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第一章即阐述了著名的市场调节原理--即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理论：
在理想的市场制度中，供给，需求，通过价格涨落机制得到灵活调节和自动平衡。
在供给不足时，商品价格上涨，高利润通过价格信号刺激投资者，促使其将资源、劳力、技术转入短缺部门，于是供给增多，使需求得到满足。
当供给超过需求时，商品价格下跌，低利润及低价格信号促使投资者转移资源、劳力和技术，减少生产，于是供求恢复平衡。
同时，在供给趋向满足的进程中，市场竞争激烈化，自然淘汰低效益的投资者，自然调整经济结构，从而保持生产的高效率。
在这只看不见的市场之"手"的调整下，经济结构和制度自动得到调整和运转，资源得到最有效的配置，永远不会有生产过剩和供给不足的长期情况发生。（这是根据"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著名的萨伊假设）所以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的几个版本中，曾吹嘘理想的市场机制，已使现代资本主义彻底摆脱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记者：萨缪尔森认为市场自动调节可以消灭经济周期，或改变了周期的运行机制。
何新：这一直是庸俗经济学的一个梦想。但这纯粹是欺人之谈。危机的发生，即经济周期性波动和震荡的发生，与市场经济的本质直接关连着。只要是市场经济，就无法摆脱这个周期性危机的机制。中国也是如此。
3、自由市场机制的代价是周期性危机
记者：为什么？
何新：斯密--帕雷托的自动均衡模型，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经济"模型"。它在几十年间被西方推荐给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用来和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作比较，并且由此得出如下结论：
社会主义体制下的商品短缺，根源是由于价格机制的无效，由于供给部门依靠集中的指令性决策，不能根据价格信号对市场需求作出及时的、灵活的反应。并从而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浪费，人力投入的低效益等种种弊端。
因此，社会主义改革的最终目标是政治自由化和市场经济化。作为市场经济这一理论模型，以及依据这一模型所设计的经济改革方案（萨克斯休克疗法/哈佛500天方案之类），在方向上引导了五十年代以来(1953年南斯拉夫最早试行经济改革)所有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然而，其在苏联及东欧导致的悲惨后果我们今天都已看到了。
今天反思这一套经济理论，我们会惊讶这个理论模型的简单和幼稚。实际上，这个模型如果想要成立，至少必须借助于存在三个假定即条件：
1、生产者根据价格信号及时进行投资的灵活转移是无需成本的。
2、既成的社会生产力结构是弹性的。
3、保证投资转移和生产力改造可能性的资源、技术要素是可以无限量地供应的。
如果不存在这三个条件，那么在现实中就必须考虑以下问题：
即使市场需求通过价格和利润给以投资者有诱惑力的巨大信号，他是否可能立即抛弃或改造他原已拥有的全部设备、技术，抛弃其现有工人，而把资金立即转向另一个有利可图的生产部门?这种转移在经济上要支付的代价有多大?是否可保证投资转移者必定获利?
