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斯科特”这样的名字，然后自称警察。他会告诉这家餐馆的副经理，他们餐馆的雇员中有个小偷，因此需要他
紧急配合调查。在对话中，这名男子会坚持被称为“警官”。犯罪者早已搜集了该餐馆作业方式的内部情报和只有
工作人员才会知道的细节，知道如何用技巧性的引导发问来套取想要的信息，就像是舞台表演的魔术师或是擅长“误
心术”的人一样，是个高超的骗子。
“斯科特”警官最后会从餐馆副经理口中套取一名年轻有魅力的女性新员工的名字，他声称她偷了店里的东西，
赃物现在正在她身上。骗子要求副经理，希望在他或他的下属来接她前，先把这名女雇员单独关在后面的房间里。
这名女雇员于是被扣留下来，“警察先生”会用电话跟她对话，然后给她几个选择，要不就答应马上由其他员工原
地搜身，要不就是被带到警察局由警察搜身。女雇员毫无例外地会倾向选择当场搜身，因为她知道自己是清白的，
没有什么好隐藏。电话中的人接着会指示餐馆副经理对女员工进行裸检，连肛门和阴道都不放过，以查明她是否偷
窃金钱或藏匿禁药。来电的骗徒会坚持餐馆副经理仔细描述过程，同时监视摄影机也会全程拍下。对无辜的年轻女
雇员而言，这只是噩梦的开始，但对电话中的窥淫狂而言，却充满了性及权力享受的刺激感。
我曾担任其中一次骗局的专家证人，一位吓坏的十八岁高中女生被刚才我所描述的剧本骗得团团转，配合做出
了一系列难堪且充满性贬抑意味的行为。这名一丝不挂的女学生被迫做出跳上跳下及转圈动作。电话里的骗子叫餐
馆副经理找来年纪较大的男性员工负责限制受害人行动，而副经理则回去工作岗位。接下来的情节变得越来越不堪，
原以为男员工只是负责在警察前往餐馆的途中把女员工留住，谁知道诈骗者竟叫女学生自慰和帮这名男员工口交。
在等待警察前来的过程中，这些性活动持续丁数小时之久，而警察最后当然没来。
这个诡异的不在场权威人士诱使许多人在当时情境下做出违背店规甚至想必是违背自身道德伦理原则的事，而
以性行为方式猥亵、羞辱一位诚实、信仰虔诚的年轻女孩。最后，那位店员被开除了，一些人则被判刑，店家挨告，
受害人则陷入极端痛苦中，而犯下这桩案件及其他类似骗局的加害者（一个前任狱警）则被绳之以法。
一般人在得知这桩骗局时会出现一个合理的反应，也就是把焦点放在受害人和袭击者的性格上，认为他们可能
是天真、无知、好骗或者是行径诡异。然而当我们发现，这个骗局竟然已经在32个州的68家快餐馆中得逞，受害
范围涉及六个不同连锁餐馆，诈骗对象包括全美许多餐馆的副经理，而受害人男女皆有，那么我们就不应一味责怪
受害人，而必须转移焦点，确认出在这样的故事情节中是什么样的情境力量在作祟，我们绝不应该低估“权威人士”
的力量可以使人服从到什么程度、做出什么难以想象的事。
唐纳·萨默斯（Donna Summers）是肯塔基州华圣顿山一家麦当劳的副经理，他因参与这桩权威人士电话诈骗
案而被公司开除，他的话说明了本书中不断谈到的情境力量，“当知道这件事时你会说，如果是我才不会这样做，
可是除非你那时候身在其中，否则怎么会知道自己会怎么做，这是重点。”
加拿大籍社会学者埃斯特尔·赖特（Ester Reiter）在《快餐业幕后》（Making Fast Food：From the Frying
Pan into the Fryer）——书中做出一个结论，对权威的服从乃是快餐业员：工址被重视的特质，她在最近一次访
谈中说道，“快餐生产线的流程以蓄意的方式夺走了员工的思想和自主判断力。员工成了机器的附属品。”而退休
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殊情报员丹·贾布隆斯基曾担任私家侦探，针对这类骗局进行调查，他说，“我们可以跷着二
郎腿评论这些人的是非，说他们都是些大傻瓜。但他们的训练不鼓励他们运用常识判断，他们脑袋里唯—能想的只
有：‘先生小姐，请问您要点几号餐？’”
纳粹种族大屠杀可能发生在你身边？
我们曾提到，米尔格伦此研究计划的动机是希望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善良的”德国人涉及屠杀数百万犹太
人的野蛮行为。米尔格伦不是去找出德国民族性中的性格因素来解释种族灭绝的邪恶犯行，而是相信情境特质才是
