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论点表明他的确正如列宁所说，没有读懂《资本论》，特别是《资本论》第1章。.2
4、在人大与政协的民意及民众代表制度上，参考了近代西方的两院体制。
事实上，文革前的政治体制，虽然还不能说已充分体现了近代民主政治的民主精神和理念，但也绝不能认为是一种单一的专制性体制。
记者：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将历史上的政治体系划分为三种类型：一、寡头政体(即专制政体)，二、民主政体(多数人决策)，三、贵族政体(精英决策)。您认为文革前的体制是否与此有关？
何新：应当认为是精英（即高级干部）决策的权威体制。孟德斯鸠是近代西方政治理论之父。严复在19世纪末曾翻译了他著的《法意》。《法意》在60年代有一个新译本，就是《论法的精神》。幸运的是，70年代我流浪北京时从商务印书馆搞出来的那批书里面，就有这本书。
孟德斯鸠将国家主权划分为三大权力：(1)立法权；(2)行政权；(3)司法(护法)权。
这是一种古典式三权划分，其理论来源是古希腊，但这种划分是不全面的。
实际上，国家权力还包括三个重要的方面，这就是：(4)统治集团成员的任免权、继承权。(5)军事权；(6)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政治的、宗教的、形而上学的)的制订和解释权。
孟德斯鸠法制思想的核心原则，我认为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多数作出决定的主权原则，即所谓"民主"。二是必须用权力去限制权力，以此防止对权力的滥用。
11、文革导致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
记者：那么您如何分析文革时代的权力结构？您认为这种权力结构与文革前有何变化？文革中的政治制度属于什么类型，它又是怎样形成的?
何新：你向我提出的都是最难回答的问题。
记者：那么我换一个方式。您认为孟德斯鸠式的这种主权划分适用于中国吗?
何新：毛泽东在1954年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极为重要的名言，这段话在《毛主席语录》中列为第一段。它的涵义包括两点：
(1)党是最高决策机构
(2)国家权力与政治意识形态相结合。
因此，在文革前的国家体制中，决策核心是党的政治局，形式上的最高立法机构是人大。咨询机构是政协。行政权的最高机构是国务院，统帅着各省、部、委（国务院总理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参与决策，然而党的纪律约束着他不能独立行政）。
最高司法权是高法高检。但实际上，司法及检查权也是从属于党的领导的。
文革前的宪法，规定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是全国人大，拥有立法权，即最高决策权。但是，它只是一个形式上的最高决策机构。真正的最高决策核心并不在人大，而在党，在党的政治局，实际上是政治局常委会。
当时政治体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就是国家权力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紧密结合。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与对马列主义的忠诚性，是决定官员任免及权力配置的决定性基础。
在这里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1942年的延安整风时期，党的政治局确定了
毛泽东个人在重大军事、政治、人事决策上具有一票否决的最终决策权。这是导向文化革命时期否定政治局集体领导，导向毛泽东个人决策的权力根源。
在这种政治体制中，我们可以看到党领导的一条红线贯穿下来。毛泽东称之为"党的一元化领导"。党领导立法、领导行政、领导司法。还通过中央军委领导军队。在这种体制下，由于党领导一切，因此国家主席(名义上的军队总司令)也好，委员长也好，总理也好，作为共产党员都要服从党。其职能都不是独立的。
一旦党的最高领袖作出决定，例如发动文革，他们就没有合法反对的可能性，必须服从。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周恩来是总理，陶铸是中央文革顾问，还有众多开国元老，革命元勋虽然对文革不满，但却在代表党所确立的新的权威核心--中央文革小组面前，在面临其打击下，既无招架之功，也无还手之力。就是由于这种体制剥夺了他们提出异议，特别是实施否定意志的合法性。
他们作为党员必须服从党。必须服从党的主席，及他委任的中央文革。作为个人，他们在体制（组织）面前是微小的。任何反抗，都是"反党行为"，从一发动就丧失了政治上的合法性。
记者：那么，党内民主呢?当时是否存在吗?
