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工、抵制、议会斗争、游行示威是锻炼和组织无产阶级的手段
首先应当提出为什么会发生罢工、罢工为什么会这样普遍的问题。每一个人只要回想一下他根据亲身经历所了解的、或从别人那里听到和从报纸上看到的有关罢工的种种情况，马上就会看出，发生罢工和罢工很普遍的地方，正是出现大工厂和大工厂很多的地方。大概每一个拥有几百（有时甚至几币）工人的大工厂，都发生过工人罢工。从前，俄国的大工厂很少，罢工也很少，但是自从大工厂在老工厂区和新的城镇迅速成长起来以后，罢工的次数就愈来愈多了。
为什么大工厂生产总是引起罢工呢？因为资本主义一定会引起工人同厂主的斗争，生产一变成大生产，这一斗争就一定会变成罢工斗争。
列宁：《谈谈罢工》（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73—274页。
罢工在工人阶级的斗争中究竟有什么意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详细谈一谈罢工。我们都知道，工人的工资是由厂主和工人之间的合同规定好的，要阻止厂主降低工资，或者争得更高的工资，单个的工人是完全没有力量的，所以很明显，工人一定要联合起来坚持自己的要求，一定要举行罢工。事实上，凡是有资本主义结构的国家，就一定有工人罢工。在欧洲各国和美国，工人处处都感到单独行动没有力量，要反抗厂主，只有联合起来，或者举行罢工，或者以罢工相威胁。资本主义愈发展，大工厂成长愈快，大资本家对小资本家的排挤愈有力，工人就愈需要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因为愈是这样，失业现象就愈严重，资本家力求进行廉价生产（要廉价生产，付给工人的工资也应当尽量压低）的竞争就愈激烈，工业波动和危机就愈厉害。在工业繁荣时期，工厂主得了很多利润，他们并没有想到要分一点给工人，但是到了危机时期，他们倒要把亏空推给工人。在欧洲各国，大家都公认罢工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必然现象，甚至连那里的法律也不禁止组织罢工，只有在俄国还有野蛮的反罢工法（关于这些法律和法律的使用，我们在下一次再谈）。
列宁：《谈谈罢工》（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76页。
……工会及其所组织的罢工，其意义首先在于，它们是工人想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它们存在的前提就是工人已经懂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正是建筑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即建筑在无产阶级的不团结上，建筑在一些工人和另一些工人的对立上。而正因为工会努力反对竞争，反对现存社会制度的生命攸关的神经（虽然这种努力有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所以这个社会制度才把它看得这样地危险。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6—507页。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罢工斗争的最终目的显然是破坏国家机构，推翻现有的阶级的国家政权。
列宁：《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1921年12月30日—1922年1月4日），《列宁选集》》第4卷第584页。
罢工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造成的，但是它成了工人阶级反对这个社会结构的斗争的开始。当一无所有的工人一个人反对有钱的资本家时，这说明工人已经被彻底奴役了。但是当一无所有的工人联合起来，情形就不同了。资本家如果寻找不到一个工人愿意把自己的劳动用在资本家的工具和材料上，来生产新的财富，那末，随便什么财富也不会给资本家带来什么利益。在工人单独同厂主打交道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道地的奴隶，永远要为一小块面包来替别人工作，永远要做一名驯服的、同哑巴一样的奴仆。但是工人联合起来提出自己的要求，拒绝服从腰包满满的大亨，这时工人就不再是奴隶了，他们已经成为真正的人，他们开始要求他们的劳动不专门用来使一小撮寄生虫发财，而要用来让工人过人的生活。奴隶要求做主人，要求按劳动者自己的理想去工作和生活，而不是受地主和资本家的摆布。所以，罢工总是使资本家胆战心惊，因为罢工开始动摇了他们的统治。……每一次罢工都提醒资本家，真正的主人已经不是他们自己，而是愈来愈响亮地提出自己的权利的工人。每一次罢工都提醒工人，他们的处境不是没有希望的，他们并不是孤立的。
列宁：《谈谈罢工》（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76—277页。
整个工人阶级，也可以说是整个国家（指的是劳动群众的国家，而不是少数资产阶级的国家）都由于工人以罢工形式反抗剥削者先生而得到好处。如果工人不进行这种反抗，他们就必然会因物价昂贵而变得极度贫困，如果他们不进行这种反抗，他们就必然会从人而变为永世不能翻身的资本的奴隶。
列宁：《1912年的五金工人的罢工》（1913年8月24日），《列宁全集》第19卷第312页。
每一次罢工都大大地推动工人想到社会主义，想到整个工人阶级为了使本阶级从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而进行的斗争。常常有这种情形。在大罢工以前，某个工厂、某个行业或者某个城市的工人几乎不知道或者设有想到过社会主义，但是在罢工以后，工人小组和工人联合会发展得愈来愈有力了，愈来愈多的工人成了社会主义者。
