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第一章即阐述了著名的市场调节原理--即所谓"看不见的手"的理论：.3
"每个城邦，不管它是如何的小，都分成两个敌对部分，一个是穷人的城邦，一个是富人的城邦。""穷人聚在城里，身怀白刃，有的负债累累，有的颠连无告，有的则兼有此两种不幸而充满愤恨，他们随时准备反抗夺去他们财产的人--他们在打算起义。"
许多人认为阶级理论是马克思的创造。但马克思曾说过，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非他的发明，在他之前很久，"资产阶级的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了阶级斗争的存在。"
4、倡导历史和实证的经济学方法论
记者：我想知道，您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
何新：熊彼特曾指出：研究经济学有三种方法：
（1）通过历史，（2）通过理论模型，（3）通过数学模型。
我认为历史方法是根本性的方法。马克思的经济学提供了关于经济学辩证历史方法的典范。
马克思在《资本论》前言中曾引用考夫曼的评论，这样描述他研究经济学的方法，指出：
"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
"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
"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
"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机体象动植物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各种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却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了支配着一定社会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
考夫曼还指出，马克思是一个历史的"决定论"者，就是说确信人类历史是有规律的发展进程：
"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
马克思指出，考夫曼所描述的经济学历史方法，实际就是辩证的方法：
"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考察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资本论》第二版跋。
马克思的方法实际上就是黑格尔哲学的辩证历史方法。这种辩证历史方法有三个核心：
（1）辩证的历史决定论，
（2）历史地看待经济发展阶段以及相关的原理与政策，
（3）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包涵着经济的自动均衡论。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价值分析实际是历史分析。即价值形成史及形成过程的分析。在价值向价格现象的转化中，包涵了主观价格形成的供求分析。
但是马克思同时强调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这种唯物主义不是把理论分析建立在理念的"应然"上，而是建立在对所存在事实实事求是地认知和解析上。我认为这种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应当叫作"唯实论"。
唯实主义的方法，来自近代科学方法论中的实证主义传统。弗里德曼曾说，实证经济学在原则上不依从于任何特别的伦理观念或规范性的判断。实证经济学是类似于任何一种自然科学的客观的科学，它研究"是什么"而不研究"应该是什么"这一类问题，它的任务是给出一个一般化的体系，用来预测客观情况变化的结果。
实证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紧密相关。任何一种政策必定依据于某种预测的结果，这种预测必定以实证经济学为基础。
记者：根据您的以上表述，以下的概括是否符合您的原意？
（1）在方法论上，您主张遵循马克思的辩证历史主义和唯实论的方法论。
（2）在经济制度的选择上，您倾向于法德模式的"混合经济"模型？
何新：对。在经济制度的选择上，我想提出一个"新国家主义"的制度概念。
我提出"新国家主义"这个概念，一方面既是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针锋相对，另一方面又以此而区别于旧的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哈耶克一类新自由主义者传布一种蛊惑人心的论点，说个人利益只有在个人主义的自由经济秩序，即无政府状态中才能保证。他这样讲时，甚至背弃了近代的社会契约论。他忘记了霍布斯的话：在这种无政府的自由秩序中，人对人都将成为豺狼。而马克思则指出：
"实际上国家不外是有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 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页。
国家不仅是个人利益的集合体，也是在现实世界中最强有力的保护者和实现者。当然，如果国家力量过强，如果国家是极权主义的体制（如斯大林体制），它会过于限制和侵犯个人利益和自由。因此，我们要的是一个公正和民主的国家，但绝不是不要国家。
5、关于新国家主义的经济原则
记者：想了解您的主要观点，您所谓"新国家主义经济学"的原理。
何新：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是两条：（1）彻底实现资本的私有化，（2）建立不存在任何国家干预的绝对自由市场。
新国家主义的核心原则也是两点：
（1）经济制度是建立混合所有制，而以大型国有制企业居于经济龙头和主导地位的市场经济。但是，必须肯定国有制经济在中国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和主导地位。就中国来说，不能放弃建国50年十几亿人血汗积累的庞大国有资产，使之逐渐分解、沦失、消融而被蚕食，以至被巧取豪夺地落入一小撮以各种名义面目出现的内外蠹虫手中。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这种局面不应让其在中国发生。
