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一种境界，虚荣也是一种生存智慧。不管实力如何，先把架势摆好再说，狭路相逢，勇者胜。
穷人是最容易彼此贬低的，相互不容。因为他总是想压倒对方，只有这样，才不会被对方压倒。虚荣和刻薄往往相辅相成，贬低别人是为了抬高自己，之所以要抬高自己，是因为除了自己，没有人会去抬高你。
穷人吃补品
穷人去拜访富人，常爱提一大堆花花绿绿的保健品，富人是笑眯眯地收下了，但一转身就放进了柜子，要么等它发霉扔掉，要么回赠给别的穷人。
他自己是绝不会吃的。谁知道那金灿灿的包装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玩意儿！富人最爱惜自己的身体，爱惜身体就不能乱吃。想吃鳖，买一个活的回来炖，那鳖精算什么事儿啊！
穷人也想买鳖，可是鳖贵呀。想一想，“鳖精”者，鳖之精华也，何况说明书上说，里面还加得有其他名贵中药，每天补一点，又均匀又便宜，还不上火，哪里去找这等好事！
这种价廉物美的东西，正是为穷人量身定制的！
穷人衡量是否物美，首先要看它是否价廉。而价廉的东西必定是批量生产的，很难精致。
穷人身上穿的是化纤织物，客厅挂的是印刷油画，吃加工食品，看电视节目——看一场歌剧3 000块钱，就像买一只正宗野生的鳖一样，一顿就吃完了，简直是浪费。
有鳖精可吃就已经很不错了，想想旧社会……唉呀！都什么时代了，还提它做甚！能吃补品，说明温饱问题已经不成问题，新的问题是提高档次的问题。你别说，服了鳖精，真的还管用，吃饭倍儿香，睡觉倍儿沉，走路也精神了，说话也利索了，敢情！万物源于心，一切的病都是心病，心病好了，身体也就好了。
反正花钱不多，有这么个意思就行了。
向机会不均开火
中国向来就有追求大同的传统，平均主义是深入人心的，有人太穷，有人太富，必然就会有人站出来打抱不平，替天行道。
然而历来的农民起义，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贫富问题，哪怕打出“杀富济贫”的旗号，以战争的手段重新分配财富，也只是造就了少数新贵，这些农民出身的皇帝，并没有使人民过得更好。
现在的国人喜欢打麻将，麻将的最佳境界是一铲三，赢家通吃，把桌子上所有的筹码都扫到自己一方，所有赢家都是以对方的惨败为前提的。
以这种麻将思维去看待贫富问题，穷人们就很容易把自己穷的原因归结为被富人掠夺了。于是抱怨自己的剩余价值被剥削，对富人充满仇恨。
然而社会经济的推进和赌博并不是一回事。赌本身不会使赌金增值，无非是怎么分一个蛋糕的问题，蛋糕的大小是恒定不变的，不赢即输，没有共同富裕的可能。换一种思维，如果把蛋糕做大，让社会总体的财富增加，即使在分配的时候，切去一块给做蛋糕的人，穷人的盘子里可能反而更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度的英籍学者阿玛依·森(Amartya Sen)这样说：“对于改善贫穷人民情况的第一件事，是为他们争取平等权(Equity)。如果贫穷阶层收入改善10%，富裕的人生活上升15%，这对贫民便是大事，纵使这会使贫富更为悬殊。改善贫富悬殊是重要，但并非首要。最迫切的是到头来会不会提高穷人的生活素质。”
阿玛依·森是一个被誉为“把良心和道德引入经济学”并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学者，他之所以认为改善贫富悬殊并非首要问题，是基于一种理性的认识：在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富人更富，就有了投资的财富来源；如果富人肯投资，穷人就会通过就业改善现有的贫困。
富人多了不是坏事，富人的财富可能正是穷人生活来源的一部分。让富人先富一些，可以使富人有带动穷人摆脱贫困的资本，而穷人和财富不太多的“小富者”，是很难使更穷的人受惠的。我们过去曾经提倡自力更生，实际上是穷人的自救。贫困者当然可以自救，但自救的路很漫长，说不定自己还没走到终点就已经倒下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个高明的策略，然而剩下那一部分人能否也跟着富起来，却要由很多因素决定。
俄罗斯算不上是个穷国，但也不算富国，这原本没什么特别可说的地方，但当2002年福布斯的财富榜统计出莫斯科的亿万富翁竟然比纽约还多，位居世界第一时，我们就不能不为一种畸形而心痛了。
在一个不算富的国家，出现了世界上最顶尖的富人群体，那必然的原因就是，这个地方的穷人被剥夺的程度比别的地方更甚。
