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论点表明他的确正如列宁所说，没有读懂《资本论》，特别是《资本论》第1章。.3
记者：《资本论》写于100多年前。在这一百多年间，世界的面貌，资本主义制度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何新：而《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原理，仍具有普遍性，是真正的"普世价值"（借用近来一个时髦词）。始终具有现实意义。这恰恰就是它的魅力所在，伟大性之所在。去年，欧美有报刊设问调查人类1000年以来影响最伟大的十位思想家，公众认为其中之一是马克思。这是公正的评价。我们身边那些信口诟言《资本论》过时的人，都是一些很无知的人。
3、历史中的自由与必然
记者：但这种决定论还是很难让人接受。因为事实上历史是由人自由选择和创造的。如果一切历史进程都是被某种神秘的历史力量所预先安排和决定；那么人类的努力又还有什么价值和意义？此外，你该如何评论那些伟人？正是那些伟大的政治人物和历史人物，对历史常常具有非凡的影响。例如，如果1934年毛泽东被留在江西而未参加长征，那后来就不会有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就不可能形成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至中共就难以纠正来自莫斯科的左倾路线和政策，中共也许就难以夺取政权。那末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毛泽东死于1964年，那么是否还会有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何新：不错，就具体历史事件来说，历史是出于人类的自由创造。也正是由于历史事件仿佛是人类的自由创造物，所以历史总是具有非常有意趣的审美价值。
人类历史中那些魅力超凡的伟大人物：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凯撒、拿破仑、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他们的个人生活本身可以说就是一部历史创作，从审美角度也可以说具有非凡的魅力。这是一方面。
但另一方面，就历史的总体结构与实体进程来说，历史过程又绝对地是一种宿命和必然。
记者：既然承认自由选择，那么又认为这种选择被决定于某种必然--这是矛盾的。
何新：这是悖论，是辩证的悖论。人类具有在历史中有自由选择方向的相对可能性。但选择总是有两种。一种是非理性的选择，出自纯主观兴趣、需要、爱好或价值（包括意识形态）的选择。另一种是理性的选择。理性的选择意味着必须抑制随意性和主观性，必须面对历史的现实基础，现实条件下的可能性。
让我举一个小例子。假设在一个封闭的袋子中有10只不同彩色的球，你可以随机摸取。如果每次一只，则可摸十次。或一次摸十只，则只能摸一次。在这两极之间可存在着为概率论所决定的若干中间选择。但概率论指明了这些选择的总数服从于一个确定的数学模型。无论怎样变换和选择，从10只球绝不会摸出12只、20只。这里有一种内在的约束或必然。
但是，尽管受到这种必然性的约束，却不排除摸球人仍可以有自由创造，可以摸出令人惊叹的艺术。比如如果出现一个高明摸球人，他可以任意地随机地从这10只球中作出色彩的选择，这种随机自由被他的个人意志牢牢地把握着，尽管他不可能从10只球中摸出12只；但每次摸时，只要他想要红球就摸到红球，想要蓝球就一定随机而自由地能摸到蓝球。那么这个人我们还是会赞叹他是一个摸球的天才。因为他在总的被约束条件下，可以将自由意志可能的创造性发挥到极致。这个例子并不等于历史，但用它可以说明历史中的必然与自由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中那些伟大人物也就是在历史已给定的必然模式之内能自由地摸出彩球的艺术家。
历史有时正象摸球的游戏。但这种盲目性只是对摸球者而言才是盲目的，其实摸球的条件和球数以及球的色彩，都已经是被先验地非选择地给定的。这种给定性，就是历史中内在的必然秩序。
因此历史中确实存在一种悖论。一方面历史由人自由创造（自由摸球和选择）。而人类又的确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动物。但另一方面，历史的终极结果却是必然的，是有序的，是被先验条件所预先设定的。
马克思认为，在人类历史中所被先验地设定的必然，就是历史活动的经济基础--生产力发展阶段。这一基础由一个社会世世代代的人们所创造，它的进步依赖着不断地积累的、微小的技术创新。经济基础不是随心所欲地出现的，也无法被自由选择、弃置或改变。在这种经济结构的必然性中，技术与制度，比物质的实物更重要。它们是物质发展过程中积累于传统中被不断提炼的文化精华。即使物质的东西被毁灭了，这种技术进步和制度还是可以按相同的模式重新复制和生成。"在旧石器时代开始以前，人类已经知道怎样利用技术，以便控制自然。其后经过铜器铁器时代，更有长足的进步。但到了十八世纪，因为工业革命之故，技术进步，在西欧各国，遂演成爆炸的现象。
法国社会学家爱路尔（Jacques Ellul）在其名著《技术学社会（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一书分析，这两三世纪技术在西欧与美国的猛进，乃由五种因素凑合而成。（1）技术发展，经过长期的孕育，渐趋成熟，而在灿烂开花之前，没有遇着阻压；（2）人口的大量增加；（3）有适宜的经济环境；（4）有可塑的社会，对于技术的传殖--全部为之接受；（5）由于清晰的技术意向，与其他因素结合，乃指导人们使向技术底目标不断地追求。在许多社会里，有时也许具有若干的因素，然而以上五种因素，同时发生，遂使技术的迅速发展，成为西方的唯一现象。技术的发达，不只应用到机械方面而止，驯至政治、经济、交通、心里、艺术、宣传等等方面，皆被其沐，结果乃造成今日的"群众社会"（Mass Society）和"总体的国家"（Totalitarian State），因而形成所谓"技术文明"（Technilogical Civilization）。
