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论点表明他的确正如列宁所说，没有读懂《资本论》，特别是《资本论》第1章。
记者：为什么？
何新：关于对这个问题纯经济方面的回答，我想放到我们讨论经济决定论的那一次谈话中再谈。这里只想指出，斯大林在这本书一开始谈经济法则的必然性时就指出：经济法则不能取消也不能消灭，它是一种强制的，不以人意为转移的必然性。他说：
"有人说，我国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必然性，使苏维埃政权有可能来消灭现存的经济法则和创造新的经济法则。这是完全不对的。"
"法则不能'改造'，尤其不能'根本改造'。如果能改造法则，那也就能消灭法则，而以另外的法则去代替它们了。"
既然如此，那么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如何能够改变或改造商品生产和历史运动的普遍法则呢？一个政权可以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取消商品生产。但是，只要你恢复商品生产，商品生产的内在秩序和必然规则就也将随之恢复。至于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取消商品的生产所可能带来的后果，它也是服从着一定的历史规律的。总之，斯大林在这里是自相矛盾的。
记者：文化革命时代，许多地区的乡村禁止集市贸易，禁止"投机倒把"的私人经商，认为私人商业活动会导致"资本主义"。
何新：毛泽东认真阅读了斯大林此书，并作了详细的思考、研究和批注。毛泽东对商品生产的态度是矛盾的。他说：
"斯大林说：'资本主义生产是商品生产的最高形式'，'不能把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混为一谈'。这个说法对。我国现在的情况是，已经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已经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现在在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国家和人民公社，这同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有本质差别的。
现在我们有些同志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怕商品干什么？不要怕。因为我们有共产党的领导，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有各级党组织，有成千万万的党员，有广大的贫下中农作为我们的依靠，我们可以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相联系，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相联系，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从古就有。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
这样讲，前面所说的经济的客观必然性，经济的决定论也就不存在了。因为只要有人的选择，有人（国家、党、政府）的意志，就可以改变历史和历史规律。
但毛泽东是睿智的。他在读此书时已经意识到斯大林的自相矛盾。他又说：
"斯大林说，商品生产'替封建制度服务过，可是，虽然它为资本主义生产准备了若干条件，却没有引导到资本主义'。这句话有些勉强。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情况不同了，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经在封建社会这个母胎中产生出来，虽然还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
但是另一方面，他在1958年又讲过这样的观点：
"由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过渡，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吃饭不要钱就是萌芽。
供给制是便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形式，它不造成障碍。"
1958年人民公社吃大锅饭其实就是来自这一观点的。
毛泽东虽然主张利用"商品生产"，但在本质上，他始终认为商品的生产与资本主义是相连在一起的。他认为，社会主义归根结底最终应当废除商品制度和价值规律。
5、1958年的"共产风"
记者：据说在1958年大跃进中，许多人民公社实际上已废除了商品的制度。
何新：这种废除商品制度的思想，在1958年就是所谓"共产风"，即无偿剥夺和占有他人财产。毛泽东在1959年初的郑州会议上曾讲到过这一段历史。他说：
"公社是1958年秋成立的，刮起一股共产风，内容有几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无偿归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共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有些不得不借用，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有的没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过去没有对基层干部讲清楚，动不动就要共产。"
同样的原因必然产生同样的结果。与苏在1920年一样，剥夺农民的政策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和反对。毛泽东承认：
"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有点紧张。一是粮食问题，二是供应问题。农民瞒产私分是完全有理由的，不瞒产私分不得了。去年十一月以来，这股"共产风"刮，农民反抗。白天吃萝卜英、晚上吃大米。
农民怕共产，当然他们就杀猪、吃菜，实际上大批公社的鸡都共产了，所以把公鸡杀掉，母鸡藏了。"
毛泽东当时也意识到1958-1959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与当年俄国搞"战时共产主义"无偿掠夺农民的作法有所相似。他指出：
"你们认为怎样才能巩固人民公社？一平、二调、三收款，还是改变？我看这样下去公社非垮台不可。斯大林为什么改变公社的办法？他们觉得消费太多，义务交售制，余粮征集制不能刺激生产，才改为粮食税。斯大林三十年之久实际没有实行集体所有制，还是地主超经济剥削，拿走农民的70%。因此，三十年还是只能进行单纯的再生产。沙皇时代，无机械化和集体所有制，斯大林搞了这两个，结果粮食产量还和沙皇时代相等。那时可能是为了搞重工业，留的只够农民吃，无力扩大再生产。当然不是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有一批人热心于搞重工业、搞共产主义。我们是办公社工业，如果这样搞下去，非搞翻农民不可。"
