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五分钟》讲述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有关复仇的故事，灵感来自北爱尔兰的真人真事。1975 年的北爱尔兰小镇，当时年仅十七岁的艾利斯特·利特尔加入了恐怖组织——因为“父亲和兄弟被杀死在大街上，我们感觉都需要做些什么”——并在勒根谋杀了另外一位十九岁的天主教徒吉姆·格里芬。随后艾利斯特被捕入狱。在狱中，他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天大的错误，并开始悔过自新。若干年后，艾利斯特走出监狱，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他开始参加一些社会团体，帮助那些被暴力伤害的家庭走出暴力的阴影，重建属于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身份有时候让他觉得滑稽，恶是他做的，而且未被饶恕，现在他却变成了一个传教士，“将在自我欺骗中度过一生”。艾利斯特需要一个契机，以完成自己的救赎。
格里芬一家的故事却没有那么简单。谋杀使吉姆的母亲陷入巨大的悲痛，并彻底毁坏了这个家。母亲抓住一个细节不放——吉姆死的时候，只有十一岁的弟弟乔就躲在角落里眼睁睁地目睹这一切发生，却无所作为。母亲近乎病态地将吉姆的死归咎于小儿子，责怪乔没有想办法救哥哥，通知他快跑。就这样，谋杀不仅使乔失去了哥哥，也失去了母爱，失去了他想要的人生。往日的平静生活不复存在，仇恨一日日发酵。余下的事情可想而知，乔把杀死艾利斯特当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33年后的一天，机会终于来了。一家电视台的“真相与和解”栏目组邀请乔录制节目，与他面对面的正是当年杀死他哥哥，并且使他失去母爱的枪手艾利斯特。不同的是，艾利斯特是专程为和解而来，对着摄像机，他为自己年轻时的愚蠢与轻狂悔恨不已，杀人是为了“自豪地走进酒吧，所有人起身拍手称好”，而且那时候他愿意去射杀恐怖团体以外的任何人。今日回望，艾利斯特认为社会最应该做的，是阻止人们沉迷于他们所参加组织的宗旨。“一旦你相信那个宗旨，就太晚了。没人能阻止你，叫你改变主意。”
和艾利斯特不同的是，乔来参加这个节目的目的却是伺机复仇，享受将刀子扎进艾利斯特胸膛的“天堂五分钟”。虽然此时的乔早已经成家立业，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但是他满腔的仇恨同样需要找到一个出口，而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就是直接将艾利斯特杀了。两条线索同时展开，艾利斯特请求宽恕，带着负罪的心情，他害怕给乔多带来任何一点新的伤害，时时嘱咐节目组成员注意保护乔。而乔要复仇，一路上基本都在自言自语，为了排遣无法宣泄的仇恨，也为了得到司机对其复仇愿望的认同。
不过事态进展并不如他想象上的顺利，录制也没有完成。当乔走下楼梯，准备完成他奋命的一击时，被栏目组的人拦住了，不是为了阻止他谋杀，而是希望他回到楼上去，再走下来一次，因为刚才摄像师在后退时不小心打了个趔趄。这个小挫折让乔觉得非常无趣，精心酝酿的复仇计划被滑稽的场面一点点瓦解。可生活却不是拍电视片，谁也不能将过去的不幸抹掉，重新彩排一次。而且，这个细节也让乔意识到自己的谋杀将被拍摄下来，更加重了他的不安。也许从这一刻开始，他准备暂时放弃这次谋杀了。当他回到房间准备拍第二遍的时候，负责剧务的女孩和他说起艾利斯特过得并不好，一个人冷冷清清，住在贝尔法斯特的小公寓里，终日被过去的罪行困扰。小女孩还特别强调艾利斯特是一个“好人”。
“好人？！”这个判断让乔难以置信，使他更加恼怒，显然他没有一点准备接受。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最初他想象的一个主张复仇的道德共同体并不存在。所以，当他从剧务那知道艾利斯特的住址后，匆匆地逃离了拍摄现场。此时，也许他在想“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没等乔去贝尔法斯特找艾利斯特，接下来，导演将艾利斯特带回三十三年前的凶案现场，这是乔在勒根的老宅子。看得出，这些房子如今已经废弃。艾利斯特叫人捎话给乔，告诉他如果需要可以到这来等他。当然，也包括复仇。
乔又一次带上短刀，当妻子哭求他不要再去冒险时，乔把妻子打翻在地，“我要我的天堂五分钟！”在当年自己哥哥死掉的房子里，乔要刺杀艾利斯特，血债血偿。可惜他并没有打过艾利斯特，直到两人抱在一起跌出了二楼窗户。这个细节很值得回味，虽然艾利斯特希望得到乔的谅解，但他并没有跪下来乞求乔的宽恕，也没有任由他殴打，他不忘保护自己。虽有负罪之心，但在请求宽恕方面，艾利斯特也在尽力维护自己的尊严。
二楼不高，摔下来的两人醒过来。阿利斯特倚在墙角，向乔回忆当年射杀吉姆的前后过程，然后告诉他：“忘掉我吧，乔，当你清晨醒来，首先想到的不要是我，而应该是你的女儿。别和她们说我的事，告诉她们你已经杀了我。我会走掉的，永远。我不重要，我什么都不是。回家告诉她们，你的生命为她们而存在。”
乔满脸伤痕，一言不发，颤抖地点上一支烟，默默地离开了。也许，这场打斗让乔得到了足够的发泄。若干天后，乔治好了摔伤，坐在家里陪妻女看电影，当女儿突然转头对他微笑时，他在本片中第一次露出笑容。是的，很不自然，但是属于乔的新生活从那一刻开始了。随后乔参加各种有关心理治疗的集体谈话，告诉大家他的愿望是希望自己的两个女儿有个引以为傲的爸爸。
