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主义讲得很好听，什么公平开放，什么自由竞争，什么消费者主权等等。但是，在市场竞争的问题上，苏联早期的理论家布哈林曾指出，在市场经济中存在三种形式的竞争：
"这里十分清楚，各个经济的主体（是单个的人还是团体，这自然是完全一样的）之间瓜分剩余价值的斗争，必然带有不同的性质。因此，我们要区分三种竞争斗争。
（1）我们把同种企业间的竞争看作横的竞争。这里在竞争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无政府状态，不是社会分工产生的。
（2）我们把不同种企业间的竞争看作纵的竞争，这些企业的单独存在表明了社会分工的事实。
（3）最后，联合企业即联合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主义单位所进行的竞争斗争，也就是把社会分工转变为技术分工的资本主义单位所进行的竞争斗争，我们把它看作联合的（混合的）竞争。
划分竞争种类的标准是企业的类型，而企业的类型又以对社会分工，即对商品世界基本生产关系之一的这种或那种的关系为依据。
从这种区分中也就产生竞争斗争方法的区分。其实非常清楚，横的竞争可以用低廉的市场价格（竞争的"最典型"的形式）来进行，而在纵的竞争的情况下，低廉价格的方法就得让位于别的方法。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这里，资本进行直接的力量的压迫的方法，某种action directe的方法开始起主要作用，首先是抵制这种最简单的形式。
一当竞争斗争开始越出市场关系的范围，--虽然它是以这种市场关系作为最初的推动力的，竞争斗争方法的变化就更加明显。"
这种竞争分析，自由主义主张"公平竞争"的经济学家却从来没有作出过。现实的世界市场和国内市场，并不存在绝对自由和公平的竞争机会。正如在非洲草原上，在狮子和羚羊之间并不存在公平的竞争机会一样。如果作个比喻的话，我们可以说：狮子与老虎的竞争是水平竞争，而狮子与羚羊的竞争则是纵向竞争。因为狮子对羚羊具有天然的生理优势。（如果狮子与虎结成联盟与羚羊竞争，就是布哈林讲的第三类竞争。）
国际性的资本垄断集团之间的竞争是水平竞争，而它们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则是纵向竞争。因为前者占据着最有利的竞争地位。他们之所以特别仇恨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就是因为这种国家民族主义能使弱者集结成强硬的经济政治板块，难以被吞噬。
我告诉你我的一个奇想。在观察了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帮助中国、前苏联设计改革方案的外来经济术士，读了他们那些自由主义的建议和改革方案以后，我在脑中常常会联想起战国后期一些在别国作"客卿"的纵横家。
记者：这是一种很古怪的联想。
何新：其实没有那么奇怪。我在1990年的一篇国际形势分析中曾经提出一种历史类比，我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局面很象中国先秦的战国时代。
美国就是当今意在吞并天下的"虎狼之国"强秦。
而现在国际外交战略上"一极化"与"多极化"之争，前者是张仪一派倡导帝秦主义"连衡"路线，即美国一极中心主义霸权路线。而所谓"多极化"无非是苏秦一派倡导的"合纵"拒秦路线。
在秦国走向统一帝国的进程中，有三个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是商鞅，他的改革为秦国积累了经济实力。二是武安君白起这位大军事家。三是张仪。
前两位是英雄。后者却是一个马基雅弗利式的无耻之人，是所谓以"佞言利口祸人邦国"者。
战国七雄中唯一最强大而能与秦国抗衡之国是楚国。但是张仪作为外交家和一位间谍，他以三寸如簧巧舌，拆散了楚与齐、魏等中原国家的拒秦联盟，同时在楚国内部制造了一系列信息和政治混乱，为秦国以武力彻底击败这个国家，奠定了极重要的外交、政治和心理基础。
今天的国际局面在政治结构上与历史上的战国时期颇有相似之点。所以张五常君、萨克斯一类以"经济"之术游说列国诸侯，为美国谋取最大国家利益的现代国际纵横家得以大行其道。
我推荐你去读一读他的书。这也是当代的"纵横家书"呵！
8、美国应该给一些经济术士授大奖
记者：张五常的主要著作是什么？
何新：关于这个人及其意识形态，我们以后应还可以找个机会专门聊一聊，今天我先推荐你读一读他最近在大陆结集出版的这本"论文集"--《经济解释》。《经济解释，张五常经济论文集》，商务，2000年版。
但你在读他的书时一定要有耐心。要忍受读这本书时必然会产生的一种嚼酸柠檬的感觉。美国一位经济学家贝克尔在读了张的论文后对张五常作了一个很含蓄而耐人寻味的评语，他说："我同意张的如下看法：'许多著作允诺的多给予的少。'"引自张书第464页。五常君大概认为这也是对他的赞许，竟将这一评论也收入了他的书中。此书中充满了自相矛盾的论点和自矜自恋的偏见，语言是拗口而常令人不知所云的美语式中文，具有殖民地学术的一切特点。