其次，投资转移是需要时间的。事实是生产能力的改造总是落后于需求变化。从投资到收回投资和利润的时间，往往长于需求旺盛的时间。
市场需求总是千变万化。而投资者购置设备，雇佣工人，引进技术所建造的新的生产线，当其具有生产能力时；原来在市场上闪现高利润的需求可能已经满足而改变。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整个生产配置、生产能力将再度成为过剩能力。（在中国，近年严重的大量的重复建设就是在这种市场"机制"下发生的。）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已配置巨大资源、劳力的生产线，就会成为社会性的浪费。
因此，市场经济根据其本性天然地存在宏观失控即发生生产力过剩的可能性。市场调节经济在微观角度（对个别消费者），似乎是有效率的。在宏观角度（对全社会）却往往是低效率的，并且必然发生供求失衡与周期性经济危机。实际上，这种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那种理想市场模型中已经隐涵。即：当供给大于需求时，价格下跌，利润率下降，甚至无利润，导致投资必须自动退出这个部门的生产领域。在理想的帕累托模型中，这一点总是被轻描淡写地描绘，并且被颂扬为一种制动阀、调节器。
但是，这种投资过旺、生产力过剩，即所谓"结构调整"，在现实中却是隐涵严重可怕的社会代价的。商品积压、工厂破产，银行倒闭，工人失业下岗，就是经济学中所谓价格信号下落，利润率下降自动调节供给的必然结果。
列宁说：在自由市场经济中，"要使资本离开一个工业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去，就必须经过危机。"《列宁选集》第1卷第187页。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的经济现实中早已经不是什么陌生的问题了。这就是盲目引入市场机制以及实践这一套"福利经济学"理论的现实后果！对此，难道我们还不应当对从美国引入的这种主流经济理论重新反思吗？！
记者：西方现代经济学，有很多流派，也形成了很多分枝，主流和非主流是否存在区别呢？
何新：20世纪西方经济学有很多流派。20世纪形成的某些非主流流派甚至从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吸取了他们认为有用的观点。（例如凯恩斯、希克斯、罗宾逊夫人、熊彼特，都不同程度地研究和吸收过马克思的东西。）
但是，从总体而言，在基本理论观点上，主流经济学所承袭的是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的主观效用价值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数学模型也正是从主观效用的"边际分析"（对数学分析中的"极限"概念的一种应用）中发展出来的。
乔·罗宾逊夫人在她的名著《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第二版前言中说：
"在正统派学说中，完全竞争、供给与需求、消费者的主权和边际效益学说一直占据着上风。"
记者：主流学派的主要理论观点是以市场供求关系作为价值形成的决定性机制。
何新：所以他们用主观价格论置换了古典经济学关注的价值形成理论。
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之一是价值理论。因为只有通过价值形成的分析，人们才能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增殖运动的发生根源。近代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基本上可以划分成两大流派。
一个流派注重于生产过程中价值的形成问题。这就是客观价值论，包括马克思代表的劳动价值论和李嘉图代表的成本价值论。另一个流派则注重市场价格的形成，即市场需求对于商品的价格的函量关系，这就是效用/需求价值论，主观价值论。
这一理论大体上是在19世纪60-70年以后由杰文斯、帕雷托等人通过需求分析而发展起来的。他们认为数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可以为需求与价格的形成关系建模，这就是所谓的"边际革命"。在这一派经济学中，古典经济学所关注的社会阶级问题和宏观政策问题被弃置了。19世纪末-20世纪经过一系列数学包装后，这种"形式"经济学发展成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主流（正统）经济学说。
4、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简史
记者：我可否用以下的三点概括您上述的论点：
（1）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指西方经济学中的正统学派。
（2）这一学派的学说流变繁多，但始终有一种共同的理论基础。