毛泽东说：
"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为了五亿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引导五亿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在这方面，商品生产还是一个有利的工具，这点应当肯定，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
但是，尽管1959年毛泽东讲了社会主义应当利用商品经济的观点，1960年当邓子恢等人提出搞"三自一包"和恢复农村集市贸易等政策的时候，毛泽东仍然认为这是在复辟资本主义。在1966年以后的文化革命时代，毛远新等人在辽宁农村推广所谓"哈尔套经验"，"割资本主义尾巴"，取消农民自留地，禁止农民养鸡、养猪、卖鸡蛋。
波尔布特等人在柬埔寨将居民强制驱赶到农村，建立"义务劳动"的集中营，废除私有制商品和货币制度，谋图以此消灭城乡、工农、贫富差别以及资本主义。这些愚蠢荒谬的所谓"共产主义"实验，其根源都是出于对恩格斯社会主义观点的误解和源于布哈林主义。
记者：从毛泽东的《经济学笔记》看，1958-1959年间，毛泽东开始重视"价值法则"即"价值规律"的问题。
何新：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价值规律，毛泽东发表了如下的议论：
"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我们搞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的要求来搞的，而是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根据我国扩大再生产的需要来搞的。如果单从价值规律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大跃进，就必然得出'得不偿失'的结论，就必然把去年大办钢铁说成是无效劳动、土钢质量低、国家补贴多、经济效果差，等等。从局部、短期看，大办钢铁好像是吃了亏，但是从整体、长远来看，这是非常值得的。因为经过大办钢铁的运动，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在全国建立了很多新的钢铁基地和其他工业的基地。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大大加快建设速度。（这是诡辩，不付出这样的代价，也可以搞一些工业基地。二者没有必然因果关系。后者不能作为支持的论据。）
一九五九年冬，全国参加搞水利的人有七千七百多万。我们要继续搞这样大规模的运动，使我们的水利问题基本上得到解决。从一年、二年或者三年来看，花这么多的劳动，粮食单位产品的价值当然很高，单用价值规律来衡量，好像是不合算的。但是，从长远来看，粮食可以增加得更多更快，农业生产可以稳定增产。那么，每个单位产品的价值也就更便宜，人民对粮食的需要也就更能够得到满足。
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列宁和斯大林都说过，在社会主义时期，农民要向国家'进贡'。我国绝大多数的农民，是积极"进贡"的，只有富裕中农里面的百分之十五的人不高兴，他们反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一套。
总之，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
"这一段把价值规律的作用夸大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由它所有制性质决定的，而不是价值规律决定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所以没有危机及其"毁灭性后果"，主要不是由于我们掌握了价值规律，而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规律、全国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没有竞争和无政府状态等。"
这些话在理论上出于对价值规律的严重误解。在实践中，是很不讲道理的。
从毛泽东的论述看，他对这个规律的研究仍不深。他仅仅是在"等价交换"这一意义上作出理解，这反映了50-60年代中国以及苏联经济理论水平的整体不发达素质。斯大林说：
"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价值法则的作用是被严格地限制在定范围内的。在我国的经济制度下，商品生产的活动是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关于价值法则发生作用的范围，也必须这样说。
在这方面起限制作用的，还有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的法则，这个法则代替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法则。
在这方面起限制作用的，还有我国的各个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以及我国一般的整个经济政策，这一切就使得价值法则在我国发生作用的范围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我国的制度下，价值法则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
也就是说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必须限制价值规律，限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毛泽东则认为：
"斯大林这里说，价值规律在苏联'不会起生产调节者的作用'，在这方面起作用的是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而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这说得很对。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是说不起决定作用，起决定作用的是计划。在我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还起作用。但是，这种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规律所调节、所指挥。例如，粮、绵、油、猪等主要农产品的生产，难道能说不是由计划来调节而是由价值规律来调节吗？至于钢铁等重工业产品的生产，则是完全由国家计划来进行安排的，即使一个时候赔钱，也要进行建设。"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涉及到计划经济（物动型经济）与市场经济（资本运动型经济）的根本区别点。
6、毛泽东注重实物经济
记者：你认为毛泽东的经济理论素养如何?