马克思在评论马尔萨斯的理论时曾指出：
"这是愚蠢的真正典型，它用诡辩来自我陶醉，在自己内在的概念混乱中辗转迂回；它的晦涩、拙劣的叙述，给天真的、不内行的读者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如果读者弄不清楚这一团混乱，那末其困难不在于混乱与清楚之间的矛盾，而在于读者的理解力太差。"《马克思全集》第26卷第3册第18页。
以此来评论张五常这部《经济解释》似并不苛刻。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书不值得一读。只有在读此书后，你才会惊讶一些好学而轻信的中国人，在80-90年代怎么竟会那样轻率地接受、信仰以至崇奉这种酸柠檬式的经济学。
张五常博士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大骂马克思，他使用了一种有失绅士身份语言，文题"最蠢无过马克思"。在文章最后他提了一个问题说："天下间哪有会有那样高深的学问？所以马克思是最蠢的。"
由于不信其高深，所以就讲它最蠢！这真是一种极奇妙的因果关系。这种逻辑犹如：你的这颗宝石太美了。世间哪会有这么美的宝石？所以它必定是假的！
如果弗罗伊德、荣格对此作心理分析，会毫不犹豫地诊断此人潜意识中深具刻毒的嫉妒之心吧？！
张五常说古今经济学家中只有两个人他肯崇拜。一是斯密，一是他的科斯教父。然而这位教授竟不知道，其实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本源正是出自于斯密的。
［实际上，张五常对斯密过于热心的吹捧会令西方的经济学史家感到惊讶"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的最早推阐者并不是斯密，而是魁奈（法国重农主义创立者）。"19世纪自由主义的全部理论武器都可以追溯到他那里。"熊彼特在其名著《经济分析史》中所指出的极重要的一点是："不管斯密实际上从前人那里学到了东西没有，事实却是：《国富论》中所包含的分析思想，分析原则或分析方法，没有一个在1776年是全新的。"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1-280，1-348，1-350。熊彼特曾辛辣地嘲笑过自由主义者中流行的"斯密崇拜"。他指出斯密只是一个善于把前人观点综合协调但自身极其缺乏创意的写作者。他说：
"斯密被后人授予了'创立者'的称号，--但没有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会想到授予他这一称号；而他以前的经济学家则成了所谓'前驱者'。因为如果拿掉这些前驱者的思想，是否还能剩下斯密的思想，是很值得怀疑的。"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94页。］
记者：斯密的经济理论是支持自由主义的，而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反自由主义的。这两种经济理论应该是互相对立的。
何新：表面似乎如此，但是它们仍然是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你认为这里有矛盾吗？
记者：是。
何新：你要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马克思自己解释过这一点。他认为，亚当·斯密的学说中包涵有矛盾的因素。因此向右，可以引申出自由主义。向左，则可以引申出反自由主义即干预主义（包括社会主义）。
正因为这一点，19世纪后半叶的自由主义才被称作"新自由主义"或者"新古典主义"，以区别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
记者：科斯，以及发明休克疗法的萨克斯是否曾被授予诺言贝尔奖？
何新：萨克斯没有被授这个奖。可能是因为这个人的名声由于休克疗法后来在世界上太臭了。
但是，张五常君、萨克斯博士的私有化理论都有一位共同的教父，这就是科斯。科斯在1990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奖。其实，美国应该给这一批人：科斯、萨克斯、张五常更多更大的奖。战国时张仪只用一片舌头搞垮了一个楚国，秦惠王为此而赐给了他一个封国，一个丞相。事见《史论·张仪列传》。（1945年郭沫若要去延安，毛泽东说：你还是留在蒋管区写文章，你一只笔顶我十个师的军队。这就是政治家利用意识形态的战略和韬略的眼光。）
一个萨克斯的"哈佛500天计划"其威力超过了美国的一万枚核弹。因为核弹并没有搞垮苏联，而"500天计划"则彻底搞垮了美国这个最大敌对国的经济，至今都喘不过气来。
我认为美国应该给萨克斯、张五常一类经济学术士发一切大奖，现在奖得实在远远不够！（笑）
9、一套误导中国的改革方案
记者：一些经济学家会质疑你的这种看法。有人指出，苏联经济被搞垮的原因是里根星球大战的军备竞赛，而不是萨克斯的休克疗法。而且人们在警告中国当前不要回应美国的"MMD"计划，以避免重蹈苏联的覆辙。