其次，肯定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中居主体和主导地位，这首先是质上的主体和主导地位。我认为，全面私有制绝不应被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方向和目标。
（2）国家应是国民经济体制及运行的引领者、策划者、规范者、协调者和保护者。
无政府化的自由经济（世界上从来没有这种经济状态），绝不应是我国市场改革的发展目标和方向。
记者：你认为国家应在哪些领域介入市场？
何新：我认为国家特别有必要在以下两大领域对市场活动进行宏观调控：
--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分配失去平衡的情况下，国家必须以稳定政策为目标进行积极干预。旨在恢复市场平衡的条件，以扩大社会剩余；
--在已经达到的平衡不是帕累托最佳状态的情况下，国家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鼓励更好地利用社会上可以自由支配的全部资源，来获得帕累托改善。这种资源分配政策可以通过纠正市场缺陷，来增加社会福利。
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国家干预只要是完善的，而且无需付出代价，就会胜过个人之间的自由交换。
我认为，在中国式的市场经济中，国家的职能不能减弱，反而应当随中国经济的扩张而不断深化和强化。
这也包括运用国民经济计划的手段，规划和引领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
在方法上，新国家主义经济学的方法是实证方法和历史方法的统一。
记者：新国家主义经济与旧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有什么不同呢？
何新：有两点不同。在旧式的公有制经济实际是一种统制（统一管制）经济。这种体制中不承认私有财产的合法地位，或认为私有民营经济只能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全部资源由中央计划和国家官僚组织严密控制。
新国家主义的经济体制，经济成分是建立在混合经济的基础之上。但是所有涉及到国计民生的命脉产业，制高点产业，无论是营利的或不营利的，都应当以牢固的国有制作为基础产业而由国家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绝不能掌控在私人（或垄断集团）或外国人手中。所以，不能搞什么"国退民进"。这种体制的基础是市场经济。但是国家不仅通过对国有制企业的引导，而且通过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导引，通过金融、财政、立法、司法和行政的手段对经济运行状态、运行方向和运行速度实施强有力的调控。
记者：人们会不会认为你的这一主张是对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逆转和倒退。
何新：我认为把计划体制当作一种过时的落后的体制，似乎只有自由市场体制比计划体制优越，这本身就是一种误导。在什么情况下要用市场体制，在什么情况下要采用计划调节，这要根据实际情况，并不存在一个先天优越的体制，背离它就叫倒退。
中国不能搞亚当·斯密的那一套无政府自由市场经济。实际上，西方自己也并不是。眼前的例子是，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时，香港政府入市干预，美国格林斯潘出来大吵大闹，指责港府破坏了自由主义的经济原则。但几个月后，对冲基金遭遇危机，格林斯潘马上调动联储的资金入市干预救市。这位美国财爷一点不怕自己抽自己嘴巴。现在美国股票高热，格林斯潘已经七次调整国家利率以干预股市。他为什么不放任股市自由竞争、自由增长呵?
6、不同时代需要选择不同的经济制度
记者：我国今后已确定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人认为，可以把中国40多年经济发展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30年的计划经济，后10年的改革是计划市场经济，从现在开始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那就是市场经济。
有一种观点认为，前30年搞计划经济搞错了。如果当时直接搞市场经济，现在就不必绕一个弯子了。
何新：我认为，搞计划经济有搞计划经济的道理，搞市场经济有搞市场经济的道理。中国现实的经济既不是单一的市场经济，也不是单一的计划经济，而是"混合经济"。
记者：现在流行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1949-1979年的三十年间选择了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模式，道路走错了。
何新：关于所谓斯大林模式，我以后想专门讨论。这里只先谈一点方法问题。
我在东北当农民将近10年，当时能看的书很少。但是我那时系统地研读过三位伟人的书--黑格尔、马克思和毛泽东的书。对这三个人的研究，形成了我后来看问题的方法论。
从黑格尔的哲学中，我学会了一条：就是对什么东西都不要作绝对否定。为什么呢?黑格尔教给人的道理就是：每一个发展阶段，在当时、当地看是有是非利害的。但从这一个大过程的观点看，任何阶段都会在这个过程中取得它的相对性意义，也就是取得它存在的价值。因此，就连在当时看起来争得你死我活，杀得头破血流的东西，过了一个过程来看，会发现也具有某种合理和必要性。这是黑格尔教给人们的最重要的一种方法，马克思称之为"历史方法"和"辩证方法"。
所以我认为看问题最好分两步想。首先从横向想，用时髦的术语，就是从横向坐标看，判断一个东西有利还是不利，是或非。但是，进一步我又会超越地去想。从演化和变化的观点看，此时此地争论的是和非，将来是可以倒过来的。利和不利也可能倒过来。孔夫子讲，人看问题要防止"蔽"和"执"，也是这个道理。
具体到刚才这个问题上来，对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孰是孰非?前几十年计划经济的阶段，是不是都错了，不该搞?