（3）这种共同的理论基础即主观价值论（与古典学派的客观价值论不同）、边际效益分析和帕雷托均衡体现的抽象市场模型。
何新：你概括得很好。只是我要强调一下，这三点概括并不是我个人之见，而是根据"主流"的西方经济思想史家自己的观点。
英国经济思想史家Eric Rollr爵士在其所著《经济学说史》中指出：
"人们通常把上一世纪七十年代在经济分析工具方面的变化，看成是经济学中爆发了一场全面革命的标志。有人说，古典主义强调生产、供给和成本；现代学说关心的主要是消费、需求和效用。边际效用概念的引入实现了这种重点的转移，从那时起它便几乎以无上的权威统治着学术思想。
现代经济学的核心--消费者选择学说和交换与生产的均衡学说，在20世纪基本上是和第一次大战以前一样的。虽然存在一些提法上的分歧，但大致的趋势是走向统一。在英国，在马歇尔以及他的追随者们的作品里，可以找到一种伦理上的假定的爱好，这种倾向使英国学说具有维多利亚时期的特征。
在奥地利，在门格尔和维塞尔的影响之下，包含在机会成本原理中效用的顺序观点和成本与价值的相互关系成为被接受的理论。
起初与洛桑学派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经济关系的数学表现形式也愈加普及了。虽然直到20世纪三十年代数理经济学的文献才有相当增加。毫无疑问，一些流行的理论的数学公式化，是本世纪头三十年里，导致各学派间某种程度的折衷和国际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记者：主流学派认为，微观经济学采用的数学建模方法，意味着20世纪主流经济学推动的一种重大革命。
何新：这实际是一种自我吹嘘。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有问题的。错误的原理，即使被给予精致的数学包装，它仍然是一种荒谬的体系。在物理学史上，托勒密的天体演算模型就是一个例证。实际上，对这一点，许多西方主流学者自己是心里有数的。劳尔爵士指出：
"数学方法的发展，在意义上说并不是十分重大。在时间上说，要比更深刻地影响经济学说总的地位的其它最近的变化更为晚些。它们仅仅体现了从边际主义者第二代所到达的境界的最具有逻辑上的一贯性的发展。最详尽的著述直接出自费希尔、埃奇沃思和帕累托之笔，并且在某种特殊意义上，也包括马歇尔的消费者行为学说，与瓦尔拉和帕雷托的一般均衡的学说。在这个学说的最新的说法上，马歇尔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以上均引自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1973版。
在劳尔爵士所叙述的上述逻辑脉络中，从19世纪初边际效用概念的形成，到19世纪后期数理经济学在洛桑和剑桥学派鼓吹下的发展，以及其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作了线索很很简明的交代。
记者："边际效用"这个重要的现代经济概念，究竟是谁发明的？
何新：这个概念的产生有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初，萨伊抛弃古典学派的客观价值论，把"价值主观化"，定义价格完全由效用与需求决定。
第二阶段是引入数学分析中的"极限"概念，进行"边际分析"。这一工作的首创者，是萨伊的学生法国人奥古斯丁·库尔诺。
我个人认为，20世纪的西方经济学与西方哲学一样，在理论上是相当缺乏创新能力的。你不要看有那么多的"诺奖"，那么多名日纷繁的新分枝、新流派。其实多数都不过是过眼烟云和泡沫而已。批评我不理解当代主流经济学的朋友，我有时觉得他们有点可笑。我敢说他们对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如何从19世纪庸俗经济学中演变而来的历史不很熟悉。否则，他们就会知道"太阳之下并无新事"（所罗门的名言）。在他们认为是那么新奇的许多现代理论，其实都不过是17-19世纪的旧货而已。包括被张五常这种不学无术者奉为神圣的斯密理论，也是源自重商主义的。有关这方面的材料，我建议你去研究一下熊彼特的三卷《经济学说史》。
记者：我注意到，您刚才在交谈中提到一个新的概念--什么是"形式经济学"？
何新：这个概念也是西方经济学家提出的。有人设想，是否有可能建立一种超越国家利益、阶级利益的，以纯粹数学模型为符号来构造，并且以纯粹数学方法来演算的科学经济学--即完全形式化的数理经济学。
例如，以马歇尔（1842-1924，剑桥学派的创始人）为代表的一些现代经济学家试图利用瓦尔拉的数学均衡模型和萨伊定律，建立一种超越意识形态的"纯经济学"。熊彼特认为，马歇尔在1890年提出"科学经济学"这个概念，以与19世纪通用的"政治经济学"一名相区别。（参看所著《经济分析史》第1卷，2--5章节。）马歇尔试图由此而割断经济学与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关联。为此目的，马歇尔将19世纪的流行的"政治经济学"一词去掉"政治"两个字，改称为独立的"经济学"。形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就是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