何新：这是太聪明了，令人不能不赞叹。这是又一个精心为中国人设置的意识形态陷阱。它出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正当美国小布什政府满足国内右翼（军火集团势力）的要求，而准备全力开动其军备和战备列车的同时，就有人立即向中国人提示这种"忠告"--这实际上意味着提前解除已被美国公开视为对手的中国自我武装的理论可能性。
记者：但是，这种论据你认为是否有一定道理？
何新：这种论据正是黑格尔所谓"貌似理智的诡辩"。我们知道，导致苏联崩溃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极复杂的背景情况。而论者只抽离出这些复杂背景中非常表面性的一点，然后以之作为立论的根据。目的呢？无非是防止中国因应新的国际形势，加强自己的武备。
实际上，对于加强军备必然会使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陷入崩溃这一说法，我们可以从现实和历史中提出许多质疑。第一质疑就是美国自身的经济。
美国锐意开发NMD不仅具有很深的全球战略涵义，而且对其自身经济摆脱近年深陷的空洞化，泡沫化，加强其实体经济，以利用流入美国市场的超巨国际游资，使之投注到高科技最集中的军事产业上；以此而全面带动美国经济，包括提高就业率，避免经济发生进一步衰退，具有深远经济意义。
此外，从历史的角度看，也未必然。
二战前德国由于凡尔赛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以及魏玛政府采纳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国民经济陷于全面崩溃，失业率达到欧洲历史的最高点。正是这种经济背景导致希特勒的上台和实施新经济政策。
当时德国政府以集中国内资源从事国防重工业和科技投资的方法，以类似后来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解决了失业问题，重整和振兴了德国经济。正是这种新的经济振兴为德国后来的对外扩张提供了经济基础。
朝鲜是世界上军事投资最大的国家之一，这个国家人民生活异常困难，但为什么至今并没有崩溃？苏联在二战时全部工业转入战时经济，为什么当时苏联并没有崩溃？
我列举这些事例只是为了表明关于"投资国防工业必然导致经济崩溃"这种因果关系是虚假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主张走国防工业带头先导的路线。但是，关于国防工业对于国民经济和就业的意义和作用，这个问题十分重大。我想我们以后还可以回过头再作更深的讨论。
记者：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讨论。看来您是确信美国十分关注中国的经济改革问题，而且早在二十年前已经安排张五常、萨克斯一类的经济学者介入中国改革的经济理论设计。而美国对于中国问题这种关怀，并非为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而是为了贯彻和实施美国国家自身的战略目标和利益。因此，张五常、萨克斯这一类学者乃是美国实施这一目标的意识形态工具。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
据我长期观察和思考，我认为，确实存在一个来自美国背景，而通过受其操纵影响的中国学者以及部分官员来鼓吹和施行，以系统化地摧垮中国国有经济为目标的阴谋计划（经济学者杨斌所谓"软战争"）。这个计划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输入，其具体步骤随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发展而不断深入并有所调整。大体分阶段如下：
（1）以取消价格补贴及限制为契机，建议实施"休克"疗法，即激进的"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地向市场体制快速转轨方案。（1987-1989）建议实施财税体制改革，把间接税变为直接税，使政府财源由国企、企业（上缴利润）转到向民间企业直接征纳。民间税源监控困难（易导致资本流失，有利私有化）。同时税源直接化导致国家与纳税人的直接关系，易引生抗税活动。诱发社会矛盾。
（2） 鼓吹以"入关"作为与国际接轨的重大步骤，鼓吹"全球化"，鼓吹"民族工业"概念已过时，代之以所谓国际化"现代企业制度"，破坏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理论根基，消解中国经济的独立自主性。（1993-1995）试图搞垮解散大型国有企业，以之融合、兼并到西方跨国企业中。
（3）以国有银行和投资体制的改变给国企断血。在原体制下，民间储蓄进入银行，企业收入上缴财政。国家以银行资金和财政收入从事投资。易于宏观控制。在新体制下，民资直接进入股市，被内外炒家和银行资本大肆炒作，形成股市泡沫经济。国家财政靠公债及赤字和税收。国家对国民经济控制力遂大大减弱。
