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第一章即阐述了著名的市场调节原理--即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理论：.7
大体来说，重商主义这一学派的理论要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认为国际贸易是国家财富的最重要的形成来源。
（2）认为要在国际贸易中获利，必须以本国制造品出口到外国以换取黄金、白银（贵金属）。
（3）国际贸易的原则是多卖，少买，从而使贵金属（外汇）多在国内积累，谋取贸易顺差。
（4）为了要取得国际贸易的顺差，必须出口本国出产的制造品，进口外国的原料，利用制造品与原料的价格剪刀差获利。
（5）必须将本国国内市场的主要份额保留给本国产业。不仅是为了保护自身的工业生产能力，培植新兴产业（"幼稚工业"），也是为了给本国人民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
政策结论由此引导出的是：
（1）因此，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包括以关税手段、配额手段、行政管理手段以及汇率手段）保护和发展本国的制造业。
（2）因此，要使外国不能利用与本国的贸易获利，必须支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并借助国家力量（通过上述四大手段）保护本国市场，防止外来制造品的竞争。
对于重商主义的这两大政策主张，熊彼特指出：
"在"重商主义"的许许多多措施中，会很容易发现许多措施并没有达到它们的提倡者心目中的目的，或者发现许多措施除了达到那些想到达到的目的以外，还产生了其他结果，而假如预见到这些结果的话，就不会采取这些措施了。亚当·斯密特别热衷于列举这方面的例子，其数目也许还可以很容易地成倍增加。
但问题在于，实际上是可以把"错误"分开的，可以把讨论提到原理水平上来。在此水平上，可以假定不存在偶然的失误，尤其不应忘记，任何一种管理制度都很容易产生许多错误。"
从历史看，重商主义的政策是成功的而不是失败的。实际上，重商主义就是近代经济民族主义的起源。"重商主义即近代经济民族主义"。（参阅J利思、P埃尔斯沃斯《国际经济学导论》）。
在此还有必要指出的一点是，对于晚于英法后起的美国和德国来说，19世纪对美国及德国的国家经济政策发生过最重大影响的经济学思想汉密尔顿和李斯特，这两个人的理论都具有国家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政策倾向，与重商主义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因此他们强烈地反对斯密的自由放任的世界主义（全球化）观点的。
记者：你提到汉密尔顿。那么美国资本主义也实施过保护主义的政策？
何新：是的。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元勋、政治家和金融家，独立后第一届政府的财政部长。
汉密尔顿可以认为是美国的重商主义政策理论家。汉密尔顿站在工业资产阶级一边，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制度，1791年他向国会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保护制造业》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力主实行保护关税政策，阐述了保护和发展制造业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提出了以加强国家干预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措施。指出，保护和发展制造业对维护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独立具有重要意义。他说，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不但不能使国家变得更加强大，而且很难保持住其独立地位。
他指出，为了保护和发展制造业，政府应当加强对经济的干预，他建议采取如下措施：
（1）向私营工业发放政府信用贷款，为其提供发展资金；
（2）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保护国内新兴工业；
（3）限制重要原料出口，免税进口极端必需的原料；
（4）为必需品工业发放津贴，给各类工业发放奖励金；
（5）限制改良机器输出；
（6）建立联邦检查制度，保证和提高制造品质量。
汉密尔顿的保护关税思想，是落后国家进行经济自卫和与先进国家相抗衡的国际贸易学说。汉密尔顿的学说，是李斯特国家主义经济学的前驱，标志着重商主义体系的成熟化。
记者：你认为在历史上，重商主义哪些政策主张是成功的？
何新：埃尔斯沃斯曾将重商主义的政策概括为以下项目：
（1）外汇管制政策。资本主义早期国际货币是贵金属，金和银。因此重商主义最早提出的外汇管制政策就局限在限制贵金属的自由买卖特别是进出口。
（2）国内贸易垄断和市场保护。早期的重商主义措施是把所有外国人排除在国内贸易之外。