何新：在文革前，1962年，毛泽东在7000人大会上曾经作过一个重要讲话，主旨就是讲党内民主问题，讲党的政治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这个讲话的原则是高度民主的，可以认为是中共"八大"所确定的民主原则的继续。
但有意思的是：毛泽东本人似乎对这个讲话并不满意。证据是，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曾让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重新整理这个讲话(这也是意味深长的)，准备作为中央文件向下发。但上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当时扣住未发。
实际上，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1957-1958年曾遭到破坏。特别是南宁会议批评"反冒进"的周恩来、陈云（两位中央副主席），以及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并将其罢官后，党内民主已复到限制。在1966年以后，中央政治局逐渐由多数决定的党内民主制，变成毛泽东一言定乾坤的个人专制。所以文革可以认为是一场"政变"。文革实际上是政变。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回忆文章中曾说，这是刘少奇在被捕前对王光美讲的最后看法。
在某种意义上，刘少奇讲得是对的。因为文化革命确实是违反宪法程序、也违反中共党章的一次以群众运动（大民主）形式，全面改变国家民选合法领导层的准暴力政变。
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领导地位，是在遵义会议以后逐步树立的。但实际上，直到1943年延安整风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才赋予毛泽东最后决定权，才使毛泽东取得了最高领袖的地位。这种地位，与政治局的多数决定(即集体领导)原则，是有矛盾的。
在革命战争时期，由于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战略家、睿智独断，主要也必须依靠他的个人天才，他个人的雄才伟略，包括他的知人善任。
中共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特别是三年解放战争的惊人胜利。
但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军事天才和政治天才，但并非一位经济天才。（据说毛泽东很讨厌货币。）在建国以后，在国家工业化问题上，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经济发展速度问题上，毛泽东与政治局多数意见发生过多次矛盾，他都以个人权威压制了政治局中的多数意见。
彭德怀庐山会议后曾反思说：
"毛主席对中国历史、对马列主义最成熟、最精通，过去离了他还真不行。我们吃亏就在此，后来也认为只有他才行，他说了就算数。这样的事也怨不得哪一个，历史形成的。"彭德怀语，见其侄女的回忆录。
记者：在中共八大上，曾经提出批评个人崇拜问题。
何新：1956年中共八大，政治局借助苏共二十大否定斯大林所形成的国际共运民主化的新形势，在中共党内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问题，并在党章中删除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在会后不久，毛泽东在经济速度问题上，与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先念等所代表的政治局多数发生了一次尖锐分歧。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周恩来是右倾保守思想的党内代表，"离右派只有50米"。在压制了"反冒进"派反映的党内不同意见后，毛泽东即亲自发动大跃进，亲自站在领导经济建设的第一线。
但是大跃进全线失败，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引起党内不满。庐山会议彭德怀上"万言书"批评大跃进，当时在庐山上差一点就形成多数人支持或同情彭德怀的局面。
毛泽东在批彭后，向党内的批评压力下主动让步，退出经济领导的第一线，还政于政治局集体领导，并且自己提出不再担任国家主席。
1960-1965年的5年间，中共党内民主和批评的空气有所高涨(这正是导致"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社会批评性舆论出笼的背景)。
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并举起在国际上反修批苏的旗帜，从政治意识形态上开始修正中共八大路线。在1959年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已经公开批评了八大对社会形势的判断是错的。
但是，毛泽东对八大路线的这种修正，在政治局，在高级干部中遇到抵制和阻力。因此，1963年开始，毛发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6年，发起文化大革命，目的都是从思想和政治上解决对党的领导权问题，同时抑制不赞同其路线的党内（多数）不同政见。
在文化革命的过程中，1967年发生的二月逆流，实际是政治局多数聚集在周恩来周围，对直接贯彻毛意图，凌驾于政治局之上的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一次直接抗争。
但事态发展的结果，是根据毛的意见，废黜了政治局，以中央文革小组办公会取代了政治局办公会的地位。
这实际又是一场政变。
"九大"通过政治结构的改组，确认了文化革命这场高层政变的合法性，将文革派成员吸纳入政治局，并彻底废黜了刘少奇。
从此以后，毛泽东个人在党内取得了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予取予夺，朕言即法。党内的民主，直到毛泽东1976年去世，几乎完全不存在了。
12、钓鱼政策
记者：在文化革命中，以你当时的身份，你思考这类重大问题是令人感到很奇怪的。
何新：那也是不奇怪的。因为事实上，当时恰恰是毛泽东要人们，号召全党全国人民思考这些问题。
只是奇怪的是，他既号召大家思考，却又要求人们只能作出一种答案，就是当时报刊社论中提出的那些论点。而不允许有别一种声音，别一种意见。结果，象我这种真的认真思考问题的人几乎都当了反革命分子。
记者：这是不是统一或管制人们思想的一种手段呢?