（4） 鼓吹推进"产权革命"，从金融政策上阻断国企的供血渠道。以所谓"破除垄断"、"公平竞争"剥夺国企对市场的主导能力，进而以"股份制改革方案"--不叫私有化的私有化政策，瓦解及解散国企。由于国企陷入金融及市场困境，造成许多企业瘫痪、破产，成千万人陷入大规模失业。（1996-1998）
（5） 对粮食流通体制实施行政控制，放弃农产品的价格支持政策，在财政上长期忽视农村和农业问题，导致近年农业经济的严重困厄，使农民再度陷入生存困境。
（6）在亚洲金融危机后美国及IMF建议人民币继续维持高汇率，导致1998年出口大幅度下滑。
（7） 鼓吹加速与国际金融市场接轨，提早实施人民币自由兑换，准备对国际炒家（金融大鳄）全面开放中国证券市场。
（8）针对中国来之不易的1600亿外汇储备，现在又有人提出欲使之全部投放到无保护的美国金融证券市场参与炒作游戏以套利的妙计。一旦美元发生汇率暴跌和危机（这种情况在近年内极可能发生），中国国家外汇资源将被困锁和贬值大跳水，未来中国政府势必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以至由于外债、还债而不得不俯仰依赖西方金融势力，从而陷入类似于当今"俄罗斯"式的债务及财政危机，使中国最终丧失在经济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地位。
记者：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认为，指导我们进行市场经济改革的基本理论模型有失误？
何新：我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就是如此！可惜这一点目前还没被多数的人们认识到。
1987-1988年，我曾在当时的《经济学周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抨击赵紫阳的经济智囊团当时正在推荐给决策者的所谓"长痛不如短痛"的休克疗法。据张五常说，这一改革建议来自美国的弗里德曼。当时那些批评引起了决策者的注意。
1990年赵下台后，中国采取了渐进的经改路线。但是今天，中国形势的发展似乎使我们又走到了新的十字路口。
10、新自由主义在中国遭遇重大挫折
记者：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问题。以你的看法，美国向中国输入了这一整套方案，而且至少一部分被实施了。但是在现实中，中国经济并没有被搞垮。相反地，今天多数中国人（甚至包括大城市中一些下岗人员）的生活要比改革前好。选择的机会要比过去多。这个问题你怎么解释？
何新：在历史中并没有绝对的错误。如果我们观察人类的全部历史，会发现那并不是一个从正确的设想出发，由正确走向正确的历史。而往往是从错误开始，在错误中反省，总结经验，从而积累智慧，从而有所进步的历史。历史的过程是辩证的。我所谓辩证，包涵三层语义。第一是辩论，第二是对证、质证、求证。第三是事物最终总是向反面转化。
理解历史发展的这种辩证性，我们看待历史就会比较宽容。也会比较宽松。知道进步是积累的，心不要太急。坏的东西有时反而引出好的结果。而所谓善良的主观愿望，有时反而会把人引向地狱（列宁）。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美国的图谋，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中事实上还是被一次次地挫败了。
何新：正是如此。在现代历史中的美国是一个极尽聪明的国家。在20世纪的整个世界历史中，从20世纪初的威尔逊总统开始，就充满一种一心向全世界推销美国价值的理想主义。从19世纪的马汉开始，这个国家的战略家精心算计，一心要实现以美国为中心统治全世界的意图。
但是，美国人的文化中似乎缺乏中国人的一种宿命论（乐天知命）和悲观主义。他们不知道，到头来，人算不如天算。历史自身是有其规律的。50年代，他们重新武装日本，以资本输入和市场开放政策扶植东亚小龙，目的是为中国树立对立面，困锁中国。结果没有能阻挡中国的强大，反而为自己扶植出了一个潜在的日本对手和"东亚发展模式"。（今天他们又在干同类的蠢事。例如为从西部困锁中国而扶植印度。）
80年代，他们将新自由主义输入中国，是为了引骗中国人以此为蓝图搞垮中国的国有制经济，造成失业问题引发社会动乱，最终使中国被分解成碎块后纳入美国霸权控制下的新全球体制。却殊不料自由主义的经济因素反而为改革前由于全面管死的极左政策，已陷入僵化状态的中国经济提供了强有力的激活因素，激发出一种新的巨大经济活力。坏事变成了好事。
记者：这是否与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的抵制也有关系？