何新：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对理论经济学似乎了解并不多，特别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几乎从没有谈到过。他似乎也不甚理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毛泽东在读书时曾提出一个十分幼稚的问题，他说：
"'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个说法值得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有一种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怎么办？"
他对经济问题的理解，一直停留在实物经济的水平上。他认为：
"现在计算劳动，采取实物计算和价值计算两种形式。实物计算形式，例如多少万吨钢，多少千匹布，多少立方土，等等，比价值计算形式，更易为人们所了解。"
人们知道，毛十分厌恶货币。他从事经济活动的目的，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能生产出更多的实物--例如棉花、粮食、钢铁。他说：
"建设8年，才搞了3700亿斤粮食。今年多搞了一点，晓得明年如何？"
他又说：
"找一个国家来比赛，这个办法很有意义。我们提出赶英国，第一步按主要产品产量来赶，下一步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来赶。"
他非常重视科学技术，因为他认为应用科学技术可以帮助人们生产出更多的经济实物。
他认为苏联的经济不成功，根本在于忽视农业，中国不能学。"一缺农业就成为斯大林了"。
但矛盾的是，在社会动力问题上，他最注重的却是人的精神力量，即意识形态动员的力量。他说：
"列宁说过，唯物主义者最'唯心'。他们最能够刻苦，最不怕死。金钱是物质，可是金钱收买不了唯物主义者。他们有最伟大的理想，因此，他们有顽强的战斗性。"
7、毛泽东特别关注所有制和社会分配问题
记者：毛泽东不是也很注重生产关系的改造吗?
何新：是。我认为经济学的本质就是研究经济结构、经济政策，调整生产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抓住了经济问题的一个纲。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不是物，是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更不是所谓"资源配置"。这一点，恰恰是当代一些主流经济学所不懂的。
另一方面我认为也必须指出，虽然毛泽东未必深研于理论经济学，但他领导和发起了伟大的经济实践，在他领导中国的近三十年间，使中国由一个极其落后的农业国进行了成功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工业革命最迅速的国家之一。"这一点现在已被历史所证明。
毛泽东所理解的生产关系，一是所有制关系，二是分配关系。对于生产资料(即生产设备)，西方经典经济学称之为"资本物"，包括土地、工厂，毛泽东主张全部收归国家所有。他说：
"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的第五段，现在证明是正确的。首先社有化，然后国有化，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将来我们的农村，不只是土地国有化，而是一切国有化。"
他认为，对原来是资本家、地主的东西，要没收掉或低价变相地由国家拿过来(赎买)。原来是农民的东西(如土地、耕牛)，也要逐步而有策略地没收掉。然而矛盾的是，农民得到这些东西本来正是通过他所领导的土地革命而分配给农民的。例如通过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从地主手中没收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的。毛泽东说："中国的农民是寸土必争的。"
"俄国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这是无代价地取得农民劳动生产品的办法。这是不对的。我们没有实行这种'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我们为什么能够坚持长期战争而又取得了胜利呢？主要是我们对农民采取了正确的政策，例如征收公粮和收购粮食的经济政策，在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改革政策，在战争中紧紧依靠了农民。"
也就是说，正是由于共产党对农民采取了均分土地轻徭菁赋的政治，而不是共产、掠夺、公有的政策，所以共产党在战争年代才取得了农民的无限支持，取得了对国民党的伟大战争胜利。"
他也考虑过通过公社化进行土地和资产兼并会不会引起农民抵触的问题。他问道：人民公社由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的时候，在一部分人中间，会不会发生抵触现象？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他承认：
"人民公社成立初期，农民把公社化错看为国有化，不少地方发生农民把土地推给人家，自己情愿少种的现象。"
但他却相信最终会得到农民支持，因为"社员在这种'共产'以后，比在这种'共产'以前有利。这样，估计绝大多数人不会抵触。"他认为要分两步走：