1949年以前，中国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当时为什么要革命呵?现在一些老同志很困惑。他们在想，我们奋斗了几十年，牺牲了几百万人……头破血流，搞了一个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结果今天说我们这是错了。
实际上他们当时没有错。1949年中国那个自由市场经济，使中国成为一个处于下位的，只能提供原材料、农产品和廉价劳力，而没有民族工业的半殖民地国家。中国处于一种无力自我保护的、被剥削和被掠夺的地位。所以才引起中国社会内部发生矛盾，动乱，社会冲突，其结果必然要导致革命。
1949年的社会革命，既是政治革命，也是为了纠正当时社会经济中的种种弊病。
那么，这30年的好处在哪里呢?这30年给中国奠定了一个工业基础。没有过去的计划经济，你没有资格搞现在的市场经济。1949年时中国国力是一个什么情况?建国后，勒紧腰带，集中国力，去搞建设，通过反帝这种形式，也就是冷战这种形式，把整个外部的东西全挡在外头。这种一国社会主义实际是一种自我保护，是面对冷战而帝国主义要消灭新中国，中国当时不得不作的选择--尽管未必是所情愿的或理想性的选择。把外来的东西挡在外头虽然有很多弊端，但对当时要奠定民族工业基础来说，恰恰是必要的。
随着计划经济的逐步发展，旧体制的弱点也慢慢突出出来了。因此，在70年代末，邓小平发动改革，恰恰是继承这个阶段，并且是纠正它的弊端，而并不是说当时我们根本不搞那一段，直接搞这个，就会更好。这就是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关键问题是正确理解存在的东西，理解一个事物比批评一个事物要难得多。批评是容易的，你不喜欢就可以批评，但是你要解释它，理解它，说明它，这比骂它、批判它难得多。
西方学者说，计划经济是"统制经济"--统一管制经济。这是有道理的。50-70年代中国是统制经济。当时之所以实施统一管制，是因为资源的高度不足，因为穷。即使是西方国家，也不是在一切时候、一切情况下，都搞自由市场经济。例如在战争时期，在战后危机时期，英、日、德、法、意，也都曾经实施过这种对资源的集中控制即统制经济。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说计划或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深刻之极。
但是，苏联、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完全形态社会主义"（即不发达社会主义），实际不是马克思所预想将取代资本主义形态的高级社会主义。而是落后国家以重商主义的保护政策，通过国家垄断和国有制，实现快速工业革命原始积累的一种特殊历史形态。社会主义国有制作为一种垄断和保护性体制（反帝运动），成为原始积累的有效制度手段。
导致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根源是：
1、农村贫困化，农业资本积累的难以进行，导致国内生活资料（消费品）和生产原料的严重匮乏（所谓短缺经济）
2、国内产业的非竞争机制，导致劳动力的退化、技术更新的缓慢
3、不能进入国际市场导致无法利用外部市场和外部资金、技术。
在30年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实行了保护主义的经济政策，即"闭关锁国"的政策。有没有好处呢?这30年的保护主义和计划经济给中国奠定了一个近代工业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搞不了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顺便说一下，西欧资本主义在重商主义时代也搞过保护性的闭关锁国政策。美国也搞过自我封闭的孤立主义。）
7、20世纪共产主义试验的四次失败
记者：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共产主义是一个主要的内容。对此你如何评价？你认为共产主义的社会模型具有现实性意义吗？
何新：这问题很麻烦。马克思学说是一个非常博大的思想体系。关于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应该说这是其中最不成熟的一部分。为什么不成熟？因为它是一种对于未来的抽象理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对于未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形态的一种拟想，其现实性以及对于未来的可实践（操作）性，的确是可以引起争议的。