里面的关键因素——服从权威是启动肆无忌惮谋杀行为的装置。研究完成后，米尔格伦从他的科学结沦导出一个戏
剧性预测，针对阴险的服从力量是否会让美国平民变成纳粹死亡集中营里的共犯，他说：“如果死亡集中营的系统
设在美国，就像我们在德国纳粹看到的一样，在任何—个不大不小的乡镇里都可以找到足够的人来担任集中营的工
作人员。”
针对纳粹与自愿参与对抗“国家公敌”的平民百姓的关联，有五个不同的极佳研究有助我们思考。前两个是由
富有创造力的老师和高中及小学生在教室中实地演出。第三个是由我以前的一个研究生进行，他认为只要有某个权
威人士提供做这件事的足够理由，美国大学生绝对会为种族屠杀的“最终解决方案”签字背书。最后两个则是直接
以纳粹党卫军以及德国警察为对象进行的研究。
在美国教室里制造纳粹分子
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的一所高中世界历史课堂上的学生就跟我们一样，无法理解泯灭人性的纳粹大屠杀是如
何发生的。这样一个充满种族主义色彩的政治社会运动是如何热烈展开，而这些平民百姓又是如何无知或无视于他
们对犹太人造成的苦难？针对这些困惑，他们深具创意和启发力的老师罗恩·琼斯（Ron Jones）决定改变教学方
式，以便让这些不相信的学生能够学习到这段历史的真正意涵。于是他抛弃了平常的训导式教学法，采取了实验性
的学习模式。
他一开始就告诉班上学生，他们将要在接下来一个礼拜模拟德国的种族屠杀历史经验。尽管已经有了事前警告，
接下来五天在角色扮演“实验”中所发生的事，还是给学生上了严肃的一课，这些事也震撼了他们的老师，更不用
说是校长和学生家长。这些学生们创造了一个教条及高压控制的中央极权体制，与希特勒纳粹政权的形态非常相似，
使得模拟与真实几乎难以分辨。
首先，琼斯建立了严格的课堂规矩，学生只能服从不能有质疑。针对任何问题，学生必须恭敬地起立回答，最
多只能用三个字，而且还必须先尊称“琼斯大人”才行。这些武断独裁的规定竟没有任何人反对，于是课堂气氛改
变了。口才较好、较聪明的学生很快失去了他们的地位声望，而口才较差、行为较武断的学生则开始得势。这个教
室里发生的运动被他们称为“第三波”，他们设计一些用来致敬的口号，只要一声令下就必须齐声喊出，而且每天
推陈出新，例如“有纪律才有力量”、“合群才有力量”、“行动才有力量”以及“自傲才有力量”等，只要实验
继续，口号永远不缺。他们也创造了用来辨识圈内人的秘密握手方式，任何批评都会被当成“背叛”呈报给组织。
除了口头喊喊标语之外，他们还从事各类行动，如制作横幅悬挂在学校里、招募新成员、教导其他学生应该要有的
坐姿等。
由20位上历史课学生起头的核心团体，迅速扩张成拥有百位热心的“第三波行动者”团体。接着连指定作业
的权力都被学生接管，他们发放特殊的会员卡，这群新的权威核心团体甚至把最聪明的同学从教室里叫出去，然后
兴高采烈地虐待。
琼斯接着向他的追随者透露了一个秘密，他说他们是一个全国性运动的一分子，运动的目的是要发掘愿意为政
治变革而战斗的学生。他说他们是“一群被挑选出来协助实现这项宗旨的年轻人”。而一位总统候选人即将莅临隔
天进行的集会活动，他会在电视上宣布成立新的“第三波青年行动方案”。于是有超过两百名学生挤满了丘伯里中
学（Cubberly High School）的大礼堂，热切期待这项方案的宣布。这些兴奋的第三波行动成员穿着白色的制服衬
衫，佩戴着亲手缝制的臂章，在会堂周围挂上他们的横幅标语。而体格健壮的学生们则站在门边充当保镖，冒充成
记者和摄影师的琼斯友人则在这群“真正的信徒”中来回传递消息。电视打开了，每个人都屏息等待他们的下一位
呆头鹅领导人步向台前宣布这项重大消息，他们一直等着。然后他们高喊口号“有纪律才有力量”。
然而琼斯却放了一段纽伦堡大审判的影片，纳粹第三帝国的历史仿佛幽灵似的出现在屏幕上，“每个人都要接
受谴责，没有人能宣称自己置身其外。”这是影片的最后一个镜头，同时也是模拟实验的结束。琼斯向所有参与集
会的学生解释这次模拟的理由，他们的表现已超出他当时的意图所能预期。他告诉学生，他们必须把“了解才有力
量”当成是他们的新标语来自我提醒，并且做了结论，“你们都被操纵了，你们是被自身的欲望驱使，于是来到现
在所在的地方。”
罗恩·琼斯的处理方式让他陷入了麻烦，因为被抵制的学生家长抱怨他们的孩子受到新体制的纠缠与威胁。不
