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一）
【学习提示与述要】
这一章介绍第一个十年（1917—1927年）的新诗运动与创作。所涉及的诗人及作品文论甚多，初学者会感到头绪纷繁。最好依新诗的诞生和发展的时序，来把握其作为文学运动内部的矛盾变迁，并将对具体诗人诗作的评价纳入到这种“变迁”的考察。若从新诗谱系考察，其两大趋向即“大众化（非诗化）”与“贵族化（纯诗化）”，也在此期形成，且彼此相克相生，推进新诗发展与衍化。第一节回顾晚清“诗界革命”，应注意从中发现新诗运动对“诗界革命”的承传与突破；第二节考察早期白话诗，应着重了解其历史地位及其艰难试验的历程；第三节评述新诗内部第一次结构性调整，即在对早期白话诗少“诗味”的否定中，出现以自由体诗为主的开新风气的诗作；第四节评说以新月派为中心的诗人倡导的“规范化”，可视为第二次结构性调整；第五节考察初期象征诗派对“纯诗”的追求，也是对早期新诗“诗味”不足的又一种反拨；最后一节介绍早期的无产阶级诗歌。了解第一个十年新诗大致的流变途程，关键是把握新诗内部几个结构性调整的口号与策略。因此除了创作，应格外重视那些有影响的诗论。
一 新诗的诞生——“五四”新诗运动
（1）这一节涉及近代文学部分，学习中只需作为背景的了解，知道晚清“诗界革命”止于对宋诗派的模仿，是在传统范围内的调整与改良。而“五四”新诗运动对晚清“诗界革命”有所继承，更有所突破。重点了解胡适在其《论新诗》中提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事实上有“战略选择”的意义：即以散文化（或者说是“非诗化”）去对过分成熟的传统诗歌语言形式进行有组织的反叛，在传统诗歌结构之外去另寻门路。还应当进一步理解胡适们提倡“诗体的解放”跟“平民化”的启蒙主义目标有内在联系。不妨将学习第一章有关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结合于此，从时代发展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促成的大趋势中去理解新诗运动的价值与意义。
二 “尝试”中的新诗——早期白话诗
（2）应阅读最初发表的一些白话诗，尤其是胡适《尝试集》中有代表性的诗作，对早期白话诗如何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摸索与试验有一定的印象，然后对新诗的“最初形态”作简要的归纳：主要用白描和托物寄兴手法，倾向于散文化和平实的风格，以求跳出旧诗词的束缚，实现诗体解放。《尝试集》和其他早期白话诗很幼稚，对其艺术形式的分析主要应着眼于如何有别于传统诗歌，并考察其贡献、价值与局限。
三 “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创作
（3）这一节评述新诗基本站住脚跟后走上文坛的一批青年诗人诗作。“开一代诗风”主要指郭沫若，也可以说是这一批诗人。如果说胡适一代新诗创建者对旧体诗的批判是要突破旧格局，那么这新一代诗人则开始探索新诗到底应有怎样的艺术建树。他们选择了早期白话诗缺少“诗味”，作为批评的目标，因此这次艺术反拨是新诗内部的结构性调整。这是本章理解的要点。由此入手，不妨大致了解成仿吾的《诗的防御战》与郭沫若的《论诗三札》等论作中的代表性言论，注意其如何强调“情感”、“想象”和诗的“抒情本质”，如何探求“语体诗”的长处与艺术发展的前景，也可以结合前一章对《女神》的分析来理解这种艺术反拨的意义。同时，还要大致了解“湖畔诗人”的爱情诗所带有的“历史青春期的特色”，“小诗体”一度引起关注的原因及其在诗体探索方面的得失，以及冯至对诗情哲理化与半格律体的追求。
四 新诗的“规范化”
——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前期新月派
（4）新月派提倡“规范化”，标志着新诗的艺术探求进入了更为自觉的阶段。这里要着重了解“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和形式格律化主张。所谓“理性”是指艺术上克制，并非一般所说的诗的哲理化，其目标是要纠正“五四”新诗中滥用的直抒胸臆和极端的感伤主义，转为将主观情愫客观对象化，追求诗的蕴藉含蓄和非个人化倾向。这一点，可以通过分析闻一多的《口供》等作品来加深理解。与此相关的是“和谐”与“均齐”的诗美追求，和以“三美”为标准的“新诗格律化”主张。此为本章重点，也是难点。在掌握其有关知识的同时，最好能深入思考新月派的诗学主张为何可以理解为是“在新诗和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并在经过新诗运动激烈反传统并立住脚跟之后，重新与中国诗传统的主流（尤其是唐诗宋词）取得衔接与联系。