列宁：《谈谈罢工》（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78页。
罢工使工人懂得，厂主的力量在什么地方，工人的力量在什么地方；罢工教育工人不要只想到本厂一个厂主和自己身边的几个同志，还要想到所有的厂主，想到整个资本家阶级和整个工人阶级。靠剥削几代工人的劳动而积起百万家财的工厂主，根本不同意增加一点点工资，甚至还打算再降低工资，在工人起来反抗的时候把成千个没有饭吃的家庭抛上街头，所以工人很清楚地看到，整个资本家阶级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敌人，工人只有指靠自己，指靠自己联合起来。常常有这种情形：厂主千方百计地欺骗工人，假装工人的恩人，用空洞的施舍和骗人的诺言来掩盖他们对工人的剥削。任何一次罢工都是一下子就揭破了这场骗局，使工人看到，他们的“恩人”不过是披上羊皮的狼罢了。
列宁：《谈谈罢工》（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78—279页。
罢工不仅使工人认清了资本家，而且也认清了政府和法律。工厂主总想冒充工人的恩人，当官的和他们的狗腿子也像工厂主一样总想让工人相信，沙皇和沙皇政府对厂主和工人是一视同仁的。工人不懂法律，他们同当官的，特别是同大官没有打过交道，所以往往相信了这一切。但是罢工发生了。工厂里出现了检察官、工厂视察员、警察，往往还出现了军队。工人才发觉原来自己违犯了法律：法律允许资本家准备或者公开宣布随便怎么样降低工人的工资，而工人要共同提出条件，却被宣布为犯人！每一个工人都开始明白，沙皇政府是工人的死敌，它保护资本家，束缚工人的手脚。工人开始懂得，法律只是为富人的利益制定的，当官的也是保护富人的利益的，工人大众不能随便讲话，不能说出自己的疾苦，工人阶级必须争取到罢工、出版工人报纸和参加人民代表机关的权利，由这个代表机关颁布法律和监督法律的执行。……工人觉悟到，政府是他们的敌人，工人阶级应当漱好准备去向政府争取人民的权利。工人的这种觉悟，随着每次罢工愈来愈坚定和提高了。
总之，罢工使工人养成联合的习惯，罢工告诉他们，工人只有联合起来才能进行反对资本家的斗争。罢工教会工人考虑整个工人阶级反对整个工厂主阶级和反对专制警察政府的斗争。正因为这样，社会主义者才把罢工叫做“战争的学校”，在这个学校里，工人学习对敌人进行战争，把全体人民和全体劳动者从官吏和资本的压迫下解放出来。
列宁：《谈谈罢工》（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79—280页。
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一184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2页。
但是“战争的学校”还不是战争本身。随着罢工在工人中间的广泛开展，某些工人（以及某些社会主义者）开始认为，工人阶级满可以只去搞罢工，成立罢工基金会或罢工协会，工人阶级仅仅通过罢工就能大大改善自己的境况，甚至求得自身的解放。有些人由于看到工人的联合以及很小的罢工都能显示巨大的力量，竟然设想工人只须在全国展开总罢工，就随便什么都可以从资本家和政府那里得到。其他国家的一些工人，在工人运动刚刚开始、工人还很缺乏经验的时候，也有过这种看法．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罢工只是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手段之一，决不是唯一的手段，工人如果不重视其他的斗争手段，就会耽误工人阶级的成长和胜利。……这里我们应当指出，罢工正像我们在上边说过的，是“战争的学校”，而不是战争本身，罢工只是斗争手段之一，只是工人运动的一种形式。以个别的罢工作为起点，各国工人能够、应当而且实际上也正在向全体工人阶级解放全体劳动者的斗争过渡。只有一切觉悟工人都成为社会主义者，成为解放事业的追求者，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到工人中间传播社会主义，教育工人掌握各种对敌人斗争的方法，并且建立起为全体人民摆脱政府压迫和全体劳动者摆脱资本压迫而奋斗的社会主义的工人政党，只有在这个时候，工人阶级才能够吸引全世界所有工人参加一个联合全体工人并且高举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红旗的伟大运动。
列宁：《谈谈罢工》（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80—282页。
我知道在中国共产党人中间，有些同志认为工人为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而举行罢工是不应该的，劝告工人不要罢工。（喊声：“广州和上海都有过这样的事情。”）同志们，这是很大的错误。这是极严重地低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比重。在提纲中应当指出这一极端不好的现象。如果中国共产党人不利用目前有利的形势，帮助工人（即使通过罢工的方法）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法权地位，那就是很大的错误。如果这样，中国还要革命做什么呢？在罢工时期，无产阶级的子女被帝国主义的走狗鞭笞和拷打，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能成为领导力量的。无论如何必须消灭这种中世纪的祸害，使中国无产者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和尊严，使他们能够领导革命运动。没有这一点，中国革命就休想获得胜利。因此，中国工人阶级为了认真改善他们的地位而提出的经济和法权的要求，应当在提纲中占有适当地位。（米夫说：“在提纲中已经说到这一点。”）是的，在提纲中已经说到这一点，但是可惜这些要求提得不够突出。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1926年12月），《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32—333页。
