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拜托，可不可以快一点？快点把药吃下去好吗？你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我试着..拜
托你们。看在神的份儿上，让我们把事情办好吧。我们活过了，我们活过也爱过，跟其他人没两样。我们受够了这
世界，你们也快要一样了。让我们跟这世界道别吧。跟这世界的痛苦告别。（掌声）..想跟孩子们一起离开的人
有权利带着孩子离开。我想这是人性的做法。我也想走——我也想看到你们离开，但..死亡没什么好怕，一点也
不可怕，它是我们的朋友，一个朋友..你们坐在这里，这表现出你们对其他人的爱。我们上路吧，上路吧，走吧。
（孩子们的哭泣声传来）..尊严地放弃你们的生命，而不是由泪水和痛苦相伴。死亡不算什么..死亡只是换搭
另一班飞机而已。别这样，停止这些歇斯底里的反应吧..我们唯一的死法，就是得死得有尊严。我们得死得有尊
严。我们之后将没得选择，但现在，死让我们有了选择..孩子们看，那就像帮助你入睡的东西。喔，神呀。（孩
子们的哭泣声传来）..妈妈、妈妈、妈妈、妈妈，求求你、拜托你、恳求你。不要这样——停止哭喊吧。不要向
母亲哀求。跟你的孩子一起放弃生命吧。
于是信徒们真的这么做了，为他们叫做“老爸”的人而死。像吉姆·琼斯和阿道夫·希特勒这一型的魅力型专
制领导者的影响力极为巨大，即便对信徒做出极可怕的事情后仍然存在，甚至在他们死后仍可维持不坠。不管他们
从前曾经做过的善举有多么微不足道，在他们忠实信徒心目中都远超乎他们邪恶所作所为所遗留下来的祸害。让我
们思考一下加里·斯科特（Gary Scott）这个年轻人的例子，斯科特曾跟着他的父亲加入“人民圣殿”教派，但因
不服从命令而被驱逐。他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制作的节目《父的慈爱：琼斯镇末日》（Father Cares：The Last of
Jones town）播出后，打电话到随后播出的全国热线电话，他描述自己如何因为违反规定而受到惩罚。他被揍、被
鞭子抽打，遭受性虐待，而且被恐吓如果再不乖就会受到他最害怕的惩罚——让一条大蟒蛇在他身上到处爬。但最
重要的是，当我们听他陈述这些痛苦带来的持久影响时，我们会想问：他恨吉姆·琼斯吗？答案却是一点也不恨。
他已经变成一个“真正的信徒”，“忠诚的追随者”。尽管他的父亲在那次毒药事件中死于琼斯镇，而他自己也曾
遭受野蛮的折磨和羞辱，加里还是公开表示他欣赏甚至钟爱他的“老爸”，也就是吉姆·琼斯。连乔治·奥韦尔在
《一九八四》书中构想的无所不能的党，也做不到如此彻底的洗脑。
现在我们必须超越顺从和服从权威的议题做进一步思考。即便这两者的力量如此强大，但它们只不过是负责启
动而已。在潜在的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对抗关系中——如狱卒和囚犯、拷问者和被拷问者、自杀炸弹课和平民遇害者
之间——会由于一些过程作用而改变两者之一的心理构成。例如去个性化过程使得加害者得以保持匿名，因而降低
了个人行为的可说明性、责任感和自我监控能力。而去人性化过程则夺走了潜在被害人的人性，使得他们变得跟动
物一样，甚至什么都不是。我们也调查了一些让旁观者面对邪恶时成为被动观察者而非主动介入、协助或检举者的
情境。不为的邪恶实际上是邪恶的基石，因为它让加害者相信，那些明白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的沉默正表示他们
接受并允许这些恶行。
哈佛心理学者马沙林·巴纳吉（Mahzarin Banaji）所说的话正适合作为这一章的结语：
对于了解人性，社会心理学的贡献在于它发现有些远超出我们自身的力量决定了我们的心智与行动，而在这些
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社会情境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