（5）本章的另一重点是评述闻一多与徐志摩的诗作。比较而言，这会更多地引起同学们的兴趣。关于闻诗，应细读《忆菊》、《发现》、《一句话》和《死水》等名作，不止于一般地用爱国主义去解释，还应看到中西文学冲突所引起的心理、情感和思想上的矛盾和痛苦。若再深入一步，也可以探讨“东方主义”文化观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感受，是如何复杂地交织涌现于闻一多诗中的。学习中注意体味闻诗的矛盾张力与沉郁的风格，及其试验“新诗格律”的得失。对徐志摩其人其诗，可称为“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他的活泼潇洒个性，不羁的才华，以及对爱、美与自由的热烈追求，形成了诗歌中特有的飞动飘逸的风格。对徐诗要注意运用直观的把握，即在阅读中整体感受其情绪和韵味，和那相应的节奏诗律。不妨选读《雪花的快乐》、《再别康桥》等名作，认真朗读和品味。徐志摩是新月派前期与后期的重镇，其在30年代的创作情况可以合并于此讨论。此外，可以细读朱湘的代表作《采莲曲》，对这一性格焦躁、诗风却有“东方的静的美丽”和古典美的诗人，也有大致的了解。
五 “纯诗”概念的提出与早期象征派诗歌
（6）这一节的知识点有三个：一是纯诗的概念，1926年穆木天在《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指出，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与表现方式，强调暗示与朦胧。另一诗人王独清则提倡诗中感觉的表达。他们的意见代表了当时对新诗“非格律”化的不满与反拨。二是李金发的象征派诗。可举出《弃妇》等作品，进行细读评析。此为难点，可以参照“评论节录”中的有关赏析文。把握这一类诗的关键，是抓住“多远取喻”，即发现事物之间的“新关系”，以及意象跳跃、暗示和感官呈像等手法。借此还可以对诗坛常有争议的“朦胧”“晦涩”的一路诗歌有所理解。三是“早期象征诗派”，除了解李金发等的创作和上述有关诗论，还应从“又一次历史的反拨”角度去理解这一诗派的文学史地位。在推进新诗艺术探求方面，新月派探索新诗格律，李金发等人则注重东西方诗的沟通，都倾向“贵族化”（纯诗化）一路。
六 早期无产阶级诗歌
（7）对蒋光慈为代表的早期无产阶级诗歌可作一般知识性了解，知道其显示了新诗流变的一个方向。下一个十年的部分对此还有讨论。
在第一章中，我们已谈到过“五四”新文学的激进主义特征，作为“五四”新文学的“急先锋”，新诗在与传统的“断裂”方面，在挑战一般读者的审美期待方面，可能表现得最为突出。这也使它一直处在争议当中，尤其是针对早期白话诗的批评，在文学史上一直没有中断。一种常见的观点是，早期白话诗的价值只表现在工具的革命上，对诗歌审美价值的忽略，则构成了它的历史缺陷，对古典诗歌的激烈拒斥，更是造成了新诗的内在危机。直到20世纪90年代，还有学者撰文指出，正是因为“五四”新文学倡导者在变革语言的同时，忽视了对传统诗歌的继承，新诗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些批评有各自的出发点，不一定全面、准确，但的确为我们留下了讨论的空间。学习这一章，除了掌握新诗第一个十年的基本线索之外，还可以尝试思考新诗的独特性和历史得失，在打破旧体诗的形式规范之后，它是怎样寻找自己的诗美，又面对怎样的历史困境，它的偏激背后又有怎样的历史合理性。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以和第一章中有关“五四”的评价问题联系起来，尽量做到融会贯通。
【知识点】
诗界革命、胡适《论新诗》、《尝试集》、初期白话诗、自由诗、北大歌谣研究会、湖畔诗人、小诗体、前期新月派、纯诗、早期象征诗派。
【思考题】
（1）以初期白话诗、郭沫若等的自由诗、前期新月派以及早期象征诗派为主要的“点”，大致勾勒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新诗的流变线索，并简评不同阶段新诗潮流彼此间的承传关系。
新诗第一个十年的历史非常复杂，流派纷呈，头绪也很多。此题要求通过“点”的掌握，梳理出变化的轨迹，为纷乱的现象找到一条线索。首先，应细致阅读《三十年》第六章的二、三、四、五节，关注每个流派最突出的特点，如初期白话诗的散文化与写实风格、郭沫若对抒情的强调、前期新月派的格律化主张，以及早期象征派对纯诗的追求等。在把握了“点”之后，还要考虑如何将“点”连缀成“线”，注意潮流消长背后的两次“结构性调整”，即从散文化到诗化、从自由化到规范化。这一次次的转变与调整，正是新诗在获得解放之后，不断追求诗美、不断建立自己的形式的过程。抓住这样一条线索，就会对新诗第一个十年的历史，有整体上的把握了。
（2）简评胡适“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及其文学史意义。