人民已经非常穷苦，城里乡下经常有大批失业的人。工厂主已经积起了大批钱财，小业主已经被亿万富翁挤垮。这时候，要一个工人单独去对付资本家，已经完全没有力量了。资本家可以压得工人喘不过气来，逼得他们不要命地做苦工，而且不只是逼工人自己，还逼他的老婆孩子。事实上，在工人还没有争得法律保护、还不能对资本家进行反抗的行业里，你们可以看到，工作日竟无限制地延长到十七——十九小时，许多五六岁的儿童都因为劳累过度而受伤了，整个一代工人都经常挨饿和渐渐饿死。譬如说，那些在自己家里替资本家干活的工人就是这样。每一个工人还可以想起许许多多这样的事情！假如工人不起来反抗资本家，争不到限制厂主横行霸道的法律，资本家就会拚命压迫工人，这种压迫甚至在奴隶制和农奴制时期也是没有的。
但是，工人为了不使自己落到这种糟透了的境地，就开始拚命斗争。工人们看到，单独一个人是完全没有力量的，单独一个人在资本的压迫下随时都会被害死，于是他们就联合起来反对厂主。工人罢工开始了。起初，工人甚至往往不了解他们要争取什么，他们不懂得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只是砸碎机器，捣毁工厂。他们只想让厂主知道知道工人的愤怒，只想试试联合起来的力量，摆脱忍无可忍的境况，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境况究竟为什么这样糟，他们究竟应当追求什么。
在所有的国家里，工人的愤怒都开始表现为个别的起义（也就是我国警察和厂主说的造反）。在所有的国家里，这些个别的起义一方面引起比较和平些的罢工，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全面斗争。
列宁：《谈淡罢工》（1899年），《列宁全集》第1卷第275页
工人明明知道宣布罢工没有用，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办法呢？问题很简单，因为工人必须反对降低工资，甚至要反抗这种降低的必然性本身！因为工人一定要宣布，他作为一个人，不能去迁就环境，相反地应该让环境来适应自己，适应人，因为工人的沉默就表示同这种环境妥协，承认资产阶级在商业繁荣时期有权剥削工人，而在萧条时期又有权把工人饿死。只要工人还保存有一点点人的尊严，他们就不能不对此表示抗议，而他们之所以这样抗议，而不用别的方式来抗议，就因为他们是英国人，是用行动来表示自己的抗议的请求实际的人，而不是像德国理论家们那样，只要把他们的抗议书登记下来，ad acta[归入卷宗]，就回去安安静静地睡大觉，让抗议书也像抗议者本人一样地在那里安安静静地睡觉。相反地，英国人的积极抗议是不会不发生影响的；它把资产阶级的贪得无厌的欲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使工人对有产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万能权力的反抗不致消沉下去。它同时也向工人证明，要粉碎资产阶级的势力，除了工会和罢工，还需要更多的东西。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4年9月-184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6页。
罢工的起因很平常，工人运动提出的要求也很小，这就特别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团结（无产阶级立刻认识到铁路工人的斗争是他们的共同事业）力量强大，表明他们容易接受政治思想和政治宣传，有决心在同军队的直接战斗中挺身捍卫自由生活的权利，即自由发展的权利（这些权利已成为一切有思想的工人共同的和基本的不可缺少的东西）。
列宁：《新事件和旧问题》（1902年12月1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248页。
经济鼓动并不只限于罢工。我们需要“良好的条件”不仅是为了提高无产阶级的文化水平，而正是为了提高无产阶级的革命觉悟。社会民主党在罢工中的“积极作用”不仅仅限于发动争取改善经济状况的斗争。还应当经常利用罢工（以及整个经济鼓动）来发动争取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罢工也应当利用来进行政治鼓动。
罢工不是斗争的“最好的”手段，而只是手段之一，甚至不一定总是最好的手段之一。应当承认罢工的作用，经常利用罢工，领导罢工，但是，“经济主义”把罢工的意义夸大得愈厉害，我们夸大罢工的意义就愈危险。
列宁：《“给“北方协会”的信》（1902年4月），《列宁全集》第6卷第145页。
