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第一章即阐述了著名的市场调节原理--即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理论：.2
何新：我的观点是，数学绝不是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的标尺。关于经济学中应用数学模型的争论的实质，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否已经脱离庸俗经济学的轨道，而成为了一门客观的、具有普遍意义、并且已形成规范性理论的社会科学的问题。
我的结论是：没有！因此，对西方经济主流经济学，根本没有盲目崇信它的必要。
记者：根据您的观点，经济学理论上著名的"边际革命"是在19世纪即已发生的。
何新：人们常指责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已经过时。似乎马克思不了解主观价值论及其供需均衡的自动市场模型。其实这是一种无知。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来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法国庸俗经济学家J·萨伊。关于萨伊，劳尔爵士告诉我们：
"J．B．萨伊（1767-1832年）一向把他自己认为是亚当·斯密的阐述人。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出版于1808年，在选择和提炼的过程中，萨伊把斯密的理论加以曲解。萨伊自己的贡献在于强调效用是价值的决定因素。
萨伊的效用价值学说是以一定的传统为根据的。在十八世纪的意大利，有过一些强调效用的经济学家。孔迪拉克神父在1776年出版了名为《论商业与政府的关系》的著作；在这本书里，包含了效用学说的最早的申述之一。
可以把萨伊看成是形式主义的、均衡分析的主要奠基人之一，而均衡分析是当今价值学说的实质。
在奉行萨伊学说的法国作者中，有一位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单独提出。奥古斯丁·库尔诺（1801-1877年）并不是萨伊学派的直接继承人。
他是一个数学家。他认为市场上的关系可以看成是单纯的形式关系；某些范畴、需求、价格、供给可以看成是彼此的函数；因此，就有可能把市场的关系用一系列的函数公式表述出来；经济的规律可以用数学的语言系统地表述出来。因此，它正是运用微积分学的自然领域。
库尔诺奠定了行为派经济学的基石。在这一学派后来的发展，有瓦尔拉的"储备价格"（reserve prices）概念，有帕累托的"无差异曲线"和今天的"边际代用率"。
脱离开古典学派探索创造价值的原因的途径，导致了强调在竞争条件下，亦即在"现金交易关系"的条件下的个人行为。效用学派和数学学派共同强调了这一点。同这两个学派与古典经济学家们的区别相比，这两个学派之间的分歧虽然很显著，却是次要的。他们都是倾向于绝对性和形式主义的；他们都避免明确地与特定的社会秩序联系起来；他们都先是含蓄地然后又明白地声称，他们的结论的有效性并不受琼斯所称的那种特定的"经济结构"的存在与否所制约。后古典学说的这些特征一直延续到今天。"
事实是，马克思是充分了解萨伊的理论及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主观价值论及其数学模型的。劳尔指出，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理论"超历史的普遍性意义，以"避免明确地与特定的社会秩序联系起来"，认为"他们的结论的有效性并不受特定的经济结构的存在与否所制约"，这正是马克思当年所攻击的庸俗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辩护性"。
因此，19世纪后期德奥学派中形成的主观价值论（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的"边际效用"论及所谓"边际革命"，并不是超越马克思经济学视界和界限的新理论。
熊彼特曾经写过一本《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他列举的人是：马克思、马歇尔、陶西格、费雪、米契尔、凯恩斯、门格尔、庞巴维克、瓦尔拉、帕雷托。这十个人中没有萨伊，而马克思的经济体系是独树一帜的。其余九人虽然有英美学派（马歇尔、陶西格、费雪、米契尔、凯恩斯）、奥地利学派（门格尔、庞巴维克）、洛桑学派（瓦尔拉、帕雷托）之分，但这九个人在基本理论上，都是属于或者说源自同一个学派：即建立在主观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石而应用边际分析方法的19世纪庸俗经济学派。
记者：如果你的看法成立，那么就是说，20世纪的当代经济学在技术层面尽管有新东西，但在原理方面也并没有提出超越19世纪的新观点？
