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论点表明他的确正如列宁所说，没有读懂《资本论》，特别是《资本论》第1章。.11
1、精英主义制度在社会管理上根本没有出路
精英主义制度在社会管理上是没有根本出路的，它需要大多数人长期不断克制为满足生存需要而必须被满足的欲望，为精英阶层的欲望被优先满足作贡献，由平民阶层主动为精英阶层的利益作让步，这样才能保证最坏的社会局面不出现。不是精英阶层具有第一责任，反而是平民阶层负上全部责任，这样的管理怎么可能有出路。
管理的一个铁律是：团结多数。管理必须要给绝大多数人提供出路，并借以使多数人对基本管理制度产生认同，否则管理是不可能成功的，或者是即便成功管理成本也必定会高到无法承受的地步。如果说西方曾经在占据世界资源多数的基础上，实现了中产阶级在社会中占多数的话，那么这一条道路将永远没有可能在中国变成现实，精英主义制度在中国不可能有任何前景，最近20年来中国社会中普遍的行为失范，就是因为精英主义不能给中国多数人以出路或者成功的机会。在精英主义制度里全世界范围里也一定是多数人没有根本出路，或者是根本没有出路，因此这种管理是不可能有普遍意义的。精英阶层尤其不能放任自己的欲望和私心，需要主动地向弱势阶层协调和让步，以追求社会整合的实现，并在社会整合的基础上开展社会教化，建立起普遍的社会目标认同，在认同的基础降低管理的困难和成本。
管理的无奈在于：在社会财产私有制的态势下，要调和分异(分离和异化)的利益主体去为一个非平等的目标努力。丛林法则导致的利益分化，不管是道德法则还是丛林法则，都很难予以消灭。所以管理不可能有所谓终极的和先进的模式，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一信条，这是一条在"必然王国"里没有尽头的回环往复之路。美国管理大师哈罗德-孔茨提到"管理学的丛林"，管理不仅是处在他所说的学术学理的丛林之中，而且在现实里，也确实还处在一个看不到出路的丛林里。学术毕竟不能不反映现实，而现实的矛盾也不可能不投射到学术世界里。
管理是推动人们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的手法，管理的成效最终需要有结果来检验，所以只要是效果不错，"朝三暮四"的必要性显然存在。而管理的目标却是文明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管理手法和艺术可能收效于一时，却不能收效于一世，正如中国农民的谚语所言"按下葫芦浮起瓢"。世界上最著名的管理学大师，十个就有九个出自美国，并不是美国特别喜欢标新立异和无病呻吟，而是管理在不停地提出新问题需要新答案。这样的新问题永远不会被穷尽，代表的是体制内的异化主体对管理目标不认同的意志力量，这是一个对管理目标和手段的永恒挑战，是所谓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管理困境的解脱，也许需要文明回到它的源头，回到失落的道德自觉时代。除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理想之路，我个人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光明。毕竟，有谁能够把道德自律、克己与相互关怀的人类理性和良知精神，进行条分缕析的量化管理，并把它与经济利益和司法威慑建立起挂钩关系，用低到可以承受的社会成本来加以管理，除非有"全能、全知和全在"的上帝存在，谁又能为人类自己掌握这样的公正天平。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老子》一书，开宗明义指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也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外在的人为的制度和法律，无论多么完善和高明，如果不通过人们的自觉遵守来起作用，仅仅依靠外在的监督和管理手段来应付，其成本必定是社会所承受不起的，看一看克林顿道德失律的监督成本就知道了。诚如老子所言，对于典章制度的迷信是靠不住的，而法制的产生正是在氏族社会解体后，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出现深刻分化后的权宜手段，国家暴力机关的产生正是出于强制管理的需要，国家暴力的存在就是社会管理没有根本出路的真实写照。
今天欧美日的企业环境，远远比中国好，这是因为欧美日大企业具有技术垄断地位，和建立在技术垄断基础之上的资源垄断地位。全世界的资源对欧美日来说都是予取予求，所以欧美日社会比较富裕，人均购买力强市场容量也大，成功机会多，所以有比较普遍接受游戏规则的愿意。中国企业正道成功的机会少，普遍有"穿墙打洞"的冲动。笔者在企业工作多年，见过许多港台老板素质极低但是却成功，也见过国内人士创业的艰辛和困难，到头来却是灰头灰脸，并不是智慧和努力不够，确实是成功的机会太少和没有正常出路的缘故。中国企业要实现资本积累和发展过程，不仅外部竞争环境差而且自身实力不足，也缺乏基本的辅导和保护，最致命的是没有良好的金融体系支持，所以成功的背后需要非同一般的支持，最容易和最可能得到的就是政治权力。腐败和权钱交易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体制问题。而且政治权力和金钱的结合确实也是民主的一种经典过程，这一点无须讳言。
实际上在西方企业管理上存在一种"伪道德效应"，即在经济成长迅速的时代，在资源优先集中的少数地区，多数人都能够享受到发展的成果，所以容易造就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阶层利益的协调也比较容易。"伪道德效应"的成立条件是能够给特定区域之内的多数人口提供以现实出路，这在实际上是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来缓和人与人之间的深刻矛盾，是以中心地区与外围关系的利益输送的扩大化，来弥合中心地区的深刻社会阶层分裂。反过来，在萧条时期，就必然引发以邻为壑的举动，1930年代的大萧条，就引发金融战和贸易战，最后发展为世界大战，这一段历史所有的精英主义者想必都不陌生。中国社会上精英们与民众协调差，主流媒体长期妖魔化农民，就是因为资源有限利益不够分的缘故，既没有人与自然关系相缓和的出路，也没有外围地区可以转移矛盾。所以中国精英面临着空前的自觉协调使命，否则一味地鼓吹精英主义化听任目前的趋势发展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就是走
