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记载是由许许多多的阴谋、背叛、谋杀、屠杀、革命、流放构筑而成，而这些最恶劣的结果乃出自于
人的贪婪、结党营私、伪善、背信忘义、残酷、狂怒、疯狂、仇恨、嫉妒、情欲、恶意与野心..我只能得出一个
结论，那就是在被大自然容许于地表上爬行的恶心败类之中，你的大多数同胞就属其中最邪恶的一群。
——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
（Jonathan Swift，Gulliver’s Travels，1727）
斯威夫特对人类这群生物（我们这些人面兽心的人形野兽）的谴责或许有些极端，不过想想看，他在种族灭绝
横行于现代世界的数百年前、在犹太集体大屠杀事件发生前就已写下这番批评，他的话或许不是没有几分道理。他
的观点反映了西方文学中的一个基本主题，也就是远从亚当不服从上帝却听从了撒旦的诱惑开始，人类就从原始完
美状态中彻底堕落了。
社会哲学家卢梭曾详尽描述社会力如何使人堕落，在他的想象中，人类乃是“高贵的原始野蛮人”，当人接触
到邪恶腐败的社会时，他的美德也就被玷污减损了。在卢梭的概念中，人类乃是全能邪恶社会中的无辜受害者，而
彻底反对这个观点的人则认为人生而邪恶，我们的基因中早已写下人性本恶的密码。除非人类受到教育、宗教和家
庭的感化而转化为理性、讲理、有同情心的人，或是受到来自国家权威力量强加的纪律约束行为，否则就会被肆无
忌惮的欲望、毫无节制的胃口，以及充满敌意的冲动所驱使而做出恶行。
在这场古老的辩论中，你站在哪一方？是人性本善但受到邪恶社会诱惑而堕落，或是人性本恶因社会而得到救
赎？在做选择前，请先考虑第三种观点。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为善或为恶、利他或自私，善良或残酷、支配或
服从，都可能成为加害者或受害者、囚犯或狱卒。也许是社会情境决定我们哪种心理模式和潜能会得到发展。科学
家发现，人类的胚胎干细胞实际上可以发展为任何一种细胞和组织，即使一般的皮肤细胞也可能变成胚胎干细胞。
我们可以扩张这些生物概念以及我们已知的人脑开发弹性，而认为人性也具有“弹性”。
支配生活的各样系统形塑着人，贫富、地理与气候、历史时代、文化、政治及宗教支配人们，但人也受到每天
都需面对的特殊情境塑造。而这些力量又回过头来和我们的基本生物性及人性互动。我在稍早之前主张，人的堕落
潜能乃是人类心灵复杂可能性的一部分，为恶及为善的冲动一起构成了人性中最根本的二元性。这概念提供了复杂
且丰富的描绘，来解释人类行为中的骄傲与谜团。
我们已经检视过从众及服从权威的力量，它们的影响力是支配并破坏人类的主动性。接着我们将通过学术研究
的洞察力探查包括去个人化、去人性化以及旁观者的冷漠，即“不作为之恶”的相关领域。这可以让我们的认识基
础更全面，以便充分评价使平常好人有时去伤害他人、甚至做出彻底违背规矩体面或道德性恶行的过程，即便是仁
慈的读者你，可能也无法例外。
去个人化：匿名与破坏
威廉·戈尔丁在小说《苍蝇王》中提出一个问题：一个人外表上的简单变化如何引发他外在行为的戏剧性改变？
只是在脸上画画就让平常循规蹈矩的英国男孩变成凶残的小野兽，这是怎么发生的？故事描述在—个荒岛上，一群
男孩吃光了他们的食物，他们在杰克·梅里杜（Jack Merridew）领导下决定去猎山猪，却没有完成行动，因为在
他们基督教道德观中禁止杀戮。接着杰克决定要在脸上画一个面具。当他画好后，他看着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倒影
突然间出现了惊人的变形：
他惊讶地看着水面，看见的不是自己，而是一个令人畏惧的陌生人。他往水里一搅然后站起身子，兴奋地大笑
起来。站在水边是个身体结实、脸上画着面具的男孩，他们（其他男孩）看着他，不寒而栗。他跳起舞来，笑声变
成嗜血的嚎叫。他蹦跳着朝比尔走去，面具变成有独立生命的东西，面具背后隐藏的杰克，已经完全摆脱了羞耻和
自觉。
当和杰克一伙的其他男孩也都画上面具伪装自己之后，他们就准备好要“杀死那野猪、割断它喉咙、让它溅出
鲜血”了。他们杀害另一头生物之后，接着就以杀害野兽和人类敌人为乐，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昵称“小猪”的聪
