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像海因岑这类不仅否认阶级斗争，甚至否认阶级存在的无知的蠢才只不过证明；尽管他们发出一阵阵带有血腥气的和自以为十分人道的叫嚣，他们还是认为资产阶级赖以进行统治的社会条件是历史的最后产物，是历史的极限；他们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奴才。这些蠢才越不懂得资产阶级制度本身的伟大和暂时存在的必然性，他们的那副奴才相就越令人作呕。
马克思：《致约?魏德迈》（1862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09页。
马克思在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运用的阶级斗争学说，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即承认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凭借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变为能够镇压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拼命反抗，能够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来建立新的经济制度的统治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为的是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为的是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要教育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规划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反之，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却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为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资优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也就是不担当反对资产阶级的人民的革命领袖。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是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8卷第191—192页。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即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忘记”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用来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无产阶级要镇压的究竟是哪一个阶级呢？当然只是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能够领导和实行这种镇压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团结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资产阶级完全铲除的阶级。
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维持剥削，也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去反对绝大多数人民。被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也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去反对极少数的现代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假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也抱着幻想，他们不是把改造设想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设想为少数和平地服从那意识到了本身任务的多数。这种小资产阶级空想同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这种空想在实践中必然导致出卖劳动阶级的利益，法国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的历史已经表明了这一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英、法、意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一生都在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即目前在俄国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复活起来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一贯坚持阶级斗争的学说，并把它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
只有无产阶级这一特殊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生存的经济条件使它做好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分离和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者阶层，另一方面也使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蹂躏往往比无产阶级更厉害，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进行独立的斗争。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选集》第8卷第190～191页。
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历史学的、哲学的、科学的拉丁名词译成普通话，那就是说：
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和一般工厂的工人，即产业工人，才能领导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我们要顺便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前者是从资本主义中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后者是这个新社会的更高的阶段。）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8月28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2页。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引导劳动群众从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要小资产阶级和半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预先决定“究竟是和工人阶级一道走还是和资产阶级一道走”这个极复杂的政治问题，那是根本不能想象的。非无产阶级劳动阶层发生动摇是必然的，他们亲身的实际体验使他们能够把资产阶级的领导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一番比较，那也是必然的。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16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5—236页。