何新：的确是。在阶段性的意义上，这种管制思想的政策对于统一人们的思
想，是会具有一时效果的。毛泽东在军事上曾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先退一步，后发制人。
王震副主席生前曾和我谈过一件事。他说1946年毛泽东派他率359旅南征前，找他谈话。告诉他如果遇敌，不要先攻击，而要退兵，退一百里不够，要退避三舍，退它三百里。不退够，不要打。实际上，在政治斗争中他也经常运用这一原则，例如在庐山会议上对付彭德怀，在文革中对付刘少奇。
但是，在处理意识形态的问题上，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他也运用这一原则--先号召人们出来讲真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讲出各种不同意见。但这种动员实际却是一种钓鱼，是所谓引蛇出洞。目的是引出各种不同思想而对之进行批判斗争，以至动员舆论工具，动员盲从庸众多数的压力，对不同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以发动大规模战役的形式(当时称作"人民战争")，聚而歼之。这是毛时代管制意识形态的一种主要办法。
毛泽东对社会主导意识形态，对政治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矛盾和斗争，是有极高的敏锐性的。毛泽东曾说，蒋介石用枪杆子杀人，胡适一类文人用笔杆子同样可以杀人。
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对意识形态问题同样是高度敏感的，也不会搞戈尔巴乔夫那种"公开化"、"自由放任"。但是，毛泽东控制意识形态的那套方法，"大批判"的方法则同样也是失败的。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是对的。
记者：西方认为毛的方法是斯大林主义的政策。
何新：毛的思想体系，政治体系包括政治方法，还是与斯大林主义有区别。
斯大林对他的意识形态敌人采取判刑杀头的处理办法。而毛虽然也强化思想控制(在意识形态领域实施专政)，但单纯由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异端而被他杀头的人则不多。
解放战争中贺龙杀了知识分子王实味，毛泽东为此批评了他多年，认为不该开这种杀文人的先例。在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梦书坑儒开始，凡杀文人的都无好下场，都遗臭万年。雍正办了不少好事，但在历史上名声不好，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兴文字狱，杀文人。
文革运动中以群众专政的方式整死很多知识分子，例如老舍翦伯赞等，这也是遗臭万年的事。尽管死的人有多数是自杀或死于群众暴力。管理意识形态的方法，是控制传播而不是杀人。
但是可以说，就是由于毛泽东有这么一个不杀文人头的政策，尽管经历象文革这样大的浩劫，一大批异端思想分子，包括我这类当时多次成为反革命分子的人在内，才仍然能够带着我们的异端和叛逆思想而活过来。
而正是这类异端政治思想，作为一种新的精神和文化的因素，为后来的中国改革，提供了政治思想的准备和基础。
记者：那么毛泽东还是能容纳不同思想的。
何新：毛泽东是一代圣主，也是霸主，在大的问题上，或者用他自己的一种说法--在原则问题上，他从不会违心地听从别人。据说他少年时喜欢一首诗：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则(作)声?
