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阶级自身的意识
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同是人的自我异化。但有产阶级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的和被巩固的，它把这种异化看做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而无产阶级在这种异化中则感到自己是被毁灭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无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现实。这个阶级，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在被唾弃的状况下对这种状况的愤慨，这个阶级之所以必然产生这种愤慨，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
对于无产者说来，他们自身的生存条件、劳动，以及当代社会的全部生存条件都是一种偶然的东西，它是单个的无产者无法加以控制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使他们加以控制的。单个无产者的个性和强加于他的生存条件即劳动之间的矛盾，现在无产者自己已经意识到了，特别是因为他从早年起就成了牺牲品，因为他在本阶级的范围内没有机会获得使他转为另一个阶级的各种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87页。
照批判的批判的意见，一切祸害都只在工人们的“思维”中。的确，英国和法国的工人组织了各种团体，在这些团体中，工人们所议论的话题不仅有他们作为工人所应有的直接需要，而且也有他们作为人所应有的各种需要。工人们组织这些团体，就表明他们非常彻底而广泛地理解从他们的合作中所产生的那种“巨大的”、“不可比拟的”力量。但是这些群众的共产主义的工人，例如在曼彻斯特和里昂的工场中做工的人，并不认为用“纯粹的思维”即单靠一些议论就可以摆脱自己的主人和自己实际上所处的屈辱地位。他们非常痛苦地感觉到存在和思维、意识和生活之间的差别。他们知道，财产，资本，金钱、雇佣劳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远不是想象中的幻影，而是工人自我异化的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因此也必须用实际的和具体的方式来消灭它们，以便使人不仅能在思维中、意识中，而且也能在群众的存在中、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而批判的批判却相反，它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中消除了雇佣劳动的想法，只要他们在思想上不再认为自己是雇拥工人，并且按照这种过于丰富韵想象，不再设想自己是作为单个的人来支取工钱的，那末他们就会真的不再是雇佣工人了。从这以后，作为绝对的唯心主义者，作为以太的生物，他们自然就可以靠纯思维的以太来生活了。批判的批判教导工人们说，只要他们在思想上铲除了资本这个范畴，他们也就消除了真正的资本；只要他们在自己的意识中改变自己这个“抽象的我”，并把真正改变自己的现实的生存、改变自己生存的现实条件、即改变自己这个现实的“我”的任何行动当做非批判的行为加以鄙弃，他们就会真正发生变化并转化为现实的人。把实在的现实只看做一些范畴的“精神”，当然要把人的一切活动和实践统统归结为批判的批判的辩证思维过程。它的社会主义同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也就在这里。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1844年9月—1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66—67页。
工人阶级的状况也就是绝大多数英国人民的状况。这几百万穷困不堪的人，他们昨天挣得的今天就吃光，他们用自己的发明和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英国的伟大，他们一天天地更加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一天天地更加迫切要求取得社会财富中的自己的一份，这些人的命运应该如何，这个问题，从改革法案通过时起已成了全国性的问题。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1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7页。
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对财产的政治经济学还取得了一个更大的胜利。我们说的是合作运动，特别是由少数勇敢的“手”独力创办起来的合作工厂。对这些伟大的社会试验的意义不论给予多么高的估价都是不算过分的。工人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用事实征明：大规模的生产，并且是按照现代科学要求进行的生产，在没有利用雇佣工人阶级劳动的雇主阶级参加的条件下是能够进行的，他们证明：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劳动工具不应当被垄断起来作为统治和掠夺工人的工具雇佣劳动，也像奴隶劳动和农奴劳动一样，只是一种暂时的和低级的形式，它注定要让位于带着兴奋愉快心情自愿进行的联合劳动。在英国，合作制的种子是由罗伯特.欧文播下的；大陆上工人进行的试验，实质上是从那些并非由谁发明而是在1848年大声宣布的理论中得出的实际结论。
同时，1848年到1864年这个时期的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不管合作劳动在原则上多么优越，在实际上多么有利，只要它没有越出个别工人的偶然努力的狭隘范围，它就始终既不能阻止垄断势力按着几何级数增长，也不能解放群众，甚至不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贫困的重担。