过他最后还是认为许多孩子通过个人亲身体验，学到了最重要的一课：处于法西斯极权主义的背景之下，对于有力
权威唯命是从可以轻易使人的行为出现剧烈变化。在他最后一篇关于这项“实验”的短文中，琼斯提到，“我在丘
伯里中学任教的四年期间，没有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曾参与第三波行动集会，这是一件人人都希望遗忘的事。”【离
开该学校数年后，琼斯开始在旧金山与特殊教育学生一起工作。针对纳粹模拟事件，一部以实事为本的电视剧《波
潮汹涌》（The Wave）记录了好孩子成为伪纳粹青年军的转变历程。】
如何把小学生变成野兽
权威人士有能力指挥跟随者，让他们变成极端的服从者，但这还不足以说明权威的力量，他们还能重新定义现
实，改变人们的习惯的思维及行动模式。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案例是发生在一所小学，琼·艾略特是在爱荷华州莱
斯城的一个小型乡村小镇任教的三年级老师，十分受到学生欢迎。她遇到了一个挑战：怎样教导一群出身自少数族
裔人数稀少的农业小镇的白人孩子了解“同胞爱”及“包容”的真义。于是她决定让他们亲身体验由于偏见造成的
受迫害者及压迫者的感受。
她先武断地把班上学生分为两群，一群是上等人一群是下等人，而区分方式是用眼珠的颜色。然后告诉学生蓝
眼珠比棕眼珠的人高人一等，接着提供各种证据支持她的说法。
事情就这样迅速展开了，蓝眼的学生是特别优越者，而棕眼的人则属于下等人。艾略特小姐给了据称比较聪明
的蓝眼学生许多特权，而属于劣等的棕眼学生则必须服从于强迫他们屈居二等地位的规定，像是他们得戴上项圈，
让别人一眼就能从远处认出他们的地位较低。
于是本来很友善的蓝眼珠孩子开始不跟棕眼珠的坏孩子一起玩，还建议学校职员要公开宣布棕眼珠的孩子可能
会偷东西。很快地，孩子们开始在下课时间拳头相向，一个孩子承认自己痛打另一个孩子，原因是“他叫我‘棕眼
人’，好像我是黑人，好像我是个黑鬼”。一天之内，棕眼珠孩子的课业表现开始下滑，他们的作业做得比较差，
觉得痛苦、忧郁、愤怒。他们说自己很“难过”，用“差劲”、“很笨”、“卑鄙’来形容自己。但隔天一切就逆
转了，艾略特老师告诉全班同学说她弄错了，其实棕眼珠的孩子才比较优越，而蓝眼人是劣等人，然后她又提供孩
子们一些看起来很像回事的新证据来支持她的理论。于是本来说自己“很快乐”、“很乖”、“很可爱”、“人很
好”的蓝眼珠学生开始给自己贴上自我贬抑的标签，就如同棕眼学生前一天的感受。孩子们之间原本的友谊互动暂
时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两群人之间的敌意，直到实验结束，孩子们也接受了完整仔细的减压解说程序，教室里才
重新充满孩子们的欢笑。
让这位老师十分惊讶的是，她以为自己很了解自己的学生，却有这么多孩子在这过程中性格大变。她做出了这
样的结论，“原本乐于合作体贴人意的孩子们转眼变成下流、恶毒、充满歧视的小学生..真是糟透了！”
最终解决方案：将不适生存者赶尽杀绝
请想象你就读于夏威夷大学马诺亚（Moano）校区，你是选读该校开设的数门夜间心理学课的570位学生之一。
今天晚上，你那位说话带着丹麦口音的老师并未进行平常的演讲课，而是在课堂上跟大家透露一个消息：人口爆炸
（20世纪70年代的热门议题）危机已经威胁到国家安全。根据这位权威人士的说明，正浮现中的社会威胁是因为
身心不合格人口快速增加所致。为了全人类的福祉，这个问题可通过由科学家签字背书的高尚科学计划来解决。接
着你被邀请参与这个计划，协助“应用科学方法排除心智及情绪未达适当标准者”。这位教授更进一步提出采取行
动的正当理由，他将这计划和以死刑遏阻暴力犯罪做类比。他告诉你们，由于你和在这里的其他人同属于聪明、受
过高等教育且道德标准较高的族群，因此你们的意见将被征询。一想到自己是被精挑细选过的一群就让人觉得沾沾
自喜（请回想刘易斯曾提过的进入“核心圈”的诱惑力），为了避免任何疑虑，他又保证，在采取任何行动对付这
群不合格的人类生物前，都会进行审慎的研究。
在此时此刻，他只需要你们在讲堂上完成一份简单的问卷调查，提供你们的意见、批评或个人观点。你被说服
这是个新的重要议题，而你的意见相当重要，于是你开始回答问卷中的问题。你十分费心地一一回答这七个问题，
并且发现你的答案竟然和其他群体成员十分一致。
