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第一章即阐述了著名的市场调节原理--即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理论：.9
但是另一方面，布热津斯基列举了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和各种政治冤案说：
"苏联国民（在斯大林时期）积怨甚深，无法解决的旧仇过多，人民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国民被无辜地大量杀害，这一切都是斯大林成就的无形代价。"于是他质问道：
从与世界其他国家所作的历史比较来看，苏联人民为上述经济进步付出的这种代价是否太高了？
何新：我无意为斯大林时期的某些错误政策和政治运动作辩护。但既然布热津斯基提出了这"历史比较"的问题，那么我就想指出以下的世界历史资料：
从近代世界历史看，由于工业化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广泛深刻变迁的大规模社会革命，由于人们在创造历史中，不能不面对着激烈的利益冲突、阶级斗争，而任何历史人物与国家政策常常难以避免各种盲目性、探索性和实验性，因此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准备时期和前期，都不得不为经济发展付出巨大的社会和文化代价。揆之世界各国，几乎毫无例外！
且不要说英国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劳工和穷人们以及英属殖民地人民，为英帝国的经济发展所承受的巨大社会苦难与牺牲。也不必评说美国工业化早期，直到19世纪中叶仍存在的残酷黑奴制度，开发西部时期对印第安人的血腥灭绝运动（这都发生于一个宪法中明确颁布了人权原则的国家）。
至于布热津斯基书中还提到的所谓"对人性的无视"和"政治镇压"，我们在标榜"自由、平等、博爱、民主、人权"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在创造资本主义制度的那些浪漫英雄史诗中，可以非常醒目地看到。例如常常被颂扬为民主、人权典范的法国大革命，在一部美国学者撰写而颇负盛名的《世界文明史》中，就有如下的记载：
"恐怖统治时期的两万个被害者就微不足道了。至于被许多人崇拜的拿破仑所杀的人，则至少是这一数字的20倍以上。"
由此可见，由于为建立一个新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巨大激烈的社会冲突，因此，布热津斯基所说的那种所谓"无形代价"，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是很难完全避免的。
而如果全面比较自17世纪至19世纪的300年间，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工业革命和经济现代化所曾付出的种种历史代价，那么苏联与中国在更加低的经济起点上，为达到国家现代化目标所付出的代价，无论就时间和数量看，就都并不能算过高。
16．社会主义道路对于中国的历史意义
记者：在苏联之后，中国作为一个从人口、疆土和地理上都无比重要的东方大国，也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对此，一些人今天提出了疑问：这一道路的选择，究竟是否明智和正确？
何新：实际上，如果我们深入观察20世纪前半期中国所面临的历史形势，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乃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历史选择。这也许根本不是一条天堂之路，但却确实是一条强国之路。因为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对于俄国、中国等经济落后国家，当时恰恰是一种可有效解决众多社会问题和国际问题，进行工业革命、推动现代化运动的有效指导理论。
第一，当时面临瓜分和亡国危机的中国人民，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才提出了"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纲领，进行了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有效地从1840年后长达百年的社会动乱中，拯救了已濒于破碎的中国。
正是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形成了20世纪中国的革命民族主义（即现代爱国主义），解决了建立独立经济、保护本国市场的历史任务。作为一种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对于保护中国民族经济，维护本国市场，发展中国工业，振兴民族精神，显然起过无可取代的作用。
第二，马克思主义主张实现社会资本和资源的国有化（公有制）和计划化，这一理论有利于在落后国家中快速集结和积累工业化资本。也使得工业落后的国家，能够集中分散的资金、资源和经济力量，在国际市场上对抗经济实力强大、技术先进的国际垄断资本。
第三，马克思主义作为维护工人和贫困农民利益的理论，主张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约束两极分化，对穷人提供社会保障机制。依靠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国家政策，使中国在50年代的大规模工业革命时期，能避免发生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曾普遍发生过的那种野蛮剥夺（请回顾英国的圈地运动和反流民法，北美的黑奴种植园制度、充满血腥的开发西部运动，以及18～19世纪残酷的美国劳工制度）。
第四，共产党的组织、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形式，重视集体伦理的社会原则，以及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民族主义（即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则极其有效地集结了传统社会形态下，处于无序分散状态的社会力量，从而比较迅速和大规模地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运动。