"土地改革后，我们必须把绝大部分土地分给农民，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要求。只有在他们完全自愿的条件下，才把极少一部分土地建立国营农场。我们最后要实行土地国有，但是首先实行耕者有其田，然后经过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由人民公社的基本队有转变到基本社有，再由社有转变为国有。"
但实际上，这一政策是背离了农民阶层的既得利益，因此一直受到一部分富裕农民，中农和富裕中农的抵制。
直到1980年邓小平进行农业改革，实行承包"即土地租让制，还田于民"，才真正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供给制--军事共产主义一直情有独钟。他说：
"在根据地的时候，我们实行供给制，人还健康些，还不为了追求待遇来吵架。解放后，实行工资制，评级了，反而问题发生得多，有些人常常为了解级别吵架，要做很多说服工作。
我们的党是边疆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当时根据地里，整个社会并不是实行供给制，实行供给制的人员是职业革命家、国家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实行供给制的人员，第二次国内战争多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几百万，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后期，打了败仗，在这以前打胜仗，在这以后还是打胜仗，都不是因为有没有物质刺激，而是因为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错误或正确。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
8、张春桥与所谓"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记者：毛泽东是否也在本质上反对私有制、货币和私有财产的存在。
何新：是的。对于生活资料，即生活消费品，由于每个人都需要，无法实行共产。所以他没有办法。当时中国的分配方式是按级别分配，这种按级别分配当时被称作"按劳分配"。"劳"即贡献，对社会的贡献。但划分"劳"之多少的基础却是地位级别的高低。这种分配方式依据于一个假定：社会地位高，级别高，则对社会即贡献大、"劳"大，因此享受的消费分配品就多。因而工资高，货币多，有好房子，有汽车。
这种分配方式的实质是按权力、按社会地位分配，权力与地位成正比。
从经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分配方式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按劳分配"，而是一种社会等级制的分配形式，在中国古代实行过"以爵分等"、"按口授田"，实质上是前资本主义非市场经济的较低级社会分配形态。
这种分配形态导致革命成功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不平等。在理论上，苏联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南斯拉夫德热拉斯的《新阶级》都曾指出这种新的不平等。
从1958年以后，毛泽东也日益关注这个问题。在《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中，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清样本），下册，第878页）（阶层）这个重要概念。他说：
"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这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问题。"
1965年，他又提出了"官僚主义阶层"的概念。1966年的文化革命中，他提出了"走资派"这个概念。1976年。他提出"共产党内存在资产阶级"。这几个概念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一直梦想尽早消灭商品交换和货币。在读斯大林的书时，他看到斯大林说：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目前在我国仍象大约30年前那样是必要的。他就问道："30年后还如列宁在时那样。什么时候，商品才可以消失呢？"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不平等深为反感。他认为这种分配方式使人被区别为三六九等，不公平。他总是想废除掉，他希望找到一种更公平和平等的分配方式--"共产主义的分配方式"。在这个问题上，他始终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他说：
"我们的党是连续打了二十多年仗的党，长期实行供给制。当然，当时根据地里，整个社会并不是实行供给制，实行供给制的人员是职业革命家、国家工作人员、部队指战员。实行供给制的人员，第二次国内战争多的时候有几十万人，少的时候也有几万，抗战时期从一百多万增加到几百万，一直到解放后初期，大体是过着平均主义的生活，工作都很努力，打仗都很勇敢，完全不是靠什么物质刺激，而是靠革命精神的鼓舞。这些历史经验，对于我们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有着很大的意义。"
记者：毛泽东为什么如此反对商品制度和这种等级分配方式?