你们之中有90％的人都同意，有些人就是比其他人更适于生存，这是一直存在的现象。关于杀害不适生存者：
79％的人希望有—个人负起杀人责任，而另一个人则负责执行。64％的人宁愿选择让按下死亡执行按钮的人保持匿
名，尽管有许多人是被迫这么做。89％的人则认为，不会造成痛苦的药物是最有效也最人性的行刑方式。如果法律
要求必须协助进行，有89％的人希望担任协助决策的人，而9％的人则偏向执行杀人行动或两者皆可。只有6％的
学生拒绝作答。
更令人不敢置信的是，作答的学生当中竟有91％的人同意问卷中的结论：“当情况出现极端发展时，消灭人类
整体福祉的最大危害者乃是完全正当的做法！”
最后一个让人吃惊的数字是，即使这个“最终解决方案”必须用在对付自己家人，仍有29％的人支持！
也就是说，这些美国大学生（夜间部学生，所以比一般生年龄大些）愿意认可一份死亡计划，它的目的是杀害
被权威人士判定为比他们更不适合生存的所有其他人，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的教授——权威者刚才做了一段
简短报告。现在我们可以了解那些平凡甚至是天资聪颖的德国人是如何欣然赞同希特勒对付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
案”，而德国教育体制以及系统性的政府宣传更从各方面强化加深了他们的认可动机。
平民百姓变成超级杀手
我研究的是如何使寻常人做出与他们过去经历及价值观截然不同的恶行，在多份相关研究中，历史学家克里斯
多弗·布朗宁（Christopher Browning）的杰出研究是对此主题最为清楚的说明之一。在这份研究中，他告诉我们
在1942年的3月，80％的纳粹种族屠杀受害者仍存活于世，但仅仅11个月后，将近80％的人都死了。在这么短暂
的时间中，纳粹启动了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案”，以便强力执行在波兰的大规模屠杀行动。这项种族屠杀行动必
须调动大型的杀人机器，但在这同时，正在节节败退的俄国前线则殷切需求体格健壮的军人。因为大多数波兰犹太
人都居住在小村庄而非大城里，因此布朗宁对德国最高指挥部的决策提出一个问题：“在战争进入关键时刻的这一
年，他们到哪里找到人力完成如此惊人的后勤任务以执行大规模屠杀？”
他从纳粹的战争犯罪档案中找到了答案，这些档案是关于101后备队（Reserve Battalion l01）的行动记录，
这是—支由来自德国汉堡的五百名男性所组成的军伍。他们都是年龄较大的一般百姓，阅为年纪大的关系所以没有
被征召入伍，多半来自工人阶级和低阶中产阶级，也不乏有从事军警工作的经验。这些经验不足的新兵在被送到波
兰执勤前，不曾接到任何事前通知也没有受过训练，而他们的秘密任务便是把居住在波兰偏远村庄里的所有犹太人
全部消灭。但是在四个月内，他们就以近距离直射的方式杀害了至少3．8万名犹太人，并且将另外4．5万人放逐
到位于特累布林卡（Treblinka）的集中营。
他们的指挥官一开始跟他们说，这是一项后备军人必须服从的困难任务，但又告诉他们，任何人都可以拒绝处
决这些男女老幼。记录显示，刚开始有一半的人拒绝接受这项任务，而是让其他后备宪兵动手杀人，可是时间久了，
社会形塑过程开始发挥作用，执行枪决任务者对其动之以情，使他们产生了罪恶感，再加上平时对“别的同袍会用
什么眼光看我”感到从众压力，到最后，竟有90％的10l后备队员盲目服从军中指挥的指令，亲自参与了枪决行动。
他们之中许多人在摄影记者前骄傲地摆出了近距离枪杀犹太人的姿势，就像在阿布格莱市监狱中的军人拍下的虐囚
照片一样，这些人在他们的“胜利纪念写真”中摆出—副犹太威胁摧毁者的得意姿态。
布朗宁清楚点出这些人完全没有经过任何特殊挑选，也不是出于自愿选择或由于职业或兴趣使然才做出这样的
行为，因此这些并不是理由，相反地，在他们被放进这个新情境中、受到“官方”许可及鼓励而对被武断贴上“敌
人”标签的弱者做出残酷的暴行之前，他们是彻彻底底的平凡人，布朗宁分析这些日常的人类恶行，在他深具洞察
力的分析中指出最为明显的一件事情是，这些寻常人乃是—个强有力权威系统的一部分，这个警察国家以意识形态
正当化灭犹暴行，将纪律、对国家尽忠职守的道德律令强力灌输到人民脑海中，而这些人正属于其中一员。。
