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上帝实验室里的白老鼠，人性不过是进行中的一项试验。
——田纳西·威廉姆斯，《皇家大道》
（Tennessee Williams，Camino Real，1953）
斯坦福监狱实验一开始只想简单地证明综合环境变数将会对在模拟监狱中的囚犯与狱卒的行为造成一些影响。
在这尝试性的调查中，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检验特定的假设，而是希望评估存在于制度性环境中的种种外在因素，可
以压倒该环境中行动者的内在天性到何种程度，也就是好人与恶劣环境的斗争效果如何。
然而，经过时间的洗礼，实验真正的意义开始浮现，它强而有力地刻画出恶劣的系统与环境所产生的潜在毒害，
能够让好人们做出有违本性的病态行为。关于这项实验实施以来所引发的种种事件与效应，在此我已尝试忠实地重
新勾勒过一遍，并且淋漓尽致地揭示：一个平凡、正常且心智健全的年轻人屈从于行为发生背景中的内在社会力的
可能极限，或者说会被诱惑到什么程度，进入同样情境背景时，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我以及许多成年人和专业人士身
上。善恶之间的界限原本被认为是牢不可破，但我们却证明，这条线其实相当脆弱。
接下来应该要检视研究期间搜集到的其他证据了。许多量化的资料来源，都有助于我们更加了解在黑暗地下囚
室中曾经发生过的事。因此，我们必须运用所有可以取得的证据，设法发掘这项独特实验浮现的意涵，并且确定人
性的转变是如何受到权力有无所驱使。关于人类的本质，以及可能贬损或丰富人性的各种条件，都是这些意涵底下
所潜藏的重要信息。
小结：写于进一步深入前
如你所见，我们所设计的监狱环境具有心理学强制力，诱发许多实验参与者做出强烈、逼真的反应，而且经常
是病态性的反应。狱卒们在意识到囚犯造反事件出现时表现出的支配强度及反应速度，也让我们非常惊讶。正如道
格8612的案例所示，情境压力能如此迅速彻底地使这些大多数是正常、健康的年轻人屈服，这使我们相当吃惊。
当这些年轻人丧失了身份认同，持续服从于专制独裁的行为控制之下，并且被剥夺隐私权及睡眠之后，他们身
上出现了被动、依赖及忧郁症候群，这相当类似“习得的无助感”的心理反应。（“习得的无助感”是指由于一再
遭遇失败或惩罚，个人随经验学习到的消极屈从及沮丧感。特别当失败与惩罚是武断的，而不是偶发于行动者身上
时更容易产生。）
在我们的学生囚犯中，有一半人由于遭遇严重的情感及认知失调而必须提前释放，心理反应虽然出现短暂，在
当时却十分剧烈。留下来继续进行实验的人当中，大部分人逐渐变得只服从狱卒的命令而不再思考，他们慑于气焰
高涨的狱卒威权，而服从于他们一时兴起的各种不合理命令，举止变得死气沉沉，简直像“行尸走肉”。
“好狱卒”为数不多，勇敢面对狱卒支配控制的囚犯也同样稀少。正如克莱416的例子，他的英雄式消极抵抗
原本该得到支持和鼓励才对，却反而因为身为“麻烦制造者”而受到牢友骚扰。骚扰他的人采纳了狱卒们狭窄而偏
颇的观点，而不是针对克莱的绝食抗议形成自己的看法，将他的行为视为一条出路，从而发展出抗拒盲目服从于威
权的集体行动。
“中士”在绝大部分时候都是个模范生，但他偶尔也会抗命，拒绝对一位牢友骂脏话。杰里5486的表现突出，
因为他是最平衡的一名囚犯，然而他曾在个人自省中指出，他的生存之道只不过是尽量将关注点转移至内在，而不
再提供那么多帮助给原本可以从他的支持中获益的囚犯。
在实验开始之际，我们已针对一些面向进行前测，以确保手边受试者样本不至于偏离一般受教育大众的常态分
布。换言之，被随机指派担任“囚犯”角色的受试者，和被指派“狱卒”角色者，彼此之间可以互换取代。在这两
组人中，并不存在犯罪记录、情感或身体缺陷，乃至于知识或社会性劣势等，足以将囚犯和狱卒以及囚犯和社会中
其他人区分开来的典型差异。
基于随机指派以及比较性前测，我可以断言，这些年轻男性在进入监狱后陆陆续续从扮演的囚犯或狱卒角色出
现的病态行为，绝非一开始就存在。在实验一开始，这两组人之间没有任何差异；但是不到一个星期之后，他们却