（3）国家直接管理贸易。各国试图通过各自的贸易垄断，在帝国区域内获得必要的补给、世界其他地区所需要的东西，买贱卖贵，以改善贸易差额。在进出口方面实施的许多详细规定也是为了追求这同一个目标。
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些政策在现代条件下，例如在我国，仍然有效。它已发展为以国家力量对本国金融体制和市场的垄断和保护政策。
记者：重商主义的政策在当代全球化的经济新背景下，是否过时呢？
何新：必须指出，所谓"全球化"并不是在20世纪末才出现的新事件。全球化的起源是15-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以及西欧国家开辟海外殖民地的运动。从经济观点看，我认为全球化自17世纪以来已走过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商业资本的全球化拓展，以寻找贸易市场和原料新产地，以及输出过剩人口建立海外殖民地为标志。这一历史需要反映在理论上就是重商主义。
第二阶段是19世纪后期-20世纪后期工业资本的全球化拓展，以跨国公司、跨国产业的对外投资为标志。这一历史需要反映在理论上，就是以斯密理论为代表的经济自由主义和世界主义。
第三阶段是20世纪末出现的国际金融资本以美元为中心的集中，并以金融力量而不是产业力量试图建立全球性资本新帝国的运动，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的最新潮流，也就是所谓"新经济"的实质。凯恩斯的干预主义、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义和货币主义，是反映金融资本全球化这一进程，体现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利益的经济学说。而面对这种新的金融资本全球主义的新潮流，处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地位的中国，需要形成对这个新时代正确的理论认识和思想及政策的回应。以保护我们的产业和国民经济，保护我国的民族利益。使之不被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庞然巨无霸所吞噬。
我认为，在这一背景下，回过头来研究重商主义，是极其具有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说伴随着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的经济学说。但即使达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过去的思想体系仍有效，也仍不会完全过时，它只是被"扬弃"，吸纳综合在新的整体中变成了一个环节。
记者：重商主义学说在现代全球化的国际经济条件下，还有回顾的意义吗？
何新：有人认为，在现代西方国家，由于采纳"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作为政策指针，重商主义的保护主义方针已过时而被放弃。这是非常天真的想法。
实际上，西方对发展中国家和其经济对手鼓吹"全球化"、"开放原则"，要求他们实施"自由主义"方向的"结构改革"（所以IMF常以这种"结构改革"作为提供货款和援助的必要条件）。以便尽可能无障碍地进入他国市场并逐步建立自身对他国市场的垄断控制（美英对中东石油资源的控制模式是独占重要他国资源的一个范例）。
但是，对于其自身的国内市场，他们从来未对其对手包括友邦全面彻底地开放过。他们运用各种巧妙的保护主义政策限制外国商品的自由进入（包括运用各种环保的、健康的以乃至政治的限制办法）。
在现代全球金融趋向一体化的背景下，他们还巧妙地运用本国国内利率和国际货币汇率等手段，利率和汇率也已成为发达国家调节本国利益的重要保护主义干预手段。
因此可以认为，重商主义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并未在现代全球化的国际竞争中过时。正如西方经济史学家所指出的，"实际上重商主义的理论也许是经济思想史上迄今为止影响最为深广和长远的国家政策理论。"
记者：为什么亚当·斯密强烈地反对重商主义呢？
何新：重商主义与保护主义理论的实质，是必须关注主权国家的国际经济地位，因此而考虑在国际交换中如何为本国本民族谋取最大利益的（国际关系）问题。反之，亚当·斯密理论则认为以个人为单位，放任牟取私利（个人最大利益）的活动，会为全社会创造竞争和竞争中的动态公平。
那么，如果将斯密理论放在世界市场中，那么以国家为单位而取代个人主义，结论也应同样有效。即放任各国谋求本国最大利益的主体活动，将对世界经济造成最有效率的动态公平。但斯密的矛盾之点是，他主张在国内对个人（私有化）实施放任，却不主张在国际间对各国的谋利活动实施自由放任。在国际间，他提出了建立在国际分工基础上的国际交换规则的问题。
李嘉图将这一理论发展为国际比较成本和比较利益的理论。而穆勒则进一步推演为贸易条件即供求效差问题。
（穆勒的比较利益或比较效率论是李嘉图比较成本论的反面。）
在这种情况下，据说所考虑的是消费者（即买家）最大经济性问题。但保护主义所提出的国家经济技术实力和实力地位问题则被忽略了。
