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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理论十讲》作者:陈力丹
编辑推荐
《新闻理论十讲》抛弃了以往教材所谓“严谨系统”的结构，以新闻理论关键词作为章名，以重要论断作为节名，形成体例上的开放式系统，避免了对新闻理论刻板生硬的演绎和组织。《新闻理论十讲》适合于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基础课程、非新闻专业通用课程，对于新闻业界人士而言，也是充满智慧、极富启发的优秀读本。
内容简介
有没有适合中国本土的新闻理论教材？中国人民大学著名教授陈力丹所著的《新闻理论十讲》应该算作理想的一种。
《新闻理论十讲》是一部颇具新意的教材。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结构和体例的创新。本书抛弃了以往教材所谓“严谨系统”的结构，以新闻理论关键词作为章名，以重要论断作为节名，形成体例上的开放式系统，避免了对新闻理论刻板生硬的演绎和组织。
其次，内容和观点的创新。本书克服了以往教材说教和武断的观点罗列，提倡应用性的新闻理论，充分吸收了新闻实践和理论的前沿成果，并借鉴了相关学科的理论，对于中国新闻实践颇具指导意义。
再次，表达和传播的创新。本书摒弃了抽象的论述，以漫谈和对话的方式表达新闻理论，直白生动，深入浅出。书中的大量案例和图片，更增添了阅读上的快乐和理解上的便利。
《新闻理论十讲》适合于高校新闻传播学专业基础课程、非新闻专业通用课程，对于新闻业界人士而言，也是充满智慧、极富启发的优秀读本。
作者简介
陈力丹，男，国家二级教授（文科最高级别），1951年2月出生。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新闻传播所所长，新闻学院新闻学责任教授、传播学方向博士生导师、博士后流动站站长、《国际新闻界》月刊主编。
197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76-1978为《光明日报》编辑。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1981-200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工作，1993年起为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3年起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工作。
1979年以来发表各类新闻传播学的研究成果800多万字，包括独著17本、论文200多篇、一般文章1500多篇等等。另外，独编著6本、合著、合编的书十几种。
根据南京大学中文社科数据库（CSSCI）的统计数据，1998—2005年发表文章95篇。2001—2005年被引用的篇数125篇，被引用篇次189次（排除自引），两个数据均居全国新闻传播学界第一位。
根据徐剑2006年1月发表的《基于CSSCI（1998—2003）的研究》，在全国新闻传播学界综合学术评估得分520分，居第一位。
写在前面
我讲新闻理论课程，从1981年配合沈如钢老师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讲算起，一直没有专门的教材，只有简单的大纲式手写讲稿。不是写不出教材，而是因为讲课与出版不是一回事，新闻理论的东西，很多在课堂上讲讲还行，变成文字会遇到较多的问题。于是，这个本来并不难的新闻理论教材，一拖二十多年也没出来。
1996年，为了应付研究生班的新闻理论课程，我在几天时间内搞出一个大约6万字的《新闻理论大纲》，这个东西很快被印刷了很多版，传播较广，我手里最早的是1998年的印刷本，以前的不知道被谁要走未还，找不到了。
2003年我调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讲课不能像在社科院研究生院那样洋洋洒洒了，要求正规化，每次上新闻理论课都得填表，要求标明使用什么教材，我填“自编”，应付了几年，把库存的《新闻理论大纲》全用完了。现在被逼到了非写不可的境地，只好先采用录音的方法，把说的话和做的PPT整理出来，然后再一句一句改动，这样花费了半年时间，总算做出来一个讲演录，先救急吧。
新闻理论的教材，现在出版的有大约50种不止吧。有少数属于研究性的，值得肯定，但是不适宜做教材；多数教材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就是观念陈旧，套话较多，无法说明现实传媒的发展。如果根据这样的教材讲课，我认为误人子弟，所以坚持自己临时编，也比让学生死背“什么是新闻”、“什么叫新闻的真实性”等等好些。还有一些属于讨论性质的，无法写在教材里。所以这里展示的讲演录，有一些讲的内容里面没有。
