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第一章即阐述了著名的市场调节原理--即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理论：.13
一般通称为斯大林模式苏联式计划经济的这一集权计划经济制度，是为适应上述那种非均衡发展的资源分配要求而建立的，是保证那种资源分配要求得以实现的"机制"。集权计划经济制度产生的根源，来自于在落后国家中"实现迅速赶超先进国家而达到快速工业化"这一超经济目标所必然会选择的发展模式。
研究苏联经济的英国的数理经济学家麦卡尔·埃尔曼（Michael Ellman）指出：
"倘使大规模的产业结构业已存在，希望促进专业化时，价格机制将发挥重大作用。然而，在庞大的落后国家，其领袖人物虽欲急剧扩大投资率，但投资资料部门的生产能力（弗利德曼的制约条件）和农业所能提供的商品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制约条件）的制约必然成为扩大投资率的主要瓶颈bottle neck，译为瓶颈，或译为狭口。这本是一种比喻，指交通容易堵塞的狭窄路段。在经济学上特指妨碍生产流程和经济流程的一环。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机制将几乎完全不起作用。为了处理这个问题，才建立起传统的苏联的经济制度的。'战时经济'和'平时经济'这种称谓，都是根据英国经验提出来的。但是也有和这种称谓相吻合的情况，这就是一个国家尽管处于非战争的情况下，但它仍须按照'战时经济'的办法经营自己的经济。"Michael Ellman:economic Reform in the Soviet Union,PEP Broadsheet No．509,1969,P．325．
苏联式集权经济和战时经济，两者都是为适应政治目标而用行政手段分配资源，并限制市场机制。因之O·兰格O·兰格（Oscar Richard lange，1904--），波兰的经济学家。1960年6月，三联书店曾出版过他所写的《政治经济学》的中文译本。把这种经济体制称为"高度政治性的经济"，说它"就是战时经济"。
"总之按照政治优先的原则使用集权的行政手段分配资源的，是这一体制的主要特征。"
政治（军事）目标第一，其他社会目标被放在从属的地位，这就是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统制经济体制共有的机制和特点。
记者：如果从纯要素流动的角度比较市场体制与斯大林的计划体制，你认为二者优劣如何？
何新：瑞典经济学家罗夫·艾登姆、斯塔芬·威奥地曾对市场体制与指令式计划体制作如下详细的比照。他们指出：
"生产规模的扩大要求资源的动员和部署优先考虑国家而不是个人的利益。这一切都要求一个比原先更加集中的分配体制。
为了抵御潜在的入侵者，必须加强军事力量。它迫使投资迅速增长，尤其是在"重工业"方面（对原材料、能源生产及其他工业部门的利用）。它反过来要求限制消费的增长。城市里投资货物的生产的增长，主要依靠从农村集中地征集资金。通过强迫集体化，使农业处于中央控制之下。
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各国的包围中。苏联想要建成"一国社会主义"，几乎完全须靠自己的资源来实现经济发展。
最后选择的集中的分配体制之所以可能被选中，其原因主要在于它的再分配能力。"
（1）在一个资源分配完全集中化的体制中，有关消费、投资和生产的决策均由一个中央机构在宏观水平上作出。这个以作为政府一级的经济计划机关为特征的中央机构，我们称为中央宏观决策机构（简称CMA）。CMA的任务是，收集并整理经济信息，把生产指令下达到所有企业。这些指令应当对怎样使用哪些生产要素（劳动力、资金等等）和在多大数量上使用做出精确的规定。企业还得到全部投资的详尽指令。所有企业必须遵循这些指令。
CMA也决定用于消费的那一部分生产的分配。产品和劳务按照统一规定的数量，凭借个人"消费券"分配给每个家庭和家庭成员。同企业一样，各家各户完全遵循CMA的指令。
人们很容易理解，CMA需要多么巨大的信息量才能作出下达给所有包纳在生产计划变动中的企业的精确指令。
如果说在刚才提到的一个如此有限的资源再分配的情况下信息需要量这样庞大，那末当CMA不得不制订整个经济的资源分配的所有决策时，信息当然更是多得无可比拟。
在这样一种体制中不需要货币。实物的或数量的详尽指令意味着所有单位（无论企业还是家庭）都能直接得到送到手边的恰好数量的产品。因此货币和价格作为分配过程的向导无法发挥独立的作用。CMA要利用价格也是可能的，比如用所谓"影子价格"来描述与不同的分配选择相关的强制性成本，但这仅仅是出于制订内部决策的目的。
模式假定，消费者和生产者为完成CMA的指令和决策发挥了最大的能力。
当消费者和生产者按照上述双重假定行事时，可以认为他们对CMA决策者是完全信赖的，因为指导者与被指导者的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即有着参考、语言等等的某种共同结构）。我们称这个基本的假定为"价值观的完全一致"。
（2）在完全分散的分配体制的模式中，价格体制取代了CMA来解决信息和协调问题。在这一模式内，所有经济决策均由企业和家庭自己在微观水平上作出。消费者本人仔细地决定他的消费开支和他应当工作多少小时。同样，生产者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一切生产、投资等的数量和构成。价格是这些决策的首要基础。
价格形成于市场，在那里，卖者规定自己产品和劳务的最低价格，买者提出愿付的最高价格。若卖主开价过高，其产品就会形成过量供给，卖不出去的东西将在仓库里积压起来。价格于是下降，而生产者便不急俗把产品提供市场，消费者则更愿意购买。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均衡价格"形成时为止。在这个特殊价格上，市场在下述意义上是均衡的：所有以均衡价格买卖的人都得到期满足，卖主不会剩下任何卖不掉的产品。当起点代之以过量需求时，读者亦会碰到类似的过程。
价格作为同时发向消费者生产者的信号，形成于市场功能之中。当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决策导致各个市场普遍出现均衡价格时，决策就是协调的。模式假设，反映供需变化的价格十分灵敏，以致有可能实现某种协调一致的分配。我们称它为"价格高度灵敏的假定"。
在上述比较中，作者设定两种假定：
（1）计划经济中，CMA能得到完全、完整、及时、准确的无限信息的假定，
