情况。）
他不可能接受我的观点，但对我的论点又难以作出强有力的现场反驳。而他在日本是一位颇有地位和名气的右翼学者，又是中国问题专家。所以这个谈话录发表后对他很不利。
据说在这个谈话录发表之后，他一度甚至受到面临在大学中被解职的压力。
要知道，在日本学术界，右翼民族主义的力量，一直是非常强大的主流。
对由于这个谈话录的发表而给矢吹晋先生造成的困难，我个人一直深感遗憾。
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这个被发表的谈话录，确实经过我的加工和修整。因为这个谈话记录不是录音记录，而是根据当时我的工作人员现场作的不完整的笔录，事后我作了重大的补充和修订。当然，我作修订的原则是，对对方的提问和观点， 尽量保持原貌。只对我的回答作补充和修整。
记者：我认为这件事你处理得不妥。不管对方观点如何，你不该不经他同意而公开发表一个不忠实的记录。
何新：如果我真的是这样做，那么我的做法当然不对。但事实并非如此。
这里有一个误会。失误点是发生在新闻单位对这篇文件的处理上。
矢吹晋在与我交谈时所提出的关于中国形势及改革的一些问题，是当时带有某种普遍性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我当时已形成比较系统的一系列崭新的思路和想法。
因此在这次交谈之后，我认为有必要将这个谈话录立即整理出来。整理出来以后，我立即将它直接送报给了中央最高层邓小平、陈云、江总书记、李鹏总理、王震、丁关根等领导同志。这个谈话录我最初并未考虑要公开发表。
但是这个谈话录在内部流传开来。先是《北京周报》的负责人耿先生找我约稿。接着《人民日报》高狄社长也派理论部主任孙友仁找我约稿。他们索取这个谈话录看后，都希望发表。
我对他们说，这个记录已不是原始记录，希望发表时不要使用"矢吹晋"的原名，而改称不定格的"S教授"。人民日报采纳了我的意见。
但《北京周报》编辑部认为，有真实对话者对外宣传会更有力。因此没有采纳我的意见，也未特别告知我，就直接以"与矢吹晋的谈话录"为题迅速地译成七十多国文字予以全文发表。
由于《北京周报》也有日文版，所以这个"谈话录"发表后立即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随之引起了矢吹晋先生强烈的抗议。而港台一些媒体则趁势鼓噪起哄，对我进行从人身攻击到观点批驳的强大声讨，引发了一场席卷海外传媒的喧然大波。
记者：当时海外媒体确实曾爆妙此事，对你的舆论压力应该是很大的。你当时感受如何？
何新：当时有人可能希望可以借此风波一下子把我搞臭、搞垮。但我只是觉得颇为好笑，有看热闹之感。冷眼看他们如何借题发挥，大炒特炒。多年来，看我在海外的一些对手，我总感觉他们有些弱智，他们竟认为我会犯象那样低级的错误。（笑）
记者：现在已过去了10年。如果你重读这个谈话录，你对它评价如何？
何新：我惊讶当时交谈中曾谈到的一些问题，现在居然仍未过时。我在此节录其中的几段对话，我认为当时所谈的似乎也正是当前国民经济中仍在面临的问题。
请你读一下这篇"谈话录"中的以下对话。
7、1990年与日本S教授谈生产过剩与失业
S：日本明治维新后，解决了政治制度改造的问题。明治前，存在严重的地方割据，明治实现了政治统一。但中国，40年制度还是一党专政。这是阻碍现代化的。（这是矢吹晋的原话。）
何新：日本虽然是多党制，但实际从1954年以来一直只是自民党一党执政，也快40年了吧？
从您提的问题看，您似乎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制度，还不如你们明治时期的制度，这恐怕太离谱。明治以后的几十年，日本实际是军部专政，军国主义。即使从西方标准看，那也绝不是真正的政治民主制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日本当年就是在这样的准专制政治体制下，并且通过对亚洲的经济掠夺战争，走完工业的原始积累阶段的。
那么为什么当时日本人不起来搞革命呀？就是因为日本人有很强烈的民族本位意识，有君臣国家一体的观念。
至于中国现代的政治体制，即使我们承认它有需要改进的各种问题，恐怕和你们明治时期的政治制度也不可同日而语。
若真谈封建性的话，贵国明治时期延续至今的那种皇朝政治，旧时代留下的残余恐怕才真正是很多呢。
S：中国经济发展不够快，难道没有其他的原因？（原话。）
何新：许多人总是抱怨中国生产力的发展速度慢。但我的看法却相反，我认为中国许多经济问题，恰恰是生产力发展过急、过快造成的。
S：：哦！（原答如此。）
何新：比如人们常常批评中国工业设备的利用率低、企业中人浮于事，有隐蔽失业（据说约多出二至三千万人），成了闲人安置所，搞平均主义、大锅饭等等。从某种层面看，这都是事实。
但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个人的看法是，这种低效率的原因，实际倒是由于中国的工业生产力，对于中国目前的国内市场发育水平，已经存在过剩，而中国的海外市场又太小。
S：是吗？（原话。）
何新：在经济学意义上，必须把社会对物质的需要，与在市场上价值能实现的商品需求，认真加以区别。前者是无限的，永远大于供给。而后者在一定的市场发展水平上，却是有限的。不注意这一点，盲目追求生产力、设备投资的无限扩张，就可能发生供求关系的失衡，发生生产过剩现象。
S：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的现象。难道中国经济也会发生？（原话。）