西方现代的实感文化体系彻头彻尾是一种技术文化，或称"技术文明"（Technological Civilization）。技术文明的意义，盖指西方文明是由技术所构成（for technique）［文明的各部分为技术所构成］，为技术而存在（by technique）［文明中的一切事物必须为技术目的而服务］，而且全部是技术的（is exclusively technique）［凡非技术的均在贬除之列］。由此可见技术把握着一切的文化元素，这不特在经济与交通领域上如是，即艺术与知识活动，亦莫不在其范围以内。西方人到了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已全然受到技术所支配，且以技术为目的，因而技术也就是社会的中心。这种新现象，社会学者称之为"技术文明"，或"技术社会"。
技术的自我增进，循着两种法则进行：
（1）在技术文明中，技术进步是不能逆转的。
（2）技术进步，其行为倾向，非数学的递增，而是几何的递增。"（台湾·黄文山《文化学体系》）
这种秩序和模式就是柏拉图所谓Idea，是历史中的普遍性或内在秩序，是一种客观的有强制力量的必然性。它超越于人类的自由意志之上。因此，历史是自由的，同时历史是必然的。这两个命题同时成立。但后一个命题制约前一个命题，这就是决定论。
记者：那么历史究竟可不可以选择？
何新：历史可以选择。但是，选择并不意味着得到。能否选到是被一系列条件所约束的。对这种约束条件人无法选择--所以说它是必然。爱因斯坦说：
"我完全不相信人类会有那种在哲学意义上的自由。每一个人的行为，不仅受着外界的强迫，而且还要适应内心的必然。叔本华(Schopenhauer)说，'人能够做他所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所想要的'。叔本华这句话的德文原文是："Ein Mensch kann zwar tun,was er will,aber nicht wollem,was eruill．"--编译者这句话从我青年时代起，就对我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启示；在我自己和别人生活面临困难的时候，它总是使我们得到安慰，并且永远是宽容的泉源。这种体会可以宽大为怀地减轻那种容易使人气馁的责任感，也可以防止我们过于严肃地对待自己和别人；它还导致一种特别给幽默以应有地位的人生观。
《爱因斯坦译文集》，"我的世界观。""
康德关于理性的四种二律背反中，有一组命题就是：人是自由的，同时，人面对着必然。这两个命题是相反相成的。
再作一种类比的话，比如长江，它的江水中的一朵朵浪花，是随机的，偶然发生的，似乎也是由奔腾中的水流所自由表现的。但是长江的流势、总的形态和流向， 是非偶然的，是由中国大陆的地理形势（西高东低）和陆地结构造所必然地决定的。这种必然性精确到可以通过严密的数学模型对水速和流向甚至于浪水涌现的概率和模态，通过数学建模和计算机作出极准确的描述和预测。
历史也是如此，人以及人所创生的事件就是江河中自由表现的浪花。而人所身在的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等等，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等等，就是决定历史总走向的非自由的历史生态和结构。
自由选择的意义并非能或不能。选择无法使不可能的事件成为可能。但选择的意义决定好与不好，善与不善。伟大人物的出现是一个民族的幸运，它使一个社会的潜力发挥到可能性的极限。而在历史的生态中，经济因素和生产力技术的发展总是具有决定性的。
马克思说：
"这种（必然）关系就是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逍遥于环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分配人间的幸福和灾难，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摧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衰亡。"《马恩全集》第3卷，第30页。
记者：这就是说，历史中确实存在不可选择的东西。
何新：马克思的历史观，是一种生产力决定论的观点。
这种决定论的基础，马克思认为就是生产力水平。"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马恩全集》，3-23。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认为，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人所无法自由选择的。是只能依靠经济基础的逐步积累和进步而有规律地发展和积累的。因此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要依靠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去推动。而并非依靠观念的发展或思想的革命。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对他的经济决定论作了如下的说明：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坚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
认为生产力的发展阶段，决定经济制度的构造和意识形态。这就是马克思的经济（生产力）决定论。
4、历史中的伟人与英雄
记者：那么如何看待伟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英雄造历史还是历史造英雄？
何新：恩格斯在1894年（1--25）的一封信中曾谈到了伟人的作用问题。《马恩选集》第4卷第506页。他说：
