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工人阶级先进分子才能加人党组织
还没有一个明白事理的社会民主党人怀疑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连工会组织（比较原始的、比较容易为落后阶层的觉悟程度接受的组织）也不能包括几乎整个工人阶级或者整个工人阶级。忘记先进部队和倾向于它的所有群众之间的区别，忘记先进部队的经常责任是把愈益广大的阶层提高到这个先进的水平，那只是欺骗自己，漠视我们的巨大任务，缩小这些任务。抹杀靠近党的分子和加入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抹杀自觉的积极分子和帮助党的分子之间的区别，其实就是漠视和遗忘的表现。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2—5月），《列宁全集》第7卷第247—248页。
托洛茨基同志说党不是一个阴谋组织（我和其他许多人也反对它是这样的组织），这是完全误解了我的《怎么办？》一书中的基本思想。他忘记了我在书中提出许多不同的组织形式，从最秘密最狭小的起到比较广泛和“自由的”（Iose）止。他忘记了党应当只是工人阶级广大群众的先进部队和领导者，工人阶级全体（或者几乎是全体）在党组织的“监督和指导下”进行工作，但工人阶级并不是全体也不应当是全体都参加“党”。现在我们来看看托洛茨基同志由于他的基本错误而得出了怎样的结论。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一批又一批的工人被捕，而这一切工人都说自己不是党员，那末我们的党将是一个奇怪的党了！不恰恰相反吗？托洛茨基同志的议论不很奇怪吗？他把任何一个稍有经验的革命家都只会感到高兴的事情看做可悲的事情。如果几百个几千个因参加罢工和示威游行而被捕的工人都不是党组织的成员，这只能证明我们的组织很好，证明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们把人数极少的领导者隐蔽起来，而又吸收尽可能多的群众参加了运动。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1903年7月—8月），《列宁全集》第6卷第456—457页。
整个整个车间甚至整个整个工厂的工人希望入党，这是千百万工人阶级群众革命热情大大提高的标志，是党的政策正确的标志，是广大工人阶级群众热烈拥护这个政策的标志。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该接收一切希望入党的人入党。在车间和工厂里有各种各样的人，甚至有暗害分子。因此，党应该继续采用个别对待每个希望入党的人和个别接收入党这一经过考验的方法。我们不仅需要数量，而且需要质量。
斯大林：《答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学生同志们》（1930年2月），《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65页。
如果我们给每一个罢工者以“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权利，那末我们就是以机会主义态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实的事情合法化，因为这样的“宣布”在大多数场合都是不真实的。如果我们想自欺欺人，以为在那些“没有受过教育的”、不熟练的极广大工人阶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是十分涣散、倍受压迫、愚昧无知的时候，每一个罢工者都可以成为社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那末我们就是安于马尼洛夫的幻想了。正是根据“罢工者”的例子，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力求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每二次罢工的革命意向同把每一个罢工者宣布为党员的机会主义词句之间的区别。我们是阶级的党，因为我们事实上是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精神领导几乎是或者真正是整个无产阶级的，但是，只有阿基莫夫之流才能由此做出结论说我们在口头上应当把党和阶级等量齐观。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1904年2月—5月），《列宁全集》第7卷第249页。
注意党的工人成分
鉴于，
（1）我们党内的右翼现在还在继续他们从经济主义时期就已开始的各种活动：在工人党员和知识分子党员之间散布敌视和不信任，把我们的党组织描绘成清一色的知识分子组织（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责备社会民主党组织力求用党的纪律来束缚工人阶级的主动性，炫耀选举原则的口号，但多半缺乏实现这一原则的认真措施，
（2）在自由的政治条件下，选举原则可能而且必须居于完全的支配地位，在专制制度下这是无法实行的，——不过，如果不是党组织形式上的暧昧状态和实际上的瓦解状态（这一切党应归功于社会民主党的右翼）造成了障碍，就是在专制制度下也能在比现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运用选举制度。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自己的任务是：通过一系列的组织上的改革为以后几届代表大会准备条件，以便在党内生活中尽可能地具体实行选举原则；代表大会再次提醒社会民主工党有觉悟的拥护者要全力巩固党同工人阶级群众的联系，把更广大的无产者和半无产者阶层提高到具有充分的社会民主主义觉悟的水平，发挥他们的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主动性，注意通过工人群众选拔更多能够领导运动和党组织的工人，作为地方领导机构和全党中央的成员，尽量建立更多准备加入我党的工人组织，努力使不愿意或没有可能加入党的工人组织至少要靠近党。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4月），《列宁全集》第8卷第380一381页。
