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思潮与运动（三）
【学习提示与述要】
本章概述第三个十年（1937—1949年）的文学思潮、运动与创作倾向，内容很多，又涉及到一些复杂的理论问题，有较大的难度。一方面要有知识性的了解，包括对文学发展历史现象的宏观的认识；另方面也要注意讨论一些重要而又有争议的理论性问题。第一节介绍战争制约下不同政治地域的文学发展状况，注意其“分割并存”状态，除了掌握三种不同区域文学的异同概貌，也要了解本时期不同阶段文学主潮的变化。第二节介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为《讲话》影响巨大，应作为重点来学习探讨。第三节介绍本时期的文学思潮与论争。其中应对胡风的理论有较多的关注，并放到文艺思潮发展的历史背景中去评价。
一 战争制约下不同政治地域的文学分割并存
（1）“分割并存”是对本时期文学潮流的总体概括。既要注意战争和政治制约下的三个区域，即国统区、沦陷区与解放区文学发展的不同状况，又要注意不同区域文学的“共性”，尽可能依照不同阶段的先后来概览文坛的主潮与创作风貌，特别是那些唯战时所特有的文坛现象。抗战初期国统区文学的基调是昂扬的英雄主义，“救亡”压倒一切，重视时代性、战斗性；进入战争相持阶段后，创作则转为正视战争的残酷与艰难，面对现实中的黑暗，题材更深入到民族生活的底蕴，揭露与批判现实，追求史诗格调，风格趋向凝重博大。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文学再一次与民主运动结合，讽刺成了主调，许多创作都带上喜剧性的批判色彩。
（2）与国统区创作不同的是，解放区创作基调是明朗朴素的，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显出其特色。应大致了解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情况，并注意其在题材、主题与人物描写几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以往新文学的特点。还应格外关注文学大众化、民族化特色的形成，包括如何转向真诚地描写农民，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创造新文体，等等方面。可以从解放区作家与农民“对话”与“寻根”的角度，去理解解放区文学如何成为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又如何成为政治推动下单向突进式发展的运动；既要肯定解放区文学的特色，以及其对新文学某些缺失的纠偏与补充，又要看到后来引发的一些负面影响。此外，对沦陷区文学也应有常识性的了解。
二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3）此为本章重点。应对《讲话》的文学史地位有明确的认识，即肯定其为“二战”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最有体系色彩且影响最大的论作之一，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讲话》的政治策略性很强，所讨论的问题大都是一些有关党如何领导文艺的问题，即所谓“外部关系”问题，这又必须顾及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要求，才能理解《讲话》的意义与影响。把握《讲话》的内容，应抓住“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个核心命题，具体落实在“工农兵方向”上。毛泽东的命题比“五四”以来新文学所一再提倡的平民化、大众化要具体得多，政治内涵非常突出，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可以从历史纵向发展的环节上去理解这个中心命题或口号。然后，可着重从三方面去理解“如何为群众”的措施与要求：一是作家与艺术家的立场问题，要求“思想改造”并与工农结合，既解决了思想统一问题，又解决了创作源泉和服务对象问题。应当了解毛泽东在当时提出这种要求的确出于革命现实的需要。其二，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阐释。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同时，要求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应首先肯定这仍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艺问题思考的结果，有其必要与理由，但“提法”上（尤其是关于批评标准）由于较多强调了服务政治，结果导致了简单化、概念化。其三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继承文学遗产等问题，都有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总之，学习与理解《讲话》，一要看到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正确性、权威性以及统一思想的重要作用；二要看到其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对一些文艺理论基本命题的建立曾有过和继续起着重大的作用；三是注意其有些属于政治策略性的提法不宜在其他历史条件下任意引申。
三 文学思潮、论争与胡风等的理论批评
（4）40年代文学论争多，固然与时代与政治的左右相关，但从另一层面看，则又是新文学理论建设更深入的探讨与建树。应对几次比较重要的论争如何发生、议论的焦点是什么、有哪些代表性的观点与理论探讨，等等，有知识性的了解。这几次论争，一是1940年以后国统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二是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讨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王实味文艺观点的批判；三是1945年国统区围绕茅盾的话剧《清明前后》与夏衍的话剧《芳草天涯》的评论而引发的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等问题的论争；四是《讲话》传到国统区之后，引起有关现实主义与“主观”问题的论争。这次论争延续时间长，“理论含量”高，涉及一些基本的文艺理论命题，并在事实上突出了胡风的理论，应作为重点考察。在了解上述诸次论争所涉及的重大命题时，都应当有史的眼光，结合对新文学历史经验的总结去加以思考。