老蒋"制造革命形势"的老路。
2、超越诉求现代化和民主的精英主义预设立场
由于技术的进步，今天人们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用人力来营造居住和生存环境，以空前舒服的状态生活，达到一个前人所难以想象的富裕和发达程度。但是这种生存环境是以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为营造和运行代价的，发达的程度越高每单位个人所消耗的资源也愈多，以地球有限资源所能够支持的富裕人口就越少。现代化观念的核心和魅力在于：肯定人们欲望应该得到技术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予以满足的正当性。现代化观念本身就是"感觉第一"的消费主义和"追求老子天下第一"的精英主义的肯定性前提，这个前提符合人们的最原始欲望，全面否定了人与自然是否应该协调，人与人要不要和谐相处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化是一种价值而不是科学，是一种无须证据和证明的基于人类欲望和感觉的价值。
所有的民主都不可能不是"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的民意代表不可能是普通工人和农民，只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们，代议制民主无疑是要求广大民众对精英主义政治制度的各种施政策略进行"票决"，对何种不同利益集团的精英主义执政集团进行选择，而永远不可能依仗票数优势选择出毛泽东那样的平民主义者和平民政策，因而也不可能在任何程度上进行有利于平民的制度变革，所以民主不过是精英阶层需要的对精英主义制度的合理性进行全民追认的政治形式。所以现代化和民主的预设立场并不难予以解读，这种预设立场在国际关系上是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不仅是有利于在全球推广精英主义制度，而且精英们将会在这个制度中对西方国家的国家利益予以优先确认。
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是基于在地球资源分配上的优势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就是建立在垄断价格的基础之上的，而第三世界在国际市场上以竞争性价格出售产品，则是一个不能动摇不容更改的前提。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贸易体系中，西方的富裕和发达才得以维持，正如前联合国秘书长所言"发达以不发达为基础，少数人富裕以多数人穷困为条件"。现代化在资源制约之下，永远只是一部分人的价值，缺乏普及到全人类的物质基础，是精英主义者所能够实现的梦想，这个梦想以破坏多数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为前提。所以现代化这个无须证明的价值，是彻头彻尾的精英主义价值。
从来也没有一个时代象今天这样，把技术进步无限制地用来建立和维护少数人独占资源的优势地位，多数人被蓄意地排除在技术进步的受益范围之外。这是西方以丛林法则为基础和核心源流的文化，所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致命伤。这不仅导致人与人之间不可协调的根本矛盾，而且也造成人与自然的空前矛盾，这在根本上违反了中华文化的协调准则。而且这两大矛盾的恶性发展，还导致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技术进步的封锁。西方文化在其本质上是一种"物本位"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工具理性在资本主义兴起时代，曾经是加速技术进步的主要动力，但是今天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可以说是荡然无存。战后世界在美国的主导下把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大量用来进行军备竞赛和建立并运行足以毁灭全人类的威慑力量，追求技术进步的目标竟然主要不是为人本身受益而进行。
由于计算机和智能技术的进步，富人将有可能不依赖于剥削穷人的劳动成果而过活，所以"两极分化"的和平共处也已经受到质疑和挑战。因为在工农业剪刀差时代，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索取还是有限的，在垄断利润时代，西方为了造就"伪道德效应"成立的条件，对资源的索取已经危及自身的生存环境和后代的生存利益。因此"文明的冲突论"甚嚣尘上，核战争和历史上曾经被西方人广泛采用的种族灭绝政策，越来越走近人们的视野，是不应该感到奇怪的，美国的TMD和NMD计划就是为此做准备的。姑且不论美国在技术上有没有成功的可能，其它人有没有有效的反制手段，单是这样"最后的疯狂"计划，就应该引起全人类的良知反省了。
3、确立适度发展理论
全人类最终都必须放弃征服自然的狂想，实现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在与自然资源相适应的基础之上来安排生活水平；要真正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必须放弃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少，尤其缺乏实现富裕和发达的资源条件，大概必须在全人类中第一个放弃富裕发达的梦想，率先采用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适度发展"之路。