何新：正是如此。应当注意，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年代是19世纪50-80年代。而萨伊一类庸俗学派的基本原理及分析技术产生于19世纪20-70年代。许多人怀疑《资本论》的时效性（过时论）。殊不知第一，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比《资本论》的体系要陈旧古老得多。第二，马克思是认真研究过、分析过、批判过萨伊的（见《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晚年沉潜于微积分的研究（《数学手稿》），表明他对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分析实际也是感兴趣的。
记者：那么你的意思是说，你之所以否定西方现代经济学，不是否定他们的数学模型，而是怀疑他们的基本原理。
何新：对！如果原理错，则再精妙的数学建模也是错。让我打一个比方。在哥白尼以前，欧洲主流的宇宙理论是地心说，即以地球为唯一恒星，其他天体都围绕地球而运动。在这一基本假设的基础上，自托勒密以后的1000年里，西方天文学家发展出许多分枝流派，发展出许多计算方法的系统，用以说明天文现象。这些学派和计算彼此之间有很多矛盾和争论。
事实上，托勒密学派关于"本轮"、"均轮"的那种种系统也是数学模型，与20世纪主流经济学的各种精致模型是颇具相似之点的。
但是，哥白尼所打破的，并不是具体哪个学派和哪种计算或哪种方法，而是关于宇宙围绕地球旋转这一基本公设。这个基本公设一旦被打碎，一千年中一直作为西方天文学主流的那些体系、理论、计算以及"模型"，也就统通烟消云散了。
在经济学上，我们现在必须提出怀疑的正是主流经济学关于主观价值和边际分析的基本公设。如果这个公设是荒谬的，那么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整个体系（既包括微观经济学，也包括与政策设计有关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还有马歇尔的"基数效用"、帕雷托的"序数效用"以及什么"无差异曲线"、"边际替代率"一类数学游戏）正如托勒密体系就一样不过是缺乏实际意义的假设而已！
9、马克思为什么说主流经济学是庸俗的
记者：我有两个问题不明白。第一，马克思为什么认为斯密和李嘉图以后形成的主流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第二，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时代是在19世纪中叶，他当时对西方庸俗经济学的批评在现代是否仍有效？
何新：马克思所谓"庸俗"，我理解具有三层语义：
（1）流行的（世俗的、通俗的），
（2）浅薄的，
（3）琐碎的，即日用杂货式的。
让我引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这部手稿中的话。马克思认为，古典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具有以下几点不同。
第一，古典经济学力求探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运行的本质和原理，它不寻求掩盖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固有的内在矛盾。他说：
"古典政治经济学力求通过分析，把各种固定的和彼此异化的财富形式还原为它们内在的统一性，并从它们身上剥去那种外在的形式，它想了解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不同的内在联系。"
而庸俗经济学则不同，它是辩护性的。所谓辩护的意思就是护短，就是极力夸饰美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想方面（特别是伦理意义上）。而力图掩盖市场经济冷酷、丑恶的另一面。
第二，庸俗经济学没有原理，只有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理想观念下那种表面现象的抽象描述。
马克思说："只是在政治经济学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即在斯密以后）和形成稳固的形式时，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因素，即作为现象形态的单纯的现象复写，即它的庸俗因素，才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特殊表现形式从中分离出来。例如萨伊就把斯密著作中这里或那里渗透的庸俗观念分离出来，并作为特殊的结晶和亚·斯密并存。"这一批评对于当代主流经济学仍然适用。