"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他们的意向是相互交错着的，因此在所有这样的社会里，都是那种以偶然性为其补充和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占统治地位。在这里透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在某一国家，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人除掉，那时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做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末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点可以由下面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
历史上所有其他的偶然性和表面的偶然性都是如此。我们所研究的领域愈是远离经济领域，愈是接近于纯粹抽象的思想领域，我们在它的发展中看到的偶然性就愈多，它的曲线就愈是曲折。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觉，研究的时期愈长，研究的范围愈广，这个轴线就愈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愈是跟后者平行而进。"
伟人铸造历史的现在面貌。没有历史伟人，历史可能不是这样面貌。伟人为历史赋予形式。所以一定的历史制度常常以伟人而命名，如"斯大林模式"、"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改革"等。但是，世界的整体结构，即历史逻辑并不因是否出现伟人发生整体的决定性改变。
记者：这是什么意思？
何新：举个例子，法兰西自路易14时代以来，就开始了走向工业化和欧洲强大民族国家的进程。后来出现了伟大的拿破仑，他几乎征服了半个世界。他最后失败了。但无论是否出现拿破仑，法兰西上述的历史进程都是一种为当时的总体历史形势所决定的先验必然。
伟人是一种偶然，是天赐一个民族的机遇。伟人会使一个民族伟大，但也有时也使一个民族为之痛苦。伟人缩短历史进程，避免历史的许多曲折性，并且常常把一个民族从世界历史的附庸地位提升到世界历史的中心。
没有伟人，必不会有那一面貌的历史。没有毛泽东，1934-1935年红军很可能在长征中被消灭。在后来的中日战争中，中国也可能早被击败，蒋介石可能投降。但二次大战仍会发生。战后中国仍会与同盟国一同获得胜利。（泰国、印尼等小国不就是如此吗？）战后统治中国的可能仍会是国民党。中国仍会经历工业革命的进程，走向市场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向，但在经济上会成为可能增大对美国的依附性。但中国固有的民族精神终归不会使中国人永远甘居于一种依附的地位。中国还是要走向独立。还是会成为亚太区域的中心。
在美苏冷战时代，中国也还是会成为美苏冷战争夺的对象。
没有毛泽东，肯定不会发生文化革命，不会发生韩战，不会发生越战。
但是，世界历史的中轴主线不会因此而改变。根据20世纪中期的全球地缘战略形势，仍会发生冷战，仍会有两大阵营的对峙。冷战时代全球两极化的基本政治经济结构不会有大的变化。但冷战的结局可能不同，可能会有更长期的对峙。也许苏联阵营会更早地瓦解。最终仍会出现资本主义金融革命主导下的当代全球化，从而出现将资本主义由产业主体提升为金融主体的新阶段。世界历史的基轴进程以及演进序列，作为必然性并不会有多大的改变。
但中国由于没有毛泽东，人民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政党的命运会大为不同。在世界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所居的地位和位置也会大为不同。
5、社会主义不可能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造
记者：如果接受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即社会主义应当是建立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已达到其极限的经济基础上。
但1917年的俄国是一个半农奴制的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尚处在萌芽状态。而1949年的中国，近代工业的萌芽更极其微弱，是一个准封建状态和半殖民地的社会。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人们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在西欧、日本、北美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至今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现实完全不符合马克思的决定论。
何新：这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悖论。在20世纪，已经被许多历史学家反复提出，但始终没有被合理地解释。
记者：你如何看？
何新：其实，我在前几次的讨论中，特别在讨论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已经谈了我对此的看法。在这里，恰恰用得着我在前面引用过的马克思的两句名言：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依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形态为依据。"