（2）市场经济中，价格机制能随时完全、完整、及时、准确地对市场供求变化作出了单位反应的假定。
事实上，在现实的两种经济体制中，这两大假定都不可能完全存在。信息的不完全性造成两种体制都有自身的运行不畅，都会导致经济震荡和危机。因此，直到目前为止，人类还并没有创生出一种完美无缺的理想经济制度。
十、毛泽东经济思想的失误与文化革命
1、大跃进失败使毛泽东认识到需要研究政治经济学
记者：20年代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这场争论，对中国的工业化是否产生了影响？
何新：影响至深。30年代初在江西根据地，博古搞左的路线，实行所谓把中农剥夺成贫农，以此动员强迫投身革命。这种荒谬政策，反映了布哈林思想。50年代高岗主张以扩大剪大差向农民征取"贡税"，从而以剥夺农民的方式，模仿苏联的工业化道路。
但是，中国党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后，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左的路线不得人心。中共7届二中全会所拟定的工业化道路，以及从50年代初到1958年公社化以前，中国的经济体制实际是一种兼容资本主义市场的混合经济体制。
农产品征收的政策，也接近于列宁的"粮食税"政策。毛泽东曾指出：
"早在一九四九年，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说过：'中国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它将从几个方面被限制--在活动范围方面，在税收政策方面，在市场价格方面，在劳动条件方面'。我们对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容许其存在和发展。"《毛泽东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51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1998。
这种体制实际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下的市场体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问题是1958年搞公社化以后又改变了它。50年代中共决策层困绕着合作化问题及"冒进"与"反冒进"和过渡时期"总路"的争论，实际正是选择国家工业化道路的体制模式的争论。也类似于20年代苏联发生的争论。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邓子恢一派主张选择"农→轻→重"顺序的"混合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和发展道路，而毛泽东则倾向于略有调整的斯大林模式。
从1955年后，中国也面临了重工业资金来源不足和粮食不足的"原始积累问题"。为了更多地从农民手中拿到经济剩余，以支持重工业先导的工业化路线，毛泽东最终也于1958年选择了农业大集体化的道路。农业社愈搞愈大，最终搞成了人民公社。
1958年，中国推行城乡公社化，实际就是重新回到苏联当年的军事共产主义。以至取消商品、货币、市场，否认价值（成本）结算和等价交换。这些措施，正如人民公社的兴起和土法大炼钢`铁一样，得到毛泽东支持由下而上地发起。这些措施，必际上是在重蹈1917-1920俄国"战时共产主义"的复辙。它仍然不可能成功。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泽东感受到沉重的政治压力。
正是通过大跃进遭遇的挫折，毛泽东逐渐意识到经济运动中存在某种"客观的"、"不以人意而改变"的必然性和经济规律。1959年他说：
"斯大林说：破坏了规律才能认识规律。这句话对，但不全面。我们要从胜利、失败两方面来认识规律。"
"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运用它。"《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5-29页。
因此在1958年底-1959年，他向党内提出了"读书的建议"。1958年11月9-10日，"关于读书的建议"，刊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学会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1998年1月）他建议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说：
"过去看这本书，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们提出的这一套，是不是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否就是这些？是否还会栽筋斗？都还需要继续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时间要几年，或要十年， 甚至更长。"《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5-29页。
此时他显然已经意识到经济工作"栽跟头"的可能性。但他自辩说：
"我们这一套是否完全符合中国经济的客观规律呢？还要检验，还要研究，能够大体符合就可以了。"
这时他回过头来批评1958年主张搞"共主产义"（刮共产风）的人：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我们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表现得更'左'，主张现在就消灭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指陈伯达。
他又主张回到"混合经济"的路线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直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前，我们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还要利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来团结五亿农民。"