在现实中，从19世纪的巴黎公社以来，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态和经济制度，这个理想已四次被投入政治革命的实践。第一次是巴黎公社。失败了。第二次是1917年10月革命到192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大转弯之前，红色俄国（左派共产主义）曾尝试实施共产主义经济制度，也失败了。这一失败为列宁所承认和扭转。第三次是1958年中国的大跃进。城乡人民公社被毛泽东作为向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一种模拟巴黎公社原则经政合一的社会组织，最终也失败了。第四次是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试图再度试验"巴黎公社式的政权组织"（革命委员会）、"五七干校"式的政经合一的社会组织。1978-1980年，人民公社彻底解散，中国再次实施类似列宁新经济政策式的市场经济转变。四次实践四次失败，表明这个构想确实是有问题的。
共产主义的四次实验失败都是毁之于极"左"的政策取向（这也是我想提醒"新左派"朋友们注意的）。但是我认为必须指出，这四次左派的共产主义实验，与马克思并无关系。相反，当时人们所依据建筑的共产主义经济蓝图，似乎与空想共产主义（以及恩格斯的某些思想）有联系。但是，从马克思本人的著作中找不到他对未来共产主义经济的设想，只能找到他对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弊端的分析和批评。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这的确是有必要予以重新反思和讨论的。
记者：您如何看呢？
何新：要严肃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把它从理论到实践划分成若干不同层面作分析。我的观点是：第一层面，是作为一种抽象社会理念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它的理论渊源，理论演变、伦理价值意义以及现实可能性等等。这是一个层面的问题。
第二层面，是始于19世纪而终结于20世纪后期，作为一种反抗全球性资本主义的世界政治运动而出现的国际共产主义。这种国际共产主义，首先发起于西欧（法国、德国 / 第一、第二国际），后来中心转移到俄罗斯（第三国际）。
第三层面是在斯大林时代（第三国际解散。雅尔塔会议上对战后世界利益进行三强划分），苏联的共产主义逐步蜕化为大俄罗斯民族主义（俄罗斯沙文主义），这就是斯大林主义的实质，我称之为民族共产主义。
第四层面，是中国独特的共产主义，毛泽东的，以及邓小平的共产主义。
这四个层面的共产主义意义不同，难以混一而论。
8、原生形态的共产主义渊源久远
记者：你的分析似乎有道理。我认为我们首先应当为共产主义正名，讨论一下作为一种社会理念的共产主义。
何新：我们首先讨论作为原生形态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追求，并不是共产党人的专利。原生形态的共产主义，其历史非常渊远。有人以为，共产主义只是19-20世纪的一种政治现象，其胚胎是19世纪初傅立叶，圣西门和欧文所代表的"空想共产主义"。这是对历史的误解。共产主义的思想渊源要更加深远得多。
有人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基于一种信仰，基于一种宗教精神与思想。其实他们说得对。不仅近代共产主义思想的兴起，与近代宗教改革中形成的乌托邦思想（如托马斯·莫尔）有密切关系。而且，正如过去早已有人指出的，古犹太教关于人间黄金时代的理想，先知弥赛亚的预言，以及基督教、佛教的宗教哲学都具有某种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因素。基督教所谓千年王国的福音，实质也是一种乌托邦的理想。
记者：这样说有根据吗？
何新：你知道天主教的西文原名是什么吗？
天主教（Catholic）亦称"加特力教"（音译），"Catholic"为希腊文，意思是"普世的"、"大公的"（公共的），人们故此又称天主教为"公教"。（"公教"传入中国后，因中国信徒称神为"天主"，意为至高无上的主宰，所以被称为"天主教"。）
基督教承袭了古犹太教的一神论思想，又吸收各种东方神秘主义，犹太教的"弥赛亚"以及古罗马的斯多葛主义。
原始共产主义的思想见之于福音书中。基督教的神圣教义是反对私有制的：
原始基督教社团由一些信徒自行管理，信徒们组织在一起过集体主义生活，实行财产公有制，反对私有制、反对剥削，社团成员一律平等，按劳取酬，不劳动者不得食，也有休息权，每7日休息1天，称"守主日"；随着社团的扩大，需要成立专门的办事机构--聚会所，处理日常事务工作。它是在社会下层群众中自发产生的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最初的基督教徒主要是属于社会最下层的受苦受难的人。他们主张财产公有，人人平等，要求基督徒社团内部实行经济互助，把捐来的钱财用于赈济穷人，也为传道者提供食缩方例，这对受苦难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HISTORY OF RELIGONS,G·F·Moore，1920。
记者：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渊源吗？