换句话说，尽管前苏联和当时中国的意识形态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判断它的时代性质却不能以这种意识形态为依据。
因此，我的观点是，中国和苏联那种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只是名义上的社会主义。其经济政治的实体，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在不发达的前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历史已经证明（正如列宁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所指出的），确实不可能建造高级于资本主义的真正的社会主义。
关于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发生在俄国、中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布哈林曾讲过一个观点。他认为：
"资本主义制度瓦解的最大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许多殖民地之间的联系的崩溃。所谓"民族国家"在战前就已经是一种最纯粹的虚构。事实上，一方面存在着殖民政策的主体，即帝国主义国家，它们是一个复杂的体系，有坚强的圆心和从属的圆周；另一方面存在着殖民政策的客体，它们都带着不同色彩和不同程度的从属性……国家间的联合，归根结蒂要依靠武装力量，这种联合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因此，随着资本国家政权的瓦解，帝国主义制度必然会开始瓦解，殖民地会脱离宗主国，'强国'之间会分裂，独立的'民族国家'会游离……"
［列宁对此的评语是："作者忘记了：（1）最纯粹的帝国主义国家是从民族国家中产生的；（2）在殖民地也可以形成'民族'国家。"］
因此，如果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来看革命过程，就可以得出下面一条总的原理：世界革命过程是从世界经济体系的某些发展程度很低的部分开始的，那里无产阶级比较容易取得胜利，但新关系的形成却比较困难；爆发革命的速度同资本主义关系的成熟和革命类型的程度成反比。
……殖民地起义和民族革命是伟大世界革命过程的组成部分，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是从最弱的、国家资本主义组织最不发达的国民经济制度开始的。"
根据布哈林的观点，最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形态可以爆发最进步的从而直接过渡到超越资本主义阶段的社会主义形式。这个观点后来也被人们广为采纳，用以证明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在落后国家而不是先进国家发生。但是，如果真的如此，那么所谓生产力的决定论就毫无意义了，历史的必然性也就不存在了。
记者：因而你认为，这种跳跃，即由不发达的落后国家跳过资本主义，通过政治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在历史中其实是绝不可能的。
何新：对，绝不可能。
记者：那么如何解释1917年的俄罗斯十月革命和1949年的中国革命？
何新：马克思在论述他的历史决定论时曾讲过以下一个重要的看法。他指出：
"在考察这些（历史）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页。
马克思指出，在观察历史变革时，必须把表述变革的意识形态表象与变革的真正历史内容区分开。例如对文化大革命，我们绝不能因为张春桥讲这个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实现共产主义，就认为这是文革的真正历史内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指出：
"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明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学却还没有达到这种平凡的认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和想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马恩全集》3-46。
关于十月革命，我们所知道的是以下三点：
1、1917年俄罗斯发生了政治革命。
2、进行革命的人认为自己在进行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革命。（革命者当时这样说。）
3、他们根据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现实中试图实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政策。（革命者当时这样想。）
后两点出自革命者主观的"自由选择"。但是，考虑到当时俄罗斯的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基础，以及革命后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包括今天在俄罗斯出现的大规模资本主义；我们完全有理由提问；这个革命的真实历史内容究竟是什么？它究竟是一场超越资本主义的革命，还是将处在不发达资本主义阶段的俄罗斯过渡到发达资本主义的革命？如果是后者，那么，社会主义只是这一革命主观和表层的意识形态。我们不能根据这种意识形态来判断这个革命的真正历史内容。问题在于，这个革命所解决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任务？这个问题，有待于从现实主义的立场，去重新审视！