何新：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经济决策者往往把社会的物质需要、绝对需求，放在投资考虑的首位目标上。往往把它们与经济学意义上的"总需求"概念相混同。
二是经济计划和决策，往往偏重于考虑社会物质需要，而忽略满足这种需要所须付出的经济成本，也忽视在投资后若干年内，所能够实际回收的经济效益究竟如何。
S：我还是没有明白。（原话）
何新：我国计划部门，从50年代以来，对生产力投资必须与现实存在的市场规模相均衡这一原理，似乎缺乏认识。因而在生产力外延上，有追求使其无限扩张的倾向。
人们想，中国经济不是物资短缺经济么？怎么会有生产过剩呢？所以投资建设的规模，永远认为愈多愈好。生产力愈大就愈好。殊不知，许多问题和困难，就发生在这种错误的指导思想上。
由此发生两个引人注意的现象，一是国家偏重的重点工程，却往往经济效益不好。二是中国经济积累依靠民用轻工业的成分很大。因为它市场大，而且需求具有一定范围上的可塑性和弹性。却往往供给不足。
问题在于，在生产中形成产值，在市场上却不一定能得到实现，这是中国工业长期存在的一个老问题。
这个问题，在改革前，表现为国家计划与生产部门的脱节，工业盲目追求计划产量或产值。在近年的改革中，则表现为生产与市场实际需求的脱节，造成产成品的库存大量积压。
为此，在扩展设备投资、提高供给能力的同时，就必须注意供求关系的均衡问题。这里是存在经济客观规律的。而调节生产与市场，又必须依靠国家干预以及宏观经济计划。
看来，工业设备和就业的规模，与市场有效需求的规模，应存在某种比例关系。投资规模必须适合于能带来经济效益的需求。市场需求对生产部门造成足够的压力，在高利润的牵引下，企业开工足，设备利用率高，就可以造成改进组织，提高效率的经济压力。再配合上能使投资灵活、及时转移的金融机制，就能改善中国经济的效益问题。
许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决策部门也一直关注经济的平衡和稳定发展问题，毛泽东即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但苦于不易解决。而这实际也是在经济发展中如何实现动态均衡的问题。
供求的动态均衡理论对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是有实际意义的。可惜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学家较少注意到它。时髦的理论是凯恩斯的通货膨胀刺激经济和高消费理论，萨缪尔森和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的理想市场经济理论，还有匈牙利科尔奈的短缺理论。
实际上，中国目前工业生产力的规模已经很大，基础也相当雄厚。中国目前生产力不是普遍短缺，而是存在结构的过剩。
无论中国产业设备的规模，还是就业人员的规模，在有些方面目前都已经大于国内现有市场需求所能容纳和充分实现其价值的规模。这是导致利润率下降，效率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此文收入何新《新战略论·经济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以上引文有删节。
8、1990年与日本教授谈农业与海外市场
S：如果由您提出建议的话，那么您认为，如何能使中国经济发展较快？
何新：有人建议引入资本主义的解决办法，比如引入失业、破产机制等。近年似乎也局部地试验过一下，但效果并不佳。
问题是人总归要吃饭，没饭吃就要闹事。你把人从企业解雇赶到社会上去，他还是没事情干。表面上，从微观看，一个企业的效率似乎提高了。但实际上，从宏观看，带给整个社会的问题却更多。就整个社会生产率看，效率也并没有提高。
而且国家仍要给大量社会闲置人员及其家属补贴。长期持续，作为一个非发达国家的中国财政将不堪负担。这不是一种积极的办法。
S：那么您认为积极的方案是什么呢？
何新：我不是经济方面的权威人士。但我设想，一面提高生产能力，一面扩大内外市场也许是一种比较积极的办法。
为此我反对提倡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高额消费运动。但是为了拓展市场，我会建议普及和扩大商品消费的人口面，这主要是指农村中。
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在中国农村进一步消灭贫困现象。我认为国家必须以财政和其他经济改革手段帮助中国更多的农民摆脱贫困。不仅是让少数农民致富，而且是要帮助整个中国农村进入商品经济。我认为重视农业，不仅是要提高和获得粮食产量，更重要的是必须设法提高多数农民的货币拥有水平。农村购买力的全面拓展，可以有效解决中国工业的过剩问题，而且这也将是一场真正深刻的经济和社会革命。
实际上，40年来，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基础是在农村。改革10年，经济成就也首先出在农村。但是经济计划部门历来最容易忽略的，恰恰也是农村。