古典经济学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缺陷，那就是它不能解释比较利益的真实根源。
古典国际贸易论经李嘉图和穆勒的继承者修正和描述后，作为国际贸易可以获利的一项证据，直到20世纪的很长时期内一直被援引。被用来支持人们为废除重商主义的贸易限制而进行的斗争，并支持后来为对抗保护主义复活而作的努力。
记者：在斯密--李嘉图--穆勒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国际关系被假定为一个纯贸易交换和纯效益考虑以公平（等价交换/价值规律）为机制运作的体系。
何新：第一，现实中的国际体系不是一个单一的国际分工，并非以公正的等价交换为机制运行的体系。现实的国际关系中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存在着强权政治和霸权体系。是一个以武力为后盾剥削和强制弱国献纳贡赋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中，国家实力地位始终是本国本民族最大经济利益的可靠保证。
因此有条件的国家就必须发展工业化，需要建立本国的国防体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重商主义--保护主义的政策至今仍然有意义。
第二，问题还在于，工业品、高科技品附加值高，利润大。农产品及原料附加值低。因此这种公平交易结果就是不公平，即非工业国家处于弱势资本的条件下，在国际利润分配中，永远是相对穷国。
在面对这个问题时，发达国家总是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即要求穷国、不发达国根据优胜劣败的淘汰法则，接受这种穷而弱的异化地位。
第三，价值规律的更深层意义，是根据资本量进行分配。在同等条件和公平交易条件下，资本雄厚者所得利润（由于其供给难度大）高于资本弱小者（因它无钱投资于高科技及有机构成高的工业）。垄断的最高形态不是产业垄断而是资本垄断。正如熊彼特曾指出的，无垄断即无超额利润。
古典的价值论的缺点也在于此。在分析资本主义高额利润的产生时，从古典生产成本分析的角度，认为超额利润创生于生产成本中的活劳力、脑力及体力。但实际上，高额利润还有一个重要的创生来源，即创生于资本构成的比例。
资本主义的利润分配规律本质上是按资本分配的规律，而不是等价交换的规律。在同等竞争条件下，高额资本利润高于小额资本。特别是超额利润与资本的垄断地位密切相关。资本的垄断地位。资本垄断造成需求控制和供给控制。正是为了谋求对于国际资本的绝对垄断地位，才形成了国际霸权的角逐斗争。
4、重商主义与民族主义
记者：最近几年，国外非常关注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
何新：（笑）西方政治家对中国问题，永远是后知后觉。
1989年前后，国内外当时流行一种舆论，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必将垮台，中国不久必将会陷入动乱。这一年9月13日，我曾接受了澳大利亚一位记者的采访。他问我，西方当时对中国的制裁会发生什么后果。他认为，制裁是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惩罚，是对中国反政府运动的支持。而我对他说："你们这种制裁最终将强烈地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感情，使我们同仇敌忾。"参看《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册）第251页。这个说法当时让他感到很震惊。他对我重新提出"民族主义"这个似乎已过时的19世纪概念感到不可思议。
但是后来，特别是在1999年5·18美国轰炸中国使馆以后，美国人惊讶地直接面对中国人的强烈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爆发。这时他们才意识到"民族主义"在中国并未由于"全球化"运动的发生而过时。
记者：你当时想到的这种民族主义主要是政治性的民族主义。
何新：不，我当时已经在思考关于经济民族主义的问题。实际上我认为，20世纪以来，在俄罗斯、中国所出现的社会主义运动，其实体（本质）并不是创造了一种高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新社会形态。这个运动的实质是经济民族主义。我在198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最早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经济民族主义适应于亚细亚式生产方式的一种组织制度。
最近，我看到有论者较深入地阐发这一观点，指出：
"生活在东方落后国家的人们，最关心的恐怕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如何尽快地发展经济，摆脱落后面貌，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需要一条强国之路，经济制度的选择，就成为寻找强国之路的过程。所以，在东方社会，经济制度的选择更多也是为了经济发展，而不完全是阶级利益。
