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内部也对所谓经营精神、作业精神之类的精神教育非常注重，使每位员工都有强烈的使命感，旺盛的工作精神。这一方面，松下公司做得很成功。
上述这种经营态度，也给银行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因此对松下的借款申请，连一次都没有回绝过。“松下的经营太完善了，我们应从银行的立场来学习松下方针。”这就是战败前松下的情形。
今天固然可将公司经营不善，归咎于战败后一片混乱的影响，但是本公司情况不理想的责任在哪里？经营者本身有责任，各位员工也有责任，战败的事实也是一个因素。这样下去，要获得银行信用恐怕很难，而目前却有赖于银行的贷款。所以，必须尽快把松下带回从前那种生气蓬勃的状态，以此做为礼物，申请贷款。松下兴亡在此一举。
在资金调度困难的时代，企业要对自己的实力，做客观、严厉的评估，如此才能提高企业信用。
最近因为银行吃紧，各种行业的资金调度发生了很大的困难。想向银行借钱，但银行本身都没有钱，怎么能借给你？这种时期想借钱谈何容易？可是松下无论什么时候向银行开口，还没有被拒绝过。
也许你会说：“松下电器是大公司，银行当然放心你呀。”对，如果是现在或许有可能。可是从个人小企业开始，包括家庭工厂时代，五十五年来向银行借钱都有落空。
这和历任银行的负责人都很明智也许有关系；但是松下先生一直认为企业向银行申请贷款，都应该借到才对。为什么呢？银行是靠放款赚钱的呀！存款是生意，贷款当然也是生意，所以无论是存款或是借款，都应该受到同样待遇才对。当然他们不会无条件借给你，那么应该怎么借呢？
松下的经验是这样，当松下需要借钱的时候，就先对自己及公司的实力做一个客观的评价；了解自己的实力就可以知道什么程度的贷款银行会答应。假定自我评估的实力是一百万元，你千万不要借一百万元，如果是八十万元，保证一定答应借给你；甚至有时还会问你这样够不够？
松下始终遵守这个信条，所以借钱一次也没有落空。这个道理很简单，假定你有一百五十万元的实力，而想借一百五十万元，可是银行对你的评估都会比较低，可能认为只有一百二十万元，他们怎么会答应借给你呢？有人明知想借的数目高一点，仍抱着姑且一试的心理，以为万一被拒绝也没有什么损失。其实不然，有了这样的前科，银行对你就会有一种不信任感，你的信用也会大打折扣了。这时，不管你再怎么把自我评估的实力降低，他们也不会相信了。松下向银行借钱，金额一定比自己的实力低；银行也有信心，信用也一天比一天好，结果每一次借钱都能够借到。
最近银行越来越紧，这种做法不一定完全行得通；可是处在这个资金调度极端困难的时代，实行严厉的自我评价，渐渐提高信用，不是更重要吗？
企业向银行贷款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其对社会的服务。松下先生曾谈到他向银行借钱，从来没有被拒绝过。在这里，我们来谈谈其中的一段插曲。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松下公司的规模也比以前大了。过去曾经向银行借过十万元或二十万元的资金，到期都能按时归还，并向他们说明这一笔贷款的使用经过。这一次为了扩大事业，需要二百万元的资金，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于是松下先生去找银行经理商量。经理说：“很好啊，看贵公司过去的表现，信用非常好。这一次我也很想借给你，不过金额超出了我能裁决的权限，趁这个机会我介绍您去见敝行的高级人员，能不能麻烦您去向他们说明一下？”他是好意的。
不过，当时松下先生的回答是：“经理，那样不好。”他听了一时愣住了，忙问：“为什么？”松下先生说：“见了贵行的高级人员也不过重复刚才向您讲的话。如果还有其他的话要说倒无所谓，不然我想没有必要去找他，由您传达也是一样。”经理听了好象很为难，可是最后还是答应：“好吧，我去传达您的意思。”结果，二百万元还是借到了。
通常，为了借款的事，经理好意要介绍你去见他们的高级人员，一般人都会顺口答应说：“那就麻烦您了。”可是松下先生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他认为：