吸收很多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会帮助工人改善我们糟透了的机构。我们的机构实质上是从旧制度继承下来的，因为在这样短的时期内，特别是在战争、饥饿等等条件下，要改造它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对于那些抱着讥讽态度或怀着恶意指出我们机构的缺点的“批评家”，可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这些人完全不了解现代革命的条件。在五年的时间内要很好地改造机构一般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我国革命的条件下更是如此。我们在五年内建立了工人走在农民前面反对资产阶级的新型国家，这已经很好了，这在敌对的国际环境中是一个巨大的事业。但是在意识到这一点时，丝毫不应忽视：我们的机构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拿来的旧东西，在和平已经到来和免于饥饿的最低需要已经得到保证的现在，全部工作应是都该为了改善机构。
我是这样设想的：几十个工人参加中央委员会，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好地检查、改善和重建我们的机构。起初应该起这种作用的工农检查院，结果干不了，只是成了这些中央委员的“附属品”，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他们的助手。在我看来，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的不应该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我的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总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和一定的成见．这种传统和成见正是应该反对的。
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人，主要应当是这样的工人，他们低于最近五年内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的剥削者的农民。我想，这种工人出席中央各种会议，出席政治局各种会议，阅读中央各种文件，能够成为忠心拥护苏维埃制度的骨干，他们第二、能使中央委员会本身具有稳定性，第二、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进机构。
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估》（1922年12月26日），《列宁全集》第36卷第619—620页。
第六、必须提高我们党支部的质量。季诺维也夫在他的一篇文章中说过，我们某些地方的党支部在质量上落后于周围的非党群众。
当然，这种说法不能概括和适用于所有的支部。确切些说大概是这样：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党支部弄得很空虚，如果我们没有从这些支部里调人出来担任经济、行政、工会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那末这些支部的文化水平要比现在高得多，在非党群众中也会享有更高的威信。如果近六年来我们从支部调走的所有工人同志、所有干部都回到自己的支部，那末这些支部就会比一切非党工人，即使是很进步的非党工人强好几倍，这难道还用证明吗？正因为党没有另外的干部来改善国家机关，正因为党今后仍然不得不利用这个源泉，如果我们不采取紧急办法来改善我们支部的质量，那末它们的文化水平今后还是不能很快提高。首先必须在支部里尽量加强党的教育工作。此外，必须抛弃我们的地方组织往往在接收工人同志人党时表现出来的那种多余的形式主义。我认为不应当醉心于形式主义，党可以而且应当放宽从工人阶级队伍中接收新党员的条件。地方组织已经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党应当掌握这项工作并开展一个有组织的运动，使产业工人易于入党。
第七、必须加强非党工人工作。这也是一种能够改善党内状况，提高党员群众积极性的办法。我必须指出，我们的组织对吸
引非党工人参加我们苏维埃机关至今还很少注意。比如拿现在正在进行的奠斯科苏维埃选举来说。我认为这次选举的一个重人缺、点就是非党人士当选太少。。据说组织上决定至少要有一定数量的非党人士当选，要占一定的比例等等。但是，我看到实际上他们当选的人数要少得多。据说群众似乎拚命想选共产党员。同志们，我对这一点表示怀疑。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对非党人士表示某种最低限度的信任，非党人士就会相应地对我们的组织表示很大的不信任。同志们，对非党人士的这种信任是绝对必要的。必须促使共产党员放弃自己的候选资格。不要老是说只选共产党员，要鼓励非党人士，要吸收他们参加管理国家的工作。我们一定能因此得到好处，我们的组织一定能因此得到非党人士的相应的信任。莫斯科的选举就是一个例子，它说明我们的组织是怎样不去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不去逐步地把非党人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而开始闭关自守起来。
斯大林：《关于党的任务》（1923年12月），《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298—299页。
首先来谈党的成分问题。1924年4月1日以前党员和预备党员总共有四十四万六千人（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党员不包括在内）。其中工人十九万六千人，占百分之四十四；农民十二万八千人，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八；职员及其他成分十二万一千人，占百分之二十七点二。1925年7月1日以前，党员和预备党员已经不止四十四万六千人，而是九十一万一千人了，其中工人五十三万四千人，占百分之五十八点六，农民二十一万六千人，占百分之二十三点八，职员及其他成分十六万人，占百分之十七点六。1925年11月1日以前我们已经有一百零二万五千名共产党员。