20世纪初，面对西方各国的繁荣富强，几乎所有东方国家都选择了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就是其中之一。可是，这项经济制度在中国进行了几十年的社会试验，却始终无法成功。资本主义带给中国的不是富强，而是贫困和经济凋敝。
中国就是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为了发展经济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
这种以发展经济为目的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所说的由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决定的社会主义，显然大不相同。原本落后的东方大国，不得不对经典社会主义模式进行变通。尽管实行计划经济，但却保留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条件，最后连计划经济本身也被放弃；虽然实行国有制，但却同时还有集体所有制和私营个体经济，后来还包括外资企业；在公有制内部实行按职称和级别划分的工资制，但职称和级别是否代表了劳动者付出的劳动量，却大有疑问。总之，现实社会主义已经与其原版有很大差别了。
但是，这种不正宗的社会主义起到了发展的作用：（1）计划经济的中央集权体制能够进行资源总动员，可以在短期内迅速进行资本积累、推动经济增长，这是官僚资本主义所无法做到的。（2）级别工资制尽管不符合经典模型，但由于它导致的贫富差距缩小，缓和了社会矛盾，消除了官僚政治时期社会动荡、无法发展经济的局面。（3）计划经济和收入平均化，消除了经济危机的根源，摆脱了官僚资本统治下长期萧条的局面。（4）中央集权发动的思想教育运动，在一定时期内激发了人们的积极性，这和官僚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心涣散形成鲜明对比。正是由于这些优点，中国和苏联才从原来的落后国家发展成为令世界瞩目的强国。"
但是，这位论者与我1989年一样，仅仅着眼于东方民族的特殊性，而忽视了历史道路的普遍性。
记者：您指什么，什么普遍性？
何新：如果把20世纪中国的工业化阶段放到17-18世纪西欧早期工业发展阶段作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这种普遍性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的东方社会主义与17-18世纪的重商主义国家制度具有可比性。
埃·罗尔说：
"任何有关重商主义理论的讨论，必须首先从由分治主义的、封建主义的经济如何导致富强的民族大国之间商业发展的种种变化说起（在西方，封建是分裂状态的同义语）。
民族国家的成长，渴望消灭封建社会的分治主义和教会精神势力的普遍统治。造成了对于财富的更大关心与经济活动的加速。商业的扩张摧毁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经营，并促使农业日益依赖于市场。商业革命带来了生产组织的变化。
……而这些集团唯一的共同目标就在于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
"重商主义者要求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以保护贸易并粉碎阻挡商业扩张的种种中世纪羁绊。
管理和限制本身--通过垄断与保护，现在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基础。因为商业资本需要更广阔和更巩固的市场，这些市场还没有得到充分可靠的保障。"《经济思想史》第54-55页。
反封建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兴起的重要条件。这种反封建建立强大民族产业国家的任务，在西方通过重商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在东方通过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反帝，反封建）而得到了实现。
记者：我还是不太理解。重商主义的思潮究竟在什么时候出现的？
何新：有人认为，最早的重商主义是在14--15世纪即已萌芽。但真正的"重商主义是到17世纪才出现的，是随着早期的工业资本主义以及为了扩大出口贸易的社会需要出现的。"《经济分析学说史》1-5页
重商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形成期的代表性经济政策和理论。它的总目标是：
①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在国家政权保护下为本国工业开辟广阔的外部市场，保护本国工业和商业，谋取本国商业和产业的最大利益。
②市场保护的主要手段是关税制度和国际贸易的垄断管理制度。
成熟的重商主义，是作为一种主张保护贸易和民族工业政策的思潮在近代历史上出现的。