经营企业不完全是为自己，一半是为了社会。具体地说，随着社会的发展，大众需要电器用具；公司是为了满足大家的需要，才想建设工厂来制造这些东西。为了顺利建厂，正当的、该做的，都义不容辞去做；可是若超出这范围，要委屈自己，低声下气去求人家，松下先生认为不必要。心里时常要有这样的想法：“我做的是半社会服务工作，借钱是要建设工厂，生产大众需要的物品，提高生活水准。若是银行不肯借，就将计划搁下，暂时不做就是了。”所以对银行经理的好意，他也能理直气壮地说：“为了重述同样的话，是不必去见高级人员的。你们认为可以，就借；不可以，就不借，都没有关系。”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总而言之，松下先生是以这种态度来经营公司的。这种想法加上正确的自我评估，相信不会有借钱被拒绝的事情。
在政府的各种保护政策及支援制度下，仍要建立自主经营的精神和观念。
那是松下创业不到十年的事。一九二七年发生了所谓“金融恐慌”，使银行陆续陷入止付关闭的状态。当时与松下来往的是五大银行之一的“十五银行”，一般都认为不会有什么问题。
谁知道有一天早上，报纸上刊登着“十五银行止付”的消息，才知道糟了，可是来不及了。松下大约有三万五千元存在那里，却一元也提不出来了。还好，两个多月前就与住友银行来往，靠它的帮助，松下才勉强度过难关，却也搞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
如今，这种事情想都想不到了。可是从前即使是银行，也会有周转不灵而倒闭的事情发生，何况是一般企业机构。那时还没有“公司更生法”的保护，凡是组织不健全的、该倒的统统倒了，是一个标准的残酷社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非常干脆的社会。
现在有了公司更生法，提供了很多复苏的途径。而且银行、母公司等也会多方设法，帮助你度过难关，以免倒闭。公司的倒闭，对员工、来往厂商、消费大众以及社会当然都有很大的影响。公司愈大，影响也愈显著。在前述的金融恐慌，由于银行止付而失去毕生积蓄以致自杀的人不少，无法调动资金而被迫倒闭的企业机构也很多，给社会带来极大的不良影响。
因此，政府各界都多方面配合，想办法伸出援助之手，避免发生倒闭，实在是必要的措施。只是近年来的做法，似乎有些过火。从前是要垮的，都顺其自然任它垮，没有人会搭救。如今却又同情过度，以致自主责任营运的观念渐渐淡薄，造成很多依赖性特强的“大少爷”式经营者。
在有各种防范措施的情形下，每一个月竟然还有大约一千个倒闭案件发生。这一方面是反应不景气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也显示自主责任营运的价值观念日渐淡薄。松下先生不认为从前那种放手不管、任其自生自灭的政策是好的。但也不否认，只有在那种环境中，才能不知不觉地磨练出真正的经营者。
从这一个观点看，这一次的不景气是给经营者一个最好的锻炼机会。趁这个机会将公司的状况，经营方法等重新检讨一番，相信不是没有意义的。
贷款是非常时期所采取的不得已作法；安定期应用自己的资金做生意才会成功。
“一年复始，万象更新”，大家充满了新希望迈向新的一年。可是放眼日本的经济，好象不是太乐观，当然有些例外，不过大体说来经济好象正趋向恶化。面对这种事态，新内阁正在大伤脑筋，探讨恶化的原因，研究如何解决。不仅是政府，国民也有很多地方应该自肃与反省。
原因当然很复杂，可是追根求源地说，日本各企业没有培养强烈的自主独立精神，实为其主要原因。更具体地说，症结在于：企业应该是依靠自己的资金来经营，可是大家都没有坚持这个原则，一再地贷款，依靠贷款来扩展事业。
这点是与许多先进国家相比之下，日本所有的情形。它的形成当然有其历史背景，就是那次凄惨的“战败”。战败当时经济处于崩溃状态，想重建没有资金，不得已，大家互相提供“信用”，也就是支票，互相承认它。
大家都缺少资金，可是互相容许用“信用”而活动，终于产生让世人吃惊的经济成长。单以这过程来看，日本依赖支票重建国家的步骤是相当成功的，这样的应变之道也是对的。可是，重要的是这到底只是非常时期不得已的作法，是因为战败失去了所有的东西而采取的不得已的措施。随着复兴，一切上了轨道，经济活动也趋正常化，这些信用膨胀应该渐渐地缩小才行。
非常时期有非常时期的措施，安定期有安定期的方法，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随着复兴的进展，应该慢慢缩小全凭信用的程度；政府该作这样的指导，国民也该有这种心理准备。事实又是如何呢？不但不缩小，反而继续地膨胀，经济复兴与发展虽已到今日的地步，却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成为贷款公司，公司财务的脆弱令人担忧。
工厂设备都很新，技术也很优秀，这是值得称赞的；但就因为自有资金的比例太低，好象成了靠贷款而成立的公司，这种情形在世界上是很少见的。在美国用支票交易的商业行为几乎可以说没有，因此各企业都得健全地发展。