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叫做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渐消亡。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从来就是依靠武装力量保证享有特权的少数人对劳动者多数的经济压迫。随着这个享有特权的少数的消失，用来进行压迫的武装力量、国家政权的必要性也就消失。但是，我们同时又始终持这样的观点：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首先应当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这一点在1847年写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的结束部分就可以读到。
无政府主义者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他们宣称，无产阶级革命应当从废除国家政治组织开始。但是，无产阶级在取得胜利以后遇到的唯一现成的组织正是国家。的确，这个国家首先要作很大的改变，才能完成自己的新职能。但是在这种时候破坏国家，就是破坏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能用来行使刚刚获得的政权、镇压自己的资本主义敌人和进行社会经济革命的唯一工具，而不进行这种革命，整个胜利最后一定会变成新的失败，结果是工人大批遭到杀害，巴黎公社以后的情形就是这样。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的逝世》（1883年5月8日—17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85页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就是工人阶级要取得和实现本阶级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统治。全体被剥削的劳动人民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必须在这个过渡时期实行统治，来彻底消灭阶级，镇压剥削者的反抗，把被资本主义折磨、压迫和分散的全体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团结在城市工人的周围，同他们结成最紧密的联盟。
我们所以获得各种成就，是由于工人们懂得了这个道理，是由于他们通过自己的苏维埃来管理国家了。
列宁：《给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代表会议主席团的信》（1918年9月19日），《列宁全集》第28卷第78页。
国家是个阶级概念。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关或者机器。在国家还是一个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无产阶级的口号只能有一个：破坏这个国家。而在国家成了无产阶级国家的时候，在它成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器的时候，我们就要完全地和无条件地主张坚强的政权和集中制。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10月1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98页。
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
马克思：《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1847年8月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页。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与任务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以后，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和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末，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Gemeinwesen》[“公团”]，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字，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
恩格斯：《给奥?倍倍尔的信》（187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页一8页。
公社才是帝国本身的真正对立物，也就是国家政权、集中化行政权力的对立物，第二帝国只不过是这种权力的最完备的表现形式。事实上，这个国家政权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最初作为破坏封建制度的手段，后来作为压制生产者、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的手段。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这一组织起来的权力——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强力——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从统治阶级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它一直是统治阶级进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它在每一次新变动中都吸吮了新的力量，它充当了镇压每一次人民起义的工具，在工人阶级进行了战斗，并被利用来把国家政权从他们的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交给另一集团之后，它又被用去压制工人阶级。因此，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对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国家政权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为着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会生活。它不是为了把国家政权从统治阶级这一集团转给另一集团而进行的革命，它是为了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恶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它不是阶级统治的行政权形式和议会形式之间所进行的无聊斗争，而是同时对这两种形式进行的反抗，这两种形式是互为补充的，议会形式只是行政权用以骗人的附属物而已。第二帝国是这种国家篡夺的最后形式。公社是它的绝对否定，因此，公社也是十九世纪社会革命的开端。因此，无论公社在巴黎的命运怎样，它必然将遍立于全世界。公社立刻被欧美工人阶级作为求解放的口偈加以热烈欢迎。相形之下，普鲁士征服者的光荣和陈年业绩只不过像往事中的虚幻错觉而已。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草稿》（1871年4月—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86—587页。
无产阶级专政就在于一个阶级引导另一个阶级前进，因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比较强，团结比较紧，觉悟比较高。不觉悟的人最容易上各种圈套，他们疲倦了，什么都会同意，而觉悟的人则说：必须熬过去，因为过几个月我们就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
列宁：《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全会》（1919年4月11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268页。
无产阶级专政同其他阶级专政（中世纪的地主专政，一切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专政）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地主和资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反抗。相反地，无产阶级专政是用暴力镇压极少数地主资本家剥削者的反抗。
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8月），《列宁选集》第8卷第723页。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资产阶级即对少数居民实行镇压，同时，它又充分发扬民主，也就是使全体居民群众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参加对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复杂问题的处理。