新闻理论是一种应用性理论，作为教材，不能像哲学那样钻进去出不来。要让实际新闻工作者看了以后，对照自己的工作，感到若有所思，这个教材就是成功的。
也有的同学说，你讲的太理想化了，实际工作中要打的折扣很多。我说，我的目的就是告诉你理想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例如客观应该是什么样子，你工作中得有一个前进或效仿的目标，但是很可能根本达不到。达不到是一回事，提出目标是另一回事。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很多人在工作中没有标准。新闻理论的任务，就是提出这种工作标准，让大家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即使这个方向有点像“望山跑死马”，但毕竟有一座山——可以看见的山等着你去征服。
不说套话，可能是本书的特色。这本来是写东西的基本要求，但是新闻理论教材的套话很为一种痼疾，我不得不首先与套话道别，再谈结构和体系等等。由于新闻理论一直处于探索之中，所以本讲演录的某些东西也是在探索中，希望得到同行的意见，以便改进教学。
新疆财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师朱爱敏，作为人民大学的访问学者承担了我课程的全部录音和整理工作，这里向她表示感谢！我的博士生陈秀云在文字上审校了我重写后的稿子，这里也表示谢意。
陈力丹
2008年3月16日于北京时雨园
第一讲 新闻——叙述事实
今天我们说新闻理论的第一个话题：“新闻”。过去新闻理论的第一课通常都是“什么是新闻”，我想我们还是从这个话题开始，但是角度不是讲“什么是新闻”，而是通过比较来体会“新闻应该是什么”。现在我把新闻与宣传、舆论放在一起来比较，这是因为生活中经常出现两个词，一个是“新闻宣传”，一个是“新闻舆论”。领导人使用这两个词，可能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我们从学术角度出发，需要做一番学理上的分析。
一、新闻≠宣传
新闻是什么？一般说来，新闻是对客观发生的事实的叙述。新闻传播的目的是让对方了解一件事，只要对方知道了这件事，新闻传播的任务就完成了，所以，新闻传播的归宿是“受者晓其事”。
宣传比较复杂一点，宣传是运用各种符号传播一定的观点，以影响和引导人们的态度、控制人们行为的一种社会性传播活动。这就是说，宣传是要传播观点，它的目的是要影响和引导人们的态度、控制人们的行为，所以宣传行为的重心不是接受者，而是传播者，它的归宿是“传者扬其理”，宣传者只要把想说的话说出来，任务就完成了。
宣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宣传，一类是商业宣传。在政治宣传中，观点的赞同者会积极接受这种宣传，而观点相左者，则会回避或抵制这种宣传。这种情况在和平社会可能感觉不太强烈，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这种情况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我上中学，两派斗争也非常激烈，大家都去抢广播站的播音权，如果正好是我这一派控制了广播站，广播站的大喇叭天天播着我这一派的声音，我走在校园里会感到扬眉吐气、非常舒畅。过了两天，广播站可能被对立的那一派夺走了，广播站播送他们一派的声音的时候，我走在校园里恨不能捂上耳朵不听。在不同的政治观点的传播中，这种现象是非常明显的，观点的赞同者会越来越积极地接受宣传者的观点，反对者会越来越抵制这样的宣传。当然，接受者和反对者也会随着条件、环境的变化而转化。商业宣传也是这样，只是表现形式不太一样。需要某些商品的人会积极响应，但这样的人不太多，多数人因为与某个商品的宣传没有关系，很少会主动接受这种宣传。生活中，大家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人们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个自己喜欢的电视剧的时候，它却不停地插播广告，对此人们会非常烦。因为它播的广告跟人们没有直接关系，人们不感兴趣。这就是说，政治宣传和商业宣传只有人们感兴趣时才能产生效果。
为什么我们经常把新闻和宣传合起来说呢？这是因为新闻和宣传都是一种传播行为，可以相互渗透，而且有交叉的地方。宣传有很多种形式，通过传播新闻达到宣传的目的是其中一种，即使是最客观的新闻报道，也可以夹杂宣传的成分，这个问题我们讲新闻客观性问题时再细说。但是有一点我们需要确认：新闻和宣传不是一回事。
这个问题要反复强调，不然，我们写的东西很多人会不喜欢看。我们现在的媒体是从党的宣传媒体转轨而来的。在我们党发展之初，宣传是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所以宣传在党的工作中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从事的是新闻工作，新闻中可以有适当的宣传，但是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