甚至被某些人讥笑为"清教徒"式的中国50～70年代那种崇尚俭朴、刻苦、勤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价值观念，客观上也有利于压低社会消费，快速积累社会资金，有利于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政策，从而快速推进工业化的进程（英国社会学家韦伯曾指出清教徒伦理也促进了早期英国工业革命）。
无论1949年后的40年来，共产党犯过什么样的错误，以上四点，我想是任何持论公正的人，都难以全盘抹杀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救中国，并且的确救了中国，秘密就在于此。
中国由1949年一个经济已经濒临彻底破产的落后农业国，在不到40年的时间内，初步实现工业化；并取得举世瞩目的大规模经济成就，证明了这一道路的历史性成功。
实际上，若就传统意义的"工业化"标准看，也就是说，以钢铁、能源、机械等资本资料产量（即霍夫曼的标准）以及国家总体实力为衡量标尺，传统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仍可评价为相当成功。
苏联自1917年革命至40年代初已跨入世界工业军事强国行列。中国亦于1949革命后，经三四十年间跨入世界工业军事大国之列。在50年代至70年代，苏联中国式工业化模式曾被第三世界国家于取得政治独立后广泛效仿。
所以，无论从近代世界上后进国家走向工业化的道路看，还是从社会主义制度对于现代中国的实际意义看，中国在1949年选择的发展道路，都的确没有错误！
附 录
附录：
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速度
陈文鸿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比较各国统计数字可以证明一点，也是一般人所忽略或故意忽略的一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一直并不比同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为低。
表A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所占比重
单位：％
1917年低于3
1922年约为1
1937年低于10
1950年约为20
1976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高于40
经互会成员国约为33
苏联约为20
（资料来源：苏联社会经济统计资料手册，1917～1977年）
从中国公布的统计数字看，单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作比较，很难说哪一种社会制度比较有利于经济增长。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统计，1953至1980年，扣除价格变动的影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6．1％，同期西方主要国家及苏联、东欧各国国民收入（物质生产部门的净产值）平均增长率见下页图表。
表B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比较
单位：％
年代世界平均社会主义发达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其他国家
1951～19766．69．84．77．65．4
1971～19765．38．02．76．63．4
表C 世界各主要国家年均增长率单位：％
资本主义国家（1953～1980年）社会主义国家（1951～1978年）
日本 8．3罗马尼亚10．9
西德5．3东德7．0
法国 4．7保加利亚6．7
美国3．5苏联7．8
英国2．6波兰7．4
印度3．7罗马尼亚10．9
捷克5．8
（资料来源：同表A，第292页）
上述比较可能不十分准确，例如西方各国的较低增长率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处于一个比较高的发展水平。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本身力量，特别是苏联在二次大战前是受到资本主义各国的孤立，不像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那样，长期依靠殖民地或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交换来提高本身的资本积累。
一些批评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较高经济增长率是依靠国内的高积累率而来的，因此是不正常的。可是，不应忘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是从较低的水平开始的。像中国及部分东欧国家，差不多是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成的基础上来发展。高积累实际是原始积累，或如苏联经济学家Praeobrazhensky说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而苏联和东欧各国，以至中国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对人民生活来说，并不像英国在工业化初期那样带来广泛的贫困和对劳动者的剥削。
相对于处于相近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所付出的代价和由此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是颇为突出的。