列宁：《答皮?基也夫斯基（尤?皮达可夫）》（1916年8—9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14页。
无产阶级专政主要应该是：城市工人和产业工人（他们饿得最厉害，在这两年中他们的牺牲最严重）中最先进的、最觉悟的，最守纪律的那一部分人，去教育和训练其余往往是不觉悟的无产阶级以及全体劳动群众和农民。在这里必须抛弃一切温情主义和各种各样的关于民主的空谈。让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去进行这种空谈吧。关于民主，他们以前同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已经谈得很够了，现在让他们滚到弗兰格尔那里去谈吧，弗兰格尔会给他们补课的。假如谁还没有学完，那就应该让他们去补课。
列宁：《在全俄农村工作干部第二次会议上的演说》，（1920年8月12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154页。
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它的主要实质在于劳动者的先进部队、先锋队、唯一领导者即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无产阶级的目的是建成社会主义，消灭社会的阶级划分，使社会全体成员成为劳动者，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基础。这个目的不是一下子可以实现的，这需要一个相当长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因为改组生产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因为根本改变生活的一切方面是需要时间的，因为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方式经营的巨大的习惯力量只有经过长期的坚忍的斗争才能克服。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列宁：《向匈牙利工人致敬》（1919年5月27日），《列宁选集》第3卷第857页。
（二）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从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在不侵犯旧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条件下进行的政府人员的普通的更换、“内阁”的更换等等。各国孟什维克和机会主义者害怕专政像害怕火一样，竟用所谓“夺取政权”的概念来顶替专政的概念。他们通常都把“夺取政权”归结为更换“内阁”，归结为由谢德曼和诺斯克、麦克唐纳和韩德逊这一类人来组织新内阁，上台执政。几乎用不着解释，诸如此类的内阁更换是和无产阶级专政，和真正的无产阶级夺取真正的政权毫无共同之点的。麦克唐纳之流和谢德曼之流在保留资产阶级旧制度的条件下掌握政权，他们的所谓政府，只能是资产阶级御用的服务机关，只能是帝国主义脓疮的掩蔽物，只能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革命运动的工具。当资本没有屏风就不便于、不利于、难于剥削和压迫群众的时候，它需要这些政府来做屏风。当然，这种政府的出现是“在他们那里”（就是说，在资本家那里），“在施普卡”并非平静无事的微兆，虽然如此，这种政府仍然不免是稍加粉饰的资本政府。麦克唐纳政府或谢德曼政府是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相隔天壤的。无产阶级专政不是政府的更换，而是拥有新的中央政权机关和地方政权机关的新国家，是在旧国家即资产阶级国家的废墟上产生的无产阶级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在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破坏资产阶级制度的过程中，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在剥夺地主和资本家的过程中，在把基本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过程中，在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的过程中产生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以对资产阶级使用暴力为凭借的革命政权。
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其阶级敌人的反抗的机器。就这一点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实质上和其他任何阶级的专政毫无区别，因为无产阶级国家是用来镇压资产阶级的机器。但是这里有一个本质上的差别。这个差别就在于以前所有的阶级国家是少数剥削者对多数被剥削者的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则是多数被剥削者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0—101页。
简单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列宁《国家与革命》）。
由此应当得出两个基本结论：
第一个结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完全的”民主，不能是对所有的人的民主，即既对富人又对穷人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新型民主的国家（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和新型专政的国家（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见《列宁全集》第4版第25卷第384页）。考茨基及其同伙关于普遍的平等、“纯粹的”民主和“完善的”民主等等的废话是资产阶级对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不可能有平等这一无可置疑的事实的掩饰。“纯粹的”民主论是帝国主义强盗所驯育和豢养的工人阶级上层分子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使命就是要掩盖资本主义的脓疮，粉饰帝国主义，赋予它一种精神力量来反对被剥削群众。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者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的，这至少是因为房屋．印刷所、纸张仓库等等为享有“自由”所必需的东西都是剥削者的特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剥削群众是没有而且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的，这至少是因为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最民主的制度中，政府也不是由人民所指定，而是由路特希尔德之流和司丁尼斯之流、洛克菲勒之流和摩尔根之流所指定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是资本主义的民主，是少数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多数被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多数为目标的。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被剥削者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无产者和农民才可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民主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多数被剥削者的民主，是以限制少数剥削者的权利为基础并以反对这个少数为目标的。
第二个结论：无产阶级专政的产生不能是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和平发展的结果，而只能是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的军队、资产阶级的官僚机关、资产阶级的警察的结果。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2—104页。