一个平常的日子，艾利斯特从超市出来，接到一个电话，是乔打来的。电话那头说，“咱们了结了。”乔的电话让艾利斯特如释重负。街上人来人往，他在马路中间蹲了下来，同时抬起头，仰望天空。他杀了一人，也救了两人。一个是乔，一个是他自己。影片在最后走向了宽恕与和解，艾利斯特通过救人完成了自救。
《天堂五分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我曾在课堂上迫不及待地与学生分享，并就如何修改影片的结尾展开讨论。我提出问题，打来电话的如果是哥哥吉姆，而不是弟弟乔，给这部电影加一点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效果会不会更好？理由是，33年来，主宰乔的生活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那个已经死去的哥哥的幽魂。或者说，在乔的体内，只是他哥哥的死去的生命。而这生命，没有温度，只有寻找“天堂五分钟”的激情。
有个学生受了启发，为影片画上了这样一个句号：在艾利斯特蹲下身子，开始仰望天空的时候，镜头切换到生活的另一角，刚打完电话的乔也站在那里仰望，他对着天空说，“吉姆，我和你也了结了。”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结尾。那天的课上得很精彩，我和学生们就这部影片讨论了近两个小时，激发他们的思维，下课时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仇恨让我们不自由，让我们看不到生活的美好颜色。而如果你愿意站在生命的高处，终将收复本该属于你的自由。也是因为拥有这块高地的缘故，在我的课堂上没有一丝关于仇恨的教育。在这里，有的只是思维的乐趣，那才是我要的“天堂五分钟”。
熊培云/《南风窗》
思想国电影评论之四
《窃听风暴》是2006年德国最成功的电影，它在“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获得十一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七个重要奖项。这也是继《地下》、《再见，列宁》、《帝国的毁灭》、《百万杀人游戏》之后再次惊动世界的欧洲电影。
梁启超曾经感慨，“二十四史，二十四家谱也”。与欧洲导演们对人生与历史的思考不同的是，近年来中国的影视导演依然热衷于为帝王修家谱，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当年满清入关的好处就是为几百年后的清宫剧作了贡献。至于电影，更是可歌可泣——若是少了皇上，我们的编剧就会像《十面埋伏》那样“找不着组织”，任凭演员们在风雪里打斗到地久天长，观众仍是不知所云。
当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以及对历史的思考。今日中国电影之所以乏善可陈，是因为这些影片既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任何思维的乐趣可言。影像的躯壳、声色的装修不足以支撑起电影这门思想的艺术。人们习惯于将自己的碌碌无为归咎于环境，然而，多纳斯马克用自己的电影告诉世人——无论境遇如何，若是能积极面对自己的人生，每个人也并非别无选择。
德国好人
《窃听风暴》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柏林墙倒塌之前。魏斯勒，代号XX/7，是位史塔西（STASI）军官，审讯和窃听是他的全部生活。在一次聚会上，他嗅到德雷曼身上的异味，于是自告奋勇地在德雷曼家里装满监控设备，开始记录这位“危险作家”的一言一行。正是这次不经意的介入，彻底改变了魏斯勒的命运。
德雷曼是位著名的东德作家，妻子西兰德是位舞台剧演员。德雷曼态度温和、奉公守法，和许多人一样，对于不合理的社会有着出奇的忍耐力与适应能力。他从不大声反抗，对于政府加之他人的迫害，宁愿选择沉默，有时甚至还会为自己的明哲保身沾沾自喜。
德雷曼夫妇表面平静的生活被文艺部长乌诺的出现打破了。所谓“吾爱真理，更爱追求真理的女青年”，显然这位自称“热爱文艺”的部长先生更爱文青。笔者曾撰文指出“强奸民意是世间最高境界的色情”，对于德雷曼一家来说，部长先生的色情无疑更进一步，这是一种从灵魂到肉体式的介入。一方面，乌诺以禁令相威胁来扼杀德雷曼可能的不服从；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逼迫德雷曼的妻子奉献自己，供其淫乐——“配合得好就可以早点回家”，这是部长先生的口头禅。
显然，西兰德对淫威的屈服触动了魏斯勒心尖上最柔软的部分，以至于他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甘愿以莫名观众的身份去间接劝诫西兰德不必迎合任何人。从这一刻起，魏斯勒开始了灵魂的还乡之旅。他从德雷曼的书房里捎走了一本布莱希特的诗集，就像是一只飞鸟衔走一根树枝，为自己构筑精神的巢穴。
另一件事更可谓时代之不幸。德雷曼的好友、著名导演艾斯卡在被政府“禁声”七年后终于不堪重负自杀了。德雷曼是在电话里得知这个消息的，当时他握着话筒，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随后，他坐到钢琴前弹奏艾斯卡送给他的《好人鸣奏曲》，那是不久前过生日时艾斯卡送给他的礼物。悠扬的琴声，让正在公寓顶楼进行监听的魏斯勒悄然落泪。
故事围绕着德雷曼与魏斯勒的心理转变展开。获知妻子对部长淫威的服从以及好友的自杀后，德雷曼终于选择了反抗。很快，他冒险犯难写了一篇揭露东德公民自杀现状的文章在西德杂志上发表。而就在此时，躲在暗处真实地见证了德雷曼夫妇不幸与屈辱的魏斯勒摇身一变成为了他们的保护者。这个原本兢兢业业的史塔西分子，不再忠于自己的上级与其服务的体制，开始想方设法对他所窃听到的、不利于作家的内容进行删改。