1988年中，我曾向我国决策方面建议施行"新重农主义"的方针。（毛泽东时代也倡导过重视农业的中国"重农主义"。）建国初期的"一五"期间，中国曾模仿苏联早期快速工业化的模式，以重工业作为投资重点，一切为重工业让路。1956-1959年，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重新思考。在1956年《论十大关系》中提出重转农并举的方针。1958-1959年大跃进的失败及所发生的粮食危机，使他彻底改变想法。他说："过去重、轻、农、商、交，现在强调把农业搞好，次序为农、轻、重、交、商。""过去陈云讲：先市场后基建，现在看来，陈云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字安排好，这是6亿5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毛泽东文集》8-78）在《论十大关系》中他又说"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我们的农业税比较好。工农业的交换，我们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等等。这些思想，可以看作一种粗糙的中国式的重农主义。
此外，向海外市场积极寻求扩展，可能也是一个办法。如果中国有足够巨大的海外市场，外部利润也会刺激企业改良组织，提高效率。
总之，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就是中国的海外市场太小。
请你重点读一下文中我用黑体标出的段落，你看尽管是10年前的旧作，是不是恰恰都仍是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呢？
9、必须面对新的现实
记者：重读一遍。确实还是很有意思！
何新：请注意，在国内外当时所有的经济文献中，我的这篇东西是第一次指出中国经济中存在由于生产能力过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这是破天荒的。要理解这一观点在当时所造成的冲击力，应该考虑当时存在的以一些背景情况：
第一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一直认为"生产过剩"是一个过时的、无意义的概念，应该予以丢弃。（他们试图用"短期波动"置换这个概念。）
第二，当时国内正流行科尔奈的"短缺经济学"，认为中国经济形态属于"短缺经济类型"。
第三，当时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讲，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也就是供给不足。
第四，传统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一直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目标就是必须无限地发展生产力。（毛泽东讲过很多次。）
第五，关于以过剩产品向海外市场积极输出这一建议，与当时国务院得到的来自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正好相反。当时一些美国专家认为中国发生通货膨胀是由于供给不足，因此建议中国政府囤积物资、提高存款利率，防止民间储蓄老虎出笼冲击市场。
中国早期经济政策，自在计划经济时代到90年代初期，一直具有经济学中"供给学派"的天然影响。即相信生产力的无限发展会自然带来无限的需求（萨伊定律）。而自我提出"生产过剩"问题，也就随之引出了实施"需求管理"的问题。所以其他不谈，这篇谈话录中仅仅提出这种新观点，就已足以产生巨大的冲击波以及必然会引起强烈的反弹。
还有文中谈到的关于下岗的问题，在今天已经成为全国范围的当前现实问题。
记者：现在，关于中国经济中存在着严重的生产力过剩以及需求不足，已经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何新：但当年这篇谈话录最初发表时，多少经济学人愤怒地指斥我这一观点是荒谬和无知呵！因此对我的观点，有的后来被听进去了。有些就没有被听进去。
记者：你现在对中国经济还是这种观点吗？
何新：不。我认为我们已必须面对新的现实。毕竟已经隔了十年，中国的现实，当代世界的现实，都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面对WTO，面对"全球化"，面对国有体制可能逐渐加速被消解、溶化于国际资本和私人资本的进程，更进一步说，面对中国可能最终再度陷入由这一经济进程所引发的社会动荡；我认为必须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和思考。我想知道的答案是：中国究竟会向何处去？世界会向何处去？
近几年来，我再度向中央就经济问题多次进言，提出我个人的独立见解、批评和意见。我认为当代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有责任也有必要重新反思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和关于经济改革的指导理论。
记者：你对经济形势问题的看法，是否看负面的东西太多？因此而难以被人们普遍认同。
何新：可能是。我个人的悲剧也在于此。古希腊智慧女神密纳发的象征不是一只吉祥鸟，不是喜鹊，而是一只猫头鹰。这个象征是意味深长的。而黑格尔说，密纳发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到来时才会起飞。
