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第一章即阐述了著名的市场调节原理--即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理论：.10
他说：
"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不是直接依靠热情，而是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个人兴趣、依靠从个人利益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先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向共产主义。"《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572页。
记者：列宁是怎样认识到革命政权的这种错误的？
何新：直接原因是当时不断激化的农民问题。
十月革命后苏联曾实施所谓"余粮征集制"。根据这一政策，国家可以无偿地向农民征调口粮以外的全部余粮。这种征收尽管是"以革命的名义"，要求农民为城市工人、为革命作贡献，但实际上等于是一种经济劫掠。因此，这种激进的政策与俄国广大农民发生了激烈而尖锐的利益矛盾。布尔什维克当时还提出：必须立即废除土地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大农业经济。对此，也引起了俄国农民激烈地反对这种激进的农业政策。
你读过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吗？
记者：读过。那是一部伟大的史诗性的作品。
何新：对。在这部作品中以格里高利为代表的全家都是顿河农民，他们起初拥护革命，但后来却拿起枪来反抗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呢？就是由于俄共在革命后推行激进的土地政策和农业政策。
在1920年时列宁已认识到这一点。他正是通过农民对革命的抵抗意识到这一点的。他提出：俄罗斯的"农民没有任何国有化思想"。《列宁全集》第24卷，第255页。他们对土地的要求，与布尔什维克完全不同。
布尔什维克想通过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土地国有化而搞社会主义大农业。"而农民，特别是占全体农户65%的贫苦农民，（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占20%的中农），所想满足的却是几百年来梦想得到一块小土地"以构筑小农经济的"土地饥渴症"。
但是，当时列宁对革命的这种认识却得不到政治局多数人的支持。国内战争结束以后，苏维埃政权在1920年决定进一步强化土地国有制和对农民余粮扩大实行无偿征集，这种继续推行的激进政策，终于使农民的不满从政治上被激烈地引爆了。
这种不满情绪最激烈的表现形式，就是1920年底至1921年春，在俄罗斯各地普遍爆发的农民武装暴动（实际是"起义"）。在乌克兰、俄国东南部、西伯利亚、伏尔加沿岸和中部地区，都出现了暴动。这正是肖洛霍夫在《静静的顿河》一书中所真实的描绘的那种情况。动乱的高峰时期是1921年2-3月间。
最严重的一次暴动发生在1921年2月28日。在苏联的海军重镇喀琅施塔得发生了红军叛乱。参加叛乱的士兵，多数是参军不久的农民。他们占领了波罗的海舰队司令部和喀琅施塔得要塞。直至3月18日，叛乱才被镇压下去。
喀琅施塔得暴乱说明，经济危机已经转化为极其严重的政治危机。正是这次军事叛乱使列宁认识到，共产党的农业经济政策存在重大错误，必须果断地根本扭转。列宁当时告诉党：
"农民曾经不得不去挽救国家，无报酬地缴纳余粮，但是它现在已经经受不住这样的重担"。
此后，列宁说服政治局采纳了托洛茨基的建议，取消余粮征集制，实行新的粮食税政策，并且恢复集市贸易（自由市场），允许农民在纳完税后将余粮卖到集市上流通。
新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以粮食税政策取代余粮征集制。
记者：二者的差别何在？
何新：当时也曾有人问列宁：
"用粮食税来代替余粮收集制这政策的实质何在呢？"
列宁回答说：
"战时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供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因为付的都是（不值钱的）纸币。"
由于革命后新政权不加控制地滥印纸币，发生了激烈的通货膨胀，这使卢布几乎完全丧失信用，发生极其严重的贬值。而政府用由于贬值而几乎一文不值的纸币，从农民手中强制征粮。这种作法近乎对农民手中余粮进行直接的无偿征用即掠夺（1958年大跃进中搞一平二调，所谓向农民调拨粮食，也近乎这种作法。）。
而粮食税政策，实质则是由国家向农民征收的一种实物形式的地租。余粮征集是无限的，粮食税是有限额的。这种实物粮食税额比余粮征集额要低。完税后的剩余粮食，国家允许农民自由支配，可以拿到市场上出售。
不难看出，新经济政策时期这种粮食税的制度，与中国1978年进行农业改革后的土地承包制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似的。
记者：那么你认为"粮食税"，实际是农民向国家缴纳的一种地租？
何新：对，实物地租。因为土地是国家的。农民从国家手中得到土地的实际占有和使用权。所以农民应该向国家缴纳地租即粮食税。
记者：但这里有一个主要问题。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是不允许土地私有的，这一点与西方国家不同。这种土地国有的法权根据何在？换句话，凭什么国家可以向土地使用者--包括农民，征收地租即土地租金？
何新：这一法权根据恰恰是来自革命--土地革命。
