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论点表明他的确正如列宁所说，没有读懂《资本论》，特别是《资本论》第1章。.4
何新：失败，灭亡，社会动乱和灾难就是对违背这种内在必然性的惩罚。自然规律同样是看不见的。但你看不到、意识不到，规律仍然存在，仍然要发生作用。
比如火可烧死人，这是一个物理规律。你可以不相信，不承认它。你也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比如选择跳进火里去。但火就真的会按照能量和化学的理化规律烧伤你，烧死你。不要认为世上没有这种傻瓜。那些"大法"的信众，认为自己信仰大法，已超越了这一物理规律而具有金刚不坏之身，结果自焚，结果被烧得焦头烂额。
在历史活动中也是如此。经济基础，相关的社会文化条件形成了社会可能性的物质极限。伟人就是能使一个社会发挥趋近极限的人。但任何伟人仍然无法超越历史的极限，这种极限就是历史之必然，就是历史的内在规律。
违背人体生理极限的活动会使人死亡。在历史中违背极限的后果就是政策失败社会动荡以至动乱，直到政权灭亡。
记者：那么可否认为，凡是灭亡的、失败的政权、政策及制度，都是不适应于历史规律？
何新：的确可以这样说。所以，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赞美历史上的那些农民空想主义的政权。例如太平天国一类。在感情上，我们可以同情农民的反抗。但在理论上，它们趁乱而起，由小而大，却不终朝而灭亡，就是因为它们的制度不合于当时的历史要求。它们失败是一种必然，不值得任何赞颂。
一个明智的政权、一种制度、一套政策，在历史中往往是要通过"试错"中而不断修正的，从而趋近于历史中那种客观的必然性。
例如常常有人认为，封建王朝是一种早该灭亡的政治形态。但你到欧洲看一看，维多利亚王朝、霍亨佐伦王朝、哈布斯堡王朝，这些王朝王室，在许多国家一直存在到今天。欧洲至今还有贵族，有庄园，有那么多国王、女王。然而没有人否认英国、荷兰、瑞典……是现代化的发达资本主义。然而这些国家却实现了现代化、民主化。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权能够与时俱进地不断进行改良。
所以历史证明，并没有什么先验优越，天然合理的制度。凡是合乎本国国情及现实需要的制度，都是好制度。
我认为在历史中存在着衡量政策和制度好坏的两大经验尺度：一是看其能否为社会提供安宁和稳定，二是看其能否为社会经济、生产力提供增长和发展的充分机会。
所以邓小平讲得对：发展是硬道理。稳定，面对的是现实，发展，面对的是未来。历史中并不存在天然的好制度或坏制度。凡能够满足这两点的，就是好制度，否则就是坏制度。
人类至今所创造的一切历史制度，天然都是有缺陷和不完善的。但是，制度是可以改良的，是可以通过改良主义的方式不断试错--即不断实践和修正的方式而不断进步的。革命的爆发，常常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愚蠢，即面对社会日益严重不稳定而仍拒绝对政策和制度作明智的调整和改良。
革命本身并不能解决历史中的生产力进步问题。但它可以通过强制性地实施制度改造，惩罚旧的统治者和既得利益者，通过彻底摧毁旧制度的形式，实现对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政策取向的全面改造。
记者：还有一个问题。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所谓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它的涵义究竟是什么？是否是指社会中全部的经济制度？
何新：我理解生产关系就是指社会的全部经济制度。但在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中，生产关系主要是指社会经济内部的分工组织。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组合即生产方式，决定上层建筑，包括法律，政治，艺术以及精神文化的各个方面，等等。
那么什么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当然包括许多方面，但是最根本的方面，就是社会各部门以及人际间的分工组合关系。所有制关系实质也是源于社会分工。正是社会分工的差异，形成社会阶层的分别，形成资源占有的差异，经济收益的差异，形成贫富的差别。这最终也就是社会中的阶级关系。
8、社会分工与社会阶级
记者：这个理论是否适用于社会主义?传统理论否认社会主义中存在阶级。
何新：那是斯大林的观点。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主义中早已消灭对立的阶级。苏联只存在工人和农民两大合作的阶级。恰恰是毛泽东打破了斯大林的这种理论。毛泽东反对掩饰社会主义制度中阶级关系仍然存在这一现实。