我们所面对的是21世纪。回顾20世纪的整个历史，在前90年，我们看到的是全球性的世界革命。在后10年，我们看到的是全球性的"反"革命，即回归于以西方为中心的新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化"运动。
历史使人发笑。每一代人都会具有一种自我永恒的幻觉。50年前斯大林主义对世界说我们必胜，现在是小布什一类说我们必胜。其实这两种喧嚣都不是上帝，都不过是历史之流行进中产生的虚幻的政治意识形态泡沫。人类是多么缺乏自我嘲讽的历史感呵！但是，上帝总是会嘲弄人的。
记者：您为什么会有这种感慨呢？
何新：我也是有感而发，我针对的也是福山一类"历史终结"的宣布者。
历史并不终结，而且永不终结。50年前，主导世界经济革命的主流，是马克思主义计划经济的庸俗版--具有僵化特征的斯大林模式。50年以后，主导全球经济改革的主流思潮，是古典市场经济学的庸俗版，新自由主义。从一极转到另一极，历史有时的确很荒谬！
七、从重商主义到国有制民族社会主义
1、宏观经济学起源于"重商主义"
记者：在前几次的访谈中，您多次提到前古典经济学的重商主义。重商主义在一般的经济学教科书中，被看作一种过时的、错误的、幼稚的早期经济理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尖锐地抨击过它。但在您的讨论中，却似乎对重商主义给予很高的评价。请问是什么道理？
何新：首先应当指出，"重商主义"这个名称是一个错误，需要为它正名。重商主义既是一种理论思潮，又是一种政策本系。重商主义是近代经济学的起点，是经济民族主义的理论代表，也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前驱，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经济思想。中国人由于不了解和忽视这一理论体系，在经济的对外交往中吃了很多亏。熊彼特在所著《经济分析史》中指出：
"十九世纪的绝大多数作家，不仅不赞同而且很轻蔑"重商主义"--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些见解的错误，而且在论述其前辈时，养成了一种作风，即只要认为某一种著作具有一丁点"重商主义"气味，就几乎足以判处这部著作的死刑。
这个传统是亚当·斯密建立起来的，来自他对他（也许是效法重农学派）称之为商业主义或重商主义体系的著名攻击（《国富论》，第四编）。"《经济分析史》1-140页。
熊彼特说，由于某一权威的谬误立说，常常在科学中造成积非成是的谬见。结果是：
"在科学方面同在其他方面一样，我们所拥护和反对的并不是人和事的本来面目，而是我们为其所作的漫画。"同上，第142页。
应当指出，虽然重商主义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它提出了一系列理论主张，都是为国家制订宏观经济政策服务的。重商主义并不是为商人服务的，而是为国家制订方针和政策服务的，因此它是"政治经济学"或"国家主义经济学"的前身。
记者：你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或"国家经济学"，是否就是"宏观经济学"？
何新：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新自由主义，它的理论基石是微观经济学或所谓"厂商经济学"。它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任何干预，以"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 Laissezaller）作为唯一的信条。因此，对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来说，是没有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地位的。美国经济学者维·利史特（加州大学教授）颇为深刻地指出：
"新古典经济学坚持将注意力集中于个体决策单位方面。在十九世纪的最后25年里出现了边际分析。边际效用的概念占据了显著地位，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随之诞生。
经济学家的注意力从广泛的社会问题转移到较为狭窄的限定的事物方面，最典型的是在被当前称为微观经济学的领域内与最大化问题有关的那些事物。
经济学家离开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和制度问题，而仅注重于消费者和企业的行为，试图详细说明他们能够如何分配资源以使其福利或财富最大化。'政治经济学'这一述语遂被"经济学"所代替。"《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5辑，商务版。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凯恩斯重新提出了关于国家决策、政府干预与国民经济运动的关系问题，从而建立了"宏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就是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国家（政策）主义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两个矛盾的体系。接受宏观经济学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一大失败。