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工人们似乎已经了解到这一点，因为英国、德国、意大利和法国都同时活跃起来了，并且同时都在努力从政治上改组工人政党。
工人们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肋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这种认识促使1864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出席公开大会的各国工人创立了国际协会。
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64年10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2—13页。
构成工人运动的核心的是工厂工人，其中主要是棉纺织工人。郎卡郡，特别是曼彻斯特，是最坚强的工会的所在地，是宪章运动的中心，是社会主义者最多的地方。工厂制度渗入某个劳动部门愈深，这个部门的工人卷到运动中去的也愈多，工人和资本家的对立愈尖锐，工人中的无产阶级意识也愈发展，愈明朗化。北明翰的小师傅虽然也吃够危机的苦头，但他们还是处于无产阶级的宪章主义和小商人的激进主义之间的不幸的中间地位。一般说来，所有的产业工人都被卷到反对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各种斗争中去了。他们都一致同意，他们是《working men》[“工人”]——这是他们引以自豪的并且是宪章主义者各种会议上的普通的称呼，——他们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529页。
工人比起资产阶级来，说的是另一种习惯语，有另一套思想和观念，另一套习俗和道德原则，另一种宗教和政治。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他们彼此是这样地不相同，就好像他们是属于不同的种族一样。在欧洲大陆上，到现时为止我们还只认得这两种人中的一种，即资产阶级。可是对英国的未来更加重要得多的，恰好是另一种人：即由无产者所组成的那一种人。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10页。
工人的仁慈也表现在其他各个方面，而且其表现形式也是令人愉快的。她们自己就是命途多舛的，所以他们能同情境况不好的人。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人都是人，而在资产者的眼光中，工人却不完全是人。所以工人是比较和气比较可亲的，虽然他们比有产阶级更迫切地需要钱，但他们并不那样贪财；对他们来说，金钱的价值只在于能用它来买东西，可是对资产者来说，金钱却具有一种为它本身所固有的特殊的价值，即偶像的阶值，这样它就使资产者变成了卑鄙龌龊的“财迷”。完全没有这种金钱崇拜感的工人，并不像资产者那样贪婪，资产者为了多赚钱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认为生活的目的就是装满自己的钱袋。所以工人比资产者偏见少得多，看问题清楚得多，不戴上自私的眼镜来看一切。因为缺少教育，所以他没有宗教编见。他不懂得这些事情，也不为这些事情伤脑筋，在他身上看不到支配着资产阶级的那种狂热。如果说他也有点宗教信仰的话，那也只地名义上的，甚至连理论上的都谈不到。实际上他只是为今生而活着，并力求在今生生活得更好一些。所有的资产阶级作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工人不信教，也不上教堂。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11页。
在事实方面，卡莱尔讲的完全对，只是在责备工人对上等阶级的炽烈的憎恨的时候，他就错了。这种憎恨、这种愤怒宁可说是一种证明，它证明工人感觉到他们是处在一种怎样非人的状况里，证明他们不愿意被当做牲口来看待，证明他们总有一天要把自己从资产阶级的羁绊下解放出来。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那些没有这种愤怒的工人身上来加以判断：一些人温驯地屈服于自己的命运，老老实实，随波逐流，不关心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帮助资产阶级把束缚工人阶级的锁链锻得更结实，而精神上还是处于工业时代以前的那种停滞状态：另一些人成了命运的玩物，就像已经失去外表的稳定性一样，正在丧失着内心的稳定性，过一天算一天，酗酒，追女人。——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都是牲口，后一种人主要是促进了“恶习的迅速传播”，而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在他们自己创造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后，却对这种现象愤慨起来。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1年9月—184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03—404页。
大工业和大城市在推动工人阶级意识发展中的作用
人口的集中固然对有产阶级起了鼓舞的和促进发展的作用，但是它更促进了工人的发展。工人们开始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整体，是一个阶级；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分散时虽然是软弱的，但联合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这促进了他们和资产阶级的分离．促进了工人所特有的、也是在他们的生活条件下所应该有的那些见解和思想的形成，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受压迫的地位，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发生影响和作用。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病患，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们发现了这种病的真实本质和治疗方法。