明男孩。强权就是公理，在乖孩子们的领袖拉尔弗也被那群猎人追杀之后，荒岛终于彻底成为群魔乱舞的地狱。
是否有任何心理学上的证据可说明伪装外表对行为过程的戏剧化影响呢？我尝试运用一组研究来回答上述问
题，这些研究促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形成，即针对去个人化和反社会行为的心理过程考察。
匿名女性的惊人行为
第一个研究基本上是这样进行的：研究者对一群女大学生编了一个故事，让她们相信自己在实验中真的对其他
女生施加一连串痛苦的电击。她们可以从一个单面镜中看见和听见两个女孩，而研究者让她们有好几次机会电击她
们。有一半的学生被随机指派为可以维持匿名，即去个人化；而另一半人则必须清楚揭露她们的身份，也就是个体
化。在分开施测的十个去个人化群体中，每一组都有四位大学生，这组人可以用兜帽和松垮垮的实验袍掩饰外表，
她们的名字都由编号取代，分别是一至四号。实验者对待她们的方式也是去个人化，把她们当成一个匿名群体而不
是个体。根据实验者的说法，这些程序是为了掩盖她们的非言语行为，好让其他人无法得知她们的反应。相对地，
对照组的人就得别上姓名牌，这样可以使她们觉得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但其他待遇就都和去个人化组没有差别。去
个人化组和对照组一样都是一组四人，在二十道施测过程中，两组人都会被要求连续电击单面镜中看到的两名女性
“受害者”。
研究者编的故事是这两名受到电击的女性是一项研究的受试者，而该研究的主题是压力下的创意表现。当这位
待在另一个房间而且同样在镜子后面的实验者测试她们的创意表现时，我们的实验参与者就负责用痛苦的电击对她
们施压。
这个实验跟米尔格伦的典范有几个不同的地方，首先，实验中并没有任何权威人物直接施压，要求她们要不断
电击表现出侵略性，因为在整个电击的过程中，我并没有和她们互动。学生们可以透过单面镜看见我和两名据称是
进行创意研究的女性。此外，这个实验也没有对受试者施加从众压力，因为她们各自待在相邻的办公隔间中，彼此
没有任何互动。最后是，我也没有用如果不执行任务就会无法达成研究目的的方式对她们施压。只要小组中的四名
女性中有任何一个人施加电击时，被电击的女性就会做出受伤害的样子，表示已受到足够影响创意表现的压力。所
以，如果不电击也不是不服从指令或蓄意对抗，受试者可以选择被动地观察，在一旁看着其他组员进行电击，而不
一定要成为主动的加害者。
我所关心的行为是施予电击的持续时间，当电击预备的指示出现时，学生们能够持续电击多久。她们需要做的
决定并非是否要按下电击钮，而是要多快地把手指从按钮上缩回，或者是持续按着按钮电击受害者。她们当然也可
选择不要听从指示，完全不按电击钮（但没有人这样做）。
在录音记录访谈中，两位与实验者串通好的女性中，一位被形容成非常和善，另一个则被形容为不讨人喜欢。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要让“施压者”心中对两人产生不同的态度。但其实两位女性都是我们的研究同谋，她们受过
表演训练，当电击灯号亮起时就会逼真地演出痛苦的模样，另一个房间中的学生们看见了都深信不疑。
在实验开始前，每个参与实验的学生都会先体验造成皮肉疼痛的电击（75伏特），目的是为了让她们了解这样
做的确会造成伤害——不过当然了，实验中并未真正施加任何电击。在20次施测中，受试者每次都必须决定是否
电击，以及持续多久。在第一位电击目标完成20次测试并离开之后，第二位女性就会接替她继续进行另外20次电
击测试。因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四位成员都在相邻的办公隔间中接受测试，所以“组友”并不会直接对她们的行为
造成影响。不过因为她们一开始先一起听了一卷录音带，所以会感觉自己属于一个群体。重要的是，除了匿名性及
可识别性（identifiability）变项的操弄之外，两组人在实验中受到的待遇完全相同。
实验结果很清楚：在去个人化状态下的女性对两位受害人的电击次数是随机指派到个性化状态的对照组女性的
