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
【学习提示与述要】
本章评介著名作家沈从文。这是一位相对远离现代文学主潮的作家，对他的评价，不能止于用政治的标准，还应当从现代文化转型的角度考察其创作的立场及其文学世界的审美价值。对他的文学贡献主要把握两方面：一是创造了寄寓自然、健康、和谐人性的“湘西世界”，以文学形式探讨健全的“生命形式”。二是创造了极富诗意的抒情小说文体。阅读沈从文的《边城》等小说，要特别注重审美体验，注重牧歌情调所带来的所谓“情绪的体操”，而避免理论的先入为主和对作品“意义”的过度阐释。第一节是对沈从文创作生涯及文学贡献的总体评说，对沈从文的主要作品应有知识性了解；第二节是本章重点，集中评述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及与之对照的都市文明的世界，其中关键是把握沈从文对“人生形式”的思考，同时，也应了解其文体上的创新；第三节评述沈从文散文的成就。学习这一章，应偏重于文学的鉴赏，并思考像沈从文这样相对远离现实的作家，是如何以独特的视点创造其“文学世界”的。
一 边地湘西的叙述者、歌者
（1）首先应大致了解沈从文特殊的身世经历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那就是常以“乡下人”的眼光（其实又不可能除去知识者的身份）来看待中国的“常”与“变”。应理解其处于左翼文学与海派文学之外，以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角度，去思考和表现现代文明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的问题与困扰。
二 乡村叙述总体及其对照的世界
（2）重点考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应注意沈试图以“化外之境”那种原始、质朴、和谐的“生命形态”来区别并批判现代都市文明。此为沈从文创作的宗旨。可以举《萧萧》、《丈夫》、《柏子》等短篇为析例，看沈从文是如何着意表现和赞美湘西下层人民的“自在状态”与质朴坚毅的生命本性的。不过，重点还应该是对代表作《边城》的评析。读这篇作品注意领略那乡情风俗、自然景致与人事命运浑然一体的优美境界，那美丽得令人忧愁的牧歌情调。小说中所写天真纯洁的女孩翠翠，她那超越一切世俗利害的朦胧的爱情，以及他们恬淡自足的生活，都灌注了作者美好的怀旧、想象与企盼，也隐伏着深深的悲剧感。应理解沈从文构筑这种牧歌情调的湘西“人生形式”，带有文化批判的意味，即对照批判他所认为的现代都市文明弊病，让人们从这美丽的图景中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
（3）了解与“湘西世界”相对照的现代都市的病态文明景观。注意沈从文都市小说（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中常用的讥讽调侃的调子，其刻写城市各色人等，特别是“高等人”的虚伪、无聊、压抑和变态，展现“文明”的绳索如何反过来捆绑人类自己，导致生命力欠缺的都市“阉寺”病。此类小说写得较浮泛，但不妨与“湘西世界”的小说对照起来读。
三 文学理想的寂寞
（4）应理解沈从文何以被人称为“文体家”。沈对现代小说艺术的突出贡献，在于创造了非常有艺术个性的抒情小说。“造境”是沈从文的关键。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与人事民俗的融合、作者人生体验的投射，加上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致，共同造成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
（5）沈从文的散文成就也很高，且比小说更有历史感，也更能直接表露他自己的灵魂与情思。可以选读《湘行散记》、《湘西》以及《烛虚》中的一些作品，并通过对这些散文的评析，加深对沈从文创作视点与文学地位的理解。
【知识点】
沈从文表现“湘西世界”与讽刺“都市病”的代表性作品、《湘行散记》等有代表性的散文。
【思考题】
（1）试评沈从文《边城》的艺术特色。
此题偏重综合理解。除了本章内容外，还可参考《三十年》第十四章第二节关于京派小说的论述。1．首先应对沈从文的湘西题材小说有一个总体的把握，理解沈从文以“乡下人”立场构筑的乡村叙述总体是他的文明思考及文学理想所在。2．具体到《边城》大致可就以下几方面讨论其艺术特色：首先是人物形象，比如以翠翠、祖父等形象所提供的湘西人生样式。其次是小说结构，比如悲剧的明线与暗线的配合、边城风俗世情与翠翠爱情故事的穿插等。再次是《边城》作为“诗体小说”的形式感，以及语言的纯净简约风格等等。3．最好还要对《边城》更深层面的文化意味有所体会，即在其“田园牧歌”情味之后，其实“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是有其文化批判的倾向的。可参阅附录中汪曾祺《又读〈边城〉》和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