德国也与日本一样，战败受到毁灭的打击，可是他们主张“自力经营”；即用自有资金来经营，有多少资本就作多少的事业。所以同样是呈现经济发展，但内容却与日本非常不同。借款增加，造成更严重的周转不灵，使倒闭连连发生。
最近常听到倒闭的事。倒闭的案件一天比一天多，尤其是负债额的增加相当引人注目。这虽然与大企业的倒闭有关，但借款增加才是主要原因。借款增加，就造成更多的周转不灵而倒闭。
松下先生从前就主张不能靠借钱来经营事业，必须用自己的资金，以自立自主的方式来经营。借钱经营，在精神上容易松懈，企业的体质也弱，以致银行稍微吃紧，就容易恶化而倒闭。而且借款的数目都很大，更引起了连锁反应：一家公司倒闭了，许多公司跟着倒闭。
不但如此，借款政策会带来不踏实的事业扩张，而使经济过度膨胀；结果物价飞涨，各种弊端跟着发生。日本的现状就是最好的说明。借钱还有一个弊害，就是没有钱的、规模小的借不到；有钱的、规模大的可能借到很多，于是造成资本的畸形流动。
用“万恶的根源”来形容借钱经营、借钱政策，应该当之无愧。如果每一个公司都不靠借钱，完全以自己的资金为主体经营，相信企业本身的体质就会更坚实，经济也会走向安定成长的道路，物价的上涨也会缓和，情形不是比现在更好吗？当然，借钱经营也有它不得已的一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日本，因战争失去了大量的物资，钱也没有了，几乎是一无所有。经济的复兴，国土的重建，想用自己资金来做，哪有可能？都是互相提供信用，靠借钱来经营事业，从事经济建设的。
所以，战争刚结束的那一段时期，借钱经营是不得已的。不过这种权宜措施只允许非常时期采用，平常应该改走正道。换句话说，借钱政策在经济复兴告一段落时，应该立刻改过来；该改而不改，一直拖到现在，才造成了今天的问题。借钱经营一直延续下去，企业以及日本经济都不可能有健全的发展。现在正是改为以自己资金为中心，自立自主经营最好的时机。但愿负责经营的经济人都有这种认识，政府方面也应该做强有力的辅导。
银行紧缩带来的信用膨胀，会导致金融的紊乱。
通常为了防止景气过热现象，政府往往采取限制银行政策。最近也采取了这种政策，可是经济界为应付或弥补这种情形，就把支付贷款的期限延长，来对抗政府的限制银行政策。一年来支付支票的期限一再地延长，因此资金回收就延长了，这种情况能健全吗？
政府的用意绝不在此，限制银行是要稳定人心，使企业经营能安定巩固。换句话说就是要去掉企业体的赘肉，消除水肿现象，改善企业的体质，使其健康强壮，这是政策的目的所在。事实却反其道而行。由于银行抽紧，企业界的资金就紧
了，应该想办法减少库存量，或加速贷款的回收。这样做的话，任务当然很艰巨，但经济才会往健全的方向发展。当然，事实上如此做的企业也很多，但如以整个情形来看则并非如此，手头一紧就把九十天的支票延为九十五天，或一百天，尽量想延后付款；结果等于一方面抽紧，一方面却放松，这是今日的情形，说来也真是奇怪。
伪造纸币是扰乱国家金融的重大犯罪，是会被判刑的。日本货币的数量是由日本银行来控制的，按照经济界的实际需要来调节，订定一个目标如五千亿元或一兆元来发行钞票，限制银行就是根据需要来操作的。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日本的通货只有日本银行发行的钞票，那就会发生很大的功效，但经济界却有代替日币的所谓私制纸币在公然横行。这种纸币虽然是私制，但却并不构成犯罪。它不是伪造的纸币，那它是什么？就是支票。支票是经济界很奇怪的产物。
不以信用做基础的支票，大量流通，会造成企业界的混乱。
说支票是私制的纸币，也许有人会责骂，但这却是事实。支票当然不能象日币那样通用，但事实上很多企业都用支票来购买东西。没有现金，只要开一张支票，盖上董事长的印章就能发挥日币的功能，可以买到东西。
这就是日本的实情。一方面政府努力地扼制纸币的发行，另一方面私制的纸币——支票又一直在乱发行。
而且最初支票是以三个月为期，今天它已普遍延长到一百二十天，甚至一百六十天；更有所谓“台风型支票”——二百一十天的，又有所谓“分娩型支票”——三百天的也出笼子。日币的发行是有限制的，可是对这种支票的签发，法律上并没有任何限制；不管政府如何推行金融政策，如果放任这种支票乱发，经济界可以说绝不可能安定的。对于这一点，到目前为止，政府好象仍未把它当成一个大问题。
前些日子报纸上登载了一则消息，九州一家资金一千万元的公司负债四十亿元而倒闭，大部分的负债都是乱开的空头支票，也就是乱发的纸币。一家倒闭连锁地倒了二十家、三十家，其他人都受到连累。
就算没有这样严重，但是类似这种情形的案子在日本国内随时随地可见，倒闭的公司大部分都是开出了公司资本外几十倍的支票。