俄罗斯在一次性私有化后，很多富有者都是前权力阶层的人士，他们从中夺得先机，瓜分了大量原本属于社会的资源。但资本市场又没发展起来，致使那些转为私有的财富，又大量地外流，成为很多欧美大银行的“黑色户口”。有人统计，俄国现有5 000亿美元的私人现金存在这些户头中，是该国财库的500倍!有人认为还不止于此数，至少应该再加10倍!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仍然可以说明一点，俄罗斯是从绝对平均到绝对两极分化的国家，是一个以最快速度转换角色的国家，仅仅是一夜之间，前苏联全体百姓70年的积累，就成了极少数人致富的源泉。
分配不均并不是两极分化的罪魁祸首，绝对的机会不均才是绝对赤贫的根源。我们需要的不是向富人开火，而是向权力经济开刀，向垄断经济开刀，向一切有碍于公平竞争的制度开刀！只有让更多的人得到相对均等的发展机遇，社会总体的贫困线向上延伸，穷人的境遇才会更好一些。而穷人过得更好一些，富人睡觉也可以更安心一些。
经济学的立场
黄昏，一个富人坠楼自杀，因为他买的股票暴跌了十分之三，而就在他对面的楼里，一对卖烧饼的夫妇，却因为今天的烧饼多卖了十元钱而欣喜不已。
其实，富人没必要自杀，看热闹的穷人说，他的钱已经不少了，就算亏了，剩下的都还够我们用一辈子。
穷人没学过经济学，好多事情搞不懂。刚好一位经济学家买了菜路过此地，看见这么多人都在关注自己专业所关注的事，就兴致勃勃站到台阶上讲解：“同样的钱，给富人和穷人带来的满意程度是不一样的，边际效用，懂吗？就是增加一个单位某种物品的消费给人带来的主观心理满足程度的增加。一块钱的边际效用对于不同的人是不同的。”经济学家讲得很吃力，脖子一伸一伸地。穷人似懂非懂，想了想，说得也是。同样是一块钱，对富人来说，有它不多，无它不少，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俺们这种卖烧饼的人来说，多一块钱就足够高兴好半天了。
经济学家又说：“是啊，所以社会在分配财富时，应该偏向穷人。你们想想，要达到同样的满意程度，一个富人可能需要100块钱，一个穷人1块钱就够了，还不如从一个富人那里拿100块钱，分给100个穷人，富人虽然损失了一份满意度——他家大业大，这点损失也算不了什么——穷人却增加了100份满意度，从全局的观念讲，全社会总体的满意度还是增加的，而且增加得不少，两下相抵，整整是99%啊！”
穷人一听就高了兴，热烈鼓掌，有人还拿来一个板凳，让他站上去讲。
这边厢听众里也有富人，就冒出了冷汗。刚跳楼一个，还嫌不够啊！咱富人就不是人？你穷人要满意，富人就不要满意了？普天下人民都要幸福嘛，一个都不能少！
富人也认识别的经济学家，就把老熟人请来，也拿来一个板凳，让他站上去讲。
这位经济学家就讲开了：“人人是生而平等的，都有追求个体的效用最大化的权利，不能说为了满足一些人，就剥夺另一些人，不管剥夺多少，性质都是一样。为什么古代的富人都自己豢养家丁，守住自己的钱财，而在现代，富人们又都要通过立法规定‘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呢？为什么？”经济学家用手指顶了顶鼻梁上的眼镜，向下面的人群逼视，下面的穷人就嚷开了：“因为富人太贪婪！太吝啬！”
“No！No！No！”经济学家摆手，下面听讲的富人也奋力向周围的穷人反驳，两方吵成一团。站在凳子上的两个经济学家也互不相让，唾沫横飞地捍卫自己的观点。
人群越聚越多，车子堵了一大串，最后电视台来了，交警来了，殡仪馆也来了，强行把人群驱散，把跳楼的富人抬走。
晚上，电视报道了这次事件，还请了一个经济学家点评，他没有站上板凳，而是坐在演播室的高脚凳上，脚不沾地，腰杆挺直，“这个嘛，怎么说呢？我还是只能说说个人的观点，个人的观点。经济学嘛，是一门科学，但有些时候又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有些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有些就不是那么普遍适用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关键要看站在什么立场去看。我们现在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作为群体的经济学家，必然分化为不同利益阶层的代言人。有人为资本说话，有人为穷人呐喊，只要不违背客观事实，不违背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基本良心，都是可以畅所欲言的。”
女主持人有点疑惑，问道：“良心是个软指标，我们又如何能够保证每个经济学家都有基本的良心？”
经济学家说：“既然承认经济学家是不同利益阶层的代言人，那良心问题就不单是经济学家个人的问题了，而成了不同利益阶层之间的事。既然社会是由穷人和富人共同组成，那么富人的成就和贡献就不能抹杀，穷人的苦难和权利也不能漠视，两者自然会找到平衡点。我们要相信，上帝是公平的，他自有平衡的办法。你看我说得对不对？”他把头转向旁边的女主持人，女主持人习惯性地笑着，点头如捣蒜。
财富的阴暗面