（2）结合具体作品，比较沈从文写湘西与写都市这两副笔墨的文化内涵及其得失。
此题偏重综合理解和分析。可参《三十年》第十三章第二节。一方面，沈从文的都市题材作品其实是他的乡村叙述体的陪衬物，因而缺乏一定独立的意义。他是借由对都市“现代文明”的病态的揭示（如都市文明的“阉寺性”），来肯定乡村文明的返璞归真与人性和谐。但部分都市题材作品可能因此失于浮泛。另一方面，在他的作品中，也不得不带着忧患写出城市文明对乡村的侵蚀，比如《长河》，这种更加动态的乡村叙述，是沈从文作品中文化意蕴更为深刻与复杂的。此外，还可参考附录中王晓明《沈从文：“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从沈从文的文体及其写作心态方面来把握沈从文两副笔墨间的互动。
（3）沈从文作为30年代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同其他京派小说家一道，构筑了30年代小说中对于“乡土中国”的叙述。对比20年代“乡土小说”作家及其作品，以及40年代解放区的乡土题材小说（如赵树理和孙犁作品），试述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发展脉络。
此题综合性较强，有难度，适合高年级或研究生。可综合参考《三十年》第三、十三、十四、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章。注意这样的题目不是简单地比较三者之间的异同，而是要在不同的历史文化阶段中注重文学发展的不同侧重以及所承担的文化意义。比如20年代的乡土小说是当时“人生派”写实小说潮流的一部分，小说中的乡村生活及人物可能都带有“国民性弱点”的因素；而30年代的京派小说作家多为学者、教授，他们的作品文化批判与文明反思的肌理可能更为细腻，他们的乡土叙述多少带有对宗法农村的理想化和美化的成分；40年代解放区的作品在新文学大众化通俗化的大背景下，着重于农村新气象、新农民的摹写，相对更为明朗和质朴。但是，如果从现代文学总体特征上看，不同时段的乡土文学又都有着层次不一、角度有别的启蒙主义色彩。
（4）老舍与沈从文都很关注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冲突，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艺术思考与表现各有哪些独特之处？请结合其创作进行评析。
着眼点是“艺术思考与表现”，即从两位作家不同的文学世界中，考察他们各自面对文化冲突所表现的文学家眼光、切入和思考问题的不同角度。最好能结合文学创作的姿态与思维特征来分析，而不止是罗列几条理论。思考要点：关于老舍：1．从普通市民角度进行文化批判。老舍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但他更警惕西方文化传入的新文化不仅不能清除旧文化的残余，反而在某种意义上刺激了它的泛滥与病变。因此在批判传统时又对传统依依难舍。2．老舍代表了一种稳健、保守的文化选择，但也应该看到老舍存在对西方文化甚至现代化进程的排拒与抵制。3．结合其作品中频繁出现的“西崽”形象分析老舍对西方文化的警惕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物漫画式的缺陷，结合其正面人物所拥有的东方式气节与侠义分析老舍对传统文化的依恋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局限（可参考《三十年》第十一章第二节；宋永毅《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关于沈从文：1．沈从文的文化冲突更多体现为一种城乡的对立，以原始乡村自然、健康、完整的人性对应出城市文化的空虚、病态与无聊。2．沈从文这样执著地以“乡下人”的立场排斥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文明的文化立场在现代作家中非常独特，他的小说以特殊的诗意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多样化特征。3．结合其描写湘西生活的《边城》、《长河》等对比其描写都市文化的《八骏图》等作品分析沈从文小说中的城乡对峙模式（可参考《三十年》第十三章第二节；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对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研究》三联书店1985年版）。