两倍。此外，匿名的女性对两位受害者的电击次数是一样的，无论先前被形容为很和善还是不讨人喜欢，结果并没
有差别。当手指按下启动钮时，之前对受害者的感觉对她们的行为并不造成影响。在20次施测过程中，她们持续
电击的时间也不断增长，当受害者在她们眼前扭曲身子呻吟时，她们的手指仍旧按着电击钮不放。相较之下，个性
化状态下的女性对于喜欢的和讨厌的电击目标就会出现差别待遇，对前者比较不常做持续电击。
当匿名的女性有机会伤害电击对象时，她们会不管自己之前是喜欢或讨厌她们，这说明了，去个人化的心理状
态对她们的心态造成剧烈变化。电击延长加上有多次机会造成他人痛苦，两者似乎都使得受试者的激动情绪不断向
上盘旋、激动的行为造成了自我增强现象，每个行动都激发了更强烈、更不受控制的反应。从经验上来说，这样的
行为反应并非来自于希望伤害他人的残酷动机，而是因为当时逐渐感受到自己对其他人的支配和控制能力，受到这
种感受的激励而造成。
这个实验典范已经由许多实验室和田野研究重复进行，证实可得到具比较性的结果。在这些重复验证中，有些
运用了去个人化的面具、施放白色噪音，或是向目标受害者丢保利龙球（即发泡利聚苯乙烯球）；参与实验的对象
包括来自比利时军队的军人、学童及许多的大学生。在一个以老师担任电击者的研究中也发现随着时间而升高电击
程度的现象，老师的任务是用电击方式教育学生，而随着训练过程进行，他们也逐渐增强了电击强度。
回想斯坦福监狱实验就会发现，我们在这个实验中运用的去个人化方式是让狱卒和工作人员穿戴上银色反光镜
片的太阳镜以及标准的军装风格制服。从这些研究中可以导出一个重要结论：任何让人感觉拥有匿名性的事物或情
境，也就是任何让人觉得像是没人认识或想认识他们的状况，都会削弱他们个人的行为辨识度，并因此创造出为恶
的潜在条件。而第二项因素的加入，更是使这个结论的有效性大增;如同这些研究的设定，如果情境本身或其中的
行动者允许人们从事反社会及暴力行为以反对其他人，他们就会彼此开战。但是相反地，如果情境的匿名性只是削
弱了人们的自我中心心态，而情境也鼓励从事公益行为，人们就会彼此相爱。（在集会活动的背景下，匿名性通常
会鼓励更多社会参与的集会出现）因此威廉·戈尔丁对于匿名性和侵略性的洞见是有心理学根据的，而且情况比他
所描绘的还要更复杂、更有意思。
当然了，我的衣装确实改变了我的性格。
——威廉·莎士比亚，《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
不是只有面具才能赋予人们匿名性，在既定情境中的对待方式也能产生匿名效果。当别人不是把你当成独立的
个体，而是当成系统下的无差别性“他者”看待，或是忽视你的存在时，你也会觉得自己是匿名的。有一位研究者
进行了一个实验，他研究用这两种不同待遇对待自愿参与实验的大学生，即把学生当人看，或是把学生当成“白老
鼠”时，受到哪一种待遇的学生会在趁他不注意时偷走他的东西。你们猜猜看结果如何？实验是这样进行的，研究
者在和学生们互动后，将他们留在这位教授兼研究者的办公室里，办公室里有个装满了笔和零钱的盆子，而这时他
们正好有机会可以下手行窃。结果匿名学生的偷窃次数多于受到人性待遇的学生。仁慈的价值甚于它的报偿。
女化智慧：如何让战士在战场上英勇杀敌，回家后还是个好人
让我们来到匿名性和暴力可能攸关生死的真实战场上，尤其是检视外表改变对战争行为的影响。我们将比较不
改变年轻战士的外表，以及运用面部和身体彩绘或画上面具（如小说《苍蝇王》中的战士）等仪式性的外貌转变方
式，这两种不同做法所造成的影响。改变外表是否会影响之后他们对待战敌的方式？
文化人类学家R．工沃森（R．J．Watson），在读过我之前发表的去个人化论文后，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的研
究资料来源乃是耶鲁大学的人类学数据库，这个数据库搜集了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研究报
告及论著。而沃森找到了两项资料，一项资料记录了不同社会的战争方式，一些是在进行战争前改变战士外表，一
些则并不改变；另一项资料则是这些社会杀害、虐待或切断战俘手足的程度，以作为明确的依变项——真可说是最
恐怖的结果测量方式了。
而他的研究结果大大肯定了我先前的预测，即当上级允许战士们以平常禁止的侵略性方式作战时，匿名性将促