何新：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个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者。他认为，这种分配方式违背了他的政治理想，会导致社会的不平等，会导致"既得利益集团"、"官僚主义阶层"的出现。他认为，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新生的资产阶级势力。
悲剧在于，毛泽东所信仰的共产主义，是空想性的共产主义，是苏联在1920年以前试图实践的那种战时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保留着19世纪乌托邦社会理想的许多空想色彩，在现实中是注定要失败的。
从毛泽东的经济学读话录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中一直存在许多矛盾，令他感到困恼。例如，一方面他同意必须激励生产者，为国家生产出更多的经济实物，使国家富强。因此必须容忍人的自私心：
"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
但另一方面他又说：
"把对'个人物质利益的关心'绝对化，一定要出毛病。'彻底实行按劳分配'，就带来个人主义危险。"
如何能避免社会分配的不平等?如何协调管理阶层与劳动人民的关系?如何能让人民只公不私？从50年代直到他去世，困扰他的就是这种问题。这两大问题，即实物生产与平均分配的问题，可以说也是毛泽东《政治经济学读书笔记》的两大基本主题。
在70年代，我曾反复研读毛泽东的这部书，思考他的理论。可以说，正是通过读这本书，我最初接触和领悟了经济学问题的意义。我那时已经初步意识到毛泽东"有为"的经济政治思想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存在重大的矛盾。我努力思考这一矛盾为何发生。毛泽东的这本教科书笔记，与《资本论》，正是使我在经济学问题上得到启蒙的书。
记者：那么您，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晚期理论和今天的现实呢?
何新：我认为毛泽东的主要失误，可以说失误在分配决定论上。
1958年，他发现并支持张春桥关于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这是张春桥政治发迹的起点)。
张春桥这篇文章立论的着眼点，就是批评建国后干部(官员)薪金、待遇存在较大等级差别，所谓"衣分五色，食分九等"，导致物质分配上的不平等而与共产主义理念存在矛盾。
对这种物质分配的不平等，张春桥认为乃是"资产阶级法权"在社会主义现实中的存留，应予消灭。观张春桥一生政治行迹，我认为此人是一个心胸狭隘而又攻于心计的小人。他对社会等级差异的这种不满，与其说是出大公于天下的共产主义理念，不如说是个人受压抑的偏狭的嫉妒之心。但毛泽东当时却深为赞赏此文，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从1958年以后，毛泽东一直主张取消或消灭"资产阶级法权"。
记者：究竟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
何新：即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法律所有权，实际上就是财产的私有权。毛泽东主张对此加以限制。张春桥则主张根本取消。
限制是对的，不限制就会导致尖锐的两极分化，会使社会陷入不稳定。但取消是不可能的。
张春桥的观点，实际是一种分配决定论，认为物质分配形式决定所有制形式。这接近于拉萨尔和空想共产主义的观点，恰恰是马克思一直反对的观点。
我在看四人帮被审判时注意到，张春桥始终一言不发。他是抱恨而死的。也许他至死还自认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这是极其荒谬的！张春桥从来没有真正读懂马克思最重要的两部书《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从来没有真正懂得马克思生产力决定论的历史观（所以他大批特批"唯生产力论"）。
可悲的是，毛泽东似乎始终没有深入研究列宁在实施"新经济政策"前后的那些著作。他更重视的是《国家与革命》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的著作。他没有深入研究"新经济政策"以及列宁对左派共产主义的批评。正是在那些著作中列宁对十月革命采取的激进共产主义措施作了深刻的批评和反思。
9、以"四因论"分析文革
记者：您既然谈到了文革，我想能否请您离一下题，暂时不谈经济，请您谈谈您现在对文革的看法。
何新：我认为文革有三方面的原因：意识形态原因、政治斗争原因和社会原因。
在意识形态上，我认为文革是毛泽东的空想共产主义--乌托邦理想在1958年失败之后的第二次大规模实验（"五七"道路、巴黎公社式民选政权即"革命委员会"、让城市青年下农村以消灭城乡差别等）。
