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说过，陈白露的“过去式”在精神上与蘩漪、周冲有某些相通；而陈白露的“现在式”，却已经失去了蘩漪、周冲（以至周萍）那样的内心骚动：这是一个“倦怠的”，而非“不安定”的灵魂。她的悲剧正在于，再也没有那不可遏止的生命的欲望与冲动，更没有那“彻底”的大爱与大恨，以至复仇。如果说，曹禺在中国大家庭的牢笼里，居然发现了（发掘出了）蘩漪这样的被压抑着、却又压不住的“原始的雷雨的性格”，那么，他在现代化大都市的“旅馆”里，却发现了这“原始的雷雨的性格”的失落。他于是毫不犹豫地“埋葬”了陈白露：“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是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我们”首先指的就是陈白露，甚至包括方达生在内（至于那些人间的“丑类”，他们本是黑暗中的动物，不在讨论之列）；作出这样的判断，自然含有几分沉痛，更是一种清醒，是生活本身对于剧作者的启示——据说，曹禺是“心中早已有了这几句话”，“以后才逐渐酝酿演化出（《日出》剧中的）许多人物”的。
（录自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关于《北京人》中文清与愫方的形象分析
作为一个真正的灵魂的探险者，曹禺当然不会囿于个人有限的经验与体验。曹禺绝不是那类“咀嚼身边小小的悲欢，以为这就是世界”的作者；他要探求的，是人的更开阔、也更隐蔽的灵魂世界……
他向自己（也向他的戏剧的接受者）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愫方与文清，这两个灵魂真的“同声同气”吗？他（她）们在静默中真正相通吗？
他于是开始了更加残酷的灵魂的拷问。
的确，从外表上看，这两个人实在是太相近了：曾文清是“这般清俊飘逸”，“服色淡雅大方”，气质“淳厚聪颖”，“语音清虚”，“行动飘然”；愫方“依然保持昔日闺秀的幽丽”，“服饰十分淡雅”，“说话声音，温婉动听”。而且他（她）们都习惯于沉默：曾文清“时常凝视出神”，愫方“多半在无言的微笑中静聆旁人的话语”……
这是两个多么高贵而美丽的灵魂！我们因此而联想起李白、李清照——中国民族文化中的人杰、精魂……
但这不过是历史的错觉和误会。
曹禺用他无情的笔向我们揭示：虽然曾文清仿佛“温文有礼”“清奇飘逸”，他实在“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是的，他时常“凝视出神”，但早已失去周冲、蘩漪、仇虎、金子们那样的生命的欲望、追求与活力，他甚至不会像陈白露那样在春天的霜花面前，表现出刹那间的生之乐趣；他对生活已经彻底“厌倦和失望”，并且陷入了无可救药的怯懦、颓废与沉滞、懒散之中：“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于用心，懒于说话，懒于举步，懒于起床，懒于见人，懒于做任何严重费力的事情”，甚至“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因此，他“凝视出神”的前方，只是一片空白，沉默背后已空无一物。这是一个“精神上的瘫痪”者，他的灵魂里，不但失去了精神的追求，而且已经没有了精神的内容。尽管有如此美丽的躯壳，却已经在事实上成了“行尸走肉”。这生命的“空洞”才是“人”的最可怕的堕落。
但愫方却不同。剧作家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她的心灵是深深地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和她接触越多，读者（观众）就越发现，这外表柔弱的女子，“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的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在她“异常的缄默”背后，是一个异常丰厚、博大的精神世界。她“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她把她“慷慨”的爱施于每一个人：从衰老而自私的姨父，到瑞贞未出世的婴儿，甚至包括时时计算着她的思懿。她对于文清的爱，更是只有无私的奉献，“她哀怜他甚于哀怜自己”，她为他做理应由他自己做的一切事，替他承受理应由他自己承受的一切感情的折磨，却不要求任何回报。她因爱文清而“推及”一切，以至于鸽子这样的小动物。鲁迅说“博大的诗人”必定“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又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愫方正是曹禺心目中的“博大的诗人”，《北京人》的“生命的诗”，首先是由愫方的精神谱写的。更能将愫方与文清区别开来的，是愫方身上不懈的追求精神，她是剧中人物中惟一对“活着是为什么呀？”这个问题有了自己明确的回答的人。当她眼里涌着泪光，微笑着，陶醉似地对瑞贞说：“尽量帮助别人吧，把好的送给人家，坏的留给自己，什么可怜的人我们都要帮助，我们不单靠吃米活着的呵”，“看见人家快乐，你不也快乐么？”时，你自会感到：这是一个有着自己的信念，有着精神追求的女人，尽管她活得痛苦，但她的生命是充实而丰富的。于是，你会突然醒悟：愫方与文清，这一对“在静默中相通”的男女，实质上并不相通，在“静默”的表象背后，原来隐藏着两个不同的灵魂——一个像真正的“人”那样活着，拥有“人”所应有的一切痛苦、追求与欢乐；而另一个，作为“人”早已死去，只剩下“生命的空壳”。意识到彼此灵魂的沟通，而不能“互通款曲”，这固然可悲；但最终却发现连所谓“沟通”都不过是一个假象，“海内存知己”，仅是海市蜃楼式的幻影，心灵本就相隔“天涯”，“若比邻”云云，只是自欺欺人的虚词。这是不能不引起透骨的悲凉之感的。如再往深处想一想：愫方竟是为着这样的“幻影”而活着，为着文清那样的“生命的空壳”而作出无私的奉献，就更会感到，“人”的美好情感、追求是多么容易被无端地曲扭与捉弄呵。——难怪瑞贞看见文清“归来”时会有“天塌”地陷之感。在这历史的“误会”里确实包含着丰富的悲喜剧内容，曹禺式的“残忍”观念（主题）也因此得到了更深一层的阐发。
但剧作家仍是善良的。他不忍心让愫方这美丽的灵魂做文清、曾皓们的殉葬品。他终于给愫方与文清安排了不同的结局：文清自杀了，愫方却在经历了精神的轰毁之后走上了新路：到广大的“天涯”中去寻找真正的“知己”。
这正是：“人”与“生命的空壳”都到自己应该去的地方。曹禺再一次表现了他的理想主义。
（录自钱理群：《大小舞台之间》，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