第三，市场经济由于其优胜劣汰即效率机制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在没有政府干预和调节的自由状态下，社会将陷入由贫富对立所激发的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上半叶，在欧美社会，正是这一矛盾导致资本主义体制以及政治经济学本身严重的存在危机。而对这种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在庸俗经济学的全部理论模型中则予以漠视。
马克思说：
"正当政治经济学本身由于它的分析而使它自己的前提瓦解的时候，庸俗政治经济学开始嚣张起来。因为政治经济学和由它自身产生的对立面的发展，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社会矛盾及阶级斗争的现实发展齐头并进的。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庸俗政治经济学也就有意识地越来越成为辩护论的经济学，并且千方百计力图通过空谈来摆脱反映矛盾的思想。"
庸俗经济学的起点是所谓"个人偏好"与"社会福利"。它用这个概念偷换了古典经济学所已经发现并试图分析的资本主义体制内在的结构性矛盾--贫富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这个问题一直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荒谬性的根本所在。
马克思之所以蔑视这种主流经济学（在当时就是主流），还因为其抽象力的肤浅。庸俗经济学自马歇尔、庇古以来一直试图借助伪科学的专用术语，如所谓"边际效益"、"个人偏好"一类怪诞的伦理术语和无现实意义的数理模型来吓唬人，来冒充思想的深刻性。这一倾向在马克思的时代已经出现。马克思当时即嘲讽庸俗经济学玩弄术语的偏好，指出：
"庸俗政治经济学认为它越是实际上仅仅从事于把普通观念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它就越是单纯、合乎自然和对公众有益。"（以上引文见《全集》26/3，P．556-559）
第四，也是重要的一点。我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学是一种独特的历史主义（不同于德国原有的"历史学派"）经济学。
马克思的最大悲剧在于他的《资本论》实际只是一部没有完成的书。除第一卷外，他留下的经济学研究主要都是手稿或残编。（从70年代以来，这一批手稿的中译本已全部得到出版。）
可惜的是，在当代，似乎马克思当今在中国的某些精英意识中，已被人们忘记和忽略了。但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深刻性和重要性超过当代任何经济学名家，包括所有那些诺贝尔奖得主的总和。马克思的确是一位经济学天才。
记者：那么你如何看待诺贝尔经济奖？
何新：我认为那正是西方主导国家以表面客观的方式，树立某种经济意识形态权威，以此主导和操控世界舆论，实施对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导的一种工具。也许老诺贝尔本人当初设立此奖时未必有此意。但近十年来，这个奖中的人文部分（文学、经济、人权）正在由于这种不客观和不公正而声誉扫地。
10、现代经济学并没有形成可操作的科学方法
记者：那么你认为现代经济学是否已形成了自己的方法呢？
何新：没有。我在这里可以向你推荐一本书《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讨论》（The Methodology of Economics or how economists explain），英国经济学家Mark Blaug的著作（1980）。此书的精彩之点，不仅在于作者全方位地回顾了现代经济学方法和理论规范形成发展的过程，而且在于作者具有一种独立清醒的批判态度。
作者指出，近代经济学经历了穆勒的实证主义，波普的证伪主义，西尼尔、凯恩斯关于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划分，萨缪尔森在《经济分析基础》中倡导的数理操作主义等等。但是，没有一种方法不是争论不断。事实上至今主流经济学尚未形成比较公认的理论规范以及方法。
记者：你在上次的讨论中曾说，在经济学中应用数学是19世纪中期开始的。
何新：是，但试图使数学模型的运用具有一种表面性科学的形态，则是萨缪尔森于六十、七十年代在主流经济学中大力倡导所谓"数理操作主义"的结果。萨缪尔森说：
"我们理论的有用性出于这样的事实，即我们根据自己的分析往往能够确定由一个或几个参数的指定变动所产生的未知变量的变动性质。事实上，我们认为理论在操作意义上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确实包含着对于可观察到的数量的若干限制，根据这些限制它想必会遭到驳斥。"