而为这一代价高昂的政治实验拓开道路的，则是高层的政治斗争。毛泽东以激烈无情的政治斗争清除了党内阻挠他实施其空想主义的主要政治对手刘少奇和其他权力障碍。因此他才可以在一种空前的规模和范围（涉及近十亿人口），将空想主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构想（见之于1966年的5·16通知及5月7日致林彪信）付诸全面实践和实验。
但是问题在于，为什么当时全中国10亿人民都能被动员起来，全民一起参与这一斗争和这种实验？除毛泽东如神一样的权威魅力之外，空想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更重要的一点是，这种空想共产主义，是针对着在革命后中国社会中正在萌生、当时尚未充分展开的社会矛盾，即由于社会中的等级差异、分配差异引发的官僚主义与普通民众的矛盾。
而文化革命之所以必然失败，是由于它违背了经济规律，导致国民经济全面瘫痪，民生贫困和人民的总体性失望。为什么最终会发生这种失败和失望？因为文革的手段，文革所构拟的社会新制度，是一种空想性的、内容贫乏而抑制活力的制度。既不能消除社会中的不平等，也不能解决发展经济的任务。
事实上，文革派曾经同时承诺了两大目标："（1）缩小和消灭三大差别，（2）文革将大大解放生产力。"但搞了多年之后，老干部被打倒了，造反派（王洪文一类）上台了。但造反派并没有消除社会不平等，相反倒成为资产阶级法权的新的拥有者。而他们恰恰又是比劳苦功高的老干部更不具备资格的这种不平等权利的继承者。造反派成为文革所产生的一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文革的结局似乎只是帮助了造反派夺取权力。文革并没有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没有使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得到改善。由于经济停滞和人口增加，城乡人民在70年代的生活水平已大大低于50年代。因此人民普遍认为自己受到了文革派的愚弄和欺骗。人民从支持它转而反对它了。这就是导致文革失败的必然原因。
亚里士多德说一个完整的运动过程可以分析为四种原因：动力因、形式因、素材因、终极目的因。我们可以应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理论对文革作一下分析。
概括言之，（1）政治（夺取权力）斗争是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致动因。（2）空想共产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为这一运动赋予外表和造型的形式因。（3）人民群众与党政官员的矛盾（所谓"大官、小官、工农兵的矛盾"）则是引发这场大运动的社会燃料，是素材因。（4）社会进步的目的因应当是国家的强盛与民生的改善。这是任何激发人民活力、取得人民支持，使社会存在与运动的总目的因，而文革即失败于不能实现这一目的因上。
记者：您的分析虽简略，但很新颖。可是我仍然有问题。很多人认为，文革的主要目标就是夺权（夺刘邓的权）。
何新：政治斗争，以及由于这种斗争导致的中央权力的转移，无疑是文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事实上毛泽东在"5·16通知"以及"一月革命"前后的讲话中曾多次明确指出这一点。他始终认为围绕权力、政权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但是，政治斗争并不是这场运动的唯一原因。否则就有一个问题。既然毛泽东搞文化革命的主要对手是刘少奇。在中共"九大"已打倒刘后，为什么他还不终止这一运动呢？
尽管夺权是文革的重要政治内容，但是它绝非唯一的原因，它只是这一运动的致动因。实际上，毛泽东考虑以文革运动的形式加以解决的并不仅是一个或一群政治异见者，而是谋图对"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体制作进一步的全面改革。然而，1966-1976年的十年间，这种新制度被置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张春桥理论）为代表的平均主义分配模式和斯大林模式（暴力的全面专政）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基础上。其结果是导致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倒退。
历史证明，夺权的目的比较容易就办到了，制度改造，以及更为重要的，通过制度改造全面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即"文化大革命"）这一总目标，却没有通过文化革命而得到实现。
毛泽东于1971年林彪事件后日益深刻地意识到这种失败。这也正是导致毛泽东晚年在精神上深陷痛苦的根源所在。因此，对于毛泽东，文革确实是以悲剧而告终结的。
10、关于社会主义内部社会分化的问题
记者：您是否认为，文革前政治体制和形态与文革中的体制具有不同?