已经没有任何相似点了。我们因此有个合理的结论，亦即这些病态行为是被诱发的，产生作用的则是在监狱模拟情
境中持续加诸他们身上的情境力量。此外，这个“情境”是由我所协助创造的背景“系统”所认可与维持，我的做
法首先是给予新手狱卒们心理上的定位取向，接着我和我的同僚们则协助后来逐渐发展出的政策及方法能顺利运转。
在狱卒和囚犯深陷于“大染缸”中，受到强烈渗透影响之前，每个人都可说是“白布一匹”，没有人一开始就
是坏的。染缸中的各种特质，包括角色、规则、规范、人物及地点的匿名性、去人性化的过程、服从命令的压力及
群体认同等许许多多特质的综合，都构成在这行为脉络中运作的情境力量。
从资料中，我们学到什么？
除了全天候直接观察囚犯和狱卒之间的行为互动及特殊事件之外，我们还做了一些资料补充，包括录像带记录
（大约12小时）、隐藏式录音记录（大约30小时）、问卷、自陈式个体差异人格测验以及许许多多访谈。在这些
测验中，有些已根据量化分析的需要加以编码，有些则和结果评估相关。
许多诠释上的难题在资料分析之后出现，我们的样本数相对而言过少，而且由于经费及人员短缺，以及策略性
的决定聚焦在能引发高度兴致的日常事件（例如报数，进餐，访客及假释听证会），因此我们只是选择性地记录，
并非全面性记录。除此之外，由于狱卒的轮班制度，在不同的值班时间以及班次轮替期间，狱卒与囚犯间出现动态
性的交互作用，这使我们无法确定日常的趋势。人们，群体以及时间效应之间互动复杂，这个明显事实更进一步混
淆了针对个人行为的量化资料分析。再者，传统的实验中，会有一个由可比较的自愿者组成的控制组，他们不需要
假扮成囚犯或是狱卒进行实验，只需在实验前后给予各种评估测验，但我们的实验并没有设计控制组。没有这么做
的原因是，我们将这实验视为现象说明，正如米尔格伦（Milgram）最初的服从威权实验，而不视为是欲建立因果
关系的一项实验。当初的构想是，如果我们能从开始的探索性调查研究中得到有趣的发现，就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
行实验组对控制组的比较实验。也因此，我们只有一个简单的独变项，也就是狱卒与囚犯相对地位的主要影响。
尽管如此，还是有某些清楚模式逐渐浮现，因而更详细阐释了我截至目前所做的定性说明。针对这个具有心理
学强制力的环境性质，以及受此环境要求测试的年轻人特质，这些发现提供了一些有意思的理解观点。有关这些评
估测验的计算分数以及它们在统计学上的意义，可从发表在《国际犯罪学及狱政管理学期刊》及网站
WWW．prisonexp．org的—篇科学文章中得到完整信息。
实验前的人格测验
研究开始前不久，我们曾对前来接受前测评估的实验参与者进行三种评量测验，以评估他们之中的个体差异。
这三种评量测验分别足测量威权性人格的F量表（F-scale of autoritarianism）。测量权术性人格的马基雅弗利
量表（Machiavellian Scale Of interpersonal manipulation strategies）以及孔雷人格量表（Comrey Personality
Scales）。
F量表，在测量是否墨守传统价值及对威权是否抱持顺从、不具批判力时，狱卒们的平均数是4.8，而囚犯们
的平均数则是4.4，两者间差异并无统计上的意义，这是在他们被分派为两种角色前所做的测量结果，但是将五个
全程参与实验的囚犯的F量表分数，和另外五个提前被释放的囚犯的分数相较时，我们有了一个大发现。全程忍受
斯坦福监狱实验威权环境的受试者，在因循性格（conventionality）及权威性人格方面的分数（平均数等于7．8）
高于提早释放的同胞（平均数等于3．2）两倍。我们将囚犯的F量丧分数由低至高以等级排列时，从分数与停留实
验小的天数两者之间，我们惊讶地发现了高度的相关性（相关系数等于0.9）。我们认为，可能是囚犯留下来的时
间越长，他会越有效地适应威权的监狱环境，因而增强他在僵固性、传统价值依附性，以及威权的接受度，以上这
些特质正描绘出我监狱情境的特性。相反地，无法良好处理情境压力的年轻人，却是F量表的特质分数上最低的一