很早以前，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想用小恩小惠腐蚀拉拢革命干部，革命干部往往断然拒绝：“谁要你的臭钱！！！”香花毒草顿时蔫了，革命品质大放光彩。
现在，谁要再以那种高亢的语气说出“臭钱”二字，人家不仅要说你鼻子有问题，甚至怀疑你精神也有问题。有钱的人现在正吃香得很，有钱能使鬼推磨，有钱就是大哥。精神和物质从来就是一对矛盾，既对立又统一，很符合辩证法。现在，当财富成为人们追求的第一目标，人越来越像经济动物的时候，道德的底线就迅速下沉，直至深渊。
犯罪学上有“洗钱”一说，说明钱确实有脏的。一个人如果太想致富，又没有正当的途径，他就只好去从事一些肮脏的行业，做一些黑暗的勾当，不管钱臭不臭，挣了再说，挣了再洗。
古代的刀斧手，专门砍人脑袋的，好多都是世袭，大概耳濡目染，习惯了，胆子就大了，手艺也好了，砍得也就利落了。杀人也是个技术活，何况挣钱！挣黑钱的人，和刀斧手有异曲同工之妙。
刀斧手上场之前，往往要喝一碗酒，酒一下肚，胆就壮了。还有一个法宝，就是绝不要和犯人见面，也不要去见他的家属，总之一切与他有关的事都不要知道，与己无关，就等于猪狗。狗养熟了都还要产生感情，将杀之人，一定要冷处理。
所以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一定不要知道买你商品的人具体是谁，只要不是你的舅爷老表兄弟左邻右舍，假酒喝死也罢，假药毒死也罢，假电器烧死也罢，眼不见心不烦。小煤矿的“矿把头”，是绝不会和工人打成一片的，工人只是劳动力，只有在计算成本时才有意义，至于煤矿透水、瓦斯爆炸、解决后事这些问题，他都只是作为问题去考虑，不需要感觉活生生的肉体。
真的，有时走在城市的街头，看见那些建筑工地上的民工，端着一个搪瓷碗，蹲在脏兮兮的地上吃饭，真的，我都不敢去看。不看就不存在了，又可以心安。这是闲话了。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走私、贩毒、掘墓、卖淫……条条道路通财富！据说，向境外拐卖一名妇女，可得7 000~10 000美元；向茅台瓶子里灌烧酒，利润是成本的几百倍。不过所有这些，比起大权在握的官员来，还是小巫见大巫，在一些出了事的腐败分子家里，钱已经多得生虫，简直成了负担！
这些人也应该算是富人！
富人走在街上个个都很光鲜，你从他们泛着红光的脸上，看不出他们的身份和职业，更不知道他们的谋生手段和生存技巧，你只看见他们从汽车里钻进钻出，更多的时候是只看见他们的车，而不知里面是什么人。他们有时很铺张，有时也很朴素，但究竟如何铺张如何朴素，你其实也搞不懂，你对他们的了解更多的是来自于媒体和传说。他们很神秘，以各种身份混迹于社会，并且在名义上做着正大光明的行当。有时当他们健步登上主席台，你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他们的头上正在冒出祥光，熠熠生辉，照得旁人都猥琐不堪。
这也是他们的阴谋！就是要让旁人猥琐，越猥琐，越不敢正视，他身上的雀斑、黄褐斑、白癜风、癞痢头、淋病、梅毒，等等，才越可以不被发现，他们的形象才越加光辉灿烂。
很多大人物，只有在被绳之以法之后，公众才能真正知道他们干的是什么营生，才有机会惊叹他们的财富居然如此巨大，同时又是如此肮脏。
而更多的富人是永远不会让你知道，他的财富究竟是如何得来的。他会喋喋不休地讲述他的奋斗故事，讲得气贯长虹——但那全是鬼话！当他能够站出来讲述的时候，他的罪孽已经清洗了，或者埋葬了，连他自己都相信自己是干净的了。他已经确确实实在做着正当营生，赚着阳光下的利润，还大把大把地捐助穷人。穷人一感动，哪里还想得起他的过去，就算想得起，也不追究了，毕竟是拿了人家手软，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罪恶是很容易清洗的，成者王侯败者贼，谁管你手上沾没沾满过鲜血！富人一旦成为富人，他就不容易做噩梦了。
上帝睡了，鬼就可以到处乱跑！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富人的事，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富人应该多缴税
鲁迅先生笔下的豆腐西施杨二嫂早就明确指出，愈有钱就愈是一毛不拔，愈是一毛不拔就愈是有钱。不愧为豆腐店老板，看问题一针见血，杨二嫂的忿忿高论，到今天还具有现实意义。
几年前，美国老牌财经杂志《福布斯》在中国掀起了一股“首富”热，它把中国内地的超级富人按资产多少排座次，一口气排了50强，一时之间，各种评述、专访席卷媒体，富人们来了一次集体亮相。从此，排座次就成了财富界的一大盛事，每年隆重地热闹一次。
不过，与早年的老牌首富、如今身在狱中的牟其中不同的是，现在的首富们大多低调，不太愿意接受采访，有的更是明确拒绝，人怕出名猪怕壮，还是不宣传的好。
