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为什么？
何新：让我给你提供一个背景材料。最早系统批判"自由主义"的德国经济学家弗·李斯特（1789-1846）曾揭露关于萨伊的一个背景情况：
"萨伊起先是个商人，后来是个工业家，然后又成了一个失败的政客，最后才抓住了政治经济学。每当旧行业不能再继续时就换上一个新的，这就是他的经历。
我们在纪录上可以看到他的自白：提倡（所谓）重商主义好呢还是自由贸易主义好？他最初在这一点上是踌躇过一番的。但是他仇恨（拿破仑的）大陆管制制度，因为正是这个制度毁灭了他的工厂。他也仇恨那个制度的创行者，因为他革去了他的官职，因此他决定拥护绝对自由贸易主义。"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第209页，商务版，1961。
李斯特说：
"从来也没有一个作家曾经象萨伊那样，所具有的真材实料那样少，而在学术上的威胁势力却那样大；那时对于他的学说内容如果稍有怀疑，就要蒙上恶名，被看成是离经叛道。"
"这个人并没有广泛的历史知识，对于国家政策或行政并没有深刻的观察力，也没有政治与哲学的眼光，心头只存着一种从别人那里取来的见解，然后从历史、政治、统计以及工商业关系中到处搜索，想从中发现足以支持他见解的那些孤立的例证和事实。"
"对各国工商业作系统的研究，这种做法是不适合他的意图的。"同上，第208页。
由这一背景情况，人们可以了解经济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具有多么深的关联性。李斯特本身并不是"左派"，他反对当时已在欧洲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但是，他更强烈反对亚当·斯密和萨伊的经济自由主义。
我想，还有一点应当指出，要知道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其实是源自亚当·斯密的。而这一点那些高呼马克思经济学过时论的人们似乎忘记了。列宁曾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具有三个主要的理论来源：
（1）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
（2）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斯密和李嘉图），
（3）欧洲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国）理论。
记者：是的，我读过列宁的这篇论文。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2、美英一直试图用"经济学"意识形态误导中国改革
何新：你知道香港有个专业向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制度主义"的"五常"博士吗？你知道美国、英国是如何利用"经济学"意识形态来操纵影响中国经济改革的吗？
记者："五常"博士，没有听说过。为什么你忽然提到他？美英操控中国的经济改革？这怎么可能？
何新：（笑）作为经济学博士如果你还不知道"五常"博士，未免会有点孤陋寡闻。此人自诩为中国私有化事业的经济学教父，是中国经济改革除邓小平之外的第二设计师。
记者：这个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何新：他的全名是"张五常"。我省略他的父姓，是因为他本人曾在一次对美国人的演讲中这样说过：
"在中国大陆的经济文献中，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中，只有5个人像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中文名字在出版物中出现时不带英文的父姓。他们是弗里德曼、科斯、阿尔奇安、德姆赛茨和我。"均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第491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其实，除我在这里以外，我在国内出版物中还没有见到人们引证"张五常"时省掉他的父姓只写作"五常"（这不合中国人的书写习惯）。
而且这个人似乎不知道，对很多人，例如萨缪尔森、熊彼特、萨克斯、马歇尔，人们通常用中文提到他们时都省略掉他们的英文父姓。这仅仅是为了行文方便，根本不是什么知名度的标志。
有人认为经济学家必须懂数学。但这位担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的"五常"博士却告诉我们：
"我是洛杉矶加州大学最后一个不必修微积分课程而得到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人。""我喜欢独自奇思妙想，自1969年离开芝加哥大学后就很少阅读其他人的著作。"均引自《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第491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但是，千万不要低估这位张五常。这个人具有某种来自大洋彼岸的神秘背景，很有点来头。因此他的沾沾自喜的确具有某种实际的意义。
记者：你不会说他是CIA吧？
何新：不，我没有根据这样说。
但这位从来不读别人书的博士于80年代初来到香港，一来即就任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这确实是经过英国人和美国人精心选择和安排的，而且确实是承担着一种重大的意识形态使命的。这也是美国、英国利用经济意识形态试图操控中国改革的一个具体的实例。
记者：这有什么根据？
何新：有张五常自己的书为证。这位五常君在他近年于大陆出版的一本文集中也许由于过于自鸣得意，竟不经心地透露了这个任命的内幕安排过程。他告诉我们：