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最奋勇的和最无情的战争，而资产阶级因为它被推翻而十倍加强它的反抗。”
“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进行顽强的斗争，进行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
几乎用不着证明，要在短时期内完成这些任务，要在几年内实现这一切，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不应该把无产阶级专政，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看做瞬息即逝的时期，看做一批“最革命的”法律和法令，而应该把它看做充满国内战争和国外冲突、顽强的组织工作和经济建设、进攻和退却、胜利和失败的整整一个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创造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前犍，而且是为了使无产阶级有可能：第一、把自己教育并锻炼成为能够管理国家的力量，第二、按照保证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方向来重新教育并改造小资产阶层。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99页。
苏维埃政权的特征在哪里呢？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是存在着阶级的条件下可能有的一切国家组织中最群众化和最民主的国家组织，因为它既然是工人和被剥削农民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结合和合作的场所，并在自己的工作中依靠这个结合和合作，它就是多数居民统治少数的政权，是这个多数的国家，是这个多数的专政的表现。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是阶级社会一切国家组织中最有国际性的组织，因为它既然摧毁任何民族压迫而依靠各族劳动群众的合作，它就使这些群众易于在统一的国家联盟内联合起来。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按本身结构来说，使被压迫被剥削群众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这个在苏维埃中最团结和最觉悟的核心易于一领导这些被压迫被剥削群众。
列宁说：“被压迫阶级的一切革命和一切运动的经验、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导我们，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够团结和领导被剥削的劳动人民中的涣散落后的阶层。”（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444页）而苏维埃政权的结构使这个经验的指示易于实现。
就在于苏维埃政权既然在统一的国家组织内把立法权和行政权结合起来，并用生产单位，用工厂来代替地域选举区，就把工人和一般劳动群众同国家管理机关直接联系起来，教导他们管理国家。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政权才能使军队不受资产阶级长官的支配，把军队由资产阶级制度下压迫人民的工具变为使人民从本国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工具。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国家组织才能真正一下子粉碎和彻底摧毁旧式的即资产阶级的、官僚的、法官的机关”（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页）。
就在于只有苏维埃的国家形式才能吸收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群众组织无条件地经常参加国家的管理，只有它才能准备国家的消亡，这种消亡是将来的无国家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因素之一。
这样，苏维埃共和国就是那个找了很久而终于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这个形式的范围内必须实现无产阶级的经济解放，实现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
巴黎公社是这种形式的萌芽。苏维埃政权是这种形式的发展和完成。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不仅是更高的民主制度形式……而且是唯一能够保证最无痛苦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形式。”（见《列宁全集》第26卷第340页）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107—108页。
资本主义使“国家”管理机关的职能简化了，使我们有可能抛弃“长官制”，把全部事情交给以全社会名义雇佣“工人、监工和会计”的无产者（统治阶级）组织。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决不“梦想”立刻取消任何管理制度和任何从属关系，这种由于不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梦想，是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实际上这种梦想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下去，直到人们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们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现在的人们没有从属关系、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是不行的。
但是应当服从的是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制”可以并且应该在一天之内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表，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能胜任，只要发给“工人的工资”就完全能够执行了。
我们工人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经验来亲自组织大生产，建立依靠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来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使国家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们的委托的工作人员，使他们成为对选民负责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而且是领取普通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具有各种水平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渐“消亡”，使这个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个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和报告的职能将由大家轮流行使，等到大家逐渐习惯了遵守秩序，这些职能也就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列宁：《国家与革命》（1917年8—9月），《列宁全集》第25卷第412—413页。
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一切阶级，当然它是在另一种环境中，采取另一种形式，运用另一些手段来进行这一斗争。
列宁：《伟大的创举》（1919年8月28日），《列宁全集》第29卷第382页。
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就是朝着消灭阶级的方向迈进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而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一事业，就应当利用国家政权机关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就应当采用各种斗争手段和影响办法来对付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和对待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97页。