富人们的担心是有理由的。就在2002年那次“首富排座”之后，仅仅半年，当“中国(内地)私营企业纳税50强”新鲜出炉时，当初拒绝宣传者就显出了英明性。有好事的记者将这个由税务权威部门推出的“50强”与《福布斯》的“中国内地富豪前50名”进行一下对比，竟发现，同时在两个榜上有名的，只有区区4人。
结论就变得对富人不利了。财富“50强”，照理也应该是纳税“50强”，即使有出入，反差也不至于这么大。两个榜的巨大反差说明了什么呢？紧接着关于富人纳税的问题就成了街谈巷议，这当然是富人们不愿看到的。
富人逃税，早已是个众所周知的问题。
经济学家胡鞍钢在分析了有关数据后得出结论，我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群中，排第一位的是工薪阶层；排第二位的是在中国的外国人；第三位的才是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等。并且他还得出个惊人的结论，我国每个农民的税负要高于城里人。2002年，中国城市每人平均年税费约为37元，而农村每人约为90元。
相对于城里人来说，农民是穷人，但农民的税负比城里人高；相对于老板来说，工薪族显然所得更少，但缴纳的所得税却更多。真应了杨二嫂的话，愈有钱就愈是一毛不拔，大概这是本能。
从根本上说，人都是自私的，绝大多数人缴税都是一种被迫行为。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生前将大量遗产捐献给了慈善机构，他主要是出于“巨大的遗产对继承人不是幸福而是萌发奢侈和懒惰”的考虑，最终是为自己的后人着想，而不是出于拯救穷人的高尚目的。
你给小孩子一颗糖他欢天喜地，但让他把自己的糖拿给别人，就算是勉强给了，心里也一百个不乐意。往自己口袋里装钱，谁都高兴，往外拿钱，就很难主动积极了。
但可惜，不交出来是不行的。
一个完整的社会由富人和穷人共同构成，如果富人始终吃肉，穷人始终喝汤，甚至连汤都喝不上，这个社会肯定要出问题。一旦出问题，谁的损失更大？穿皮鞋的总是怕穿草鞋的，动乱一旦发生，就算皮鞋不被抢去，蹭你一皮鞋的泥巴，也够麻烦的。所以利益分配，总要有相对的公平才行。富人既已在竞争中胜出，成为优势的一方，占有了大量财富，从维护社会稳定出发，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富人也必须多拿些钱出来。蚀财免灾，这是最形象的说法。
何况，缴税并不仅仅是为了平衡利益分配，维持社会秩序，它也是富人对社会的应有回报。
富人的钱也是从穷人身上赚来的。穷人不仅是劳动力，也是大市场，穷人是一笔宝贵的资源。离开了穷人的支持，富人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算个人的能力再出众，也只不过是沙漠中的一颗宝石，还不如一杯白水有用。穷人是资源，从保护和培育资源的角度，富人也该多拿些钱出来。
税收说到底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富人多缴些税，也没有什么不公平。钱赚得多，占用的资源多，得到的社会服务也多。想想一个山区的农民，一辈子能看几场电影？打几次电话？麻烦几次警察？坐几回汽车、火车、飞机、轮船？更别说互联网和宽带了。国家的各个公共服务机构，公安部门、经济部门、能源部门，包括所有公共设施：图书馆、体育场、电影院，甚至公厕……为富人提供服务的质量和数量都远远大于穷人。越富的人，越可以生活在好的环境中，整个社会就越为他搭建更高的平台，提供更好的服务，他的事业就越容易良性循环。
既然如此，富人比穷人多缴纳点税，也是社会公正的体现，理所当然。
富人的不义之财
古人说，大财后面必有大恶。这话似乎打击面太广，我们不妨改成温和一点的句式：大财后面往往都有大恶。
马无夜草不肥，自古以来，不义之财就是一些人发家致富的捷径。如果说男盗女娼在过去还是一件为人不齿的事，那么在这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道德的底线一退再退，法律的威慑也越来越苍白，财富，尤其是巨额财富的来源，更加成为说不清楚的事。首页新闻体育娱乐视频财经科技汽车房产游戏女性天气短信邮箱导航通行证
穷人买得起什么
丛林哲学在商场上是特别有人缘的。商场就是战场，是严酷竞争的地方，你死我活，为了自己活下去，往往就顾不上别人的死活了。
应该说邪不压正，奸商是人人痛恨的，可是为什么走歪门邪道的人反而有那么大的生存空间？就因为有那么多低端的用户——也就是穷人——为他们埋单。穷人为劣质品埋单，这不仅害了他们自己，还等于是为这些奸商输血，让他们成长壮大。首页新闻体育娱乐视频财经科技汽车房产游戏女性天气短信邮箱导航通行证