"1981年夏，"香港体制"的设计师约翰·考珀思韦特先生（按：英国驻港官员，与英国情报局军情六处关系密切）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香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一职不久将会空缺。罗纳德·科斯即著名的私有化"科思定理"的提出者。立即叫我申请。他说，中国看来要开放了，我恰好既懂中文，也具有最适当的专业知识。另外，应英国经济事务研究所之约，我刚刚完成题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的专题论文。该书相当肯定地推测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逐步推行一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制度。"均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一书，第490-491页（1999年11月7日在美国加州大学的讲座）。
记者：难怪英国人和美国人会特别青睐这位五常博士呢？
何新：张五常还告诉我们：
"我惟一要说的是，我接受过产权理论的教育，我能够用中文写作，这是我的幸运。"
"科斯认为我在香港的责任就是向中国人传授经济体制运行的知识。（他说）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30多年来无缘享受现代经济分析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有可能帮助他们弥合这种差距。"
这意味着英美认为中国人必须需要由美国派来的这位经济学神父重新进行经济学知识的"启蒙"。张五常还说：
"我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样，是中国伟大改革的设计师（按：究竟谁这样说过？？），这个荣誉属于邓小平（他真谦虚）。""但是在伟大的变革时期，经济学家可以成为意外的英雄。因为在这样一个时期，常常存在意识形态的真空。"引自张五常《经济解释》一书，第490-491页（1999年11月7日在美国加州大学的讲座）。
人们仔细地阅读这些话后，会惊佩美国、英国意识形态集团的智慧和洞察力，他们多么早就看到了中国在改革年代即将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同时立即不失时机地挑选最合适的棋子填补、操作这一空间。因此，他们派遣这位专业研究"产权理论"和"制度创新"又懂中文的五常博士由美国登陆香港，作为向中国传授"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教父，使他成为了一个"意外的英雄"，而巧妙地发挥了这种来"填补意识形态真空"的作用。
张五常说：
"几年来，我写了150多篇中文文章，评论中国的经济改革。我非常感激的是，北京［领导人］不仅容忍了我的批评，而且还仔细地阅读了我的所有文章，把我当一个朋友看待。"这表明他的工作并非一无成果。
"我获得许可及充分的合作调查实施情况，1986年我睡在首钢的集体宿舍里进行实地考察，随后参观了杭州和温州的工厂。中国派了三个助手来帮助我，可以得到机密文件，什么都不隐瞒。所有关于经济情况的问题，只要知道，都如实地得到了回答。我所知道的政府没有一个会给研究者提供这么自由的条件。"
最后一句话极其值得注意。请看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是多么善良而单纯呵！
张五常又告诉我们，作为引发1989年动乱导火索的事件，是1988年4月中国政府决定"一举取消价格管制"以及随之爆发的市场物价混乱和通货膨胀。而张五常和弗里德曼正是向赵紫阳推销这一激进改革政策的主要外部经济学家："我几个晚上都不能入睡。放开价格而又不能对特权集团进行补偿，是一场生死赌博，如果失败，就会引起灾难。但我认为，……故这是中国必须进行的一场赌博。"
这表明，明知道可能由此引发动乱，但他们仍然决心怂恿中国必须按他们设立的方向进行这种"改革"。
据张五常说，他本人也是推动中国进行银行改革的主要设计师：
"我建议，中国的银行体系必须打乱重建。人民银行只应该起中央银行的作用，控制货币供应量，货币供应量按照弗里德曼的办法每年增加不超过20%（考虑到经济的实际增长率，这个数字并不高），但无权贷款。人民银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属机构都转变成商业银行，最好是将它们卖给有能力管理的人。健全担保与破产方面的法律，让银行根据经济与会计原则决定贷款。通过持股将国有企业民营化，消除财政负担。废除所有的外汇和价格管制。"
我们似乎真的采纳了来自弗里德曼--张五常的这一金融改革建议。而由这一建议所引出的直接结果是：
"（中国领导人）没有限制货币供应量，而是实行贷款限制，紧缩信贷，使国有企业资金匮乏，从而造成失业增加。"张五常《经济解释》，第505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原文如此。）
3、新自由主义的"铁律"和"圣诫"
记者：你很早就知道张五常其人吗？
何新：很早。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经济学家"。
1983年前后，四川出版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包遵信主编）。这一套丛书志在继"五四"之后第二次为中国知识界"启蒙"。
当时搞这套书的目的，可能是要以1789年法兰西大革命前反对天主教教会和王政，制造反叛舆论的狄德罗主编的"百科全书"为楷模，法国《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1751至1772年出版，共28卷）。《百科全书》是十八世纪最著名的法国启蒙运动者的著作。主编是狄德罗。参加编篡工作的还有：达贝尔、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和拉美特利等。孟德斯鸠、伏尔泰和毕丰参与撰写自然科学的条目，孔狄亚克参与撰写哲学的条目。魁奈和杜尔哥在他们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条目中阐述了重农主义体系。百科全书派是由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人组成的。这部著作为法国革命作了思想准备。从而在中国发起所谓"新启蒙"运动。