有关自杀的文章使得东德安全部门大为光火，他们将怀疑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德雷曼。很快，西兰德在审讯室里供出了藏在家中的关键证物——进口打字机。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魏斯勒赶在其他史塔西人员到来前取走了打字机，挽救了德雷曼。
魏斯勒为自己的“窃听失败”付出了代价，原本仕途光明的他被降职，成为了史塔西内部处理邮件安全的底层人员。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后，魏斯勒成为一个普通的发信工。
阳光满地。一个平常的日子，魏斯勒在一家书店橱窗里发现德雷曼出版的新书《好人奏鸣曲》。翻开书，扉页上写着“献给窃听人员XX/7”。原来，对自己获救百思不得其解的德雷曼通过已经公开的窃听纪录了解到当年在暗中保护他的“XX/7”正是魏斯勒。
影片有着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魏斯勒买下了这本书。当店员问他是否需要包装送人时，魏斯勒说：“不，这是送给我自己的。”《好人奏鸣曲》让两位不曾谋面的德国好人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德雷曼因之表达了自己对魏斯勒的感激之情，而魏斯勒也把这本书送给了自己，作为对自己拥有良知和生活的奖赏。
别人的生活
《窃听风暴》里没有宏大场面，这个中文译名远不如其原意“别人的生活”那样更能为我们展示该片的内涵。“别人的生活”在这里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对他人生活的闯入；其二是没有自己的生活。
如上所述，文艺部长利用职权，恐吓作家，并且胁迫作家的妻子与其保持每周一次的约会，是对作家夫妇生活的闯入。这种闯入同样表现在魏斯勒对作家家庭生活所进行二十四小时监听与监视。在没有宪政保障的国家，平民的茅屋被当权者视为监舍，他们可以像狱卒一样随时进入，美其名曰执行公务。
不同的是，文艺部长是为了私欲侵占他人的生活，而魏斯勒则更像是出于“公心”抛弃了自己的私人生活。作为一个为党国尽忠的“老光棍”，魏斯勒废寝忘食，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监视与审讯之上，简而言之，用于干扰别人的生活方面，而他自己的私人生活，几乎是一片空白。事实上，正是无数像魏斯勒这样的人贡献自己的生活，才使乌诺那样的大人物可以为所欲为。
今天，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公权力当在私宅的门槛前止步。然而，在 “暴力战胜了思想，人们战胜了人类”的时代，在政治压倒一切的一九八四年，像魏斯勒这样的敬业者却以监视和审讯“危险人物”为荣。他们相信，任何人都可能背叛自己的国家，因此任何对政府的不信任都可以成为一个人被捕的理由。当人们被迫在政治的泥沼中求生，生活本是件奢侈的事情。
一九八四
《窃听风暴》的故事从1984年开始叙述，显然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六十年前，天才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在其著名的反极权小说《一九八四》里为世人虚拟或者预言了一个“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恐怖世界。
奥威尔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靠“双语思想”与“新词”进行极权统治的国度。和威斯勒所服务的斯塔西一样，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同样为“真理部”卖命。在这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每个人都被监视，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处于没收的状态。显而易见，这种“双语思想”在当年的东德同样有所表现：一方面政府不遗余力地向民众宣扬民主德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另一方面又视国民为潜在的“国家公敌”，必须接受监控。为此，东德设立了“史塔西”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为东德1800万人口中的600多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每三个东德人里面便有一个被监控。
在“线民政治”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告密成了东德居民的日常生活。此时，不仅有来自政府的“老大哥在看着你”，还有来自社会的“老大妈在看着你”。不幸的是，社会的分崩离析还体现在“老婆（公）在看着你”。关于这一点，《窃听风暴》的男主角饰演者穆赫可谓感同身受。他的妻子简妮·格罗曼曾经为德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负责监视他和其他演员，仅解密文件便有254页相关记录。