群——有些人会说，这是他们的光荣。
马基雅弗利量表：正如这个量表的名称所示，其目的是评估一个人对于在人际互动中运用权谋来获得实际好处
的支持程度。在这个量表中，狱卒的平均数是7.7，囚犯的平均数则稍微高一些（8.8），两者之间并未发现显著差
异，也无法借此预测受试者停留在监狱中的时间。我们原本预期那些在操控他人特质上取得高分的人，他们的人际
技巧与在监狱情境中的日常互动会有关联，然而在我们认为对监狱情境适应情形最良好的囚犯里，有两个在马基雅
弗利量表中获得最高的分数，另外两个我们认为同样适应良好的囚犯得分却最低。
孔雷人格量表：这份自陈式报表由八个次量表组成，用来预测狱卒与囚犯间的性格变化。这些人格指标包括：
信赖、守秩序爱整洁、服从、活动力、稳定度、外向性，阳刚性及感同身受的能力。在这份评估中，狱卒和囚犯的
平均分数实际上可以互换取代，甚至没有一个分数接近统计的显著性。此外，在每一个次量表的评估中，群体的平
均数都落在孔雷曾报告指出的基准性男性母群体的第十四至第十六百分位数之间。这项发现支持了我们的主张：这
两个不同群体的学生拥有“正常”、“普通”的人格。克雷格·黑尼及科特·班克斯在进行学生自愿者样本的事前
筛选时，确实做到以“普通人”为挑选样本的标准。除此之外，在扮演狱卒角色及扮演囚犯角色的两群人间，也找
不到预先存在的性情倾向能区分这两者。
然而，在提前释放的人以及撑完这整场灾难的囚犯间，我们倒是找到一些虽不具显著意义，但仍十分有意思的
差异。我们发现后者在“服从”（接受社会现实）、“外向性”及“感同身受的能力”（助人、问情、慷慨）方面
的分数，都高于因表现出极端压力反应而不得不提前释放的人。
如果针对表现上偏离群体平均值（1.5个标准差以及以上）的个别狱卒及囚犯检视他们的分数，有些令人好奇
的模式就出现了。
首先，让我们先看看表现特殊囚犯的一些人格特质。在我的印象中，杰里5486非常沉着稳健，而这个印象也
得到证据支持，他在“稳定度”上的分数的确高于其他囚犯，但在其他分数上则非常接近母体基准。当他的行为偏
离轨道时，他总是有正向的表现。他在“阳刚性”（不容易掉泪、对罗曼史不感兴趣）的分数也是最高。斯图尔特
819把自己的囚室搞得像垃圾堆，使得必须收拾他留下烂摊子的牢友心情糟透了，他在“守秩序爱整沽”（一个人
行事小心及重视整齐清洁的程度）的项目则得到最低分。尽管行为跟规则完全背道而驰，他一点也不在意。猜猜看
谁在“活动力”（喜爱体力活动、辛苦劳动及运动）的评估项目上得到最高分？没错，就是“中士”2093。“信赖”
的定义是相信他人基本上是诚实而善意的，克莱416在这方面拔得头筹。最后，从囚犯档案中，你认为哪—位的“服
从”（相信执法、接受社会现实、对他人的不服从不满）分数可能最高？哪一位对克莱416抗命狱卒的行为反应最
强烈？除了我们年轻的小帅哥修比7258之外还会有谁！
在狱卒中，只有少数个人档案出现非典型的分数，他们的分数相较于其他问侪显得十分反常，令人感到相当好
奇。我们先看看“好狱卒”约翰·兰德里，他在“感问身受的能力”项目上得到最高分，而不是他的弟弟。狱卒瓦
尼施在“感问身受的能力”和“信赖”项目上都是最低分，却最关心秩序与整洁。在狱卒中，他也是马基雅弗利量
表分数最高的一位，把这两个指标放在一起比较，正足以说明他在整个研究中以冷静态度表现出有效率、机械式且
疏离的行为。
尽管这些发现指出人格测验的确可以预测某些个别案例的行为差异，我们仍然必须小心谨慎，在了解进入一个
新环境（如我们的监狱）中的个体行为模式时，不可过度概化，跌人以偏概全的陷阱。举个例子，根据我们所进行
过的所有测验，在所有囚犯中，杰里5486的表现可说是“超乎寻常”。然而，仅次于杰里5486、在人格报表分数
上可给予“极为正常”评价的却是道格8612。他对于演戏的病态说明，以及后来变得很“疯狂”的行为表现，都很
难从他实验前“极度正常”的状态中预测到。此外，在四个最恶毒的狱卒和其他没那么滥权的狱卒之间，我们也找
不出任何可看出他们之后差异的人格前兆。没有一个单一人格倾向能够解释这些极端的行为变化。
假如我们现在来看看最恶毒、最残酷成性的两个狱卒：赫尔曼和阿内特的人格分数，可以看到他们俩在所有人