张五常在这套书中出版了一本《卖柑者言》（1984-1985）。这是在中国鼓吹将经济改革引导向私有化为基础的"产权革命"方向的第一本书。
最近，在大陆又出版了此人的论文集。五常君在书中提出了"一个铁的规律"，颁布了两条"圣诫"。这条"铁律"是：
"在整个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在不存在较为明确地定义和执行的私有产权结构的情况下取得了重要的增长。当私有产权被压制时，经济就会大大地增加交易成本和运行成本。结果是增长受阻。"张五常《经济解释》，第505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
但是，这是彻头彻尾不真实的谎言。我在前面所引证的西方经济学家关于当代资本主义混合所有制的论述，已充分证明这一点。
然而张五常告诉我们，这条铁律是他的美国教父罗·科斯传授给他的。据说这就是著名的"科斯定理"--虽然"科斯本人不好意思称此为定理，但他的门徒们还是要这样称呼它。"同时这也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的"圣诫"第一条。张五常认为：
"私有财产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前提。现在快速增长的每一个国家都主要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就是说，大多数生产性资源都归私人所有，不受政府行为的干预。"
但是，当他这样讲时，他却忘了这个论点的反面在同一论据下成立：现在陷入高债务及金融灾难的那些国家包括南美、非洲，东南亚、东欧及俄罗斯，也都是把经济建立在私有企业制度之上。这也就对这一铁律证了"伪"。
［所谓证伪方法，即：举证一万只天鹅是白的，并不能证明"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成立。但只要发现一只天鹅是黑的，就足以对这一命题加以"否定"。］
五常博士还为中国人设计了一个根除腐败的方案，他认为唯一办法是必须彻底解除政府职能"我认为没有政府管制或调控就不会存在腐败。""结论：彻底取消政府等于彻底消除腐败。"
这就是来自新自由主义的第二圣诫：建议中国彻底取消政府权威和调控。这也就是新自由主义鼓吹的所谓"民主"以及"政治改革"的真义。实际上，这一思潮正是现代中国不断涌泛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意识形态来源。
但是，如果彻底取消中央政府，意味着那时在中国每一个人自己就是自己的政府，十亿人即有十亿个小"政府"，意味着每一分钟可能发生十亿起腐败。
记者：他的这些观点是明显地缺乏论理根据的。
何新：张五常的那些观点，既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实际，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也找不到任何有意义的证明。所以我认为这个人及其理论可以看作现代经济学中伪科学的一大范本。也许正因为如此，有的时候，五常君自己承认经济学并非科学而只是"解释"（这就是他那部书的书名：《经济解释》。但从内容看，这部书根本不是什么"解释"，而是关于私有制神圣教义的布道、传教和引导。这部书的书名也是"伪"的。）张氏说：
"任何经验科学的发展都可以用下列标准来判断：它的假说被确凿的事实检验过多少次？按照这个标准，经济学很可能并不成功。经济学者们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字漫不经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
好一个"经济学者们一直愿意接受空想的理论，对事实和数学深不漠不关心，不愿意检验他们所要指明的东西的含义。"这正是张五常一直在作的事情，真是奇妙至极的"夫子自道"。
但他在此书的另一处却又声称经济学乃是具有"公理意义"的自然科学：
"这门学科是公理性的，故论点能够一般化。解释规律性的假说可以用事实来证伪，并且由于其结构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所以解释是有意义的。结果，如果遵守科学中争论的基本规则，分歧就可以得到解决。"
这本书中充满了类似上述的自我夸赞和自相矛盾。尽管张五常宣布的每一"铁律"都可以在现实及历史中举出事例被"证伪"。但是，这绝不妨碍他宣称他这一套意识形态是唯一真正的经济科学。他认为自己与科斯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未来的经济思想史学会把交易成本范式看作是可与新古典边际主义相匹敌的一场革命"。见张书，第457页。
对张五常来说，除了科斯和张某，不仅是马克思，连凯恩斯也是不存在的。他在书中引用马歇尔的如下一段话：
"所有理论家中最粗心和最不可靠的人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宣称要让事实和数字本身来说话，他们或许是不知不觉地掩盖自己在对事实和数字进行挑选和分类，并草率地由些提出论点的人，并认为后面之事必然是前面之事的结果。"
他说：
"我建议当我们做高涨的经济解释潮流的弄潮儿时谨记他的劝告。"（美语式的中文，原文如此。）
事实上，由于张五常所承担的特殊政治及意识形态使命，他极其关注中国的政策设计，他自己从没有认真遵守他的教祖父马歇尔的这一忠告。张五常被美国人差到香港领受的任务，一是帮助中国政府设计一个产权私有化的经济制度，二是向中国知识分子灌输自由主义和产权明晰论的经济意识形态。但是，当他这样作时，他却忘记自己已违背了新自由主义大师米·弗里德曼（M·Friedman）的关于"实证经济学"的告诫：实证经济学只应该研究什么是什么，而不考虑它应该是什么。
记者：你为什么会特别重视这位五常先生？
何新：因为我近年来一直在探寻向中国输入以私有化为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源头。结果我终于发现了这位自我放弃父姓的张五常。