进毁灭行为。战争是制度性地许可人们杀死或伤害敌人。而这项调查研究发现，在我们找到关于战争行为及对待战
敌方式资料的23个社会中，有15个社会会在作战前先改变战士外表，而它们也是最具破坏力的社会，这些社会中
有80％（15个中有12个）会以残暴的方式对待敌人。相对地，在8个不改变战士外表的社会中，7个社会并未出
现如此毁灭性的行为。从另一个观点来检视这些资料可发现，当战争中出现受害者被杀害，虐待或切断手足的情况
时，90％都是第一次改变外表并将自身去个人化的战士所为。
文化的智慧告诉人们，欲将平常表现温和的年轻人变成听命杀敌作战的战士，关键要诀就在于先改变他们的外
表。战争就是由年长的人说服年轻人去伤害和杀死跟他们一样的年轻人，大多数战争都是这么回事。而对年轻人而
言，在作战前先改变自己平常的外表，例如穿上军服或戴上面具、做点脸部彩绘，则可以让杀人变得容易些；一旦
得到匿名性，平常那位富有同情心、关怀别人的人就消失了。当战争胜利后，文化智慧又会要求人们回到爱好和平
的状态。这时候他们就要脱掉军服，拿下面具，洗掉脸上的颜料，找回平常的自己。在某种意义下，这很像是参与
一个可怕的社会仪式，这个社会仪式不知不觉地使用了研究者斯科特·弗雷泽（Scott Fraser）在万圣节派对研究
中所采取的三阶段典范模式——先维持平常装束，再扮装，最后脱去扮装，于是他们的行为也经历了三个历程，当
人们可以认出他们时，他们是爱好和平的，当他们取得匿名性时，他们成了杀人的战士，最后当他们回到会被认出
的状态时，他们又变成爱好和平者了。
某些环境可赋予短暂的匿名性，对生活或置身其中的人而言，不需要改变身体外貌也同样具有匿名效果。为了
亲身示范地方的匿名效果会助长都市中的街头破坏行为，我的研究团队做了一个简单的田野调查。请回想第一章中
我提到我们实验将车辆弃置在纽约上城布朗克斯区靠近纽约大学校园旁的街道上，以及加州帕洛阿尔托市的斯坦福
校园附近。我们把这些车辆弄成一看就知道是废弃车辆（把车牌拔走、顶篷掀开），再用相机和录像带拍下对这些
车辆的街头破坏行为。在布朗克斯区那个使人感觉自己有匿名性的环境中，48小时之内就有好几十个路过或驾车经
过的人停下来，破坏这辆废弃的车子。这些人大多是衣冠楚楚的成年人，而他们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拔走车里任何有
价值的东西，或是破坏车子。然而被弃置在帕洛阿尔托市的车子命运就截然不同了，一个星期过去，没有任何一个
路人曾经对它动过歪脑筋。这也是唯一可引用来支持都市犯罪的“破窗理论”的经验证据。环境条件会让社会中某
些成员感觉他们拥有匿名性，让他们以为在这个统治社群中没有人认得他们，以为没有人能识别他们的个体性和人
性，而这会帮助他们变成潜在的街头破坏者，甚至是暗杀者。
去个人化过程会将理性节制的人变成放浪形骸
让我们假设人性“良善”的那一面是拥有理性、秩序、一致性和智慧的阿波罗，而“恶劣”的那一面则是代表
混乱、解体、非理性和跟从生命原欲（libidinous core）的狄奥尼索司。阿波罗的核心特质是对欲望的节制与禁
止，恰恰相对于狄奥尼索司式的解放与纵欲。人们平常由于认知的操控，而表现出符合社会要求及个人接受范围的
行为，因此当人们浸淫在认知的操控手段受到阻碍、搁置或扭曲环境中时，就有可能会变成恶人。认知操控的搁置
会造成多重后果，其中包括良知、自我意识、个人责任、义务、承诺、债务、道德感、罪恶感、羞耻感、恐惧以及
个人行动的成本效益分析等的暂时停摆。
实现这个转化过程的一般性策略有二：（1）降低行动的社会辨识度（没人知道我是谁，或者没人在乎我的身
份）；（2）降低行动者对自我评价的在意程度。前者削弱了行动者对于社会评价、社会赞可性的在意程度，可借
由让行动者感觉拥有匿名性，亦即去个人化的过程而达成。最有效的做法就是让个人处于散播匿名性和扩散稀释个
人责任的环境中。第二个策略则是通过改变意识状态来停止个人的自我监控和一致性监控。达到此目的的手段包括
服用酒精和药物、激起强烈的情感、参与高度刺激的活动，或进入一种延伸的现代式时间定位中，不再关心过去和
未来，以及将责任向外推卸给别人，而不是反求诸己。
去个人化过程会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此一心理状态下的行为受到当下情境的指挥，以及生物性的、荷