"适度发展"的概念与可持续发展在逻辑上等价，但是在现实中有根本不同，可持续发展的思路是一种对自然资源有限性的一种被动体认，只涉及人与自然的被动适应关系。可持续发展是属于"知"的范畴，而适度发展则是"知行合一"。适度发展则不仅是要求主动选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且也需要在社会上克制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明确在适度发展战略中，富裕和有优势的阶层具有第一责任--首先克制自己的奢侈消费欲望。最终需要以"人与人的主动协调发展"保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不可能在一部分人富得流油，同时另外一部分人穷得叮当响的情况下，还能搞成什么"适度发展"实现什么"人与自然的主动协调"。
适度发展战略的落实，需要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与之相适应。中国最近20年盲目的与国际接轨和向洋人看齐，实际结果就是在社会上带来消费层次和就业上的鸿沟，促进和扩大了两极分化和畸形发展，社会整合和协调程度下降社会矛盾激化。在最近的二十年中，中小城市和县城整体趋于破产，工业向大城市集中，全国工业向沿海集中的趋势非常明显，而且上海明显又有那种"十里洋场"的味道，重新获得西方垄断大企业占领中国市场的跳板地位。
改革开放一个最重要的预想政策后果，就是会带动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并提升中国的自主技术能力，从而实现现代化。在二十年后，我们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西方跨国公司正是依靠技术垄断地位才获取垄断利润的，所以关键技术和核心加工能力是不会转移的，而且由于中国地方政府的地方利己主义，一味地以增加产值带来税源为主要目的，实际上连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目标都无法坚持，更何谈争取真正的技术能力关注。最明显的是天津摩托罗拉公司，虽然曾经许诺在中国销售额达到多少以后，将在中国投产芯片工厂，今天销售额早已超出数倍，芯片工厂仍然连影子都没有。所以在中国政府和外资企业的互动中，是外资企业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而我们的政策目标完全落空了。
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曾经确立了一些"适度发展"的主要原则，如反对两极分化（收入平衡）和畸形发展（地区平衡），注重适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非高科技的适度技术），注重技术工人的培养，在工业产品结构上注重大多数人口的最基本需要（适度产品战略），刻意减少利益纠葛（公有制是一个得力的制度安排）以增进整个社会发展目标的可协调性等等。不过这些都成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对象，被错误地认为是妨碍现代化和经济效率的旧体制因素。实际上在毛泽东时代后期中国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是人类在资源的压力之下，第一次与自然的主动妥协，在人口规模上进行自觉控制以与自然相适应。
中国自然资源不足，改善民众基本生存条件实现真正的小康，需要在生物资源增长上想办法，这个办法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大力推行，就是减少自然灾害的影响增强土地的生产力。目前容易做的工作已经不多，需要使用大规模的调水工程，来解决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不匹配的现实，因为有增产潜力的土地都在缺水的北方，这需要建设规模庞大的调水工程，需要集中全民族的力量。要尽可能实施矿产资源节约的政策，如加强农村的秸杆还田减少化肥使用，有意识地抑制个人的资源密集型消费如小车消费等等。只有这一道路才能为中国的多数人口，提供一条现实的出路。
所以适度发展是基于道德主义这个中华文化的核心源流，是从整体协调出发的，是排斥西方文化的核心源流--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适度发展理论具有非常强的渗透性，具有三个层次上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采取适度产品和适度技术方针，高档消费品和节约人力型技术不能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在第二个层次上追求"人与人关系的协调"，要求精英阶层承担实现社会整合的第一责任，放弃无限制地追求优势地位的努力，这是政治问题；第三个层次是"中国与外国关系的协调"，由于中国能够在适度发展上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协调整合，因此必然能够达到孙子所说的"上下同欲者胜"的境界，在贯彻国家战略意志上能够实现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局面，这就能够用无形资源去弥补有形资源的不足，在避免常规军备竞赛的条件下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同志所主张的"人民战争"成立的先决条件，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可以采取"国土防御"战略，以收敛的态势来应付外来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来解决今天美国战略东移以后，中国所承受的战略压力加大的问题，这是适度发展理论渗透到国防和外交这样的军事战略层面。收敛态势防御对世界和平和裁军努力将是一个巨大的贡献，与西方的"前沿压迫"以策安全的军事战略相比，不仅能够节省大量不可再生的资源用于改善国民福利，而且可以避免军备竞赛的自动加强和升级。