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它们推动社会意识的发展，工人绝不会像现在进步得这样快。此外，大城市清除了工人和雇主之间的宗法关系的最后残迹，在这方面，大工业也助了一臂之力，因为它使依附于一个资产者的工人的数目大为增加了。资产阶级对此大为惋惜，而这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在以前的那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是几乎保险不会受到工人的反抗的。资产者随心所欲地剥削自己的工人，支配他们，而且，如果他在工资以外，还对他们表现一点不花一文钱的和蔼可亲的态度，或者给他们一些小恩小惠（这一切似乎纯粹是出于一种不平常的好意，虽然加起来还不到他所应当做的事情的十分之一），那末还可以获得这些傻子的服从、感激和爱戴。不错，作为被置于并非自己所创造的环境中的个别资产者，他或许已经尽了自己的一部分责任，但是作为统治阶级的一分子，——这个阶级正由于它是统治者，就应当对整个国家的状况负责，应当关心公共的利益，——他就一点也没有做他的地位要求他做的事，而且还为了自己的私利剥削着整个民族。在伪善地掩饰着工人的奴隶地位的宗法关系下，工人不能不仍然是一个精神上已经死亡的，完全不了解自己的利益的十足的庸人。只有当他和自己的雇主疏远了的时候，当他明显地看出了雇主仅仅是由于私人利益、仅仅由于追求利润才和他发生联系的时候，当那种连最小的考验也经不起的虚伪的善意完全消失了的时候，也只是在这个时候，工人才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发展起来，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不再在思想上、感情上和要求上像奴隶一样地跟着资产阶级走。而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大工业和大城市。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07—409页。
不同国家、不同队伍的工人的认识发展水平必然是很不相同的
因为同一个国家的工人的各种队伍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发展水平必然是极不相同的，所以，实际运动也必然以十分不同的理论形式反映出来。
马克思：《马克思致恩格斯》（1869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55页。
工人阶级的共同愿望和意向是从它所处的现实条件中产生的。正因为如此，这种愿望和意向为整个阶级所共有，尽管在工人的意识中运动以极其多样的形式反映出来，有的幻想性较多，有的幻想性较少，有的较多符合于这些现实条件，有的较少符合于这些现实条件，因此，只有最能理解我们眼前进行的阶级斗争的内在含义的人即共产党人，才会最少犯赞同或鼓励宗派主义的错误。
马克思：《致保.拉法格》（1870年4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58—659页。
一个民族的政治理智越是发达和普遍，无产阶级就越是会把自己的力量浪费在那种盲目的、无益的、在血泊中被扼杀的起义上面，至少在运动的初期是这样。无产阶级如果在政治范围内思考问题，那它就会认为一切罪恶的根源都在于意志，认为全部有效的办法就在于使用暴力，在于把这种或那种特定的国家形式推翻。法国无产阶级最初的起义就是证明。里昂的工人们以为自己追求的只是政治的目的，以为自己只是共和国的战士，可是事实上他们却是社会主义的战士。于是他们的政治理智就把社会贫困的根源弄得模糊不清，就歪曲了他们对自己真正目的的认识，他们的政治理智就蒙蔽了他们的社会的本能。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1844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6页。
德国工人阶级在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发展比英国和法国的工人阶级落后，正像德国资产阶级比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落后一样。主人是什么样，仆人也是什么样。人数众多、强大、集中而有觉悟的无产阶级的生存条件，是与人数众多、富裕、集中而强有力的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同时发展的。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国家以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而在这以后，企业主与雇佣工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就会提到日程上来，要延缓这一冲突再也不可能了；那时，工人阶级再也不会被虚幻的希望和永不兑现的诺言所欺骗了；那时，十九世纪的重大问题——消灭无产阶级的问题，终于要十分明朗地毫无保留地提出来了。在德国，大部分雇佣工人并不是受雇于现代的工业巨头（英国的工业巨头是这个类型的最好标本），而是受雇于小手工业者，他们的全部生产制度，只是中世纪的遗迹。就像棉纺业大王与鞋匠或裁缝这些小业主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一样，繁华的现代工业中心的十分觉悟的工厂工人也根本不同于小城市里的温顺的裁缝帮工或木匠学徒，后者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方法，与五百年前很少差别。这种普遍缺乏现代生活条件、缺乏现代工业生产方法的情况，自然要伴随着差不多同样地普遍缺乏现代思想的现象，因此，无怪乎在革命刚爆发时，很大一部分工人都要求立即恢复行会和中世纪的享有特权的手工业行会了。然而，在现代生产方法占优势的工业区域的影响之下，由于交通的发达，由于许多工人迁徙不定的生活使他们的知识有了发展，于是便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核心，这个核心关于本阶级解放的思想更加清楚得多，而且更加符合于现存的事实和历史的需要，但这些工人只是少数。如果说资产阶级的积极运动开始于1840年，那末工人阶级的运动则开始于1844年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工人起义。