（5）胡风是三四十年代乃至当代最有影响又最有争议的文学理论批评家，近年来学术界对胡风的研究空前地重视，并有新的成果。学习中应对胡风理论的形成、其基本框架与核心观点，其引起争论的焦点与原因，以及应给胡风理论的历史定位，等等，都有较全面的了解。可以把胡风的理论概括为“重体验的现实主义”，或能动的“反映论”。应把握其核心命题“主观战斗精神”的内涵。了解胡风的关注点始终是从生活到作品的“中介”，特别是作者的主体因素在创作中的决定作用。还可以深入一步了解构筑胡风理论的三大支柱，或三个主要观点：一是“到处都有生活”说，即主张题材自由；二是“精神奴役创伤”说，反对以“民粹主义”立场将人民理想化，也不赞同贬低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三是“世界进步文艺支流”说，强调“五四”新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应当将胡风理论放到大的时代背景与论争的语境中全面评价，了解其理论的独创性和不成熟的地方，还可以思考胡风理论在四五十年代的“命运”这一深层次的问题。
【知识点】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章下乡 文章入伍、孤岛文学、沦陷区文学、“民族形式”论争、对王实味的批判、关于现实主义和主观问题的论争、主观战斗精神说、战国策派。
【思考题】
（1）简评解放区文学这一文学史现象。
此题主要考察对解放区文学的知识性了解，以及对于文学史现象的把握能力。可先从创作基调、题材和主题、民族化和大众化的自觉追求等三个方面简要说明解放区文学的基本特色然后加以评述。一方面应从新文学作家与解放区农民的对话这个角度，充分肯定解放区文学在复兴民族民间传统文艺和推动新文学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看到这种文学现象的“新”的地方，另一方面也要注意解放区文学中的封建性因素和文学观的片面性等历史缺陷，以及后来引发的负面影响。有关内容参见《三十年》第二十一章第一节。
高年级的或有研究兴趣的同学，还可以在掌握上述基本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视野中的“农民”和“民间文学”，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文化”的现代性差异。
（2）为什么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最重要成果？
这个问题包含着两个层次的要求，第一要说明《讲话》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色彩，有重大的历史贡献；第二要说明其重要性。对第一个层次的要求，可以从《讲话》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总结、《讲话》的立足点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革命之需要，以及《讲话》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等三个方面加以说明。对《讲话》的重要性，从其权威性和巨大影响两个方面加以说明。有关内容可参考《三十年》第二十一章第二节。
（3）如何评价“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核心问题，“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则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方案，评价“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其实也就是理解《讲话》的基本内容及其逻辑结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利用解放区特殊的历史环境，从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需要出发，对“群众”的具体内涵做了明确规定，解决了新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转化成了作家“思想改造”的具体实践，从而既满足了统一思想的需要，又解决了文艺创作的源泉问题。最后，《讲话》又根据确立“文艺的工农兵方向”的需要，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个角度，对文艺的功能等问题做了新的阐释。评价“文艺的工农兵方向”，要注意抓住毛泽东始终从政治革命的需要出发这个特殊的立足点来理解其历史内涵和得失。有关内容见《三十年》第二十一章第二节和“评论节录”中胡乔木的论述。
（4）试评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说”。
此题偏重知识性的掌握，但进一步深入发挥的空间较大，有较大难度，适合高年级学生与研究生。在基本知识要求这个层次上，本题首先应该指出“主观战斗精神说”是胡风针对文学创作中的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倾向提出的理论命题，意在强调作家的主体意识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其立足点是创作过程。其次，应说明胡风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的具体含义。第三，简要说明胡风围绕着“主观战斗精神”这个核心命题提出的“到处有生活”说、人民群众的“精神奴役创伤”说、新文学传统的“世界进步文艺支流”说等三个理论支点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参见《三十年》第二十一章第二节。
在此基础上，说明“主观战斗精神”说及其三个理论支点具体针对的是什么现象，进而在更大的历史范围内深入理解胡风的“体验现实主义”理论的历史意义，思考胡风所受到的批判及其当代遭遇。这方面的内容，属于拓展思考的范围，除参看《三十年》第二十一章第三节外，还需要整合教材第九章第二节，尤其是叙述“左联”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和把握的曲折过程的内容，以及当代文学的有关内容。当代部分的内容，可参看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五章。