显然，运动还远没有达到更高的发展阶段，为了全面地评价正在发生的事情，必须等待事态的发展。但是，惹人注目的是，运动开始十分迅速地从纯经济的基地转向政治基地，千千万万的无产阶级所表现的巨大团结和魄力，——而这一切都是在觉悟的社会民主党没有或很少发生影响的情况下产生的。运动的某些领导人朴素的社会主义观点，工人阶级中某些人对沙皇的天真的笃信，不是减低而是增强了无产阶级奔放的革命本能的作用。先进的被压迫阶级的政治抗议和它的革命魄力，正在冲破内外重重障碍——警察的阻拦和某些领袖的思想不成熟与落后。近十年来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和这个时期工人运动的教训已经开花结果，使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思想汇成许多条极其广阔的巨流。无产阶级用事实表明，在俄国政治运动的舞台上不是两种（像某些人自暴自弃地所想的那样）力量（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社会）。无产阶级向我们指出动员革命的阶级力量的真正的高级形式；当然，动员不是为了在某个市杜马里进行意义不大的示威，而是为了开展像罗斯托夫那样的示威游行和1903年南方大罢工那样的群众运动。
无产阶级革命力量的这种新的高度的动员，使我们迅速地接近这样一个时刻：无产阶级更坚决更自觉地起来同专制制度战斗了！
列宁：《彼得堡的罢工》（1905年1月24日），《列宁全集》第8卷第72—73页。
无产阶级运动立即上升到最高阶段。总罢工在全俄国大概动员了不下百万工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要求甚至渗入到工人阶级中那些还信仰沙皇的阶层。无产阶级冲破了警察的祖巴托夫主义的框子，原来为反对革命而成立的合法工人协会的全体会员群众，和加邦一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我们亲眼看到罢工和示威开始变为起义。与运动的以前几个阶段比较起来，有组织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作用无比显著，但是与积极的无产阶级群众对社会民主党领导的巨大要求比较起来，社会民主党所起的作用仍然是很微弱的。
列宁：《最初的几点教训》（1905年2月），《列宁全集》第8卷第117一118页。
德国工人除了单以自己作为一个最强有力、最有纪律并且最迅速增长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这头一个贡献以外，还对它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予了世界各国同志们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他们向这些同志们表明了应该怎样利用普选权。
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被采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超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
这是不是说，巷战在将来就不会再起什么作用了呢？决不是。这只是说，自从1848年起，各种条件对于民间战士已变得不利得多，而对于军队则已变得有利得多了。这样，将来的巷战，只有当这种不利的对比关系有其他的因素来抵销的时候，才能达到胜利。因此，巷战在大革命初期将比在大革命继续发展进程中发生得较少，并且必须要用更大的力量来进行。而这种力量，正如在整个法国大革命期间以及1870年9月4日和10月31日在巴黎那样，自然是会宁愿采取公开进攻，而不采取消极的街垒战术的。
恩格斯：《<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1895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1一606页。
只有坏蛋或者傻瓜才会认为，无产阶级应当首先利用资产阶级压迫下和雇佣奴隶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方式取得多数，然后才去夺取政权。这是绝顶的愚蠢或绝顶的虚伪，这是用旧制度旧政权下的投票来代替阶级斗争和革命。
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的时候，并不要等待投票以后才发动罢工，虽然要取得罢工的完全胜利需要大多数劳动者（因而也就是大多数居民）的同情。无产阶级在进行阶级斗争来推翻资产阶级的时候，并不要等待任何预先的（由资产阶级主持并在其压迫下进行的）投票，虽然无产阶级清楚地知道，要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要顺利地推翻资产阶级，绝对需要大多数劳动者（因而也就是大多数居民）的同情。
列宁：《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1919年10月11日），《列宁全集》第30卷第40页。
“……工人革命中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已组成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见《共产党宣言》）
如果无产阶级想要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是它应走的道路。
其余一切策略观点都是由这个总原则产生的。罢工、抵制、游行示威、议会斗争等，只是在有助于组织无产阶级、有助于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的组织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个条件下才是有意义的。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8年12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15页。