以俄国来说，十月革命前，多数穷苦农民也并没有自己的土地。土地是地主贵族私有的，农民是耕作土地的农奴。革命打倒了地主贵族，把土地分配给穷苦农民。因此，十月革命在开始是得到由此而受益的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的。由于农民从革命得到了土地，列宁说："所有非党农民都这样毫无例外地同情（革命）战争，了解战争，它除了苏维埃政权之外，任何政治制度连十分之一也办不到。这就是我们终于战胜强敌的基础"。（1920年11月，见《列宁选集》4-383）。（这一点你也可以从《静静的顿河》一书中读到。葛利高里全家本来都是拥护十月革命的。）也正是在这一支持的基础上，新政权号召农民缴纳军粮，"支援城市中的无产阶级和革命士兵"。
但是几年下来，特别是在国内战争已结束后，新政权却要把这种余粮征集制作为一种长期的农业经济政策坚持下去，这就激起了农民的不满和反抗。本来由于从布尔什维克手中得到了地主土地而支持十月革命的农民，这时反过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了。
记者：是自身的经济利益使农民转变了立场。
何新：实际上，这里还有更深刻的道理。土地所有权的真正性质，并不仅仅在名义上。土地的所有权取决于对土地的支配权及土地产品的支配权。
当革命者从地主手中没收土地把它分给农民时，这只是实现了名义所有权的转移。列宁曾经幽默地嘲笑十月革命中那种名义的转变："在苏维埃时期的经历，使我已经习惯于把各种名称看作儿戏。本来每个名称也就是一种游戏。"（《列宁选集》第4卷第363页。）但是，当国家强制地要求农民接受当时由于贬值而毫无价值的纸币，近乎无偿地把口粮以外的全部（或大多数）剩余粮食上缴国家时，这就意味着国家变成了土地的真正所有者。余粮也就成为经济意义的国家"地租"。列宁当时说："我们承认自己是对农民负了债的。我们用纸币从他们那里换来粮食，我们是向他们借的。我们应当偿还这笔债务，恢复了我们的工业之后，我们一定要偿还。"（《列宁选集》4-390。）
同时农民们发现，新政权向他们索要的地租，数量竟高于过去向地主贵族缴纳的地租，尽管在意识形态上这是"为革命作出贡献"，但那只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空洞理由而已。当农民意识到经济关系的这一真相时，他们产生不满和反抗就是十分自然的事。
所以余粮征集不仅是一种地租形式，而且实际上意味着土地真正的所有权由农民向国家手中的转移。这也就是引起农民反抗的必然原因。
列宁始终是一个伟大的、清醒的、理性的现实主义者。作为革命的领导人，他发现了这个问题，意识到这里发生了错误。因此，他不失时机地在1921年果断地决定立即转变农业政策。并由此而开始了向"新经济政策"即全面经济改革的转变。
记者：中国的土地承包是把土地分割成小块承包给农民。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有所不同吧？
何新：土地承包的实质，也是土地分租的一种形式。地租，其实就是农民向国家缴纳的公粮--也就是相当于粮食税。邓小平进行的农村改革，与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都是以有限的实物税（地租）这里所说的实物税，就是粮食税。代替全部余粮（或公粮）的无偿征集。都是与民休息的和养民的政策。
记者：新经济政策是怎样开始的？它是否有一套完整的理论和设想？
何新：在农业中实行新政策的同时，列宁也认识到恢复市场贸易和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他说："1921年开春以来，我们提出（还不是已经"提出"，只是刚刚"提出"并且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完全不同的办法即改良主义式的办法，来代替原先的行动的办法、计划、方法、制度。
所谓改良主义式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只是随着它们活跃的程度能够使它们受到国家的调节。"《列宁选集》第4卷，第575页。
这段话极其重要。列宁在这里明确指出，要由革命倒退到改良，要承认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存在的必要性、合理性，并且活跃它们，同时用国家政策调节它们。列宁说：
"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不想故意看不到自己的失败，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应当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作的退却是不够的，必须再退却，再向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列宁全集》第33卷，第73页。
这意味着，列宁这时已完全意识到：十月革命后俄共所采取的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的政治和经济方针是错误的。至少是不合时宜的。列宁不仅是从理论上，而且更是从现实中，从实施这些政策所导致的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后果，包括所引发的农民反抗和严重社会对抗中，认识到乌托邦的共产主义理念和方针是不合时宜与错误的。列宁说：