记者：然而刘少奇对此则似乎持有不同的看法，他对掏粪工人时传祥说：我当国家主席，你当掏粪工人。我们只不过是分工不同。其他方面都是平等的。
何新：这种说法是不客观的。事实是，一位国家主席与一个掏粪工，绝不仅是社会分工不同，而且在一切方面也都是非常不同的。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权力，权利以及分享的社会资源是完全不同的。刘的说法也许是表达一位国家主席追求与普通劳动者平等的良好意愿。然而意愿绝不意味着同时也是现实。
1975年前后，我曾立志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当时特别吸引我注意力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部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这部著作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合作的作品，书中尚带有黑格尔哲学思辩性的影响，较为晦涩，因此很少被一般的研究者所重视。
但是，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所阐述的历史理论，社会分析的方法论，深深地震撼了我。使我理解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决定论的历史哲学。我意识到，这是人类思想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种极其深刻而精辟的历史哲学。这部书的"费尔巴哈"一篇中作了最系统、最深刻的阐述。
特别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这本书中叙述了他的阶级起源理论，在此书中马克思指出阶级差别的起源，并不是来自于消费资料分配的不平均，而是起源于社会分工。他说：
"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当然是在一这下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然而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在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差别，--这正是由于在分工条件下社会关系必然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这不应当理解为，似乎象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与另一阶级的对立中才出现的，而对他们本身说来只是在他们破产之后才产生的。）"
记者：就是说，马克思认为正是社会分工会导致阶级差别?
何新：实际上，更深刻严密地分析这个问题，应当这样说：马克思认为，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基础，必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分工结构。
这种社会分工结构，就是现实中生产关系(社会经济联系)的基础。
正是这种分工结构，确定了对社会经济资源(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分配方式，从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也就是社会中的阶级集团。因此，是物质的生产力形态决定社会分工结构，决定对经济资源的所有制形式，所有制形式决定社会产品和消费品的分配形式，即生产决定分配和消费，而不是相反。
马克思说：
"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并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
"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现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消失，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颠覆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P·171。
所以马克思曾把共产主义归结为这样一个最终目标："消灭社会分工"。
记者：这一目标将来可能实现吗？
何新：值得注意的是，当代高科技的发展，确实正在为消灭脑体分工、工农分工和城乡差异，提供了技术层面的可能性。