不仅中国人不能指望普遍的富裕和发达，其他的人口大国印度也不能存有此种指望，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也一样无法建立起资源利用上的优势地位。
所以西方的"普世价值"终归不过是少数人的价值，本质上是"白人种族主义"的一个变种，对这种普世价值的接受和模仿导致四重重大后果：在经济上使西方获得以竞争低价格购买第三世界国家工业品的好处；在政治上促使第三世界因利益竞争态势造成政治分裂；在文化上树立第三世界对西方的自卑；在第三世界国家内部由于精英阶层与平民阶层的分裂统治基础弱化，将无力应付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给推行新殖民主义提供可乘之机。毛泽东时代中国人选择的道路，才真正能够对世界人口的大多数提供有益的借鉴。
最近20年中国对西方的拙劣模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教训比经验更宝贵更深刻--微观经验特殊案例不能用来指导绝大多数人前进。是经验和教训共同促进了人们认识的提高。
正是因为不可逾越的自然资源限制和现实要求，所以不论是西方"征服自然"的狂妄企图，还是中国古人"人定胜天"的殷切希望，都是没有根据的。人类最终必须回到和自然和谐相处，为此人们也必须协调好人与人的关系。由于中国的人口基数巨大，而且在世界市场也没有西方扩张时期那样的地位，所以中华民族在全人类中，也许必须第一个主动放弃西方的精英主义和消费主义，走适度发展之路。有中华民族榜样力量的作用，更主要的是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并没有别的现实可行道路，最终也会走适度发展之路，在绝大多数人口选择适度发展之后，西方的精英主义者就会被空前孤立，所以中华文化的未来一片光明。那些奴隶贩子和鸦片贩子的后代，在被空前孤立之后，最终主动放弃丛林法则和精英主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何新简介
在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争议及传奇性的人物非何新莫属。多年来，他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次是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他的长文《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他的许多文论曾送到最高领导层，受到广泛注意。
何新没有读完大学，但他曾被中国国家权威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聘为研究员。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在理论方法上却信仰马克思主义。
何新1949年12月出生于浙江温州苍南，5岁随父亲定居北京。他在北大荒生活过9年。在这9年中，他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农民，铸造工人，由于写信反对江青而成为反革命，挨过斗、坐过牢。这个时期最戏剧化的一段经历是1970年，他在北京流浪了一年。流浪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当时重新开放的北京图书馆里阅读书籍。在这流浪的一年中，他经常每天只能吃两个烧饼一碗豆腐汤，栖息于地下防空洞。但在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他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黑格尔的著作，以及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的美学著作和南斯拉夫政治家德热拉斯的著作。
1975年以后，他成为黑龙江省一个小县城友谊县的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他被录取到黑龙江一所大学，但不到一年，便自动退学，回到北京。他认为自己已不必要在大学里耗费4年时光，谋取一个文凭。命运证明他的自信是对的。1979年他应聘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代课老师，教授古代汉语及古代财经文选。一年以后到中国社科院。先在科研局作零活，由于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1981年他受聘担任历史学家黎澍的助手。1982年以后开始独立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学所工作，被聘为助理研究员（1985），副研究员（1987），研究员（1990）。这些职称，每一次都是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杰出表现而被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破格特别批准的。
1991年何新进入全国政协，被特殊安排为专职委员。他除了以大量精力从事历史、考古、语言、神话方面的研究外，同时也密切关注着对于我国国家发展、民族生存最紧迫的现实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并随时将其研究成果和建议，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提出报告。
1990年秋，他应日本著名人士德间康快之邀访问日本，会见了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参议员宫泽喜一。归国后就日本对华政策动向向国家最高领导作了汇报。在归国后写的研究报告中，他在国内最早地揭示了世界上三大货币经济集团（美元、马克、日元圈）的分化和崛起。