"1921年，当我们度过了而且是胜利地度过了国内战争最重要的阶段以后，我们遭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巨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不仅引起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引起工人的不满。当时广大的农民群众在情绪上不是自觉地而是本能地反对我们的，这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但是过了几个星期，我们很快就认识到了，这就是："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形式，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实行退却，只去完成一些比较轻易的任务，那我们就有灭亡的危险。我觉得危机是从1921年2月开始的。就在这年春天，我们便一致决定实行新经济政策。"
可以认为，1921年以后，列宁对于十月革命意义的认识，由此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应该指出，在中国，在70年代中期，邓小平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反思，显然产生了与列宁上述思想非常相近的认识。列宁、邓小平不仅是革命家，也都是伟大而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5、共产主义实验在十月革命中遭遇了重大失败
记者：列宁在十月革命期间是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
何新：十月革命之初，列宁曾经说：
"社会主义要求消灭货币的权力、资本的权力，消灭一切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
可见这个时期列宁思想也是十分激进的。在此之前，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宁曾写了著名的《四月提纲》。在这个提纲中列宁拟想布尔什维克党人执政后将实施的经济纲领如下：
（一）没收一切地主土地。将国内一切土地收归国有。"建成模范农场，由雇农代表进行监督，由公家出资经营"。
（二）"立刻把全国所有银行并成一个国家银行，由工人代表苏维埃进行监督"。
（三）"我们的直接任务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
列宁在1917年9月写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发挥了"4月提纲"的思想，进一步提出：
（1）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实行银行国有化。
（2）把各个辛迪加即资本家的最大垄断组织（糖业、石油业、煤业、冶金业等等辛迪化）收归国有。
（3）强迫工业家、商人以及一般企业主辛迪加化（即强迫他们合并为各种联合组织）。
（4）强迫人民联合在各种消费合作社中，或奖励这种联合并且对它们实行监督。
（5）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制度。以上引自《列宁全集》第25卷，第319-320页、第349-350页。
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得已掌握了政权的共产党人，认为直接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已具有实际的可能。并且据此制订了一系列"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其主要内容是：
（1）实行单一的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
（2）建立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经济管理体制；
（3）废除一切商品生产，取缔市场交换关系；
（4）经济生活实物化：取消货币（通过滥发货币导致卢布贬值）；
（5）实行强制的义务劳动和平均主义的产品分配制度。
这些思想和政策，体现了当时布尔什维克党人对社会主义的一种典型看法。
记者：问题在于，很长时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上述政策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柬埔寨"红色高棉"所搞的也无非是这一套。
何新：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这些设想和政策，实际上正是根据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同盟纲领》中所提出的那种社会主义设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中曾说：
"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
"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
问题在于，马克思提出上述设想的前提，是社会经济基础必须已具备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也许可以说，直到21世纪，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建立在互联网基础的信用经济，才为达到这一水平的经济阶段提供了某种有现实性的可能。
但是，1917年的俄罗斯绝不具备发展马克思构想的这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及技术基础。