这里有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但中国的经济学者和政治家却一直没有人提问过。那就是：
为什么美国人英国人如此不失时机地急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大门之际，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向中国人布道呢？是否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特别爱我们，急于用先进的经济学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以便让我们的经济早日现代化，从而成为全球化经济中的一个新竞争对手呢？
4、为什么急于用新自由主义为中国人洗脑？
记者：这的确是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人们想一想。在你看来是为什么呢？
何新：美国利用中国80年代出现的意识形态真空，急切地向中国输入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观点，显然是出于美国国家的全球战略考虑。它想用它的意识形态为中国领导人洗脑。
在五常博士的书中记述了以下一件事。他说1988年由他通过"国内的朋友"安排了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对华访问，会见了赵紫阳。这次会谈效果惊人之好：
"1988年3月，弗里德曼夫妇写信问我，他们9月在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届时能否为他们安排一下中国的旅行。就在北京的朋友作出安排之后不久，放开价格的计划遇到了强烈的反对，我差点建议米尔顿取消中国之旅。然而，就在那时，我得到通知说，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按：指赵紫阳）准备接见米尔顿。后来的事实表明，我显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要求也与邓小平会面。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和弗里德曼的会见非常成功：两人都非常欣赏对方。除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支持共产党控制权力以外--这是官场套话--两人只有一点不见意见：即何时和多快放弃外汇管制。米尔顿巴不得立刻取消外汇管制，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则认为只有在放松了国内价格管制之后才能取消外汇管制,而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则认为只有在放松了国内价格管制之后才能取消外汇管制,"这次会见非常成功。会见之后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亲自走过来为我们打开车门。"以上引自张书第497-498页，商务版。
记者：但是，人们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即这种意识形态的真空是怎样出现的？中国人不是本来认为自己具有世界上最先进最科学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吗？
何新：改革前苏式政治经济学体系与经济实践相背离。经济政策的实践是模仿的与经验的。改革提出了新的政策需要，同时经济规模的扩大也提出了众多的新的实际问题，需要找到统一的新理论（模型）来解释现象，探寻因果机制和规律性的东西，以指导进一步改革的实践。
僵化的教条主义的苏式经济学不能满足上述需要。80年代初期进入中国的东欧改革派经济学，如科尔内理论，这些理论是稀释的自由主义与苏式传统经济学充满矛盾的混合体。也不能满足需要。
因此，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经济政策和改革方向的盲目性（摸石头过河）。出现了经济学意识形态的真空。新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趁虚而入。
成为设计中国市场模型和对外开放（包括加入WTO和参与全球化）的指导性、规范性理论。
有人说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功已证明其经济学的有效性。这种推论极其可笑。资本主义经济的成功不是由于其经济学的成功。这个道理很简单。正如人体的健康运转并不是由于人体的生理学理论一样。先有资本主义，后有资本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经济学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运转及其矛盾的理论解释之一（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是另一种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政府虽然会以经济学家作顾问，但他们真正的决策绝不是根据经济学理论或根据经济学家的某种经济模型。人体是自然运转着的。资本主义制度也是依据其内在机制（利润最大化原则）自然运转的。好的医生也不可能改变人体的自然机制和规律。但听信坏的医生所提出的建议却足以使人体的自然运转发生障碍。一切坏建议中最坏的建议，就是一个医生告诉你，你天然的内脏位置和机制设计不合理，例如，需要把肝和胃搬个家。这几年来，我们在经济领域中看到了不少类似这种建议。
新自由主义理论是一种毒品。我们所以说它是毒品，并非因为它不符合于旧的意识形态模式和标准（如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它内涵的政策含义以及若全面实施，必会导致中国国民经济的涣散性崩解以至彻底摧毁。前苏联经济到俄罗斯新经济的转变过程已经以现实经验验证了这一点。