现在我们进一步分析新闻和宣传的差别，这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最早提到的。
从表现方式看，新闻与宣传的差别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新闻重信息，宣传重形式。新闻的内容一定要有实在的东西，能够消除人们对某个事情的疑惑或者给人新鲜的信息内容；宣传则不一定，宣传注重的是形式。有时候你参加了一场宣传活动，回来仔细一想，什么新东西都没有获得。比如我们开会唱国歌或者是升旗仪式，总有一套规则，仔细想想，这套规则强调的就是形式，目的是通过这种形式给当事者留下一种深刻的印象，宣传目的就达到了。
第二，新闻重新异，宣传重反复。新闻的内容不是一般的信息，而是新鲜的和异常的信息；宣传的内容，则多数是已有的，它要通过反复说，加深印象。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说过一段话：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这段话说得就是宣传的特点。通过反复说，宣传者想要传播的观点就会慢慢地渗透到被宣传者的头脑里。一些专有的词汇、概念，反复讲述，时间长了，人们不经思考即会将这些概念套用到现实中，例如历史上曾经流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等；如果是商品宣传，经过反复说，也会留给消费者印象。比如“有路必有丰田车”的广告反复做，你要买车的时候，脑子里的第一个闪念可能就是：我得买丰田车。
第三，新闻重事实，宣传重观点。新闻传播的内容除了新、异之外，它本身应该是具体的事实，而不是套话和空话。如果没有事实，即使传媒的版面或节目冠以“新闻”的标识，仍然不会有受众，人们是不会接受无新闻的新闻传播的。宣传的目的要向接受者灌输一种观点、一种对某种事物的认同，这种观点也许就是一种套路性的话，如果这类话弥漫在周围，不听也得听，不说也得说，听多了、说得多了，有可能就成为人们一种不自觉的流露，不用过脑子，张口就能说出很多套话，这就是宣传达到的目的。
第四，新闻重时效，宣传重时机。新闻必须在有效的时间内把一个事实传播出去，过了这个“点”，再重大的事实也没有了价值，因为人们都知道了。宣传不一样，宣传者可能及时把握了事实，但是宣传者可能会把握着这个事实而不说，他要选择一个能够产生最大宣传效果、对宣传者最有利的时机才把事实透露出来；有时候，等待合适的时机需要很长时间。在新闻的时效和宣传的时机上，两者的差异是很大的。
第五，新闻重沟通，宣传重操纵。在两个人之间交换新闻的时候，沟通的感觉是非常强烈的。比如，我知道了一件事儿，不说出来很难受，正好遇到一个朋友，于是就把这件事告诉他了，说完就完了，因为我的目的就是沟通。我把我知道的事儿告诉了他，很可能会引起他也告诉我一件新鲜事。也就是说，新闻传播没有控制对方的目的。而宣传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人们的思想，进而控制人们的行为，也就是说，宣传注重操纵。这里的“操纵”是一个中性词，在政治宣传中是指通过传播，使人们能够在思想和行动上与宣传者保持一致，在商业宣传中是指通过传播，让人们购买商家的产品。
第六，新闻重平衡，宣传重倾斜。做过新闻工作的人都有这样的工作经验：新闻报道在叙述一件有争议的事实的时候，要把争议双方（或多方）的说法都说到，而且各方在报道中所占的比重也应该大体相当。按照这样的方式写出的报道，不会受到某一方的过分指责。如果不是这样，在报道中只说一方的话，另一方可能会有强烈的反应，从而造成矛盾冲突。老记者都知道，写新闻得重视平衡，甚至编辑在编排版面的时候也要考虑版面的平衡问题。如果一个版面都是坏消息，他会考虑登几条好消息；如果一个版面都是好消息，他会考虑是不是加一点批评性的报道。这样的版面会很好看，读者也会有一种平衡的感觉。这是新闻工作在业务上的一个要求。宣传正好与新闻相反，宣传会有意突出某一点，遮蔽另一点，所以说宣传是带有倾向性的。一般来说，宣传者不愿意说不利于自己的，只愿意说对自身有利的方面，因为它是宣传；新闻则不同。
宣传并不是坏事，我们社会中就有很多宣传。但是要注意，因为宣传是有目的的，就会存在目的与手段之间的矛盾，因而存在道德悖论。现在有的宣传者强调，我的目的是好的，所以我就可以使用一些不够合法的手段。如果是这样，就存在一种宣传的目的和手段之间的道德冲突。这是我们要从理论上予以注意的。这方面马克思有很多论证。马克思说：要求的手段既是不正当的，目的也就不是正当的(1)。这是说，目的正当，也要和手段对应，手段也应该是正当的，如果手段不正当，你的目的正当本身是值得怀疑的。