何新：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遭到了传统派（所谓"保守派"）在意识形态上的强烈抵制。因此中国领导层对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建议，始终有所警惕。没有象俄罗斯领导人那样全盘揖纳，而是审慎地、有选择地听和试。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中国遭到了至少两次重大的挫折。
第一次是在1988-1989年。全面解除价格控制的自由主义方针，引发了高幅的通货膨胀，在当时普遍低收入的背景下，这一政策造成社会广泛激烈的不满，成为1989年事变的经济诱导因。1990年的"治理整顿"导致新自由主义改革被迫延缓。对此，张五常曾讲过这样一种遗憾：
"1991年12月罗纳德·科斯接受诺贝尔奖时，我在斯德哥尔摩遇到了米尔顿（弗里德曼）。我说，放开工业价格而不同时放开民营化国有企业看来并不正确。我可能错误地支持了前者，而没有警告北京的朋友后者会对放开价格构成一大障碍。在中国（国家）经营的情况下，工业产量对价格放开后导致的价格上涨没有弹性。结果，反对该项计划的就不只是来自前面提到的特权集团，而且来自一般的产业工人，因而工人很有可能性上街游行。"
张五常说：
"我的观点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应该先于放开价格，或者这两者至少应同时进行，这一点米尔顿（弗里德曼）也同意。"见张书第498页。
换句话说，他们本来试图以价格机制作为杠杆开启中国的经济混乱之门。但这一尝试在80年代末即遭到了失败。
因此到了90年代，他们把新的重点放到了改变所有制的问题上。然而，在90年代中后期，以所谓"下岗分流，减员增效"以及"改制转轨"为目标的国企改革方针，导致了全国范围的大面积失业浪潮。引发了社会的震动和强烈反弹，迫使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激进"改革"措施再度放缓。
11、失业问题不容忽视
记者：以你的看法，当前社会中的失业问题，并不是由于国企本身的机制所造成，而是由于采纳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造成的。
何新：在原有的国企体制中，确实存在着低效率和劳动力闲置的问题。但是后一问题，不仅在中国，在西方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企业中也同样存在（这一直是困恼欧洲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问题）。
这个问题本来并不是恶性的问题，由于局部地区和部门中采纳了来自新自由主义的建议，在完全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背景下，试图以激进的"下岗"政策转变"机制"，解决这个问题。从而激化了这个问题，使之变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状态的恶性问题。
记者：为什么国有企业的效益这个问题如此难以解决呢？
何新：这个问题我们放到后面再深入讨论。我这里想强调的只是，依照那种新自由主义的药方是绝对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的。
记者：我还要问，为什么？
何新：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一个致病的理论盲点，这就是它的着眼点是经济增长，而从不将研究重点放在失业问题上。他们认为失业都是"摩擦性失业"，他们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市场体系中，失业问题可以通过理想的劳动力供求机制自然地平衡和解决（这纯粹是幻想）。
萨伊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一书中提出，一个社会的生产必将扩展到充分就业，不会发生严重失业现象。如果还有工人失业，那只能是他们自愿放弃工作，即自愿失业。所谓凯恩斯的革命，恰恰是针对这一观点的。凯恩斯经济学中最有意义的一点即在于此。道顿说：
"凯恩斯批判那些所谓的"古典"（classical）经济学家，因为他们将法国经济学家J．B．SAY（1767-1832）的观点--即萨伊法则'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奉为教父，证证所有的失业都是自愿失业。"
卢卡斯也指出：
"凯恩斯《通货》一开始就断云，均衡理论是无法得到的，失业不能解释成个人选择的结果，以及工资不按照古典理论预计的方式去运动被看成是经济理论之外的因素造成的。"《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第258页，商务版。
"作为一个时代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使一代经济学家摆脱了均衡理论的条条框框。"