工人阶级（如果拿整个工人阶级来说）有百分之几已经加入了我们党呢？我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组织报告中说过，我们国内总共有四百一十万工人（其中包括农业工人）。我当时没有统计小工业中的工人，因为他们是无法统计的，当时社会保险还不普遍，而统计机关又没有从事这项工作。我当时所举的是1924年1月的数字。后来到了已经有可能统计小工业中工人的人数时，我们才知道1924年7月1日以前我国的工人总数为五百五十万人（其中包括农业工人）。其中入党的工人有三十九万人，占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七。1925年7月1日以前工人总数已经是六百五十万人，其中入党的有五十三万四千人，占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八。1925年10月1日以前我国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中小工业和大工业内的产业工人统统包括在内）的总人数为七百万人。其中入党的有五十七万人，占百分之八。
我所以讲这一切，是为了指明那种关于要在一两年内使我国工人阶级全体成员中入党的人数达到百分之九十的说法是多么无知。
现在我们来看看俄共（布）党内工人党员在标准工业工人中所占的比重。大工业即标准工业（国营工业和非国营工业，还包括军事工业、主要铁路修理厂和主要机车修理厂）中的固定工人（不是季节工人）的人数，1924年1月1日以前为一百六十万零五千人。当时我们有十九万六千工人党员。这占大工业中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二。如果拿产业工人党员来说，并且确定一下他们在大工业工人阶级总人数中所占的百分比，那末我们可以看到，1月1日以前有八万三千产业工人党员，他们占大工业中工人总人数的百分之五。这都是1924年1月1日以前的情形。1924年6月1日以前大工业中工人的人数为一百七十八万人，当时有三十八万九千工人党员，占大工业中工人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一点八。当时有二十六万七千产业工人党员，占大工业中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1925年1月1日以前大工业即标准工业中工人的人数为一百八十四万五千人；当时我们工人党员的总数（包括产业工人党员和非产业工人党员）为四十二万九千人，占大工业中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三点二，当时有三十万零二千产业工人党员，占大工业中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六点三。1925年7月1日以前大工业中工人的人数为二百零九万四千人，当时有五十三万四千工人党员，占百分之二十五点五，当时有三十八万三千产业工人党员，占大工业中工人阶级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八点二。
你们可以看到，在那里，在整个工人阶级方面，入党工人数目的增长比工人阶级本身的增长要慢些，在这里，在大工业方面，情形就恰恰相反，工人党员的百分比的增长比大工业工人数目的增长要快些。这一点必须指出来，以便我们在谈到党内的工人成分时能知道我们党的面貌究竟怎样。党内的工人成分主要是大工业中的工人。
既然如此，现在我们能不能说要在一年内把产业工人党员的人数增加到工人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呢？不，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不愿意陷入空想。因为：既然我们有三十八万产业工人党员，那末为了使其余的——约七十万非产业工人党员——组成百分之十，就必须使党员的人数在一年内增加到七百万人。可见，某些同志根本就没有去计算一下，只是随便提出百分之九十这个数字而使自己出丑。
党在工人阶级中所占的比重是不是在增长呢？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未必还用得着证明。你们知道，我们的党实质上是由工人阶级中所挑选出来的人组成的。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没有过的。单是这一事实就已经说明，我们党在工人阶级队伍中所占的比重大得不可估量，我们党在工人阶级内部占独占地位。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1925年12月），《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84—287页。
有一个时期，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很少。当时它带有知识分子的性质，还不能使无产阶级的斗争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当时党的政策是由某几个人执行的，无产者党员群众的声音是听不到的……今天却完全两样了。今天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伟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它的党员达二十万之多，它使无产阶级的斗争逐渐具有社会民主主义的色彩，把全俄国的革命民主派都集合在自己的周围，并使“当代有权有势的人”感到恐惧。而这个伟大的党之所以特别伟大和卓越，在于它的舵柄掌握在党员群众手中，而不是掌握在个别的“有教养的人物”手中。这一点在选举杜马时表现得最为清楚。当时党员群众抛弃了“权威人士”普列汉诺夫的提议，不愿和立宪民主党人有一个“共同纲领”。固然，孟什维克同志们仍旧称我们的党是知识分子的党，这大概是因为这个党就其大多数来说不是孟什维克的缘故吧。可是，既然在一千八百万无产者中仅拥有四十万党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有权叫做无产阶级政党，那末在俄国九百万无产者中拥有二十万党员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也就有权称为无产阶级政党了……
可见俄国社会民主党之所以伟大，还在于它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它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向未来，批判地对待它的旧“领袖的吩咐。
最近彼得堡和莫斯科的代表会议便是这方面的一个范例。