当然，目的不正当，方法再精致，也是一种罪恶。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观。他们用最美好的词来表达他们的宣传目的，但实际的目的是愚民。有一部纪录片《意志的胜利》（Triumph of the Will），是1934年德国女导演莱妮·瑞芬斯塔尔（Leni Riefenstahl, 1902—2003）制作的，这是一部典型的宣传法西斯主义的电影。这个片子在艺术上评价非常高，但是作为宣传的政治目的是非常糟糕的，有篇文章叫《非常罪与非常美》，分析了这个道理。这个片子大家可以找来看一看。莱妮·瑞芬斯塔尔几年前去世，活了101岁。她在年轻的时候制作了一系列法西斯主义的宣传片，这部片子是她的代表作，还有一部叫《信仰的胜利》（1933）。1936年法西斯德国在柏林主办奥运会，她拍了《奥林匹亚》（1936）。这些纪录片的核心内容是宣传法西斯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头子希特勒，她达到了宣传目的，协助法西斯有效地控制了多数德国人的头脑。二战后瑞芬斯塔尔受到审判，之后就隐名埋姓仍然从事摄制工作，一直很努力，晚年在非洲做了很多有益的事。
大家看，这是《意志的胜利》中德国冲锋队的士兵形象（图1-1），为了表现对希特勒的忠诚，表现法西斯主义的意志，这些镜头都是精心挑选的，非常整齐划一。这部片子特别注重形式，总统兴登堡的葬礼仪式，场面非常宏大，实际上是借着为总统举行葬礼的机会宣传法西斯主义。当时希特勒乘飞机到法西斯的兴盛地慕尼黑参加兴登堡的葬礼。开始我以为是开什么大会，原来是一个葬礼，搞了这样一个宏大场面，显然是为了宣传。
图1-1 《意志的胜利》中德国冲锋队士兵的形象
在现在的媒体上，也能够明显地看到新闻和宣传的差别。大家来看两个版面（图1-2），宣传和新闻分得很清楚，左边这个版面有一个很长的标题，叫“文明礼貌礼仪系列报道”，它用了新闻的形式——“报道”，其实大家一看就明白：这是宣传，在引导公众。右边：《香港一种蝙蝠带有非典病毒》——这明显是新闻。这是新闻和宣传在报纸上的不同样式。
图1-2 左边是宣传，右边是新闻
新闻中可以包含宣传，有的是记者自己主动要宣传，例如现在的一些环保新闻。不过，这样的新闻在学界受到了质疑，因为不符合新闻职业的客观性原则。有些新闻含有宣传的成分，则来自新闻的提供者。
请看这个版面。2006年年初的时候，各家媒体都报道了俄罗斯“石头间谍案”的新闻，讲的是英国驻俄外交官中的特工与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之间交换情报的行为。其实，早在2005年，俄罗斯当局就掌握了这个事实。他们是用什么办法交换情报的呢？在路边放了一块石头，其实这个石头里面有仪器，非政府组织成员和当时英国驻俄罗斯使馆成员之间都是通过一种类似于激光传递方式，手里拿着很小的东西，走过来一摁，情报就放进去了，再走过来一个人一摁，情报就收进来了，这种技术现代传播科技都能做到。这个案子被俄罗斯当局破了，但他们憋了半年什么也没说。2006年年初，俄罗斯当局突然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公开了这个事儿。公开这个事儿对公众来说是新闻，尽管时间过了半年。新闻界都是把它作为头条或比较重要的新闻来处理的，比如中国的《竞报》做了一整版的报道。但是对俄罗斯当局来说，这是一种巧妙的宣传。这个版面上有一条消息我放大了，大家看其中一个小标题：“曝光时机别有深意”。这就是“宣传重时机”的一个现实的例子（图1-3）。俄罗斯官方把这个新闻压了半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公开？这个时候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它要借这个机会警告西方不要援助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虽然点的是英国，其实是对整个西方的一种警告：不要支持俄罗斯的非政府组织。它选择了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这就是新闻中有宣传。
图1-3 “石头间谍案”的报道分析（《竞报》）
一个普通记者可能很难遇到比较大的新闻中有宣传的例子。一般来说，我们应该把新闻作为新闻来报道，有时候会碰到新闻中有宣传的情况，作为记者，因为事实本身具有较大的新闻价值，还得报。在上面的例子中，记者实际上被俄罗斯政府控制了，没办法，你不报别人会报，这属于新闻竞争造成的一种局面。我们现在的主要问题，是直接把宣传当作新闻，宣传里没有新闻，很生硬。这样的做法可能形式上颇为热闹，其实没有受众。
二、新闻≠舆论
“新闻舆论”这个词在江泽民同志于1996年使用以后，影响大了，媒体上出现频率较高。它从政治角度指的是什么，由政治家去说。我们从学理上要辨析清楚，新闻和舆论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