有趣的是，我一直主张实验研究拥有和真实世界的相关性，而布朗宁则将许久以前曾在那块偏远土地上运作的
潜在机制和米尔格伦服从研究以及斯坦福监狱实验中的心理过程做了比较。这位作者接着指出，“津巴多研究中的
种种狱卒行为和101后备队中出现的各类行为模式有着不可思议的相似性。”（第168页）他描述一些人如何成为
“残酷无情’的冷血杀手而享受着杀人的快感，而另一些人又是怎样变成·强硬但行事公正”的规则执行者，以及
少数可以有资格称为“好狱卒”的人，他们拒绝执行杀人任务，偶尔也会对犹太人施点小惠。
心理学者埃尔温·施陶布（Erving Staub，孩童时期在纳粹占领下的匈牙利长大，因居住于“庇护之家”而生
还）也赞同，处在特殊环境下时，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对人类做出极端暴力甚至是谋杀行为。施陶布尝试去解世界各
地的种族屠杀和集体暴力的邪恶根源，最后他开始相信，“邪恶从平凡思维中滋长并由普通人付诸实行，这是通则，
而不是例外..而滋生极端之邪恶的寻常心理过程，往往是随着破坏程度的进化而逐渐形成。”他强调，当普通人
陷入高阶权威系统要求他们做出邪恶行为的情境时，“成为系统的一部分会塑造人的观点，它会奖励人信奉支配观
点，并增加偏差行为的心理考验和困难度。”
从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的恐怖生涯生还之后，约翰·施泰纳（John Steiner，我亲爱的朋友及社会学同事）重
返德国，在数十年间访谈过数百名职阶从士兵到将领的前纳粹党卫军。他必须知道是什么因素让这些人日复一日怀
抱这段难以言说的邪恶过去。施泰纳发现，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权威性格量表中分数都相当高，这使得他们很容易
被纳粹党卫军的暴力次文化吸引。他把他们称为“睡人”，他们有某种潜在特质，除非处在特殊情境中，否则可能
永远不会出现暴力倾向。他做出一个结论，“情境可能是纳粹党卫军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情境会唤醒这些“睡
人”，让他们成为活跃的杀人狂。然而施泰纳也从他的大规模访谈资料中发现，这些人除了在集中营情境中度过了
充满暴力的岁月之外，在这时期前后都过着正常（也就是没有暴力行为）的生活。
施泰纳与许多纳粹党卫军在个人或学术方面的大量互动经验，使得他针对制度性力量和角色内涵赋予的残暴性，
进一步提出两个重要结论，“对于暴力角色的制度性支持远比一般认为的效果更强大，特别是明显的社会认可支持
着这类角色时，受到这些角色吸引的人可能不只是从他们的工作性质获得满足，而在情感上和行动上都成了半个刽
子手。
施泰纳继续描述角色如何战胜性格特质，“‘事实’变得很明显，并不是每个扮演残暴角色的人都有嗜虐的性
格。那些继续扮演着与本身人格并不相近的角色的人，经常是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才做得到（也就是倾向于去适应
角色的期待）。有些党卫军成员很清楚地认同并享受自己的地位。但也有人对被指派的任务感到厌恶反感，他们尝
试弥补的方式是尽可能帮助集中营的囚犯（作者曾在几个场合中被党卫军所救）。”
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在纳粹种族屠杀中成为邪恶加害者的成千上万德国人并不只是因为服从权威者指令才
干下恶性。权威系统许可并奖励杀害犹太人，但对权威系统的服从乃建立在强烈的反闪族情绪上，这普遍存在当时
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中。而历史学者丹尼尔?戈尔德哈根（Daniel Goldhagen）则认为，通过德国对一般老百姓的
连串动员，使得他们成为“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因而得到纾解的出口。
尽管注意到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恨在大屠杀事件中扮演的激化角色，戈尔德哈根的分析仍然出现两个缺失。首