十二、我国经济当前遇到什么问题？
本章原是何新于2000年3月8日接受《华声报》记者采访的一篇独立谈话。此文曾摘要发表于2000年3月/4月的《广角镜》杂志（香港版）。
1、中国需要适应本国国情的经济学
记者：在中国学术界，您充满了争议与传奇色彩，一向有"异端"之称，"斗士"之誉。但这十多年来无论是分析世界发展格局，还是纵论中国发展方向，您的许多建议还是被高层采纳并转变成政策现实。目前您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有何预测？
何新：我没有你讲的那么"传奇"。
记者：我研究了您的《经济政治论文集》。我注意到，实际从90年代初以来，您一直在讲，新古典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误导了中国改革。
何新：中国的经济学具有两个传统。一个是务实的传统，这就是体现在毛泽东、陈云等人关于中国经济政策的设计和制订原则的务实的政策经济学的传统。
还有一个是理论经济学的传统。较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的纯理论具有理论脱离经济实际的缺点。脱离实际有两种方式。改革前引入的苏式政治经济学，是一个脱离实际的概念体系。而改革后引入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是一个玩弄抽象模型脱离实际的概念体系。所以实际上，中国至今还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适应于中国国情的经济学。
记者：你认为英美的新自由主义与苏联式的政治经济学是本质相同的意识形态。但实际上二者是对立的。
何新：苏联流派的意识形态，与英美流派的意识形态是对立的。但二者虽然理论看似相反，本质却非常相似。这也是一种"对立统一"。
它们之间的确互相批判，互相反对。但那只是"鸡讲鸡话，鸭讲鸭话"，两者都错，而并不意味着此对彼错。
它们都是以主观意识形态(所虚拟的某种理想经济模式：前者是中央计划经济，后者是完全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来歪曲经济生活现实。
近代中国没有产生自己独立的经济学体系。由于近代中国经济的长期长在一种不发达地位，中国人在经济学领域一直都是小学生。改革前人们迷信和模仿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学。改革后迷信和模仿萨缪尔森一类新自由主义。立场从左转到右，但一直都是相信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伪科学）。
中国的所谓"主流"经济学究竟是什么呢？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讽刺当时的德国经济学说，"他们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零售外国大商行洋货的小商贩。"（《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
马克思的这个批评有点片面，实际上当时德国已形成李斯特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国民经济学。是极其重要也很有特色的。但这一批评倒是与我国经济理论的现状有所贴切。因为中国至今还从未形成切合中国国情和政策需要的原则性经济学体系。
运用错误的理论必然发生错误的导向。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89-1990年当时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对我国经济困难的实质判断失误。当时主流派经济学家都认为当时发生的物价上升等经济困难的原因，是由于经济过热"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这一观点一再被写进
1988-199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记者：失误在哪里？
何新：其失察在于，把由于物价一揽子放开所导致的物价上涨，当成了通货膨胀。我在1988年-1989年也曾产生过这种错觉。到1990年，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判断错误。
这实际上是源于1988年我的一个理论失误。
记者：您的？
何新：是的。1988年，我在《经济学周报》及香港《明报月刊》上发表了一组针对赵紫阳发动的取消价格管制政策的批评文章，题目是"由通货膨胀看经济改革失败原因"。在文中我明确地针对当时经济形势而引入"通货膨胀"这一概念--此前很少有人主张社会主义也有通货膨胀。文中说：