实际上，在50-70年代，在主流经济学内部对于究竟什么是使经济学接近科学的方法和规范问题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止过。卷入这场争论的，不是二三流的人物，而是包括被某些中国经济学界视同偶象圣人的弗里德曼、萨缪尔森这样的人物。
记者：有过这样的争论吗？请介绍一下双方的观点。
何新：其中一次重大争论导因于1953年米·弗里德曼的论文《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它的中心论点是抨击当时主流经济学中流行的理论构筑法，批评经济学家乐于虚拟种种抽象假定（其中包括新自由主义常乐于引用的谋求私利最大化的"经济人"假定）。弗里德曼认为，经济学家不应把这些假定错当成现实。
弗里德曼认为，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不依从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性的判断。实证经济学是类似于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客观的科学，它研究"是什么"而不研究"应该是什么"这一类问题，它的任务是指出一个一般化的体系，用来预测客观情况变化的结果。
实证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紧密相关。任何一种政策必定依据于某种预测的结果，这种预测必定以实证经济学为基础。人们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他们在正确的经济政策上达到一致，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实证经济学的进步，取决于实证经济学所产生的结论是否，并且值得为人们所广泛接受。
作为一种语言，理论没有实质性的含义，它的作用像一种"档案"体系，对实际资料进行分类、组织，加深人们对资料的理解。对这种档案体系的评价取决于逻辑和事实上的考虑，形式逻辑的准则是能表明某种特别的语言是否完全、是否正确。
作为一种实质性能假说，理论对所说明现象的预测能力必须受到检验，只有实际证据才能表明理论是否正确，对假说的唯一合适的检验方法是把它的预测与经验相比较。如果两者相矛盾，假说就会被抛弃，如果两者相一致，假说就会被接受。
弗里德曼一再强调，只有经验才能对假说的正确与否作出判断，验证的对象只应是假说本身的含义，而不能是假说所依据的假定的真实性。
弗里德曼指出，对假说的实质性含义的检验存在很多困难。对社会科学来说，检验假说含义的标准--实际证据，不是得自可控制的实验。这类证据常常是复杂、间接和不完全的。证据的收集是困难的，对它们的解释又总是需要细致的分析并包含没有多少实际说服力的连续的推论。
弗里德曼后来倡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实际是一种规范的、伦理应然的市场假设，并没有遵循他这里倡导的实证方法。
但这里他所概括的实证方法本身，是对培根以来西方经验/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浓缩和提炼，对于经济现象的分析是具有意义的。
弗里德曼说：
"经济理论应被看作一组实质性的假说，应该根据要想'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测能力来评价。只有事实证据方能表明理论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或者说得更明白些，表明理论究竟是被暂时'承认'其为有效还是被'拒斥'。对一项假说有效性的唯一中肯的检验是将它的预测同经验相比较。"
这一观点，接近于中国哲人说的"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的观点，本来应是颠扑不破的。但殊不料，它提出后，在西方经济学中却受到形式主义者的严重质疑。
但是，弗里德曼对于形式主义者滥用假设（即数学模型）的批评，引起主流经济学的愤怒回应。与弗里德曼进行争论的另一方就是大名鼎鼎的萨缪尔森。在萨氏看来，经济理论的"非现实主义根本不是一项理论或假说的缺点"。
就难怪他的门徒萨克斯后来会为前社会主义国家炮制出类似"休克疗法"、"哈佛500天计划"那一类远远背离现实的向理想市场经济过渡的空想性改革计划。
我在前面曾谈到笛卡尔模拟欧氏几何的方法论。有人可能认为这个例证陈旧。殊不料，萨缪尔森也作过类似的事。Blaug对此评论说：
"萨缪尔森提供一个逻辑证明（1966年），但那个证明以完全公理化的"欧几里得式"理论为先决条件，该理论的整个演绎结构保证种种假定、理论命题和那些命题的结果全都相互隐含在一起。事实上，大多数经济理论没有完全公理化，并不具备简单的逻辑结构，这正足以表明为什么在区别理论的假定和它们的含义时存在着某种特点。"
记者：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为代表的这场经济学方法论争论，结果如何？