"在十七世纪末叶和整个十八世纪的大部份年代里，国家的实际作法明显地是全面保护和国家管制。在那一时期里，现代工业的基础正在奠定之中。所采用的方法是：对进口货实施关税或禁运，禁止输出工具和熟练的手工艺人，鼓励原料进口或在国内生产原料，对产品质量的监督，以及给发展新工业者以补贴。
由于只准使用本国船只运载货物，因而国家的海外利润增加了。"
古典重商主义者中最重要也是最伟大的实践性代表人物是法国路易14时代的首相（财政大臣）柯尔培尔。
路易14时代是法兰西历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这个时代与中国的康熙时代大略同时。与路易14的法国同时面对世界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国当时实施的是海禁和锁国的保护主义政策，而不是实施柯尔培尔式的扶植工业出口的重商主义政策。这是中国近代陷入不发达的经济政策性原因。中国的落后正是由于以封闭的宗法制农业为本位的传统经济思想落后所导致的。
可以相当肯定地说，如果不是柯尔培尔这位贤相所奉行实施的重商主义政策，就不会有光辉的灿烂的"太阳王"路易14时代以及近代法国资本主义的兴起。指法国路易十四时期柯尔培尔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柯尔培尔当时任财政总稽核，他采取的财政经济政策是为了巩固专制国家的。例如，改革税收制度，建立垄断性的对外贸易公司，通过统一关税率来促进国内贸易，建立国家工场手工业，以及修建道路和港口。柯尔培尔主义客观上促进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发展。它是法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工具。（巴黎的卢浮宫、凡尔赛宫是路易14时代传留给人类的杰作。）
5、历史学派与发展经济学
记者：有一个问题，马克思是如何评价重商主义的？
何新：马克思对重商主义论述似并不多。这是因为马克思研究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三个方面：
（1）价值起源和剩余价值形成（价值分析）。
（2）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形成及其运行规律。
（3）关于剩余价值的规律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产生原因。
马克思很少关注有利于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问题（例如不甚关注当时关于保护关税和自由贸易之争。他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内部论争。而马克思重点关注的是如何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关注工人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马克思早年（1846）曾经评论过李斯特的经济学。他批评李斯特为德国工业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
马克思接受了斯密对于重商主义的误解。因此他也认为重商主义把交换差额看作剩余价值即利润的形成，马克思认为这个观点是幼稚的。
但是实际上，重商主义者认为货币是唯一的财富表现，这在17世纪乃是一个有针对性的概念，而不是错误的概念。这个观点对中世纪的财富观点是一个重大的进步。在此之前，中古时代人们的普遍看法是对货币（特别是纸币）的不信任，他们（特别是王公和地主们）把实物看作真正的经济财富，以囤积实物（动产及不动产）作为财富和实力的标志。
重商主义认识到货币是真正的财富，这本身就是一个抽象化的上升。即由具体的实物上升到抽象的价值标记--货币。
熊彼特对重商主义的研究比马克思要深入得多。熊彼特是这样介绍重商主义作为民族主义经济学的兴起的。他指出：
"随着十八世纪的消逝，经济学便进入了我们所谓的"古典状态"。他们之间还是有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讨论与经济政策有直接关系的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是新兴民族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具有头等--而持久--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是世界历史上唯一最有效的国际权威（罗马教皇体系）的崩溃。中世纪的世界是一文化统一体，至少在原则上宣称忠于罗马帝国和天主教会。
教皇丧失了权威，罗马帝国开始瓦解。中世纪的国际主义寿终正寝了，民族国家开始维护自身的独立，与那种超国家的权威相对抗。"
"现代国家为什么从一开始就是"民族的"，就力图摆脱超国家的控制；说明了现代国家为什么坚持而且不得不坚持拥有绝对主权；说明了现代国家为什么即使在天主教国家也要扶植本国的教会（法国的高卢主义就说明了这一点）；尤其是说明了现代国家为什么侵略成性。