尔蒙的分泌驱使。于是行动取代了思想，立即享乐凌驾了延迟的满足，而小心谨慎的自我克制也让路给愚蠢的情绪
化反应。心理上的激励状态是去个人化过程的前兆，同时也是结果。当处在崭新或是尚未结构化的情境中，而典型
的反应习惯及性格倾向变得毫无用处时，它的效果就会发扬光大。这时个人对于社会模式和情境暗示缺乏抵御力的
情况会突显，于是战争与和平就变得一样容易——一切全视情境的要求或引导而定。在极端的情况下，是非的意义
泯灭了，违法行为不必考虑是否有罪，不道德的人也丝毫不怕遭天谴。内在的约束被搁置时，行为完全受到外在情
境操控——外在控制了内在。做一件事时考虑的不是正确与适当与否，而只看可不可能、做不做得到。个人和群体
的道德罗盘已不再能够指挥方向。
从阿波罗过渡至狄奥尼索司式心智状态的过程可以来得迅速而毫无预警，一旦人们短暂活在延伸现在式的时间
中而不再顾及行动的未来结果，好人就会做坏事。在过度去个人化的情况下，平常对于残暴行为及原力冲动的约束
与限制消失一空。就像大脑突然短路了，额叶皮质的规划和决策功能停摆，而较原始部分的大脑边缘系统，尤其是
杏仁核中的情绪和侵略性中心却接掌大权。
狂欢节效应：以狂喜为集体去个人化过程
在古希腊时代，狄奥尼索司在众神中的地位独特。它被视为创造出新的现实层次，挑战对生命的传统预设和方
式。它既代表将人类精神自理性言说和有条理计划的拘禁中解放的一股力量，也代表了毁灭：毫无节制的情欲及缺
乏社会控制的个人享乐。狄奥尼索司是酩酊之神、疯狂之神，也是性狂热及战斗欲望之神。在狄奥尼索司所支配的
存在状态下，人失去了自我意识和理性，搁置了线性时间感，将自我听任人性原始冲动支配，并视行为规范和公共
责任于无物。
狂欢节（Mardi Gras）起源自基督教时代前的异教徒仪式，现在则被罗马天主教廷认可为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前的星期二【油腻星期二（Fat Tuesday）或忏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这个神圣日子标记着
大斋节之宗教仪式季节的开始，在这个日子里必须从事个人的奉献和禁食，以迎接四十六天后的复活节。狂欢节庆
典开始于主显节的第十二夜欢宴，这一天是东方三贤前往朝拜圣婴的日子。
事实上，狂欢节庆祝追求“酒、女人和歌曲”的原欲享乐的放纵与过度，只求活在当下的纵情声色。当参与庆
典的人纵情于集体狂欢的感官享乐时，生命中各种忧虑和义务都被抛到九霄云外。酒神庆典的欢庆本质于是将行为
从平常的束缚中解放，从以理性为行动基础的辖制下松绑。然而人们始终在潜意识中意识到，这样的庆典是短暂的，
因为大斋节即将来到，而在斋期中，个人享乐及罪行的限制甚至比平常更严格。“狂欢节效应”指的是当一群志趣
相投的寻欢作乐者决定纵情享乐，不顾后果与责任时，他们会暂时放弃传统对个人行为的认知和道德约束。这就是
群体行动的去个人化过程。
去人性化及道德脱钩
在我们对“人类对人类的残忍”现象的理解中，去人性化是其中的核心概念。当某些人将另一些人从身为人类
一员的道德秩序中排除时，就是去人性化。在去人性化者眼中，这个心理过程中的客体丧失了人的地位。借助将某
些个人或群体视为不属于人性领域，去人性化的施为者可以暂时搁置道德感，而不必遵守以理性行动对待同类的道
德束缚。
在形成偏见、种族主义和歧视心态的过程中，去人性化过程是其中核心。去人性化将其他人污名化，认为他们
只拥有“受损的认同”（spoiled identity）。例如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就曾形容残障者被
社会视为不值得信任的过程是如何发生，他们被认为不是完整的人、受到污染的人。
在这类情况下，就连正常、道德正直，甚至通常有点理性主义倾向的人也可能做出毁灭性的残酷行为。光是对
他人的人性特质不予回应就会自动促成毫无人性的行为。来自《圣经》的黄金律令“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
也要怎样待人”成了“你们愿意怎样待人就怎样待人”。他人成了被切去的一半。只要把人去人性化，那么无论如