胡适“作诗如作文”的主张，可以看做是他白话诗尝试的理论起点，理解这一命题，对于理解新诗的历史突破性，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本题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可参考教材第六章第一节。要点包括：1．“作诗如作文”要求打破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的界限，摆脱外在形式的束缚，为“用白话写诗”提供了历史突破口。2．胡适提出这个主张，受到了宋诗传统和晚清“诗界革命”的启示，但又完成了一种历史超越。3．“作诗如作文”带来诗歌语言形式和思维方式的双重革命，诗歌观念的变化也蕴涵在其背后。4．作为一种激进的“战略”，该主张为新诗的创造开辟了道路，但在某种意义上，模糊了“诗”的文体特征，带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本书附录中废名《谈新诗》中的一段也可参考，体味“散文的文字”与“诗的内容”之间的关系。
（3）简评新月派新诗格律化的主张与创作实践。
在新月派诗人中，闻一多是“格律化”最重要的推动者和阐发者，所以本题可以他的理论和创作为中心，展开论述。首先，可交代一下新月派诗人对“和谐”与“均齐”的共同追求，以及在新诗规范化方面的尝试，进而讨论闻一多对诗歌“格律”的思考，重点说明“绘画美”、“建筑美”、“音乐美”的具体内涵，并探讨这种追求在新诗的历史发展中，在沟通旧诗与新诗方面，具有怎样的意义。在创作实践方面，可举闻一多的《死水》等作品为例，从诗行的构成，词汇、意象的选择等方面，分析“三美”的理论如何落实在具体的写作中，徐志摩诗歌中优美的节奏感、朱湘对诗歌章法与音韵的经营，也可以纳入到论述当中。最后，还应注意格律化带来的形式拘束，从格律化与自由化的消长中，把握新诗形式的内在张力。参考《三十年》第六章第三节，附录中孙玉石对《死水》的解读，以及郭小聪、蓝棣之对徐志摩的评述。
（4）评析李金发的《弃妇》，并由此论述早期象征诗派的艺术追求，及其在新诗艺术发展中的价值。
《弃妇》是早期象征派的代表之作，本题讨论的虽然只是这一首诗，但也希望能从作品的分析中，提升出文学史的概括。对作品的细读，当然是第一步，要大致把握基本的风格、结构和内涵，可参考附录中孙玉石的解读文章。其次，要提炼此诗的几个关键特征，如意象组织的跳跃性、“弃妇”形象的象征性等，结合教材第五节对早期象征派的整体论述，阐发象征派的艺术追求，如表达的间接性与暗示性，“远取譬”的自由联想等。联系周作人对早期新诗“太过透明”的批评，思考这种探索为新诗的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新质。也可以从读者的角度，对这种诗风的新奇与晦涩，发表一下自己的评论。
（5）怎样看待初期白话诗的历史得失？
这是增加的拓展性思考题，教材中没有相关的论述，需要阅读一些研究论著，结合这一章的学习，在不同的观点之间，做出自己的判断和总结。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和温儒敏《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第十四章第三节，都是可以参考的材料。不要简单地做价值上的判断，重要的是能够获得一种历史的同情，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比如，有学者认为初期白话诗只关注语言的革命，带来了“非诗化”的弊病，但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思考，“非诗化”的方式，是否也有打破一般审美积习的作用，提供了一种清新、自由的诗歌可能。再比如，新诗在反传统方面，可能表现得颇为激进，但其中是否包含了一些历史合理性。对传统的“反叛”也可能是一种对传统的“重构”，在这方面新诗人又做出过哪些尝试。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讨论。
（6）试扼要说明新月派诗歌在吸收外国文学思潮和中国文学传统影响方面的成败得失。
本题偏重论述性，可参考《三十年》第六章第四节和第十六章第二节相关内容。首先应简略交代新月派诗歌产生的缘由，说明早期白话诗在实现诗体解放的同时所产生的偏向，如说理直陈、诗质的散文化、情感过分泛滥等。新月派诗人正是针对这些弊病，提出“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主张在形式上广采中外古典诗歌的优长，以促进新诗的规范化建设。他们对西方新人文主义和谐典雅美学观念的吸取，以及一定程度上回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传统抒情模式，都在中西交融的尝试中有所创新。而过分拘泥于格律，也可能造成诗歌个性发挥的障碍。可选取闻一多等代表性的新月派诗人，围绕他们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绩展开论述，结合中国新诗在矛盾中探索的发展历程评价其功过得失。在论述过程中，要注意新月派前期与后期的区别。新月派后期经过反思检讨，矫正了前期在格律问题上的偏颇，更为关注新诗的特殊内质，显示出向现代主义过渡的趋势。