实际上，西方主流经济学一般不把经济制度作为研究对象，所以他们也就没有给出经济制度的定义。如在西方最权威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根本就没有"经济制度"这一词条；翻开西方最流行的教科书《经济学》（保罗·萨缪尔森著），也找不到"经济制度"的概念。（倒是有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对经济制度作出了解释）。
我们可以大致这样区分，所谓微观经济学，是着眼于私人经济行为的主观经济学。而宏观经济学，则是考察经济运行的制度、政策、社会条件的政策经济学。"在未受管制的经济社会中，资源主要是通过价格体系的运转进行分配的。研究这一复杂体系是价格理论或微观经济学的任务。宏观经济学涉及对资源利用程度起决定作用的各种力量的分析，而增长理论，顾名思义，讲的是增长和发展问题。"（J．K利思，P．T埃尔斯沃思《国际经济学》，纽约，麦克米伦公司，1984第6版）
而宏观经济学，以及政治/国家经济学的起源，的确起源于重商主义（这一点是凯恩斯也承认的）。
2、"重商主义"之名是一个错误
记者：究竟什么是重商主义？
何新：按照老一代国内学者的说法：
"重商主义是中世纪末期西欧、南欧国家从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但它还不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真正科学。它只是处于产业资本统治以前的一个特定时期的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陈岱孙《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第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这是正统政治经济学家过去关于重商主义很通行的一种标准解释。但它是不确切的。"重商主义"这个传统的习惯性名称很容易使人认为它只是关于"商业"（流通）的理论。
记者：你所说的不确切是什么意义？
何新：所谓不确切，就是说历史上并不存在如斯密和老一代政治经济学家所描述的那种模样的"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给人以误解，似乎这个学派只关心商业贸易问题。这种误解和造成这个误解的名称都是来自亚当·斯密。斯密有意无意地将重商主义予以丑化、漫画化。熊彼特指出："我们所反对的并不是人和事的本来面目，而是为其所作的漫画。经济学史上突出的例子是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判。"（参看《经济分析史》1-142。）实际上，重商主义学派所最为关注的是有利于保护和培育民族工业的政策环境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中国经济学界从来没有理解真正的重商主义理论。否则，我们在面对加入WTO的问题上，我们的讨论深入得多，我们的抉择也会明确和果断得多。
应当指出，虽然马克思高度评价威廉·配第这样的重商主义者，指出他是"近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但在总体上，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史》中对重商主义的分析，也主要是基于斯密关于重商主义观点而作出的批评，是一种不完整的分析。马克思当时似乎忽视了重商主义思潮或学派对早期资本主义革命具有的重大历史政策性意义，而只注重其对于价值理论的意义，把重商主义简单地看作认为财富从商业交换中产生的学派。
虽然重商主义没有形成规范化的理论体系，但它乃是17-18世纪流行于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非常普遍的宏观政策理论。英国研究重商主义的专家墨克舍尔指出："应当把重商主义看作主要是经济政策史上的一个阶段。"E．F墨克舍尔《重商主义》1--19，伦敦版。它直接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强大民族国家、即经济民族主义的兴起。由于我国经济学对这一学说的长期忽略，使我们在国际经济政策观念上常常处于一种非常被动的地位。
记者：重商主义在经济政策上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何新：美国国际经济学家P．T．Ellswoth和J．Leith曾指出：
"我们可以简要地把重商主义概述成以下的主张：国家政策至高无上的目标必须是使国家富强。这需要繁荣、多产的农业，各种形式的制造业，并保证可以进入外国的市场和原料供应地。为此目的所采取的手段主要是保护国内工业和管制贸易；是否成功的检验在于是否可以取得连续不断的贸易顺差。"应该提一下，一国国际收支中诸如货运收益、保险费、旅费、海外外交开支和军费开支等"无形项目"，是人们早就承认的，大部分主要的重商主义者都极力主张，在计算一国顺差时也得把这些项目包括在内。所以他们心目中的差额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贸易与劳务差额或经常项目差额。
熊彼特也指出：