但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例如罢工（不论它是局部罢工还是总罢工）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抵制和怠工，无疑地也是阶级斗争。游行示威、参加代表机关（无论是一般议会或地方自治机关）等等，也都是阶级斗争。这一切都是同一阶级斗争的各种不同形式。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说明哪一种斗争形式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有更大的意义，而只指出，在一定时间和一定地点，其中每一种形式都是无产阶级所绝对需要的，都是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和组织性的必要手段。而觉悟性和组织是像空气一样是无产阶级所必需的。但也应该指出这一切斗争形式对于无产阶级都不过是准备手段，其中任何单独的一种形式都不是无产阶级能够藉以摧毁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的手段。单靠总罢工是不能摧毁资本主义的：总罢工只能为摧毁资本主义准备某些条件。决不能想象无产阶级只要参加议会就能推翻资本主义，利用议会斗争只能替推翻资本主义准备某些条件罢了。
无产阶级用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定的手段是什么呢？
这样的手段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罢工、抵制、议会斗争、游行示威，——这一切斗争形式作为锻炼和组织无产阶级的手段是很好的。但是这些手段没有一种能够消灭现有的不平等现象。要彻底摧毁资本主义，就必须把这一切手段集中成一个主要的和决定的手段，无产阶级必须起来坚决进攻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正是这种主要的和决定的手段。
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年6月），（《斯大林全集》第1卷第313—314页。
政治斗争
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什么是阶级斗争呢？某个工厂或某一行业的工人起来反对他们一个或几个老板，这是不是阶级斗争呢？不是，这只是阶级斗争娇弱的萌芽而已。只有当全国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切先进人物都意识到自己是属于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并且开始进行斗争，不是反对个别老板，而是反对整个资本家阶级和维护这个阶级的政府的时候，工人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只有当每个工人都意识到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员，都认识到他每天同个别老板和个别官吏进行小的斗争就是在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整个政府的时候，他们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工人同业主的任何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斗争，那就错了。这句话应当这样理解。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随着这个斗争逐渐成为阶级斗争而必然成为政治斗争。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工人组织起来，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和鼓动，从而把他们反对压迫者的自发斗争变成整个阶级的斗争，变成一个政党争取实现一定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单靠地方工作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的。
列宁：《我们的当前任务》（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191—192页。
工人阶级的斗争是政治斗争，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工人阶级不争得对国家事务、国家管理、发布法令的影响，就不可能进行争取自己解放的斗争。俄国资本家早就懂得了这种影响的必要性，我们也已指出，俄国资本家是怎样不顾警察式法令的百般禁止而找到了千百种手段来影响国家政权，以及这个政权又是怎样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由此不难了解，工人阶级假如不争得对国家政权的影响，也是不可能进行自己的斗争，甚至不可能争得自己处境的不断改善的。