"我认为，近年来中国经济中发生的物价上涨现象，是由于经济推敲和政策失误而导致的一种恶性通货膨胀。而并非一种合理的、出自周密计划，从而方向及后果可以受到良好控制的良性物价改革。"
又说：
"根据通常的定义，所谓通货膨胀，就是物价总水平大幅度地普遍增长。"《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第513页。
这一组文章当时引起了最高层领导人的注意，是我在经济学问题上最早发表的言论。
在这一组论文中我所针对的物价上涨，也就是张五常、弗里德曼向1988年初向赵紫阳所建议并被采纳，令张五常为之"激动不已"，"夜不能寐"，估计到可能由此引发社会动乱的所谓"一揽子放开（一步到位）"，"长病不如短病"的"价格改革"方案。参阅本书第16页。
我的批评当时成为来自理论界的一种公开、有力的不同声音而震动了高层领导，引起了高层对这一改革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后果的警觉。
但是另一方面，我当时的立论是立足于对"通货膨胀"以及"需求"、"总供给"等经济概念的一种不确切的理解。
记者：为什么？
何新：通货膨胀是有特殊涵义的概念，通货即货币，货币超量发行过盛，就会发生通货膨胀。
但是价格上涨只是一种经济现象。可以有多种原因引起价格上涨，例如灾荒之年，即使货币没有增量发行，由于供求出现缺口，也会出现物价上涨。这种价格上涨的原因并不是通货膨胀。1988-1989年发生了物价混乱和物价急剧上涨。其直接原因是当时的价格政策发生了突变，并非超量发行货币造成了价格急剧上涨，因此确切地说不是通货膨胀。
80年代的经济学家似乎普遍没有真正搞清凯恩斯"总需求"、"总供给"这两个概念都是货币资本的概念，而非关于实物供给的消费概念。因此不仅常常误解和误用这两个概念，而且有时是在反义上将其误用。就我个人来说，是在1989-1990年更深入地研究了当时中国面临的经济困难后，才意识到这种误判的。1990年7月-9月致李鹏总理的信，参阅《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第507页。
当时人们没有看到事情还有另一面。早在1988年-1989年的经济中，已经发生了工业库存的巨量增加和企业资金的周转困难。这种周转困难当时表现为现金荒(通货紧缩)，银行信贷呆坏帐增多（潜伏着金融危机），以及民间利率高企即高利贷经济的扩张。
就是在这种资金短缺的背景下，才发生当时沿海地区的一系列非法金融集资活动，包括"抬会"形式的民间高利贷。"抬会"又称"老鼠会"，是流行在东南沿海区域的一种民间高利贷金融组织。
中国众多的企业主要是依靠贷款而不是利润在维持运转。而国家则以不断扩张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撑着经济的成长。
记者：价格上涨一般被人们认为是通货膨胀。而资金短缺则意味着通贷紧缩。这是两种相反的经济现象。
在1988-1990年，中国发生的情况究竟是什么？
何新：这一点我下面再解释。但是人们之所以误用这两个概念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当时许多经济学家正迷恋于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他们相信科尔的"瓶颈"理论，相信只是由于计划体制的不良，造成对于生产的供给瓶颈、资源配置不合理，因此计划经济中总是存在"供给小于需求"。错误的理论导致对于形势的错判。
1989年以后出现的"贷币荒"，反映了企业流动资金短缺，是需求不足的明证。这种需求不足发生的机制，是由于生产部门产成品不能在市场上找到有效需求。从而转化为货币和利润，使货币不能顺畅回流到生产部门完成货币运动的循环而造成的。国家及银行投入生产部门的源源不断的货币物资流，在生产部门都转化为产成品的巨量积压库存，这就是生产过剩。
但另一方面，生产规模还在财政赤字及信贷供给的支持下不断扩张，终致造成资金、资本物供给的巨大缺口。表面看是供给不足造成危机，真正的根源，却是由于经济陷入恶性循环。（由于投资无法增值和回收。）
记者：我注意到，你很早指出了中国经济循环中的涨、落周期问题，及其与政治周期的关联。经济周期的问题虽然并非你最早提出，但你是把生产过剩和生产力过剩这一机制与中国的国内经济周期联系起来作分析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何新"论我国经济改革指导理论的失误"，收入《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下册，第503页。
何新：我认为在计划经济下不仅同样存在经济周期，而且其机制与市场经济中具有本质的相同。只是由于受到一系列约束条件，在现象上会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必须把本质与现象区别开。
改革前有四句顺口溜：