格面向上的表现都一般而平均，只有一项除外。使他们出现歧异性的是“阳刚性”。直觉反应的人格理论家或许会
想当然地认为赫尔曼——我们这位无法无天的“约翰·韦恩”一定阳刚到了顶点，并且以此为他辩护。事实正好相
反；他在阳刚性的分数低于所有其他狱卒，甚至也低于所有囚犯。对照之下，阿内特的阳刚性却胜于所有狱卒。心
理动力学取向的分析者或许会十分肯定地以为，赫尔曼冷酷、支配性的行为，以及他所发明的恐同运动，是为了对
抗他不具阳刚气质、可能有潜在同性恋倾向的人格特质，从而激发出的反应。尽管如此，在我们继续陶醉于这些分
析性花腔之前，我得赶紧补充，在接下来35年的岁月中，这名年轻人始终维持着循规蹈矩的生活，是个称职且正
常的丈夫、父亲、生意人、热心公益的国民，这些是对他唯一适当的形容。
情绪形容词自陈表
我们要求每个学生都得完成一份检核表，从表中选出最适合形容他们当下心境的形容词，这样的评估在研究期
间曾进行过两次，在减压解说会后又立即进行了一次。我们将情绪形容词加以结合，使负面情绪形容词与正面情绪
形容词相抗，并且将描绘活跃与被动的形容词分开。从所见到囚犯状态，我们可以精准预料到结果，正如所料，囚
犯表示感受到负面情绪的次数是正面情绪的三倍之多，总体而言的负面性远较狱卒为高。而狱卒们表示感受到负面
情绪者，仅稍微多于正面情绪者。这两个群体间还有另一项有趣的差异：囚犯的情绪状态表现出较大的浮动性。研
究进行期间，他们在情绪上的变化程度是狱卒的两到三倍，后者表现出相对稳定性。在活跃和被动的面向上，囚犯
们的分数往往高一倍，这表示他们内在的“骚动不安”也两倍于狱卒。尽管监狱经验在于狱卒和囚犯身上都造成负
面的情绪影响，对囚犯所造成的反效果却更深刻，并且更不稳定。
比较留到最后的囚犯和提早释放的人，中断实验者的情绪确实有更多负面特质：沮丧、不快乐。当第三次要求
受试者完成情绪量表时，就在我们告诉实验对象研究必须中断之后（提前被释放的实验对象也返回参加了减压解说
会），正面情绪方面立刻明显出现了变化。所有“前任囚犯们”选择的自我描述形容词表示，他们的情绪远较之前
正面，不再是那么负面了——负面性的强度从一开始的15.0掉到了5.0的低点，而正面性则从开始的6.0低点攀
升至17.0。此外，相较之前，他们也觉得自己不那么地消极被动。
总体而言，在情绪次量表中，提前释放的囚犯以及撑过六天实验的人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差异。我非常高兴能
够报告这个至关重要的结沦；在研究结束时，两个群体的学生都已经回到实验前正常情绪反应的基线了。回归正常
的反应似乎说明了，当扮演不寻常角色时，学生所经历到的沮丧及压力反应的“情境特殊性”。
这项最后的发现可以有几种诠释方式。监狱经验的情绪影响是短暂的，因为一旦研究中断，受折磨的囚犯们很
快就跳回正常的情绪基态。这也说明了我们精挑细选出的实验参与者的“正常性”，这种恢复能力也证明了他们的
弹性。无论如何，囚犯们的全面性情绪振奋反应虽然一样，来源却可能大不相同。留到最后的人知道自己熬过了这
些苦难并重获自由，因此感到相当振奋。被提前释放的人虽已不再承受情感上的压力，在远离负面的情境后，他们
已经将情绪重新调整。他们原本因为提前离开而留下同侪们继续受苦而感受到罪恶感，当他们看见牢友们被释放后，
罪恶感的担子终于卸下，于是深感欣慰，或许某些新的正面情绪反应也可以这么归因。
尽管有些狱卒表示希望研究如计划预定继续进行一个星期，但就狱卒群体而言，他们乐见研究提前中止。他们
的正面情绪平均数升高超过两倍（从4.0跳到10.2），原已较低的负面情绪分数（6.0）则降至更低（2.0）。因此，
尽管他们的角色是在监狱情境中创造出恐怖状态，但作为一个群体，狱卒们同样也因研究中止而重新恢复了情绪的
冷静与平衡。这种情绪重新调适的状态并不意味这些年轻人中有些人已经不再被他们的所作所为困扰，也不再因为
无能阻止虐待行为发生而感到不安，我们稍早已经在他们的后测反应及回顾性日记中注意到这些反应。
录像带分析
研究期间，我们曾针对囚犯一狱卒互动进行录像，在录像带中可辨识出共25个相对不连续的事件。针对每个