我们已经说过，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必然促使工人同政府发生冲突，同时政府本身竭尽全力向工人证明，只有进行斗争，只有联合起来进行反抗，工人才能影响国家政权。1885—1886年俄国发生的大罢工，特别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当时政府不得不立即重新审查工人条例，立即颁布关于工厂制度的新法令，向工人的顽强要求实行让步（譬如当时施行了限制罚款和合理支付工资的条例）。目前（1896年）的罢工也同样立即引起了政府的干预，而且政府已经懂得：只是逮捕和流放工人是不行了，再用颂扬厂主高尚为怀的愚蠢训令（见财政大臣维特1896年春季发给各工厂视察员的通令）来款待工人，就太可笑了。政府已经看出，“联合起来的工人是一种不能不估计到的力量”，于是它就重新审查工厂法，在圣彼得堡召开工厂视察长代表大会，讨论缩短工作日和其他不可避免的对工人的让步的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工人阶级同资本家阶级的斗争必然成为政治斗争。这个斗争现在的确已在影响国家政权，获得政治意义。但是工人运动越向前发展，工人在政治上毫无权利的情况（这个情况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工人根本不可能公开地、直接地影响国家政权的情况，就越清楚、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感觉出来。因此工人最迫切的要求和工人阶级争取影响国家事务的首要任务；应该是争取政治自由即争取以法律（宪法）保证全体公民直接参加国家的管理，保证全体公民享有自由集会、自由讨论自己的事情和通过各种团体与报纸影响国家事务的权利。争取政治自由成了“工人的迫切事情”，因为没有政治自由，工人对国家事务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影响，从而必然仍旧是一个毫无权利的、受人鄙视的、不能发表意见的阶级。如果现在，当工人的斗争和团结还刚刚开始，政府就急于向工人让步，借以阻止运动的继续发展，那末毫无疑问，当工人在一个政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就一定会迫使政府投降，一定会为自己、为全体俄国人民争得政治自由！
列宁：《社会主义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1895年—1896年），《列宁全集》第2卷第89—90页。
我们内部产生了一个集团，它宣称要工人放弃政治活动。我们认为有义务声明：这种原则对我们的事业是极其危险和有害的。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他们如果不愿意像轻视和摒弃政治的早期基督徒那样，永远失去自己在尘世的天国，就应该推翻维护旧制度的旧政治。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断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到处都应该采取同样的手段。
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像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
马克思：《关于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9页。
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工人的党作为政党存在着而且要进行政治活动。向工人的党鼓吹放弃政治，就是破坏国际。单单是对形势的估计、为社会目的而施加的政治压迫，就迫使工人从事政治，鼓吹放弃政治者把工人推入资产阶级政治家的怀抱。在巴黎公社已经把工人的政治行动提到日程上来以后，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
我们要消灭阶级。唯一的手段是无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而我们不应当从事政治吗？所有主张放弃政治的人都自命为革命家。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谁要想革命，谁就必须也承认准备革命和教育工人进行革命的手段，关心不让工人在革命后的第二天又受到法夫尔和皮阿之流的愚弄。问题只在于从事什么样的政治——唯有从事无产阶级的政治，而不要做资产阶级的尾巴。
恩格斯：《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1871年O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446页。
第三个教条：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是无产阶级不能采用的，因为这种方法既然在理论上没有根据（见恩格斯的批评），在实践上有危险（会破坏国家经济生活的常态，会耗尽工会的基金），它就不能代替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即议会斗争形式。列宁主义者回答说：好吧，可是，第一、恩格斯当时所批评的并不是任何总罢工，而只是某种总罢工，即无政府主义者为代替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而提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经济总罢工，——这和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有何相干呢？第二、什么人和在什么地方证明了议会斗争形式是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呢？