【必读作品与文献】
胡 适：《蝴蝶》、《一颗星儿》
沈尹默：《月夜》
刘半农：《叫我如何不想她》
汪静之：《伊底眼》
冰 心：《繁星》第1、7、10、75、131首，《春水》第5、105首
宗白华：《夜》
李金发：《弃妇》
闻一多：《忆菊》、《死水》、《发现》
朱 湘：《采莲曲》
徐志摩：《雪花的快乐》、《再别康桥》
【评论节录】
冯文炳：《谈新诗》
杜荣根：《寻求与超越》
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
孙玉石：《最丰富的想象在这里开花》
郭小聪：《在新世纪的门槛上》
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
孙玉石：《穿起那串散乱的珠子》
▲冯文炳论新诗
我们还是来讲《尝试集》里《蝴蝶》一诗。我觉得《蝴蝶》这首诗好，也是后来的事，我读着，很感受这诗里的内容，同作者别的诗不一样，我也说不出所以然来，为什么这好象很飘忽的句子一点也不令我觉得飘忽，仿佛这里头有一个很大的情感，这个情感又很质直。这回我为得要讲“现代文艺”这门功课的原故，从别处搬了十大本《中国新文学大系》回来，在《建设理论集》里翻开第一篇《逼上梁山》来看，（这篇文章原来是《四十自述》的一章，以前我没有读过）作者关于《蝴蝶》有一段纪事，原来这首《蝴蝶》乃是文学革命这个大运动头上的一只小虫，难怪诗里有一种寂寞。我且把《逼上梁山》里面这一段文章抄引下来：
有一天，我坐在窗口吃我自做的午餐，窗下就是一大片长林乱草，远望着赫贞江。我忽然看见一对黄蝴蝶从树梢飞上来；一会儿，一只蝴蝶飞下去了；还有一只蝴蝶独自飞了一会，也慢慢的飞下去，去寻他的同伴去了，我心里颇有点感触，感触到一种寂寞的难受，所以我写了一首白话小诗，题目就叫做《朋友》（后来才改作《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种孤单的情绪，并不含有怨望我的朋友的意思。我回想起来，若没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讨论，若没有那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的朋友切磋的乐趣，我自己的文学主张决不会经过那几层大变化，决不会渐渐结晶成一个有一系统的方案，决不会慢慢的寻出一条光明的大路来。……
这一段纪事，我觉得可以帮助我说明什么样才是新诗。我尝想，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其诗的价值正因为它是散文的。新诗的内容则要是诗的，若同旧诗一样是散文的内容，徒徒用白话来写，名之曰新诗，反不成其为诗。什么叫做诗的内容，什么叫做散文的内容，我想以后随处发挥，现在就《蝴蝶》这一首新诗来做例证，这诗里所含的情感，便不是旧诗里头所有的，作者因了蝴蝶飞，把他的诗的情绪触动起来了，在这一刻以前，他是没有料到他要写这一首诗的，等到他觉得他有一首诗要写，这首诗便不写亦已成功了，因为这个诗的情绪已自己完成，这样便是我所谓诗的内容，新诗所装得下的正是这个内容。若旧诗则不然，旧诗不但装不下这个诗的内容，昔日的诗人也很少有人有这个诗的内容，他们做诗我想同我们写散文一样，是情生文，文生情的，他们写诗自然也有所触发，单把所触发的一点写出来未必能成为一首诗，他们的诗要写出来以后才成其为诗，所以旧诗的内容我称为散文的内容。象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便是旧诗里例外的作品，正因为这首诗是诗的内容。旧诗五七言绝句也多半是因一事一物的触发而起的情感，这个情感当下便成为完全的诗的，如“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又如“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大约都是，但这些感情都可以用散文来表现，可以铺开成一篇散文，不过不如绝句那样含蓄多致罢了。这个含蓄多致又正是散文的长处。古诗如陶渊明的诗又何尝不然，一首诗便是一篇散文，而诗又写得恰好，若一首新诗的杰作，决不能用散文来改作，虽然新诗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诗的形式。这件事情未免有点古怪。我尝想，我们的新诗的前途很光明，但是偶然发现了这一线的光明，确乎是“尝试”出来的，虽然同胡适之先生当初用那两个字的意思有点不同。我又想，我们新文学的散文也有很光明的前途，旧诗的长处都可以在新散文里发展。