以长期性支票做生意的恶习，将无法支撑远景的经济发展。
今天日本有几万家准“日本银行”，都在无限制地发行“准日币”。真正的“日本银行”在日本仅有一家，但是现在假定有三万家公司，就可以说有三万家准日本银行在发行等于日币的私制纸币。这些“准银行”中，大者发行百亿元，小者发行一两千万元，辗转流通于市面上，政府对此也未加限制，想起来实在可怕。
这样的结果，就会出现散漫的经营，政府金融政策的目的就徒劳无功，等于画饼充饥了。
迎接新年，大家应该互相承认这种事实，咬紧牙关，重整旗鼓，勇敢地向特殊的经济界风潮挑战，才能使日本经济脱困而出。
当然这是不能一蹴而成的，而且一下子做也会引起混乱。只是认清、觉悟这确实是一种恶习，抱着逐步改革它的决心，这是绝对必要的。
日本经济界所面临的事实，不用说是政府，也希望所有国民对此有所了解，实在不可再放任这种现象了。
松下幸之助经营之道--一 立企业精神之妙用
一 立企业精神之妙用
公司经营好比人的一生。小时候起码不要危害到社会，长大了，就要负起贡献社会的责任。
考虑到公司发展的时候，第一要先检讨这个公司在社会上存在的意义，一个人在世界上总不能作些偷鸡摸狗的事而生活，为了社会生活他绝对不能危害社会，所以如果是个人的生存，其存在虽不能有利于社会，但最少不能危害社会，这是他第一个被允许存在的理由。
如果公司成长了，拥有数百或数千名员工，则不危害社会是存在的惟一理由。光这些还不够，这样大的公司，不但不危害社会，还应该在某种方面受到社会的欢迎与喜爱，要有这样的经营方针，公司才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公司大到员工有几万人，则该公司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足以给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经营的基本方针，应该是要为社会才对。大体上把它分为三类，公司小时要不危害到社会，中型公司则不但不危害社会，多少还要有被欢迎的成分。至于大公司，不但应具备不危害社会，受社会欢迎的条件，基本上对国家，对社会要有明确的贡献方针才行。经营上首先考虑到这些问题。能多发展的公司，就是对这一点有充分的认识与理解的公司，并抱有一种责任感与使命感，这是公司发展的首要条件。
人的一生，在孩童时期受父母之恩惠与爱护成长；稍大一点，在学校受教育，这时最起码不应使父母烦恼；再大的话就是为人父母，养育儿女，指导他人了。个人与公司，该考虑的，可说都是相同的，因此应该建立明确的想法。
在人心有进步的时候，这种效果还是有的，因为想赚钱，就得想办法做出好东西，这个结果不就是奉献给社会吗？所以说，本质是相通的，只是要提高他的效率与效果，就要“有意识地”来做比较好，这种意识最近很强烈，可能这就是所谓的“近代式经营观”。
以社会大众为考虑前提，才是有灵魂的经营。
关于公司经营，当然因人而异，各有不同。世界愈是进步，对于接洽顾客的方法及设备的改善等等问题，都需要更详细加以研究。常常开研究会的目的，也就是要探讨更高明的经营法，以这样的目的为前提，这种研究会才有意义，才能生存。若不是站在这样的基本立场上，只是一味研究，当然也可产生各种的方案，不过这些方案恐怕不能说是有灵魂的经营方案。更进一步地说，当课长的人或者董事长的人，要有上述牺牲的精神，但仅有这种觉悟还是不够充分的。应该同时考虑到今日社会的情形，要站在人生的观点、社会的观点，认清什么是正确的，为了执行正确的事，才能为部下、为公司，甚至为国家而牺牲，如果不顾社会观、人生观，换句话说，不分青红皂白，不顾是邪是正，一味地为部属、为公司、为国家而牺牲牲，那也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究竟什么是理想的经营法呢？各人站在各人立场考虑，研究出正确的经营法，当然每个人不会产生相同的结果。有时虽然目标相同，但个人的人生观、社会观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必然会有不同的经营法产生。但如果没有经营理想而去经营，那真是令不人敢恭维。
宗教是普度众生的处世事业，而经营事业则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工作。
松下先生在一次参观某宗教团体总部后，联想到自己的事业、正派的经营方式；进而又想起整个业界的经营现状，不觉对宗教与商业两者的经营与管理问题，深加思索起来。这个宗教的宗旨是：引导多数烦恼的人脱离苦海，指导他们安身立命，然后享受人生幸福。我们事业的宗旨则是无中生有，创造社会财富的人世工作。自古以来，消除贫穷就是人生的神圣事业。因为生产可以帮助人类生活趋向富裕与繁荣，自然也是神圣无比的使命。