当历史翻过封闭而阴暗的一页，生活于今天的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柏林墙东边难以为继。当年的东德政府，将其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控制上，而纳税人所谓的“改善生活”，不过是换回了几副质地优良的手铐。
光荣背叛
国家是人之造物，不能凌驾于人之上。然而，极权国家所宣扬的是每个人要为极权而生，为极权而死，做权力的附庸。威斯勒的“光荣背叛”，揭示了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于“体制内外”的人都有和解的可能。道理是，体制并非最真实的共同体，也非铁板一块，而人类作为共同体的价值与恒常远在任何体制之上。
显然，影片中自杀而死的朋友、应召而来的妓女、布莱希特的诗歌以及《好人奏鸣曲》等等，对于魏斯勒的“光荣背叛”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精神道具。
自杀前，艾斯卡曾经近乎绝望地对德雷曼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毫无人权不让人说话的国家了，这个体制让人发疯，不过可以写出真实的生活……”。当魏斯勒沉醉于德雷曼的琴声之时，我们看到，虽然窃听为千夫所指，但是窃听者也因此吊诡地获得了当代人默默反抗极权世界的第一手资料，这在某种意义上使他们成为时代苦难与精神的见证人。
极端的政治让人忘记自己，而性欲却本能地告诉每个人肉体是真实存在的，有关幸福的体验同样不是其他的人或物所能替代。在《一九八四》里面，温斯顿同样在妓女身上寻找自己的人性，而在大洋国里，性欲是思想罪，满意的性交本身便是造反。所以，性欲被污名化，“性欲被视为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
《窃听风暴》中的性爱既是生活中的寻常场景，也是深刻的隐喻。在性方面，魏斯勒可谓空空如也。监听与审讯给他带来的乐趣显然超过了性欲。只有当他目睹了发生在德雷曼夫妇及其周遭的不幸，魏斯勒身上的人性光辉的一面才开始复苏。良心的苏醒同样伴随着性的苏醒。那一夜，魏斯勒找来了妓女，在这里性道德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魏斯勒有了自己的私生活，可以自主地支配身体，开始了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揭竿而起。
《辛德勒名单》里有一句话：救了一个人，等于救了全世界！人们赞美忠诚，然而，人类社会的进步，却时常伴随着不断的“光荣背叛”，伴随着不断地有人从旧有体制中出走，从而完成个人与社会的自救。为了保护德雷曼，魏斯勒不断地篡改甚至藏匿不利于德雷曼的记录，并支走了他的窃听搭档。魏斯勒背叛了自己忠于党国的原则，对于他来说，生活并非别无选择——他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反讽的是，在《一九八四》中，作为真理部记录科的科员，温斯顿的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而在《窃听风暴》中，良心发现的魏斯勒把他所见证的作家的私生活同样改得面目全非。良心发现使魏斯勒完成了对旧体制的反戈一击，效忠党国的秘密警察一夜之间变成了藏身于体制之内的卧底。
文艺何为？
多纳斯马克，一位33岁的年轻导演。早在九年前，多纳斯马克便在想一个问题——一个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位名作家的私生活。为此，他对一些前东德的线人与秘密警察进行了走访。多纳斯马克发现，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只讲究原则，情感因素被彻底排除与封存。他们害怕感情会坏了对原则的追求。
在日常的苦难与制度的禁锢面前，诗歌何为？音乐何为？为什么那些创造爱与美的人会成为专制者的眼中钉？《窃听风暴》或多或少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极端的年代，掌权者通过“新词”推销真理，并用冗长的真理说服民众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然而，发乎心灵的诗歌与音乐，会激起人们对爱与美的回忆与向往。它们一旦抵达内心，谎言织起的真理大厦顷刻间变得弱不禁风。
怀想自由的人们不会忘记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安迪坐在监狱长办公室里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时的感人场景。只在刹那之间，这座狰狞的监狱仿佛变成了一座救赎人心、放飞希望的教堂。一切如安迪所说，“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合乎人性的音乐可以穿透监狱的铜墙铁壁，打开人心的枷锁；它不用长篇大论，而是用人们凭借直觉便可以感受的美将人们从极权千万种幸福的理由中解救出来。
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之美的坚定的扶持。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那些符合人性的音乐之所以会被当权者视为“靡靡之音”而加以贬斥，正是因为文艺具有招魂的品质。正因为此，在极端的年代，诸如音乐、诗歌和绘画等艺术被纳入到意识形态的范畴加以控制。就像《一九八四》中所创造“新词”，它不仅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存在。一旦失去了造句能力，不能识别饱含于历史之中的意义，人们便不再有异端的思想。