这里头大概是很有一个道理，此刻只是顺便说及罢了。关于我所谓诗的内容在这里我还想补足一点，旧诗绝句有因一事的触发当下便成为诗的，这首诗的内容又正是新诗的内容，结果这首旧诗便失却它的真价值，因为这里容纳它不下，好象它应该是严装，而他便装了，不过这种例子很难得，我一时想起的是李商隐的一首绝句：“东南一望日中乌，欲逐羲和去得无？——且向秦楼棠树下，每朝先觅照罗敷！”这首诗是即景生情，望着远远的太阳想到什么人去了，大约真是天涯一望断人肠，于是诗人就做起诗来，诗意是说，追太阳去是不行的，——这是望了今天的太阳而逗起的心事，于是又想到明天早晨“日出东南隅”，在那个地方有一个人儿，太阳每天早晨都照着她罢！这首诗简直是由一个夕阳忽而变为一个朝阳，最不可及，然而读者容易当作胡乱用典故的旧诗，这样的诗的内容旧诗实在装不下，结果这首旧诗好象文胜质，其实它的质很重。我引这个例子是想从反面来说明我所谓诗的内容，不过话已经离题目远了。
（录自冯文炳：《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关于“五四”时期的小诗
小诗在意境上也受到唐人绝句小令的启示。王孟一路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幽深静穆，平和清新，寓浓艳于冲淡之中的境界就给予了宗白华、朱自清、汪静之等很大影响。“黑夜深，／万籁息，／远寺的钟声俱寂，／寂静——寂静——／微渺的寸心，／流入时间的无限。”（宗白华：《夜》）苍凉，幽寂，直可以联想到王维的“空山不见人”、韦应物的“野渡无人舟自横”，升腾起一股宇宙的遥远的哀恋。小诗喜用问句，这里同样可以找出唐人绝句小令的影响因素。“一步一步的扶走／半隐青紫的山峰，／怎的这般高远呢？”（冰心：《春水·七》）“七叶树呵，／你穿了红的衣裳嫁与谁呢？”（潘漠华：《小诗·二》）“怎算得完全的生命呢，／如果人生没有恋爱？”（刘大白：《泪痕之群·一百十二》）古人绝句小令中有“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孟浩然：《春晓》）“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杜甫：《赠花卿》）“人影窗纱，是谁来折花？折则从他折去，知折去，向谁家？”（蒋捷：《霜天晓角》）设问方法的使用增加了小诗结构的紧凑，行句的凝练，抒情的含蓄，哲理的精警，能达到言少旨深的美学要求。
但这并不是说，在述及现代小诗的发展时，可以忽略甚至否认印度之泰戈尔和日本之俳句、和歌的深远影响。泰戈尔自不用说，日本俳句，只要看看松尾芭蕉的“古池——青蛙跳入水里的声音”的佳句在中国现代诗坛流行的情况就可以了。影响是存在的，影响既是相互的，更是错综复杂的。我以为较为准确的说法是，小诗的主要作者确乎是接受了印度泰戈尔和日本俳句短歌的影响，但是这种接受又是在深层意识上对我国古典诗歌中凝练、含蓄的审美标准的认同。新诗以其摧枯拉朽之势击溃了旧诗的堡垒，然而，一方面新诗未能以自己的突出成就和完美形式巩固其地位，另一方面新诗人也未能完全摆脱中国诗歌的传统的审美意识。因此，当新诗在其发展中出现若干弊病或寻找新的路途时，就无意识地激发诗人无意识地对旧诗形式美的向往。但是完全利用旧诗形式来创作新诗根本不是出路，也是不太可能的。于是乎泰戈尔简约如同俳偶的小诗，日本精练形似格言的俳句就唤醒了他们深层的审美意识，哲理小诗的灵活多变，俳句的不重平仄韵律又很适合新诗人的创作心态和要求，这样便有了小诗的兴旺，甚至出现了一哄而上的情形。
（录自杜荣根：《寻求与超越》，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关于新月诗派的“理性节制感情”艺术原则
从坚定的诗歌本体观出发，新月诗派提出了“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与诗的形式格律化的主张，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新月诗派认为，“如果只在感情的旋涡里沉浮着，旋转着，而没有一个具体的境遇以作知觉依皈的凭借，这样的诗，结果不是无病呻吟，便是言之无物了”。因此他们反对在诗歌中感情的过分泛滥，主张理性节制感情——不论是抒发个人感情的自我表现，还是对社会黑暗的直接揭露，都在应该节制之列。从这种美学要求出发，闻一多视感伤浓重、感情放纵的《红烛》为“不成器的儿子”；徐志摩也收敛起“山洪暴发”般的诗情，认为“情感不能不受理性的相当节制与调剂”。为实现“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他们在诗的艺术表现的理论与实践上都作了新的尝试。首先是客观化的间接的抒情方式的创造。一方面变“直抒胸臆”的抒情方式为主观情愫的客观对象化，一方面对个人情感着意克制，努力在诗人自身与客观现实之间拉开距离。