社会结构决定了这些新的主权国家是好战的。它们当中没有一个拥有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而是彼此拥有所需要的东西。
而且它们很快就被新世界所包围，诱使它们竞相去征服和掠夺。在这种情况下和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下，侵略或所谓"防务"就成了政策的重点。
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建立强大的政府；而强大的政府往往具有自己的经济力量无法实现的政治野心，于是便努力开发和利用本国的资源，试图以此增强实力。
自十六世纪起，在大多数这类国家，君主都变成了国家和民族的化身。君主成功地使各阶级服从于自己的权威，不仅资产阶级和农民要服从，贵族和僧侣也得服从，只不过贵族和僧侣的服从带有这样一个条件，即他们继续享有社会和经济上的特权地位。
毫无疑问，增加国家的财富和权力是政策目标：经济政策的目标是获得最大的公共收入，供宫廷和军队消费，但这种福利必须适应当时既定的政治形态和既定的社会制度。
正是在真正最关心制造商、农民和工人的福利的地方，所有这些便意味着管理一切，而这又意味着官僚政治的兴起。官僚政治的兴起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不亚于商业阶级的兴起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由此便产生了"计划经济"，主要是为战争而开展计划工作。
熊彼特在反驳从自由主义立场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时讲过一个很公正的看法。他说：
我们可以……说明为什么对重商主义政策作"自由主义的"批判是不妥当的。这种批判本身虽然并无不对之处，但却有碍于人们了解历史。昂温博士提出了一些有力的论据，试图使人们相信，英国实行"垄断"政策和从事海盗活动，并没有给整个国家带来好处（不过，如果断言掠夺财宝由于毁坏了信誉这一最重要的东西而没有给国家带来好处，那就太过分了），就这一点而言，他所犯的错误仅仅在于忽视了"垄断限制"和"垄断收益"的长期性。
但是，他的论点是十九世纪自由主义者的论点，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的论点即使更加有根据，也仍然不能使人信服。
十六和十七世纪的行为模式，必须根据十六和十七世纪的事实和人的观点来考察。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那么当时人们行为的不合理性就不那么明显了，即使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考虑也是如此。
在战争连绵不断、损害他人本身便是一种目的的情况下，单纯从经济方面来考虑显然是不适当的。而且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在讨论历史情况时，我们必须时时把隐藏在各种行为方式后面的原则和执行这些原则的效率区别开来。这一点很重要。"
熊彼特又指出：
"举例来说，A、斯密不仅反对他自己的时代和他以前的时代的国家管理所带来的腐败和所犯的错误，而且还反对国家管理本身。
现在的情况也是这样，当今人们反对社会主义或反对扩大官僚控制，不仅是由于人们认为执行社会主义原则或控制原则的效率低下，而且还由于人们反对这些原则本身。这两种反对论点虽然都有其地位，但必须把它们区分开来。"
"所谓公共"垄断"政策和私人商业惯例，指的是这样一些措施和行为方式，它们试图通过以下方法使某一个人或集团的产品或服务具有"销路"，从而赚得利润：
（1）不让外国人进入国内和国际市场，如果国土尚未成为经济单位的话，常常还要排斥邻近城市或地区的生产者和商人；
（2）除了得到特许的个人或集团外，尽量防止其他人进入某一行业，例如不准零售商从事批发业务；
（3）限制得到特许的个人和集团的产量，把这种产量分配给各个市场，并对其进行调节。
人们也许认为，假如资本主义一下子发展成熟而降临到世界上，假如资本主义不受上面提到的那些因素的阻碍而自由发展，人们也许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在那些极为缺乏商品而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的国家，竞争性企业会象雨后春笋那样涌现出来。
然而，这种看法只是在某种程度上有道理。贫穷是万恶之源，如果赖以产生需求的财富不仅需要加以引诱而且还需要加以创造，那么办企业的风险通常就会大大增加。
在工商业领域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向前推进的战略常常要辅之以防守战术，可是所有时代的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顽固地拒绝这样看问题。
在长期发展不可避免地很缓慢的情况下，人们必然会特别小心谨慎地捍卫每一发展阶段，以获得超越这一阶段所需要的手段和时间。
因而很自然地，同长期发展过程相比，那些每时每刻处于支配地位的、旨在实行保护性限制的做法和政策，会给具有敏锐观察力的历史学家留下深刻得多的印象。