你看，这首诗中就充满了霸气。
值得一提的是，为此，学者梁漱溟在建国初期就曾当面批评毛泽东缺乏容人和容纳不同意见的雅量。这一批评可能击中了毛泽东的痛处，毛当时竟有失贤者风度地当众痛斥他。
但耐人思量的是，虽然梁氏此后即被打入政治的冷宫，其人其言终身不复被用。但毛泽东后来还是容忍梁氏平安度过后半辈子。反右，文革都没有搞翻这个老牌的"双反分子"(反毛主席反毛思想)。梁先生高寿，一直活到毛泽东去世后的1984年。斯大林是绝不会让他的意识形态对手活到这么久的。
记者：这说明毛泽东还是有"雅量"的。
何新：是的。
记者：梁漱溟是在什么问题上与毛泽东发生分歧的?
何新：主要是在农业政策和农民问题上。梁氏认为，国家工业化和抗美援朝两件大事并举，把农民搞得太苦，从农民手中剥夺得太多。
因此他试图为民请命。结果毛泽东在政协会上当着全体委员的面把他痛骂一顿。毛的斥骂十分辛辣，这可以说是有失他作为大政治家的风度之事(这篇斥骂之词收入了《毛选》第5卷)。此事是毛泽东的疵点之一。
记者：梁漱溟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为什么毛泽东要如此动怒呢?
何新：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围绕着国家工业化的路线问题，党内党外都发生
了激烈的辩论。
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历史表明，工业化的前奏是对农业结构的改造。英国16世纪发生了圈地运动。法国1789年后发生了消灭土地贵族的第三等级革命。美国19世纪中叶发生了南北战争，摧毁了南部的庄园奴隶制经济。德国16世纪发生了农民战争，改变了容克领主庄园制度。这些历史表明，近代工业制度及其上层建筑无法矗立在中世纪封建主义庄园经济的基础上。
抗战胜利后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通过土地改革运动摧毁了传统的封建地主经济，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把土地分到小户农民手中。但是，这种小农经济不可能是终极形态，本身就是极不稳定的过渡体。
土改之后，随着生产力发展，农村中发生经济分化。有人富起来，成为富农，买房买地置产业。有人穷下去，卖房卖地。这是农村中发生的自发性资本积累和两极分化的进程。
面对这种分化，同时也围绕着如何选择向国家工业化过渡的道路问题，党内、党外发生了激烈的思想的斗争。这些不同思想，大体反映为两条路线。
13、中国工业化的两条路线争论
记者：怎样的两条路线呢?
何新：一条路线，是支持富农经济的路线。从经济理论看，这实际是亚当·斯密的市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路线。按照这条路线，应该放手让自发的资本积累在市场经济中自由发展，让人们在经济致富活动中自由竞争。在这种自由竞争中，实现城乡民间资本的积累，以及向工业资本形态的自然转化。
这种转化的过程，按照一般规律，是由农村中的富农资本，通过自由贸易，转化为商业资本，再转向农副产品的加工业，转向消费品的加工业，最后转向生产资料的重工业。在这个进程中，国家可以采取无为而治、放任而不干预经济的自由主义方针。
而另一条路线，则是模仿苏联工业化模式的路线。
斯大林式的工业化道路，使苏联在30年代获得了极快的资本积累速度，实现了国家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的优先发展。其速度超过历史上的任何资
本主义国家。使得苏联能在苏德战争爆发前，以先进技术装备了苏联红军，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抗德国奠定了基础。
但另一方面，也付出了极大的社会代价，这条路线必须是一条饿肚子经济--即勒紧裤带，全民被迫作出牺牲搞工业的路线。其社会后果，导致苏联经济体制下的长期食品及消费品匮乏，人民不满，积怨甚深。正是在这种体制下，造成了人民生活消费水平的滞后发展。也形成了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张和对公民自由的全面剥夺，造成了苏维埃国家专制主义--毛泽东后来称之为"新沙皇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高度集权体制。
记者：中国革命成功后，是否也想走这条路。
何新：有人想，高岗是一个代表人物。而邓子恢等人则想走市场主义的道路。
毛泽东在50年代为设计中国工业化道路而研究《联共党史》，他在朝鲜战争的刺激和挑战下，为快速提高中国的国防能力和武备水平，决定采取近似于斯大林模式的工业化道路。
为此就不得不对7届2中、7届3中全会所确定的新民主主义方针进行修改，从而重新确立了1953年制订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此而推行一系列激进的农业合作化政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重工业优先和高程度工业化建设政策。
这些政策导致了党内外发生激烈辨论。但是，如果毛泽东不搞重工业先导，不勒紧裤带搞原子弹，后来中国的国际处境也许会与今日伊拉克差不多。