在这两个代表会议上，工人都起了决定作用，在这两个代表会议上，工人都占代表总数的十分之九。两个代表会议都摈弃了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旧领袖”的陈旧而不适宜的“指示”。两个代表会议都公开承认布尔什维主义是必需的。莫斯科和彼得堡就这样表示了对孟什维克策略的不信任，承认了目前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必要性。
斯大林：《先进的无产阶级和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1907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3—34页。
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是在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和西方工人政党组成时的条件不同。在西方，例如在法国或德国，工人政党是在工会和政党合法存在的条件下，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环境中，在有资产阶级国会的情况下，在窃取了政权的资产阶级面对面地和无产阶级对垒着的时候，从工会中产生出来的。在俄国却相反，无产阶级政党是在极残酷的专制制度下，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尚待发生的时候形成的。当时，一方面，党的组织中充斥了资产阶级的“合法马克思主义”分子，他们渴望利用工人阶级来进行资产阶级革命，另一方面，党的优秀工作者被沙皇宪兵抓出了党的队伍，而自发的革命运动的发展又要求有一个坚固的、团结的、十分秘密的、能够引导运动去推翻专制制度的革命家的战斗核心。
孟什维克，就是那些“躺”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人，解决问题很简单：既然在西方工人政党是从那些为改善工人阶级经济状况而斗争的无党无派的工会中产生的，那末在俄国也应当尽可能这样做，就是说，暂时只限于各地的“工人同厂主和政府的经济斗争”，不建立全俄的战斗组织，等以后……以后，如果到那时还没有工会出现，就召集一个非党工人代表大会并且把它宣布为党。
孟什维克的这个“马克思主义”“计划”在俄国条件下虽然是一种空想，但是它却预定要进行广泛的鼓动工作来贬低党性思想，消灭党的干部，使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政党，使工人阶级听凭自由主义者去宰割，——这一点，孟什维克，而且恐怕还有许多布尔什维克，那时是未必料想到的。
列宁对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莫大功绩在于：还在孟什维克的组织“计划”刚刚萌芽，甚至这个“计划”的编造者自己都很难明显地想象出“计划”的轮廓的时候，他就揭穿了这个“计划”的全部危险性，并且在揭破它以后，就向孟什维克的组织上的松弛现象展开猛烈进攻，把实际工作者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因为这是党的生存问题，是党的生死存亡问题。
斯大林：《列宁是俄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袖》（1920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4卷第273—274页。
但是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生活和活动中存在着一个矛盾，一个实际的而不是臆造出来的矛盾，关于这个矛盾我想说几句话。我指的是团内存在着两种倾向：工人倾向和农民倾向。我指的是这两种倾向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是可以感觉到的，是不容忽视的。关于这个矛盾的问题在各个发言人的讲话中是一个最薄弱的地方。大家都说，必须广泛吸收工人入团，但是谈到农民，谈到吸收农民的问题时，大家就吞吞吐吐起来了。连那些不故作聪明和不耍手腕的发言人也对这个问题吞吞吐吐起来了。
很明显，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面前摆着两个问题：工人问题和农民问题。很明显，既然共青团是工人和农民的团，那末团内的这两种倾向，团内的这种矛盾今后仍然会存在。有些人会说，应该吸收工人，对农民却只字不提，另一些人会说，应该吸收农民，对团内的领导成分即无产阶级成分的作用却估计不足。团本身所具有的这种内部矛盾也就使得发言人吞吞吐吐起来了。人们在讲话中拿共青团和党相比拟。但是问题在于这种比拟实际上不能成立，因为我们的党是工人的党，不是工人和农民的党，而共青团却是工人和农民的团。正因为如此，共青团不可能只是工人的团，它应当既是工人又是农民的团。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就是在目前这种团的结构下，团的内部矛盾和两种倾向之间的斗争今后也是不可避免的。
有些人说应该吸收中农青年入党，这是对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谨慎，不能站在工农党的立场上，可是甚至某些负责的工作人员有时也会转到这种立场上去的。许多人大声喊道：“你们吸收工人入党，为什么不在同样的程度上吸收农民入党呢？让我们吸收十万或二十万农民入党吧。”中央反对这种意见，冈为我们的党必须是工人的党。工人占百分之七十或百分之八十，非工人占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二十五，——这就是党内成分应有的大概比例数。共青团的情况和党却有些不同。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工农青年中的革命分子的自愿和自由参加的组织。没有农民，没有农民青年群众参加，共青团就不成其为工人和农民的团了。但是同时应当这样提出问题：领导作用要属于无产阶级成分。
斯大林：《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矛盾》（1924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59—61页。