至于说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消费水平不及资本主义国家，若以发展水平相近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较，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情况并不十分恶劣。主要差别是分配问题。资本主义国家消费分配的不平等程度比社会主义国家为高。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1987年7期）
八、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为什么必然遭遇失败？
1、布哈林创立了错误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记者：社会主义搞了将近100年，但是并没有形成自己的、站得住的经济学体系。是否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使得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成功？
何新：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成败得失存亡兴废，问题复杂，我们下一步再谈。
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我认为，还不能说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经济学。我讲过经济学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指导国家政策的宏观经济学。这种有实际操作意义的经济学，包涵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陈云等等国家领袖关于苏联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方针政策的论述中。这些论述，是他们从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中所总结的，包括工业化、农业和粮食问题，财政金融及国家计划问题等等，这是一套现实的理论。没有这一套理论，就不会有过去中国成功的经济建设。
另一种是试图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框架内，发展一套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东西。这就是经济的意识形态。我们过去那一套东西在理论上的确是失败的。但是你知道这一套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作俑者，理论的创造者，究竟是谁吗？
记者：是马克思、恩格斯吗？
何新：绝不是。过去许多人们这样认为，其实是大错特错。在马克思和列宁著作中，实际上找不到与后来那种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任何关系的原理。不信，就请你举证。
记者：那么，所谓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究竟是哪里来的？
何新：我近年经过研究发现，其基本理论框架是来自于20年代布哈林及其门徒的著作。
记者：布哈林？他不是被斯大林认为是叛徒吗？
何新：布哈林生于1888年10月9日，是苏联早期重要政治家、理论家，1919年任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年任政治局委员，真理报总编辑。1938年被斯大林以叛国罪处死刑。后来被平反。布哈林晚期的政治命运，是列宁去世后联共内部发生激烈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列宁生前曾认为，布哈林是一位出色的理论家。实际上，布哈林应该被认为是苏联体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奠基人。但极为矛盾的一点是，布哈林又是主张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中，应该取消"政治经济学"的人。他在30年代被斯大林枪毙了，但他所构建的一套关于"过渡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却被苏联后来的理论家基本沿袭了。
记者：为什么呢？
何新：这个矛盾非常深刻。矛盾的根源即在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抽象理念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存在之间，存在巨大的矛盾。应该认为，布哈林可能是较早觉察到这种矛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在列宁留给苏共的政治遗嘱中，认为布哈林是党的最好的理论家之一，但是"布哈林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在十月革命时期，他写作了关于《过渡时期经济学》这本名著。
在书中，布哈林提出了四个命题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支柱。布哈林认为：
（1）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经济关系将逐步趋向实物化；
（2）组织和管理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工具，必须借助于国家的强制力量；即借助无产阶级专政的直接暴力。
（3）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市场经济应当走向消灭。
（4）价值规律也应消失。因为"价值规律不过是商品无政府制度的平衡律"。
这四点看法，代表了1918年革命后第一代在苏联从事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共产党人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原则看法。
记者：从今天的角度看，这四种观点是荒谬得不可思议的。