而在其现代形态上，形式经济学体现了这样一种梦想，就是构造一个抽象的数学模型或系统，只需要将各种数字元输入进去，这个形式系统就可以自动工作，模拟和预测出一国的国民经济或市场供求的取向和动态。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梦想。可惜只能是梦想而已。
诺贝尔奖的得主卢卡斯说：
"经济思想的进步意味着越来越好的、抽象的、类比的经济模型，而不是对世界的好的书面描述。"
工作目标是通过"一个完全关联的虚拟经济可以通过时间序列近似模拟出现实经济的时间序列来。"《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第258页，商务版。
这就是当代主流经济学的一种数学理想。但是，在经济运动的基本原理尚未被弄清的基础上，致力于建立这样的虚拟数字模型，对于说明现实的经济运动，究竟是提供一种理解，还是提供一种误导呢？这种数字虚拟模型能够被人们信任吗？
滥用数学语言的目的无非有二：
（1）使一些用自然语言表述会变得极其容易理解的常识，具有深奥复杂的数学外表。（如所谓IS-LM模型就是一个例子）。这种高度专业的数学模型的好处之一，是可以剥夺掉许多普通人（包括一些政治家）对于经济问题的发言权。使一般人对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问题望而生畏。这样可以使经济问题易于被既得利益集团所收买的专家用晦涩的语言操纵和调控。
（2）使一些荒谬的有害的经济论点和政策，得到一种通过严密计算和得到科学支持的假象。
实际上，没有什么经济问题是只能用数学语言而不能用自然语言表述。凯恩斯的著作很少使用数学语言（如他的名著《通论》），但这本书仍有效地影响了西方政府从30年代到70年代的决策。
5、主流经济学的数理建模很可疑
记者：您认为主流经济学的数理模型是否具有意义？
何新：经济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量的关系。它的若干基本概念，如价值、剩余、竞争、分配都是一种涵有数量意义的概念。经济关系可以通过数学关系在建制模型。但我认为它们理代数理经济学所提出的多数虚拟模型是可疑的。
人民大学高德步教授在一本批评主流经济学的著作中指出：
"小阿尔弗雷德·马拉伯通过战后美国颇具影响的经济学家及其活动的研究，对上述问题做出了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他指出：有不少经济学理论是在大学的象牙塔里构思出来的，这样的理论和建议，经常与经济的现实不符，当然不能奏效。现实经济不可能简单得用几条"抛物线"就能客观描述。这种观点真可谓切中经济学的时弊。这些年来，经济学的发展，越来越"学术化"，经过精密的数学运算和精心的雕琢，真的成了象牙塔中的"精品"，遗憾的是许多"精品"中看不中用。"
而美国学者马拉伯则讲过一个颇为极端的说法：
"以本人之见，较为确切的描述应当是：经济学，说好听点是一门伪科学；说得不好听些，它是场猜迷游戏。这游戏通常极为粗劣且不时被一些聪明的骗子所操纵。这些人的学术报告所言远超过他们为改善人类生活而做出的任何可能的贡献。"（"迷惘的预言家/当代经济学的历史"，中译本第9页）
美国经济学家Sidney Weintraub则较为学术性地指出：
"斯莫伦斯基教授和雷诺兹教授是研究帕累托最优化的，在讲授时往往把它跟福利经济学混同起来，认为价格法规最适用于静态经济，而不是实际经济。更经常的是，只假定有关费用是一组纯客观的可数量，为图简便而有意忽略重要的主观（即使用者费用）成分，因为这种主观成分会使福利经济学的具体应用复杂化。此外，令人伤脑筋的市场故障并发症会引起可疑的"次最优"--也是低阶的--权宜解决办法。
哲学家（以边沁的功利主义最为突出）、政治理论家、法理学家以及议员们一直在对伴随公众行为的优点而来的缺陷权衡其得失。现代经济学家用数学手段把概念精雕细刻，以避免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幸的是，大多数"效益"和许多费用都是非现实的和零散的，由于实际情况难于预测，计算自然也就无法精确。
在我看来，萨缪尔斯教授（W．J．Samuels）承担了一项最难捉摸的任务--试图把纯经济学观念与意识形态的朦胧概念在经济学中加以区别。它的普遍存在影响了经济学的所有分支学科：看来经济学家命定要和这种矛盾打交道。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是，那些竭力宣扬"绝对不受价值论约束的"经济"科学"的人却大肆吹捧政府准则，在装模作样地要为他们的意识形态进行"科学"约束的同时，保卫放任自由，反对平均主义措施。我认为，混乱的根源来自四十多年前莱昂内尔·罗宾斯的一道禁令，这道禁令规定：侵入心理学、政治学说和社会学都是"超出经济学的"，不管所研究的问题可能同这些学科有什么关联。经济学家们被告诫：要严格坚持资源分配问题在"既定"目标范围之内，不管这些目标对人类福利多么至关紧要，都要把它们看作是外加的东西。"
他讽刺那些热衷于设计抽象模型的经济学家说：