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实施，这一过程在中国现实中也的确局部地发生了。这就是1988-1989年的经济政治混乱和动乱以及90年代末中国的大规模失业危机，以及当前导致社会内部紧张的两极分化、阶级矛盾。
这种经济恶果，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反思，不得不全盘地以独立的批判态度重新思考和研究经济理论。
5、德国的"新自由主义"与美国不同
记者：你前面曾经讲到，德国弗赖堡学派还有另一种"新自由主义"，它与英美新自由主义的区别是什么？能否介绍一下你的观点？
何新：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阶段以来，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已经难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经济危机和周期性波动的频繁出现，尤其是1929-1933年间的世界性大萧条，更加清楚地表明斯密模式的古典自由主义已经无法在经济活动中完成自我调节的任务。因此三十年代西方国家代替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其中之一是凯恩斯主义。英、美等国采用了这一理论指导经济，开始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与此同时出现"新"古典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
这种新自由主义形成了两大基本流派。一枝是英美学派，即新剑桥和芝加哥学派。另一枝是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瓦尔特·欧肯、弗朗茨·伯姆等人，他们当时都在德国西南部的弗赖堡大学任教，因而人们又称之为"弗赖堡学派"。德国学派虽仍然主张维护经济自由，但同时又继承了德国李斯特国家主义的国家干预和保护民族经济的政策思想。因此，弗赖堡学派的新自由主义不同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要求国家在经济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主张适度的国家干预，即国家必须运用经济政策的各种措施来解决以下两个古典自由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1）维护市场经济的基础--公平竞争，而不是放任两极分化；（2）贯彻社会保障和安全政策目标。
1937年德国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创办了《经济秩序》从刊，宣传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宣称该学派的主要兴趣是"建立一个原则上自由的、但同时又负有社会义务的社会与经济制度"。（在纳粹统治时期，这些学者遭到迫害，有的流亡国外。）
正是在德国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上产生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米勒·阿尔马克在1947年7月最早提出了"社会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他对"社会市场经济"作过如下的解释：它不是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而是有意识地从社会政策角度加以控制的市场经济。
记者：那么"社会市场经济"的混合经济模式，是否就是德国的新自由主义提出的？
何新："社会市场经济"不等于德国新自由主义。它同德国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更加强调社会政策目标。德国新自由主义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经济理论原则，而"社会市场经济"则不仅是一种理论原则而更重要的是关于经济体制的政策原则。米勒·阿尔马克说：
"社会市场经济是按市场经济规律行事、但辅之以社会保障的经济制度，它的意义是将市场自由的原则同社会公平结合在一起。"
"社会市场经济"的主张者们认为，"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既不同于任何形式的反市场经济的统制经济（指斯大林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也不同于传统的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指斯密模式的自由市场经济）。他们认为，"社会市场"体制是介乎古典自由放任经济和中央计划经济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认为它同自由市场经济的区别在于它强调并重视社会政策，而自由市场经济则主张个人自由。它也不同于中央计划经济，因为它本质上主张奉行市场经济的原则，无需通过中央计划指令来实现社会经济目标。
"社会市场经济"试图在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他们认为，"社会市场经济"中的社会政策同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的社会政策的区别不在于目的，而在于手段。中央指令性计划经济通过行政命令来左右市场，而"社会市场经济"则运用符合市场规律的经济手段，既能保证实现社会目标，又不会干扰市场机制的作用。
记者：在具体实施中，德国"莱茵模式"的市场经济有哪些政策？
何新：综合起来，"社会市场经济"的政策目标和实施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实现尽可能广泛的经济发展。主要手段是建立竞争秩序，采用顺应市场形势的增长政策，推行国家的适度干预，确保就业，实行外贸自由化；