何对待这些“客体”，是麻木不仁、粗暴无礼、忽视他们的需要和恳求、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他们，甚至如果他
们惹人生气就干脆杀死，都会变得容易许多。
一位日本将领曾说，在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侵华战争中，日本兵很容易就可以残忍地屠杀许多中国百
姓，“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只是‘东西’，不像我们是人。”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就是明显见证。我们也曾
读到（在第一章中），一位曾筹划多起卢旺达图西族妇女强暴事件的女性这么描述图西族人——他们不过是些“小
虫子”、“蟑螂”。同样地，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在开始时也是先制作宣传电影和海报，让德国人将某些
人类同类视为劣等形态的动物，是害虫、贪婪的鼠辈。同样地，在全美曾发生多起都市白人暴民对黑人动用私刑事
件，这些人将黑人污名化黑鬼，因此并不被认为这是对人类的犯罪行为。
美军曾在越战中屠杀数百名越南美莱村的无辜村民，事件背后的关键因素是美国军人将所有不同脸孔的亚洲人
都贴上“亚洲贱种”（gook）的标签。然而昨天的“亚洲贱种”成了今天伊拉克战争中的“朝圣狂”（hajji）及
“头巾人”（towel head），被新一批军人们用来贬低不同脸孔的平民百姓和牢人。“有点像是你试着忘记他们是
人，把他们当成敌人，”梅希亚（Mejia）中士说道，他拒绝返回这场他认为糟糕透顶的战争中继续服役，“你叫
他们‘朝圣狂’，知道吗？你会做任何事，只为了让杀死、虐待他们变得容易一点。”
一个在实验室进行的绝佳控制实验，实地示范了这类标签及相关形象可能刺激行动的强大效应（第—章提及并
详述于此）。
实验中的去人性化：把大学生当动物
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阿尔伯特，班杜拉和他的学生设计了一个效果很强的实验，可以细腻地呈现去人性化标
签的力量如何促使人们伤害其他人。
实验是这样进行的。研究者将来自附近专科学校的72名男性志愿者【以三人一组的方式组成“监理人团队”，
他们的任务是惩罚做出错误决策的学生，研究者声称这些学生是—个决策者小组的成员。当然了，扮演监理人的学
生才是研究的真正受试者。
实验中共有25道评论测试，担任监理人的学生可以听到决策团队（据说是正在相邻的房间里）的谈话，并根
据听到的消息推测他们正在形成共识决定。研究者提供监理人相关资讯以评估决策小组在每道测试的决策是否适当。
当形成不当决策时，监理人团队的任务就是施加电击惩罚。他们可以从电力最弱的第一级到最强的第十级中选择电
击强度，所有决策团队的成员都会受到电击惩罚。
研究者告诉监理人，他们是由来自各种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组成，目的是为了增加计划的普遍性，决策者们则是
拥有相同特质的人。这样一来，被贴在某个决策者身，上的正面或负面标签就可以代表整个群体。
研究者改变这个基本情境中的两个特质：即“受害者”如何被贴上标签，以及监理人如何为施与电击行为负起
个人责任。标签化状况共有三种，分别是去人性化、人性化或中立：归责状况则有两种，分别是个体化或分散，志
愿者被随机指派标签化及归责状况。
让我们先考虑标签化的过程及其效果，接着再考察不同归贵方式的运作。实验的设计足让进入实验的每一组参
与者都相信，他们可以偷听到研究助理和实验者在对讲机中的谈话，而他们泄露的是据说为决策者填写的表格内容。
研究助理会用简短话语悄悄表示这个小组所呈现的个人特质符合招募他们人员的看法。在去人性化状况中，决策者
被描述成“禽兽、烂人”。相对地，他们在人性化状况中就被形容为“敏锐、聪明，比较人性的——群”。而在中
立的状况中，研究助理则不做任何评价。
有一件事必须说明清楚：实验参与者和电击受害者之间并未有过互动，所以无从做出个人评价，更无法适当地
评价。这些标签是旁人加诸于其他年轻学生的属性，而根据他们听到的说法，在情境中扮演指定角色的年轻学生也