不能说是这样还是那样。必须在这两方面都进行工作。必须尽可能把全部工人青年以及贫农和中农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共青团里来。但同时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通过共青团积极分子教育新团员上。加强无产阶级核心是共青团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实现这个任务，就能保证共青团走正确的道路。但是共青团不仅仅是工人青年的组织。共青团是工农青年的组织。因此，在加强无产阶级核心的同时，应当进行吸收农民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入团的工作，应当进行保证共青团内的无产阶级核心同农民青年结成巩固联盟的工作。不这样，共青团内的无产阶级核心就不可能领导农民青年。
斯大林：《论共青团的任务》（1925年10月），《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202页。
在党内发展无产阶级的民主
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这包括两个意思：（1）无产阶级如果不在民主斗争中为社会主义革命做好准备，也就不能实现这个革命，（2）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引导人类走向国家的消亡。
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1916年8月10月），《列宁全集》第23卷第70页。
但是，为了“吸收”千百万群众，就必须在工人阶级的一切群众性组织里，首先在党内发扬无产阶级的民主。缺少这个条件，自我批评就等于零，就等于空谈，就等于废话。
我们需要的不是任何自我批评。我们需要的是能够提高工人阶级的文化水平、发扬他们的战斗精神、巩固他们的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力量并帮助他们成为国家的真正主人的自我批评。
有些人说：既然有了自我批评，就不需要劳动纪律，就可以丢开工作，光来胡扯乱谈。这不是自我批评，而是对工人阶级的嘲弄。我们需要自我批评不是为了破坏劳动纪律，而是为了巩固劳动纪律，为了使劳动纪律成为能够抵制小资产阶级松懈现象的自觉的纪律。
另外一些人说：既然有了自我批评，就不再需要领导，就可以离开船舵，一切“听其自然”。这不是自我批评，而是耻辱。我们需要自我批评不是为了削弱领导，而是为了加强领导，为了使它从纸上的和威信不高的领导变成有生命力的和真正有威信的领导。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自我批评”，它会破坏党性，破坏苏维埃政权的威信，削弱我们的建设工作，腐蚀经济工作干部，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产生关于蜕化的空谈。托洛茨基反对派昨天叫我们进行的正是这种“自我批评”。不用说，党和这种“自我批评”是毫不相干的。不用说，党将用一切力量，用一切办法来反对这种“自我批评”。
必须把这种与我们背道而驰的、具有破坏性的反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和捌门的、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严格地区别开来。我们的自我批评的目的是增强党性，巩固苏维埃政权，改进我们的建设工作，加强我们的经济工作干部，武装工人阶级。
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1928年6月），《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6—117页。
根据三次革命的经验，我们知道一百个没有经过集体审查和修改的个人决定中，大约有九十个是片面的。
斯大林：《和德国怍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1932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95页。
自我批评的目的在于揭露并消灭我们的错误和弱点，因此，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自我批评只能有利于布尔什维主义同工人阶级的敌人作斗争，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
结论只有一个：没有自我批评，就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而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就没有布尔什维主义。
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1928年6月），《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2—113页。
马克思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任何其他革命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而壮大起来。这是马克思的一个很重要的指示。如果我们这些无产阶级革命的代表者不正视我们自己的缺点，而用私人情面来处理问题，互相包庇错误，让脓疮在我们党的机体内部蔓延滋长，那末谁来纠正这些错误和缺点呢？
斯大林：《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1927年12月），《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283页。
自我批评口号不能看做是一种暂时的、瞬息即逝的东西。自我批评是一种以革命发展的精神教育党的干部和整个工人阶级的特殊方法，布尔什维克的方法。马克思早就说过，自我批评是巩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方法。至于我们党内的自我批评，它在布尔什维主义在我国开始出现的时候，在布尔什维主义一开始成为工人运动中一个特别的革命派别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斯大林：《反对把自我批评口号庸俗化》（1928年6月），《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111页。