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1—12页。
卡尔.马克思谈到雇佣劳动和资本，并且极为清楚地说明了工人怎样创造了资本，别人怎样靠工人亲自劳动的产品而使工人处于奴隶地位，以及资本怎样被系统地利用来给工人更紧地钉上镣铐。的确，所谓的自由工人有一种感觉，感到他是一个自由的工人，但是事实上他却处于资本的权力之下，因为他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好赚得一点可怜的工资以满足自己最迫切的生活需要。在大多数的场合下，自由工人的物质状况比奴隶和农奴还差。对工人阶级来说，用不着消灭个人的财产，因为它早就被消灭并且一天天地还在被消灭，而真正应该消灭的是资产阶级的财产，因为它是全靠欺骗得来的。
至于德国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指出，在这方面德国无产阶级是第一个能够成功地采用激进手段的。第一，德国人比别国人更多地摆脱了各种宗教邪说；第二，他们用不着像其他国家的工人一样经过漫长的资产阶级运动的阶段；第三，德国的地理位置迫使他们向东方的野蛮势力宣战，因为各种各样的反对西方的反动势力都是从那里即从亚洲来的。所有这一切都将推动工人的政党走上革命的道路，他们为了彻底解放自己，就必须沿着这条道路前进。
《卡.马克思在1867年2月28日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纪念会上的讲演记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04—605页。
但是，如果“普鲁士人”站到正确的观点上，那他就会看出法国和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西里西亚织工起义那样具有如此的理论性和自觉性。
首先请回忆一下织工的那支歌吧！这是一个勇敢的战斗的呼声。在这支歌中根本没有提到家庭、工厂、地区，相反地，无产阶级在这支歌中一下子就毫不含糊地、尖锐地、直截了当地、威风凛凛地厉声宣布，它反对私有制社会。西里西亚起义一开始就恰好做到了法国和英国工人在起义结束时才做到的事，那就是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本质，西里西亚起义的进程本身也同样具有这个优点。被毁掉的不仅是机器——这些工人的劲敌，而且还有账簿和财产契据。其他一切工人运动首先只是打击工业企业的老板，即明显的敌人，而这次运动同时还打击银行家，即隐蔽的敌人。最后，英国的工人起义没有一次像这样勇敢，这样有计划，这样坚强。
马克思：《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1844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页。
现在我们来谈谈宪章派这个不列颠工人阶级的具有政治积极性的部分。他们为之而斗争的宪章里的六条，所包括的内容不外是对普选权的要求，以及使普选权不致成为工人阶级的空想的那些条件，这就是：实行秘密投票，规定议员支薪，每年举行大选。但是普选权就等于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在英国，无产阶级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长期的、虽然是隐蔽的内战过程中，无产阶级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而且甚至在农业地区也不只有农民，而只有地主、资本主义企业主（农场主）和雇佣工人。因此，在英国，普选权的实行，和大陆上任何标有社会主义这一光荣口号的其他措施相比，都将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社会主义的措施。
在这里，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
马克思：《宪章派》（1852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90—391页。
真实的事情是：当英国工业垄断地位还保存着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分沾过这一垄断地位的利益的。这些利益在工人中间分配得极不均匀：取得绝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权的少数，但广大的群众有时也能沾到一点。正因为如此，所以从欧文主义灭绝以后，英国再也没有过社会主义了。在英国工业垄断一旦破产时，英国工人阶级就丧失掉这种特权地位，整个英国工人阶级，连享有特权和占据领导地位的少数在内，将跟其他各国工人处于同一水平上。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将重新在英国出现。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2版序言》（1892年7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80页。
这样大量的农村小剥削者乃是一种可怕的势力，其所以可怕，特别是因为他们对劳动者实行各个击破，牢牢地束缚他们，使他们毫无挣脱的希望；其所以可怕，是因为这种剥削在农村的愚昧的情况下（这是由于该体系所具有的低微劳动生产率和缺乏交往的现象而引起的）不仅是对劳动的掠夺，而且是农村中常有的亚洲式的对人格的侮辱。如果你们把这种现实的农村和我国资本主义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懂得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者把我国资本主义的作用看做是进步的。这是因为它把这些分散的小市场连成一个全国性的市场，它造就少数的巨大的“祖国栋梁”来替代无数善意的小吸血鬼，它使劳动社会化并提高其生产率，它使劳动者不受本地吸血鬼的支配而使他们受大资本的支配。后一种支配虽然引起种种惨状，使劳动者受压迫、死亡、粗野化，使妇女儿童受到身体上的摧残等等，但它比前一种支配还是进步些，因为它唤起工人的思想，把模糊不清的不满情绪变成自觉的反抗，把零星的无意义的骚动变成全体劳动大众求解放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从这个大资本主义存在条件的本身中吸取力量，因而绝对有希望获得可靠的成功。