都是自愿参加实验。实验结果如何呢？职校学生如何对据说是由他们所监督的决策者施加惩罚，标签发挥什么样的
作用？（事实上根本没有“其他人”存在，他们听到的只是统一播送的录音带内容。）
结果显示，标签的固着力强大，并对惩罚程度造成相当大的影响。那些被去人性化方式贴上“禽兽”标签的人
受到更强力的电击，他们的电击强度呈直线上升超过十道测试。随着测试的进行，电击强度也不断增高，在最强程
度十级的电击中，每组参与者平均施加七级的电击惩罚。被贴上“和善”标签的人被施加电击的强度最小，而未被
贴上标签的中立组的受罚强度则落在两个极端值中间。
此外，在第一次测试期间，三个受到不同实验待遇的小组所施加电击强度并未出现差异，也就是，他们全都施
加强度最小的电击。如果研究就此结束，我们就会得出标签化并未造成任何影响的结论了。不过随着一次次测试进
行，而决策者的错误也据说是不断倍增，三个小组施加的电击强度开始出现分歧。随着时间越久，学生们对那些被
形容为“禽兽”的人施加的电击强度也越强。这个实验结果可以比较我先前关于去个人化女大学生的实验，她们施
加的电击强度也有随着时间不断上升的趋势。因为练习或是经验的学习而使得侵略性的回应随时间加剧，这现象表
明的是一种自我增强效应，其中乐趣与其说是来自于其他人的痛苦，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处在支配情境，也就是处
在让别人得到应有惩罚的情境中所体验到的权力和操控感。研究者指出，正是这种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标签化力量，
剥夺了其他人的人性特质。
这研究的正面之处在于，当某个握有权势的人正面地标签化他者时，虽然这标签化一样武断，但那些人能因此
得到比较受尊敬的待遇，被认为“和善”的人受到的伤害因此最小。人性化的力量可以抵消严苛的惩罚，无论在理
论还是社会意义上，都跟去人性化现象一样成立。这个实验因此传达了一个重要讯息，也就是关于言语、修辞以及
刻板印象标签化的力量，既可用来行善，也可用来为恶。我们应该把孩童时期朗朗上口的句子“棍棒让我受伤，坏
话不痛不痒”，后面的那句改成“坏话带我下地狱，好话带我上天堂”。
最后，归责状况不同是否影响施加电击的强度呢？当实验参与者认为电击强度是出于团队共识而非个人决定时，
他们会施加较强的电击。正如我们先前了解到的，责任归属的分散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会造成人们比较无法抑
制伤害他人的行为。我们可以预见，正是当参与者须担负较少个人责任而受害者又受到去人性化待遇时，他们会施
加最强的电击。
关于参与者如何正当化他们的行为表现方面，班杜拉的研究团队发现，去人性化也成为人们用来自我开脱的借
口，这又回过头来导致惩罚强度增加。从对人们如何摆脱平常的自我约束而做出有害他人行为的研究中，班杜拉发
展出一个概念模式——“道德松绑”（mord disengagement）。
道德松绑的机制
这模式一开始假设大多数人都因为在养成过程中受到常态的社会化洗礼，所以接纳了道德标准。这些标准指引
人从事有益社会的行为，遏止家庭或社群定义下的反社会行为出现。随着时间经过，这些由父母，老师及权威人物
所施加的外在道德标准成了内化的个人品行规范。人们逐渐拥有思想和行动的自我控制能力，并因此感觉到自我的
价值。他们学会控制自己，避免出现不符合人性的行为，尽力表现出人性。这些自我规约机制和个人道德标准间的
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动态过程，个人可以选择性地启动道德的个人监控，以便表现出可被社会接受的行为，
但在其他时候，他也可以解除对某些受指摘行为的自我监控。只需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境、为了某些目的而暂时解
除平常的道德运作，个人或群体就可以继续维持自己的道德感。就像他们把道德感打到空挡位置，任由车子滑行而
不管路上行人的安全，然后再变换回高速挡行驶，若无其事地继续他们的高道德生活。
班杜拉的模式更进一步地阐明，个人如何选择性地解除行为规约的自我监控而将伤害行为转化成道德可接受行