"经济学中有不少精致的理论都是从假设技术不变而"工业技艺处于一定水平"为前提的模型中提炼出来的。可是我们所乐于称之为"进步"的东西却多半起因于技术的变革，这就导致了咱们的模型同史实之间有某种极为严重的脱节现象。如果说1876年的美国资源分配是"理想"的，那末美国的生活方式至今还该是1876年式的啦。要是今天的印度按照最理想的设想来分配资源，那末它的境况也就根本不可能好转。创建技术业绩的正是技术本身，不管静态福利经济学施展什么样瞒天过海的伎俩，这终究是平凡而关藏不住的真实。"
记者：那么您认为，目前还不可能有脱离利益体系而中立的纯科学经济学的存在？
何新：经济学不是统计学。统计学应当中立。经济数字统计、统计分析应当力求中立和客观。但统计数字和数学并不是经济学。经济政策、经济目标涉及到国家之间、市场体系内部的经济利益竞争，不可能是中立的。美国的经济政策和目标，只能为美国人、美国资本主义谋利益，不可能为中国人、为全世界人谋利益。中国的政策也如此。
要知道，经济制度、经济生存方式乃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生存命脉。凯恩斯曾讲过一句名言，他说：不论人们是否意识到，政治家总是受到一种经济学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纵的。不是受好的经济学影响，就是受某种坏的或过时的经济思想的影响。这个观点我赞同。凯恩斯说，整个世界几乎完全是受"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们的思想"的主宰；那些自命为不受任何知识分子影响的实践家们，事实上是"某位业已作古的经济学家的奴隶"。引自埃·罗尔《经济思想史》，第15页。我认为：
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需要形成和实施具体的，不同的经济政策，因此需要不同的政治经济学思想。没有抽象一般意义而普遍适用的，可以作为抽象数学模型和一般原理，从中直接引申出国家政策的抽象经济学。宣称自身是这样的经济科学，这就是欺人之谈，是伪科学。
二、个人的购买和投资之术（所谓微观经济学，即庸俗经济学）与国家制订宏观政策的经济政策理论，具有本质的不同。二者也不能混为一谈。
记者：中医讲究"辩证施治"。根据你的观点，你是否认为根据不同的同情--特别是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纵的竞争关系，应当具有不同的经济学和政策理念？
何新：非常正确。在我对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功利性目的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谋求中国的国家经济利益和国民的经济安全。
因而我注意到，自从17世纪的重商主义时代以来，作为制订国家经济政策理论的政治经济学中就形成了两条对立的路线。一条是以国家利益以至上的、坚持维护民族经济的路线，其理论代表是重商主义和德国的李斯特主义。另一条是主张放弃国家民族利益，不计后果地融入"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自由主义的路线，其理论代表是亚当·斯密以及当代的新自由主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美主流学派编写的经济学史中，重商主义（这个名称实际是一个错误）李斯特曾指出，重商主义实际应当称作"重工主义"，即保护"民族工业的民族主义经济学"。被贬得一文不值。而李斯特的经济学，则似乎根本不存在。这背后也是有原因的。
记者：当代主流经济学主要是英美流派的。英美的形式主义流派与德国注重现实的历史学派在理论传统上的确有所不同。但是你认为除了门户之见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使主流学派忽视李斯特的学说？
何新：极其简单--正是利益，国家利益的原因。
创立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英美学派认为自己有必要让全世界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忘掉李斯特。因为李斯特的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
"自由贸易非常有利于作为工业出口强国的英国。但是任何其他国家如要效仿英国的成就并和英国相竞争，就必须借助保护本国市场和本国工业的保护主义政策。转引自J．L． Hammomd《近代工业的兴起》第16章。（The Rise of Modern Indastry,London 1947）。"
记者：为什么李斯特会持有这样一种反自由主义的观点？
何新：说来话长呵，这个问题的解答就是一部近代世界经济史。有关背景材料，建议读者参阅阿什利《近代关税史》（Modern Tario History），以及Binkley《现实主义和国家主义》（Realism and Nationalism）。让我们作为一个专题放到后面再作深入讨论。