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为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1894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214页。
我们在林肯先生再度当选总统时给他的贺信中表示过，我们确信，美国的国内战争对于工人阶级的发展，同美国独立战争对于资产阶级的发展，具有同样巨大的意义。的确，反对奴隶占有制的战争的胜利结束已在工人阶级的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从这个时候起，美国也产生了独立的工人运动，旧党派及其职业政客都对它冷眼相看。但是，要使这个运动产生效果，还需要多年的和平；而要扑灭这个运动，美国和英国之间的战争则是最可靠的办法。
国内战争的直接的可以触及到的结果，当然是美国工人境况的恶化。不论在美国或欧洲，国债的重担总是被一手转一手，最后压到工人阶级的肩上。你们的一位国家活动家说，从1860年以来，日用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了78％，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只提高了50％，熟练工人的工资只提高了60％。
他抱怨道：“目前在美国，赤贫比人口增长得更快。”
况且，工人阶级的苦难同金融贵族、暴发户贵族和其他因战争而出现的寄生虫的穷奢极欲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无论如何，国内战争总还有好的结果，那就是奴隶的解放以及因此而对你们本身的阶级运动所起的刺激作用。可是，没有崇高目的和社会需要的、跟旧世界历次战争一样的另一次战争，其结果将不是粉碎奴隶的锁链，而是为自由的工人锻造新的镣铐。新战争所带来的贫困的增长，马上会给你们的资本家找到借口和手段，好用常备军的无情的刀剑来迫使工人阶级放弃他们勇敢的和正义的愿望。
因此，一个光荣的任务落在你们的肩上，那就是要向世界证明。现在，工人阶级终于不再作为一个驯服的追随者，而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能在他们的所谓的主人们叫嚷战争的地方卫护和平。
马克思：《致合众国垒国劳工同盟的公开倍》（1869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2—403页。
美国工人在他们目前还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思想（高工资和短工作日）水平上取得过快的成功，那是并不理想的。这可能会过分地加强片面的工联主义思想。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斯坦》（1886年5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78—479页。
空想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还处于不很发展状态的理论表现
胡斯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约五十年，处于萌芽状态的革命精神的最初征像就在德国农民间显露出来了。
1476年在维尔茨堡主教辖区已有了最初的农民密谋活动，这是一块经过胡斯战争，“暴政、苛捐、杂税、争斗、敌视、战争、烧杀、逮捕等等”早已弄得一贫如洗，而又继续遭受主教、僧侣、贵族无耻搜刮的地区。一个年轻的牧人兼乐师，尼克拉斯豪森的汉斯.贝海姆，又叫吹鼓手汉斯，忽然以预言者的身分出现于陶伯尔。他说圣母马利亚曾在他面前显圣；圣母叫他把鼓烧掉，不要再为跳舞和邪恶的狂欢奏乐，而要劝告人民忏悔。所以每人都应戒除罪过，戒除尘世虚浮欲念，抛弃一切浮华虚饰，到尼克拉斯豪森去朝拜圣母，以求赦罪。
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运动的第一个先驱者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中世纪一切带着宗教色彩的起义以及近代任何无产阶级运动初期都具有的那种禁欲主义。这种严格的禁欲主义的风纪，这种摈弃一切人生享乐的要求，一方面是要面对着统治阶级树立起斯巴达式严格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如果不经过这个阶段，社会的最下层是决不能发动起来的。社会的最下层要发展自己的革命毅力，要明确自己和社会其他一切阶层对立的地他，要集结成一个阶级，必须从何下手呢？必须把自己还可以和现存社会制度妥协调和的一切完全抛弃，必须把那种使他们备受压迫的生活有时尚堪忍耐的些微享乐，甚至最残酷的压迫也不能剥夺掉的些微享乐，完全抛弃掉。这种平民的和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无论就它的狂热形式或它的内容看来，都和市民阶级的，路德派的道德以及英国清教徒（和独立派以及更激进的诸教派有别）所传布的市民阶级禁欲主义大不相同，一市民阶级禁欲主义的全部奥秘不过是市民阶级的节俭而已。显而易见，这种平民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随着下述两种情况的发生而丧失其革命的性质，一方面是随着近代生产力的发展，消费资料无止境地增产，因而使斯巴达式的平等成为多余之事，另一方面是随着无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日益革命化，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本身日益革命化。因此这种平民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就逐渐从群众中销声匿迹，就是在那些坚持此种禁欲主义的宗派徒众那里，也是或者直接流为市民阶级的吝啬，或者流为一种自鸣清廉的美德，然而实际上仍然不过是一种小市民气的、行会手艺匠式的省吃俭用而已。无产阶级大众既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抛弃的，所以禁抑之说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向他们宣传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20—421页。