记者：当时俄国的经济基础处在什么阶段和水平上？
何新：列宁十月革命前夜的1915年曾这样描述当时俄罗斯的现状：
"在俄国占优势的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具有军事封建性质"。《列宁全集》第21卷，第285页；第392页。列宁认为，俄罗斯是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加野蛮的、中世纪的、经济落后的、军事官僚式的帝国"《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4页。
试问在这种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野蛮文化基础上，建立高于文明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又有什么可能性呢？
记者：那么是否可以说，十月革命后所实验的俄国式共产主义，实际只能是一种空想共产主义。
何新：历史证明，正是如此。根据列宁1917年初所拟制的行动纲领，十月革命后共产党实行了一批重大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造措施。大体有：
1、实现土地革命，剥夺地主土地并且分配给农民；
2、实行银行及大工业国有化；
3、建立工人监督及国民经济委员会；
4、废除商业和关闭市场。这些政策在1917年10月至1918年夏付诸实施，基本上实现了恩格斯提出的经济改造纲领。
接踵而来的国内战争形势，并没有中止苏维埃政权对共产主义经济的实验。
相反，苏维埃政权推行了更加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措施有：
1、实行余粮征集制。根据这一政策，派军队下乡对农民实行直接征粮，这实际近乎一种武装劫掠，从农民手中强制有时甚至是无偿地征调剩余粮食；
2、实行工业国有化。使一切大中小企业均置于国家直接控制之下，为此建立了垂直的指令性经济管理体制；
3、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劳动不付工资）和劳动者军事化管理；
4、实行接近平均主义的经济关系实物化分配制度。
这就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战时（军事）共产主义体制"。
这种共产主义体制具有以下五大特征：
1、最大限度地扩大国家所有制和国家直接管理经济的权力，在工业中把大中小企业全部收归国有，在农业中以剥夺富农、中农为基础（因为贫农一无所有），无偿占有并支配农民的粮食及其他产品。
2、在国家经济生活（生产、贸易、分配）中实行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这也是后来著名的俄罗斯官僚主义的产生根源）
3、对劳动力实行强制分配和无偿征用（义务劳动名义的徭役奴工制度）。
4、实物化经济分配方式，废除商品交换与货币（即"供给制"）。
5、在分配领域中实行政治性歧视，按"阶级"分配口粮及消费品。
6、废除商品交换和滥发货币及代用币（各种实物票券）。
但是上述政策导致了革命者当初意想不到的严重社会后果：
一，发生急剧的通货膨胀导致货币体系瓦解；二，粮食及一切生活必需品极端匮乏；三，黑市交易大规模发生。
6、由雇佣制向徭役制转变是历史的倒退
记者：你如何看待十月革命后建立的义务劳动制度？
何新：我认为，强制性的义务劳动实际是一种徭役制度。如果把义务劳动即不付报酬地直接征用劳动力变成一种国家制度，那么这就是一种徭役奴工制度。秦始皇修长城，隋炀帝修大运河，其实都是这么做的。尽管所从事的也是一种社会公益性工程，但仍然激起了人民的反抗。历史上秦与隋的速亡，与这两大工程是有关的。
十月革命后，当时苏维埃以"革命"的名义，也实施了这种义务劳动制度。当时的革命者以为这是一种新形态的共产主义劳动制度（"各尽所能"），殊不知由资本主义按劳取酬的工资制向这种无偿劳役制的转变，恰恰是一种倒退。即由资本主义雇工劳动制度倒退到无偿的奴工徭役制度（实际上，文化大革命中"学大寨"运动失败的原因之一也在于此）。
记者：无偿劳动当时是一种临时运动，还是一种常规性的制度？
何新：1918年10月5日，革命人民委员会做出一个决议，规定对一切非劳动者实行强制劳动。具体办法是，以劳动手册取代身份证。只有完成一定的劳动义务，才能领取到相应的口粮。同年12月公布的《劳动法典》规定，凡年满16周岁至50周岁的公民，都应完成劳动义务。不从事社会公益劳动者，地方苏维埃有权对其实行强制。
许多从事军工生产的企业和工业部门都先后实行了军事化管理。政府规定，凡自行离开岗位者，视为叛逆行为，会受到战时法令的严惩。
十月革命后实行这种激进的经济政策，在一个特殊时期支撑了战时经济的运转。但这些措施的后果是，政府支出剧增，财政收入日少，国家只好靠大量增发纸币"填补"财政赤字。1919年财政赤字占政府支出的77．3%，1920年达84．1%。据史料披露，当时造币局的工人劳动是最紧张的，他们每天工作长达16小时，工人数比战前净增两倍。即使这样，货币增长量还是不能满足政府的需求。
造成庞大财政赤字的原因，除了军费开支以外，也还因为工业国有化过快，不少企业成了国家的包袱。1919年3月4日，人民委员会宣布法令，放弃银行贷款制，全部改行财政拨款来"养活"企业。财政赤字已如脱缰野马，完全失去控制。1918年对企业拨款额为50多亿卢布，1919年为500多亿卢布，1920年近上升至4000亿卢布。
滥发纸币的结果，使币值一落千丈。1918年7月1日货币流通总额为430余亿卢布，1921年则为11，680多亿卢布，4年之间增长20倍以上。消费品价格则上涨2万多倍！
在纸币币值几乎已贬为零的情况下，经济关系必然走向实物化。一切货币税收、货币工资、货币流通，统统成了有名无实的东西。