何新：但是，这在当时不但并非不可思议，而且被那一代革命家中的多数人认为是天经地义的。
布哈林在《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中尝试从理论上分析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一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探索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特点。可以说，这在社会主义历史上是第一次。
不论此书中的观点是对是错，布哈林是当时系统地认真探讨过渡时期经济理论的极少数有水准的经济学家之一。所以这本书出版后也受到列宁的重视，列宁阅读此书并对它作了详细的评注。
记者：列宁是否同意布哈林的观点呢？
何新：基本不同意。 列宁当时读此书后，以一种半嘲笑的口吻评论此书，他说此书中许多观点是"幼稚的"、"几乎象小孩子那样幼稚"。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第65页，人民出版社，1958。认为此书充满"学究气"，即教条主义和"唯心主义"。但当时列宁已在重病中，从理论上系统地剖析和评论此书，对他已是不可能的。
但这并没有妨碍此书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观点，成为后来一切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理论框架。
记者：布哈林这本书是什么时间写的？
何新：《过渡时期经济学》成书于1920年初，当时苏联正处在围绕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发生的政治辩论时期。布哈林的这本书代表了当时联共党内的主流思潮。这种思潮是抵制列宁当时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布哈林这本《过渡时期经济学》，可谓集当时苏联左派革命经济思想之大成。
记者：布哈林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何新：布哈林在书中说：
"在资本的统治下，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为了利润进行的生产。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下，生产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生产过程成为有计划地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
这个观点后来成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种正统化观点。
布哈林还说：
"只要我们来研究有组织的社会经济，那末，政治经济学中的一切基本"问题"如价值、价格、利润等问题就都消失了。在这里，"人和人的关系"不是表现为"物和物的关系"，社会经济不是由市场和竞争的盲目力量来调节的，而是由自觉实行的计划来调节的。"《过渡时期的经济学》第1页。
这种观点后来也成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论点。
布哈林认为，正是由于必须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最终将不再需要有政治经济学：
"因此，资本主义商品社会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过渡时期的经济》第2页。
《过渡时期经济学》是一本在苏联国内外曾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尽管布哈林后来被斯大林杀害了，但20世纪前半叶苏联经济学家及经济著作仍大部分地沿用此书的观点和体系。
1949年中国建国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实际也承袭了苏联政治经济学的这一教科书体系。
但是，这一经济学体系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根本性的理论错误。它导致了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经济性质和过渡时期战略、政策和策略的严重误认。这种理论的错误，使苏联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后来为之付出了极其重大的代价。如果说苏联规范的社会主义政治学是一个充满了谬误的经济学体系的话，那么这种谬误正是从布哈林那里开始的。
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作讨论。
2、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设想
记者：为什么布哈林会发生这样的理论错误？
何新：根源在于布哈林--以及十月革命那一代苏共领导人（除列宁外）对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时代性质的根本错认。而这个错误根源实际又与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早期著作有深刻关系。
记者：为什么与恩格斯有关系？
何新：恩格斯1847年为共产主义同盟写了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共产主义原理"。在这个原理中，恩格斯对未来的共产主义革命提出了如下几个政策设想：
1、消灭私有制，
2、消灭市场和货币，
3、实行计划经济，
4、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
5、消灭城乡对立。
恩格斯说：
"只要向私有制一发起猛烈的进攻，无产阶级就要被迫继续向前迈进，把全部资本、全部农业、全部工业、全部运输业和整个交换都愈来愈多地集中到国家手里。
上述一切措施都是为了这一个目的。无产阶级的劳动将使国内生产力日益增长，随着这种增长。这些措施实现的可能性和由此而来的集中化程度也将相应地增长。