记者：这是否就是文化大革命中所说的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
何新：是。自50年代初以来，直到70年代末的中共11届3中全会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方针，这两条路线纠缠交错，斗争了几乎30年。其间消消长长，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风风雨雨。
从土改中是否消灭富农经济的争论，到刘少奇天津讲话，主张维护城市中民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方针，以至1953年的三反五反，财经会议前的"公私平等纳税"的新税制之争，1955年关于合作化的激烈辩论，1956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反对高速度、反冒进，中央八大路线强调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以及毛泽东在这一年写《论十大关系》，试图对两条路线作出折衷。即走出第三条路来。也就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但1958年针对反冒进，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进行反击，推翻集体领导亲自走上经济指挥的第一线，发起人民公社化运动。继而庐山会议纠左，彭德怀上书，毛泽东打倒彭德怀。1960年中国国民经济面临崩溃，刘少奇再次主导纠左。(在天安门城楼上对邓子恢说：人民公社祸国殃民呵!)1962年经戴河会议毛泽东发动反右，1963年发动社教，提出整党内"走资派"的政治概念，1966年5·16通知提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8届11中全会发动政变贬抑刘少奇，进而决定全面发动文革。
20年间，在治上主导的、占据主动地位的始终是毛泽东的路线。但在经济上不断反扑，不断居于主导的，则是刘少奇的另一条路线，亦即文革中所批判的"刘邓路线"。
最终，中国导向市场经济的80年代社会改革，历史最后选择的仍然是第三条路线。这两条路线之争，可以说贯穿和影响了新中国以来50年的全部现代史。
14、历史中的悲剧性
记者：毛泽东的看法是否有道理?
何新：从抽象理论的角度分析，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形态下社会矛盾的分析，无疑是十分深刻的，高于斯大林的理论，也高于当时党内的其他领导人的认识。所以毛泽东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思想家。
但是，最早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存在阶级问题的政治思想家，是苏联的托洛茨基和南斯拉夫的德热拉斯。前者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指出了俄国十月革命后党的官员官僚化和资产阶级化的现象。
而德热拉斯五十年代的代表作《新阶级》，也从政治上分析这个问题。
毛泽东指导文化革命的"继续革命"理论，与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似乎确有某些相似之点。即不停顿地由民主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由民族革命过渡到世界革命。
1965年，彭真指示北京编译所译出并出版了《被背叛的革命》及《新阶级》这两本书，作为"绝秘"版提供高干作为内部参阅资料，此举在政治上是意味深长的。
而林彪政治集团在"5·71工作纪要"中，也指张春桥、江青的思潮是极左性质的托派理论。
人们知道，毛泽东死前没有遗言。但是1976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发表毛泽东向高级干部"打招呼"的23段语录，可以看作毛泽东政治上的重要遗言。
在这些语录中，毛泽东谈到"大官、小官和工农兵"的矛盾。表明直到最后他仍在从社会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上，考虑社会主义形态下的社会矛盾问题。
将此联系1975年他要求全国人民学习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所谈到的"资产阶级法权"(资产阶级法定权利，即保护私有财产权)，要求对这种权利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予以限制，要人们"弄清列宁为什么讲要对资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等等，可以看出，毛泽东毕生所追求的理想始终是一个消灭社会经济差别，消灭阶级差别的共产主义大同社会。
他抱着这一不能实现的遗愿而痛苦地离开人世，可以说是抱恨终天。而在他死后，人所共知，换了人间，经济体制与经济路线发生了全面的转变。
记者：对今天社会中发生的这种转变他会怎么看？也许会称之为"资本主义复辟吧?"