"有人就想立刻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想废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实行物资调拨。这样做，就是剥夺农民。"《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5-29页。
当时毛泽东还建议人们读苏联最新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对于这本书，毛泽东颇为重视。在1959年12月至1960年1月，他为此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参加这个小组的有陈伯达、田家英、邓力群等。
我在文革时代曾得到一个当时流传的毛泽东谈政治经济学的谈话录，这本书我读过许多遍。
记者：你的感想如何?
何新：实际上，苏联编纂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不包涵真正有用的经济理论知识。对苏式意识形态，1923年列宁曾发表过一个精辟幽默的评论。他说：
"它几乎充满了俄国的味道，第一、……太长，有五十多节。这种东西外国人通常是读不完的。第二、即使读完，也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够读懂，因为俄国味道太重。这倒不是因为它是用俄文写的--它已译成各种文字，并且译得都很好，而是因为它充满了俄国味道。第三、即使偶尔有个把外国人能够读懂，他也无法执行。
我觉得我们由于写出这样的决议而犯了很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切断了今后走向成功的道路。"列宁当时批评的共产国际的一个官方文件。
列宁当时批评的是俄国人为共产国际编的一个政治文件。但用来评论苏联这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尺寸颇为合适。毛泽东读此书后对全书所做的评价认为：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年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
实际上，苏联那部书又臭又长，概念生硬，啃起来感觉象在嚼石头。毛泽东认为是写法不好。其实不是写法不好，而是根本不可能写好。苏联的经济学界在布哈林、普列奥布拉斯基、康德捷耶夫等杰出理论家被斯大林所镇压或放逐后，已整体地丧失了独立思考和思辩的能力。后来苏联的理论家只会机械地演绎和复述马恩列斯以及新的中央文件。根本不可能搞通和理解国民经济的运行原理。所以这本书实际是一系列经济范畴的生硬堆砌和教条汇编。
在毛泽东读此书的这个谈话录中，经济问题谈的并不多，主要讲了一些今天看起来已经是近乎常识的东西，如社会主义也要搞商品经济，要搞等价交换，不能无偿剥夺农民等等。
但是，毛泽东同时对当时的政治、哲学、世界形势和战略问题，即兴式地发表了许多看法。这些看法虽缺乏系统性，但许多议论气势宏大，一语破的，极其尖锐、泼辣，令人振奋。
例如毛在书中谈到关于中国的工业革命问题，就相当精彩而深刻。
2、毛泽东论中国的工业革命
记者：我没有读过毛泽东的这部著作，请你介绍一下毛的看法。
何新：毛泽东在50年代所思考的经济任务实际就是关于中国的工业革命的问题。工业革命在英国约发生于1770年以至1825年之间；由1815年起，已逐渐传播全欧及新旧世界。"工业革命"一词，本来包涵着三个方面，第一，是制造方法，运输方式，交通和情报的技术底变动；第二，是工厂制度的兴起，工业组织与管理乃至管制劳工的新方法之采用，第三，是新技术学和工厂制度于经济、文化、社会所产生的结果。此处自不能把工业文明的伟大意义，一一综述，但其基本要求，则为：（1）搜集原料供工厂的需用；（2）替工业出品找求市场；（3）向农业国获取食物；（4）把剩余资本，输入其他国度。这种新经济所造成的文化，为前此所未有。毛泽东说：
"现在，美国和全世界有一种趋势，即很重视对中国的研究，很注意中国的问题。这是有原因的。
美国康伦公司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报告中，对中国的研究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常用自己驳掉的论点来证实自己的论点。这个报告对中国政策的结论是采取一条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不承认中国，但是要同中国接触，通过接触，来了解中国。研究中国。报告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工业革命最迅速的国家之一。
为什么我国的工业革命能够最迅速呢？主要是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革资产阶级的命，进行得比较彻底，尽力肃清资产阶级的一切影响，破除一切迷信，把人民群众从各方面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们现有二万四千多个人民公社，如果其中有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公社，在统一领导、计划安排下，利用当地的各种工业资源，办起各种形式的"小羊群"、"小土群"工业，包括钢铁的"小土群"，那就可以大大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速度。
对我们一九五九年的新闻公报，《纽约时报》的评论说：中国比苏联优越的地方有四条：一、中国可以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帮助，苏联那时没有这种帮助，它当时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二、中国的合作化搞得快，没有造成损失；三、中国的劳动力多，而且用人民公社这种"集中营"的方法组织起来了，拿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人多，而且在人民公社这种组织形式下高度地组织起来了；四、中国是后进的国家，可以接受最先进、最现代化的科学技术，这是一切落后国家赶上先进国家的优越条件。这个评论比较客观，看起来同我们的想法差不多。我们的任务是经过一二十年到几十年的努力，在主要产品产量方面首先超过英国，然后超过美国。即使达到了这一点，按人口平均，还相距很远。