事件或插曲，区分出10个行为（或言语）类别，当类别性言语或行为出现时加以计分。两位未曾参与此项研究的
计分员，以独立作业的方式为影带计分，他们之间意见一致的程度令人满意。这些类别包括：提问，下指令，提供
信息，个人化对待（using individuating reference）（正面），去个人化对待（负面）、威胁、抗拒、助人行
为，（为某些目的而）使用工具，挑衅行为。
正如下页图表所概括显示的，总体而言，狱卒与囚犯间的互动以负面、敌意居多。大多数时候，独断独行是狱
卒的特权，一般来说，囚犯只能采取相对被动的姿态。在我们记录到的各种情况中，狱卒呈现的最大特征是下列反
应：下指令、羞辱囚犯，将囚犯去个性化，对他们表现出侵略性、威胁，以及使用工具对付他们。
一开始时囚犯还会反抗狱卒，尤其是在研究开始的几天，以及后采克莱416用绝食抗议。囚犯们倾向以正面的
个性化方式对待其他人，询问对方问题，提供信息，而且很少对别人表现负面行为，后者在占支配地位的狱卒身上
后来变得很常见。不过这些都只发生在研究开始的头几大而已。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意味着在六天的研究中，我们
观察到最罕见的两个行为是个性化对待及互相帮助。我们只记录到一次助人事件，这个人类关怀同类的单一事件发
生于囚犯之间。
这些记录也以量化的角度强调了我们在研究期间的观察心得：狱卒们逐步扩大对囚犯们的骚扰行为。如果我们
将最初的两个囚犯一狱卒互动事件与最后的两个事件比较，会发现在同样的时间单位内，一开始并未出现任何去个
性化对待，但在最后的事件中，却记录到这类行为出现的平均数高达5.4次。同样地，开始时狱卒们鲜少出言贬抑
羞辱，平均记录为0.3次，但在同样时间内，他们在最后一天却平均做出5.7次的贬抑行为。
根据对录像带资料的时间分析发现，随着时间过去，囚犯们渐渐不做事了。各个行为领域的计分都随着时间进
展而普遍下降。他们不再有什么开创作为，只是随着日与夜麻木不变的交替而越来越被动。
录像带分析也发现，相较于其他两个班次，有“约翰·韦恩”轮夜班的时候，囚犯最难挨。在这残酷的班次中，
狱卒们的行为明显有别于前后交接的两个班次，他们下达更多指令（在标准化时间单位内，个别而言是平均9.3次
相对于平均4.0次），对囚犯口出恶言的次数超过其他时候的两倍（个别而言是平均5．2次相对于2.3次），也
比其他班次的狱卒更常以侵略性方式惩罚囚犯。而我们在阿内特当班时观察到较隐约细腻的语言侵犯，并未显现在
这些分析中。
录音带分析
有时候我们会使用隐藏式麦克风来录音记录，录音内容包括由我们一位工作人员访谈囚犯及狱卒，以及囚犯们
在囚室中的对话。我们以分类方式记录此种言语活动的一般性质，一共分为九个类别。同样地，录音带也由两位独
立裁判进行分类，所得到的结果十分具有可信度。
九个分类当中，除了提问，提供信息、提出要求和下达命令之外，其他都是和评论有关的类别，包括正面／负
面看法，正面／负面评价，个性化对待／去个性化对待，继续研究的意愿或者希望中断，以及希望在未来以正面或
负面的方式行动。
我们十分惊讶地发现，狱卒们几乎和大多数囚犯有相同程度的负面看法及负面的自我评价。事实上，“好狱卒”
乔夫·兰德里对自我的负面评价比任何囚犯都还多，负面情绪在所有人当中也最普遍，只有一位实验参与者的负面
情绪比他更严重，就是道格8612。从我们与囚犯的访谈中，可以归纳出一个特色，即囚犯在情绪表达以及自我评价
及行为意图（主要是意图表现侵略性，并且对自身处境的看法倾向负面悲观），都普遍有负面反应。
这些访谈显示，在留下来进行实验的囚犯及被提前释放的囚犯身上，实验对情绪影响出现了清楚的差异。对照
留下来的和被释放的两群人（根据每个访谈中的表现），比较他们在负面看法的表达，负面情绪、负面自尊感及意
图表现侵略性的平均数。结果发现，被提早释放的囚犯的期望更加负面，并较常表现出负面情绪、负面自尊感，在
意图表现侵略性次数方面，则多于坚持留下的牢友四倍。
当囚犯们暂时不必列队答数、无须卑躬屈膝听人差遣，或无须参与公众事物时，窃听囚室中的私人对话，可让
我们了解囚犯在私底下的交谈内容。请记住，一开始时，分配在同一囚室的三个室友们彼此完全陌生。只有当他们