"生产报喜，仓库报忧。银行忙贷，财政虚收。"
反映的就是这种由于生产过剩而导致的需求不足。存货的剧增，汲干了大量资源和资金。表面反映为投资需求扩张，实际却是市场需求不足，以致生产部门资金回收困难，利润下降或无利可图。
当国家提出"治理整顿"而以紧缩货币政策中断生产企业货币供给源时，经济循环即不能继续进行，于是往往发生紧缩效应导致的经济衰退。
在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出现通货紧缩，因之而发生"三角债"--债务链的断环。
而当时许多经济学家缺乏对工业经济是一个连锁性货币及物资流动循环的认识。只从表面上看所存在的原材料及能源缺口，即所谓"供给瓶颈"，因之而提出了"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诊断。
根据这一诊断，国家必须立即收缩货币供给（实施货币紧缩政策，这是典型的弗里德曼式的货币主义政策），同时应该囤积物资，限制出口。这就是"治理整顿"。这是一种由误诊出发而开出的错误药方。从而使1989-1991年中国经济跌入了衰退的低谷。（同一类型危机，也发生在继1992-1995的房地产投资高峰之后的金融紧缩时期。）
这实际是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反映到政治层面和政治斗争中，这就导致了1989年的事变。
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并未得到正确的认识和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在当前的国民经济中都仍然继续存在。
2、社会主义经济中的经济周期及发生原因
记者：你认为计划经济下的经济机制，与市场经济中的经济机制，是否有所不同？
何新：在表现上是不同的，但在本质上却具有相同点。
例如，80年代国内流行匈牙利科尔内的所谓"短缺经济论"，这就是一个极其表面化的虚假概念。"短缺经济"只是现象。它有时反映的往往是通货膨胀，有时反映的是通货紧缩。不可笼统而论，也不成其为一个独立经济范畴。
社会主义经济中，经济周期与资本主义表现有所不同。这种不同并不表现在投资者由于无利可图而收缩（凯恩斯所谓"投资流动偏好降低"）"流动偏好是一个晴雨表，它显示出我们不信任自己关于将来的计算和常规的程度。"（凯恩斯《就业一般理论》，转引自哈里斯《新经济学》，1947年英文版，第187页。），而表现在国家财政超收入扩张，以至出现赤字。经济的高峰期往往出现赤字财政。直到财政不堪重负无力扩增，出现资金困竭，遂导致国家金融(信贷)和财政政策的急剧收缩(紧缩)。
在高峰期的财政赤字往往导致两种后果：（1）社会持币过量，引发显性或隐性的通胀。（2）生产部门原料及能源后继供给困难，形成所谓"生产瓶颈"。在这两种情况下，都会发生物资供不应求的现象，前者表现在消费品方面，货币似乎大于消费品供给。后者表现在原材料及能源即资本品方面，供给不足造成生产停顿，企业面临停产。
表面看，这似乎都呈现了需求大于供给的现象。但这种现象，与市场经济中的"货币总需求大于货币总供给"完全不是一回事。货币需求大于货币（资本）供给，意味着通货收缩造成的经济危机。而货币供给大于货币需求，即货币超量供给，才会造成通货膨胀。所以我说当时许多经济学家恰恰仅用了一这两个概念。
1991年在古巴，古巴领导人根据传统的苏联模式政治经济学原理，对我讲在古巴没有资本主义的通货膨胀。我对他们说：古巴人民手中持有巨量货币。但是物资、商品完全凭票证供应。离开票证买不到任何商品。而票证在黑市上具有价格。票证黑市价格，就是商品的黑市价格，也就是真实的通货膨胀价格。由于实物不可能供给而发行票券，限量配给。另一方面又大笔发行货币，用以支付工资和奖金。这就造成人民持币待购，造成民间巨大的货币存量。这就是隐性的通货膨胀，是通货膨胀在计划经济中受到国家约束而发生的畸形表现。
反过来道理也是一样。科尔内说，"短缺经济"是计划经济的特征。是计划失调造成的。如果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短缺"就可以消灭。这是大错特错的。
短缺的实质是什么？是贫穷。单纯的市场经济能够消灭贫穷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重大问题。
你要知道，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中国许多人之所以热情地拥护"市场经济"，就是因为他们以为自由市场经济可以消灭"短缺"，即可以消灭贫穷。市场空想主义（乌托邦）的根源就来自于此。
但是，请你看一看当今的世界。亚、非、拉美，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早已是自由市场经济。（中国在近现代史上，19世纪末--20世纪中期，也是自由市场经济。）在这些国家中，例如秘鲁、墨西哥、阿根廷、印度、印尼、菲律宾以及非常的所有国家，还有现在也已实施私有化政策和向自由市场转轨后的东欧和俄罗斯，是否消灭了短缺、贫穷呢？根本没有。