记者：事实上，今天的俄罗斯、中国都在某种意义和形态上转变为带有某种资本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
何新：我认为，这并不是转变，而正恰恰是脱除了政治革命所附着的意识形态和自我意识的某些社会主义外壳，显露出了由国家资本主义向市场资本主义演变的真实形态。因此，这种转变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换句话说，历史已经证明，被斯大林表述为"一国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体制，正是在半农奴半资本主义萌芽的俄罗斯原有经济基础上，进行以重工业为先导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原始积累阶段。这才是这一变革的真正历史内容。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当时的革命者并非不想建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相反，他们极尽虔诚。只是，历史却和他们开了玩笑，"想进这间屋，却进了那间屋"（列宁语）。这是为什么？为什么革命者当时不能建成高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呢？
就是由于俄国那种落后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文化形态。在这种基础和形态上，存在着历史的必然可能和必然不可能。关于革命问题，马克思曾讲过一个极其重要的观点。他指出：
"'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现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
人们为自己建造新世界，不是如粗俗之徒的成见所臆断的靠'地上的财富'，而是靠他们垂死的世界上历来所创置的产业。他们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
换句话说，即使革命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使人们超越历史的必然阶段。这才是真正的"生产力决定论"。
6、列宁的辩证决定论
记者：从你的这种决定论，我们的确可以对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形成新的解释和认识。从这一观点看，那么，后来所发生的"改革"、"向资本主义"的倒退，就并不是逆转革命进程的倒退，相反倒是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何新：对。事实上，当列宁1918年说对于俄罗斯，实施国家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进步时，我认为他已经从历史决定论的角度充分而深刻地思考过这一点。列宁在去世前写过一篇著名的札记"论我国革命"。在这篇文章中，列宁深刻地思考了关于经济决定论与十月革命的问题。列宁指出，人类历史中确实存在着不可选择、不可绕过的必然性。但是：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固然并不越出世界发展的共同路线，但是使俄国革命显得有别于以前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革命，而且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来某些局部的新东西。"
这些话表明，列宁是一个极其深刻的辩证决定论者。（在此文中列宁还说："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列宁针对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那些机械论的经济决定论者指出：
"他们背得烂熟的一条论据，已成为他们万古不变的金科玉律。这条论据就是：我们（俄国）还没有成长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地步，或象他们的各种'博学的'先生们所说的那样，我们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
'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他们把这个无可争辩的论点，用千百种腔调一再重复，他们觉得这是对评价我国革命有决定意义的论点。"
应当注意，在这里列宁并没有否认这一观点：俄国生产力还远没有发展到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他认为，这是根据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的提出的一个"无可争辩"的观点。但是列宁问道：
"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自问一下：遇到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时所造成的那种革命形势的人民，在毫无出路的处境影响下，难道不能挺身起来斗争吗？这种斗争至少会使他们有一些机会为进一步发展文明争得并不十分寻常的条件。"
"他们只看到过西欧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这条固定道路。因此，他们不能想象到，这条道路如果不作相应的改变（mutatis mutandis），也就是说，如果不作某些改正（从世界历史总的进程来看，这种改变是微不足道的），是不能当作模式的。