然而当时却存在着一种思潮，革命者们认为发生这种通货膨胀并非坏事，而是好事。因为货币属于"资本主义范畴"。货币贬值正是资产阶级货币在进行"自我否定"。通过它可以使资产阶级手中的存款化为乌有，从而彻底剥夺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而让经济关系实物化，有助于实现"无商品和无货币的社会主义"。
应当指出，这种以无偿占用社会产品，掠取全部经济剩余品，无偿调用社会劳动力的制度，实际是一种野蛮制度，而根本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因此它引起社会中日益增强的不满和反抗乃是必然的。
1973年，苏联出版了基姆佩尔松的名著《"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践、意识形态》（我以上引用的资料即根据此书）。这位作者指出，革命对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胜利，使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空想，幻想跨越过渡时期可以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这一系列的空想，就构成了战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或理论的基本体系。
战时共产主义对后来的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了深刻的、长远的影响。这是在东方国家特有土壤滋生的一种特殊的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其根本精神是试图采用军事--强制（专政）手段解决社会经济建设任务。
而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或者叫军事共产主义，在1958年和1966年的中国，在1978年的柬埔寨，都再度被狂热地重新实验过。
记者：这种实验也都一一失败了。
何新：它必然失败。因为它违背了历史规律。反社会主义的西方理论家，认为这种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失败。其实正是这种失败，反而恰恰不断地验证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必须适应也必然适应于生产力的历史决定论观点。但这个问题我们留到以后再谈。
应当指出，在发生社会革命的特殊历史时期，全社会被狂热的革命激情所笼罩和鼓舞，从革命的政治领导人到多数民众都可能在一定的时段内失去现实理智。革命军队是不需要支付工资的。革命本身也是不计较经济成本的。为革命而牺牲生命者更是不会向社会索取代价的。保尔·柯察金就是十月革命时代这种革命激情所产生的一个典型政治人格。
尽管战时共产主义体制保证了国内战争取得胜利。但是在战争结束以后，新政权不想调整政策，而仍试图靠这种战时体制和革命激情进行经济建设。结果，苏联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在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措施时，人们是用一整套社会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来动员、支持、维护这些激进措施的。而最系统、最典型地论述战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学代表作，就是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经济学》。
7、革命在一个时段内可以创造非理性的奇迹
记者：为什么已夺取国家政权的共产党人，却不能掌控经济，无法将社会直接引上共产主义之路呢？
何新：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我们后面再详谈。在资本主义经济学中，有一个重要的假定，就是关于"经济人"的假定。这个假定是，在社会中活动的一切个人，都是为利益所驱动的，如果面临不同选择，人人都会按照个人物质（经济）利益最大化模式作出选择。
记者：这是一个经济理性主义的著名假定。你认为它是否正确？
何新：这个假定会受到共产党人，受到一切宗教家以及各种理想主义者的嘲笑。为某种抽象道义目标和理想主义价值而奋斗的人，常常作出违反个人利益的选择。例如格瓦拉，他放弃在古巴革命政权中的高位而赴身丛林，这难道是一种经济理性主义的选择吗？
历史中狂热的革命者，总是试图通过操控人们的思想，试图把激情的历史瞬态固化为常态，把非理性的少数人，通过思想教育和改造，转变成社会中多数人的激烈行动。
这种实验，在20世纪自从1917年以后，在苏联、在中国、在越南、古巴、朝鲜曾被试验过多次。但历史证明，革命激情一旦冷却，理性的利益抉择还是要占据上风。"经济人"最终会取代"革命的人"。十月革命的共产主义实验，其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无视个人利益这一理性主义的原则。所以它所实施的无偿劳动和实物化分配制度终归是不能持久的。这一点，随着革命的深化和激情的逐渐冷却，在1920-1921年间，已被列宁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了。
记者：什么叫分配实物化？
何新：分配实物化在中国被称作供给制或配给制。例如新中国建国初期，干部没有薪金，发给干部的报酬是每月若干斤小米。
在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分配关系实物化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1）实行无产阶级优先原则，按"阶级"属性确定等级的分配制度，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搞了这一套；