《窃听风暴》是一部关于自我救赎的电影。作家在反抗中找回了自己，窃听者在光荣背叛中获得了拯救。今天，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渐渐熟悉了远程教育，事实上，《窃听风暴》也向人们展示了柏林墙时代远程教育的另一种形态——只要相信人的良知未泯，那么就有可能让被窃听的书斋变成课堂，让窃听者变成了入室弟子，让监控记录变成了课堂笔记。
帝国的藤蔓
“条条大路通罗马”道尽了罗马昔日的繁华。据说罗马人征战到哪里，就把“大路”修到哪里。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总是通过对各种“道路”资源的占有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其目的莫不是为了阻断社会横向的交往，锻造“下面”对“上面”的服从。极权之最，无非是将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利完全集于政府之手。政府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的每个维度，使社会缩减到赤贫与破产的地步。
柏林墙倒塌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德雷曼从乌诺嘴里得知自己一直处于被监控的状态。回到家里，顺着墙纸和屋角，德雷曼拽出了许多根隐藏多年的电线，此时的他大梦方醒。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像是为死去的极权时代料理后事。德雷曼将一根根电线攥在了手里，帝国的藤蔓已经干枯，失去了往日的生命。曾几何时，它们盛极一时，以其隐秘却又无所不在的暴戾蔓延到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为帝国获取收成。从厕所到客厅，从卧室到书房，只要斯塔西认为有必要，它们便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占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
伸进居民卧室的藤蔓，难免让人想起章鱼。在西方，人们通常用章鱼来比拟难以抗拒的恐怖力量。雨果《海上劳工》里的主人公便是被章鱼这“大海里的吸血鬼”缠住拖向大海深处；科幻小说里，章鱼同样被视为人类潜在的敌人——章鱼具有极权的品性，它占有、抓握、吞噬，似乎具有毁灭一切的力量。
从脑袋上直接长出八条腕足，章鱼的身体更像是一个隐喻，为我们展示了极权时代的星状结构——中央控制八方。如雨果所说，章鱼是一团腐烂的肉，是疾病的丑怪化身，它的纠缠便是绞杀，它的接触便是瘫痪。
当斯塔西分子按着西兰德的招供去找打字机时，精神几近崩溃的西兰德不顾一切的跑到了街上，被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撞破了脑袋。西兰德的死，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显而易见，她的真实死因是章鱼的绞杀、是帝国藤蔓的“藤缠树”。
西兰德曾经悲叹：“上帝的眼睛从不向下看。”然而，人的眼泪总是要向下流的。威斯勒见证了这一切，他跪在西兰德面前……此时此刻，相信许多人都会像威斯勒一样，在弱者身上看到自己现在与将来的境遇，意识到自己身处人类之中。
每一个人都是有“背景”的人作者：足球皮皮 提交日期：2010-4-12 8:50:00 | 访问量：74
3月25日晚，中国银行固始县支行行长闵志涛醉酒后调戏几位同桌吃饭的女子，遭拒后动手打人。此事曝光后，立即激起巨大民愤声浪。据悉，当地纪委已就此事进行调查，闵志涛已被撤职。
结局虽有不同，历史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此事难免让人想起邓玉娇案。2009年5月10日晚8时许，湖北省巴东县野三关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在该镇雄风宾馆梦幻城消费时，涉嫌对当时在该处做服务员的邓玉娇主动进行骚扰挑衅，邓玉娇用水果刀刺向两人，其中邓贵大被刺伤喉部、胸部，经抢救无效死亡。同样是“酒后乱性”，同样是权力之手伸向良家女子“乱摸一气”，同样是不能得逞就大打出手、霸王硬上弓，相较邓贵大的死，闵志涛算是幸运的。他只是丢了官，并没有丢命。
面对每起这样的公共事件，公众都可以问出“十万个为什么”。然而答案同样有着惊人的相似。即有权有势者忘乎所以，侵害人权若探囊取物。没有人相信问题的症结在于此行长“酒后乱性”与“顿生邪念”。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耻与暴虐的背后，乱性的不是酒，而是自以为是的权力。
对于这起事件，恐怕还要增加“第十万零一个为什么”了。网民之所以愤怒，更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中，在场的副县长张某不但没有对闵志涛的胡作非为有任何劝阻，反而是助纣为虐。当陈某跪在地上恳请张副县长为其主持公道时，这位张副县长却不无冷漠地在她耳边说“姑娘，别闹了，闵行长是有背景的”，说完便扬长而去。直到后来在场围观的热心群众报警后，四名女子才被送往附近的医院。
只许闵行长胡作非为，却不许小女子“胡闹”，这位副县长的觉悟真是高得可以。抵抗歹徒的性侵犯如何变成了胡闹？莫非要将自己生命尊严拱手相送才是良民？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位闵行长有多深的背景，但我们决不相信他的背景可以深过人类的良知，决不相信他的背景可以大过十三亿国民。