1992年3月他应古巴亚太研究中心和驻华大使格拉先生之邀访问古巴，卡斯特罗专门安排会见他，与他共进晚餐并在我国驻古大使的陪同下，极其破例地与他进行了9小时的长谈。归国后他将古巴经济、政治社会情况向中央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提出了援助和贸易的建议。卡斯特罗曾希望他到古巴担任亚太研究中心主任。
1993年在日本富士电视台专程安排下，在北京对他和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联席进行了特邀采访，在与托夫勒的对话中，何新展示了他对21世纪人类前景和面临问题的预测和展望。
何新以自已卓越的才华和独到的眼光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特殊地位。他在1987年预言苏联改革必会失败以及国家将解体，在1990年与日本教授的谈话中指出中国面临的经济主要问题不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生产过剩，他在1993年向邓小平及中央上书指出当时过热的房地产业可能成为"泡沫经济"；他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首先是温饱权、生存权、发展权"的观点被广泛采纳，成为中国回击美国人权攻势的武器；他的许多经济学观点尽管在理论上不居于主流地位，但由于密切联系现实和具有务实的可操作性，而深刻地影响了国家的某些经济决策。
由于何新的特殊影响，他一度成为海内外各主要新闻机构追逐采访的对象。采访过他的包括美联社、纽约时报、共同社、ABC、NHK、美国之音、路透社、独立报、费加罗报等世界著名传媒。1994年后，何新主动拒绝与一切内外传媒作直接接触。也不再出席公开会议，讲课讲演。从公众视线中遁失。
[摘自《跨世纪人才》作者：言午/及《中国高层智囊：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11人》，陕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京华出版社2000年八月出版]
何新著作年表
书 名出 版 社出版日期
培根论人生（第一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诸神的起源（第一版）三联书店1985
人生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艺术现象的符号文化学阐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中国远古神话与历史新探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何新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人性的探索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中外文化知识辞典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中国文化史新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
龙·神话与真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
——何新与西方记者谈话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爱情与英雄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
东方的复兴（第一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1991
东方的复兴（第二卷）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
何新政治经济论文集（内部发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论何新（内部发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何新政治经济论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上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培根人生随笔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
为中国声辩山东友谊出版社1997
危机与反思（上下卷）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
诸神的起源（新版）光明日报出版社1997
孤独与挑战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
中华的复兴（韩文版）韩国东文堂1999
诸神的起源（日文版）
· （韩文版）日本东京树花
韩国东文堂1998
1990
《新战略论·何新战略思想库》（三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龙：神话与真相（第二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大易通解澳门出版社2000
何新批判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反思与挑战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1988
巨谜的揭破台湾时代风云出版社1988
致中南海密札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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