回到隔离的囚室时，他们才开始互相认识，因为在公共活动时间时，任何“闲聊”都不被允许。由于囚犯们同处于
封闭的环境中，并且预期接下来将有两个礼拜的互动，因此我们认为，他们将会寻找共通点以联系彼此。我们预期
听到他们聊彼此的大学生活、主修的课程、职业、女朋友、喜欢的球队、音乐偏好、嗜好、实验结束后打算在剩下
的暑假中做些什么事，也可能会聊到要怎么花掉即将到手的报酬。
完全不是这样！所有这些预期几乎都落空了。在我们所录到的囚犯对话中，有整整九成都跟监狱主题相关。只
有一成的谈话焦点落在个人的或生平经历介绍。囚犯们最关心的事情是食物、狱卒的骚扰，他们希望能够开个会让
大家发发牢骚，并构想脱逃计划，他们也关心其他囚室囚犯及一些孤僻囚犯们的行为表现。
当他们有机会暂时远离狱卒的骚扰以及无聊沉闷的照表操课，有机会借助社会互动而暂时超越及抛开囚犯角色、
建立自己的人格认同时，他们却没有这么做。囚犯角色支配了个别人物的所有表达。监狱情境支配了他们的看法及
所关心的事物，可说是迫使他们进入一种延伸现在的时间定位。无论自我是处于被监视或者暂时获得喘息的状态，
都无关紧要。
囚犯们并不分享他们对过去和未来的期望，因此，每一位囚犯对其他囚犯的唯一了解，都以观察当下行为表现
为基础。我们知道的是，囚犯们在服刑期间以及从事其他差役时，眼中看到的通常只会是彼此的负面形象。但这个
负面形象却是他们在同侪眼中建立自己的性格印象时，唯一的凭借基础。由于他们只关注于当前情境，囚犯们也因
此助长了一种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更强化了他们的负面经验。因为一般而言，当人们面临恶劣处境时，会试图
以时间观点将情境区隔化，于是他们可以借着缅怀过去来自我安慰，并借此想象一个更好的、不一样的未来。
这种囚犯自我加诸的心理状态，甚至会造成更大的伤害：囚犯们开始采纳甚至完全接受狱卒针对他们制造的负
面形象。在所有囚犯私下互动的回报中，有一半都可归类为不具支持性质及不具合作性质的互动。更糟的是，当囚
犯们评价相同遭遇的牢友，或向他们表达关心时，85％的几率不是赞赏或鼓励，有时甚至是不以为然！以下数据在
统计上有重要意义：谈话焦点较着重于监狱议题而不是非监狱议题，偶然发生率只有1％；谈话焦点集中在牢友的
负面特质与集中于正面或中立特质相对时，偶然发生率只有5％。这意味着，这类行为效应是“真实存在”，不该
归因于囚室里私下的随机谈话。
囚犯们经由这些方式逐渐内化监狱中的压迫，于是，看着同伴被羞辱、像绵羊一样驯服，或者是做着不用大脑
的下贱工作，就是同伴印象形成的主要方式。既然对其他人没有任何尊敬之意，又如何能在监狱里拥有自尊？最后
这项未预期的发现，提醒我想起“认同加害者”的现象。心理学家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用这个词来描述纳粹集中营
中的囚犯是如何内化他们的压迫者本身的权力（首次运用这个词的人为安娜·弗洛伊德）。贝特尔海姆观察到，某
些囚犯的行为表现就像他们的纳粹狱卒，他们不只虐待其他囚犯，甚至穿上被丢弃的纳粹党卫军制服。这些受害者
不顾一切地希望在充满敌意、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幸存下来，他们只意识得到侵略者的需求，而不是去反抗；他们拥
抱了侵略者的形象，然后变成侵略者的样子。在有权的狱卒及无权的囚犯之间存在着惊人的权力差距，然而这差距
却被这类心理操练极小化了。人变成与敌人共存——在自己内心。这种自我欺骗可以避免对自身处境的现实评价，
抑制斗争行动、对抗策略或是造反，而且不容许对自己的受难同胞有任何同情。
生命是自欺欺人的骗术，要骗得天衣无缝，就必须习惯成自然，一路骗到底。
——威廉·黑兹利特《论迂腐》，载《圆桌对论》
（William Hazlitt，“On Pedantry”，The Round Table，1817）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教训和信息
叙述完扮演囚犯及狱卒角色的年轻人个人特质和特殊行为反应后，现在要思考这项研究提出的广泛概念性议题，