何新：实际是不了了之。它必然不了了之。弗里德曼不可能把实践检验理论的原则坚持到底。他如果坚持这样做，势必就会背弃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了。他不可能这样做。M．Blaug指出：
"从我们对战后经济学方法论的观察，从没有出现意见一致的情况。"
弗里德曼批评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指出这一理论体系的非现实性和非实用性，目的是试图探求使主流经济学回归到经济现实的土壤上，成为更有效地作为政策工具的方法。但是，统治阶级需要这一套将市场经济理论性地全面美化的经济学意识形态。因此，弗里德曼的批评最终被淹没在群起而攻之的噪音之中。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西方主流经济学最终并没有形成规范性的统一理论，也没有形成公认有效的方法体系？
何新：这两点都是事实。而且这并不是我个人的一己私见。是西方主流学派的权威学者们自己也承认的。
几十年以来，对主流经济学非现实性的批评，即使在主流经济学体系内部，从来没有平息过。
20世纪50-70年代出现过一系列抨击主流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它们都否定经济学是一门科学。
Blaug的书中列举有代表性的几本名著。他指出：
"西德尼·舍夫勒的《经济学的失败》（1955年）这本专著使人联想起战前出版的巴巴拉·伍顿《为经济学哀悼》（1938年）。它在否定经济学具有科学性这一主张方面走得格外远。舍夫勒的中心论点是简单性本身：经济理论化的整个假设--演绎传统是死胡同，经济学家必须研究整个社会结构，放弃其妄称经济学能自行服从规律的说法；科学预测只在有不受环境限制的普遍规律时才属可能，既然经济体系总是受到非经济力量和机缘作用的影响，那就决不可能有经济规律，因而也就决不可能有经济预测这样的东西。"
琼·罗宾逊在《经济哲学》（1962）中把经济学描绘为一部分是对社会的科学研究，一部分是传播意识形态的媒介，即一种辩护性的特殊辩解。这位诺贝尔经济奖的获得者，也认为公认的经济学与其说是前者还不如说是后者，她说：
"经济学蹒跚而行，一只脚按照未经检验的假说行进，另一只脚按照不可检验的口号行进"。
只是罗宾逊最后近乎绝望地呼吁不要放弃"经济学能向科学迈进的希望"，但对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作者没有提供任何指导原则。
记者：你认为凯恩斯所区分的关于经济学的两种类型：实证的与规范的。其涵义何在？
何新：对一个事物的研究和证明，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告诉人们它实际是怎样，另一种是告诉人们它在理想上应该是怎样。前者被认为是实证的，后者被认为是价值取向，即所谓"规范"的。（凯恩斯语）从纯事实的描述不可能形成应当作什么的价值论。凯恩斯作这种划分的目的，是使用所谓"休谟剪刀"，意思是说事实领域和评价领域之间存在着一种合乎逻辑的严格区别。
根据M·Blaug的说法：
"实证经济学是涉及事实的，规范经济学是涉及估价的。一门实证科学的目标是建立一致性，一门规范科学的目标是确定理想，而一项方策的目标是形成规范。"
"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的区别，"纯科学的"经济学和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建议的区别，可以追溯到纳索·西尼尔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至今已有150年的历史。"
"然而在30年代，新福利经济学出现了，它提供了一种据说没有价值判断的规范经济学。"
弗里德曼认为，要区别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是不可能的，假装这样做只会陷于自欺欺人的境地。帕累托供求均衡的概念以及与其相联的潜在的帕累托式改进的概念，不应同实证经济学的原理相混淆。自称我们能在不致力于任何价值判断的情况下对"效率"问题作出"科学性"论断的说法，已经播下了巨大混乱的种子。
现代经济学家常常鼓吹科学主义，但他们很少敢以自己的模型付诸实践。在20世纪的主流经济学中，事实上尚没有发现和确定任何有意义的、被普遍认同，而且在经济实践活动可以从事有效预测的经济科学规律。
11、警惕伪装成科学的经济意识形态
记者：为什么现代经济学没有形成自己的方法，使自己成为真正的科学呢？
何新：我认为，或者说我所致力的经济学目标，在方法上是必须追求实证和务实。我认为，只有当我们在一些普遍规律的指导下能够预测一个事件时，我们才找到对该事件的科学解释。在目标上，我的价值取向是明确的，这就是国家利益。在市场经济中，阶层分化不可避免。但我不支持为少数人服务和弃置多数的价值取向。谁来保护弱势的多数？要靠国家、要靠政策、要建立保护弱者的保障体制，靠看得见的手。