最后，当全部资本、全部生产和全部交换都集中在人民手里的时候，私有制将自行灭亡，金钱将变成无用之物，生产增加了，人也改变了，那时，旧社会的各种关系的最后形式也才会消失。"
"社会将剥夺私人资本家对一切生产力和交往工具的支配权，也将剥夺他们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由于社会将按照根据实有资源和整个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计划来支配这一切东西，所以同现在实行的大工业制度相联系的一切有害的后果，将首先被消灭。经济危机将终止，扩大的生产在现今的社会制度下引起生产过剩，并且是产生贫困的极重要的原因；但是到那时候，这种生产就会显得十分不够，并一定要大大扩大。超出社会当前需要的生产余额不但不会引起贫困，而且将保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将引起新的需要。
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
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一方面不容许阶级继续存在，另一方面这个社会的建立本身便给消灭阶级差别提供了条件。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本文收入《马恩选集》第1卷第210页。
不难看出，布哈林书中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模型正是来源于此。要知道，共产主义同盟实际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共产党（第一国际）。恩格斯草拟的"共产主义原理"是为共盟拟定的一个社会行动纲领，这个纲领中所提出的政策原则将在共产主义革命成功后被实施。
这种经济政策思想不仅影响了19世纪的共产主义者，而且也极其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共产党人。十月革命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实施的经济纲领和政策，即所谓"战时共产主义"的一系列共产主义实验，毛泽东1958年关于"人民公社"的过渡设想和文化革命时代的所谓"五七"道路思想，后来的红色高棉取得国家政权后实施的自我毁灭式的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农业集中劳动营"），无一不是按照恩格斯的这一乌托邦设想和模式进行的。
可以说，这种必须取消私有制、取消市场经济的思想，是20世纪100年来的许多共产主义政党历千辛万苦而夺取政权，但却最终丢弃政权的一切"左"的经济路线和社会政策的理论总根源。所有关于取消市场经济的共产主义经济实验的指导理论，可以说都发源于此。
记者：我明白了。
何新：但是，20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家们在试图根据恩格斯的上述设想作共产主义实验时，却忽视了极其重要的以下三点：
（1）这个纲领反映恩格斯早期尚不成熟的革命（浪漫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未必可以得到马克思的认同。因为马克思对历史持有一种严格的生产力发展决定论的历史哲学。这种决定论是反对任何浪漫主义和空想主义的。
（2）这个原理写于《共产党宣言》之前。
（3）最重要的一点是，恩格斯所论述的这种共产主义政策，它所针对的国家不是指东方的封建主义农业国，而是欧洲先进的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
所以，恩格斯在这个《共产主义原理》中又说：
"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同上。（这是因为当时德国的工业经济还远远落后于英国。）
记者：你强调这只是恩格斯的思想。那么，马克思是否也赞同这些观点？
何新：我认为，不。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有两个稿子。
过去人们只知道这第一个稿本。但是，在1969年德国才出版了另一个稿本。
在这一稿本中，恩格斯显然从上述激进的思想有所后退。在这另一个稿本中有如下的问答：
"问：这么说，你们并不认为任何时候都可能实现财产公有？
答：是的，我们并不这样认为。只有在机器和其他发明有可能向全体社会成员展示出获得全面教育和幸福生活的前景时，共产主义才出现。
问：如果你们打算用启发并团结无产阶级的方法来为公有制作准备，你们是否因此就拒绝革命呢？
答：我们确信，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我们也知道，革命不是随心所欲地制造的，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的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
在这另一个稿本的问答中，恩格斯似乎接受了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思想。
他已认识到，革命是不能由革命者随心所欲地去制造的。
记者：那么恩格斯是否修正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设想？
何新：有所修正。请再看以下的问答：
问：你们打算一下子就用财产公有来代替今天的社会制度吗？
答：我们不想这样做。群众的发展是不能命令的。它受到群众生活条件的发展的制约，因而是逐步前进的。
问：你们认为，用什么方法才能实现从目前状况到财产公有的过渡呢？
答：实行财产公有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是通过民主的国家制度达到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
问：一旦你们实现了民主制，你们的第一个措施是什么？
答：保障无产阶级的生活。
问：你们打算怎样实现这一点呢？
答：一、限制私有制财产，以便做到为私有财产逐渐转变为社会财产作好准备，例如实行累进税、对继承权实行有利于国家的限制，等等。
二、让工人在国营工场和国营工厂，以及在国营农场工作。
三、使所有的儿童享受公费教育。