（5）比较胡风文艺理论与毛泽东文艺思想之间的差异。
本题为拓展型思考题，涉及的知识面广，对理论综合能力的要求较高，适合高年级学生与研究生。可以从胡风的“到处有生活”说、人民群众“精神奴役创伤”说等具体的理论命题与《讲话》对工农兵文艺题材的规定和改造作家思想的要求等具体理论命题入手，比较两者的异同，进而从胡风理论的立足点是文学创作过程，《讲话》的立足点是中国革命的政治需要这个不同的出发点，以及胡风理论针对的是国统区文学，《讲话》针对的是解放区文学等理论框架和现实语境的不同出发来解释差异的形成原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胡风文艺理论在四五十年代受到的批判以及胡风的当代命运等问题。除“评论节录”部分的有关材料外，可参考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五章、王丽丽的《在文艺与意识形态之间——胡风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等书。也可以根据温儒敏等人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十九章第七节介绍的研究状况，寻找参考论著。
【必读作品与文献】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胡 风：《论现实主义的路》
【评论节录】
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
温儒敏：《胡风的体验现实主义批评体系》
支克坚：《胡风论》
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
▲胡乔木谈《讲话》
长期的实践证明，《讲话》中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关于把文艺作品的思想内容简单地归结为作品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性，并把政治标准作为衡量文艺作品的第一标准的提法，关于把具有社会性的人性完全归结为人的阶级性的提法（这同他给雷经天同志的信中的提法直接矛盾），关于把反对国民党统治而来到延安、但还带有许多小资产阶级习气的作家同国民党相比较、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相提并论的提法，这些互相关联的提法，虽然有它们产生的一定的历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确切的，并且对于建国以来的文艺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录自胡乔木：《当前思想战线的若干问题》，载《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人民出版社出版）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及相关的理论
胡风在不同的场合对“主观战斗精神”有不同角度的论述，其核心含义是强调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包括观察体验及反映生活的全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方面的能动作用。
胡风把“主观战斗精神”解释为现实主义创作的态度或胸怀，并力图从五四新文学与鲁迅那里取得理论的支撑。他引申鲁迅在五四时期提倡的“为人生”和“改良这人生”的口号，认为“‘为人生’，一方面须得有‘为’人生的真诚的心愿，另一方面须得有对于被‘为’的人生的深入的认识，所‘采’者，所‘揭发’者，须得是人生的真实，那‘采’者‘揭发’者本人就要有痛痒相关地感受得到‘病态社会’底‘病态’和‘不幸的人们’底‘不幸’的胸怀。这种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就产生新文艺底战斗的生命，我们把那叫做现实主义”。
胡风也讲主客观的结合和统一，但这里强调的是“主观精神”，认为现实主义的关键在于对现实有主动的人生姿态，包含“痛痒相关的感受”的“胸怀”。他是从要求主动而且真诚地“感受”生活这一角度去理解和阐发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的。这样，胡风就把“主观精神”的内涵归结为作家个人的素质、事业心和人格等方面因素。他对“主观精神”更明确的解释是“作家底献身的意志，仁爱的胸怀，由于作家底对现实人生的真知灼见，不存一丝一毫自欺欺人的虚伪”。
胡风所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首先可以理解为作家的人格素质的要求，包括面对现实生活的主动真诚的姿态。在下文评述其理论产生的背景时还将看到，胡风既反感那种脱离社会与时代的“名士才情”文学，对局限于形象地解说现成革命理论，而缺少作家情思与独创性的作品也表示不满，他要求继承与发扬鲁迅“为人生”和“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是焕发作家的真诚与责任感，让作家都努力成为对现实人生有“真知灼见”而又对文学事业有献身精神的“战士”。
胡风注重从创作规律本身，特别是从创作心理学的角度去探讨“主观精神”的重要性，这也是一个特色，起码在当年左翼的、革命的文学理论家中还较少顾及这一课题。胡风在这一点上也形成了理论个性。他把自己全部文学理论的重心，放到研究从生活到作品的“中介”方面，特别是作者的主体因素在创作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虽然胡风基本上是一位“反映论”者，始终认为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但他比同时代其它任何文论家都更关注创作过程复杂的主体活动，他坚持的是能动的反映论，反对把创作过程说成是被动的机械的“反映”。在三四十年代，左倾机械论的影响使许多人都相信作家的头脑就是反映生活的“镜子”、传达思想的“容器”，或者是宣传某种观念的“留声机”，胡风却提出作家的头脑应当是一座“熔炉”。也许我们抓住“熔炉”这个提法，就可以找到研究胡风理论的切入口。
1935年胡风在《为初执笔者的创作谈》中第一次用“熔炉”来比喻创作过程作家“孕育”题材的活动。胡风说：“作家应当好好地孕育他的题材”，“不要看到了一点事情就写，有了一点感想就写，应当先把这些放进你的熔炉里面。”胡风的意思是作家应该写自己受了感动的、消化了的、有深知的东西，因为“真正的艺术上的认识境界只有认识底主体（作者自己）用整个精神活动和对象物发生交涉的时候才能够达到”。这个交涉的过程，就像“熔炉”中的熔铸，其中主体对客体（包括题材）的选择、渗透形成互相交融的类似化学上的化合反应。胡风后来还用过诸如“燃烧”、“沸腾”、“化合”、“交融”、“纠合”等比喻，来说明创作中作家头脑所起的“熔炉”作用。这些比喻都有意突出“主观精神”的热烈、饱满与主动，而客观的东西正是通过“主观精神”极为活跃的“熔炉”般的熔铸，才晶结为作品的内容。