历史和政策检证了现代主流经济学，发现其原理可疑、政策失败。（如果认为西方经济的成功是由于其经济学成功或拥有一批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所代表的经济学家的成功，那恐怕连西方人自己都会大笑。）正是当代社会改革的实践证明马克思的一系列原理仍然有效，首先是他的经济学说。因此我主张回归马克思。而并非因为我是一个原教旨主义者。
记者：我已读过您关于经济理论以及中国改革问题的一些论著。虽然您的一些观点对人有启迪。但我感觉存在一个问题--不系统。您在许多问题上批评西方经济学（如新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批评休克疗法，但您自身的指导理论是什么？您缺乏一个系统的阐述。您说您的经济理论导师是马克思，但《资本论》及其手稿显然无法应用和指导当前的中国经济改革。
何新：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工作还没有做完。二是工作量太大。因此，我过去只能从实践出发，对一些根据西方观点设计的改革指施提出批评。换句话说，我知道一些理论肯定错，但什么是正确的东西，又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的探索。
记者：你认为对于经济学理论怎样区分对错？
何新：三个标准。一是逻辑的标准（理论自身内部不存在结构矛盾）。二是客观的标准，理论描述与事实相符或不相符。三是实践的标准，理论的预期目标与实践是否相符。
记者：你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是伪科学吗？
何新：不。主流经济学经过了斯密以来200年的发展，其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重要的经济思想。列宁曾指出，斯密、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
但是我认为，必须警惕张五常一类经济术士那种有意识误导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经理论问题是可以自由探索的。问题是西方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利用某些经济学理论，封闭某些经济学理论，以贯彻其国家战略目标。有些经济学家知道他们是被利用的，并且自觉地参与这种战略合作。而多数经济学家则很可能是天真的。他们未必知道自己会成为代表美国利益意识形态的工具。实际上，经济学理论有三种类型。
一是原理类型。即试图探索历史上各种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运行原理。
二是技术操作的实用类型。这种实用类型又分为两类。一类是为国家政策服务，所谓"宏观经济学"。主要为政府设计财政金融和公共经济政策。这是政治经济学，即政策经济学的类型。政治经济学关系到国家经济体的存亡安危，发展战略，所以也可以称作战略经济学。
还有一类为资本家、投资者服务，说明经济运行的原理及经营之道，即所谓"微观经济学"。
三是意识形态类型。所谓"意识形态"，西方经济学家中也有人称其为"经济学中的形而上学。"琼·罗宾逊《现代经济学导论》："在社会科学中，常用一种推理方法，那可以说是形而上学的。这个字眼有着各种不同的意义。在这里，它是指使用一种语言，这种语言既不提供实际情况，也不说明逻辑关系，更不给予明确的指示，但却被认为会影响行为。
形而上学的说法没有提供情况，因为它的术语不是依据任何外界事物来说明的。这种说法并不具有科学的内容；不能说，如果它不正确，事情无论如何会是不同的；然而它也决不是空洞的，它表示某种精神状态、某种政治同情或道德价值，它可以把人们的意见结晶成为具有重大实际影响的形式。"
意识形态类型的经济学，在历史中有两个看起来似乎完全不同的代表。一种代表是苏联类型，即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种经济意识形态为改革前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制度提供理论说明和支持。
另一种代表是英美类型。马歇尔和萨缪尔森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或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可以看作乃是这一类型的代表。这一流派的起源是马克思所说的"庸俗经济学"。其中最具极端偏激性的意识形态代表，就是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
四、探索历史主义的辩证方法
1、经济学起源于经济对策论
记者：您认为您所研究的经济学属于哪一种类型?您能完全摆脱意识形态吗？
何新：我对经济学的研究，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经济形态的运作原理。二是经济形态及理论的历史背景。