有人说，张副县长的耳语表明了权利的困境。然而，社会仍在坚守。无论是几位女当事人，还是围观者，权利的旗帜仍在飘扬。没有一个伟大人物没有德行，没有一个伟大民族不尊重权利。权利观念明确的人，可以独立地表现自己的意志而不傲慢，正直地表示服从而不奴颜婢膝。
为什么行长酒后猥亵暴打女子？为什么副县长袖手旁观当看客？此事发生于3月25日，直到两周后才借助一个网帖为大家所知，让我们感谢网络，感谢网络之公开让弄权者无处藏身。据说面对各路媒体的追问与采访，固始县的这位副县长已经玩起了“躲猫猫”。在此，我们也不妨学着他的口吻说一声:“副县长，别躲了，网络时代，姑娘们也都是有‘背景’的。”
一个伸手乱摸，一个袖手旁观；一个以拳头为暴力，一个以耳语为暴力，他们都在劝说公民，服从于他们的淫威。然而，闵志涛倒掉了，倒在这个时代里，让我们相信张副县长也会继续倒掉。因为他们所推崇的“背景”弱不禁风、微不足道。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背景的人”，因为没有什么“背景”可以大过民意，因为每一位公民的权利都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尊重。
今天是记者节，却没什么好庆祝的，我的一位在北京工作朋友因为编发一篇讨论岳飞的稿件，刚被停了职。
开场之前，我想先谈一段我在欧洲的采访经历。
去年春天，我还在巴黎大学读书的时候，有机会采访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先生。程抱一先生在法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年近80岁。那天我们聊了三四个小时，随后我整理出来近两万字的评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在访谈开始时抱一先生的一句话：“别看你是记者，我是院士，如果你只是听我说，我就很吃亏，没有收获。”
抱一先生是个智者。他的意思是，我 们两个人是平等的主体，要在身心自由的前提下进行交流。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把内心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我们最后得到的东西，必定是大于我们两个人的，这就是 抱一先生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甚至等于三”。相反，如果我们的交流只是以说服对方为目的，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小于二甚至等于一”。
所以，今天我到南开来做这个演讲，只把它当作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既想尽情地表达我的思想，同时多听到一些母校师长及同学们的思想与主张。
首先感谢李院长和何主任的这个安排，让我来谈时事评论。上个月，我在北京大学讲如何办一份好的政经杂志时提到四个关键词，“责任、希望、新 闻与思想”，在中国政法大学我又补充了一点——“识时务”。今天，我希望能更深入地谈谈什么是“识时务”。我想，所谓时评就是“识时务”，“识时务”既是 过程，也是结果。我相信“参与一个时代的书写”，最关键处就是要“识时务”。
现在，国内的时评写作与平台建设的确有大进步。不久前，《东方早报》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份全国媒体时评版的编辑名单。我很惊讶，出国几年间，国内几乎各大城市或多或少都有报纸开辟了时评专版。当然，天津除外，天津这个地方的媒体比较特立独行，“不事声张，阔步前进”。
今天我讲“时评”，想分两部分来讲，一是“时”论，二是“评”论。讲我们正处于怎样的时代，以及我们该以怎样一种态度来推动中国的进步。
首先我讲“时”论。
回国后，一位在报社工作的朋友请我吃饭，谈到他做的一篇新闻。大意是有一个安装卫星天线的公司，给小区装卫星电视。他进行了暗访，发现能看成人台，于是带执法人员去把这个“黄窝”公司给端了。
听到他这样做新闻，我很生气。为什么呢？我认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要有很强的时代感，要知道中国正在往哪条路上走，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哪些问题要克服。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开放，与世界接轨，媒体应该尽可能走到时代的前列，而不能帮着做封闭社会的事，拖社会进步的后腿。大家想一下，看卫星电视与上互联网有什么区别？互联网上有黄片，为什么没人端掉？既然我可以在家上互联网，那么我就可以在家看卫星电视，看法国电视五台。
我们常讲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第一步，是选择倾听他人言论的自由，是接受信息的自由。我讲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改良是革命性的，也是史诗性的，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互联网拓展了中国人的信息来源及接收信息的自由度。中国需要从生活与经济入手救赎政治，在日常生活与经济交往中完成社会改造。所以我说，你默许自己一份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