【必读作品与文献】
《萧萧》
《丈夫》
《边城》
【评论节录】
汪曾祺：《又读〈边城〉》
凌 宇：《从边城走向世界》
王安忆：《走出凤凰》
王晓明：《沈从文：“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
▲汪曾祺评《边城》
请许我先抄一点沈先生写给三姐张兆和（我的师母）的信。
三三，我因为天气太好了一点，故站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忽然好像澈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三三，的的确确，得到了许多智慧，不是知识。我轻轻地叹息了好些次。山头夕阳极感动我，水底各色圆石也极感动我，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人，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三三，我不知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的这分工作上来。我会用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三三，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然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怅惘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三三，倘若我们这时正是两人同在一处，你瞧我的眼睛湿到什么样子！……
这是一封家书，是写给三三的“专利读物”，不是宣言，用不着装样子、做假，每一句话都是真诚的，可信的。
从这封信，可以理解沈先生为什么要写《边城》，为什么会写得这样美。因为他爱世界，爱人类。
从这里也可以得出对沈从文的全部作品的理解。
为什么这个小说叫做《边城》？这是个值得想一想的问题。
“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意思不是说这是个边地的小城。这同时是一个时间概念，文化概念。
“边城”是大城市的对立面。这是“中国另一地方另外一种事情”。（《边城题记》）沈先生从乡下跑到大城市，对上流社会的腐烂生活，对城里人的“庸俗小气自私市侩”深恶痛绝，这引发了他的乡愁，使他对故乡尚未完全被现代物质文明所摧毁的淳朴民风十分怀念。
便是在湘西，这种古朴的民风也正在消失。沈先生在《长河·题记》中说：“一九三四年的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人生观。”《边城》所写的那种生活确实存在过，但到《边城》写作时（1933—1934）已经几乎不复存在。《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的很深的悲剧感。
可以说《边城》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
为什么要浪漫主义，为什么要理想化？因为想留驻一点美好的，永恒的东西，让它长在并且常新，以利于后人。
《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说：
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生的人性形式”。
喔！“人性”，这个倒霉的名词！
沈先生对文学的社会功能有他自己的看法，认为好的作品除了使人获得“真美感觉之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发，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小说的作者与读者》）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这当然为一些急功近利的理论家所不能接受。
《边城》里最难写，也是写得最成功的人物是翠翠。
翠翠的形象有三个来源。
一个是泸溪县绒线铺的女孩子。
我写《边城》的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子女孩子印象得来。（《湘行散记·老伴》）
一个是在青岛崂山看到的女孩子。
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看到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水云》）