何新：当然。表面上的"壳"和名义，虽然似乎未变，都还叫"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但实际上发生了本质和功能的变化。
文革首先是一场夺权斗争。毛泽东说"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就是指这种"政治斗争"。这种政治斗争的根源来自共产党内的派别斗争。毛泽东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就是指这一点。
在中国这样的一党执政的国家，政治斗争往往表现为党内派别的矛盾。社会阶级、利益集团的政治取向，往往是通过在执政党内的代表、代理人和不同派别来谋求和实现的。在这个意义上，党内政治派别斗争反映了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1966年8届11中全会，毛泽东改组党的中央政治局以后，到1967年"二月逆流"发生，毛决心罢黜老干部一派。此后经历过长征时代的政治元老占多数的中央政治局被虚化，中央文革逐步取代政治局的地位，不仅成为文革意识形态的制造者和解释者，而且成为了政治决策中心。
这个罢黜元老的过程是以"打倒走资派"的名义进行的。其后，党和国家最高权力集中到毛泽东个人手中。这种最高权力，包括最高官员的选择、任免，国家大政的立法，政治意识形态的制订以至部分司法权(如对被怀疑有罪官员的审查、性质判定、定罪和处置方式），这些最高权力最终都集中到毛泽东个人手中。
没有毛个人的肯定或圈阅，任何部门(包括政治局、国务院)不能推行任何重大政令，进行任何重大人事任免。
在这个时期(1967-1976)，国家权力这种高度集中的程度，在中外历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
记者：那么我想问一句，您认为四人帮是当时中国社会中的哪个阶级的政治代表?
何新：他们自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但实际上，他们是当时中国社会中一个对现实不满，窥觎着权力的边缘阶层的政治代表。这个阶层就是后来的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进步，就是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分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在1974-1976年前后，一直反复思考的问题。这恰恰也是毛泽东在文化革命前后一直反复在思考的问题。
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认识不同。斯大林一派的苏维埃意识形态，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中不存在对立的阶级关系和对抗性社会矛盾。社会主义已消灭阶级。敌对分子仅仅是帝国主义的派遣特务、间谍或个别的腐败分子。
1965年中共八大报告，对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矛盾也持有相类似的看法。因此这个报告认为，激烈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时代已结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关系的矛盾了。
现在回顾历史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报告是持不同看法的。八大结束的第二年，他在党内发起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在国内展开大规模的反右斗争。
1962年，他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社会长期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认为这个问题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记者：但是当时，党内刘少奇等领导人，不是也承认中国仍存在阶级斗争？
何新：都在讲这个问题，但看法却有本质不同。刘少奇等领导人，站在执政者的地位，认为阶级敌人是那种对于现实政治体制不满或有攻击性的敌对分子--如地富反坏、间谍分子。
但毛泽东的看法则非常不同。他的目光集中在执政党本身，集中在执政党的高层政治领导者身上。
1960年他在读苏联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提出社会主义时代革命对象应有所变化，提出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概念。他认为，这种既得利益集团就是培养修正主义的土壤。在1963年，他进一步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概念以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概念。
他提出这些新概念，实际是在确定新的政治革命目标，这种目标他认为应当集中在执政党，执政党内的高级官员身上。
1965年以后，他已决定发动这场目标对准执政党高层的新的革命。因此，1965年10月他提出警惕"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1966年1月，他在武汉对地方干部讲："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我希望你们学蔡锷，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这实际已是在直接授意让地方造反而反对中央了。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从内部摧毁国家政治体制的运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自杀性的革命?原因即在毛对社会主义矛盾的这种认识中。
记者：文革前中国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革中、文革后仍然是社会主义制度，似乎基本制度并未改变。
何新：表面上似乎未变，实质则发生了深刻的政治结构的内在变化。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观察和思考这个问题。实际上文革不仅导致了中央权力分配的变化，而且导致了中国政治制度和结构的重大改变。
1949年中国革命后建立的政治体制，其溯源来自历史上的四种原型。
1、决策机制参照苏联以党和政治局为决策核心的权力中心控制模式建置；
2、行政系统参照着中国历史传统中的省部体制模式建置；
3、吸收了延安时代民主参议制的内容，以及抗战后多党多派的政治协商建立了"统一战线"及民主党派参政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