我们能够用与西欧其他一切国家不同的方法来创造发展文明的根本条件，那又怎样呢？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是不是因此改变了呢？
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
在东方那些人口无比众多、社会情况无比复杂的国家里，今后的革命无疑会比俄国的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现在毕竟是丢掉那种认为这本教科书规定了今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切形式的想法的时候了。应该及时宣布，有这种想法的人简直就是傻瓜。"《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691页。
记者：列宁讲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何新：十月革命后，西欧社会民主党和俄国孟什维克（苏汉诺夫为代表）总是从以下两点批评十月革命，他们说：第一这个革命违背了马克思的生产力决定论，即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西欧如英法德那种已达到高度工业化和民主化的资本主义基础上才能发生。第二，俄罗斯完全不具备实现社会主义的经济文化条件。他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因此，列宁搞十月革命是错误的。而这篇《论我国革命》，就是列宁对这些批评的回答。这篇文章写于1923年1月，是列宁生前所写的最后文章之一。列宁认为：
（1）关于"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确实"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因为历史是有规律的，规律是普遍性的。这就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路线"。亦即"西欧资本主义和民主发展的固定范式。"
（2）但是，历史还有另一面，即：历史也是由人创造的，人是可以在必然性的大方向下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所以在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为共产党在俄国夺取政权提供了巨大的历史机会的情况下，难道共产党仍然应当无所作为，仅仅由于在理论上俄国还不适合实现社会主义，而放弃这种夺权和执政的机会吗？列宁的精彩提问是：为什么共产党不能先夺取政权，然后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在俄国创造发展文明" 的一切经济和文化条件呢？换句话说，既然在历史中已经出现了共产党执政的机会，为什么不能由共产党领导下在俄国首先创造资本主义文明--然后再去实现社会主义呢？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列宁指出，如果当时共产党默守成规放弃执政机会，那就是认为书本比现实更重要的"大傻瓜"。列宁还特别指出，在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只要共产党面临这样的机会，都应当立即夺取政权--而不要管自身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否已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的条件，然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先搞资本主义再搞社会主义。
列宁因此而引用了拿破仑讲过的一句名言："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再看分晓"。他说，我们就是在1917年先夺取了政权，然后我们开始创造作为实现真正社会主义的前提的新文明，哪怕是"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资产阶级文明也罢。列宁自豪而自信地指出：毫无疑问，我们已经胜利了。这就是列宁的辩证的决定论。
记者：我理解了。
何新：所以"新经济政策"，就是列宁极其聪明地指引的一条新的历史道路，即在共产党执政的条件下，搞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这是列宁晚期经济政治思想的核心。但是，后来的斯大林却没有掌握列宁的这种辩证法。他认为俄罗斯的共产党执政就等于建立社会主义。他认为共产党执政已改变了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历史证明，斯大林错了。
革命可以使共产党和革命者取得政权。但共产党都无法超越现实的经济基础。无法超越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革命后出现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自然秩序"只能适合于现有经济基础的社会组织和制度构造，这不是由革命者能够自由选择的，而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自然和必然地决定的。