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物：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市民等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托马斯.闵采尔派，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等派，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苦修苦炼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制定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一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0一21页。
无产阶级试图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和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一些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欠发展，同时也是由于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因为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初期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按其内容来说，不免是反动的。这种文献所鼓吹的是普遍的禁欲主义思想和粗鄙的平均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99页。
本来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如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尚未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
这些体系的发明家们虽然曾经看出阶级的对立，看出统治着的社会本身内部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没有看出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首创作用，没有看出无产阶级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既然阶级对抗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的，所以这些发明家同样也还不可能发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那应该能够造就这种条件的社会科学、社会规律。
这样，社会的活动就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实现解放的历史条件就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逐步向前组织成为阶级的进程就要由按照他们臆想出来的方案组织社会的努力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全世界的历史都归结为他们那些社会计划的宣传和实现。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在这些计划中主要是拥护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作为这个受苦最深的阶级才存在的。
可是，不大发展的阶级斗争形式以及他们本身的生活地位，却使他们自以为是高高超出这种阶级对抗之上的人物。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甚至连那些处境极优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甚至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根据他们的意见，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建设最美好社会的最优良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拒绝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细小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用实例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拓道路。
这种幻想的未来社会方案，是在无产阶级还处于很不发展状态，因而对本身所处地位还抱着一种幻想的时候产生的，是从无产阶级希望社会总改造的最初的充满预感的激动中产生的。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包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意识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些积极的结论，例如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发财制度，消灭雇佣劳动制，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单纯的管理生产的机关等，所有这些原理无非都是表明消灭阶级对立的必要，但是由于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还刚刚开始发展，它们当时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最初的无定形的模糊表现。