问：在实行财产公有时不会同时宣布公妻制吗？
答：只有在保持现有的各种形式会破坏新的社会制度时，我们才会干预夫妻之间的私人关系和家庭。"恩格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收入《马恩全集》第42卷，第373-380页。
在这些问答中恩格斯所提出的措施，已经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限制私有财产而且要在"民主的国家制度"中逐步过渡。这个纲领显然比前一个共盟纲领要理性得多，现实得多。
但是后一个问答远不如前一个共盟纲领那样著名而受到人们的重视。在中国，这篇问答首次发表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的中国已结束了文化革命。
所以，毛泽东生前可能从未读到这篇著作。
3、列宁认为十月共革命中干了什么"蠢事"？
记者：你刚才说，你认为马克思并不赞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表述的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的那种激进经济设想？
何新：对，我认为不会赞同。马克思是一个严格的现实主义者，他一向反对任何空想主义的乌托邦。马克思和恩格斯1845-1846年合作写作了他们的第一部著作，这也是一部极其重要的著作，即《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章中，马克思深刻地、系统地论述了关于经济基础决定社会制度的独特历史理论。马克思的这种决定论与现实主义，完全不同于青年恩格斯所具有的那种极具乌托邦色彩的政治浪漫主义。在这部书的中译本第30页，马克思讲了这样一段话：
"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
记者：你认为这段话的涵义是什么？
何新：就我的理解，我认为这段话相当重要。它意味着马克思认为：
（1）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规范现实的理想主义运动。（如果它仅仅是这样一种主观理想即空想，那么它就是毫无意义的，也是不值得为之奋斗的。）
（2）只有在（"当且仅当"）使共产主义成为现实的全部经济政治及文化基础（"条件"）已经具备，从而已经成为在现实生产力基础中正在孕育成熟的一种新社会制度时，共产主义才可以成为"现实的"；或者说从而才是可能实现的。
换句话说--如果生产力及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尚不具备，那么实现共产主义就是不现实和不可能的。应当指出，关于可能性与现实性和必然性的这种决定论观点，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过来的。在这种决定论面前，任何历史浪漫主义毫无存在的价值。
记者：为什么说与黑格尔有关？
何新：黑格尔平生极其蔑视关于理想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或经济体制的一切抽象性空想。他曾这样说：
"如果要先验地给一个民族以一种国家制度，即使其内容是合乎理性的，这种想法恰恰忽视了一个因素，要知道国家制度并不仅仅是一个思想上存在的事物而已。所以每一个民族都已经有适合于它本身而属于它的国家制度。
国家必须在它的制度中贯串着一切关系。例如拿破仑想要先验地给予西班牙人一种国家制度，但事情搞得够糟的。其实，国家制度不是单纯被制作出来的东西，它是多少世纪以来的作品，它是理念，是理性东西的意识，只要这一意识已在某一民族中获得了发展。因此，没有一种国家制度是单由主体制造出来的。拿破仑所给与西班牙人的国家制度，比他们以前所有的更为合乎理性，但是它毕竟显得对他们格格不入，结果碰了钉子而回来，这是因为他们（西班牙人）的文化还没有发育到这样高的水平。"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91页，商务版。
因此黑格尔认为，抽象地、过早地为一个尚未成熟的社会形态去规划或设计经济或政治制度，是既不可能也无意义的。
马克思早年醉心于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关于历史的决定论，与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的历史观念一脉相承。
记者：你的看法很有意思。那么列宁对社会主义问题是如何构想的？
何新：我认为列宁的思想是变化的。在不同的阶段，面对不同的形势，他的看法有很大的不同。
记者：这样讲有根据吗？
何新：1922年12月11日，列宁在久病之后对共产国际（第4次大会）作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具有惊人的历史先见之明和洞察力的报告。
我个人认为，如果毛泽东在1958年和1966年充分研究和理解这个报告中的告诫，也许他会避免发动大跃进和文化革命，并且会警惕和抵制陈伯达、张春桥这种幼稚而"左"倾的意识形态分子。
列宁在这个报告中明确指出，当时的苏维埃国家虽然名称叫"社会主义"，但其经济机体的实质却是半封建农奴制的小农经济和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因此，国家的发展方向不应当是建造社会主义，却应当是转向"国家资本主义"。
列宁认为，在十月革命后，共产党在俄国应当实施国家资本主义政策，而不是社会主义的政策。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对于俄罗斯当时的经济基础，是唯一现实的，本身"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
换句话说，列宁当时提出了在共产党执政下，有必要首先发展资本主义的重大设想。
记者：这一看法让人极其惊讶。
何新：对！因为这种观点此前实际上乃是普烈汉诺夫等一部分"孟什维克"的观点。普烈汉诺夫生前反对十月革命。因为他认为，俄国的现实基础乃是半封建农奴制的半资本主义。
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在这种经济基础上不可能发育出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因此，作为俄罗斯共产党创始人的普烈汉诺夫认为，俄国首先应当搞资本主义，而不是建设社会主义，应等待资本主义经济成熟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记者：这正是文革时被左派奋力批判的"唯生力论"。