为，由于这是个基本的人性过程，班杜拉认为它不仅有助于说明政治、军事和恐怖主义的暴力，也可以解释“正派
的人惯常为自己的利益而从事有损人性的活动的日常情境。”
只需启动一个或数个下列四种认知机制，任何人都可能解除对任何破坏或邪恶行为的道德束缚。
这四种做法是，首先，我们可以将伤害行为重新定义为荣誉的行为，方法是借由采纳神圣化暴力的道德命令而
创造出行动的道德正当性，我们会将这么做的敌人们的恶行和自己正直的行为做比较，从而创造出有利的对比。（例
如这么想：我们只是虐待他们，他们却将我们的人砍头。）运用委婉的语言，可以让人们比较容易接受做出残酷行
动的现实，因此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举例而言，用“附带伤害”指称战争行为所带来的平民百姓死伤；用“友
军伤害”称呼因同袍的不注意或故意而遭杀害的士兵。）
其次，借助分散或推卸个人责任，我们可以让自己觉得行动和行动的有害后果之间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联。如
果我们并不觉得自己犯下了惨无人道的罪行，就可以逃避自我谴责。
第三个方法，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对于行动造成的真正伤害的看法，也就是可以忽略、扭曲、削弱，或根本承认
我们的所作所为会造成任何负面后果。
最后，我们可以重新建构对受害者的认知，把他们所受的苦当作是活该，我们把后果怪罪到受害者头上，当然
也把他们去人性化，借助这些方式把他们当成低于标准的人，不值得我们用对人类同胞的正直方式对待。
了解去人性化过程不是为了找借口
重要的是必须在此再次声明，这类心理学分析不是在替加害者的不道德、非法行为找借口，或是忽略它们的严
重性。揭露人们用来替行为做道德松绑的心理机制将更有利于反制，并有助于我们重新确认—件事，也就是道德约
定可促进人们之间由同理出发的人道情怀，因此至关重要。
制造去人性的国家公敌
在各种导致一般善良男女从事恶行的操作原则中，不能忽略民族国家用来煽动国民时所用的方法。国家一边将
年轻人推向死亡战场，一边让国民赞成侵略战争，这是如何办到的？思考这问题后，我们了解了其中一些原则。国
家运用的是特殊的认知训练，通过政治宣传而实现这个困难的转化过程。全国性的媒体宣传活动（与政府合谋）创
造出“敌人的形象”，目的是让军人和平民渐渐习惯仇恨那些落人“你们的敌人”这个新分类中的人。这类的心理
适应训练是军人们最强而有力的武器，若是没有它，他就不可能用瞄准器的十字线锁定另一个年轻人然后开枪杀了
他。这方法会造成人民之间的恐慌，当他们想象受到仇敌统治的情况会有多糟时，他们会感觉一切变得非常脆弱。
这样的恐惧会转化成仇恨，让人们愿意将孩子送上战场对付险恶的敌人，死伤在所不惜。
在《敌人的脸》（Faces of the Enemy）一书中，山姆·基恩（Sam Keen）揭露了大多数国家如何运用形象化
的宣传方式捏造出敌人的原形，以对付被认为极度危险的“他者”、“外人”、“敌人”。这些视觉形象创造出集
体的社会偏执，使人们把注意力焦点全放在敌人身上，认为这些敌人会伤害妇孺、破坏家园以及属于他们生活方式
的信仰，全盘摧毁他们的基本信念与价值。这类宣传会向全球广泛发送，影响遍及全世界。无论各个国家在许多面
向仍存有许多差异，我们仍可把这类宣传当成是某群“充满敌意的人类”使用的树敌伎俩。他们在正直族类的善良
人脑中创造出一个新的邪恶敌人形象：压迫者、身份不明的人、强暴犯、无神论者、野蛮人、贪得无厌的人、罪犯、
用酷刑的人、谋杀者，最后，“那个敌人”成了抽象概念或是没有人性的动物。这些令人丧胆的形象使人以为国家
正受到一群人见人厌的野兽蹂躏，在人们的脑海中，敌人等于蛇蝎、鼠辈、爬虫类、大猩猩、触角动物，甚至是“猪
猡’。
最后我们要探讨，当人们采取去人性化的角度来认知某些特定他者的结果，一旦这些人被公开宣布奇怪、讨人
厌，人们就愿意对他们做出一些难以想象的事。在历史上（20世纪20至40年代）曾有六万五千名美国人被迫接受
绝育手术，只因当时的优生学提倡者根据科学的理由，决定用排除不良特质的人达成人种净化的目的。我们但愿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