（2）货币失灵，人们的生活需要只能通过以物易物去满足；
（3）经济单位之间实行直接调拨制（无货币结算，即中国大跃进中的"一平二调"）；
（4）取消商业和贸易。十月革命后政府禁止自由贸易。（一是禁止主要农产品私人买卖；二是禁止工业必需品交易。）当时自由贸易的范围是逐步缩小的。到1919年底，除粮食、饲料之外，肉类和马铃薯也列为余粮征集对象。1920年，征集对象几乎是全部农产品。一旦产品（农产品或工业品）被列入国家管制清单，从事私人贸易就被视为触犯国法。禁止自由贸易一直持续到1921年春。
但与此同时，黑市（非法的自由贸易）则一直存在，并且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货币币值趋近于零的情况下，当时的俄国经济几乎全部转入黑市交易，即以物易物的原始经济。
（5）在革命者内部实行近乎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从工资角度看，1919年2月1日规定的全俄工人货币工资最低和最高级差为1∶1．9（600卢布比1150卢布）。但是货币贬值的结果，已任何东西使得上述差别失去意义。因为用货币在市场上不能买到任何东西。真正起作用的，仅仅是工资的实物部分（主要是食品）。
否定货币商品交换制度的结果，是社会经济生活倒退到原始共产主义时代的以物易物经济，倒退到前野蛮状态的经济上。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种历史现象。如果说，在历史中，掌权者，权力，政权可以利用暴力对社会进程进行违反规律的自由改组和选择；那么，这种选择的自由似乎并不是使历史进程向上运动的选择。因为这种向上运动的选择只能依靠生产力、技术和文化的缓慢进步而逐渐积累。但是，利用暴力却的确可以进行急剧倒退的选择，即逆进步的选择。事实上，通过自毁性的权力运用，以及毁灭性的动乱、战争和革命，人类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这种可悲的文明大后退。
8、列宁亲自实施向资本主义的转轨
记者：当时的革命者们是否能意识到这一点呢？
何新：1921年以后，面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这种大倒退，列宁当时尽管已在重病之中，但他比当时其他任何革命领导者更深刻、更清醒地意识到，革命犯了严重的错误。
列宁在1922年回顾1918-1920这个时期时，他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干了极大的蠢事。
他说：
"无疑地，我们过去干了而且将来还会干出许多蠢事来。这一点，谁都不能比我判断得更好，看得更清楚。"《列宁选集》第四卷，第661页。
所谓"蠢事"，最根本一点，就是在极其落后的半农奴制生产力基础上，试图以政治革命、思想灌输和强制移植社会新制度（经济模式）形式，建立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
列宁在1921-1922年经过痛苦的反思，决定作出重大的重新抉择，这就是：必须否定和摆脱这种"共产主义"的（"战时共产主义"）的新制度，同时实施向资本主义经济的转轨。
这一主张一提出就受到了左派革命者的指责和多数人的怀疑。但是，列宁警告狂热中的革命者们：如果不作这种转变，苏维埃政权必将会走向灭亡。
什么是新的抉择呢？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设想。这种所谓"新经济政策"的实质，一言以蔽之，就是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倒退。用左派的话说，就是"复辟资本主义"。
记者：这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洞察力的。
何新：列宁的伟大即在于此。如果没有列宁，俄国共产党在1917年不可能夺取到政权。如果列宁在1918年被刺客的暗杀杀死，那么俄共就不会作出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苏维埃政权肯定会走向失败。这就是一个伟大领袖对于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意义。
记者：列宁当时是怎样说服那些激进的革命者进行这种180°的大转变的？他的理论根据是什么？
何新：列宁首先从现实主义的形势分析出发，俄国的经济基础极其落后，在这种基础上，不可能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他说：
"我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个思想，还简单地列举了俄国经济制度中的几种成分。这些成分依我看来有以下几种：'（1）宗法式的，即最原始形式的农业；（2）小商品生产（包括出卖粮食的大多数农民）；（3）私人资本主义；（4）国家资本主义；（5）社会主义。'这几种经济成分当时在俄国都存在。"《列宁选集》同上，第659页。
其实，他指出必须转变对于农民的政策。在1921年对中央委员会的演讲中，他说：
"1920年的歉收和饲料缺乏，使原来就已贫困不堪的农民的生活更加恶化，因此立刻过渡到粮食税就有绝对必要了。"
他告诉人们：
"粮食税是从征收农民全部余粮转到在工业与农业之间实行正常的社会主义产品交换的过渡办法。"
他指出，实施新政策会带来社会的稳定和农民的拥护：
"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农民满意他们目前的境况，这一点我们是有把握肯定的。我们认为，这些证据比任何统计数字的证据都重要。农民是我国的决定因素，这是谁也不怀疑的。"