这在新诗的抒情艺术上显然是一种贡献，但新月诗派对个人感情的克制却具有较复杂的意义。一方面，它对克服五四新诗感情直露、泛滥的倾向是有积极作用的，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艺术创作从放纵到控制是一个合乎规律的发展，是艺术日趋成熟的表现。
为贯彻“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新月诗派在艺术表现上的另一重要尝试，是重视诗思的造化和意象的刻绘。
这种意象是意与象的统一，情与理的统一，是心境与物境的相互作用。他们是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长期冥思苦想后，把一种观念、一种情绪投射到物象上，以创造深邃的意境或意象。这种意象的真正功用是：它可作为抽象之物，可作为象征，即思想的荷载物。
例如“死水”（《死水》）、“静夜”（《心跳》）这两个意象就是闻一多的一种全新的创造，它概括了闻一多对于黑暗沉寂的旧中国社会的深刻认识，作为一个艺术形象，它活动于闻一多20年代艺术思索的始终。这就是闻一多“化丑为美”、“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方法对中国诗歌意象系统的丰富和发展。闻一多还通过炼字炼句来熔炼和演化诗的意象，其中动词用得极为精妙、鲜活，有些诗简直就是以动词为中心的意象群。闻一多着力于意象或意境的铸造，而采取了“收剑的表情法”，也就是要将浓烈的感情凝聚在具体的意象之中，收敛在严谨的形式里。如果放纵感情，好作激情宣泄，就很难组合或熔铸为诗的意象。
这可说正是他的诗作的以冷蕴热，以静存动的艺术效果之所在。闻诗这一特点在朱湘、陈梦家、孙大雨、卞之琳、林徽因等新月诗人那里明显地存在着。例如，朱湘的诗常用意象来显示感觉，用感觉来传达情感，比直抒胸臆凝结着更多的东西。《雨景》，给多少浪漫诗人带来过诗情，带给朱湘的却是独特的美的感应：梦中的淅沥、点打蕉叶、雨丝拂面，这是直感的客观化；将雨时的灰色与透明、云气中清脆的鸟啼，这是诗人与自然界的感应；视觉、触觉、听觉融合一体，理想的美与现实的美正隐约地呈现在一个个意象之中（《雨景》）。单纯的直白抒情是难以收到如此蕴藉的艺术效果的。
为了“节制情感”，新月诗派还常常借助象征手法抒发情感。他们的象征不同于象征派诗。象征派诗把毫不相干的事物联结起来，造成象征意蕴的朦胧性、多义性，而新月诗人的象征则大多是在情绪与外物之间寻找对应点、相近点，因而其意蕴相对显得明晰、纯粹一些。如闻一多以菊花象征祖国（《忆菊》），以孤雁象征异国他乡的游子（《孤雁》），以监狱象征宇宙（《监狱》），以流囚象征被驱赶的、在黑暗中摸索的飘泊者（《我是一个流囚》），以废园象征零落的悲哀（《废园》），以小溪象征弱者（《小溪》），以烂果将长新芽象征蜕旧变新（《烂果》）；徐志摩喜用婴儿、明星、恋爱、月亮象征理想（《婴儿》、《为要寻一颗明星》、《两个月亮》等），以雪花象征自我（《雪花的快乐》），以风象征时代潮流（《我不知道风在那个方向吹》），以一位朝山人的艰辛跋涉象征现代精神（《无题》）。在朱湘的《有一座坟墓》里，黑暗的社会是通过坟墓来象征的，使人感受到非人间的可怕。沈从文的《梦》写“我”梦到手足残缺，受尽折磨，借助梦境来象征社会的恶浊和人伦关系的可怖。林徽因的《风筝》中，其风筝是美，是梦，是希望，风筝飞去象征着主体的努力与客体的外力的相互关系，说明美的实现需要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由于客体与主体之间、外物与内情之间有象征体的缓冲，感情的强力受到一定的阻遏与制约，所以诗也就变得含蓄蕴藉了。
（录自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
▲读闻一多的《死水》
年青的浪漫主义诗人，曾怀抱着对“如花的祖国”的热情，从异国留学归来，进入一个思念故国的游子的心与眼的却是满目疮痍的民众和充满黑暗的现实。他遂发出绝望的呼号：“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声音里迸着血泪。诗人为民族、为祖国深沉的忧患，迅速凝聚在一个震人心弦的意象里：“一沟绝望的死水。”那个时代街头巷尾常见的生活景物，被发现了寄寓的诗意，诗人的灵感遂由此引爆了，诗人的诗情程度达到了饱和点，似乎碰一下就要爆炸了。他内心聚敛着一腔愤火，他让感情寄托于对一沟绝望的“死水”的诅咒。诗人任丰富的想象驰进了这个意象的世界之中，先是唱死水的凝滞，唱死水的肮脏，再唱死水的臭味，唱死水的沉寂，诅咒的感情隐藏在反讽的诗句背后，到了最后，诗人实在憋不住自己感情的激流，站出来说话了：“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丑恶是美的对立物。它既是一种自然现象的概括，又是诗人诅咒的象征性实体。诗人最后这一节浪漫主义常有的呼喊，因为诗情自身的深厚与真醇，唱出来的便是一曲悚动心弦的诅咒之歌。这歌声于冷峻之美里灌注一腔爱国主义的情感之火。其热恋的感情之真，绝望的痛苦之深，是当时的爱国篇什中所罕见的。