那些轻率地为政府设计下岗、失业模型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似乎完全不了解"失业"这个词背后的严酷意义，以及这个词对于社会稳定构成的威胁。
顿指出：
"失业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没有工作；二是如果你没有工作，社会会给你钱。"
"短期失业指的是没有工作，人们常常称之为"临时解雇"。即使是短期失业，也是件令人痛苦的事情，工人们希望终有一天能返回工作岗位。长期失业描述的是一种更悲惨的情形：工人担心他们可能在若干年里都找不到工作，甚至终身都找不到工作。在长期失业的形势下，对大学生来说，毕业就意味着失业，他们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找不到工作。在最坏的情况下，长期失业甚至比在车祸中断了一条腿还痛苦"
"不发达国家通常没有建立失业保险制度或社会救济制度。那些没有劳动所得的成人，不得不依靠别的方式生存，如靠亲戚朋友有限的经济资助，甚至可能是找放高利贷的人借款。"
在美国和欧洲，你失业，国家会给你钱。但以中国目前的经济基础，从长远看，政府根本不可能长期承担为1-2亿失业人口维持基本生活的财政重负。
记者：短期失业，经济学中称"摩擦性失业"。
何新：今天中国社会中的失业，不是所谓"摩擦"性的"自愿失业"，而是凯恩斯所说的"非自愿失业"，参阅《凯恩斯选集》第13卷，第420-421页。是严重的结构性失业。
对几乎所有的人来说，没有工作，就意味着生活失去保障。意味着生活水平下降。如今对国家来说，当务之急是寻求降低失业的有效途径。目前的失业问题，不仅困扰着一般意义上的工人，而且也困扰着社会地位较高的阶层。
但是，国家通过近几年的实践对这一点已具有日益深切的认识，党和国家已经采取措施调整政策，缓解这个问题。一种雏形的社会保障体制也在草创和初建之中。中国党和政府并不象有的前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对新自由主义执迷不悟。这充分显示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党和政府的成熟和智慧。
记者：问题在于，所有制问题的确是当代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
何新：甚至可以说是焦点问题。一个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一个所有制问题，的确是当代中国改革的焦点。
记者：既然如此，难道你认为这两大改革是不必要的吗？
何新：不，都非常必要。但是正因为其必要，中国人，特别是领导人要小心中国的内外对手利用这种必要性而将我们导入陷阱。
记者：这是什么意思？存在这种陷阱吗？
何新：的确存在。中国历史上好象有这样一个故事。明洪武皇帝朱元璋的元师徐达患重病需药补。朱元璋嫌其权位过重而欲除掉他，于是派人送去一味药膳--一只蒸鹅。而徐达所患的疽病最忌食鹅。徐达见之明白了皇上的意思，于是服鹅后疽乃大溃（崩溃）而死。
记者：进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
何新：中国近20年来一直处在不均衡的高速发展中，在国际上也是"位高权重"呵。因此也有人（国际间的"皇上"）甚忌之。他们经常派人给我们送来蒸鹅。然而天佑我中华，幸亏中国人没有照方通吃。
记者：您的意思是国外有些关于经济改革的建议就是这种"蒸鹅"。
何新：对。比如一些经济学人向中国人灌输的彻底打碎国家垄断，彻底解散国企，"人间正道私有化"，为中国国民经济解困和施救治的单方，就是这种食之疽必大崩的鹅。
12、中国必将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
记者：你承认当前存在着严重的失业等问题，你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前途如何看？
何新：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深沉、睿智、宽厚、博大。而领导这个国家的共产党，是一个极其智慧、成熟的党。所以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化，注定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这是2000年前荀子的话）。
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时代。我们由于身在其中，由于目光的焦点总是更容易集中到眼前困扰人们的那些世俗而具体的问题上，而往往看不清这一点。如果登高望远，如果具有一种更超越的历史感，我们就会意识到，在中国土地上所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伟大的变革、伟大的建设，具有突破洪荒光照亘古的永久性意义。