革命运动的历史难道不是证明议会斗争仅仅是组织无产阶级的议会外斗争的学校和助力吗？难道不是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运动的基本问题是要用暴力，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直接斗争，用他们的总罢工，用他们的起义来解决的吗？第三、关于用政治总罢工的方法来代替议会斗争这个问题是从哪里来的呢？主张政治总罢工的人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曾经打算用议会外斗争形式来代替议会斗争形式呢？第四、难道俄国革命没有表明，政治总罢工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大的学校，是在冲击资本主义堡垒的前夜动员和组织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吗？——这和那些因为怕破坏经济生活的常态、怕耗尽工会的基金而发出的庸俗怨言有何相干呢？革命斗争的实践也粉碎了机会主义者的这个教条，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1924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75—76页。
促进工人阶级的政治发展和政治组织，是我们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谁把这个任务推到次要的地位，不使一切局部任务和个别斗争手段从属于这个任务，谁就会走上错误的道路，谁就会给运动带来严重的危害。把这个任务推到次要地位的有两种人：第一种人，他们号召革命者依靠某些脱离工人运动的阴谋家小组的力量，去同政府作斗争，第二种人，他们经常缩小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和政治组织的内容和范围，他们认为只有在工人生活中的特殊时刻，只有在庄严的场合，用“政治”款待工人才是可能的和适当的，他们过分注意把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斗争化为要求专制制度作个别让步，而不太注意把这些要求变成革命工人政党反对专制制度的系统的坚决的斗争。
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1900年11月），《列宁全集》第4卷第331页。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不是做没有政治权利的群众的尾巴。第二（这是主要的）、说群众不能理解政治斗争的思想，这是不正确的。这种思想，连最不开展的工人也能理解，当然，这是要有条件的，就是要鼓动员或宣传员善于接近他们，把这种思想告诉他们，在传达这种思想时，要善于用通俗的语言，并且要借助于日常生活中他们所知道的事实。在说明经济斗争的条件时，这样做也是必需的，因为在这个领域内，具有中下等知识水平的群众中不开展的工人也是掌握不了总的经济斗争思想的。能够掌握这种思想的，是少数有知识的工人，跟着他们走的；是受本能和目前切身利益支配的群众。
在政治领域内也是如此。能够掌握总的政治斗争思想的，当然只是有知识的工人，群众会跟着他们走，因为群众深深地感到自己在政治上没有权利（正如基辅委员会在《Profession de foi》的某个地方所承认的那样），最切身的日常利益，经常使他们和一切政治压迫现象发生冲突。在任何一个政治运动或社会运动中，在任何一个国家里，阶级群众或人民群众同该阶级或人民的少数知识分子代表之间的关系，只能是这样的：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某个阶级的领袖永远是该阶级最有知识的先进代表人物。俄国工人运动也不能例外。因此，忽视工人的这个先进部分的利益和要求，企图把它降低到知识水平较低的部分的认识水平（而不经常去提高工人的觉悟程度），这必定会产生极其有害的影响，并且为一切非社会主义思想和非革命思想侵蚀工人准备温床。
列宁：《论<PROFESSION DE FOI>》（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56—257页。
只要被压迫阶级——在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而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阶级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但是，随着无产阶级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它就作为独立的党派结合起来，选举自己的代表，而不是选举资本家的代表了。因此，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不过，这也就足够了。在普选制的温度计标示出工人的沸点的那一天，他们以及资本家同样都知道该怎么办了。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8月—5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7页。
对工人最为重要的，不单是要从书本上获得法律知识，而是要在生活中熟悉法律，这样他们才会了解，这些法律是为谁制定的，那些运用法律的人是为谁服务的。任何一个工人一旦熟悉了法律，就会很清楚地看出，这些法律代表的是有产阶级、私有者、资本家、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在他们还没有权利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法律的制定和监督法律的执行以前，永远也不能根本改善自己的景况。