诗中使用的仍然是明喻法，把“丑恶”统治的现实“世界”比喻为一沟“绝望的死水”。围绕“死水”的肮脏、霉烂、寂寞，分章节展开了想象与情感的流动。最后仍以直抒胸臆的方法体现了对浪漫主义抒情模式的回归。但是诗人在整体上注重了对意象本身呈现作用的关注。他在抒情的主要段落尽量隐去了自己的感情而让意象“说话”，他注意在明喻中尽量使用暗示与隐藏这一独特的视角，这样，他笔下的“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的“绝望的死水”，就不仅是对现实修饰作用的喻体，这个意象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令人厌恶的现实的象征实体。诗人的种种想象都围绕这个实体而展开。扔的破铜烂铁，会“绿成翡翠”，“锈出”“桃花”，“死水”“发酵”成“一沟绿酒”，那里飘满的“大珠”与“小珠”，会“被偷酒的花蚊咬破”。这沟绝望的死水，只有青蛙的叫声才能打破那令人窒息的沉寂。想象的世界分体上并无深意，但在总体上却都强化了死水这一象征性的意象的否定性质。浪漫主义诗人笔下这些现代性的隐喻和象征的参与创造，给这首《死水》的艺术带来了更大的蕴蓄量和隐藏度。
闻一多懂得西方现代诗的反讽方法和“以丑为美”的原则，他在《死水》中充分运用这些技巧和原则，并在他想象的世界中得到了统一。
波特莱尔、罗丹的“以丑为美”的原则，被进一步发挥应用了。诗人不仅写丑来传达否定性情感，而且把丑写得很美，这样美与丑的交织反差，造成了很新颖的艺术效果：越美人们越憎恶得强烈。诗人巧妙的创造形成了读者感情的逆反性，人们欣赏艺术世界的美，却更强化了憎恶现实世界的丑。
全诗追求音乐美、绘画美与建筑美的统一和谐，运用音尺、押韵、色彩感的意象，和匀称的诗行，达到构建现代格律诗的理想。诗人对这首诗的“三美”实践也甚为满意。全诗共五节，每节四行，每行为九言，各节大体均押abcb型的二四脚韵。各节的每行诗又以四音尺为主。如：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
不如│多扔些│破铜│烂铁，
爽性│泼你的│剩菜│残羹。
读起来颇富节奏的音乐感。在现代格律诗的探索中，《死水》可以视为新诗发展中的一块纪念碑。
（录自孙玉石：《最丰富的想象在这里开花》，《中国现代诗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论徐志摩的诗
是的，大孩子似的可爱个性，这正是徐志摩其人其诗最让人喜欢之处。朱自清曾把诗人这种个性气质生动地形容为：“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这道生命水令人惊异地永远保持着孩子气的惊奇、喜悦和坦诚，并没有因岁月的流逝而干涸。而且这种童心的流露、这种风格特色的展现是自自然然的，不假修饰的，不像广告公司包装歌手那样煞费苦心，因而也是别人不能学，学不到的。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明朗，飞动，欢欣，不仅是这首诗的主旋律，也构成了徐志摩全部诗歌创作的基本格调。诗人像孩子那样想像，像孩子那样欢呼，像孩子那样真情毕露，因而他的笔下没有罗丹《思想者》式的抱头冥思之作，也没有一般青年人那种雄心勃勃睥睨一切的扬厉之气。正因为如此，对于徐志摩来说，浅显就不一定是缺点，反而可能成了他的可爱之处。譬如，明朗而不够含蓄，在他就更见其清纯而不觉得直白。飞动潇洒而缺少凝重层深之感，在他就并无浮光掠影、缺少内心体验之嫌。欢欣而绝少悒郁，在他也就是天性的自然流露，自有一种打动人心的感染力。
可以说，徐志摩最成功的作品无不典型地显示出这一艺术个性。表达诗人对母校英国剑桥大学怀恋之情的《再别康桥》就是一例。在散文名篇《我所知道的康桥》中，徐志摩写自己在青草地上打滚，在林阴路上手舞足蹈，骑着自行车追落日；他的大孩子气得到了充分体现。写诗就不能这么散漫不羁了，他最初也想写成拜伦式的作品，但不理想，及至第二稿才成功，但却已经鲜明地打上徐志摩创作风格的烙印。中国古典诗歌从《诗经》起就喜欢一唱三叹地抒写离情别绪的伤感处，有时故作豪放，其实也是为了表达更深的哀婉之情。而《再别康桥》这首诗所表现的超脱感是真超脱，徐志摩没有被往事的回忆所压倒，能够从具体的怀念惜别之情中超脱出来，从每一件事物、每一种情思中都发现有美存在，并以单纯和潇洒的美的追求去融注全诗的意境，因而使读者不知不觉地从离愁别绪的伤感中也超脱出来，只是全身心地感受到人类惜别之情中的纯净美感。这种超脱不是大彻大悟的超脱，而是孩子气的超脱，因其单纯而坦荡。