何新：毛泽东在1958年搞人民公社的共产主义实验时，向高级干部印发《三国志》和《后汉书》中的"张鲁传"和康有为的《大同书》，许多人当时不明其意义。其实，毛泽东是想指出共产主义在中国早就具有其原生的历史渊源。
记者：张鲁是谁？
何新：张鲁是东汉末汉中地区的一位农民领袖，是"五斗米道"的教主。他搞了一种吃饭不要钱的乡社制度。毛泽东想告诉人们，吃饭不要钱/吃大锅饭的公社制度，在中国，古已有之。康有为的"大同书"发挥的是儒家经典《礼记》中的"礼运"篇，是一部中国空想共产主义的原生形态著作。康有为说：
"有为以《春秋》三世之义说《礼运》，谓'升平世'为'小康'，'太平世'为'大同'。《礼运》之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诸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
康有为说：
"此一段者，以今语释之，则民治主义存焉，国际联合主义存焉，儿童公育主义存焉，老病保险主义存焉，共产主义存焉，劳作神圣主义存焉，有为谓此为孔子之理想的社会制度，谓《春秋》所谓'太平世'者即此。"
所谓"大同"，就是"大统"、即"大统一"，在这里，不仅蕴涵了一种主张实施世界经济政治统一的"全球化"思想（"国际联合主义存焉"），而且也是一种主张世界资源共享的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存焉"、"劳作神圣主义存焉"）。由此可知，"共产主义"这个汉语辞汇，其实不是共产党的创造，而是康有为的创造。
康有为为什么要写《大同书》？在晚清民初那个社会激烈变革的时代，这位政治思想家不能不关注时代社会面临的前途问题。他的变革理想既不是封建制度，也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大同社会"。这是非常超前的。
9、西方人权理论的四个内容
记者：在西方呢？
何新：对西方的共产主义，因为我目前是在客旅中，手边资料不足，难以作太广远的求溯（我记得有人认为，共产主义思想在《圣经》中已有萌芽，西方思想家有构造理想主义乌托邦的传统。西方共产主义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乌托邦。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弗·培根的《新大西岛》等。）。
我只想指出，法国大革命提出四个政治口号：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其中的平等，即消灭阶级（等级），博爱即普遍的爱，或者用时尚的一个词"普世"的爱（相当于佛教所言之大慈大悲。世人以之为口头禅，却鲜有知佛言之真谛者。大慈即大慈爱，大仁之爱心。大悲，即悲苦心，非仅悲自身之悲苦，而是对人类处境与命运之悲苦，即大同情之心）。这四个口号可能也写入了《人权宣言》。
记者：现在人们常谈的只是自由、民主……
何新：现在一班新自由主义论者常喜爱泛言人权，泛言自由民主为普世价值。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1789年大革命所提出的人权普世价值不是只有两个"自由" /"民主"。而是四个，还有"平等 / 博爱"。
为什么现在西方在谈人权时很少谈"平等、博爱"，而只谈"自由民主"呢？因为平等就是主张消灭社会等级差别，消灭社会不平等。社会的不平等既包括政治权利的不平等（民主），也包括经济权利的不平等。彻底的平等主义势必导致消灭阶级差别即共产主义的结论。
博爱主张爱穷苦人，爱一切人。这与市场经济的伏胜劣汰、弱肉强食机制是矛盾的。平等与博爱，这是大革命中雅各宾党左翼、无套裤党人的诉求。特别体现在大革命中代表手工业者的巴贝夫"国民公社"那种"粗陋的共产主义"社团的纲领中。这种诉求是穷苦人、下层人的诉求，不是精英的诉求。是一种原生共产主义的诉求。
法国大革命是第三等级的革命。"什么是第三等级？他们一无所有，但他们是一切。"第三等级是法国社会中非贵族、非教士以外的广大市民社会，这个市民社会既包括富人即"精英"，也包括穷人、下等人（无套裤者）。所以大革命的人权口号既体现着资产者的政治诉求"自由 / 民主"，也体现着无套裤者的诉求"平等 / 博爱"。
平等、博爱的主张与市场经济的社会分化机制，与主张无情淘汰弱者的社会达尔文机制，是尖锐对立的。自由主义者鼓吹的自由竞争中包涵着所谓"天择"的冷酷观点。这是上承罗马奴隶主霸权又体现着中古撒克逊人的海盗精神，是一种公然地主张无情地牺牲和抛弃弱势群体的"狼吃羊天经地义"论。这种意识形态势必是反"博爱"也蔑视人文/人道主义的。
（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在欧洲是近世拉丁族，意大利、法兰西文明的精华。注重实用主义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犹太人似乎并不接受那种以美感为至尊的人文主义。现在一班自由主义者浪言西方文明，对西方文明中民族与文化之间的深刻内在差异，却几乎处在无知状态。）
因此，在大革命的果实落到资产阶级精英手中后，大革命提出的四个人权口号就只剩下两个了。平等与博爱，被精英们抛弃了。