人类生活要求精神上的心安，与物质上的丰富，两者互相配合，才有进步、有幸福，二者不能缺其一。如果精神安定，但物质缺乏，维持生命就会发生因难。但是如果物资丰富，却无充实安定的精神生活，那就毫无生存的幸福与价值可言了。因此这两项事业就象车辆的“两轮”，缺一不可。
“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经营，应该比宗教事业，更要蓬勃发展，更能扩充延续才是。为什么企业却常有倒闭、裁员等情形呢？那是由于他们经营不善的缘故。那是只顾私利的经营，偏离正义的经营，不知道事业是神圣的经营，是仅限在商业界的经营，仅站在传统基础上的经营。因此，这种守旧的经营方法，就是造成倒闭的原因。所以，我们一定也要脱出这个因循的外壳。”
辛勤劳动被肯定后，所流露的感激，是无以伦比的喜悦。对自己生产的商品，在社会上有何种地位，我们应该保持高度的关切。松下先生在以前曾直接参与生产的时候，每次将产品向代理商展示时，只要他们看过后就一再说：
“松下先生，这是您苦心专研出来的产品，对吗？”这就肯定了松下先生的劳动，他感到非常高兴。
这种意识，并非是将产品卖了高价，或是多赚点钱的欲望，而是对一个人几个月的辛辛苦苦，制造出来的产品给予肯定，所产生的感激心理。
这种感激的滋味，是有恒地将至诚的心血，投注于制造产品的人，才可能享受到的高尚意识。而且全体员工都能做到。享受这种感激意识时，也就是松下电器真正发扬生产报效国家的时候，也是获得稳固的社会信用的一天。
不管别人的嘲弄，只要默默地坚持到底，换来的就是别人的羡慕。
江户时代，江户的花街柳巷——吉原，和京都的岛原、大阪浪花的新町一样，是武士与商人的一大欢乐街，非常热闹；就象歌谣所唱的“白日如天堂，晚上如龙宫”，受到公子哥儿的喜爱。
吉原有多达数百名的艺妓。其中属于最上等的艺妓叫“大夫”。在大夫之中，一位具有十万名诸侯地位的“松之位”艺妓，就是当时名扬天下的“高尾大夫”。“松之位”具有相当的权威，因此，“高尾大夫”所接的客人都只限于诸侯或富商巨贾，是一般武士或商人高不可攀的一朵花。大夫本身也不愧其权威，由于严格的自我修练而精通各种技艺，很懂情趣，又会作诗，有很高的教养。
带着穿戴华丽的随从，在街上游行的行列，就是所谓的“道中”。大夫道中的情景可真是豪华绚烂，总是招来许多人观赏，尤其是这位高尾大夫的道中。
有一天，一位在染房作工匠，名叫老久的年轻人，为要一睹风闻已久的高尾大夫风采，探出身子静心等待。不久耀眼的道中行列出现，高尾大夫用大夫独特的内八字慢慢走向这边。不久，她的美貌容姿就近在眼前了，使老久看得目瞪口呆，一动也不动。他的同伴敲着他的肩膀说“老兄，你在发什么呆？你爱上那大夫了？”并笑着说：“既然爱上，不妨去找她呀。她虽然是有地位的松之位大夫，但毕竟是个妓女，只要有钱，任何人都可以跟她做上一夜夫妻的！”
听同伴这么一说，老久才苏醒过来，认真地问：“那大约需要多少钱？请告诉我，如果用金钱就可以解决，我一定要试一试。”同伴回答说：“老久，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我看，总得十五两黄金吧。”“十五两黄金？这要储蓄多久呢？”一个染房工匠说：“总得三年吧。而且还要系紧腰带，拼命工作才能勉强攒足。你如果愿在一夜把那十五两黄金用光，大概就没有问题吧。”同伴半嘲弄地说。可是老久听完就暗自下定决心，开始省吃省用拼命工作。
三年之后，老久果真储蓄了十五两黄金。虽然是在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召大夫的吉原，但以他染房工匠的身分来说，还是吃不开的。因此，他就请一个在老板家进出的医生当“棒场的人”才如愿以偿，终于跟高尾大夫相会。临别时大夫说：“请再光临。”他竟然回答：“我得再等三年才能再来一次。”平常即使不想来，一般应酬也都说：“我会再来。”然而老久却老实地回答：“再等三年才能再来……”大夫觉得奇怪，再三追问后，他才说：“老实说……”
高尾大夫听了大吃一惊。为了想跟她共度一宵，竟然苦了三年，被他的诚实、纯真感动的她说：“我这里的年限一满，就嫁给你。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将储蓄的三十两黄金，交给你代我保管到那时。”于是将三十两黄金交给他。
当时的大夫都以高尚的地位为骄傲，对象自然以诸侯或巨贾为多；然而这位高尾大夫却被染房工匠老久的诚实所感动。听说，后来顺利满工的她果真和老久结婚，夫妻二人同心协力，创立了全江户第一的染房。
