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这个粗线条的轮廓认识，并参证于少数新诗现代化尝试者的诗作，我们已进入正确地分析其实质，了解其意义的有利境地；他们的试验在一切涵义穷尽以后，有力代表改变旧有感性的革命号召；这一感性革命的萌芽原非始自今日，读过戴望舒、冯至、卞之琳、艾青等诗人作品的人们应该毫无困难地想起它的先例；但卞诗中传统感性与象征手法的有效配合及冯至先生更富现代意味的《十四行集》都遭过一切改革者在面对庸俗、浮浅、偷懒的人们时所必不可避免的反抗阻力；目前的感性改革者则显然企图有一个新的出发点，批判地接受内外来的新的影响，为现代化这一运动作进一步的努力。
就眼前作品所得窥知，我们发现隐在这个改革行动后面的理论原则至少有下述七点：
一、绝对肯定诗与政治的平行密切联系，但绝对否定二者之间有任何从属关系：如一般论者持作为雄辩武器而常忽略其真正涵义，诗是生活（或生命）型式表现于语言型式，它的取材既来自广大深沉的生活经验的领域，而现代人生又与现代政治如此变态地密切相关，今日诗作者如果还有摆脱任何政治生活影响的意念，则他不仅自陷于池鱼离水的虚幻祈求，及遭到一旦实现后必随之而来的窒息的威胁，且实无异于缩小自己的感性半径，减少生活的意义，降低生命的价值；因此这一自我限制的欲望不唯影响他作品的价值，而且更严重地损害个别生命的可贵意义；但这样说显然并不等于主张诗是政治的武器或宣传的工具，其截然不同恰类似存在于“人是理性的动物”与“人全为理性驱使”二个命题间的严格区分。骚然哗然的诗是宣传论者应该了解那个看法对诗本身的限制及生命全体的抽空压缩的严重程度正与与之相对的另一极端的见解（“为艺术而艺术”）无丝毫轩轾可分。
二、绝对肯定诗应包含，应解释，应反映的人生现实性，但同样地绝对肯定诗作为艺术时必须被尊重的诗底实质：本原则的前半叙述似已为一般读者作者所熟知接受，我们不妨一笔提过而直接考虑诗之艺术的特质；如众所周知，各种不同的艺术类别除必然分担一般艺术的共同性以外，还必须有独特的个性；旧日对空间艺术与时间艺术的区分即从此基本观念出发，诗歌作为艺术也自有其特定的要求；诗作者必先满足这些内生的先天的必要条件，始足言自我表现，这也就是在约制中求自由，屈服中求克服的艺术创造的真实意义；这里我们自无须企图穷尽地列举诗艺的构成因素，我们只要想及诗中意境创造、意象形成、辞藻锤炼、节奏呼应等极度复杂奥妙的有机综合过程，就不难了解诗艺实质所包含对作者的强烈反叛、抵抗的意味，及一位诗作者在遭遇这些阻力时所必须付与的耐心与训练，诚挚与坚毅；如果我们根本否认诗艺的特质或不当地贬低它的作用意义，则在出发基点，作者已坦白接受击败自己的命运；其作品之不成为作品既在意中，其对人生价值的推广加深更是空中楼阁，百分之百骗人欺己的自我期许。
三、诗篇优劣的鉴别纯粹以它所能引致的经验价值的高度、深度、广度而定，而无所求于任何迹近虚构的外加意义，或一种投票=畅销的形式；因此这个批评的考验必然包含作者寄托于诗篇的经验价值的有效表现，也即是依赖作品从内生而外现的综合效果；一句话说完，我们的批评对象是严格意义的诗篇的人格而非作者的人格；诗篇的人格虽终究不过是作者人格部分的外现，但在诗篇接受批评时二者的分别十分显明，似不待深论。浅言之，人好未必诗也好。
四、绝对强调人与社会、人与人、个体生命中诸种因子的相对相成，有机综合，但绝对否定上述诸对称模型中任何一种或几种质素的独占独裁，放逐全体；这种认识一方面植基于“最大量意识状态”的心理分析，一方面亦自个人读书作人的经验取得支持，且特别重视正确意义下自我意识的扩大加深所必然奋力追求的浑然一片的和谐协调。
五、在艺术媒剂的应用上，绝对肯定日常语言，会话节奏的可用性但绝对否定日前流行的庸俗浮浅曲解原意的“散文化”；现代诗人极端重视日常语言及说话节奏的应用，目的显在二者内蓄的丰富，只有变化多，弹性大，新鲜，生动的文字与节奏才能适当地，有效地，表达现代诗人感觉的奇异敏锐，思想的急遽变化，作为创造最大量意识活动的工具；一度以解放自居的散文化及自由诗更不是鼓励无政府状态的诗篇结构或不负责任，逃避工作的借口。
六、绝对承认诗有各种不同的诗，有其不同的价值与意义，但绝对否认好诗坏诗，是诗非诗的不可分，也即是说这是极度容忍的文学观，但决不容忍坏艺术，假艺术，非艺术；我们取舍评价的最后标准是：“文学作品的伟大与否非纯粹的文学标准所可决定，但它是否为文学作品则可诉之于纯粹的文学标准”。（艾略特）
七、这个新倾向纯粹出自内发的心理需求，最后必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现实表现于对当前世界人生的紧密把握，象征表现于暗示含蓄，玄学则表现于敏感多思、感情、意志的强烈结合及机智的不时流露。
（录自袁可嘉《论新诗现代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