（2）建立一个能够正常运转的货币秩序，以保证价格稳定。采用的手段主要是，通过独立的中央银行，保持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国际收支平衡和外贸平衡；
（3）实现社会安全、社会公平与社会进步。主要的手段是，促进经济增长，即不断扩大社会财富、国家对收入与财富进行再分配。
依照"社会市场经济"构想，国家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应该是建立和维护正常的秩序，以保证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但国家的作用仅限于此，不能超越"社会市场经济"的主张者要求国家在宏观上通过货币、信贷、外贸和财政政策来确保竞争活动的开展，与此同时，国家还应制定一项全面的社会政策，以减少社会矛盾和冲突，保证社会进步。艾哈德说：
"我的市场经济政策的目标是建立比赛秩序并制定比赛规则。"
6、关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
记者：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什么时候正式确立的？
何新：社会市场经济的政策思想早在30年代就已在德国经济学中形成。德国经济学保持自从李斯特以来的国家主义和历史主义的理论传统，一直没有汇入英美斯密自由主义的主流思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社会主义一度成为咄咄逼人的发展主流。除东欧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外，西欧的"社会主义"思潮亦在滋长，实行计划经济和国有化的呼声甚高。甚至保守（右翼）的西德基民盟在1947年制订的"阿伦纲领"中当时也提出了所谓"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纲领。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不符合德国人民的国家与社会利益"，认为"对经济实行计划和控制……从长远来看是极为必要的"。甚至该党当时也主张对重要的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
于1949年7月在"杜塞尔多夫文件"中正式接受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随着该党在同年秋天的大选中获胜，联邦德国第一届内阁--阿登纳政府--成立，"社会市场经济"即正式成为联邦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指导原则。经济体制转轨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即能顺利完成证明了社会市场经济构想的成功，它逐渐为更多人所接受。这一点首先反映基民盟内。社会市场经济作为一个有效和成功的体制后来也得到了与其民盟对峙的西德另一主要政党社民党的承认。1959年社民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哥德斯堡纲领"正式接受了"社会市场经济"。
从1948年6月至1951年的这几年是战后联邦德国的经济恢复时期，在这三年半时间里，由于实行了币制改革，采取了其他相应的调整和改革措施，西德的国民经济得以从战时体制转移到"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轨道上来，为往后经济迅速、顺利的发展打下比较牢固的基础。1951年工业生产第一次超过了1938年水平，外贸逆差减至3，000万美元，也第一次接近于达到外贸收支平衡。这一年还正式停止的工业企业的拆迁。从1952年开始，联邦德国进入了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所谓"黄金时期"。这一时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52年至1959年，第二个阶段是1960年至1955年。前一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更快一些，后一阶段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减缓，特别是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有较大幅度下降。
五十年代初开始，艾哈德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联邦德国出现了全面的经济繁荣。五十年代被称为发生"经济奇迹"的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的经济也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发展着。从1951年到1973年中，国民生产总值有8年增长率超过10%（其中1951年为22．1%），有5年增长率为9%或9%-10%之间，有7年增长率在7%-9%之间。其余3年除1967年之外，增长率均不低于6%。
从五十年代初期至六十年代上半期，是联邦德国战后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把这个时期突出的经济实绩称做"经济奇迹"。
这个时期，资本家的利润率相当高，一般制造业的利润率均在30%-40%之间，象埃德温·哈特里奇在《第四帝国的崛起》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
"如果一位制造商（他每年从营业额中获取35%的利润）能不沉湎于纸醉金迷、花天酒地的生活方式，而把多余的资金用于重建工厂、购买新机床等等，他就能很快通过其免税投资的稳步积累而大发其财。用不了几年，他就能通过利润的循环投资使自己成为德国的百万富翁，许多精明能干的企业家都是这样发迹的。"
记者：在社会保障方面，战后西德有哪些政策？