然而，即使是完全按照理性办事的政府，即使其动机仅仅是促进工业的发展，它在许多情况下也不得不授予企业以垄断特权，因为有时没有垄断特权，企业根本无法生存下去，在另一些情况下，政府则将不得不对有关的工商业者的垄断行为采取默认的态度。
其次，资本主义并不是一下子降临到世界上的，世界也不是一片空白。资本主义是从以前存在的社会形态中慢慢生长出来的。
第三，各民族国家建立垄断组织或维持垄断局面，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
这种看法对当今的中国经济思想界，具有非常切近的意义。
6、民族社会主义的形成
记者：我注意到，在你的引文中出现了"国有垄断"和"计划经济"这两个词。这常常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政策的标志。
何新：你说得对。实际上国有制这个思想不是社会主义所专有的，它是西方经济史上最早的一批经济学家即重商主义提出来的。重商主义的经济学家就是国有制的理论奠基者。保护贸易，用国家的政治力量来保护贸易，为了保证本民族工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筑起关税壁垒，不让外国货进来，同时用国家的力量来管理工业，垄断价格，垄断市场，垄断资源，统一外贸。这套思想是重商主义的。这套思想，也就是必须建立和保护民族工业。因为民族工业是民族经济、民族利益的来源。重商主义提出的保护民族工业的思想，实际上是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个雏形。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因为从表层意识形态看，指导20世纪社会主义的并非重商主义而是马克思主义。
但是，从"一国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来看，很多东西是和重商主义特征相吻合的。
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的保护主义政策，包括闭关和排外的政策，实际上具有极其浓重的重商主义色彩。我知道，我这个说法可能会被许多人认为是奇谈怪论。但我这样讲是有历史根据的。
在近代经济学中，重商主义经济学家最早提出由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的思想。李斯特认为重商主义实质是"民族工业主义"，《国民经济学大纲》第285页。即主张建立和保护民族工业的早期经济思想。他们认为必须保护本国市场，必须运用国家力量保护本国产业，开拓世界市场。
正是为了保证本国工业在国际上有竞争力，他们主张高筑关税壁垒，用国家政治力量来保护国内市场，保护资源，保护对外贸易。这套思想都是为建立和保护民族工业服务的政策思想。
重商主义政策的立足点是保护主义，它们提出四点理由：
（1）保护幼稚工业，
（2）保护就业，
（3）自给自足，
（4）国家安全与国防。
保护主义，即对国际贸易进行的特定的限制，保护谁？保护本国的生产者，保护为国内生产者占有市场量，也就保护了本国的生产能力，就业机会。
记者：你怎样看这个奇怪的现象？
何新：20世纪的社会主义，苏俄社会主义、中国社会主义，还有其他东方国家的社会主义，都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上建立的，是一种建立在不发达的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实质是一种前工业文明的民族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经济的制订者，并不是先研究了重商主义文献才形成他们的政策的。
相反许多人可能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重商主义。但是人们根据当时发展和保护本国民族工业的需要而制订的政策内容，却与重商主义的理论有许多可以印合之处。这种巧合，实际反映了在人类历史中经常出现的一种不可超越的规律性。
记者：你所说的民族社会主义是什么涵义？
何新：民族社会主义，即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列宁的提法。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中共在远离共产国际的情况下，召开了独立的政治局扩大会，建立了毛泽东路线的领导权，从此使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这就是民族化的道路。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有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是与普遍的全人类社会主义相对而言的。30年代，斯大林提出了"一国社会主义"这一重要的战略思想，在"共产国际"解散后，社会主义走上了民族化的方向。
记者：刚才我们谈到了所有制的问题。您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最终是不是将导致改变所有制?