穷人不要惹事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所以法律面前也只可能有相对的平等。法律只能寻求各种利益的平衡点，就像交通法规中的人车之争，完全保护机动车驾驶者或完全保护行人，都是不行的，最后只能达到一个大致的平衡——大多数人没话可说了，也就基本上公平了。
就算立法本身已经做到了相对公平，这个公平的法律也不是人人可以享受的。为了保证法律的公平，就必须有相应的程序，而很多繁琐的程序看起来是为了公平，实际上是把弱者拒之门外。
比如维权。
维权是需要成本的。穷人打不起官司，自古以来就是如此。如果说古代穷人打不起官司，大部分原因是由于执法者的腐败，那么现在穷人打不起官司，不仅是没有钱“打通关节”，就是正常程序所产生的费用，他们也是支付不起的。
报上登过一件事，2002年，南京市玄武区白甸村农民曾经怀疑村里的一个化工厂毒死了他们百亩蔬菜，有意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然而，当他们到检测机关一咨询，一种小菜的鉴定费用高达二万元，几种蔬菜就要十多万，一辈子没挣过这么多钱的老农们顿时傻了眼。
傻眼之余，只好作罢。貌似公正的法律对弱者来说是件奢侈品。
有一个知识分子，他家楼后正在修一个新楼，日夜施工，噪声扰民，于是他想拿起法律武器。这次取证倒是不成问题，但他翻开有关规定一看，“建设单位对确定为夜间施工噪声扰民范围内的居民，根据噪声受污染的程度，按批准的超噪声标准值夜间施工工期，以每户每月30元至60元的标准给予补偿。”他一算，即使按最高标准讨回来的“公道”，可能也抵不上在讨公道过程中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这显然是件不划算的事，只好作罢。
经常让人“只好作罢”的法律，公正性从何说起？很多时候，法律对弱者来说只是个摆设。
倘若只是个摆设，倒也罢了。
历史上的冤案、错案，无一不是在法律的借口下实施的。现代许多巧取豪夺的事情，也无不是穿上了合法的外衣。法律是件有力的武器，正因为如此，掌握的人才要格外公正，格外仁慈。也正因为如此，穷人一定要遵纪守法，万事想得开，千万不要惹事。
规则大于道德
一个人即使有犯罪动机，如果没有造成犯罪的结果，法律也对他无可奈何。思想再坏，没有行动，就不能说他是个坏人。同样，富人是不是为富不仁，也不是思想品德问题，而是看手段和结果。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可见爱不爱财无关紧要，用什么方法去取，才是问题的实质。
曾经有某餐馆，考验过食客的道德水平。他们让食客根据自己对菜品的满意程度定价，先吃后定，定多少收多少。此举一出，食客盈门是自然的，餐馆赔本也是自然的。据记者报道，90％以上的食客都吃得呼儿嗨哟，但这并不妨碍他们都定出了比地板更低的价，普遍只付了不及成本的10％，有的只是象征性地付一两个硬币，有的干脆连硬币都不付，一副“吃大户”的模样。消息终于曝出，媒体又抓到了热点，一个商业行为上升为一场道德讨论，见诸报端的，无不是对国人素质之低的切齿痛斥。
餐馆老板难道有病，竟然忘记了自私是人的天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其实是很符合进化论的。不管富人穷人，内心的贪欲都根深蒂固，人们常说为富不仁，只是因为穷人的不仁没有暴露出来而已，于是就把不仁的帽子戴到富人头上，这是不公平的。
餐馆老板清醒得很，我估计，这只不过是一个策划，是一种促销手段而已，等到他的餐馆声名鹊起，等到食客尝出了味道，他再按市场行情收费不迟。
曾经挑起亚洲金融风暴的“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很多人看来简直是十恶不赦，但偏偏是他，因为行善而成为第二届“代顿和平奖”得主。他的主要事迹是捐出巨款，支援波斯尼亚地区的战后重建，以及他所领导的量子基金对多项慈善活动的大力支持。此种行为在中国也很多，但大多带有商业色彩，因而惯性思维的中国记者就对索罗斯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是您的天性还是树立形象的需要？索罗斯回答：在金融市场，我只是按规则办事，我遵守规则，谈不上道德不道德。
其实说穿了，也就是因为有高额遗产税，国外的富豪们才大多在生前捐出大部分的财产，不仅是索罗斯，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富人的仁，不是道德的促成，而是制度的结果。
按规则办事，这就够了。
经济和道德，实际上是两个范畴，虽然有所交叉，但绝不能混为一谈。谁都有不仁的可能，所以才需要市场的规范，需要法律的约束，让不仁的行为付出代价，让不仁的愿望不能实现。富人们仁不仁，不仅是人心好不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社会健不健全的表现。如果一个社会到处都在嚷嚷着“为富不仁”，那么不仁的不仅是富人，还有这个社会本身。