以上就是有名的“染房高尾”大概经过，不知各位读后作何感想？也许有人会认为，好不容易那么辛苦才攒下来的钱在一夜之间就用光，实在“好无聊”。但松下先生认为，他把别人认为无聊的事，认真贯彻到底，实在有勇气、有胆量，有衡心。人生有超越得失的一面，对自己所决定的“目标”，即使赌注一命也要勇往迈进，又有什么不可呢？
十五两黄金对诸侯巨贾或许只是小意思。但对老久来说，他以三年的坚忍，用血汗油垢才储蓄到宝贵的十五两；而为了他所热中的，竟把这十五两一夜就花光。这种精神与气魄，对经营者多少具有启发性。
另外的启示是：“能打动人心的，毕竟还是诚实”。口才、金钱固然重要，但最能感动人、抓住人心的，还是诚实。抓住高尾大夫心的，也是老久的诚实。
在诚实往往被轻视的世态中，我们对老久所表现的可贵诚实，应该好好再思考一下。
经营者，不应该凭权势与金钱做恶性竞争，应以建设公平、合理的社会为已任。
在自由经济的社会中，企业之间的竞争是无法避免的。有竞争，才会互相切磋琢磨，才会有进步发展。但是，竞争不应该只是较量彼此的权势，应该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东西。
比权势更重要的到底是什么呢？它就是：“到底什么才是正当的？”这种哲学或理想。松下先生认为，大家应该秉着这种信念，去对抗与竞争。否则，会出现“弱肉强食”的社会。如果“弱肉强食”能使社会繁荣，倒也无所谓。但事实不然。历史的教训，如果容忍“弱肉强食”的社会存在，权势往往会沦为暴力。因此，我们应该秉着“到底什么才算是正当的”的信念做事。
再具体一点说，我们应该从事一种竞争，那就是“使资金比别人少，能胜任经营企业的人仍然有成功的机会。诚然，一个人是否适应经营企业，很不容易判定，这不象其他东西可以用长度或磅秤来度量。不过，姑且可以用“他在买卖上，是否具有某种程度的良心，是否努力且有某种程度的创意”这一类大家看得到的标准，来判断什么样的人才能胜任。能胜任这种工作的人，在自己的行业中，考虑如何竞争才能继续生存，是很重要的事。
一旦陷于仅凭权势的竞争，则雄厚的资本，甚至“资本的暴力”的重要性，势必凌驾经营者能力。资本单薄的自然无法与之对抗，甚至很有经营长才的人也会被埋没。对社会或人类而言，这诚然是可悲的现象。
因此，不能完全倚仗资金，应该不断地力求创新并节省资源，借此降低成本。成本降低后，即使减低售价，仍然有利可图，自然就乐于降价促销，这就是进步。同业间应该透过这种方式认真地竞争。
惟有如此，中小企业才能够对外竞争，甚至，若能找到胜任的经营者，中小企业反而容易生存。
任何工作或事业，只有胜任的人能继续存在；其他人只要另找适合自己做的事，一样可以成功。这就是社会进步的原则，并盼望这种社会的来临。
智慧、时间、诚意都是企业的另一种投资。不懂这个道理的人，也不是真正的公司从业员。
你要怎么收获，必先怎么耕种。因此，松下电器公司投资在建厂、广告、宣传等方面。在这里我们谈一谈松下公司另一方面的投资。
太阖秀吉（丰臣秀吉）是一个伟大人物，他能取得天下绝非偶然。据说当他担任主人织田信长的马僮时，常用自己微薄的薪水，买胡萝卜喂马，因为他觉得光靠主人供应的饲料营养不够。以一般人的想法，一定认为秀吉不要求加薪，还拿出自己的钱来替马买饲料，实在是傻瓜。但是结果是因马匹强壮，而赢得一般人对织田信长坐骑的一致赞美。
不知道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有多大，但他的这种做法是一种有诚意的投资。
这个故事说明，企业必须有第一投资（资本），还必须有第二投资，也就是用头脑、智慧、时间来投资，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司从业员。
顺应社会的潮流和事物间的关系，才是企业得到发展的方针。
我们彼此应该注意的是，由于工作太过热心，以致强调自我，就容易走向任性的独断行为。
为了让工作能顺利推展，我们必须好好遵守公司的方针、计划和传统，从中发展自已。个人的智慧纵使卓越，也象在黑夜里提灯，照亮的范围有限。以为自己的想法和判断是至高无上的，会使公司蒙受不利。尤其职位高者，更要经常请示上司，考虑周全，认真做事才好。不顾传统，忽略公司的方针和计划，靠自己狭隘的主观来判断行事的人，他的努力程度和才干越高，公司受害的程度也越大。
松下先生就是经常想到社会的进步、国家的方针及传统，一面谋求顺应，一面聆听从业员的意见，来作为决定一件事的参考，并把它变成松下电器公司独特的方针。
越是受到上司深厚的信赖，为了回报，越是应当拿自己的判断去请示上司。不可自视过高，谦虚和谨慎的修养很重要。我们彼此既然都在参与经营，便应该有直率地批判和接受批判的精神。这样，我们才能享受到顺应潮流化的喜悦。
企业的任何一项发明，不只是本身赚钱的手段，也是促进技术进步、经济繁荣和国民福利的工作。