因此，这些原理也就还带有完全空想的性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0—501页。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与历史的发展进程成反比例的。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那末，这种幻想超出阶级斗争的意图，这种用幻想办法克服阶级斗争的态度，就愈失去任何实际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也曾经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却就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继续向前发展的事实，还是死守着他们的老师们的一些陈旧观点。所以，他们一贯地一再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在梦想用试验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梦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梦想建立所谓“国内移民区”，梦想创立小“伊加利亚”即创立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去央求资产阶级放软心肠，解囊施舍。他们渐渐地堕落而与上面讲过的那些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成为一丘之貉了，不同处只在于他们更为一贯迂腐，更加狂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能奏奇功异效罢了。
所以，他们就忿怒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的福声才发生的。
在英国有欧文主义者，在法国有傅立叶主义者，前者反对宪章派，后者反对改革派。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1一502页。
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没有。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那末，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在当时才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指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编者）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必需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6年9月—1878年6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2—283页。
所有的社会主义宗派的创始人都属于那样一个时期，那时工人阶级自己一方面还没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发展进程中得到足够的锻炼并被充分地组织起来，以便作为历史动力登上世界舞台；另一方面，他们取得解放的物质条件在旧世界本身内部也还没有充分成熟起来。工人阶级的贫困状态是存在着的，但是他们开展自己的运动的条件尚未具备。各乌托邦宗派的创始人虽然在批判现存社会时明确地描述了社会运动的目的——废除雇佣劳动制度及其一切实行阶级统治的经济条件，但是他们既不能在社会本身中找到改造它的物质条件，也不能在工人阶级身上找到运动的有组织的力量和对运动的认识。他们企图用新社会的幻想图景和方案来弥补运动所缺乏的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宣传这些空想的图景和方案是真正的救世之道。从工人阶级运动成为现实运动的时刻起，各种幻想的乌托邦消逝了，——这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放弃了这些乌托邦主义者所追求的目的，而是因为他们找到了实现这一目的的现实手段，——但是起来代替乌托邦的，，是对运动的历史条件的真正洞见以及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的日益积聚力量。但是，乌托邦主义者宣布的运动的两个最后目的，也是巴黎革命和国际所宣布的最后目的。只是手段不同了，运动的现实条件也不再掩没在乌托邦寓言的云雾之中了。因此，无产阶级的这些以保护人自居的朋友们之百般曲解这次革命所响亮地宣布的社会主义趋向，只不过是受自己无知的欺骗而已。如果这些人认为工人运动的先知们的那些乌托邦创造仍然是“社会革命”，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认为社会革命仍然是“乌托邦的”，那末过错并不在巴黎无产阶级身上。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初稿》（1871年4月—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03—604页。
……初期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指斥它，咒骂它，幻想消灭它，幻想有比较好的制度出现，劝导富人，说剥削是不道德的。
但总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1913年8月），《列宁选集》第2卷第445页。
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序言的补充》（1874年7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00-301页。
现代社会主义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冲突在工人阶级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