"重商主义者的政策取向一般地是，'他们赞成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闭关自守，赞成国家管理，尤其是赞成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经济分析史》1-502。
总之，国家主义致国家于富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保护本国经济利益，这就是重商主义的根本政策思想。
例如，在奥地利重商主义者冯·霍尼克（1638-1712年）著作中指出：
"一个国家使用的所有商品，应该在国内加工制成，因为支付给制造业的款项一般都超过原料价值2倍、3倍、10倍、20倍甚至100倍。这个国家的居民应竭尽全力靠其国内产品过活，把他们的奢侈品仅仅局限于这些产品，并尽可能在不用外国产品的情况下生活。
应日日夜夜地寻找机会把国家的剩余货物以制成品形式推销给这些外国人，以换取黄金和白银；为了这个目的，不妨说必须到地球上的天涯海角去追求消费，而且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予以发展。
除非出于重要的考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进口国内有充分供应且质量良好的商品；在这个问题上，不应对外国人表示同情或怜悯。因为在友谊关系到我自己的软弱和毁灭时，一切友谊都完了。即使国内商品质量较差，甚至价格高些，这一点也是适用的。因为，买一件东西付出二美元而留在国内，比只付一美元而流到国外要好些。"
重商主义者深信，在寻求富强的道路时，不能让贸易放任自流，而必须加以管制。正因为如此，所以李斯特认为与其称之为"重商主义"，不如称其为"工业主义"或"重工主义"。英国经济史学家埃·罗尔说：
"很久以来，重商主义这个名词的确切定义一直是个有争论的问题。
黑克舍尔教授在他的关于重商主义的长篇论述中认为，应当把重商主义看作主要是"经济政策史上的一个阶段"，这个政策包括了旨在获得政治统一和国家权力的一些经济措施。民族国家的建立被放在第一位；货币的、保护贸易的以及其他经济手段仅被看作达到这种目的的工具。"参看埃·罗尔《经济思想史》，第60、62页，商务版。
由于国家干涉是重商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罗尔指出：
（当时西欧领导）"政府的人们接受了重商主义的意见，并据此制订了他们的政策，因为他们从这些意见里找到了反对国内中世纪分治主义的残余和国外的敌手，从而加强专制国家的方法。
必须承认，从开明的英国商人托罗斯·孟到奥地利的民族主义律师和枢密顾问官冯·霍尼克，许多重商主义文献都宣称自己的目标是促进民族利益。"
罗尔还深刻地指出：
"在《国富论》发表以前的一百年里，全国规模的工业与商业管制逐步加强的真实意义在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重商主义的理论与政策达成了他们的使命。
它们取消了中世纪的限制，为建立统一的强盛的民族国家立下了功劳。这些因素反过来又成了推动贸易的强有力的工具，直到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为成熟的工业资本主义。
在最先完成这个过程的国家里，比如说英国和法国，国家权力立即转向新的途径。它必须帮助工业取得经济优势。但是先前的重商主义思想并没消逝。
直到今天，它们都不时地披着不同的外衣再出现，甚至有时这种重新发现的古代真理被认为是出奇地符合现代情况而大受欢迎。"同上。
熊彼特在其《经济分析史》中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指出：
"重商主义的政策是工业革命的基础。工业革命不是单纯的技术（蒸汽机）革命，而是一种新兴产业取代传统产业（农业）。"
还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在熊彼特这位20世纪西方最伟大的经济史学家看来，重商主义的理论中不仅蕴涵了现代西方全部重要经济思想的内容--包括"边际革命"和"主观价值论"的主要要素，而且是远比亚当·斯密及斯密主义更为深刻而重要的一种经济学说。
3、论重商主义的政策取向
记者：如果从这样的观点看，重商主义实际就是一种市场保护主义、经济国家主义和强国主义。
何新：重商主义的政策取向，实际上就是经济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是民族主义的国家经济方针。而这种民族主义的经济政策，是在17-18世纪英国、法国作为新兴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勃勃兴起时，由这些国家的知识精英以献给国家（通常是国王）的政策建议的形式而提出的。例如16世纪西班牙一位重商主义者的著作题名为"呈献国王的备忘录：论如何阻止货币流出西班牙。"（1558，路易斯·奥尔蒂斯）
重商主义是旨在实现国富民强，国家经济走向振兴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和政策学说。这一目标与经济自由主义截然不同。自由主义宣称其所追求的目标是私人经济福利的"最大化"。重商主义则具有统一明确的政策目标--致本国于富强。它不是为个人（"微观"）服务，而是为国家（"宏观"）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