前面说了，新闻是对客观发生的事实的叙述。新闻记者把一个事情完整地或选择其中最精彩的片断描述出来，任务就完成了。舆论是社会中自然产生的、自在的意见形态。你没法控制，人们想要发议论就发了，是一种自在的意见形态，不是自为的。自为即是有组织的，有组织的意见不是舆论。“公众舆论”或“社会舆论”，其实这是同语反复。我写东西的时候比较注意，在舆论前面不会加“公众”或“社会”两个字，因为英文“public opinion”翻译过来就是舆论。而“舆论”的“舆”本身就是“公众”，“论”就是“意见”，再加个“公众”就是“公众的公众的意见”，这就重复了。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也经常出现语句上的毛病，比如“胜利凯旋”，“凯”就是胜利的意思，“胜利凯旋”就是“胜利胜利回来”。我们要注意，不要出现同义反复的语句毛病。
舆论不是可以随便说的。说“舆论认为”，你必须拿出证据证明你说的那个“舆论”是舆论。在一定的范围内，持某种意见的人数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才可以将这样的意见视为舆论（当然，这个范围可以小到我们这间屋子内，大到一个社会），这时，这种意见可能开始对全局产生影响；如果持某种意见的人数接近总数的三分之二，可以说这种舆论已经掌控了全局。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我们知道，统筹学上有一个通用的黄金分割比例“0.618”，在数学上，黄金分割比例还有很多说法，不论如何，这个比例的实际运用，确实非常灵。在一个整体中，如果一种东西的比重达到61.8％的时候，这种东西肯定会影响甚至掌控全局。反过来说，如果一种东西在全局中占的比重达到38.2％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开始影响全局。舆论也一样。所以我们用这个词的时候要谨慎，说“舆论认为”，要有调查数据作支撑，或者要有一个大体的估算。某种意见低于一定总体的三分之一，在这个整体中，这种意见只能说是少数人的意见。少数人的意见也是一种意见，但绝不是舆论。
那么舆论和新闻是什么关系呢？新闻可以反映舆论，特别是在报道某些群体性事件的时候。但是多数新闻报道的是一个一个非常具体的事实，而且往往与大局没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说具体的新闻反映了舆论，这是新闻和舆论的一个关系。
有人说，媒体是舆论的载体。理论上可以这么说。但是传媒是否真地代表了舆论，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某些情况下，传媒不一定代表舆论。中国当代史上，最典型的是1976年“四五”运动的时候，当时北京市上百万人都拥到天安门广场去悼念周总理，可是我们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的标题是《大辩论带来大变化》，讲北大、清华如何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不是人们关注的事情，那个时候人们并不关心清华、北大两校的事儿，但是我们的媒体就这么报道了。人们对此感到气愤，骂报纸的人很多。《人民日报》当时的总编辑鲁瑛接到一封信，正面写的是他的名字，背面写着“戈培尔收”。戈培尔不是法西斯德国的宣传部长吗？媒体完全不代表舆论，便会出现这种情形。
一般情况下，可以说传媒是“舆论界”。也许是因为我们说惯了传媒是“舆论界”，因而造成“新闻＝舆论”的错觉。新闻反映了舆论的时候，就与舆论有了关系，但新闻也可能没有反映舆论，两者有较密切的关系，但不是一回事，不能等同。
三、欧洲文明中“新闻”是指新鲜的信息
下面我们回顾一下历史，分析影响中国新闻传播的历史文化因素。为什么中国的新闻媒体中会有这么多的道德色彩和宣传色彩，这涉及中国与欧洲文化传统上的差异。
《圣经》“新约·使徒行传”（公元1—2世纪）记载了使徒保罗到雅典去传播基督教的事儿，保罗给大家讲耶稣复活的故事，通过讲故事来传道。《圣经》里是这样记载的：“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这里出现了“新闻”的概念。后来大家就把保罗请到一个地方专门听他说，因为保罗讲的故事对雅典当地市民来说都是很新鲜的事情，按现在的理解，保罗所说的内容“有新闻价值”。此时，雅典的市民们并没有意识到保罗在传教。这是我们能够看到的西方最早的“新闻”概念——对于受传者来说，他们理解的“新闻”是指新鲜的事情或观念。但对于传播者来说，有一定宣传的目的，是传教活动。
近千年后的19世纪30年代，恩格斯重新引证了《圣经》上的这段话：“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恩格斯反过来描述当时他在德国当学徒生活的城市不来梅的市民活动：“他们不也是只顾听听看看有什么新闻么？就到你们的咖啡馆和糕点铺随便看看吧，新雅典人是怎样忙于看报纸，而《圣经》却搁在家里，积满灰尘，无人翻阅。听听他们见面时的相互寒暄吧：‘有什么新闻吗？’‘没有什么新闻吗？’如此而已。他们总是需要新闻，需要前所未有的消息。”(2)这说明，过了近千年，欧洲的市民们仍然保留着古代城市生活的传统——喜欢打听新鲜的事情。欧洲有一种新闻传播的传统。早期的新闻传播活动，传播者可能有宣传的目的，但是接受者是把它作为一个新鲜的事来听的，这是很早就有的一种信息传播现象，我们现在可以把它定性为：新闻的传播。