在欧洲的游历，让我坚定了一个看法。任何心存希望走出苦难的时代都是伟大的，生 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是幸运的，当然，前提是你想有所作为。因为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更像是生活在法国十九世纪的伟大转型之中。在这个时 代，法国出现了夏多布里昂、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左拉等光辉的名字。相反，今天的法国，已经略显平庸。不久前，我和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 聊天。他和我谈到一件事。一个法国朋友对他说，“我们气色不好，因为我们为明天忧虑，你们气色好，因为你们总觉得明天会更好”。换言之，欧洲人害怕明天会 失去现在的幸福，中国人希望明天得到他们今天的幸福。一个为明天忧虑，一个为明天奋斗，精神状态似乎不在一个层面上。
当然，改良也有自己的悖论。
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戴盈之有次和孟子谈治理。孟子谈到了民生疾苦，希望政府减免苛捐杂税。戴盈之也承认了这一事实，但是他说，真正取消捐税今年还不能实现，要到明年才行，今年只能够减轻部分捐税。孟子听后，于是便给戴先生讲了一个故事：
有这么一个人，每天都要偷邻居家的鸡。有人去劝告这个偷鸡贼：“偷盗行为是可耻的，从现在开始，你别再偷鸡了”。偷鸡贼听到后却说：“好吧，我也知道这不好。这样吧，请允许我少偷一点，原来每天偷，以后改为每月偷一次，而且只偷一只鸡，到了明年，我就不偷了。”
这个偷鸡贼的故事，有点像是在讲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把它叫做转型期，一个以改良为主要特征的大时代。它 很诡异，诡异就在于思想与行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裂，我们这个社会的所作所为，就有点像上面讲的偷鸡贼。当然，上面只是一个寓言，并不是所有的偷鸡贼都不 能立即从良。但是，治理国家不是个人道德改造，社会不是人，它很复杂，有很多利益，盘根错节，不是意识到不偷鸡便可以不偷了。所以，考虑到社会群体的复杂性与人类进步的渐进性，我想，我们目前的改良大体上仍是好的，虽然有时琢磨起来会让我们痛苦不堪。
改良不同于暴力革命，改良是建立在尚可忍受的痛苦之 上，至少是朝着一个可期的好的方向走。当然，改良最重要的必须坚守已经取得的成绩，步步为营，你给了我餐桌上的自由，就不能再拿走，你答应一年偷一次，就 不能改回一月偷一次。如果政府承认老百姓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那就应该制定物权法，将它落实下来。改良不会完美，但是我们希望它每天都进步。
至于我为什么反对历史上所谓的革命，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中见证了无数这样的场面：面对偷鸡贼，有人怒不可遏了，拿刀将偷鸡贼的两只手都给剁了，偷鸡贼从此不能偷鸡了。但是呢，那些拿刀的人竟然成群结队，从此光明正大地去偷鸡了。历史上的这种荒诞，对于渴望自由幸福生活的老百姓来说，无论是智力还是热情，都是一种羞辱。
我在巴黎大学做论文，其中谈到了革命专制与君主专制的区别。当然，要明确的是，专制是坏东西。但是革命专制比既有专制的危害通常要大得多。我把它归结为直径和半径的区别。
下面两个图分别是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圆心a代表中央权力，左边王权专制是从圆心a到圆周b，是条半径；而右边的红色专制却是首先暴力夺权，从圆周c到圆心a，然后再实行革命专政，从圆心a到圆周b。即整个路线是从圆周c穿过圆心a再到圆周b，它带来的恐怖或灾难是一条直径。当然，从长远讲，革命有时也会带来好的东西，但是它的灾难性、破坏性的确是无比巨大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更需要从理性上建设国家，进行改良。
La terreur blanche La terreur rouge
Schｅma 1 Schｅma2
我讲要改良，那么我们朝着什么方向改呢？我的答案是走向开放社会，同时建立各种联系，使社会从星状体走向网络体。
谈到法国大革命，英国思想家爱德蒙．柏克当时提到一个问题：一个帝国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坍塌？柏克的回答是，因为君主为了实现统治切断王权之外的所有社会纽带，当危机来临时，没有任何纽带可以支撑它，于是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土崩瓦解。从我们今天理财的角度上来说，帝国就像是一筐鸡蛋，把它装在一个篮子里显然是危险的。
关于这一点，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也有相同的醒悟。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圣西门曾经为法国大革命的一败涂地苦恼不已。革命没有给法国带来预想的结果，反而在血流成河中让法国重新回到了专制。那么，怎样让社会成功转型而不再发生流血呢？圣西门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当然，这是广义的网络，包括完备的银行系统、公路系统、铁路系统、NGO等等。换句话说，通过建立工业社会的各种网络，救赎极权政治，同时尽最大可能保障社会安全。