先，历史证据显示从19世纪早期开始，德国的反战情绪就一直比法国和波兰等邻近国家更高涨。其次是他也错误
地笑看了希特勒权威系统的影响力，这个权威系统构成的网络，美化了种族主义狂热以及由权威人士所创造出的特
殊情境，如推动执行集体屠杀的集中营。德国人身上的个人变因以及走火入魔的偏见情绪所提供的情境机会，两者
结合才造成这么多人自愿或非自愿地为国献身，成为死刑执行者。
平庸的邪恶
1963年，社会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endt）发表了日后成为当代经典名著的《艾希曼受审于耶路撒
冷：关于邪恶的平庸性的一份报告》。她在这本书中仔细分析了对阿尔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的战争罪
行进行审判，这位纳粹名人亲自筹划谋杀数百万犹太人。艾希曼对自己行为的辩护词和其他纳粹领导人如出一辙，
“我只是听命行事”。正如阿伦特所指出，“艾希曼记得非常清楚，在当时，如果说他会觉得良心不安的话，唯一
的原因只会是因为他没有服从指令——以极度的热诚和一丝不苟的手法将数百万的老弱妇孺送上断魂路。”（第25
页）..肮脏下流的勾当，因此我和我的同僚推论，他们正是彰显了天性之恶。
我们一开始先将焦点放在刑求者身上，试着去了解他们的心理，以及环境对他们的后天形塑，但接着就得延伸
分析范围，以涵盖选择或者被指派另一种暴力性工作的人，也就是行刑队的处决者。这些刑求者和处决者面对一个
“共同的敌人”：无分男女老幼，尽管身为同胞甚至是近邻，只要“系统”宣称他们是国家安全的威胁，就是敌人
——例如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这些人有的必须马上消灭，有的因握有秘密情报，所以必须用严刑拷打逼他吐实，
等取得自白后再处决。
刑求设备与技术经过天主教宗教裁判所以及之后的许多民族国家数世纪来不断精益求精，已成了刑求者执行任
务时可依赖的“有创意的邪恶工具”。尽管如此，当面对特别顽韧的敌人时，他们还是需要即兴发明一些手段才能
对付。其中有些人会坚称无辜，拒绝认罪，有的人甚至棘手到连最凶恶的逼供技巧也无法让他们心生畏惧。看穿人
性的弱点除了需要时间磨炼，也需要有洞察力，刑求者必须具有上述资格才能成为娴熟的好手。相对地，行刑队的
任务就简单多了。他们可以戴上头套保持匿名，佩枪而且群体行动，三两下就轻松完成对国家的任务，而且不必背
负个人的包袱，反正“只是工作而已”。但刑求者的任务可就不只是一份工作这么简单了。刑求总是会涉及个人关
系，基本上他必须了解要在特定时间、对特定者运用何种强度的何种手段。时间不对、药下得不够猛，自白就出不
来。药下得太重，自白还没出来受害者就先死了。这两种情形下，刑求者不仅交不了差，还会惹得上级长官发火，
但只要学着掌握正确的刑求手段和程度以逼出想要的情报，就可以从上级长官那里得到丰厚的报酬和赞赏。
什么样的人可以从事这样的差事呢？他们必须残酷成性，或是曾有过一段反社会的荒唐过去，才有办法日复一
日折磨拷打自己同胞的血肉之躯？这些暴力工作者难道是跟其他人类完全不同的品种、是天生的坏坯子？如果说他
们只是一般人，被一些相同、反复的训练计划训练来执行可悲肮脏的差事，我们就能理解他们的行为吗？我们能够
确认出一组形塑出刑求、处决者的外在条件跟情境变项吗？如果他们的恶行没办法归咎于内在缺陷，而是因为外在
力量——包括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及警察训练的经验——作用的结果，那么我们就能够进行跨文化、环境的概
化归纳，发现是哪些操作性原则造成这样惊人的人性转变。
巴西籍社会学者马莎·哈金斯（Martha Huggins）、希腊心理学者暨刑求专家米卡·哈里托斯一法图罗斯（Mika
Haritos-Fatouros）和我曾在巴西不同审判所对数十位暴力工作者进行深度访谈（关于我们使用的方法以及对这群
人的详尽调查结果，请参见我们三人所共同发表的一篇论文）。在此之前，米卡曾经针对希腊军政府训练出来的刑
求者进行过类似研究，而我们的研究结果和她的之间有许多一致处。我们发现，训练者会从训练过程中淘汰掉虐待
倾向的人，因为他们会无法自拔地享受施虐的快感，所以无法专注在套取自白的刑求目标。根据我们能够搜集的所