三峡水电与航天工程，互联网与信息时代的降临，青藏铁路以及贯通全国的高速公路网，星罗棋布地遍布中国的新兴现代化城市的崛起，西部内陆区域的开拓，其意义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万里长城、车同轨、行同伦、书同文、大驰道与大运河，超过中国历史上的秦汉唐宋明清一切全盛时代。
尽管经历了种种挫折和错误，中国经济仍然取得了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从未达到的辉煌成就。由粮食不足（这个问题当年曾怎样困扰毛泽东、周恩来呵）到粮食过剩。对我们亲身经历过这两个时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奇迹。近年来，中国在一些主要的经济实物（如钢、煤、粮、棉）产出上已成为居世界第一位的经济大国（"超英赶美"，这正是1958年大跃进的目标，是毛泽东当日所朝思暮想而不能办到的）。中国从一个连洋钉、火柴都依赖进口的工业品纯消费国（1949），成为今日世界一些重要经济品的主要生产出口大国，成为世界性的工厂，等等；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李光耀最近说，中国是今日世界上惟一具有实力对美国正面说"不"的"第二世界大国"。这并不是谄谀之言呵。
中国在1949-1979年的30年间完成了重、化、核工业化，建立了一个门类初步齐全的、自给自足的工农业体系，并实现了包括导弹卫星核武器在内的自我武装。在1979-1999年的20年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腾飞。其速度大大超过美国、日本、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曾以这样的速度腾飞，没有任何民族比中国人干得更好！
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也是一个伟大现代国家不可遏制、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崛起！
自1840年那场打开国门的战争发生以来到今天，在这个土地上发生的全部历史运动具有着统一的完整性，这是一个成序列的分阶次的不断攀升的历史浩荡前进之流。
如果说，1840年英国人不能打碎它，1850年-1900年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不能分解它，后来的东条英机、罗斯福、斯大林毛泽东说："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革命应不应该搞，夺取全国政权应不应该？我们说应该，斯大林是坚决反对的。"（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9页。）丘吉尔、杜鲁门不能分割也不能阻挡它；那么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力量能够再在前面阻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崛起！
这个历史运动具有一种必然性！中国人完全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不是美国人把战略重点移向东方，而是世界历史从20世纪初以来就在把历史运动的轴心转移到东方（列宁在1923年就指出了这一点）。从过去的100年，到未来的100年，世界历史运动的中心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以及东方文明的伟大复兴。因为人类未来的希望，人类追求一个公正、正义、和谐与人道社会的终极而永恒的梦想和希望，今日就寄托在仍高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人身上。
中国那些西方的对手们总是低估这一点，低估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人民和这个执政党所具有的智慧和明哲。总是想制作一些极幼稚愚蠢的圈套，以为中国人轻易地可以钻进去就他们的范（包括WTO问题上）。象张五常、萨克斯一类，就是这种西方弱智的典型。张五常说：
"对中国的改革持悲观也许为时过早。随着股份制的实施，市场可能会再次发挥魔力。很有可能，将来有一天政府当局会认识到，凡是它有发言权的组织（指共产党和国家机器），都会在竞争中落败。"引自张书，第501页。商务印书馆出版。
人们可以把这理解为是一个在现实中不断遭遇失败而仍存梦想者的呓语。尽管这位先生是有一种来头，有一种政治背景，有一股势力，有一班鼓吹者的。但是，这位先生竟以为以凭他那一套新自由主义的空想性方案还可以搞乱这个国家，他就是太看轻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界了！他以为偌大中国真的居然如此无人，竟拆不穿他这一套幼稚欺人的妄论。套用一句他曾用以讥评马克思的话吧：世上竟有这样浅妄的浪想，真是再蠢不过了！
［附录1］