我研究经济学的目的，是具有明确功利性的，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我注重的是以经济原理为国家政策服务，寻求探索有利于国计民生，探索有利于中国经济快速、稳定、健康发展的模型和政策，以及有利于社会大多数人、有利于国泰民安、社会稳定的经济决策和对策。
因此有人说我的理论属于"对策经济学"（"奏折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本来就是经济的政策学。哪有什么"纯经济学"？
琼·罗宾逊夫人说："现实经济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发展起来的。经济哲学总是同爱国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从一开始，国民财富的研究就是对于我的国家的财富和怎么样使它增加的研究。理论涉及对政策的支持。
经济学包括三个方面或者起着三种作用：极力要理解经济是如何运转的；提出改进的建议并证明衡量改革的标准是正当的；断定什么是可取的，这个标准必定涉及道德和政治判断。经济学决不可能是一门完全"纯粹"的科学，而不掺杂人的价值标准。"琼·罗宾逊《现代经济学导论》，第5页，商务，汉译名著版。
罗宾逊夫人也是属于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但以上这些观点我完全同意。
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天然地就是为国家政治服务的，是为统治集团有效以及合理地管理经济，以及谋取经济利益--而绝不是不管经济服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关乎国计民生，直接引导着经济大政方针的设计。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非意识形态类型的纯经济学是否可能存在呢?
何新：我认为很难存在。
近代经济学理论起源于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的确切名称应该叫政策经济学。马歇尔、萨缪尔森等庸俗经济学家竭力试图将经济学与政策和政治相析离，试图描述一种"纯经济学"（"形式经济学"）。尽管这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的主流，但这是一种伪科学。是一种包装在数学形式之下的政治意识形态。
不要看这一套现在还是庞然大物，只要它不是真正的科学，它早晚还是会垮掉，正如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样。那也曾是一个庞然大物，吸引和消耗了无数经院僧侣知识分子的智力。但它仍然不是真正的科学，更不是什么"真理"。
2、关于"经济学"一词的语源
记者："经济学"在西方学术中语源是什么？这个问题过去一直没有搞清。
何新：在西方，英语中的"economic"一词似乎源自古希腊语言中的"oeconomicus,oiχosvóμs"，指家政管理。希腊人所谓家，是指氏族及家族。"他们（希腊人）的所谓经济（oeconomicus,oxosǐxos，即家庭。ｖｏцоｓ即法律或规则。）亚里士多德所谓Chrematis tics（ｘｏｍａ）指所有权或财富。"（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
事实上，被认为最早提出较系统的经济观点的西方哲人是亚里士多德，他是在他的"政治学"一书中进行社会经济分析的。
"经济学"这门学术在汉语中是一个外来翻译语，与"哲学"一样来自日文。日本人最早用"经济学"这个汉文词移译economic一词。
记者：那么"经济"一词在古汉语中的本义是什么？
何新：在《辞海》中我未找到关于"经济"一词的语源。在古代文献中，我所见到最早使用近似"经济"这个词的出处是在唐高祖李渊的一个文告中。他提出了"经邦济时"这个概念。《大唐创业起居注》卷一。"经济"一词，似就是"经邦济时"一语的简缩。也就是经（治）理国邦，振济世务。这也是与政治有关的一个词。
记者：那么看起来，"经济"这个名词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起源都是与政治管理密切关联的。
何新：马克思认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学的真正始祖是英国人威廉·配第爵士（1623-1687）。
但是，这位近代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者，本身既不是学者也不是商人，他的专业是一个医生。他也是个"业余的"。然而正是他对英国决策者提出了有关国计民生的一些重大经济政策建议。配带认为应就此建立一门新学术，这门学术的名称他称之为"政治算术"：
"所谓政治算术，意指运用数字，对于与政府有关的事务进行推理的技巧……这种技巧本身无疑是很古老的……但是配第首先给它起了这个名字，并且提出了一些规则和方法。这就是近代经济学的最初命名和起源。"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318页。商务版。