何新：实际上，这种思想是符合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或生产力决定论的。
1914年以前，列宁本来一直也是持有这种观点的。列宁在1914年时曾说，"一切幻想绕过民主革命而直接搞社会主义的人"，都只能是"梦呓之谈"。未来的俄国革命"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不仅不会摧毁资本主义的统治，反而会第一次为资本主义的广阔、迅速的发展，即欧洲式的而不是亚洲式的发展，真正扫清基地，第一次使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统治成为可能"。因为只有通过这一革命才能产生"商品生产"和同"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交换关系的社会"。《列宁选集》第1卷，第522、539、540页。当时列宁也是一个生产力决定论者。
4、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与农民发生尖锐矛盾
记者：那么，为什么还要搞十月革命呢？后来列宁的观点是否发生了变化？
何新：1914-1916年俄国出现了具备革命形势的严重社会危机。列宁在这种形势中，看到了共产党具有立即夺取政权即统治国家的重大机会。因此，列宁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共产党应当不失时机地准备立即发动革命夺取国家政权。
因为"世界大战破坏了整个世界，世界的革命危机已在这个基础上日益成熟"。列宁认为，这种革命形势，会使俄国"由于未能完成民主革命任务而遇到的种种困难，会因世界革命的胜利而得到解决"。这意味着列宁这时变成了一个积极从事历史创造而不是被动地等待生产力成熟的历史选择论者。
历史表明，列宁并不单纯是一位理论家，他也是一位极其机敏的、"辩证"的革命政治家。在1917年10月社会动乱的背景下，列宁不失时机地组织布尔什维克党人迅速发起革命，夺取了国家政权。
但是，政治革命的胜利，政权的取得，似乎冲昏了夺权者的头脑。使得激进的共产党人决定立即在俄国着手建立崭新的共产主义制度。这种空想主义的乌托邦思潮和革命狂热当时在俄罗斯极为风行。这体现在当时流行的如下一个口号中，即"要在俄罗斯建设一个没有资本家、没有地主、没有任何剥削者的国家"。参看《列宁选集》第4卷第368页。
为达到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革命政权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宣布立即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直接向共产主义制度进行过渡。
根据这种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设想，新政权宣布废除私有制、废除商品经济。并不顾一切经济规律地随意发行"革命货币"和有货币意义的实物代金券。1920年10月11日人民委员会作出《关于废除某些货币结算的决议》，这个决议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对苏维埃机关和企业职工的邮电、电话、上下水、煤气、用电服务等一律免费；配给的食品免费；房租免收。人民委员会责成财政人民委员部及有关部门，在两周内提出实施方案。
然而，一系列极左的激进"共产主义措施"，导致了俄国社会经济的大崩溃，大混乱，也造成了历史和文明的大倒退。
记者：革命，在马克思主义的信条中，一向被认为是最能解放生产力的因素。
何新：从近代历史看，革命并不总是推进历史的。那种为激情和空想主义所煽动的政治革命，如果它不能回到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轨道上，都只会造成历史和文明的大破坏、大后退。1649年的克伦威尔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1920年的俄国革命，1966-1976年的中国文化革命以及1978年的柬埔寨革命，都一度发生了这种由于激进革命理想和政策而造成的经济、文化的大倒退。
记者：你认为，十月革命后由于采取共产主义的激进措施，因而造成了历史的大倒退？
何新：对。但这并不是我的观点，而恰恰是列宁在1920年以后，于病中反省这一革命时所意识到和承认的观点。
当时列宁已认识到，"我们干了蠢事"，他认为，十月革命后采取的激进的革命经济政策犯了严重错误，必须向后退却。
记者：列宁认为主要错误是在哪里？
何新：1921年10月14日，列宁在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为热情的浪潮所激励。我们首先激发了人民的普遍政治热情，然后又激发了他们的军事热情，我们曾打算用这种热情直接实现与一般政治任务以及军事任务同样伟大的经济任务。
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农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了我们犯了错误。"《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
在这里列宁指出，革命者的错误就在于试图"用国家的法令"即行政手段，"在一个小农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建立"生产和分配制度"。
换句话说，错就错在试图在一个小农经济的落后国家里直接搞共产主义。列宁当时显然已意识到，十月革命中产生的这种革命激情，违背了历史规律的，也违背了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因此列宁提出了必须重新调整政策的思想。而调整的方向是向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后退。要利用"私人利益"机制，建立"经济核算制度"--即市场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