劳心者的价植
十多年前，社会上流行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说法，谓之“脑体倒挂”。何谓“倒挂”？就是头和脚颠倒了，置人于倒悬，这当然不正常！脑袋在上，天经地义。
其实，即使是在倒挂的年代，真正的书香门第，或者稍微有点见识的人家，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荒废学业，他们还是宁肯让孩子在作文里写上“我的理想是长大了去造原子弹”，而不愿意看到他的理想仅仅是坐在街边上卖茶叶蛋。凭着一种直觉，他们知道什么是更高级的职业。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也没有想到20世纪末会来这么一场浩浩荡荡的知识经济。知识突然就值钱了，成了资本，那些一夜暴富的网络英雄们，那些专利在手的科学家们，还有专门出点子的，舞文弄墨的，帮人打官司的，各色人等，粉墨登场。收入高的人越来越多，行业虽然不同，却都披着知识的外衣，连舞台上唱歌的，球场上打球的，没有文凭都会被说成素质不高，从而使身价受到影响。受潮流影响，各色各样的老板们也从钱堆里探出个脑袋，呼吸几口知识的空气，不惜花大价钱去大学里搞个学位，生怕被当成了草莽英雄。
他们怕得有理，“草莽”从来都是成不了正果的。几千年前孔孟主张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智慧永远高于体力，要想在人生的竞技场上取得支配地位，你就必须是个“劳心者”。
劳心者少流汗，却并不意味着不辛苦，做一个劳心者是很多人的愿望，却不一定都能达到。这里面固然有天资方面的原因，认识也是个问题，就像哪怕在“脑体倒挂”的年代，真正有见识的人也不会放弃学习一样，对他们来说，读书更多是一种精神活动，其次才是谋生手段。学习成了一种习惯，一种性格中的天然成分，那种欲望是自然而然的，不需要更多的鞭策。
有些人家中虽然豪华装修，却找不到一个书柜，见不到一本书，甚至没有一份报纸杂志，阅读对他们来说是一件辛苦而生疏的事，也许在外力的强制下他会去学习，但压力一旦消失，他又和书本生疏起来。
一个人需要学习，首先因为他从学习中得到力量和乐趣，一切从实用目的出发去学习的人，都不可能持续下去，因为他缺少原动力。
一边牢骚满腹地打着麻将，一边却严厉训斥着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没有得到100分，这样的家庭是走不出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哪怕考出一个硕士博士，骨子里也常常和知识没有感情，一方面靠知识吃饭，一方面对知识嗤之以鼻。
当然，知识和财富并不能直接划等号，知识分子里也有很多百无一用的书呆子，但是比起没有知识的人来说，书呆子的出路还是要好一些，普遍地说，高学历者的收入比低学历者多得多。
只要你承认我们的时代是信息时代，是知识经济时代，你就会认同知识的经济价值。教育是最大的投资，穷人往往既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又没有受教育的热情，结果成了知识缺乏的人群。这不仅直接影响到生计，而且更是断绝了后路，断绝了发展的前途！
合理的按劳分配
在商品经济时代，不劳而获不仅是不光荣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之所以有权获得收入，是因为他为社会作出了贡献，社会才给了他回报。
有一位伟人说，一个人的价值大小，不是看他向社会索取多少，而是看他贡献多少。很多人就由此断定这个伟人的确伟大，因为他无私，只讲贡献。其实，圣人无私，所以成其私。伟人心无杂念，一意修行，终至功力深厚；仍无杂念，倾力奉献，最后成果卓著，他成了伟人！当然，荣誉有了，面包有了，一切都有了。
社会总是在进步的，这进步的成果每个人都在享受，20年前大家都看不上电视，现在大家都看上了。但是区别也出来了，有的人看大彩电，有的人看小黑白，有的人住花园别墅，有的人却不得不下岗。并不是谁想害谁，在商品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里，个人收入的水平虽然会随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而提高，但提高的速度不同，有的人提得快，有的人提得慢，提得慢的就成了穷人。
穷人之所以是穷人，原因很多。也许一场大病，就导致了一个家庭在经济上的一蹶不振，但这毕竟是少数；也许是自然环境的恶劣，使得一个人生下来就注定了和物质文明的距离，但这也是一种群体现象，不能解释个体的差距。在同样的环境中，为什么有的人穷，有的人却相对富一些呢？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差别不是高矮胖瘦，也不是单眼皮和双眼皮的问题，而是知识、性格和思想。性格和思想的成因比较复杂，也不是说变就变得了的，知识却可以通过学习得到。