何新：(笑)也许。但是用列宁主义的观点可以证明他的这种看法是错。毛泽东是一位悲剧英雄。他晚年以日益衰弱的体魄，仍在与社会中日益壮大的新兴自发资本主义潮流作不屈的斗争，颇有唐·吉诃德式的悲剧色彩。
批林批孔时曾流传两首"法家"的诗：
(一)
铁马云雕共绝尘，柳营高压汉宫春，
天清杀气临关右，夜半妖星照渭滨，
蜀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
象床宝帐无言语，从此谯周是老臣。(温庭筠)
(二)
抛掷南阳为主忧，北征东讨尽良筹。
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千里山河轻孺子，两朝冠剑恨谯周。
唯余岩下多情水，犹解年年傍驿流。(罗隐)
当时传说毛泽东爱吟并反复圈划这两首诗，而梁效、江青等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予以妄解。
其实，所谓"蜀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种诗境反映了毛泽东晚年的悲凉心境。
因此，在对文革派理论的反思中，我日益加深地意识到其理论的反动性。"他们讲着最革命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分子。"这种反动不是政治的反动，而是对历史、对生产力发展、对历史进步原则的反动。因为他们所反对的是经济的进步，技术的进步，文明的进步。
四人邦的政治经济主张如果得逞，文明将被消灭。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将会被彻底葬送。国家最终甚至可能陷入内战和四分五裂。毛泽东晚年已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在对政治局几个常委的最后一次炎话中曾问道：未来如何？也许是"血雨腥风"吧？中共领导最巧妙而稳健地办法消弭了四人邦之祸，这是国家民族之大幸。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熟和伟大。
正是在70年代那些痛苦的岁月中，我在《哲学笔记》中读到列宁摘录的费尔巴哈如下一段话：
"道德的基础是利己主义(是对生命的爱、利益、利己主义)。善不是别的，而是符合一切人的利己主义的东西。""不是要消灭知识的贵族、精神的贵族，--不是的。但不能容许只有少数人是高尚的，而其余的人都是愚民。不是要根本消灭财产，--不是的，但不能允许只有少数人拥有财产，而其余的人却一无所有。"《列宁全集》第38卷，71-72页。
我认为这正是对文革"左"派理论针锋相对的批判。
记者：那么在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两条路线之间，究竟孰是孰非呢?
何新：两是两非。最终历史证明，正确的并不是单纯的任何一方，而乃是碰撞对立下的综合，这是一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进程。
记者：你这样讲，我有点听不懂。
何新：正确的是合题，而且只能是斗争后相互扬弃了的合题，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刘少奇的个人命运是充满悲剧性的，身居高位，而身死囹圄，蒙受不白之冤，死无葬身之地。
但毛泽东的个人命运也是悲剧性的。毛并不是最后的赢家。尸骨未寒，发妻已成阶下囚。及身而没，政敌却已纷纷翻案。
从今天回顾这场两条路线的斗争，可以从现实性与意识形态理念性的两个层面去加以剖析。
从现实性角度看，刘少奇以市场经济为主的混合经济思想乃是适应中国国情的务实方针，适应现实的方针。
而毛的经济方针，则脱离现实基础，具有空想共产主义的抽象理念色彩。
因此，后者最终在强有力的经济现实利益的冲击下，全面失败。人民公社解体了，总路线放弃了，大跃进被否定了。60年代的三面红旗可以说都倒了。
但另一方面，正是毛所倡导的重工业先导方针，快速工业化方针，在50-70年代，使中国以世界上前所未有的速度，由一个极其落后停滞在中世纪经济状态的农业国，变成一个门类初步齐全，具有先导性的先进工业领头的初步工业化国家。
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奇迹!而且这一奇迹是在50-7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华实施严酷的经济技术封锁的条件下取得的。
没有毛泽东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这一成就肯定也是不可能取得的。
黑格尔在谈到历史发展中的悲剧性时讲过一段精彩的见解。黑格尔说：
"一个伟大的人会是有罪的--他承担得起伟大的冲突，因此基督放弃了他的生命个性。牺牲了自我，但是他的事业，由他首创的事业，却永存下来了。"他说，真正的悲剧是两种合理性的事物互相碰撞，有两种合理性相互对立地出现--并非好象只有一种是合理的，另一种是不合理的，而是两方面都是合理的，它们互相冲突，一个毁灭另一个，两个结果都归于失败，而两个也互为对方说明存在的理由。《哲学史讲演录》第2卷第106页。
正是在这种碰撞中，一种新的历史综合，代表更高阶段发展形态的历史综合出现了。这就是邓小平所构想，而在江泽民时代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存在现实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十一、20世纪社会主义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
1、辩证经济决定论的历史理念