由这种现实主义农业政策出发，列宁向人们论证国家经济应当进一步向资本主义转轨。他明确地指出，向资本主义的这种转变是极其必要的：
"粮食税自然是意味着农民在纳税后有支配余粮的自由。余粮的自由买卖也就必然意味着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
"流转（即商品流通）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
在十月革命后，革命政权宣布已经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列宁于20年代初提出上述主张，要求国家政策实施向资本主义的转轨，这是非常有创意而且勇敢的。列宁的设想是，这种转轨将分为两个阶段，先向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后退，然后建立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体制"。列宁认为：
"国家资本主义要高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制度"（即名义上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制度）。《列宁选集》第4卷，第685页。
列宁说：
"早在1918年我就说过：'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就真正能够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立于不败之地。'
在说这段话的时候，我们当时比现在还要愚蠢一些，但毕竟还没有愚蠢到不会研究这种问题"
列宁后来又多次地说："我在1918年就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的经济情况，是一个进步。这话听起来很奇怪，甚至可能很荒谬，因为我们共和国那时就已经是社会主义共和国了。那时我们每天都在非常匆忙地--也许是过于匆忙地--采取各种新的经济措施，而这些措施只能说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但我那时还是认为，国家资本主义较之苏维埃共和国当时的经济状况，是一个进步。"
由此可见，在1918年布尔什维克党内的多数人还正狂热地献身营建"共产主义新制度"时，这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已经开始了对这一革命的理性反思。开始考虑将国家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转轨，这正是列宁的伟大远见之所在。
9、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建立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
记者：列宁当时如何从理论上论证这种后退选择是必要的呢？
何新：列宁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一生都是清醒的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者，而不是象布哈林、波尔布特、张春桥那种狂热的意识形态唯心主义者。
列宁亲手实施了由"共产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转轨的实践。从1921年全面提出新经济政策到1924年初列宁逝世，他曾以主要的精力从事这一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这一政策引起了苏联新生经济体制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使当时已陷入深重危机的苏维埃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重新呈现出一片生机。
但是，列宁的主张在党内遭遇到极大的阻力，遇到了来自左派的强大反对声浪。左派坚持恩格斯拟想性地规划的那种社会主义革命目标，反对列宁的现实主义。
过去那种共产主义，列宁认为它只应是临时的，因此将其称为"战时共产主义"--一种迫于战争所不得不采取的平均主义措施（剥夺资产，实行平均分配，废除等级制度，供给制"大锅饭"，废除货币等）。
但是左派对此的看法却完全不同。他们认为这些措施恰恰正是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生事物，应当使之永久化，制度化，以作为一种新社会体制的开端。
记者：当时列宁是否能掌握政治局的多数？
何新：并不完全能。所以，尽管早在1918年列宁已经开始提到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设想，事实上，直到1921年春农民反抗及白军反攻造成了严峻形势，党才不得不全面采纳列宁提出的现实主义路线。1921年3月8日-16日，在俄共十大上，列宁费尽唇舌才说服了中央而使新经济政策得以勉强通过。
当时他的转轨思想，被左派指责为"修正主义"、"右倾"。正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一样，激进的政治革命本身具有不断增强的群众性自发动力。雨果在记述这一革命的名著《93年》中说过一句名言："革命总是吞噬自己的儿子"。
主张现实主义的领导人会不断被认为保守而由革命之友成为革命的敌人，被驱逐以至消灭。在法国大革命中就发生过这种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