对新闻事件记载和传播，欧洲也有传统。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岩浆淹没了火山脚下一个只有2万人口的城市庞贝。后来有一位古罗马的历史学家小普林尼（Pline）——他的舅舅曾经是罗马地中海舰队的司令——于公元104年非常详尽地记载了他舅舅陈述的公元79年8月24日这一天火山爆发的详细情况，留下了庞贝被火山湮灭的历史记载。我看了这个记录，马上想到了我们的《史记》。《史记》也是历史记载，小普林尼也记载了一件事情，但明显地反映出东方和西方记载事实的风格的不一样。小普林尼的记载很像现在的新闻通讯，非常细致但是很少有自己的大段评论，不事渲染。《史记》上的很多片段我们能够感觉到是记载事实，但是有作者明显的夸饰或者倾向性的文字描述。这就反映了中国在记载历史的时候往往有作者的评价（特别是道德评价）隐含在里面，而西方人在记载事实的时候，这种评价不多。按我们现在的说法，即客观性更强。后来欧洲人在新闻报道中为什么会有一种客观性传统，这恐怕与他们悠久的文化背景有关。这方面很有文章可做，比如：将小普林尼的记载与《史记》进行比较，就能够发现东西方两种文化在新闻传播中的差异，尽管这种新闻有点相当于历史记载。
英语“news”一词，源于希腊，《牛津词典》解释为“新鲜报道”。1423年，苏格兰王詹姆斯一世在英语世界首次使用新闻一词：“我把可喜的新闻带给你。”1621年，“news”一词首次出现在报刊名称上。1665年，“newspaper”一词首次出现在报纸上。在英国，显然“news”这个词完全没有宣传的含义，就是告诉一件新鲜的事情。
在德语中，“新闻”（Zeitung）一词，源于德国北部俗语“报道”（Tidewde），指商旅传播的趣闻轶事。15世纪以后，这个概念被演化为“在时间上绝对新颖的事物”。16世纪出现报纸以后，被用作印刷物的代名词，作“报纸”解。现在这个词没有新闻的含义，就是指报纸，但它的原意是新闻。
在俄语中，相当于“news”一词的是“Новость”，与“新的”（Новый）同一词根，与英语、德语的含义完全一样。
有人认为，中国现代“新闻”和“新闻记者”的概念，19世纪末来自日本。而日文“新聞”作“报纸”解(3)。《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应该理解为是朝日报、每日报、读卖报。但到了中国，又作为“news”来理解了。
对此也有不同意见的，认为新闻不是回归词，而是地道的汉语词汇，是英国人学习汉语的结果。例如1828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马六甲出版的刊物名称《天下新闻》，1865年广州出版的《中外新闻七日录》，1872年美查等人在《申报》创刊时说的话“新闻则书近日之事”，1893年丹福士在上海创办名为《新闻报》的报纸，等等。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文化意义上，“新闻”一词是“新”的含义，对客观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且这个事实要新鲜、有趣。
西方世界中“宣传”这个概念，起源于1622年，在罗马教皇格里哥雷十五世（Pope Gregory XV）的领导下，罗马成立了人类第一个专业的传播组织——传信部（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s），主动向世界各地传播天主教会的讯息。第一次使用了“宣传”一词，主要是指宗教传播。
此时，已经有了职业化的新闻传播，与宣传（政治、宗教、商业的宣传）还是两种没有什么联系的社会信息传播系统。如果研究新闻史，就会发现，最初的时候，欧洲的新闻业没有政治宣传、宗教宣传和商业宣传的义务。后来，有了广告以后，是新闻传媒经营部的工作，不是新闻编辑部的职责。封建王权被推翻或被改造，欧洲国家才出现政党报刊，进入了政党报刊时期。这个时期我们讲历史的时候都很清楚，因为王权被推翻了，宣布结社自由和新闻自由，但新的国家的国体、政体怎么做，大家有不同意见。每一个集团、每一个利益群体都希望通过代表他们利益的党派在议会中、在报刊上来传播自己的声音，于是，那个时期的报刊大多数都带有党派性。在不同党派观点的互动中，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诸多观点相互影响和妥协，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顾及各方面利益的国体和政体。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新闻传媒一度党派性十分明显。但是，当一个国家的国体、政体论争基本解决的时候，党政传媒自然衰退，逐渐退出舞台，让位给商业性传媒。