随着公司的成长，松下先生把技术部门交给专家去研究，专心负责公司的经营。最近，实用新案及专利权的申请，每年大约有一万三千件了。于是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发明案件的检讨，专利与实用新案的申请及管理，各种争执、诉讼的处理，专利的使用等事项。
这种工作与利益没有直接关系。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应该是国家或政府机关做的，却由民营企业抢先做了，而且彻底检讨了它的经济性，讲究效率，减少浪费，做得有声有色。如果是国家机构，能做到这种地步吗？这样的工作，各民营企业都在默默地进行。
大家经常会认为企业的惟一目的就是追求利益，所以也会认为前面所提的工作是一种赚钱的手段。由低处看也许可以这么说；由高处看，它却与国家技术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国民的福利有很大的关系。
这只不过是一个例子，今天国家的经济面临极大的困难。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松下先生认为不要误认企业是惟利是图的民间团体；相反的，还要对它正在完成的任务给予适当的评价。
在技术合作之前，应先考虑对方的人格，详细研究契约内容。
最近有很多公司与外国技术合作，这种事已不稀罕，在这种情形下最要紧的是先考虑对方公司的性质，或是经营者的人格。
有一家公司跟美国的某公司技术合作，结果导致公司倒闭，关门大吉。这不能怪对方的美国公司，对方严格地遵守了合约的权利义务，但在日本方面，往往会有人，认为“这点小事大概对方不计较吧。”“这样做对方会考虑我们的立场吧。”常常把人情放在第一位来考虑问题。
可是美国方面是以法、理、情为序来考虑，你一旦说愿付出多少，他们一定会要的，如果你说因为某种原因付不出时，他们会说“某种原因而拿不出来，那责任是归你，我们的公司才不管你这些事，你还得照付给我们。”所以在技术合作时应该要充分考虑对方，并详细研究契约内容，不然会碰到意想不到的问题。
松下曾与荷兰飞利浦公司技术合作，这是个大公司，技术方面也很进步，所以才跟他们合作，为了这合作，对方还很详细地调查松下公司。所以从申请合作开始，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才得到他们的承诺，在这一年中，他们三次派人来调查松下公司，看看有否有合作的准备与能力。如果想技术转移，而这边没有接受的条件、环境与能力，那就不好合作，所以作很严密的调查是必要的。
幸好松下这种准备工作都符合他们的要求，所以合作才能成功。相反的，有些公司不管你有没有接受条件的能力，只要你付出权利，他就愿意合作，这样的合作，往往全碰到很多难题而告失败。
就是对方要技术转让，没有接受的条件，那还是不能成功的，可是对于失败的责任他们会置之不理。“教你们技术，你们的公司却不能好好接受，那是你们方面的责任。”这样就给推得一干二净，与这样的公司合作，当然注定要失败的。
如果对方是个用意很周到，处事很慎重的公司，就是你催他快一点，他们还是要作详细调查的。不然，就会出现问题，致使公司倒闭关门。
所以必需考虑各种问题，研究对方的人格与想法，对方是否考虑到我们能否真正获益？这样的公司才可合作，就算全部委托他们了，他们也会好好地照顾我们。
只花百分之几的代价，就如同拥有了整个技术合作的厂家，何必舍不得掏钱呢？
我们一般人，对事情的看法和想法，往往容易停止于主观，因此，不太能接受其他的看法。面对某一问题时，如果不知如何应付而开始感到迷惑，那么很可能就会钻牛角尖而无法自拔。这种情况之下，该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还是从别的角度来重新观察，以改变原来的看法，这样做的结果，可能就会发现原先忽略的地方。当然，这并不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如果能够因此改变看法的话，那么眼前就是一条崭新的大道了。松下先生对与荷兰的飞利浦技术合作一事，本来也有很多迟疑不决的地方。虽然技术援助费从百分之七降为百分之四·五，但是另外还得付权利金，一次付清美金五十五万元，约合当时日币二亿元上下。当时松下电器的资本额才不过五亿元。金额相当庞大，负担可谓十分沉重，这等于是把公司资本的五分之二一次付出。
不过情形已经是骑虎难下，非一次付出巨款不可，就是这一点使松下感到很困惑。当然，在考虑到今后日本电子工业及松下电器本身的发展以后，这一点钱实在不能不付。