有证据显示，在扮演这个新角色前，刑求者和死刑执行者并没有任何特别不同或偏差之处，而在他们接下现任工作
后这些年，他们之中也没有人出现任何持续的偏差倾向或变态行为。因此他们的行为转变完全可以从种种情境和系
统性因素来解释，例如他们在扮演新角色前所接受的训练、同袍之间的情义、国家安全意识形态的洗脑、还有对社
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作为国家公敌的习得信念等。而形塑新行为形态的其他情境力还包括：相较于其他公务员同侪，
他们因为自己的特殊任务而受到奖赏，因而更觉得自己与众不同、有优越感；工作十分机密，只有少数共同工作的
战友才知情；无论是否疲倦或个人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持续处在必须交出成果的压力下。
我们已经报告过许多详细的个案研究，这些人受到政府许可，而在美苏冷战期间（1964—1985）美国中情局为
对付苏维埃共产主义也秘密支持他们执行这些最下流肮脏的任务，这些研究记录却说明这些人其实平凡无奇。在由
巴西圣保罗大主教教区出版的《巴西酷刑报告》（Torturein Brazil）书中，提供了详尽资料说明美国中情局干员
大量参与巴西警察的酷刑训练。这类讯息也和已知“美洲学校”（School of the Americas所扮演的角色相符，后
者为来自各国的间谍提供系统性的拷问及酷刑训练，以共同对付共产主义敌人。
尽管如此，我和研究伙伴仍认为，当人们执迷于相信国家安全威胁的存在时，这样的事情随时可能在任何国家
上演。最近“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口号引发了许多恐惧与暴行，然而在这之前，许多都会中心几，乎不曾中断过
“对抗犯罪的战争”。所谓对抗犯罪之战孕育了纽约市警局成立“NYPD突击小组”。只要情况需要，这个独立的警
察小组可以追缉声称中的强暴犯、强盗和抢匪，完全不受任何辖制。他们穿着印有他们座右铭的T恤“最伟大的狩
猎是猎人”（There is no hunting like the hunting of man．），而他们的战斗口号是“黑夜是我们的天下”
（We own the night．）。这个专业化的警察文化可和我们研究的巴西拷问警察文化相较。突击小组最知名的残暴
行为之一就是谋杀一名非洲移民【来自几内亚的阿马杜·迪亚洛（Amadou Diallo）】，当他想要掏出皮夹向他们
亮出身份证时，他们开了四十几枪枪杀他。有时候你可以说“倒霉事就是会发生”，但我们却往往可以辨识出导致
这类事情的情境和系统性力量。
自杀炸弹客：完美的军人、普通小伙子
最后还有两个关于大规模谋杀者的“平庸性”例子值得一提。第一个例子来自于一份对美国“9．11”劫机事
件的深度研究，事件当中的自杀恐怖分子攻击纽约和华盛顿首府特区，并造成将近三千条无辜人命丧生。第二个例
子则是来自英国警方对嫌疑自杀炸弹客的报告，他们在伦敦地下铁爆炸事件及2005年6月多辆双层巴士的爆炸事
件中造成了严重伤亡。
在《完美军人》（Perfect Soldiers）一书中，特里·麦克德莫特（Terry Mc Dermot）对于“9·11”事件中
的恐怖分子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式描绘，他的研究结果强调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有多么普通。这使他导出一个不祥的
结论，在世界各地“很可能存在非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关于这本书的一篇评论使我们回到阿伦特“邪恶的平庸
性”议题上，在全球恐怖主义猖獗的新年代，邪恶的平庸概念也获得了更新。《纽约时报》评论家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提供了惊骇的见解，“在‘9·11’事件描绘者笔下，这些行凶者寻常得令人吃惊，他们可能轻易成为
我们的邻居或是飞机上的邻座。通过这些描写，讽刺漫画里的大‘魔头’或是‘眼神疯狂的狂热分子’已经被完美
的军人形象取代。”
这个骇人情节接着在伦敦大众运输系统真实上演，一个自杀炸弹客团体策划执行接连几起攻击行动，不着痕迹