这个女孩子是死了亲人，戴着孝的。她当时在做什么？据刘一友说，是在“起水”。金介甫说是“告庙”。“起水”是湘西风俗，崂山未必有。“告庙”可能性较大。沈先生在写给三姐的信中提到“报庙”，当即“告庙”。全文是经过翻译的，“报”、“告”大概是一回事。我听沈先生说，是和三姐在汽车里看到的。当时沈先生对三姐说：“这个，我可以帮你写一个小说。”
另一个来源就是师母。
一面就用身边新妇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水云》）
但这不是三个印象的简单的拼合，形成的过程要复杂得多。沈先生见过很多这样明慧温柔的乡村女孩子，也写过很多，他的记忆里储存了很多印象，原来是散放着的，崂山那个女孩子只是一个触机，使这些散放印象聚合起来，成了一个完完整整的形象，栩栩如生，什么都不缺。含蕴既久，一朝得之。这是沈先生的长时期的“思乡情结”茹养出来的一颗明珠。
翠翠难写，因为翠翠太小了（还过不了十六吧）。她是那样天真，那样单纯。小说是写翠翠的爱情的。这种爱情是那样纯净，那样超过一切世俗利害关系，那样的非物质。翠翠的爱情有个成长过程。总体上，是可感的，坚定的，但是开头是朦朦胧胧的，飘飘忽忽的。翠翠的爱是一串梦。
翠翠初遇傩送二老，就对二老有个难忘的印象。二老邀翠翠到他家去等爷爷，翠翠以为他是要她上有女人唱歌的楼上去，以为欺侮了她，就轻轻地说：“你个悖时砍脑壳的！”后来知道那是二老，想起先前骂人的那句话，心里又吃惊又害羞。到家见着祖父，“另一个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
两年后的端午节，祖父和翠翠到城里看龙船，从祖父与长年的谈话里，听明白二老是在下游六百里外青浪滩过的端午。翠翠和祖父在回家的路上走着，忽然停住了发问：“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这说明翠翠的心此时正在飞向谁边。
二老过渡，到翠翠家中做客。二老想走了，翠翠拉船。“翠翠斜睨了客人一眼，见客人正盯着她，便把脸背过去，抿着嘴儿，很自负的拉着那条横缆……”“自负”二字极好。
翠翠听到两个女人说闲话，说及王团总要和顺顺打亲家，陪嫁是一座碾坊，又说二老不要碾坊，还说二老欢喜一个撑渡船的……翠翠心想：碾坊陪嫁，稀奇事情咧。这些闲话使翠翠不得不接触到实际问题。
但是翠翠还是在梦里。傩送二老按照老船工所指出的“马路”，夜里去为翠翠唱歌。“翠翠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悬崖半腰，——去作什么呢？摘虎耳草！”这是极美的电影慢镜头，伴以歌声。
事情经过许多曲折。
天保大老走“车路”不通，托人说媒要翠翠不成，驾油船下辰州，掉到茨滩淹坏了。
大雷大雨的夜晚，老船夫死了。
祖父的朋友杨马兵来和翠翠作伴，“因为两个必谈祖父以及这一家有关系的事情，后来便说到了老船夫死前的一切，翠翠因此明白了祖父活时所不提到的许多事，二老的唱歌，顺顺大儿子的死，顺顺父子对祖父的冷淡，中寨人用碾坊作陪嫁妆奁诱惑傩送二老，二老既记忆着哥哥的死亡，且因得不到翠翠理会，又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坊，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祖父的死因，又如何与翠翠有关……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如今可都明白了。翠翠把事情弄明后，哭了一个夜晚”。哭了一夜，翠翠长成大人了。迎面而来的，将是什么？
“我平常最会想象好景致，且会描写好景致”（《湘行集·泊缆子湾》）。沈从文对写景可算是一个圣手。《边城》写景处皆十分精彩，使人如同目遇。小说里为什么要写景？景是人物所在的环境，是人物的外化，人物的一部分。景即人。且不说沈从文如何善于写景，只举一例，说明他如何善于写声音、气味：“天快夜了，别的雀子似乎都在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皆放散一种热气。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且有甲虫气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乡下生意人的杂乱的声音，心中有些薄薄的凄凉。”有哪一个诗人曾经写过甲虫的气味？
《边城》的结构异常完美。二十一节，一气呵成；而各节又自成起讫，是一首一首圆满的散文诗。这不是长卷，是二十一开连续性的册页。
《边城》的语言是沈从文盛年的语言，最好的语言。既不似初期那样的放笔横扫，不加节制；也不似后期那样过事雕琢，流于晦涩。这时期的语言，每一句都“鼓立”饱满，充满水分，酸甜合度，像一篮新摘的烟台玛瑙樱桃。