不言而喻，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特别尖锐地摆在无产阶级政党面前，因为这时反对日益站到无产阶级一边的劳动群众的，是彼此联合起来的有产阶级分子，他们是既以资本的力量，又以知识的力量，还以多年的（姑且不说是多少世纪的）管理习惯和管理技能武装起来的。在1905年革命的尚未被遗忘的教训的影响下，在这次战争非常沉痛而深刻的教训的影响下，俄国历史地形成了特殊的条件，由于这些条件，比较起来布尔什维克能够极其容易地在俄国首都和主要工业中心解决了夺取政权的任务。但是在外地，在远离中心的地方，特别是在俄国的那些最根深蒂固地保持着君主制和中世纪的传统的比较落后的居民最集中地区—一例如在哥萨克地区——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遭到军事形式的反抗，这种反抗直到十月革命已经过去四个多月的今天才快要完全结束了。目前在俄国，战胜和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布尔什维克能夺得俄国的主要原因，正如顿河反革命哥萨克的最著名人物鲍加也夫斯基不久以前也承认的那样，是由于连哥萨克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自觉地坚决地转到布尔什维克方面。但是，有产阶级由于经济地位而所处的特殊条件，使他们自然不仅能够组织消极的反抗（怠工），而且能够再次对苏维埃政权进行军事反抗。因此，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也不能认为是彻底完成了。但是，不管怎样，这个任务现在显然已经基本完成，而退居次要地位了。苏维埃政权一分钟也不能忘记这个任务，也决不会受任何政治的或者貌似社会主义的名称和高调的蛊惑而不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一点必须预先声明，因为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我们这里都是一些最善变的、有时甚至是最无耻的反革命活动家，他们反对苏维埃政权比反对反动的和地主的政府激烈得多，并且指望用自己党的招牌或名称来打掩护。显然，苏维埃政权永远不会停止执行自己镇压剥削者反抗的任务，不管这种反抗用什么样的党的旗帜，还是用什么受人欢迎的和漂亮的名称来作掩护。但是，镇压反抗的任务目前已经基本完成，现在提到日程上来的是管理国家的任务。
从说服人民群众这一过去列为首位的任务，从夺取政权和对反抗的剥削者进行军事镇压的任务过渡到管理国家这一现在列为首位的任务——正是这种过渡构成我们所处的时期的主要特征。苏维埃政权的困难很大程度上在于，如何使人民的政治领导人以及劳动群众中所有的有觉悟的分子都清楚地理解这种过渡的特点。因为现在有些地方国内战争还没有结束，还存在着从东西两方威胁苏维埃共和国的巨大军事危险和战争造成的空前的经济破坏，在这种情况下，要过渡到管理全体居民（不分阶级）的和平任务，显然是非常困难的。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初稿》（1918年3月23日—28日），《列宁文稿》第3卷第46—47页。
无产阶级不能“掌握”“国家机关”和“开动国家机关”。但是，它能够把旧国家机关中一切具有压迫性和守旧性的东西以及其他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打碎，而用自己的新机关来代替它。这个机关就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
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1917年10月1日），《列宁全集》第26卷第83页。
无产阶级掌握的国家政权怎样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用来影响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阶级斗争工具呢？怎样才能成为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工具呢？怎样才能成为把他们从资产阶级方面争取过来的工具呢？
第一，无产阶级做到这一点，不是利用旧的国家政权机关，而是粉碎它，彻底摧毁它（不顾那些惊慌失措的小市民的号泣和怠工者的恐吓）并创立新的国家机关。这个新的国家机关是适合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是适合于无产阶级为争取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这个新的机关不是什么人臆想出来的，而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从这个斗争的普及和深入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这个新的国家政权机关，这个新型的国家政权就是苏维埃政权。
第二，无产阶级能够并且应当立刻或者至少是很快地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方面，把“它们”的群众，即把跟它们走的群众夺取过来，夺取的方法是用革命的办法来剥夺地主和资产阶级，以满足群众最迫切的经济需要。
列宁：《立宪会议选举和无产阶级专政》（1919年12月16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232—233页。
最后，就是无产阶级的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的力量在于它从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中把无产阶级所有优秀分子都吸收到自己队伍中来。党的使命是把无产阶级一切群众组织的工作毫无例外地统一起来，并把它们的行动引向一个目标，引向无产阶级解放的目标。把它们统一起来并引向一个目标是绝对必要的，因为不这样就无法统一无产阶级的斗争，因为不这样就无法领导无产阶级群众去为政权而斗争，去为社会主义建设而斗争。可是能够统一并指导无产阶级群众组织的工作的，只有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党。只有无产阶级的党，只有共产党，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起这种主要领导者的作用。
为什么呢？
“第一，因为党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这些分子和无产阶级的非党组织有直接联系，并经常领导他们；第二，因为党既是工人阶级优秀分子的集合点，所以它是培养能够领导本阶级各种组织的工人阶级领袖的最好的学校；第三，因为党既是培养工人阶级领袖的最好的学校，所以按其经验和威信来说，它是能把无产阶级斗争的领导集中起来的唯一组织，因而也就是能把工人阶级所有一切非党组织都变成使党跟本阶级连接起来的服务机关和引带的唯一组织。”（见《论列宁主义基础》）
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领导力量。
“党是无产阶级阶级联合的最高形式。”
总之，工会是无产阶级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生产方面把党和本阶级联系起来；苏维埃是劳动者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国家事务方面把党和劳动者联系起来；合作社主要是农民的群众组织，它首先在经济方面，在吸引农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把党和农民群众联系起来，青年团是工农青年的群众组织，它的使命就是帮助无产阶级先锋队以社会主义的精神教育新的一代并培养青年后备军；最后，党是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的主要指导力量，它的使命是领导这一切群众组织，——大体说来，专政“机构”的情况，“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情况就是如此。
没有党这个主要领导力量，就不可能有稍微长期而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1926年1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4—35页。
保持政权比夺取政权要困难些，我们从历史上的许多例子中可以看到，常常工人阶级夺得了政权，但是不能保持政权，其原因就是没有十分强大的组织。
列宁，《在亚蒙分区群众大会上的演说》（1918年6月29日），《列宁全集》第27卷第4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