及其教训、意义和所要传达的信息。
科学实验的优点
从某个角度面言，社会学者，犯罪学者以及来自囚犯的叙述都曾为我们揭露监狱生活的邪恶面，而斯坦福监狱
实验并没有让我们对监狱产生任何新看法。监狱是个野蛮的国度，能够激发人类天性中极恶的一面。监狱是暴力及
犯罪的温床，在这方面的贡献远胜于它促进的建设性改造。60％或更高的再犯率说明了一件事：监狱已成为刑事重
罪要犯的旋转门。我们已经了解到，作为社会的犯罪控制工具，监狱是彻底失败的社会实验，除了这件事之外，斯
坦福监狱实验到底还能让我们知道些什么？我认为答案就存在于这个实验的基本规则中。
在真正的监狱里，监狱情境以及居住其中的人们的缺陷无可避免地交织，混淆在一起。我回忆起我和帕洛阿尔
托市警察局警官的第一次谈话，当时我向他解释我为何不去观察地方监狱，而选择进行这样的研究。我设计这项实
验的目的是为了评估一个模拟的监狱情境，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包括狱卒及囚犯——造成的影响。透过种种实
验控制，我们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尝试并得到结论，而这是在真实世界中不可能办到的．
首先是系统性的选择步骤，确保了每个进入我们监狱的人都尽可能是正常、普通、建康的人，他们不曾有反社
会行为、犯罪或是暴力记录。此外，由于实验参与者都是校园里的学生，相较于教育程度较低的同年龄人，他们的
智能都在平均水平之上，较不具偏见，对自己未来也有较高的信心．再者，由于实验研究的关键——随机分配——
不管这些好人们原先的意愿是否倾向哪一方，他们的角色都由随机分配，一切纯属机运。进—步的实验控制还包括
了系统性观察、不同形式的证据搜集以及统计资料分析，这些都被用来裁定在研究设计的参数中，受试者经历事件
所受的影响。斯坦福监狱实验基本规则就是让人摆脱地域限制，让天性摆脱情境、让白布脱离染缸。
然而我必须承认，所有的研究都是“人为的”，是真实世界相似物的模拟。尽管如此，不论是斯坦福监狱实验
或者是我们即将在之后篇章中读到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姑且不论经过控制的实验研究的人为性质，当这类研究以敏
锐的手法尽力捕捉“世俗实在”（mundane realism）的基础本质，其研究结果就有相当的概化能力。”
就许多明确的性质而论，我们的监狱显然不是“真正的监狱”，但就我认为是“监狱经验”核心的“囚禁经验”
的心理特质而言，这项实验的确是把握到了。当然了，从实验中推导出的任何研究发现都必须提出两个问题，首先
是“比较对象为何？”下一个则是“外部效度”（external validity）为何？——这个实验能不能有助于说明与
之平行的真实世界？这类研究的价值在于它有能力阐明潜在过程，确认因果次序，并建立起能传递所观察到之作用
（observed effect）变项。除此之外，当统计的意义不能被视为偶然存在的关联而排除不论时，实验也能建立出
因果关系。
几十年前，社会心理学的理论研究先驱库尔特·莱温（kurt Lewin）曾经主张建立实验社会心理学的科学。莱
温坚持，从真实世界中提炼出有意义的议题，无论在概念上或实作上都是可行，而这些议题也能在实验室中检测。
他认为只要研究经过悉心设计，并且谨慎执行自变项（作为行为预测项的先行因素）的操作，就有可能建立确定的
因果关系，而这是田野或观察研究所无法做到的。尽管如此，莱温还更进一步主张运用这类知识去影响社会变迁，
主张运用在研究基础上得到的证据，去了解并尝试改变及改善社会及人类的功能。而我必须试着追随他启示的方向。
狱卒的权力变化
在使一个人的意志屈服时品尝到的权力滋味，远胜于赢得他的心。
——埃里克·霍弗，《心灵的激情状态》
我们有些志愿者被随机指定扮演狱卒角色后，很快便开始滥用新取得的权力，他们残酷成性，日夜无休地贬低、
鄙视、伤害“囚犯”。他们的行动符合我在第一章中对邪恶的心理学定义。其他狱卒虽然并未特别有虐待倾向，但