但是，你是否知道19世纪促进德意志统一和复兴的伟大政治家俾斯麦？
记者：知道。他号称"铁血宰相"，历史学家对他也是褒贬不一。
何新：在俾斯麦执政早期他一度信奉经济自由主义。"他接受了一个经济政策而消除了温和的自由党人的敌意。因之齐默曼（Zimmor mann）指责他盲从英国的政策。（J．L．Hammond《近代工业的兴起》）"但是政治实践和对国家利益的权衡使他在1878年对自己早期的自由主义政策提出质疑--这是因为他已研究了李斯特著作。1878年他在议会发言说"我存在一个未解决的问题--国际贸易相互之间完全自由，象自由贸易论者所设想的那样，这究竟能不能促进德国的利益。"（同上书）而到1882年。他的观点已经明确，他对国会讲了如下的话：
"我认为自由主义（贸易）的整套理论是错误的。英国在充分地享受到保护关税政策给国家的利益以后，才把它废除。那个国家本来一向有最强有力的保护税制，直到它在这些税制的保护下变得那样强盛；直到它能象一位雄健的运动员那样才跃出堡垒来向世界挑战。
自由贸易是强势国家的武器。英国由于它的资本、它的煤铁、它的港口和它有利的地理位置已经变成世界的超强国家。然而它在它的各项工业变成这样强盛以前，是靠高得惊人的保护税则来保护自己抵抗外国商品的竞争的。"同上书。
俾斯麦是一位清醒地认知德意志国家及民族利益的杰出政治家。所以他从自己的政策后果、政治实践中得出的这种教训是至为深刻的。我们应当记住他的话：所谓自由主义，实质乃是强势国家用以突破弱势国家关防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和政策工具。
记者：人们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国际关系是建立在垂直分工和不平等交换的基础上的。那么，何以中国能从这种国际交换中获利？在国际不平等交换中，中国何以仍能获利而走向强大？
何新：由于购买力及劳动力价格的差异。由于中国市场的相对封闭，如果中国的自由生产力由于市场开放而破坏，则外部商品的流入与购买力平价差异的消失使汇率优势消失。
6、主流经济学是一种精致包装的意识形态
记者：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代主流经济学有科学成分，也有艺术想象的成分。
何新：但我认为，主流经济学在本质上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以数学工具和伪科学形式精密包装过的意识形态。萨缪尔森有一句名言："一种思想不论多么荒谬，只要成为教科书，就会不朽地流传下去。"
意识形态是一种价值系统。意识形态与理性的科学不同，它并不以逻辑上的必然真理为依据。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之上。意识形态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信念。你信仰它，对你来说，它就是真，就是善，并且就是美。
你看我们很多有名经济学者，昨天他还在大批特批西方主流经济学，今天他又在大唱赞歌。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转变有什么矛盾。为什么？不过是他的信仰变了而已。（笑）
记者：意识形态与科学究竟不同在何处？
何新：意识形态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术语。萨缪尔森说："根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说，人们的理论常常是掩饰某种物质利益的信条。"即"虚伪的意识"、"歪曲了的理论"。（M．Blaug）意识形态是价值取向的符号体系。它背后的真正意义是社会的利益。
意识形态与科学常被混淆，因为它们都是对对象或现实的一种解释。科学是认知体系。意识形态是评价/价值的体系。科学追究真与伪，即寻求真理。意识形态评价好与坏，有利与不利。意识形态是一种主观的解释，更重要的功能是评价和鉴别，与功利密切相关。科学要求利益和价值的中立，意识形态则渗透着利益。意识形态作为价值系统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一种尺度（常常代表着主流社会和精英阶层），人们依靠它来区分对社会的有利与无利，好与坏。
科学的结果是可验证的，其过程，是可操作的。所谓人文科学的大多数领域，都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领域，意识形态可以成为学术，可以成为学说，但绝不是实证科学。
美国有美国需要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有中国所需要的意识形态。二者不必趋同，也不可能趋同。他们只要不向我们强制灌输，不把假的说成真的，硬要我们崇奉它，追随它，我们就不必去批评它。人各有所信嘛，你信你的，我信我的，井水不犯河水。这才是真的"信仰自由"和真的"自由主义"。但是今天的问题在于，一些西方政治家，一些崇美的中国学者，大肆宣传对美国主流经济意识形态的信仰，甚至强要人们相信唯有这一套可以作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政策工具，这就对中国的社会现实产生了威胁和危害。
