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以前的20年中，各种西方哲学思想就已风行于中国。功利主义、进化论、经验主义通过严复的译著引进来了。这些译著有：赫胥黎的《天演论》（1894—1895年译，1895年出版，1898年4月重印），亚当·斯密的《原富》（1897年底到1900年秋译，1901年底出版），穆勒的《群己权界论》（1899年译，1903年10月出版）和《名学》（只译了前半部，1900年到1902年译，1902年出版），赫伯特·斯宾塞的《群学肄言》（1898年到1902年译，1903年5月出版），甄克思的《社会通诠》（1903年译，1904年2月出版），孟德斯鸠的《法意》（1900年到1905年译，1904年到1909年9月出版），耶方斯的《名学浅说》（1908年秋译，同年出版）。“五四运动”时期正是人到中年的知识界的领袖们，他们的思想主要就是受了这些著作的影响。法国大革命的思想，首先是由梁启超在本世纪初介绍进来的。梁启超以其明白通畅的文章使卢梭的思想流传开来。1906年以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汪精卫等又向国内介绍了拉马克的《动物哲学》、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以及其他一些法国哲学著作。王国维等人则介绍了叔本华、尼采、康德的思想。“五四事件”以前，罗素的一些著作就已被翻译成中文，这加强了早先就已经引进过来的英国的经验主义的影响。罗素的著作以及后来杜威对笛卡儿的方法论的介绍，为中国数理逻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五四”时期之初，这些思想对中国知识界的领袖们的批判性思维都起着不同程度的作用，但现实主义与功利主义是其中影响最为深广的。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发刊词中就提倡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生活态度，推崇约翰·密尔和孔德。在他看来，东西方的根本差异之一就是，西方以实利为本位，而东方以虚文为本位。因此，为了使中华民族重现生机，他提出，中国应当以实利主义为其教育方针之一。除陈独秀之外，其他还有许多人提倡功利主义。以后，这些思想又与实验主义融合在一起。“五四事件”以后，虽然年轻人充满着幻想，但是他们仍然是以实用作为行动的基准的，至少他们自认为是这样的。
“五四”初期，自由主义是挂在知识分子口上的口头禅。20世纪初，梁启超与国民党领导人曾经提出过个人自由的问题。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也强调个人自由，反对种种形式的奴役。他又把塞缪尔·F. 史密斯的《亚美利加》（美国国歌）翻译出来，登在《青年杂志》第2号上。爱德蒙德·伯克在英国下议院发表的支持北美殖民地人民反抗斗争的演说也被翻译成中文，刊登在《青年杂志》上。流行于中国知识分子当中的自由的概念主要是来源于卢梭的国民总意说以及英国的功利主义。他们是从人权、言论出版自由的角度来谈论自由的。
当大多数国民意识到国家统一与强大的重要性的时候，一些新知识分子就倾向于强调个人主义。他们坚持认为，不能以牺牲个人自由为代价去维护国家的主权与独立。大多数新知识界的领导人认为，不能以国家的强大与民主利益作为最高的理想，他们只承认，谋求个人福利需要这些暂时性的手段。陈独秀就认识到，东西方的最重要的差异就在于，西方文明，不论是英国、美国、法国文明，还是德国文明，都是以彻底的个人主义为本位的，而东方文明则是以家庭或者家族为本位的。依据他的理解，西方的伦理道德、政治原理、法律都倾向于提倡个人的权利与福利，提倡思想言论自由，提倡个性发展。而在东方的制度之下，一个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人，而只是家庭或家族中的一员。这种制度，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养成依赖他人之习性。所以，他提出，要以个人本位主义取代家族本位主义。胡适向中国人介绍易卜生，促进了个人主义的传播。他向人们说明了易卜生反对法律、宗教、道德准则强制人们服从的理由。他说，易卜生认为：“社会的最大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易卜生理想中的人生是“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天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受易卜生的戏剧如《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群魔》的影响，胡适关注着中国社会中妇女的低下地位，鼓励中国妇女起而反抗，争取自身的解放，培养自立思想。
1919以前，有一些知识分子也提倡过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不过他们并非真正信奉它们。他们提倡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理由是，只有这样才能在个人自由与人人平等之间保持平衡。这些思想主要来源于法国早期的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其中也有一些来自中国传统思想。然而，大多数知识界的先驱，并非真正信奉社会主义，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实现个人自由的自由主义的方案，同时也能实现平等。因此他们更愿意提倡人人的权利平等的思想以及博爱互助的思想。论及法兰西对现代文明的贡献，陈独秀就热情地称赞实行经济、社会平等的社会主义思想，说这是现代欧洲文化的最新潮流。又说私有财产不能立时废除，但是实行社会政策则可以消除贫富差距。孙逸仙和许多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曾提倡过这一类思想。1919年后，这些思想对中国青年的吸引力越来越大。
说到科学，我们发现大多数新知识分子都强调达尔文的进化论。他们也正是用这一理论为武器去攻击旧信仰、旧传统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比如，戴季陶，在接受这一理论的同时，也提倡互助论。他们认为，生命是由竞争维持的，而互助则是在竞争中培养人性的最好的方式。无论怎么说，达尔文主义是第一个对中国社会思想产生强烈影响的科学理论。
技术以及对自然的控制也被认为是西方科技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新知识界的领袖们抛弃了东方的精神文明比西方的物质文明优越的旧观念。在提倡通过掌握与改进工具以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方面，吴稚晖可算是个急先锋，虽然他自奉甚简。吴稚晖信奉的是“科学万能”论。
（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