《边城》，沈从文的小说，究竟应该在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金介甫在《沈从文传》的引言中说：“可以设想，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总有一天，这一天什么时候来？
（录自汪曾祺：《又读〈边城〉》，《沈从文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
▲关于《边城》的写作
其实，沈从文在《边城》里，不只是写一个爱情故事，而是有着更大的人生寄托。这得越过作品的具体描写，从隐含在作品意象背后的作家主观精神上去寻找。在公开发表过的文字里，沈从文曾三次谈到过《边城》的材料来源。一次是在《湘行散记·老伴》里。他叙述一个当年行伍中的同伴，在一座小城里，看上了一个绒线铺的女孩子，于是借买系草鞋的带子，到绒线铺去了三次。十七年后，沈从文旧地重游，绒线铺依旧，那女孩一如当年坐在绒线铺里，到后来才知她是原先那个女孩子的女儿，而她的父亲就是自己当年的那位同伴。其时，妻子已死，他自己也未老先衰，“时间同鸦片烟已毁了他”。但他的眉宇之间，却透出“安于现状的神气”。沈从文感到十分悲凉：
我写《边城》故事时，弄渡船的外孙女，明慧温柔的品性，就从那绒线铺小女孩印象而来。
一次是在《从文自传》里叙述自己从保靖去川东时路上所见：
这一次路上增加了我新鲜经验不少，过了些用木头编成的渡筏。那些渡筏的印象，十年后还在我的记忆里，极其鲜明地占据了一个位置（《边城》即由此写成）。
一次是在《水云》里叙述写《边城》的经过：
……一面让细碎阳光洒在纸上，一面将我某种受压抑的梦写在纸上。故事上的人物，一面从一年前在青岛崂山北九水看到的一个乡村女子，取得生活的必然，一面就用身边新妇（指夫人张兆和——笔者注）作范本，取得性格上的素朴式样。
除第二次涉及的仅仅是环境描写的具体景物来源外，另外两次道出了《边城》的认识与情感的泉源。显然，《边城》融入了作者对湘西下层人民因不能自主把握自己人生命运，一代又一代继续着悲凉人生命运的认识，和自己生命从自在向自为途路中，遭受种种压抑的内心感慨。如我们在第一章提及的，他将自己在沅州的那次“女难”，视为一种盲目的情感产物，而将后来的婚事成功，看成“是意志和理性作成的”。——这种来源人、我两方面的人生情绪，在《边城》里化为一种悲凉而感伤的乐音，借翠翠与傩送的爱情弹奏而出。这样，《边城》最终成为一种象征的抒情的作品（关于《边城》如何将情绪凝聚为形象，让我们放到后面再论述）。只有朱光潜简洁而准确地道出了《边城》的这种情绪内涵：
它表现受过长期压迫而又富于幻想和敏感的少数民族在心坎里那一股沉郁隐痛，翠翠似显出从文自己的这方面的性格。……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
（录自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三联书店1985年版）
▲《萧萧》的赏析
沈从文先生的小说《萧萧》里面，祖父常说的“女学生过身”，是从哪条路上来，又往哪条路上去呢？我觉得，女学生就象是水样，流过水道河床，流向四面八方。而萧萧就象是水边的石头，永远不动，当水流过的时候，听着水响。湘西的村寨，常常是扎在水边，竹子的房柱浸在水里，变了颜色，千年万代的样子。“女学生过身”是萧萧心里最奇妙的风景，可是萧萧却从未有一次亲眼目睹。这是沈从文安排于萧萧和女学生之间的神秘的幕幛？还是命运的沟壑？小说里说，每年六月天就是女学生过身的日子，因为放“水假”了。“水假”这个词也很有趣，它给人一种流动欢畅的气氛。而萧萧始终没有看见女学生，萧萧和女学生没缘分。
女学生还被祖父用另一个名词代表，这名词就是“自由”，祖父说：“萧萧你也把辫子剪去好自由。”“自由”是比女学生更抽象，更叫萧萧不懂得的东西，萧萧只懂得往水里照，她假如没有辫子的模样是什么神气，还有就是当长工花狗把她肚子睡大时，她说：“花狗大，我们到城里去自由。”她这时明白，“自由”是解决她目下困境的一个办法。可是花狗显然不需要这个“自由”，他悄悄收拾起东西溜之大吉，只剩下萧萧一个，于是她也收拾起东西，“预备跟了女学生走的那条路上城去自由”。这就是山外边水外边，轰轰烈烈的变化着的世界传给萧萧的信息，是萧萧在无办法可想的境地中的惟一可想的一点办法。
可是萧萧还没动身就被家里人发觉了，我们期待着萧萧给我们一个壮烈的结局，将这倒霉事升华成一出悲剧。可萧萧那里的事情是与外面大舞台上的戏剧完全不同的事情。萧萧想到过死，悬梁、投水、吃毒药，可她终究舍不得死，萧萧不是女英雄，连女学生也不是。萧萧自己不死，祖父便请萧萧本族的人来决定，是“沉潭”还是“发卖”。“沉潭”是读过“子曰”的族长们做的事，萧萧的伯父没有读过“子曰”，不晓得礼教比萧萧的性命宝贵，就决定“发卖”去远处。可远处没有人来买，而后萧萧又生下一个儿子，于是“发卖”也免了。萧萧还是做她的小丈夫的大妻子。