我们期待干自我批评口号的首先是什么呢？如果自我批评口号得到正确的和诚实的执行，那末它会给我们产生什么结果呢？它至少会产生两个结果。第一、它会提高工人阶级的警惕性，加强他们对我们缺点的注意，使这些缺点容易纠正，使我们的建设工作不可能发生任何“意外”。第二，它会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水平，培养他们的国家主人翁感，使他们容易学会管理国家。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会议的工作》（1928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1页。
你们应当知道，工人有时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有点怕说实话。他们害怕，不只是因为怕说了会“挨揍”，而且也是因为怕批评得不全面会遭到“嘲笑”。普通工人或普通农民虽然亲身感觉到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计划有缺点，但他们哪里能够头头是道地论证自己的批评呢？如果你们要求他们的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那你们就会取消任何自下而上的批评的可能性，任何自我批评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即使批评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真理，也应该欢迎，应该仔细听取，并考虑到它的好的地方。再说一遍，否则你们就一定会把成千上万忠实于苏维埃事业的人们的嘴巴堵住，他们虽然还不大善于批评，但他们说的却是真理。
斯大林：《关于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四月联席会议的工作》（1928年4月），《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0页。
党的纪律
我们已经不止一次地从原则上给工人政党的纪律的意义和概念下了定义。行动一致，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这就是我们的定义。只有这样的纪律才是先进阶级的民主政党所应有的纪律。工人阶级的力量就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组织性就是行动一致，实际的活动一致。当然，任何行动和活动之所以重要，唯一的原因就是它们能使人前进而不是后退，它们能从思想上团结和提高无产阶级，而不是降低、腐蚀、削弱无产阶级。没有思想原则的组织性是毫无意义的，它实际上把工人变成了资产阶级政权的可怜仆从。所以，没有讨论自由和批评自由，无产阶级就不能承认行动的一致。所以，觉悟的工人始终不应当忘记，严重违反原则就一定会破坏一切组织关系。
列宁：《对立宪民主党化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和党的纪律》（1906年11月23日），《列宁全集》第11卷第301—302页。
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是统一的和团结一致的党，必须是没有派别组织和派别组织中央而只有一个统一的党中央和统一的意志的党。列宁主义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政党的利益要求自觉地讨论党的政策问题，要求党员群众自觉地对待党的领导，批评党的缺点，批评党的错误。但列宁主义同时又要求全体党员在党的决议既已通过并经党的领导机关批准之后，就必须无条件地执行。
托洛茨基主义对这个问题有另一种看法。在托洛茨基主义看来，党是一种各有派别组织中央的一些派别集团的联盟。在托洛茨基主义看来，党的无产阶级纪律是不堪忍受的。托洛茨基主义不能忍受党内的无产阶级制度。托洛茨基主义不了解，没有党的铁的纪律，就不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斯大林：《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1927年7月）《斯大林全集》第10卷第73页。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依靠什么来维持的？是依靠什么来检验、来加强的？第一、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它对革命的忠诚，它的坚韧性，它的自我牺牲精神，它的英勇精神；第二、是依靠它善于与广大劳动群众，首先是与无产者劳动群众，但同样也与非无产者劳动群众密切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依靠这个先锋队的政治领导正确，它的战略与策略正确，而且要使广大群众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没有这些条件，革命政党的纪律，真正能够领导先进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并且改造整个社会的这个政党的纪律，就不可能建立起来。没有这些条件而企图建立纪律，这种企图只能变成空谈和矫揉造作。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5月12日），《列宁全集》第31卷第6—7页。
在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前后对党员不同成分的要求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党在国内的状况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前两个时期，党是破坏旧制度和推翻俄国资本的杠杆。而现在，在第三个时期则相反，它已由在俄国内部实行变革的党变成了建设的党，变成了创造新的经济形式的党。从前党吸收优秀工人是为了冲击旧制度，现在党吸收他们是为了做好粮食、运输和各基本工业部门的工作。从前党吸引农民中的革命分子是为了打倒地主，现在党吸收他们是为了改善农业，巩固劳动农民和执政的无产阶级之间的联盟。从前党吸收各落后民族中的优秀分子是为了同资本作斗争，现在党吸收他们是为了根据同俄罗斯无产阶级合作的原则来安排这些民族中劳动者的生活。从前党摧毁军队，摧毁旧的将军的军队，现在党必须建立为保卫革命成果免受外敌侵犯所必需的新的工农军队。
斯大林：《党在取得政救以前和以后》（1921年8月），《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8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