记者：在您的谈话中，您已多次反复谈到一个重要的观点。您说对于历史，您是一个决定论者。您相信历史有一种内在必然机制，相信历史阶段不可跳越。那么，中国现阶段出现市场经济的生产关系，您认为是否也具有不可避免性？
何新：是的。
记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想更深入地了解您的想法。
何新：事实上，历史哲学是经济理论的基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荒谬之一，就是试图将经济学的抽象模型置于一种非历史的观念上，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原则看作适用于历史上一切经济形态的无限通用原则。
记者：你说过，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经济决定论的理论。在我们的讨论中，你的观念中也不断地闪现出这种决定论的色彩。那么我想问，决定论它与非决定论的区别究竟是在哪里?
何新：决定论的反理论是选择论，即自由选择论，也就是哲学意义的自由主义。实际上，经济学离不开决定论。在经济学的理论预设中，有一个暗涵的前提，就是一切经济现象、经济运行有超越主体意志的自身法则和秩序。所以它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观察、表述和作出预测的。而这就是决定论的哲学观点。
非决定论认为，历史及未来似乎是可以自由创造和选择的，历史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产物。
而决定论则认为，历史与未来乃是必然。所谓必然，意义就是：面对一种既有的现实，无论人怎样选择，或者也无论要不要作选择；在终极的意义上结果总是相同。无论你愿意或不愿意，接受或不接受，这就是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斯宾格勒有一句名言：愿意走的，命运领着走。不愿走的，命运拖着走。这就是作为历史观的决定论。决定论哲学的根本点在于对历史中所存在的内在必然性和普遍规范性的承认。
记者：什么是历史中的普遍规范性？
何新：我们观察历史时，会发现存在两个方面的现象。一种是规范性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秩序。这种秩序在不同的（即使是相互隔绝的）人类历史中，在相类似的阶段上，总会重复出现。另一种是非规范性的现象，是随机发生的或偶然地大量浮现的。
记者：历史中存在规范的东西吗？
何新：存在。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起源的人类历史中，总是反复呈现出结构相似的历史阶段、规范和秩序。摩尔根说过：
"人类出于同源。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资本，同一的躯体形式。所以，人类经验的成果在相同文化阶段上的一切时代和地区中都是基本相同的。"(转引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
记者：请您举出例子。
何新：从工具来说，早期人类文化尽管是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下发展，但在工具的材质上都经历了旧石器/新石器/铜/铁器的发展序列。而且这个序列不可能是相错或相反的。在社会组织和文明形态上，也都大体经历由采集/渔猎/畜牧/农作/工业等阶段。这种有规律、从属于某种普通规范的社会历史现象，在不同时地的不同社会中，总是不断地、重复地出现，这就是康德所谓历史中的"先验理性"（即预设秩序）。
这种规范和秩序的存在使得对人类历史作科学主义的理性研究成为可能。因为它表明历史发展是有规律、有秩序的。这种秩序及规律性超越于种族、个人、权力的随意性和自由意志之上。承认这一点，就意味着，尽管人类活动的自由选择对事件、进程、历史具有重大意义，对个人、一代人、几代人生活有重大影响；但愈从宏观的范围看，愈从大尺度、大空间的历史范围看，人类这种随机的自由选择就显得愈是缺乏意义，愈微渺而不足道。
对一个人来说，一生中的10年、50年意义极其重大。但对历史而言，一个进程早500年或晚500年，意义实在很小。
2、中国改革历程浓缩重现资本主义近代史
记者：您曾说马克思提出了经济决定论的历史观。请问这是指马克思的什么著作？
何新：马克思关于经济决定论，又称作生产力决定论的代表作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第一部分（"论费尔巴哈"）。还有《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
"根据我们的历史观，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力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他又指出：
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辩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像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
这是他最早表述的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的决定论。
记者：您曾说《资本论》的原理没有过时。但现在学经济学的人，很少还有读《资本论》的。您能举一个例子证明关于其决定论的原理不过时吗?