那时，欧洲出现了新教和天主教的纷争，不同教派的传播也开始在媒体上出现。但这种情况在传媒史上未形成趋势。它们本来就不是完全结缘的，只是由于政治变迁、王权垮台，新的资产阶级政权要诞生，每一个集团都要争取在新的权力中能够有自己的利益体现，才出现了政治宣传和宗教宣传这种情况。
19世纪中叶后，大众传播业兴起，主要工业国家完成了从党报时期向商报时期的转变，新闻传媒与政治宣传、宗教宣传开始分家，转变为一种职业的新闻传播行业，形成职业道德。现在作为传媒的职业道德之一，就是一定要把新闻的传播和政治、宗教以及其他观点的宣传有所区分，商业宣传要以广告的形式来做，新闻传播与商业宣传（广告）管理上完全分开了。这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职业道德理念。中国目前处在向这种理念的过渡之中。
总之，西方社会中新闻与宣传在多数时期是在两条线上各自活动，没有形成牢固的新闻、宣传合一的传统。
四、中国历史中对“新”赋予更多的伦理色彩
“四”书之一《大学》中有一段话：“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至明明德，穷至事物之理焉。”（公元前17世纪）。这句话的意思是每天都要接受、传播新事物，新事物里面要含有“德”——“德”是一种道德要求，通过“德”，达到“穷至事物之理焉”的目的。这是中国“文以载道”的传统。我们现在上课的中国人民大学的这个楼叫“明德楼”，这个楼名就来自汤之盘铭上“至明明德”这句话。三千多年过去了，我们还要“明德”，仍然继承这种传统，可见这个传统是非常牢固的。
再看孔子（公元前6世纪）对新的要求：
“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论语·述而篇》）“多闻”就是我们要知道很多新东西，这和新闻差不多，但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就有道德的理念在里面了，要学好不要学坏，大体就是这个意思。
“闻一以知十”（《论语·公冶长篇》）。我马上就想到典型报道，告诉你一个具体的好人好事，要求大家都变成“一”的样子，闻一，从而转变成十。“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篇》）中“新”的内容，是从“故”里来的，是从过去的资料中来的“新”，而不是现实发生的“新”。这也是我们的传统。
有一个小小的统计，《论语》492章中有关传播的字的情况：“言”，有69章共出现了115次，频率非常高；“学”也是一种传播现象，有43章共出现了61次；“闻”、“见”，有76章分别出现57、71次；“知”，知道，也是一种传播现象，有72章共出现111次。
这么多与传播现象有关的概念，最后要归结为什么呢？需要“知”什么呢？一共18项，其中最重要的是两项，一是“知礼”，与道德层面有关，也就是你知道这么多东西，尤其是新鲜的东西，最后要达到的目的是要懂得“礼”。然后，孔子提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都是纯粹的道德要求。第二项是“知天命”，这里可以理解为更深的哲理，当然太玄了，恐怕又与迷信关联。从孔子的文化传统中，他强调要多知道东西，要多闻，但最后把它归结到道德层面。这些要求如果落实到传播中，恐怕就有很多清规戒律，这个不能说，那个不能讲。有些人可能对这个传统没有在意，但实际上这个传统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无形中你经常会告诫自己“非礼勿视”、“非礼勿言”。这种传统很难说好还是不好，我们生活在这个圈儿里的，不可能跳出这个传统。
正统的文化圈儿是这么要求的，而民间关于新闻的概念其实不是这样的，但是它没有在中国的文化上占据主流。根据新的考证，“新闻”一词最早出现在南朝前期宋朝朱昭之著作《弘明集》（梁朝时释僧佑编辑）卷七“难欣道士夷夏论（并书）”中，距今约1500多年。其文是：“仁众生民，黩所先习，欣所新闻”。这里的“所”字，相当于古文中的“其”，是人称代词兼指示代词。这里的“新闻”是新近听闻、了解的意思。
如果我们查辞源，就能看到，中国古籍中最早出现“新闻”一词是在唐代末期。唐代中期有一本书《南楚新闻》，尉迟枢写的，从书名看，这本书讲得可能是南方的一些奇闻逸事，但是现在只保留了这本书的名字。现在能够查到的是晚唐诗人李咸用的诗《春日喜逢乡人刘松》中涉及“新闻”（距今大约1100年）：
故人不见五春风，异地相逢岳影中。
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
生民有恨将谁诉，花木无情只自红。
莫把少年愁过日，一尊须对夕阳空。(4)
这首诗讲的是两个人很久没有见面了，而且两小无猜，见面以后说的是什么呢？是打仗。可能那个时候是战乱时期。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情况，互相传递信息。李咸用把这样的信息称作“新闻”。