知识的作用不仅仅是充实人生，知识直接是实用的，可以提高生产力。有知识的人和没知识的人，能做的事情不一样，做出来的结果也不同，生产能力不同，创造的价值不同，得到的收益当然不同。
一个人生产能力越强，工资就应该越高，这合情合理。而个人生产能力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他人力资本的存量，诸如受教育程度、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劳动技能等等。
尽管—个人生产出来的产品不可能全部返还给他，返多少？怎样返？这中间一折腾，难免会有漏洞，难免会有不公。但是不这样又能怎样呢？相比之下，以效率为标准的分配制度，让多创造的人多收益，不劳而获就困难了，巧取豪夺也不容易了，瓜分别人创造的财富也不正当了，公民都能从对教育和物力资本的投资上获取不断扩大的收入，社会也能因为他们的劳动而更好地发展。分配是个困难的事，能做到九全九美也不错了。
按劳分配并不是按你的劳动量来分配，“多劳”不是要让你累死，而是要你产出更多的价值，你劳动的能力越强，创造的价值越多，就越有可能获得高的收入。
多劳多得最根本的标准是质而不是量。穷人最根本的投资是自身能力的提高。
穷人害怕没饭碗
一位家长说，千辛万苦把孩子供上了大学，却发现根本找不到工作。不读大学也许还能找到一个，虽然是差一点的体力活，总还能有个饭碗，现在高不成低不就，连饭碗都没了。
是啊，读大学花光了家里的积蓄，读完大学却找不到工作，更糟糕的是，家长也有可能面临失业，一家人承担着怎样的压力？
有工作才有饭碗，工作是人最基本的权利。
我们也很强调劳动者的权利，诸如休息权、知情权、获得报酬权、人格尊严权，等等，但很多时候都是空谈。节假日你不加班有人加班，待遇你不满意有人满意，就这条件，爱干不干，有本事你自己走人，你这位置多的是人翘首以待！供求关系决定市场地位，老板他说得起硬话。
没有饭碗一切免谈，人在屋檐下，岂能不低头。还是将就吧。
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的文化也开始公然地媚钱、媚权。《致加西亚的信》《没有任何借口》这些超级畅销书都是谁买去了呢？是企业，是老板买去送给员工的，就是要让你老老实实工作，全心全意，任劳任怨，没有任何借口！
那么，员工的权利呢？员工的福利、待遇，员工的生存状态，老板又该负怎样的责任？面对劳动者疲软的购买力，出版界集体失语。
据统计，2004年中国城镇人口失业率已经达到7%，失业人口约1 400万；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约280万，就业率73%，约有76万大学毕业生没有工作。
没有工作也就意味着没有收入，意味着衣食无着。工作是一个人生存的基本条件，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但是我们却有1 400万人没有这个权利。
可怕的是，我们还有一种趋势，就是将责任都推卸到失业者本人身上，让他们自己去承担。我们的媒体总是强调失业者要自强不息，在歌颂那些靠着自己的力量奋斗成功的人时，同时也暗含着一种指责，似乎那些没有摆脱困境的人，要么是懒惰，要么是低能，总之，咎由自取。
缺乏同情的背后，往往是逃避责任。那些没有技术，没有资源，已经在竞争中败下阵来的人，固然需要我们的鼓励，需要把他重新推上战场，但他们更需要的是拉他一把，是全社会伸出援助之手。
机遇造就富人
机遇之于富人，就像蛋之于鸡。没有蛋就没有鸡，有了鸡又生出更多的蛋，如此循环下去，穷人变富人，富人变更富的人。
关键是抓住最先那个机遇。
富人的第一桶金都是辛酸的。而且往往带着偶然性。
中国现在已经有不少富人，他们回忆家史的时候，往往都把重点放在当年的刻苦奋斗上，让人以为那全是他个人的胜利。其实，一个富人的诞生，不仅是他个人智慧的结晶，还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哪怕你本身的能量相当于一个原子弹，但如果没有发射的条件，你就和一堆废铁差不多。机遇是很重要的，同样的做法，当年他能成功，现在你再做，可能就要不得了。
比如个体户，最初是个贬义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它基本上就是待业青年、劳改犯的代名词，是和主流社会格格不入的，听着硌耳，看着更扎眼。但偏偏就是这帮人，赶上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波，赶上了流通领域的市场化，他们就开始练摊，倒腾。倒服装，倒电器，把广州的东西运回内地来卖，就凭跑个差价，硬是发了，成了万元户。那时候公务员的月薪也就是一两百元，万元户是个什么概念！有了钱，也就有了地位，渐渐的，女人也愿意嫁了，丈母娘脸上也有光了，个体户也就不是个贬义词了。只不过除了有钱，确实也找不到更多可歌可颂的地方，所以始终没有成长为时代英雄。与其说他们抓住了机遇，还不如说机遇抓住了他们，但不管怎么说，抓住了，命运就变了，直到第二次浪潮袭来。