胡风还具体探讨了创造形象过程中作家的想象、直观等属于“主体”方面的因素是如何完成现实性与虚构性的“纠合”的。他认为“作家底想象或直观在现实的材料里面发现出普通人眼看不见的东西，给以加工、发展，使他的形象取得某种凸出的鲜明的面貌。在这里就有了作家底主观活动，作家底对于现实材料的批判，在这里就出现了作品底对于时代精神的反映”。他还说，“在创作活动底进行中，作家底思想或观念和对象间的化合作用逐渐地完成，或者被对象所加强，或者被修改。”胡风这些思索所探讨的创作“主体”与写作的“对象物”发生复杂的精神“交涉”的规律，即“熔炉”中熔铸创造的过程。
在另一篇文章里，胡风更明确地把“想象力”、“感觉力”等看做是作家必备的“才能”，也是创作“熔铸”过程中极为重要的条件。他说：“作家底想象作用把预备好的一切生活材料熔合到主观的洪炉里面，把作家自己底看法，欲求，理想，浸透在这些材料里面。想象力使各种情操力量自由地沸腾起来，由这个作用把各种各样的生活印象统一，综合，引申，创造出一个特定的有脉络的体系，一个跳跃着各种情景和人物的小天地。”
看来胡风在探讨创作心理活动过程时，是格外关注想象、直观、感觉等主观因素的，他一般很少讲思想、观念对创作的指导作用。在他看来，思想、观念不应是创作过程中外加的，而应该原本就是作家生活经验的结果，并作为决定作家精神面貌的一种生活欲求而存在。胡风并没有否定正确的思想、观念对于创作的指导，但他在探讨创作精神活动时，特别注意作家的情感、想象、直观等因素，他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显然包括这些因素，并由此考察作家不同的个性和感性色彩。这也是胡风区别于同时代其它批评家的一个理论特征。
胡风提倡“主观战斗精神”，主要是从创作论的角度重视研究和发挥作家的主体性，同时也是为了强化作家的使命意识，丝毫不意味着脱离客观现实，也并不必简单地如过去有些批判者所做过的那样，给他扣上“唯心论”与“个人主义”的帽子。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说其实有很实际的时代内涵，那就是纠正二三十年代形成的文学上的庸俗社会学与机械论等左的影响以及贵族化的文学倾向，恢复五四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振发革命文学的活力。具体来讲，胡风提倡“主观战斗精神”是左右开弓，既反对“性灵主义”，又反对“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胡风的理论很个性化，也很放得开思路，但他并非那种为了构设体系而大摆理论架势，甚至以理论自显自误的“理论家”，他所提出的理论命题都是有现实针对性和建设性的，是他对文学发展历史与现状思考的结果。
不过，也要指出胡风以“主观战斗精神”说为基点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有偏执和不完善的。他强调“体验”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性，而且格外注重想象、直观、感觉等主观因素，虽然并不排斥思想、观念对创作的指导，但也未能充分说明创作中的理性思维的重要作用，实际上他有时已将“体验”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并与理性思维对立起来。这样来解释创作论起码是不全面的。但是由于三四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对于创作过程的具体研究还很薄弱，胡风这种并不全面的探讨又有其特殊的价值。
（录自温儒敏：《胡风的体验现实主义批评体系》，《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政治的现实主义还是艺术的现实主义
在中国现代，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是现实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摆到文艺面前，使得文艺无法回避的问题。而作为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的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对它回避。面对中国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旗帜鲜明地肯定了文艺同政治的联系，肯定了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肯定了文艺在历史的进程中必须同革命的政治持相同的方向，起它应起的作用，这些也都跟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观点和文艺的基本观点相一致。这样，在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的指导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就同时出现了两个基本的命题：一个是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一个是关于文艺的创作方法的。对于中国现代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这两个命题都不是可有可无的。问题在于，由于国际、国内历史环境的原因（这是主要的），以及革命文艺运动指导者主观的原因（这也是重要的），两个基本命题都被绝对化了：在文艺与政治关系上，是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在创作方法上，则必须是现实主义，独尊现实主义。不仅如此，这两个命题互相之间也失去了平等：后者必须从属于前者，即现实主义必须从属于政治。至此，现实主义终于成为政治呼唤的结果了。
但在胡风的文艺思想中，情况似乎正好“倒过来”。胡风不因要求文艺从属于政治而提出改造现实主义，相反认为只有通过现实主义才能正确解决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问题。