一些经济学家喜欢大谈特谈自由市场中的"自由竞争"机制。自由竞争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告诉我们，是"优胜劣败"，"强（适）者生存"。但他们却似乎没有意识到，所谓优胜/劣败；正是通过竞争实现两极分化的同义语。竞争中弱者的命运是什么呢？是"失败"，也就是贫困化。
所以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意义中先验（必然）地包涵了贫困现象，即凯恩斯所谓"富裕中的贫困。"只是失败者的这种贫困，根据竞争机制下的弱肉强食原理，而被看作"自由主义"者看作天经地义的。
的确，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不再会有"排队现象"，不再会有持币待购现象。为什么？因为穷人们手中根本没有货币。但是，照样会有"短缺"和"贫穷"。只是这种短缺已不是通过票证而是通过价格机制分配的，如此而已。钞票取代了票证，如此而已。
所以，贫穷--短缺并不是计划体制本身造成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记者：你对国企的效益问题怎么看？
何新：关于国有企业效益问题。这是一个复杂问题。这个问题在合理层面上，可以归结为一个凯恩斯的概念，即"资本边际效率（益）"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经济问题。但实际上，主张私有化的人们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以这个问题预设一个意识形态的预设陷阱。提出所谓"国有企业效益问题"，暗涵以下两个假定：
（1）所有的国企似乎都有效益不良问题。这是假命题。
（2）似乎仅仅国企特有效益问题，私有或非国企则无此问题。这又是一个假命题。
所以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虚假问题，是熊彼特所谓的"虚构问题"。熊彼特在批判韦伯所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时提出"虚构问题"这个重要概念。他说："所谓虚构问题就是分析家自己使用的分析方法带来的问题。……其中包含方法论上的根本错误。"（《经济分析史》1-128）
荒谬问题必然引出荒谬答案利用这一虚假问题很自然就可以引导到如下的思路：
由于所有国企都有、并总有、并必然有"效益不良"问题，且解决不了。那么唯一办法就是"改制转轨"--转向解散国企的私有化是改善中国企业经济效益的必然出路。这就是"破产"经济学家们所提出的结论"人间正道私有化"。
其实这个问题根本就是一个假问题，是一个以问题的形式暗涵了问者所要引导的答案的意识形态陷阱。
记者：但是，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竞争中，确实有很多落败的实例。
何新：人们早已指出，国企有很多包袱，例如劳保、离退休人员等。而民企则没有这种包袱。民营企业实际上往往可以用低工资在竞争中打败国企。这个问题可以用马克思的经典术语来解释，就是民企的"绝对剩余价值率"高于国企。
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就是国企缺乏一种与民营企业的公平竞争机制和竞争环境的问题。
记者：您指的是什么？
何新：让我举个例子。你知道近年国内金融成立了一批股份制银行。
记者：是的，例如"邮政储蓄"。
何新：一家国有银行的基层行长曾对我说，股份制银行内部财务远比国有银行松懈，受监管力度小得多。因此表面上，股份银行与国有银行的储蓄利率是一致的。但实际上，由于其内部财务的零活"机制"，对大额储户，他们可以以各种形式提供资金优惠，包括提供高达4‰的贴水，即变相的高息吸储。这样，在与国有银行对储源的竞争中，股份制银行即占据了极大的优势，夺取和吸纳了大宗的储户。导致国有银行的储源急剧收缩。
记者：提供如此高的贴水和利息，但货款利率如未相应提高，银行不是会亏损吗？
何新：实质是亏损，但帐面则未必。只要能源源不断地吸入新增的储金，这种亏损在帐面上完全可以被掩盖起来。这就是一个国企在不公平竞争机制下之所以落败的实例。现在的中国金融业并没有对外完全开放，仍处在一个国家保护的外壳下。如果中国对外全面开放金融业务，开放人民币国内业务，则可以肯定，在与具有更灵活的内外机制的外资银行的竞争中，国有银行将会被打得彻底一败涂地。
记者：当前在国内经济中，重复投资、生产过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个问题是您1990年向政府指出的。但是，您认为国家当前应当如何面对和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呢?