地搭乘地下铁或巴士，他的真实身份却是“看似普通的谋杀者”。对他们居住在英格兰北部城市利兹（Leeds）的
亲朋好友而言，这些年轻的穆斯林只是些“普通的英国小伙子”。在他们过去的经历中，没有任何记录可以显示他
们有危险性，甚至可以说，所有事情都显示这些“普通小伙子”与他们居住的城镇、工作紧密融合。他们之中有人
是板球好手，为了过更虔诚的生活而戒酒，远离女色。还有人家里在当地做生意，父亲在卖炸鱼条跟薯片。另—位
是咨询师，他的工作有效率地帮助了残障儿童，最近才刚当了爸爸并且搬了新家。他们不像“9．11”事件中的劫
机者，外国人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多少会启人疑窦：这些年轻人都是当地在地人，他们在任何警察侦搜网下都是嫌
疑度很低的一群。“这完全不像他们做得出来的。一定有人把他们洗脑了，然后叫他们去做这些事。”这群人的一
名友人这样想。
“自杀炸弹客最可怕的一件事是，他们完完全全就跟平常人一样。”这方面的专家安德鲁·西尔克（Andrew Silke）
下了结论。他指出，根据死亡自杀炸弹客尸体的法医鉴证报告结果，没有人有任何吸毒或嗑药的迹象。他们是在神
智清楚的状态下怀抱着献身精神执行任务。
正如我们看到的，每当有学生在校园里大开杀戒时，就像美国科伦拜中学（Columbine High School）枪杀事
件一样，那些自以为了解行凶者的人总是会这么说，“他是一个好孩子，出身受人尊敬的家庭..真不敢相信他会
这么做。”这个说法又回应了我在本书第一章中提出的观点——“我们真的了解其他人到什么程度？”以及由这个
观点可以推论出——我们了解自己到什么程度？我们有多确定当自己处在新情境下受到来自情境的强烈压力时会
怎么做？
盲目服从权威的最终试炼：奉命杀死亲生孩子
邪恶的社会心理学里最后一个延伸案例，离开了人造的实验室情境，进入到真实世界；在圭亚那丛林里，有一
位美国宗教领袖说服了超过九百名的追随者自杀，或者是由亲人或朋友杀害，这件事发生在1978年11月28日。
“人民圣殿”教派在旧金山和洛杉矶聚会所的牧师吉姆·琼斯为了在南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号召信众集
体移民到圭亚那。在他所想象的乌托邦中不存在着他厌恶的美国的唯物主义和种族歧视，人们友爱、宽容地生活在
一起。但是随着时间和地点改变，琼斯自己也变了。他从大型新教教派的领导者、慈爱的精神之父变成一位死神—
—货真价实的人性邪恶面戏剧性转变。在这里，我的意图是将这个集体自杀事件与顺从权威的行为模式彼此联结，
在米尔格伦位在美国纽黑文市地下实验室和南美圭亚那丛林杀戮战场间找出一条相通的路径。
对于“人民圣殿”的许多贫穷信徒而言，在乌托邦中过着美好新生活的梦想在他们来到圭亚那之后就逐渐破灭
了，琼斯订立于强制劳动的规定，成立武装警卫，全面限制所有公民自由，伙食吃不饱，凡是违反琼斯订立的一大
堆规则，即便是最轻微的也要受到接近酷刑的惩罚，而惩罚违规的情节每天都在上演。这些人的亲人最后说服了一
位国会议员前往调查这个集体农场，随行的还有一个记者团，而琼斯却在他们离开圭亚那时谋杀了这些人。接着他
把农场里的信众成员都聚集起来，发表了一个冗长演说，他在演讲中敦促鼓励他们喝下含有氰化物的含糖饮料结束
生命。拒绝的人被守卫逼着喝下毒药，或是在试着逃跑的途中遭到枪杀，然而迹象显示，大部分的人都服从了领导
的命令。
琼斯显然是个极端的自我主义者，他为他所有的演讲和宣言，甚至是他出席酷刑集会的过程，包括最后的自杀
操演都留下录音带记录。在这份最后的录音带中，我们发现琼斯扭曲了现实，他用谎言、恳求、不伦不类的类比、
意识形态、超越现状的未来生活等迷惑信众，并当众要求他们服从命令，而在此同时，他的工作人员十分有效率地
对超过九百名聚集的信众发放毒药。从录音带的一些摘录中可看出，琼斯运用了一些杀人技巧以诱使信众彻底服从
他——一个疯狂的权威人物：
让我们吃点药吧，这很容易，非常容易。这些药不会让人抽搐（当然会，小孩子尤其会有抽搐现象）..不要
害怕死亡。你们就要看到，有些人会来到我们的农场，他们会虐待我们的孩子、折磨我们。他们会折磨老人家。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