何新：我现在不想绝对地回答会或不会。我只想说，公有制的实质是国有制。国有制要不要变，这个问题的实质又涉及到中国民族工业、国民经济的生存前途问题。
现在中国的市场中有三种经济力量：一是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国有制工业，二是分散的非国有的民族工业(私营和集体)，三是外来的跨国经济组织。情况已经相当复杂，在资源、市场、人才方面，三种力量和利益也会有矛盾。
国有经济是中国全体人民奋斗50年，千辛万苦积累起来的一份大家业。以逐步私有化的形式化掉、拆掉、散掉或任其垮掉，或将其中的肥肉让私人、外国人兼并掉，这是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行为。
从东欧改革的教训看，其国有经济的解体，常常意味着本国国民经济的崩溃。所以对这个问题，必须权衡利弊得失，进行慎重的考虑。
记者：看来，重商主义是如此重要的一种政治经济学理论，为什么它却常被看作一种幼稚的经济理论，被现代人忽视和遗忘呢？
何新：重商主义是在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受到近乎故意的曲解和攻击。因为它的论点与斯密的理论是和政策主张完全相反的。
亚当·斯密的理论是这样的理论：经济自由放任，解除一切国家控制，认为国家根本不干预的经济，就是对一切商品生产者最有利的经济。
"即是说，根据这样一种理论：促进经济发展和公共福利的最好方式，就是取消对私营企业经济的束缚，让它自由自在。这就是在本书中所称的'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分析史》，2-25，商务版。
在抽象的意义上，斯密的理论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它主张在自由的市场上，排除一切人为障碍，放手让商品生产者进行自由竞争，以便让优胜者(高效率者)淘汰低劣者。
但是，这种自由竞争必须具有一个基本的前提，即所有参与竞争者面对的竞争条件是平等的、公平的。在体育场上也是一样，如果比赛，应当是同重量级的人与同重量级的人进行竞争。否则竞赛结果就是不公平的。
而现在的问题在于，在世界市场上，参与经济竞争的国家所面对的经济条件恰恰是不平等的。大资本与小资本，高技术与低技术，先进国与落后国等等。如果把这些条件不平等的国家放在同样的市场环境下竞争，优势、利益就很自然地将倾斜到发达国家一方。
我深信，有些发达国家之所以拼命通过一切渠道向不发达国家领导人和经济学家，宣传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问题和奥秘就在这里。
与这个理论相辅相成的是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国富论》一开篇就大读分工专业化对促进生产力的好处。目的就为的是论证国际分工。这个国际分工理论，就是你农业国最好向我们提供农产品，他生产能源就专门给我提供能源，我工业国利用我的比较优势给你提供工业品。这个理论非常有利于先期实现工业化的已经占据优势的国家。这是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几个人一起做生意，我的工业技术条件最好，你们筑起贸易壁垒，都实行保护政策，这当然影响我的产品销售，不利我的工业发展。所以我说不行，要自由贸易。实际上最大的效益必然落在工业国手里了。因为我的工业品比你的农产品，比他的初级产品具有高得多的附加值。最大的利润将落在我这里。长期维持这种自然形成的国际分工，必然导致非工业国国民经济的畸形化。
从表面看起来，比每个国家都自己去搞工业，自己来搞农业效益要高。由于工业制成品成原材料，初级产品存在交换剪差在现代条件下，是高科技产品与一般工业品的剪刀差。所以WTO的一个条件是要求中国对进口高科技品实施零关税。）WTO的根本问题是一个关税问题。是一个关税同盟的问题。
记者：在当代，重商主义对中国是否仍具有现实意义？例如在加入WTO的问题上？
何新：入关的主要问题是为何而入。
是为让外国产品及资本畅通无阻地进入中国市场（这是西方的目的）而入，还是为中国产品能无阻碍或少障碍地进入外国市场而入？
站在中国国家、中国民族工业和中国人的立场，入关只能是为了帮助中国进入世界市场而入，为此而在适当条件下开放中国市场。而不是为了引进外资，引进外部商品，让其与中国工业品自由竞争，甚至是为了反对国有垄断，为了让中国成为西方资本殖业地而入关。
明乎此则就会明白，入关的条件并不在于具体的条规让步上，而在于必须保护国家入关后的经济主权。当国家在经济上受到某些国外进口业的重大威胁时，中国国家是否仍有权行使主权、管理权包括垄断权？例如对某种产品征收惩罚性或报复性关税，保护国内生产者和就业者，减弱外国产品的竞争？对此的约束及报复有多大？中国能否承受？
所以最根本的问题是：WTO是否会成为一根锁链，束缚中国自我卫护国民经济及民族产业的能力（这是西方的第二目的）？最近日本与中国的贸易争论正好提供了一个近在眼前的实例。日本《读卖新闻》6月19日有如下报道：
"为了对抗日本政府采取的对农产品的一般紧急进口限制措施，中国表示将对原产于日本的汽车等3种商品征收特别关税，这将对日中间的经济关系产生影响。在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情况下，中国的贸易政策有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反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