何新：解决生产过剩，有三种办法。
一是消极的办法，即破坏自身的生产力。例如我们从小学就知道的，30年代美国农业生产力过剩，就关闭农场，毁掉农业机器，杀死奶牛，把农产品、牛奶都丢到海里去。
二是积极的办法，即开拓新市场，扩大市场容量，特别是拓展国际市场。西方工业化国家之所以一天不能放弃世界市场，正是由于国内的工业生产能力过剩所决定的。(但由此可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通过某些经济学家开给中国人的以"内需主导发展经济"的药方，乃是一贴毒药。)
三是搞垮竞争利润和市场的产业对手，从而保证实现对市场的垄断和持久控制。从这个观点看，前苏联和东欧传统工业基础的崩溃，恰恰为美国及西方工业在这些地区的拓展提供了巨大的新市场机会。可以说，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即自杀性的经济改革，客观上帮助西方产业打垮了其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的产业对手。而且不仅是在这些地区，由于前苏联和东欧工业也曾占有亚非拉第三世界地区的广大市场。因此东欧国家工业的休克性崩溃，也意味着第三世界市场向西方工业的转移。可以说，正是"休克疗法"帮助美国和西方摧毁了苏联和东欧的产业竞争对手，这才是布什所谓"冷战胜利使美国获得和平红利"的真正涵义。
令我感到困惑的是，中国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之初拒绝了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再推荐和鼓励我们试验"休克疗法"，从而取得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但在近年来，我们却不断以各种绞杀性的经济政策，逼迫打压我国国有工业的内外生存空间，从而逼迫其破产，以此作为解决"生产过剩"的药方，这实际是在变相地重新走上"休克疗法"的前车之覆辙。
3、中国威胁论的经济含义
记者：您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有何预测?
何新：关于国家的前景，我只想讲两句话：①如果中国能够持续保持较长期的社会稳定，那么在21世纪上半叶，从总体综合国力讲，中国将可以成为世界超级强国。②但是，今后的10年对于中国也将是非常危险的10年。因为各种不可测的不安定的因素正在积蓄，很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地汇聚而释放出来。
记者：您的根据是什么？
何新：关于这一点。改革开放的20多年来，已经把过去生产关系中不利于生
产力发展的结构基本上都打破了。在这个进程中，中国最令西方发达国家感到害怕的一种资源得到了解放。这就是中国所具有的数量巨大的廉价劳力这一资源--既包括体力劳力，也包括智力劳力。而且由于中国的特殊文化背景，中国人的文化素质十分优秀。这种优秀而廉价的劳力资源的解放，是使中国的产品能在短期内大面积地占领世界市场的主要原因。
如果我们回顾80-90年代，我们会注意到此期间世界经济由于中国经济的崛起而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自70年代发生石油危机和西方货币危机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社会主义（中国、以及苏联为首的经互会）同时遭遇了经济陷入停滞的"滞胀"危机。这种滞胀在西方表现为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在东方则表现为经济停滞和物资特别是消费品短缺。这实际上继30年代大萧条之后发生的又一场世界性的表现相对温和的大萧条。
记者：你怎样理解西方所谓"滞胀"？
何新：70年代美国经济发生了"滞胀"，当前中国经济中也发生了"滞胀"。所谓"滞胀"，实际是泡沫经济的同义语，即另一种表述或说法。
滞是停滞。在实业生产领域中，生产过剩，库存上升，就业率下降。同时资本过剩，众多困置资金流向少数可以炒作的资产项目--股票证券、房地产，众多资金追逐有限的资本项目，造成其虚拟价值的无限膨胀，并带动相关项目的价格上涨，即通货膨胀。一方面是衰滞，一方面是通胀，这就是"滞胀"。这种情况的实质仍是经济（投资）景气不振的产物。美国于80年代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包括在全球解除汇率管制，让汇率随市场自由浮动，其结果是得以向世界滥发美元纸钞，造成了近年全球范围的滞胀。以自身的虚拟资产吸引了大量国际资金，向全球转移了滞胀，造成了美国90年代初以来的长期虚拟景气。
30年代的大萧条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导致了冷战的加剧--实际是没有硝烟第三次世界大战。这场战争的最终结果是苏联及东欧集团（及经互会组织）的彻底崩溃。正是冷战的胜利，使得直到90年代初仍处在危机中的美国经济在90年代中后期（克林顿时代）得到了令人惊异的复苏和令人瞠目结舌的奇迹回升。这一转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我认为，奇迹发生的根源在于三点：