7、完美的市场只是一种伦理性空想
记者：有人引证主流经济学拥有数学模型。他们认为数学模型是一种规范或尺度。凡是不能建立数学模型的就不是科学，能建立这种模型的就是科学。因此其推论是，当今西方的主流经济学已经数学化了，成为精密的专门科学。也就是说，对它的任何怀疑是幼稚无知的。
何新：把数学工具引入人文学术，这种见解和尝试至少已有几百年以上的历史。在笛卡尔、斯宾诺莎那个时代就已是流行的观点。也许是笛卡尔最早提出这种想法。那时还未发明微积分，笛卡尔心目中的数学模型就是欧几理德（初等）几何学。欧氏几何是一个自足公理系统。从若干原始公设出发，引用有限的公理，以严格的形式逻辑推导出全部结论。模拟这种几何证明方法，笛卡尔试图建立他的哲学原理体系，斯宾诺莎也以这种方法发展他的伦理学。后来还有莱希尼兹。他的一个著名论点，如果发生哲学争论，那么争论双方就坐下来，打开计算器，说：我们来算一算。但是，他们所建立的体系，仍然是形而上学，是意识形态，并非"精密科学"。所以是否应用数学模型并不是真理的标准。他们那种严密模仿几何形式的哲学著作，今天让人看去显得十分迂阔可笑！
黑格尔曾经嘲讽那些认为数学方法是理性标准和具有深刻性的人，他说：
"认为某种数目或图形有特别的重要性，这一方面固然可以作为消遣，但另一方面恰是思维浅薄的特征。人们自然可以认为某些数字或图形含有深刻的意义，可以激发我们的思考。但是对于哲学，问题并不在于思考某种可能性，而是思考的现实性。思想的真正精华不存在于武断地设定的符号形式里，而只存在于深刻的思维自身中。"
记者：黑格尔这些话出处在哪里？
何新：《小逻辑》的导论。我还想告诉你更为有趣的一点。这些经济学家崇拜数学，认为在经济学中由于应用了数学模型就成为精致的社会科学。但是他们可能不知道，数学家自已却并不这么崇拜数学。
19世纪以来的现代数学早已失去1+1=2的那种幼稚的精确性。"函数概念本身就是不清楚的。关于导数和积分的基本概念还从来没有恰当地被定义过。"（M．克莱因）数学的逻辑基础本身中存在着严重的悖论，至今还未得到解决。
人们以之作为精密工具而应用数学，但这个工具本身的逻辑基础和严密性却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对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来说，20世纪是一个遭遇重大危机的时代。其中一大危机就是数学基础中的逻辑危机（可参看M·克莱因的名著《古今数学思想》第四卷）。
正是面对这一危机，罗素讲过一句名言："数学是这样一门学科，在其中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所谈的究竟是什么。也不会知道我们所说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古今数学思想》，P．306/4。康德的不可知论在这位数理逻辑专家的手里可以说被发挥到极点了。数学哲学家本身不会迷信数学，是怀疑论者。倒是一些只对数学的皮毛有所知的人象孩子玩积木一样喜爱在经济学中制造数学的模型。（笑）并且用这一套玩意儿来吓唬人。
记者：如果您认为意识形态主要是价值系统，那么它就十分接近于伦理学。
何新：对。经济学的本质涉及到经济利益的分配，这就不能不涉及到伦理问题。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别名是所谓"福利经济学"，请你注意这个名称。所谓"福利"，所谓"幸福"，以及所谓"主观偏好"，所谓"欲求"（需求/欲望），这些主流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所常使用的范畴，其实也都是伦理学中的范畴。
实际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根本价值体系就是论证市场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合理性，以及永恒性。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终极、永恒的经济形态。所谓"夏虫不可语冰"，为什么不可语冰？不是因为冰不存在，而是因为夏虫坚信冰不存在，并且的确，在它生命的全部经验中也没有冰这种事物的存在。但是严冬仍会到来，冰雪仍然会到来。
记者：您谈的这一点很重要，至少是人们通常面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时很少言及的。
何新：我向你推荐一本书，德国学者彼得·科斯洛夫斯基（海德大学哲学、经济学教授、汉诺威哲学研究所所长）的著作《资本主义伦理学》（1982）关于这本书的书名，这位有良知的西方学者特别指出如下一点：
"不同方面的人们曾向我提建议，用较少感情色彩的概念"市场经济"来取代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但我还是在书名和问题的提法中保留了这一概念。