胡风一方面肯定文艺同政治的联系，另一方面又认为文艺终究还有自己的本质；而在他看来，最充分地体现了文艺的本质的，就是现实主义。换言之，胡风是要通过坚持现实主义，来坚持文艺的本质。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当然是胡风观念中的现实主义，它和胡风对立面观念中的现实主义大相径庭。
（录自支克坚：《胡风论》，广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胡风文艺理论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差异和冲突
毛泽东同志说，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的源泉”，“此外没有第二个源泉”，他又说，“马列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客观决定主观，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到资产阶级很深的影响。”胡风同志把作家的主观强调到这样的程度，认定它是最后决定创作的东西，以至说它就是创作的源泉，这正是把问题弄颠倒了，也正是表明他受了资产阶级很深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当时的延安的许多文艺工作者“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与描写知识分子上面”。他又说：“大后方也是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的老故事，他们希望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这就明确地指出了，生活和题材的差别并不是不重要，而是有关革命文艺的新方向的重要问题之一。然而胡风同志在一九四五年以后，在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的前夕，却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针锋相对地宣传着这样一些错误的观点：题材并不重要，任何人的生活环境都是历史的一面，并不一定要到前进的人民中间去，写你周围的生活就可以，等等。这除了说是有意和革命文艺的新方向对抗而外，难道还可以作别的解释吗？
毛泽东同志总是一方面肯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性和作用，一方面又指出他们有脱离群众的恶习，有一整套和无产阶级思想相对抗的思想，因而必须经过十年八年的改造，而改造的道路只能是参加实际斗争和学习马列主义。胡风同志所讲的“思想改造”却实际上原封不动。虽说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知识分子进行改造的条件也和当时的解放区有着很大的不同，但基本的精神和总的道路却不可能也不应该有两样。
从胡风同志对于改造问题的看法，还可进而了解他所强调的作家的“主观精神”的性质到底是什么。既然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并未经过认真改造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且按照他的理论又是不必经过认真改造的，那么他们的“主观精神”就必然只能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
胡风同志在一九四○年写过一个小册子，叫做《论民族形式问题》。他这篇论文不仅企图总结当时重庆文化界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而且把当时延安的同志们的意见一律当作批判的对象。由于那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当时不仅在重庆，就是在延安，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中是曾出现过一些不恰当的意见的。然而，胡风同志却不过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他的理论能力和他的企图太不相称。他对于民族形式的看法不但并不是最正确的，而且包含着一系列的错误。
他这篇论文的实质可以用一句话来说明：以强调现实主义来取消民族形式。他对于民族形式的提出的了解就首先是不对头的。他完全不理解民族形式的提出的根本意义在于推进革命文艺群众化，在于推进它和广大人民密切结合，在于使它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说：“争取‘民族形式’底发展，实际上是争取‘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能够更胜利地得到艺术的表现。”（原书一○一页）从这为了“艺术的表现”的论点出发，就达到了否定民族传统，否定民间文艺，毫无批判地崇拜外来形式的结论。
继承并发扬原有的优良的传统，同时又接受外国的先进的和有益的文学艺术的影响，这两者都是必要的。只看到一个方面都不完全。然而，文艺上的民族形式的提出，却是针对着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艺在继承并发扬民族传统上还作得很不够，因而缺少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因而某种程度地脱离了广大群众这一弱点。民族形式提出来后，当时大体上有两种偏向。一种是强调民族传统，民间形式，然而否认五四以来的传统，否认适当地接受外来形式的必要。一种是肯定五四以来的传统，肯定学习外国的先进的文艺的必要，然而对于五四以来的新文艺的缺点认识不足，对于它的相当脱离广大群众认识不足。胡风同志的论文，是后一种偏向的极端化的表现。他以为只要强调现实主义就够了。他不知道革命的现实主义必须为千百万劳动者服务，而要为他们服务，就必须采取比较容易为他们所接受的形式。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许多同志都对于这个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指出了过去的片面的看法。然而胡风同志一九四七年三月为《论民族形式问题》这个小册子重版所写的后记中，仍然没有一句批判它的内容的话。这只能说，他是一直还坚持这些意见的。
（录自何其芳：《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中国新文学大系1949—1976》第1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