1、 苏联崩溃及其为首的经互会体制的彻底解体，不仅消除了美国及欧洲的在世界经济特别是第三世界经济中主要的工业竞争对手（包括在军火工业领域），而且为美、欧开辟了工业化投资的巨大新的市场空间，特别是东欧地区。从而刺激了美欧经济的复苏。
2、在美欧日的竞争中，美欧联合压制了日本80年代的西进（向南北美及欧洲）发展战略。随之美英联手在东亚发动金融突击，制造了震撼亚洲的金融危机，将日本经济锁闭于长期衰退的境地。同时在这一危机中由东南亚浮退出的巨额国际游资，被美国以"网络新经济"的投资导向牵引到美国国债和证券市场，使美国吸纳了源源不断的巨额外部资金。
3、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引入资金技术，与中国高素质的廉价劳力相结合，使中国成为巨大的消费品出口国。这种廉价消费品主要以美国为出口基地，为美国消弭了发生通货膨胀的隐忧。
由此可见，中国成为出口国，事实上为9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复苏，提供了一个强劲的增长源。
然而，事物都是两面的，当前全球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一个变革的、动荡的、甚至酝酿着局部（也许是大规模的）战争的不稳定时代，正在临进。中国应该有所准备。
如果没有近年中国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突飞猛进的市场扩展的，由于中国经济近年来已持续遭遇不景气，本为这几年日子会很不好过。
事实上，西方所谈的"中国威胁论"，最主要并不是指中国在军事上会威胁谁。因为他知道中国目前在军事技术上和西方高科技的军事力量还是不能匹敌的。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如果中国按照目前的速度继续发展的话，中国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将会越来越高。同时，如果中国继续采取这种外向型发展战略的话，人们所谈的目前一些看起来不可解决的问题，比如说，土地资源的相对狭小、人口众多、还有国内资源的稀缺这些问题，都会找到解决的对策。这些问题在中国一国经济体制内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因为，仅仅依靠内需拉动，资源会越来越少，土地会越来越狭小，人口会越来越多。但如果中国把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市场和资源的话，中国的工业品向全世界输出，获取外汇积累，加上外部资本和新技术的流入，那么这些问题就都得到解决，而中国也将不断地强大起来，不可遏制。
记者：您提示了一种向外看的思路。但目前多数经济学家所谈的却还是关于"内需拉动"的问题。
何新：近代资本主义起源于重商主义。而重商主义的本质就是向外看主义，就是外贸立国主义。没有对外贸易，没有世界市场，就没有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
现在很多人主张中国要搞资本主义，但他们却不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祖宗不是亚当·斯密，而是重商主义。实际上，自宋代到清初，中国已出现了早期的向海外拓展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是这一进程被清初闭关自守的海禁政策而阻隔中断了。从实施这一政策之后，大清帝国日益衰落。清帝国亡于政府的财政危机。道光皇帝禁烟，有道德原因，更主要的原因是白银外流，国内通货紧缩，政府面临财政危机。
而西欧资本主义，通过地理发现以后的世界市场开拓，却以进攻的态势勃勃兴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都是以小国寡民而成为世界霸主。靠的是什么?是开拓世界市场而取得的金融和商业的支配力量。
现今的人们忘记了这一段历史。滥谈什么中国的环境危机、资源危机、制度危机。殊不知，这些危机的根源是经济学中的一条重要规律：单纯依靠内需市场解决不了工业化发展中的成本上升和资源短缺问题。
看一下日本就知道了。日本在那样一个小岛上，聚集着2亿人口。就人口密度、资源紧缺和土地稀小来讲，比中国问题要严重的多。但日本仍然能成为世界先进强国，为什么?因为日本的市场在全世界。日本可以通过对外输出，输出它的商品、技术和金融，获取高附加值的收益，就解决了这些问题。
西方现在发现中国也有人懂了这个道理。中国正在成为一个向外看的国家。如果中国这种外向型战略成为中国的国家战略，按照现在这个速度持续发展下去，那么在未来的50年内，中国将成为世界市场中最具竞争力的大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