徐志摩说“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是真的。他的活泼天性，不允许他在一件事或一种情思前停滞太多时间，他也不认为缠绵悱恻在艺术美感上真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因此，这首诗虽然展现了离别之夜的意境，但却并无浓浓的像夜雾一样的伤感之情遮掩过来。全诗最精彩处在一、六、七段，其中首尾两段复沓中略有变化的形式安排，第六段天籁般和谐优美的韵律，都极其传神地再现了诗人优美的而非感伤的感受和情怀，把生活中的人之常情真正升华为艺术中的至灵至性之作。
总之，从徐志摩的代表性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因初次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而容易暴躁不安的年轻人，不是一个喜欢左右端详、沉思默想的哲人，更不是一个力图还荒诞以荒诞的现代派诗人。徐志摩将难得的童心和出众的才华结合起来，从而创造出一种孩子气的纯真艺术风格，这也正是其诗歌创作的独特价值所在，尽管这种风格在他所处的严酷时代里不受欢迎。
（录自郭小聪：《在新世纪的门槛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论徐志摩诗的情感与形式
徐志摩对于自己的诗，说过这样一些话值得我们仔细琢磨。在《猛虎集》序文中，他说“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又说他早期写诗“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那还顾得了什么美丑。”《志摩的诗》“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无关拦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徐志摩这些话无意之中透露了他的诗歌观念和他的诗的一些重要特征。他的这些话说得相当诚实。“绝无依傍”，不是说他真的毫无依傍，不知道任何诗的传统与规范，而是说他无意于诗的艺术与技巧，他关注的是诗里的感情。他不是看了别人的诗而起了写诗的念头，他不是为了成为诗人或为艺术献身而写诗，他写诗开始于生活中出现了奇异的事情，感情郁积于胸不可不发，诗的美丑倒还在其次。就他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看，他早年熟读传统的四六字的中国古典骈体文。后来又受有美国诗人惠特曼不小的影响。这些都使得他的诗带有浓厚的散文倾向，而并不接近于西方象征主义或中国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的“纯粹的诗”。他对诗歌特征的理解是“分行的抒写”，是散文的分行抒写。因为与象征主义的诗歌观念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卞之琳说徐志摩的诗思、诗艺都未越出浪漫主义的雷池半步。徐的朋友们如梁实秋即认为徐的散文比诗写得更好一些，陈西滢说徐诗“音调多近羯鼓铙钹，很少提琴洞箫抑扬缠绵的风趣。”（《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当年徐诗最先受到读者的注意，是《灰色的人生》、《毒药》这样的散文诗。徐最初出现在《小说月报》上，是他特殊风格的新诗与散文，使散文与诗结合起来。徐的散文是“浓得化不开的”，他的最好的抒情诗也恰正有“浓得化不开”的风格，如被陈梦家誉为徐抒情诗中最好的一首《我等候你》，《翡冷翠的一夜》、《爱的灵感》、《志摩的诗》中他自己最喜欢的那首《无题》，以及早年写的《康桥再会吧》等，都有真挚、浓烈、多情、美丽、热得让人头晕目眩的诗味。他的好些名诗确是像散文的分行，《翡冷翠的一夜》是倾诉与书信式的，《我等候你》像是告白，《海韵》是以对话和景物渲染叙述故事，《偶然》像是离别分手时的安慰话，《雪花的快乐》是白雪戏红梅的古典意象的铺陈，《康桥再会吧》是康桥景色和诗人复杂情绪的详尽的分行抒写。这首诗是那样地接近散文，以至报纸副刊在发表时用了散文的排列形式，徐志摩后来又按照分行的形式重新发表一次。从象征主义的诗歌观念来看，散文味重也许是徐诗的局限，因为象征主义主张排除诗里的散文成分。但从中国新诗的发展看，徐志摩以他成功的抒写，把散文内容充分地带进了新诗，扩大了新诗的表现力，丰富了新诗的艺术风格，也为散文诗的创作开拓了道路，积累了艺术经验。早期新诗以白话入诗，以有浓重说理因素的古典主义余味为特征，徐志摩以分行抒写的散文成分浓郁的抒情入诗，带给新诗以浓烈厚重的情感内涵；后来，戴望舒才有可能在徐志摩的基础上，在诗质的探求上往前再走一步，以散文的语言形式入诗（所谓诗的散文美），而在内容上去掉了散文的因素，成就了一种内容是纯诗而形式是散文的诗。所以施蛰存说戴望舒是徐志摩而后诗坛的又一大诗人。因此，我认为，徐诗是新诗史上一块里程碑，在新诗史上有自己的特殊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