第二浪的层次显然更高，这是生产资料市场化的时期。上世纪80年代后期，“双轨制”是个财富关键词，由此而衍生出“批文”、“官倒”、“腐败”等热门字眼。生产资料不是小生意，也不是民间可以随意做的，比如钢铁、木材、土地，等等，在计划内计划外那么一倒腾，利润就不得了，但前提是一定要有背景。所以我估计，中国第二批富人，是和“勾兑”这种绝妙好词同时诞生的。在这一阶段，钱和权终于结婚，正大光明睡在了一起。勾兑就是撮合说媒的事，勾拢了，兑匀了，效果就有了。可以说，那时，不会勾兑就抓不住机遇，抓不住机遇就成不了富人。
但是，“双轨制”毕竟只是过渡时期的产物，“官倒”也民愤太大，所以这第二批富人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的很顺利地和第三浪接上了轨。
第三浪是在上世纪90年代，金融领域的市场化。因为有了股市，就有了上市公司，就有了原始股，有了上市资格的审批者，也有了股民、股评家和操盘手，大家都来分这一杯羹，共同富裕，共同繁荣。股市的神话是很多的，比如买了深发展原始股的老太太，比如身经百战发了财的杨百万。当然“百万”只是个尊称，谁都估计得到，杨百万的资产可能早就不止百万。在这个阶段，百万已经是个很普通的数字，“十万元才起步，百万元不算富，千万元还马虎”，至于万元户，基本上也就和穷人差不多了。时代在进步嘛，富人的标准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这都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了，股市的神话基本上都在那时产生，现在谁还泡在股市，还想一弯腰就抱上那么个巨大的西瓜，实在有点接近做梦。上世纪90年代末期进入股市的，已经机会很少，暴利不可能持续，过了那个村，就没有那家店了，这就叫机遇。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机遇，来自于知识与技术市场化，俗称知识经济，这已经是第四浪。这个时期的英雄是丁磊、张朝阳、王志东们。英雄迅速地诞生，又迅速地死亡，媒体上每天都能看到一夜暴富的故事，知本家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
至此，基本上各个阶层的人，上至满腹经纶的知识分子，下至两肋插刀的劳改释放犯，都在机遇面前经受了考验，没有抓住的，也可能就永久失去了，抓住了的能不能挺住，能不能坚持，仍然是个未知数。
富人，不管是怎么致富的，能有今天的局面就不简单。
很多人以为机遇是可以重复的，今天抓不住明天再来。其实，机遇往往就是惟一的、偶然的、失不再来的。
虽然事物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但是这波不等于那波，每一个时期经济运行的特点都不同，长江后浪推前浪，富人就是每一个浪尖上的舞者。
富人获益于自由
在自由市场上买东西，可以讨价还价，看起来是买了个便宜，但心里往往并不舒服，因为你不知道他的底价在哪里，总觉得也许还能更便宜。
事实上，你几乎总是能够发现，你买贵了。
所以每个人都尽量往低处还价，这样一来，卖主只有将价格报高——反正你要往下砍，他先涨起来再说。
那么吃亏的是谁呢？是老实人！你心软，你不懂行情，你不会讲价，你就吃亏。这样的市场准则，实际上是鼓励大家不老实，商人要尽量地夸大其词，买主则必须心明眼亮，伶牙俐齿。
自由市场看起来是自由的，自由挑选商品，自由协商价格，似乎很公平，但是这种公平，得到好处的只是精明强悍者，对老实人来说就是不公平。
市场经济是自由竞争的经济，也就是讨价还价的经济，那么谁最欢迎这种经济呢？是富人，不是穷人！
虽然，穷人也有出卖劳动获取工资的自由，但如果资本家利用有利条件压低工资也成了理所当然的自由，那穷人只能处于不利地位。穷人要吃饭，他只有劳力资本，他不出卖劳动是不可能的。
“个人拥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往往就是“资本家拥有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的同义语。只有竞争性的市场，一定会导致专制和垄断。绝对的自由只会走向自由的反面。
自由是一个美妙的词，但是自由也是一柄双刃剑，是有杀伤力的。各个领域都一样，越下层的人，自由对他越没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