人们常讲斯大林时代以及1949年后中国的权力制度有封建残余色彩。其实他们讲得对。但这种封建残余色彩，并不是出自任何人的人为选择，恰恰正是当时那种经济基础及其固有社会关系包括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所必然赋予的。应当说，共产党当时曾竭尽全力，试图在当时经济基础可能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超越这种封建关系和色彩。但是完全摆脱历史基础是不可能的。昨天不可能，后来仍然不可能，直到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中新的经济结构和人际关系结构形成，才会出现新的反映这种更高级关系的更先进的意识形态和文化。
7、动乱与革命是对违背历史规律的惩罚
记者：如果承认生产力的决定论，那么，还会有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因素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或运作，而造成了社会中其他部门或因素的被动性或被决定性？第二，根据这种决定论，如何解释历史中的动乱、不安宁以及社会革命？
何新：关于第一个问题。马克思有过充分的论述。他指出，生产力通过社会内部的分工组织决定生产关系和制度结构的。他说：
"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增加（例如开垦新的土地）。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根据个人与劳动的材料、工具和产品的关系决定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经济基础或经济系统，包涵两个组成部分或系统。一是经济的物质系统，即生产力的系统。一是社会人际关系系统，首先是社会分工的组织，马克思称后者为广义的"生产关系"。他说：
"社会关系的含义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至于这种合作是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则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特别强调"生产关系"是广义的，因为它不仅包涵通常讲的经济组织、资源占有制度（所有制）及分配制度，而且包涵人自身的生产关系：婚姻及家庭的社会组织形式。也包括了社会利益集团的分化，即阶级关系：
"单独的个人所以组成阶级只是因为他们必须进行共同的斗争来反对某一另外的阶级；在其他方面，他们本身就是相互敌对的竞争者。"
在生产力的系统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而在社会经济组织中，最重要的是社会的经济分工组织。生产工具、生产技术与社会的经济分工组织构成一种社会互动。
记者：什么是"社会互动"？
何新：所谓社会互动即若前者发生变化，则后者必受其传导而变化。反之，若后者发生变化，则前者也会受其反作用。马克思认为，在这两种互动关系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乃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函项中的"自变量"，生产关系则是"因变量"。但是因变量变了，函数的总值也会变化。所以，若经济生产力及生产技术发生质的变化--则社会的经济构造必会相应变化。生产力的变化不是单纯指生产力的外延放大，那仅仅反映量的变化。而是指生产力与生产技术在质的方面的提升，特别是工具技术的创新性突变。
若生产力及技术发生这种质变，则社会的分工组织即经济组织就必会发生相适应的变化，从而形成新的分工结构和社会结构。这意味着社会经济组织，从所有制及资源配置到社会产品分配形式，也将发生重大变化。这就导致了社会变革的过程。因此马克思说：
"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对于某一国家内冲突的发生来说，完全没有必要等这种矛盾在这个国家本身中发展到极端的地步。由于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进行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以往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这种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表现为冲突的总和，表现为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表现为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等等、政治斗争等等。根据狭隘的观点，可以从其中抽出一种附带形式，把它看做是这些革命的基础；要做到这一点更其容易的是，这些革命所由出发的各个个人本身，根据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历史发展的阶段而对自己的活动作出了种种幻想。"
马克思特别指出，即使人们有了新的思想，有了变革现实、重新选择的动机，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变革和选择可以成功。换句话说，落后国家的人们并不可能因为掌握了马列主义即可以建成社会主义：
"人们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首先必须创造新社会的物质条件，任何强大的思想或意志力量都不能使他们摆脱这个命运"。马恩选集，第1卷172页。
记者：必然性之所以称为必定性，是因其具有强制性。
但人是自由意志的动物。特别是拥有强大权力的社会统治者，具有极大的个人能动性和自由。所谓规律、所谓必然性，虽然是作用于现实基础中的，但它是抽象的东西。它看不见，摸不到。具有自由意志的人是否可以不承认它，从而不服从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