法国《快报》的评论中有很多特殊的东西，其中一条是他们承认我们跃进的因素继续存在。并且还说，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他们说，中国正向世界上将近二十亿人进行挑战。他们说，这不是军事上的挑战，而是中国这样贫穷落后的国家，采取这样的办法来发展经济，向帝国主义挑战。中国的经验，唤醒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这些落后和贫穷的国家，使他们想一想，中国也曾经是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采取了这种办法，很快地发展了起来，他们今天还是落后，还是贫穷，究竟应当怎样办？
'穷是动力'，这句话讲得很对。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越往西越富，革命也越困难。我们因为穷，人口那么多，东西那么少，这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有现在的这样一种干劲，这样一种朝气，而且一定要长久保持下去。
总的讲来，西方一方面轻视我们，另一方面不得不研究我们。"
又如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毛泽东尖锐批评当时流行的和平主义思潮。毛说：
"1960年1月份的苏联《文学报》约了很多世界名人，其中包括英国的罗素，给这个刊物写文章。……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时代，大家都不要军队，都不要武器，全世界只留下警察就可以了。苏联的刊物，竟然宣传这样的观点。说好一点，是一种天真的幻想，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强大压力的幻想。这同美帝国主义的说法恰恰相反。美国人说，恰恰是现在这个时候，需要加强备战，需要加强军事威力，加强他们的国防设备，努力改善他们的军事生产。"
毛泽东说，教科书说现在苏联已经不再受资本主义世界包围了。这个说法有使人睡觉的危险。
"最近，一九五九年，欧洲十几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中说，现在出现了永远消灭战争的可能性，出现了把一切物力、财力利用来为全人类服务的可能性。这种说法，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阶级分析，没有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区别出来。战争是阶级冲突的一种形式。有阶级就一定有阶级冲突。一般冲突方法解决不了的时候，就必然要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不消灭阶级，怎么能消灭战争？"
现在流行一种观点，所谓"落后即该挨打"论，这种理论是偷换命题。把"落后会挨打"，偷换为'落后活该挨打"，它是社会达尔主义"弱肉强食"这种殖民主义理论的现代翻板。但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则认为：
"从历史上来看，许多先进的东西，往往不是出在先进的国家，而是出在比较落后的国家。"
"抗日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没有全国的政权，没有近代化的兵工厂，如果一定要有最新武器，才去打仗，那怎么行，这不等于自己解除武装吗？"
毛泽东认为：
"世界上从有历史以来，没有不搞实力地位的事情。任何阶级、任何国家，都是要搞实力地位的。搞实力地位，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军队是阶级的实力。只要有阶级，就不能不搞军队。"
记者：毛泽东的思维方式似乎常常是逆向思维，与一般人的观点正好相反。
何新：毛泽东有自己一套独特的辩证法。他认为历史发展并不是庸人想象的只能顺序前进的自然数字序列，1→2→3→……∝。相反，历史的结构在发展中会有跳跃，有奇变，因此，"落后可以打败先进，小国可以打败大国"（胡态明就相信毛泽东，所以在越南打败了美国）。
毛泽东说："文化高低和才智大小这两件事情不是一致的东西。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在我们的国内战争中，我们的各级指挥员，从文化上说，比国民党的那些从国内和国外军事学校出来的军官低，但我们打败了他们。"
"聪明人往往出于地位低、被人看不起、受过侮辱的人中，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例外。知识都是经过困难、经过挫折得来的。"
"在中国的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时候，我们研究战争问题的方法，也是从现象出发、揭露本质的方法。敌人力量大、我们力量小，敌人强、我们弱，这就是当时最大量、最普遍的大家都能看得到的现象。我们就是从这个现象出发来研究和解决战争问题的。
必须研究我们在小而弱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战胜大而强的敌人。拿内战时期来说，敌人有几十万，我们只有几万，战略上是敌强我弱，敌攻我防。但是他要进攻我们，就要分成好多路，每路又要分成好多个梯队，常常是第一个梯队进到了一个据点，而其他梯队还在运动之中。我们就把几万人集中去打一路，而且集中大多数人（优势兵力）吃掉他这一路中的一点，用一部分人去牵制其余的敌人。这样，我们在点上就成了优势，成了我大敌小，我强敌弱，我攻敌守。"
又例如关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毛泽东指出他们也主张国家干预的原则。他说：
"教科书关于'由于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自发性，资产阶级国家不能起这种作用'这几句话讲得太绝对了。实际上，资产阶级国家，对他们的经济是起调节作用的，例如美国政府出来干涉钢铁工人的罢工，就是一种调节。"引文均据《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编。1999年出版。
