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的“晚唐诗热”
朱光潜在论述李商隐《锦瑟》一诗的时候，从意象与兴的密切关联这个环节，讨论到晚唐诗的“兴”与“象征”之间的联系，说得就更直截了当一些：“向来注者不明白晚唐诗人以意象触动视听的技巧”，“一首诗的意象好比图画的颜色阴影浓淡配合在一起，烘托一种有情致的风景出来。李义山和许多晚唐诗人的作品在技巧上很类似西方的象征主义，都是选择几个很精妙的意象出来，以唤起读者多方面的联想。这种联想有时切题，也有时不切题。”“诗的意象有两重功用，一是象征一种情感，一是以本身的美妙去愉悦耳目。这第二种功用虽是不切题的，却自有存在的价值。《诗经》中的‘兴’大半都是用这种有两重功用的意象”。
诸多现代诗学的论述中，大都有一个呼应西方象征主义诗与传统诗学的“兴”的联系的自觉意识。他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看到，在《诗经》、楚辞以及晚唐诗词中，常常使用的“兴”与“象征”的方法，颇为类似西方的象征主义的技巧，往往都产生于物象与情趣的“默会”与“契合”。“兴”与象征的直接结果，就是诗歌中具有的情感的与愉悦的“两重功用”的意象的创造。诗人以独特新奇的诗的感觉和超乎常人的想象力，创造象征某种情感或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意象，收敛的情感，只“微微发放点出来，藏着不发放的还有许多”，用以唤起读者多方面的丰富的联想，给读者以无尽的余香和回味；它们无意让读者都懂得又让人们仿佛懂得，终会从中得到“情思殊佳，感觉亦美”的异样的收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李商隐温庭筠代表的晚唐诗词，正是古典时代的朦胧诗。这样的诗的情感蕴涵、传达方式和审美效果，区别于传统的“白话”诗，也区别于五四之后流行的直白描述的现实主义、袒露呼喊的浪漫主义新诗的抒情模式，正是30年代现代派诗人在晚唐诗词中所要寻找的东西。众多诗学家潜心诠释的所在，正是现代派诗人“发现”传统的所源。30年代部分现代诗人出现的“晚唐诗热”的秘密，也许主要从这里可以得到一些解释。
废名说：“我们的新诗一定要表现着一个诗的内容，有了这个诗的内容，然后‘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样做，就怎样做。’要注意的这里乃是一个‘诗’字。”他这里谈到“诗的内容”，特别讲做诗首先要关注的是一个“诗”字，文字的背后，隐含的就是新诗应该具有超越白话的“诗形”层面而属于“诗”的本质性的东西。诚如李健吾所说，“他们寻找的是纯诗Pure poetry”，“形式和内容，已经不在他们的度内，因为他们追求的诗，‘只是诗’的诗”。
废名提出上述的这个命题，特别强调“诗的内容”在诗中的重要性，最终是要在新诗创作中划清诗与散文、诗与非诗的界限，确立一个先锋性很强的现代流派追求的新诗现代性的审美品格。因此对于温李传统的发现，实际上也就可以说是对于一种“诗质”的发现。东西诗学对话背后所努力要重建的，是注重“兴”与“象征”，注重“象”与“隐”，注重诗的“感觉”与“想象”，追求尽可能的获得“字句以外的神味”，而这些古典诗歌传统的某些特征，同时也正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主要特质。一种艺术追求背后隐藏的往往是对于一种艺术本质的信念。因此一些探索道路上发生的文学现象也就是可以得到理解的了。20年代，朱自清、李健吾、穆木天就介绍或提倡西方象征派和“纯诗”的理论，在诗与散文被混淆而诗丧失诗的品格的时候，关注比“白话”的形式更重要的诗美本身的建设。30年代，卞之琳在向国人介绍西方象征派诗的时候，自然地发现他们身上的如“暗示”和“亲切”等特点，在中国传统诗中早已经是客观存在。他由发现而惊呼：这些不是中国传统诗中“固有”的吗？这一发现与惊呼，体现了对于诗传达的隐藏性和抒情的日常生活化的渴求。戴望舒在东西诗歌的双重吸收中提出的诗是处于表现自己和隐藏自己之间的理论构思，进一步把沟通的企望变成艺术创造中可以操作的美学实践。这些充满原创性探索的历史现象，都反映了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传统诗学对话的要求，已经超越单纯的理论思考而成为一种迫切的现实。从梁启超的在古典诗“蕴藉”的潮流里发现“象征派”，周作人、朱自清、朱光潜等关于“兴”与象征的对应性认同，到废名对于“晚唐诗热”充满现实感的诠释，在这样一个历史探索演进的脉络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新诗发展中寻求一条更符合新诗本质道路的深层思考和努力。
（摘自孙玉石：《新诗：现代与传统的对话——兼释20世纪30年代的“晚唐诗热”》，载《现代中国》第1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