在大革命中，多数决定的民主原则一度导致雅各宾的群众专政。（群众专政和近代群众政治运动的真正发明者，是法国大革命）。在罗伯尔斯庇尔时代，断头台取消了一切人身贵贱，实现了抽象的绝对平等。雅各宾精神长期一直在法国社会中流传。后来延伸到马克思时代的共产主义同盟（第一国际以及布朗基党人）以及知识精英中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如傅立叶、圣西门、欧文）。
列宁十月革命后曾指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俄罗斯的十月革命，在许多方面正是法国大革命政治遗产的直接继承者。
记者：现今人们普遍认为共产主义只是一种空想。
何新：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共产主义被资本主义妖魔化了。二是由于20世纪在一些国家中的共产主义实践和革命运动失败了。
记者：失败的原因，难道不正是因为它是空想吗？
何新：共产主义在历史上是一个成分复杂的群众运动，内部流派众多。
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有两种形态，一种是乌托邦的形态，即空想共产主义。但还有一种形态它针对着现实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的弊端而诉求改革。这就不是空想。
通常人们所理解的"共产"只是产品的共享，即均产主义、平均主义。这是一种庸俗的分配决定论。这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所谓"产"是什么意思？我理解，所谓"产"，即英文的cupital，不是指终端产品（消费品），而是指资产、资源。实际上，马克思所追求的共产主义，不是产品的共享，而是第一指取消资本品（而不是消费品）的私有制，实现地球资源和人文资源/资本的共享。第二指消灭分工，即消灭阶级。
记者：最近我在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这位论者说：如果用实践作标准，左派对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取得成功的经济理论视而不见，却硬说已在诸社会主义国家试验失败的马氏学说是真理。这是反实践标准的。作者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荒谬的社会构想。共产主义的理论为什么错误呢？因为它假定的前提是产品的极大丰富，但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类的欲求是无限的，产品的极大丰富是永远不可能的。所以共产主义是幻想。
何新：这位论者指出地球资源有限，所以产品永远不可能充分满足一切人。对，我们接受这一前提。
但是，正是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展望人类前途，可以导出两种结论。
一种是以不断两极化的社会机制（即市场自由竞争机制）淘汰和消灭一切失败者（物竞天择弱肉弱食的达尔文机制）。只让强者即精英活得好，只让精英活下去。不仅在一国范围如此，而且在世界范围也如此。其极端就是希特勒昨天作的，以及英美新殖民主义明天可能作的，淘汰和消灭地球上那些劣等种族和文化（所谓"无赖国家"）。
一种是寻求协调、平衡、共享、合作。在世界范围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民族与民族的和谐，文化与文化的和谐，不再有尖锐的社会分化，利用现代科技的力量，消灭体力劳动和雇佣劳动——"消灭分工"、"消灭劳动"（马克思），最终使全人类普遍中产阶级化。
自由、民主的前提是资源的共有和共享（人道主义 / 博爱）以及平等。只有建立在这种共有平等基础上，才有真正的社会自由和民主。建立在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不平等基础上的民主是伪民主。马克思说："革命派和反动派都曾不止一次地说过，在民主制度下，每个个人只是在一瞬之间行使了自己的主权，接着便退出了统治。"（《德意志意识形态》P．373）不能共享的自由只能是少数人的自由，即伪自由。
记者：共产主义有可能实现吗？
何新：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生产力达到后可自然生成的生产关系。他认为：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来亡的。而新的更高级生产之家，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也说过：
"我们确信，任何密谋都不但无益，甚至有害。我们也知道，革命不是随心所欲地制造的，革命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完全不以单个的政党和整个阶级的意志和领导为转移的各种情况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有两个马克思。一个是决定论的马克思。另一个是革命（选择）论的马克思。一个是批判的马克思，一个是实践的马克思。一个是历史现实主义的科学马克思，一个是鼓吹暴力革命的激进马克思。马克思说：