毛泽东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避免地要造成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失业者的增加"。这就酝酿着战争。
在文革中我反复读过毛泽东此书。正是这本书，引起了我思考和学习政治经济学和思考国际战略问题的最初兴趣。毛泽东是我的经济学及战略问题的最初教父。
3、陈伯达废除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激进观点
记者：毛泽东当时所批评的"刮共产风"者是否有所指？
何新：确有所指。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出现了两个"左"的理论家，陈伯达和张春桥。一个主张取消商品生产，废除土地及一切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类似布哈林的主张）。另一个主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废除按劳分配和等级制（类似托洛茨基的"新阶级"论）。他说：
"听说徐水已经把人民公社宣布为全民所有制。我劝吴芝圃同志不要同陈伯达搞在一起，他的'马克思主义太多了'。"
"同志们，我们才几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种主张是不对的。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只要还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极其必要，极其有用。如果你们不同意，你们就来驳斯大林吧！"
实际上，毛泽东起初似乎也是欣赏这两个观点的。但他后来采取了保留态度。然而，从文革的实践看，在思想深处，毛泽东似乎一直认为这种左的观点仍然是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是目前时机和条件尚不足以实施。
所以在文化革命中，毛泽东正是重用了这两位"左"派理论家。特别是对于张春桥，一生颇善于识人的毛泽东始终没有识破其野心家阴谋家的真面目。
记者：但是，毛泽东为什么又要让他们来"反驳斯大林"呢？
何新：斯大林主张在计划体制中，在消费的方面保留商品和货币。这是斯大林模式之不同于布哈林模式的一大特点。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说：
"在十九世纪末叶《反杜林论》出版的时候，只有英国一个国家是（高度工业化）这样的国家，在那里，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和生产集中已达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时，把国内的一切生产资料转归全民所有，并且消除商品生产。"
"在这里，我撇开了在英国国民经济中占有巨大比重的对外贸易对于英国的意义这个问题。我以为，只有研究了这个问题之后，才能最终解决在英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把一切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以后商品生产的命运问题。"
在这里，斯大林所指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以及"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对于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将采取废除私有制、废除商品和货币制度的措施。恩格斯说：
"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马恩选集》第3卷第443、第441页。
"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我们在上次谈话中已指出，恩格斯拟想的这些政策，在1918年十月革命后曾被俄国共产党实践过，失败了。因此斯大林说：
"不能把另一种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见当作回答，他们以为，也许应该夺取政权，并着手剥夺农村的中小生产者，把他们的生产资料公有化。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能走这条荒谬和犯罪的道路，因为这样的道路会摧毁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任何可能性，会把农民长久地抛到无产阶级的敌人的阵营里去。"
这里斯大林显然是在指苏共党内的"左派"包括布哈林所代表的观点。毛泽东读此书时也指出：
"我国现在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有的人虽然没有像苏联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直截了当地说，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而是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如果这样做，实质上就是剥夺农民，就会使台湾高兴。
我们一九五四年犯过点错误，征购将近九百亿斤粮食，过头了一点，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结果闹得很厉害。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后来我们总结了这个经验，改正了这个错误。人民公社的农民有劳动所有权，有土地、以及其他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忽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批注和谈话》第39-42页。
值得注意的是斯大林对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作了如下的5点概括：