马克思：犯罪也是"知识经济"的重要原动力标题是编者所加。原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415页。
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生产讲授提纲，等等。罪犯生产罪行。
罪犯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及这个教授用来把自己的讲课作"商品"投到一般商品市场上去的必不可少的讲授提纲。
其次，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侦探、法官、刽子手、陪审官等等，而在所有这些不同职业中，每一种职业都是社会分工中的一定部门，这些不同职业发展着不同的人类精神能力，创造新的需要和满足新需要的新方式。单是刑讯一项就推动了最巧妙的机械的发明，并保证使大量从事刑具生产的可敬的手工业者有工可做。
罪犯生产印象，有时是道德上有教益的印象，有时是悲惨的印象，看情况而定；而且在唤起公众的道德感和审美感这个意义上说也提供一种"服务"。他不仅生产刑法讲授提纲，不仅生产刑法典，因而不仅生产这方面的立法者，而且还生产艺术、文艺--小说，甚至悲剧；不仅缪尔纳的《罪》和席勒的《强盗》，而且《奥狄浦斯王》和《理查三世》都证明了这一点。罪犯打破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单调和日常的太平景况。这样，他就防止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停滞，造成了令人不安的紧张和动荡，而没有这些东西，连竞争的刺激都会减弱。因此，他就推动了生产力。一方面，犯罪使劳动市场去掉了一部分过剩人口，从而减少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工资降到某种最低额以下；另一方面，反对犯罪的斗争又会吸收另一部分过剩人口。这样一来，罪犯成了一种自"平衡器"，它可以建立适当的水平并为一系列"有用"职业开辟场所。
罪犯对生产力的发展的影响，可以研究得很细致。如果没有小偷，锁是否能达到今天的完善程度？如果没有伪造钞票的人，银行券的印制是否能象现在这样完善？如果商业中没有欺骗，显微镜是否会应用于通常的商业领域（见拜比吉的书）？应用化学不是也应当把自己取得的成就，象归功于诚实生产者的热情那样，归功于商品的伪造和为发现这种伪造所作的努力吗？犯罪使侵夺财产的手段不断翻新，从而也使保护财产的手段日益更新，这就象罢工推动机器的发明一样，促进了生产。而且，离开私人犯罪的领域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世界市场？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民族本身？难道从亚当的时候起，罪恶树不同时就是知善知恶树吗？
孟德维尔在他的《蜜蜂的寓言》（1705年版）中，已经证明任何一种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等等，在他的书中，已经可以看到这全部议论的一般倾向：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东西，不论道德上的恶，还是身体上的恶，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是毫无例外的一切职业和事业的牢固基础、生产力和支柱；我们应当在这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泉；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要衰落。"
当然，只有孟德维尔才比充满庸人精神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辩护论者勇敢得多、诚实得多。
［附录2］
张五常：最蠢还是马克思
几个月前读到关愚谦先生在《信报》发表的《和德日学者讨论"共产"一词的出处》，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要在这里回应一下。关先生提出的要点，大致如下：（一）Communism中译为"共产"，是日本仔发明的，中国在老毛带领下，把日译的"共产"搬进中国。（二）日译"共产"的原意，是"共同集体生产"--是生产的"产"，非财产之"产"也。（叁）"共产"一词到了中国，顾名思义，就变成财产的"产"，此乃大错，而后来老毛实行共财产而走向"大锅饭"的人民公社，一错再错，呜呼哀哉！我认为把"共产"解作"共同集体生产"，是对的，因为Commune（公社）一词，的确有"共同生产"之意。然而，从今天经济学的角度看，日本仔相当蠢。这可不是因为他们错，而是对得太厉害！试想，在香港、美国等"资本主义"的地方，差不多所有生产都是"共同集体生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