我没有同意这个建议。因为对于我来讲，'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在分析上不够尖锐。"市场经济"，它描述的是经济的协调工具--市场的更为有限的方面，在非资本主义社会里市场也会起作用。
资本主义则相反，它代表一个完整的社会制度，这个社会制度是由市场经济、私有财产和经济个人主义（作为经济目的的个人的利益和收益最大值）来决定的。因此，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比市场经济更准确全面地标示了一个广泛的社会制度，而且更适宜于表征这一社会制度的理想典范的模型。"
这位西方学者更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根本伦理特征就是它具有一种道德空想性：
"作为社会的一种理论，资本主义是不充分的。因为从根本上来讲它仅仅是关于生产、交换和协调的一种经济学理念。作为经济学理论它没有重视社会行为和政治组合的重要方面。
"一种仅仅以私有财产、追求最大利润和通过市场与价格体系加以协调为基础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根据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它并未成为现实。作为社会模式的资本主义具有幻想的、非现实的特征，它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社会的空想。
当它的代言人用现实资本主义尚不完善为理由使其免遭对手的抨击时，这种空想的特征就更为明显。经济学家们也一直在指出，资本主义还从来没有以纯粹的形式得以实现，他们把资本主义的缺点应归因于模式之外的诸种影响。
然而，从伦理学角度来看，这种声辩是缺少充足理由的。一种社会理论必须能够与现实相联系，必须要同时考虑到它历史的场合和它历史的实现条件。
如果一种理论虽然介绍了一个出色的模式，但这种模式却由于外在的影响或不可达到的前提而永远不能得到实现，那么这样一个理论就是一个拙劣的空想，仅仅停留在"应该如何做的废话"之中（黑格尔）。"
这些观点非常精彩。在80-90年代，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抛弃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理由是它具有非现实的空想性。
人们转过头模仿和抄袭以被误解的美国模式为样板的市场资本主义。结果几乎无一不掉入陷阱。只有中国没有陷入这种泥潭，为什么？恰恰是因为中国保留了改革前社会主义的若干基本经济和政治框架。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江泽提出"三个代表"，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现在有人说，当今中国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就是由于制度改革不彻底。但人们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提出另一种反论，就是某些问题的出现，是否向资本主义的让步和模仿走得过多了？孰是孰非呢？对此，我认为第一要进行理论的重新思考。第二理论并非一切，还有实践和历史。历史就是上帝。
批判社会主义模式的人说，共产主义是空想的。但是，理想中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即供求自我均衡的资本主义难道不是一种伦理的空想吗？陈岱孙先生曾指出：
新古典经济学实际上论述的是经济处于充分就业时的行为，其本质乃是一种长期静态均衡理论，不能说明经济中广泛存在的非均衡行为，特别是不能解释30年代出现的产量大幅度下降和大量失业这种数量波动现象。凯恩斯革命的实质是提供了一种能解释这种产量和就业量剧烈波动的短期动态的宏观非均衡理论。
现实经济中并不存在这样一种虚构的瓦尔拉斯"喊价人"通过"试错过程"来寻找均衡价格，以便协调全体交易者的需求计划，亦即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并不能保证市场总是趋于均衡状态，因此绝大多数交易和经济活动是在非均衡价格上进行的。
也就是说，所谓"看不见的手"、"理想均衡的市场"本身也是一种空想。要知道，供求自动均衡的经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绝不可能的。因为供求均衡即意味着利润的消失。我赞成人们对中国改革前旧经济体制不良性的批判。但是，我不赞成在放弃一种空想的同时引入另一种空想。对一些崇拜西方模式的经济学家推荐给我们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我认为我们同样必须持一种清醒的批判态度。
8、原理错则数学模型必然错
记者：总而言之，您认为在经济学中，数学不是唯一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