是显得冷酷、苛求，对于受难同袍们的处境极少流露出同情。只有少数狱卒可被归类为“好狱卒”，他们抗拒了权
力的诱惑，而且有时候能为囚犯的处境着想，多少为他们做点事，比方说赏个苹果或塞根香烟给人之类。
尽管在制造恐惧和复杂性程度上，斯坦福监狱实验和纳粹集中营系统间有着极大差距，但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
中的纳粹党卫军医生和我们的斯坦福监狱实验狱卒间还是有个有趣的相似性。纳粹党卫军医生和实验中的狱卒一样，
也可以分成三种群体。根据利夫顿于《纳粹医生》的描述，“爱国者热切地参与处决过程，甚至为了杀人而自愿‘加
班’；有些人则多少可说是按照条理工作，只做觉得自己该做的事；剩下的人则是不情不愿。”
在我们的研究中，勉强扮演自己角色的好狱卒意味着“不作为即善”（goodness by default）。与其他值班
同伴的恶魔行为相较之下，给囚犯们施点小恩小惠。正如先前提到的，他们之间没有人曾介入阻止“坏狱卒”们虐
囚；也没有人跟工作人员抱怨、迟到早退或是拒绝在紧急情况下加班，甚至没有人为了必须做这些讨厌的工作而要
求加斑费。他们只是“不作为之恶综合征”（Evil of lnaction Syndrome）的一分子，这部分将会在后面篇章中
完整讨论。
我们回想最好的狱卒乔夫·兰德里，他和最坏的狱卒赫尔曼一起轮小夜班，但他从来不曾尝试让赫尔曼“冷静
下来”，或是试着提醒他“这不过是个实验”，这些孩子只是在扮演囚犯的角色，没必要让他们受这么多苦。乔夫
只是默默承受痛苦——跟囚犯们一起受苦。如果他的良知能够激励他做些有建设性的行动，那么这位好狱卒也许可
以发挥相当的影响力，改善在他值班期间日益升高的虐囚现象。
从我在许多大学中的多年教学经验，我发现大多数学生并不关心权力的议题，因为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中拥有许
多资源，可以凭借才智和辛勤工作来达成自己的目标。只有当人拥有许多权力而且想要继续享受权力，或是没什么
权力却又想要更多的时候，权力议题才会受关注。然而权力之所以成为许多人的目标，主因是享有权力的人可以任
意支配资源。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经这样描述权力的诱惑：“权力是春药”。权力的诱惑吸引着年轻貌美的女性
投向又老又丑的权威人士的怀抱。
囚犯的病理分析
哪里违背意志，哪里就是人的监狱。
——爱比克泰德，《谈话录》（Epictetus，Discourses，2th century）
研究一开始时，我们比较关注扮演囚犯角色者如何适应无权无势的全新地位，而不是那么关心狱卒的适应问题。
当时我刚花了一整个暑假
时间沉浸在我在斯坦福大学与人共同执教的监禁心理学，所以已经准备好要站在他们那一边了。卡罗·普雷斯
科特刚跟我们说了一堆狱卒手下发生的虐待和堕落故事。从曾经是阶下囚的人口中，我们也听说了囚犯性虐待其他
囚犯及帮派斗争等恐怖的亲身经历。所以克雷格、科特和我早就私下倒向囚犯那边，暗自希望他们能够撑过狱卒施
加的各种压力，尽管他们被迫戴上外在的劣势标签，仍然希望他们能维持人性的尊严。我甚至想象自己会是电影《铁
窗喋血》里保罗·纽曼那一类能以智慧方式进行反抗的囚犯，从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他碰上的狱卒。“
当囚犯叛变以出人意料的速度发生时，我们感到相当欣慰；他们抗议狱卒指派给他们的奴役差使根本是找麻烦，
也质疑任意武断的执法以及让人筋疲力尽的频繁列队报数。当初我们通过报纸广告招募他们来参加所谓“监狱生活
研究”，但现在他们对这研究的期待已经完全破灭了。他们原本以为只是做几个小时的低贱差事，其余时间可以读
书、玩乐、认识新朋友。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一开始规划中要求的——至少在囚犯们开始造反而狱卒们掌握大势之
前是这样。我们甚至还打算要办几场电影之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