列宁：《论工业法庭》（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65页。
由此可见，由业主和工人双方选出相等的代表组成的工业法庭，对工人具有重大的意义，对工人有许多好处，如工业法庭比普通法庭更接近工人；工业法庭的拖拉作风和文牍主义要少些，工业法庭的审判员了解工厂生活条件，做出的判决比较公正，工业法庭可以让工人熟悉法律，使他们养成选举自己的代表和参与国家大事的习惯；工业法庭可以使工厂生活和工人运动公之于世；工业法庭可以使厂主对工人客气一些，使他们用平等的身分同工人进行合理的谈判。正因为这样，所以欧洲各国工人要求设立工业法庭这种机构，而且要求不仅为工厂工人（德国和法国已经有这种法庭），而且为在家里替资本家干活的工人（家庭手工业者）和农业工人设立这种法庭。政府委任的一切官吏（法官也好，工厂视察员也好）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代替这种有工人亲自参加的机构。在我们作了上面的说明以后，这一点就不必再谈了。何况每个工人根据切身经验也都知道，他们会从官吏那里得到什么，每个工人也都清楚地了解，说官吏会像从工人中选出的代表一样关心工人，那就是撒谎和欺骗。这种欺骗对政府是非常有利的。政府希望工人仍然陷于无知和无权的状态，希望他们不声不响地当资本家的奴隶。正因为如此，我们就经常从袒护厂主和政府的官吏或著作家那里听到这种骗人的鬼话。
工业法庭对于工人的必要性和好处是非常明显的，这一点，甚至俄国的官史也老早就承认了。
列宁：《论工业法庭》（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68—269页。
至于谈到工人参加城市社会管理，那末任何一个社会民主党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没有否定过工人社会主义者参加城市自治的好处和重要性，但是在俄国来谈这一点是可笑的，因为在俄国，社会主义还不可能进行任何公开的活动，在俄国诱导工人参加城市自治（如果这是可能的话），事实上就是使先进工人脱离工人的社会主义事业而走向自由主义。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中的倒退倾向》（1899年），《列宁全集》第4卷第240页。
工业复苏为危机所代替，这不仅教导工人必需经常不断地进行团结一致的斗争，同时也破除了在工业繁荣时期形成起来的有害的幻想。某些地方的工人采取罢工的手段比较容易地取得了厂主的让步，因此开始夸大这种“经济”斗争的意义，忘记了工会（行会）和罢工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使出卖劳动力这一商品的条件稍微有利一些。当这种“商品”由于危机而找不到销路时，行会和罢工就无能为力了，它们不能改变使劳动力变为商品、使劳动群众极端贫困、经常失业的条件。要改变这些条件就必须同现代的整个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进行革命的斗争，工业危机使愈来愈多的工人对这条真理已经深信不疑了。
列宁：《新的激战》（1901年6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12页。
在现有条件下，我们现在和将来都不能“用任何方式”来帮助工人改善处境。例如，我们现在不能照祖巴托夫的方式来帮助工人改善处境，甚至将来也不能在祖巴托夫腐蚀的条件下帮助工人改善处境。我们只是争取能提高工人进行阶级斗争的能力的那种改善，就是说，改善条件不会腐化工人政治意识、不会使工人受警察监管、不会使工人固定在一个地方工作、不会使工人受“行善者”的奴役、不会使工人的人格受到侮辱，等等，等等。正因为在俄国，专制制度非常喜欢（并且愈来愈喜欢）用各种小恩小惠和虚假的改革来赎免革命，所以我们应当坚决同一切“改革家”划清界限。我们也同样为改革而斗争，但不是“用任何方式”，而只是按社会民主党的方式，按革命的方式为改革而斗争。
列宁：《给“北方协会”的信》（1902年4月），《列宁全集》第6卷第145页。
危机证明，如果土地、工厂、机器等等不是被一小撮靠人民贫困而获得亿万利润的私有者所窃据，那末，现代社会就能够生产出多得无比的产品来改善全体劳动人民的生活。危机证明，工人的斗争不应局限于取得资本家的个别让步：在工业复苏时期，这种让步是能够争得的（俄国工人在1894—1898年期间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不止一次地争得了让步），但破产到来时，资本家不仅要夺回曾经作过的让步，而且要利用工人的孤立无援大大降低工资。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大军，一天没有把资本和私有制的统治推翻，这种情形就不可避免地会继续发生。
列宁：《危机的教训》（1901年8月），《列宁全集》第5卷第74页。
我们认为，只有由群众亲自登场、由群众的情绪引起的事件，而不是由某个组织“抱着特殊目的”去演出的事件，才能够起到真正重大的“鼓动的”（激励人心的）作用，并且不仅仅是起激励人心的、而只是（这重要得多）起教育的作用。我们认为，要起到这种激励人心的和有教育意义的作用，就是成百地暗杀沙皇也根本无济于事，这只能靠成千上万的工人参加集会，讨论他们的切身利益和政治同这些利益的联系，只能靠他们参加斗争，去真正唤起无产阶级的愈来愈多的“没有触动过的”阶层投入更加觉悟的生活、投入更加广泛的革命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