何新：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回顾1978-1998的二十年间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我发现：中国二十余年经济改革进程，实质是市场资本生产关系在中国经济结构中日益渗透而深化的进程。而这个进程，正是《资本论》曾叙述过的资本主义发生史的历史轮廓再现。 回顾一下，自1978年以来，中国市场资本经济形态，已走过四个阶段。
（1）在70年代末解散公社，解放农民。农民开始为市场提供剩余农产品。
（2）在80年代初，私人资本首先萌生于商业领域（"大碗茶"），而在80年代中期逐渐扩及于沿海民办工业领域。
（3）80年代后期中国乡镇工业的蓬勃发展乃是产业新资本形态兴起的典型标志。如果我们把50-70年代中国以重化国防工业为先导的工业发展看作中国现代的第一次工业革命，那国家资本主义资本的原始积累，那么80年代后期以消费品为主导的民办工业发展，就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尽管许多乡镇工业名义上属于乡镇集体所有，实质却是民办的私有经济。它们与国有工业体系竞争市场、原料、能源及技术力量。由于其经营机制的灵活性，特别是由于其能直接从农业过剩劳力中汲取最廉价的剩余劳动力，因此多数国营工业难以与其竞争，而走向衰落。
（4）到1992年以后，中国资本的主导形态发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由产业领域发展到金融领域。这实际就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谓"服务信息经济"的兴起，即"第三次浪潮"。1992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金融革命"，从而达到了市场资本生产关系的更高级形态，即以金融资本为经济主导形态的金融资本主义形态。
如果你读过《资本论》就会知道我描述的这一进程与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发展史是服从同一规律的。在西欧，15-16世纪发生封建农业和农奴制的解体，开始进入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再由商业资本主导到产业资本主导，最后发展到金融资本主导。在经济学理论上则是由重商主义、重农主义、亚当·斯密的主义，发展到凯恩斯的宏观货币供求管理以及弗里德曼的新货币主义和新自由主义。这些主流经济意识形态对应着西方资本主义成长的不同阶段，满足着资本主义不同的意识形态需要。
在西欧，资本主义的整个进程由16世纪到20世纪，经历了三、四百年。而中国则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以经济史缩影式地跨越了这整个进程。
在90年代中期以后，外部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中国企业也开始大规模进军海外寻求出口市场，中国逐渐融入了全球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进入WTO体制正是这种融合的标志。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由原始积累开始，通过商业资本发 展为产业资本，最后发展到以金融信用的虚拟资本为主导的形态（"虚拟经济"正是马克思发明的名词）。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并非任何人事先规划和设计，却惊人地吻合于《资本论》所揭示的这一资本发展规律。这本身就是历史有序性和决定论的证明。
记者：《资本论》非常难读。
何新：是。但是《资本论》中有一句很幽默的话："通向真爱的道路都是艰难的。"三卷《资本论》以及马克思在19世纪50-70年代关于《资本论》的几部未完成手稿和笔记，我读过许多遍，现在还经常在读，开卷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