但是除此之外也还有别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契约问题，因为那是个一面倒的契约。里面的内容只规定如果松下电器发生错误的话，应如何处置，诸如撤回机器等等。换句话说，绝不准松下出错；然而对于飞利浦如果出错的话，应该如何处置却是只字不提。对方的姿态相当高，颇有鲸吞的意味。假如就这样签字的话，那岂不是完全地被对方牵着鼻子走？这一点是松下先生对契约颇感困惑的一个重大因素。
虽然是摸索着前进，但是松下先生认为有一件事非常重要，那就是不能抱有“私心”。对于飞利浦技术合作一事，的确很感困扰，但所幸他一点私心也没有。
就在松下先生十分迷惑的时候，心里突然浮现出一件事情。飞利浦当时有大约三千名研究员从事于各方面的研究工作，设备极为完善。光是这个研究所就必须花上几十亿元，而松下电器只要花两亿元，就可以好好利用这些研究设备和人员。假如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些东西岂不就跟自己拥有的一样？想到这一层，松下先生心里一下子觉得轻松愉快多了，至少一次付清两亿元一事，已经不大在意了。于是，他不再犹豫而同意签约。
后来，依据合约，飞利浦派了三位工程师到松下电子公司任职。松下先生看到他们，感到似乎雇用了整个飞利浦一样。人们对于事情总会抱着某种看法或想法，而这种看法或想法关系十分重大。虽说花了大钱，万一搞不好，松下电器可能因契约而倒闭；但是假如换成另一种眼光来看，则只要花这么一点小钱就可以把飞利浦请来做事。这样，心里就觉得十分舒畅了。
因此，能适时地改变看法，对于下定决断，难道不是一件很重要的因素吗？
经营的价值感是眼睛看不到的，但优良的经营成果，却能赚进大把看得见的钞票。
对于我们一般人而言，眼睛所看到的东西，比看不到的要容易了解其价值，而松下先生以为能正确的了解无形东西的价值，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把它摆在事业上的话，同样是一个道理，也就是说，象事业的经营等于无形的东西，是有很大的价值。当然，如果经营力薄弱，不能增进令人满意的成果，其价值就微不足道；但假如经营得法，则其产生的成果就十分可观了。良好的经营不仅可以扩大企业的发展，提升从业人员的福利，更可以促进国家社会的进步。因此，我们大家对于经营的价值，难道不应该有正确的认识吗？
松下电器在一九五二年，与荷兰的飞利浦公司技术合作，创设了松下电子工业。在此之前，松下先生曾对外国技术的合作对象作种种调查，因此去过美国，也到过欧洲。美国有最新的技术，规模以及其他方面都与日本大不相同。到了荷兰，他觉得这里的国情和日本颇有相似之处，而且国土也不大。飞利浦公司当年，也是以个人为中心开始创业的，历经六十余年而逐渐扩张茁壮，这一点和松下电器的成长非常相似。因此，他就决定把飞利浦当作合作对象而进行磋商。
这当中却出了一个大问题，直截了当地说，那就是技术援助费相当高。如果是美国公司的话，大约不过是营业额的百分之三而已，但飞利浦却要求百分之七。
何以飞利浦会要求那么高呢？飞利浦方面的说法是：如果与美国公司合作的话，成功率很小，但如与飞利浦合作则一定成功，而且层次也高，他们负有相当的责任。而且从过去的实绩来看，全部都成功，目前在四十八个国家里面都有他们的工厂，经营都非常良好。
他们实在够自负的了。听了之后，渐渐觉得并不是空口说白话，但也因为百分之七实在太高而使人有点踌躇不决。以这么有实力的公司来说，百分之七或许不是很高，但是百分比过高的感觉，一时还能以消除。
如果嫌百分比过高而作罢，事情当然很简单，另外也可以找百分之三的美国公司技术合作。但是除那个问题以久，松下先生还是觉得飞利浦比较适合做为合作的对象。内心固然很希望能和飞利浦技术合作，但总认为百分之七难以接受。深一层考虑的话，虽然美国与飞利浦的技术大致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可是价格却有那样的差异，这应该不属于技术本身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活用技术，来获得成果方面有所不同。
松下先生也曾想过不如拖一拖再说，料想对于技术的转让，也不致于就造成如何不良的后果。在这里可以举个也许不尽恰当的例子：譬如说学校的老师吧，教师一定有是非观念，但学生却不一定如此。不论老师教得怎么好，必然会有一些学生懂，一些不十分懂；有些学生很调皮，有些学生很操心。飞利浦是个好老师，所以一概要百分之七，但是却一点没有考虑到学生的素质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