何新：战后的西德联邦政府实行了一整套使人民最低消费需求得到适当满足、经济生活有一定保障的措施：
（1）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严格财政开支，缓和通货膨胀率，使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后的实际工资不断增长，借以提高人民的购买力。据统计，中等收入水平的劳动者1950年实际年收入平均为5，528马克，1955年增至7，445马克，1960年增至9，332马克，1965年则增至12，118马克；1955年比上年增长6%，1960年比上年增长6．4%，1965年则比上年增长6．5%。
（2）推行包括给失业工人发放补贴、给退休和丧失工作能力的职工发放退休金和养老金、医疗保险等在内的社会福利制度。1950年联邦德国社会福利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7．1%，到1965年上升为24．5%。
（3）大规模兴建住房，改善居民特别是工人的居住条件，以解除工人的安家置业之忧。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上半期，联邦德国的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工人罢工人数和次数比较少，因罢工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比较小。
联邦政府在原有的养老金保险、疾病保险和失业保险制度的基础上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同时联邦议院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和法令。
据不完全统计，1952年有《战争损失补偿法》；1956年有《士兵供给法》，同年对《失业保险法》作了修改补充；1957年对养老金保险进行了改革，同时颁布了《农民老年救济法》；1960年有《联邦住宅补贴法》和《民防法》；1961年有《联邦社会救济法》；1963年有《事故保险新条例》；1964年有《联邦儿童补贴法》；1965年和1969年对《联邦社会救济法》作了两次修改；1969年又颁布了《联邦教育法》、《劳工促进法》、《职业培训法》；1970年有《联邦教育促进法》；1971年有《联邦流行病法》；1972年再次进行养老金保险改革。
这从1951年到1973年，联邦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经济起飞的基础上大大地完善了，这一制度的功能已经不再象战后初期那样仅够维持居民一般生活水平，这一制度面对的是消费水平有很大提高的各种职业和各种阶层居民的需求。
国家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相当频繁的调整和补充。1974提，颁布了《失业救济条例》；1975年规定，子女补贴不受家庭收入的限制，所有家庭第一个孩子每月补贴50马克，第二个孩子100马克，从第三个孩子起每个孩子每月200马克；1976年，颁布了《对暴力行为受害者赔偿法》，同年还规定工人在符合规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在60岁退休；1978年，把按通货膨胀指数调整养老金的时间推迟了6个月；1979年规定养老金增长率的上限为4．5%，1980年又将这一上限降低为4%；1981年对退休保险作了几项规定，目的在于让退休者把退休保险金的一部分作为医疗保险费交纳出去。
社会保险制度对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产生的多方面影响：
（1）这一制度是创造安定的经济建设环境的重要因素。社会保障制度使饱经忧患的联邦德国人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安全感，一个范围广泛的福利网为广大居民提供了生、老、病、死、伤、残、孤、寡、教育、就业、失业等多方面的保障，为他们解除了不少后顾之忧，这至少在相当长时期中保持着一种心理上的影响，使大多数居民觉得为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而斗争显然是多余的。整个五十年代中，联邦德国在1955年有过一次短期罢工。二三十年的安定给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是可以想象的。
（2）这一制度保证了劳动力在良好的环境中得到再生产，也促进了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保持在意外事件（天灾人祸）面前不至于陷入窘境，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等等，这一切都是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
（3）这一制度也带来了各类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福利措施本身要求提供各种服务（包括医疗、保健、职业培训、旅游等项）。仅举残废人康复为例，1970年到1978年，联邦在公共康复机构范围内为残废人资助了价值为6．3亿马克的康复设施，其中包括21家职业促进工厂，28个为残废青年进行初级培训的职业培训工场。以上资料及数字引自《联邦德国的发展道路：社会市场经济的实践》（朱正圻、林树众编著），中国社科出版社。
7、经济民族主义与经济世界主义的对峙
记者：根据你的观点，经济学并不是中立和客观的科学理论。它实际总是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存在的，即使经济学家对此不承认、或者自己未意识到也是如此。
何新：说得对。经济政策有一个主观的目标，但还有一个客观的效果、后果、结果。这两者可能一致，也可能并不一致。不一致本来就说明理论和政策有问题。究竟是主观的目标重要？还是客观的效果更重要？？我认为是后者更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