萧萧的乡间是很有情味也很现实的乡间，它们永远给人出路，好叫人苟苟且且地活着，一代接一代。它们象是世外，有着自己的质朴简单的存活的原则，自生自灭。世界上风起云涌的大革命，没有一点矛头是指向萧萧的乡间，它们和哪一种革命都不沾边，因此，哪一种革命似也救不了它们。任何激烈的对峙都与它无关。外头世界的天翻地覆，带给这乡间的气象，便是“女学生过身”。女学生是什么样的人呢？女学生是怪物一样的人。女学生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也是怪诞可怕的世界，是样样叫萧萧的乡党们好笑与嘲弄的。
其实，萧萧和女学生之间，仅仅是一步之遥。倘若萧萧逃跑的计划再作周密一些，行动再迅速一些，或许已成为女学生中的一员，可是萧萧的计划失败了，失败就只能按失败的说了。萧萧只得留在了乡间，做媳妇，生儿子，然后再做婆婆。不过，她似乎想做“女学生”的婆婆，她对小毛毛说：“明天长大了，我们讨个女学生媳妇！”萧萧能做女学生的婆婆吗？这只是萧萧那一次未遂的革命留给她的一句戏言。
萧萧没走成，可是沈从文却走成了，并且还给他的乡人们留下了出走的好榜样，还有那个画家黄永玉。据说凤凰的青年中，习文弄画的特别多。其实沈从文就是“水假”时从萧萧乡间过身的女学生以外的一个男学生，岸边的石头从他眼中历历而过，一副地老天荒的样子。沈从文走到了宽阔的江面，风也浩大凛冽起来，激荡着他的帆，嚣声四起。而萧萧的乡间是他心中永远的寂寞的风景。
（录自王安忆：《走出凤凰》，《沈从文名作欣赏》，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
▲沈从文的文体及其写作心态
正因为如此，我就格外看重沈从文这些描写湘西风情的地方志式的文字。那种笨拙而独特的文字句式，那种舒缓从容的叙述节奏，那种真切而又含蓄的抒情姿态，它们是不是表现了一种新文体的胚芽呢？沈从文似乎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和那些专注于描写社会现状的小说家的根本差别，否则他不会放弃那套讲究逼真性的白描手法，改向间接暗示和象征的方向上用力气；他肯定也已经觉出了自己审美感受的混沌性质，所以才采用那种木讷迂缓的叙事方式，想靠这个来传达他那“乡下人”的独特感觉。对作家来说，表达的过程也就是理解的过程，他越是深切地陷入那种词不达意的痛苦，反而越有可能创造出与众不同的文体。沈从文当然还没有完全摆脱那种困境，但从他那种竭尽全力，稍有一点进展便紧赶不舍的顽强劲头，我却可以有把握地预言，他已经找到了突出困境的方向，一种新的文体即将诞生。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沈从文那种地方志式的抒情描写固然给人带来希望，这描写所表达的某些情感却使人禁不住要为他担心。我指的就是象《雨后》那样一味渲染原始人情的倾向，这种倾向在《阿黑小史》中是愈益触目了。这是一部由八个短篇连缀而成的中篇，洋洋十多万言，却几乎全是在重复《雨后》的故事，作者翻来覆去地描写五明和阿黑这一对天真小儿女的幽会场面，最后还让五明发疯以显示他的痴情。那渲染自然性爱的意图是如此强烈，竟将几个主要人物的心理都写得非常简单，不是身体力行地充当恋爱者，便是围在一旁怂恿他们去恋爱。这当然也是沈从文为暗示那“抽象”而作的一种变形，但效果却和在《连长》和《柏子》里明显不同，让人总觉得不大自然。
沈从文对那“抽象”的入迷是非常真诚的，为什么却要用这多少显得矫情的方式来表现呢？正是从这里，我看到了都市生活环境对他的一种极其深刻的心理压力。尽管北京并不欢迎他，他却无意退回湘西，而是拿出了湘西人的勇气和韧性，一定要在城市生活中站住脚。但是，他又很清楚城市文明的力量，尽管他在小说中狠狠地讽刺那些教授，在心底里却时刻记着他们对自己的精神优势。因此，城市对他的轻慢就不止是煽引起思乡的情绪，更激发了他一种向别处去寻找精神支柱的迫切愿望。只有服膺于一套足以与城市的价值标准相匹敌的另一种标准，他才能毫无怯意地走进城市；也只有确信自己在某一方面比那些绅士高出一头，他才能安心地与他们坐在一起。而从他当时的意识范围来看，恐怕惟有对家乡的记忆才能向他提供这样的精神支柱，只有从湘西的风土人情当中，他才能提取出与都市生活风尚截然不同的道德范畴：他那渲染牧歌情致的热情，主要正是源发于这样的隐秘心理。不用说，这里有一种深藏的自卑感在作怪，沈从文其实还没有摆脱那受挫者的沮丧情绪。不但在一些直接描写都市生活的作品中，他一直都掩饰不住那种遭轻慢后的忿怒，就是在不少意在表达那混沌感受的描写湘西的小说中，他也还是经常受到这忿怒的牵制，有意无意地总要去赞美与城市文化相对立的一切东西，不论那是原始的性爱，还是愚昧的迷信。只要把《雨后》与《或人的太太》对照着读一下，你就立刻能看出这之间的曲折联系了。
（录自王晓明：《沈从文：“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理想》，《潜流与漩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