"对于这个问题，列宁在关于'粮食税'和几篇著作以及有名的'合作运动计划'中，给了回答。
列宁的回答可以概括如下：
1、不要放过夺取政权的有利条件，无产阶级应该夺取政权，不要等待到资本主义使千百万中小个体生产者居民破产的时候；
2、剥夺工业中的生产资料，并把它们转归全民所有；
3、至于中小个体生产者，那就要逐渐地把他们联合到生产合作社中，即联合到大规模的农业企业、集体农庄中；
4、以一切方法发展工业，为集体农庄建立大规模生产的现代技术基础，并且不要剥夺集体农庄，相反地，要加紧供给它们头号等拖拉机和其他机器；
5、为了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经济结合，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商品生产（通过买卖的交换）这个为农民唯一可以接受的与城市进行经济联系的形式，并且要以全力展开苏维埃贸易，即国营贸易和合作社--集体农庄贸易，把所有一切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转引于同上书。
这5点概括有些符合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有的并不符合，例如第5点主张"把资本家从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这是完全不符合列宁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设想的。列宁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混合所有制的体制。在这个体制中，国家控制生产资料（即"经济资源"）的主体及命脉，但容许资产阶级存在。特别是在流通业（商业和外贸）中。
然而，毛泽东说：
"列宁的五条都是正确的，我们都作了，而且有所发展。现在我国有人不要商品生产，不对。在要不要商品生产的问题上，我们还要搬斯大林，而斯大林是搬列宁的。斯大林说，列宁主张全力发展苏维埃商业。"同上书，第44页。
4、斯大林误解《资本论》
记者：为什么在苏联和中国，"左派"都主张取消"商业"和"商品流通"呢？
何新：你提出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根源于左派对于《资本论》的一个错误读解。
记者：错误读解？
何新：是的。列宁曾说：小生产会必然地、自发地、每时每刻地产生资本主义。毛泽东在晚年谈话中，多次谈到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的"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特别读到"商品""货币"仍然存在，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这些问题使他晚年为之极其困恼，并且正是使他重用象张春桥这样一个具有极左理论倾向的政治小人和阴谋家的原因。这都是出于对《资本论》的错误读解。
记者：这与《资本论》有什么关系？
何新：《资本论》的第一章题目是"商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试图论证从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换（商品经济的萌芽），怎样逻辑而必然地发展到商品制度的最高形态--现代资本主义。这种历史发展的逻辑使许多共产党人对商品制度感到恐惧。所以斯大林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问题：
"有人说，商品生产在任何条件下总还是要引导到而且一定会引导到资本主义。"
斯大林对此回答道：
"这是不对的。资本主义生产仅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按：那么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呢？难道是低级于资本主义的形式吗？）
斯大林认为：
"如果这些使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已不存在，如果生产资料已经不是私有财产而是社会主义财产，如果雇佣劳动制度已经不存在，而劳动力已经不再是商品，如果剥削制度早已消灭，那又怎么样呢？可不可以认为商品生产总还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呢？要知道，我国社会正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度、雇佣劳动制度、剥削制度早已不存在了的社会。"
这个问题恰恰是斯大林与列宁的不同。列宁明确地肯定地说，苏维埃领导下的商品制度是一种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而斯大林则说不是，它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因此这种商品经济不服从商品生产的必然规律，不属于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生产。为论证这一点，斯大林还讲了这样的话：
"商品生产比资本主义生产更老些。它在奴隶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奴隶制度服务过，然而并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它在封建制度下就存在过，并且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
"我国的商品生产并不是通常的商品生产，而是特种的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基本上是与联合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的商品有关的。它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显然，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的事业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