毫无疑问，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成绩从哪里来，当然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做什么，从本质上讲，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所谓“与世界接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网络上的接驳。近些年，西方人热衷于讨论“风险社会”，我想，建立完备的网络体系，是分散社会风险的最好办法。
我们还可以看下面这组图，这是我昨天刚画的，都是二十根直线。左边二十根线围着一个中心点，是一个星状体，右边是横竖十根线垂直相交，有点像是围棋盘。
左边这幅图我把它比作一个封闭的社会，任何一个端点与其他端点建立联系都要通过中间这个点——权力中心。在这种格局下自我实现或社会救济的道路只有一条，如果中心垮了，周边的任何一个端点都不能互相抵达，简单说，不能互救互济，体制崩溃，社会同时也瘫痪了。而 右边这幅（画成球体可能更准确些），交汇点明显增多，任何两点之间的断裂都不会影响全局。昨天，准备这个讲稿时我想知道从左上角的a点到右下角的b点有多 少条路线可走，我数学不是很好，于是找来了数学博士、硕士，还有一个拿过数学竞赛奖的学生帮我一起算，几个小时也没算出来，都说太复杂，路线太多了。当 然，在这组模型中，精确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一个开放的社会在社会救济与价值实现方面有怎样的优势。
（续第一部分）近两三年间，时评以“公民写作”的姿态攻城略地，可被视作中国新闻界或者思想界的标志性事件。它可以上接到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但是背景与八十年代又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广义的传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比如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互联网的兴起；二是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细节，八十年代更多的是观念或意识形态之争，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有关《河．殇》的争鸣等，而90年代以来，从产权改造到立法讨论，从“共赢”的提出到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以及胡．锦．涛关于台湾和日本问题发表的“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等立场，我想中 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积极融入世界，从共产主义渐进到“共生主义”的大脉络应该是清晰的。这种清晰同样表现在公共事务上。举例说，今年夏天关于《物权法》 草案的大讨论，便是在政府鼓励下进行的，和以前“关门立法”相比，是个进步。而且，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立法观念上也在进步，比如江平先生的开放式立 法与人道主义立法渐渐得到了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也取得了成绩。
当然，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巴黎和美国的华人朋友和我谈得最多，也最担心的是中国社会的“犬儒化”，犬儒主义流行，说回到中国后碰到一些大学教授只和他们谈装修和买车的事，不谈社会，不谈责任。
当然，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谁都不应该在社会运动中当逃兵，因为“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关心你”。人在社会之中，是无法逃避政治的。理论上，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社会，这不只是知识分子的事。两年前孙志刚事件给我的最大触动不过是，一个人的幸福，仅靠个人奋斗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整体性推进，个人的幸福是可疑的。所以我说，要每个人都来奋斗，将每个人脚底的钢丝结成网，抑制风险。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一味指责他们。我们要学会乐观地观察事物，必要的时候，不妨进行一些“积极性误解”。所谓“积极性误解”，不是浅薄的乐观，不是阿Q式的社会关怀，而是从人的行为的客观效果上谈一个社会的进步。面对中国的没落，胡适曾经引用易卜生的话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这种自救看起来很自私，但是，有时恰恰是这种只顾自救的小私的“跳蚤”，长出了天下大公的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