由"政治算术"这个近代经济学的初名也可以看出，政治与经济如何地密不可分。正因为如此，在18-19世纪间没有"纯经济学"这个名称，当时人们都将经济学称作"政治经济学"。
我个人多年来的研究令我确信，根本不可能存在超越政治，而单纯研究"稀缺性"和"资源配置"的纯经济学，形式经济学。经济学必然是政治经济学。
记者：为什么经济学脱离不开政治呢？
何新：主流经济学家说，他们的经济学研究的是稀缺和分配的问题--即"经济资源如何实现最优配置。"
我们且不管他们的方案--他们认为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是达到最高效率的最优分配（"配置"）形式。我想指出的是，正是在"分配/配置"的问题上，体现着最大的利益竞争。而所谓"阶级斗争"，归根结底正是各利益集团为争夺有限经济资源而发生的竞争和斗争。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之所以成为一部阶级斗争史，就是因为利益分配--资源配置的不平衡。
如果没有国家的宏观政策，那么在私有化自由市场经济中所谓资源的最优"配置"，只能是对强者的最优"配置"。谁最强，谁得到和拥有的就会最多。
3、经济分析最终不能离开利益归属的分析
记者：所以你认为经济分析无法摆脱利益归属的分析。
何新：对。而利益归属以及利益集团的分析，也就是经典意义的阶级分析。
实际上，就是在剑桥学派的弟子中，也有人指出经济分析特别是经济政策分析，很难摆脱阶级和利益的归属问题。
琼·罗宾逊夫人在其所著《现代经济学导论》中就指出：
"经济分析不可能摆脱既得利益。"重商主义者是海外贸易的拥护者；重农主义者卫护地主的利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则服从资本家（他们赚取利润，为的是进行再投资，扩大生产）。马克思把他们的论点倒转来为工人辩护。在现代，马歇尔站出来充当食利者（金融家，他们借款给生意人并从贷款利益获取他们的利息收入）的卫道士。"参阅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中译本第50页。商务名著版。
有趣的是这位罗宾逊夫人是新剑桥学派的重要弟子。但她揭露了--马歇尔的所谓"科学经济学"的利益本质--是为金融资产阶级服务的。
记者：也就是说，经济选择总是难以避免体现着利益的选择？
何新：对。
在现实经济体系中，存在着利益集团、社会阶层的矛盾和对立，存在着经济利益的不同和对立，存在着资本所有者和被雇佣者的对立。这种对立使得在经济问题上，立场不同，利益不同，看法与对策也必然完全不同。
这种对立不仅在一国内部结构中存在，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也存在。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存在着居上位的富国与处在弱势地位的穷国的纵向利益对立。对资源配置、利益分野、发展道路的看法必然不同，政策取舍也自然绝不会相同。
最近的一个事例就是美国小希什政府拒绝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因为美国的工业利益集团反对这样做，这一公约会导致美国工业的环境成本上升，利润率下降。
还有，小布什当总统后把驻外大使的职位分配给在竞选中给了他经济支持的那些富豪。（这是美国特色的"民主制"腐败。）
你看任何经济决策能够摆利益权衡的影响吗？
记者：但是，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阶级的问题，并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社会学问题。
何新：（笑）这种说法幼稚。你知道西方经济学是从哪里起源的吗？
记者：通常认为是从古希腊时代。
何新：经济学的西方起源是希腊哲学。一般经济史家都认为西方经济分析的鼻祖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而这两位伟大哲人的经济分析一方面是经济利益、经济所得、货币功能和债务的分析。另一方面同时也就是对当时希腊社会中的贫富差异分析即阶级分析。
记者：难道关于阶级的观点，在希腊经济学中已经出现？
何新：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希腊城邦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少数大奴隶主兼并土地和积聚财富，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现象加剧。亚里士多德看到这点："在任何国家中，总有三种成分：一个阶级十分富有，另一个十分贫穷，第三个则居于中间。"柏拉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