这说明，民间对新闻的理解与新闻专业对新闻的理解是比较接近的。与商汤王、孔子说的“新”，差距是比较远的。
唐代已将“新闻”一词用于指社会新闻，宋代则特指非官方的消息。南宋赵升的《朝野类要》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朝报日出事宜也。每日门下后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报行天下。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私衷小报，率有泄漏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这个“新闻”显然是指从中央直属机关和各个衙门透露出来的消息，带有小道消息的意味，有些像现在的社会新闻，但这不是当时的主流话语。
五、中国传统的传播体系如何限定“新”的内涵
下面我们重点说一下中国传统的传播体系。中国新闻传播中伦理道德层面的要求较为强烈，宣传的成分较多，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传统的传播体系上做出解释。
传播体系可以分为历史的、社会的和生活（生命）的三部分，我们先说一下生活（生命）的传播结构。
1．生活（生命）的传播结构
中国人传统的生活（生命）传播结构像一个同心圆（图1-4），这个同心圆以个人的自身传播——修身为核心（A）。《大学》里面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首先是要学习儒家的经典；修好了身，才能进入家族层面——齐家（B），按照修身的标准在家族内生活；再从家族层面走向社会——治国（C），进入国家层面；最后是一个想象的层面——平天下（D），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全球（那时候中国人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这些人们生活层面的活动，无时无刻地不需要信息的传播（修身是一种自身传播的形式）。我们主要讲A、B、C三个层面。信息的走向是按照同心圆的方式来呈现的，都是以A为中心的向外延伸，由内及外。
图1-4
中国古代生活（生命）传播结构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信息内敛的矢量，文化内聚力是社会群体生存发展的依托。
照理说，我们在接受信息的时候应该开阔视野向外看。可是我们传统上对待信息的办法，是以一定的道德标准来衡量信息和选择信息的，对不符合标准的信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矢量”的“矢”是箭，强调非常明确的目的性。“文化内聚力是社会群体生存发展的依托”，就是说，我们这个群体之所以能够生存是依仗某些信仰，这是千古以来传下来的一种道德要求。这种传统造成了中国古代生活圈里面趋于恒定的、循环式的、代代相传的内部交流模式。它不是吸纳外界的新信息，而是将原本储存的信息意蕴范围人为地扩充、演绎为外圈的言行模式。
古代在“家”的圈层中，传播活动极为丰富，规范（控制）也最多。如果找一个传统的例子，可以去看一看巴金的小说《家》，尽管它的背景是现代了，但仍然保留了相当的传统色彩。在家族这个层面中，规矩是最多的，它通过各种礼仪、乡社、家教、职业团体、方术来确定人伦关系，不断地重申既定的等级秩序、道德信条和群体理想。在家族这个圈里，你已经被冶炼好了。将来你有出息了，走出家族走上社会，实际上是在家族这个层面获得的信息的延伸。
众多的传播活动使人具有了一系列情感特征，例如自尊心、自豪感、家国中心主义（家和国在中国是一个概念，所以有“国家”的组词）或乡土中心主义、深度的人际传播带来的相互参与感（无隐私）。这种“参与”到了什么程度呢？在家族范围内你不可能有个人隐私。隐私是一个现代的法治概念。这是中国式的古代社会传播结构的表现形式。
第二，这种文化形式，造成对外的文化封闭，在认知上趋向于同化对象（我与你交往的时候，得让你接受我的东西。这已经带有一定的宣传成分，当然那个时候还没有宣传这个概念），对外部信息保持高度警惕（通过审查，不会轻易让外部信息进入到我的圈子里），内部协调比应对外部更有现实价值。
有人说，中国人在外国聚成的团体有一个特征叫“窝里斗”，内部的协调往往重于对外。不仅这种情况，包括现代史中往往也是这样，外敌来的时候，内部还在打，这是一种社会现象，实际上也是一种传播现象。我们在内部协调方面可能要花更多精力，对派别的外部保持高度的防范。《论语》和其他先秦典籍中，有一个词叫“夷夏之辨”，“夷”是外，“夏”是我，指中国，外族永远处于可疑的地位，老是要讨论你是外还是内。我们现在的传媒控制中强调“内外有别”，即是这种传统的现代翻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