"人们并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的制约，不能满足全社会一切人的生产，使得社会发展只能具有这样的形态：少数人得到发展的垄断权，多数人经常地为满足最低需要而挣扎，因而丧失了发展的可能性。由此可见，到现在为止，社会一直只能在对立的范围内发展。"《德意志意识形态》P．479。
这难道不是历史的真理吗？
10、理想主义不可能完全丢弃
记者：你如何看待当今的新"左"派？
何新：我是民族主义者，但我不是"左"派。我在日本时，日本人曾对我说，你的民族国家主义思想，按日本人的标准属于极"右"。保守主义、国家主义在国际上一直被认为是右翼，在中国却被看作"左"，真是奇怪。"左"这个字眼我非常不喜欢。文革时我因为"右"被文革"极左派"整，记忆犹新。
在20世纪的历史实践中，共产主义总是失败于左派。因为左派，多数是理念背离现实的空想主义者。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在讨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历史观时，再深入分析和讨论。
例如，19世纪70年代法国发生了巴黎公社的共产主义革命。但是马克思根本不认为这个带有空想性的革命在经济和社会意义上有可能成功。马克思并不支持巴黎公社，他认为革命条件不成熟，暴动是自我牺牲。他反对革命密谋。但是在巴黎公社付出巨大牺牲失败后，他对这种"历史首创精神"表示了肯定和同情（《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不成熟的革命不会产生共产主义，而只会产生畸形的共产主义，实际只能为资本主义革命创造条件。在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革命形势在西欧已得到成熟。这是他们的失误。结果，革命发生于生产力落后的东方国家。尽管东方的第一代革命者具有充分的政治赤诚，但其结局是使名义上为共产主义的革命，最终成为民族主义的革命（一国社会主义，斯大林）。
从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实验的实践看，社会资源的集中使用（国有化），并没有成为社会的普遍共享。在积极的意义上，有限社会资源在国有制形式下的大规模集中运用，集约国家资本，使之规模化，成为了对抗外国资本、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条件。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避免了穷苦工人的一部分苦难，但却由于工业对农业的无情掠夺而牺牲了农民。（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一种不得已和必要的政策。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另一方面国有企业中给予工人的高福利政策（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在效益上拖垮了国企。
国民收入与国民分配的比例失调，工业积累率过高，农业中资本形成率太低；城乡经济的剪刀差导致严重农业问题，（农村资源流入城市）等，这都是导致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内在原因。
而在消极意义上，对于社会资源的国家垄断，导致官僚特权阶层的产生。正是特权阶层的存在使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被虚伪化，空洞化。毛泽东在文革前夜日益强烈地意识到"特权阶层"使共产主义虚伪化的问题。他将"特权阶层"称之为"官僚主义者阶级"、"走资派"。他试图以文化革命打破这种虚伪化。但这在中国当时的历史经济基础上，是不可能成功的。中国当时面临的现实问题仍是实现工业革命，是推进"国家资本主义"的混合经济。因此毛泽东所试图解决的是对于当时的历史并未发展成熟的命题和任务。这就蕴涵了文化革命不可避免的失败结局。文化革命的空想共产主义实验最终成为失败。
但是尽管如此，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制度下人性异化的反抗，它是天然合理的。人类对理想社会和社会公正的这一追求不会止息，所以共产主义运动不会终结。我们在新世纪一定会看到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种新的人文主义以及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反抗而在全球范围再度勃兴。
记者：但是，共产主义仍然只是一种理想的遥远的乌托邦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