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一轮一轮地杀人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就是卢梭的“众意”和“公意”之说。建议大家看一下朱学勤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图10-2），这本书讲述了卢梭的“公意”和“众意”逻辑上好像能说得通，但落实到实际的社会活动中，就变成了扼杀少数人意见的理由。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话题。当时很多人不同意把路易十六杀掉，但是罗伯斯庇尔发言说：路易十六是少数，少数存在本身就是罪恶，所以就该把他杀掉。“公意”集中了多数人的意见，少数人的意见因此没有了存在的意义，而且持少数意见本身，就能成为被杀的理由。法国大革命是非常残酷的，为什么？原因之一在于，某一种理论（卢梭的公意、众意理论）推动了他们这么做，他们认为是正义的、合理的。
图10-2 朱学勤《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封面
一位作者就此写道：“如果没有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实践，尤其是以雅各宾专政为高潮的对‘革命’的革命，也许卢梭的思想永远是闪烁着人类智慧的天才创见；可惜，卢梭在世时备受冷落，他的著作在他死后却成了大革命的‘圣经’。卢梭的公意思想一旦导入真实的政治实践，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就很快演化成法国大革命的壮烈场景。”“卢梭的‘浪漫的集体主义’必然产生出专制导向。”(3)
卢梭只是在理论上提出了舆论，在《社会契约论》中有几个章节提到，没有把它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来论证。把舆论作为一个核心概念来论证的、比较早的一个代表作，是沃尔特·李普曼（W. Lippmann）1922年出版《Public Opinion》（图10-3）。在我国大陆，这本书有两个翻译的版本，一个是80年代林珊翻译的，叫《舆论学》，翻译看来有些差误。比较近的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的中译本《公众舆论》。这本书翻译为《舆论》即可，“舆”即公众，“论”即意见，“舆论”即公众的意见。“公众舆论”就是“公众的公众的意见”，同义反复。不管怎样，后面这一个版本比林珊老师翻译得更准确一点，林珊老师的翻译，是在70年代以前，那个时代没有外来的新信息，能翻译出来就很不错了。李普曼的这本书还是很有思想的，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和一个实践派的学者，对舆论这种现象做了深刻的分析，书里讲到了很多观念，现在看来都是很有意义的。
图10-3 李普曼《舆论》英文版封面
中国古籍中的“舆论”一词最早出现在《三国志》里面。《魏·王朗传》中言：“设其傲狠，殊无如志，惧彼舆论之未畅者，并怀伊邑。”
“舆”原意是指抬轿子的人，古代抬轿子的人是比较低下的人群，这里就是指民众，一般老百姓。“论”就是观点、意见，“舆论”即民众的意见。中国古代的“舆论”是一种泛指的意见形态，与现代“舆论”的意思有一些差别，至少，我国古代的舆论概念里，人民主权的含义是完全没有的。
下面我给舆论下个定义，这个定义不是一句话，而是八句话，目的是通过这种方式，一步一步地理解舆论这种现象，以避免以后我们写东西的时候太随意地使用“舆论”这个概念。
例如，我曾处理过一个稿件，题目叫“网络舆论暴力……”，我首先问：你如何断定网上的意见是舆论？可能网上意见尖锐而集中，而且似乎人数很多，但是，它不一定是舆论，因为这种情形照样可以由很少的人在网上制造出来。就算有很多人发出了意见，这个“很多”是多少？全国两亿网民，经常上网的人数只占这两亿网民的5％；就算这个5％的网民发出的意见完全一致，能说他们的意见是舆论吗？什么叫舆论？舆论是在一定范围内占有一定比重的公众表达的相问意见，如果人数比例超过总体的三分之一，这种意见才能说是舆论。上网的人是匿名的，你搞不清他是谁，有多少人，你怎么能说网上的意见就是舆论呢？你只能说是这是“网上的一些人的意见”，不能说是网上的舆论。“舆论暴力”中的“暴力”，又是一个主观判断的概念，含义非常模糊。做学术研究，不能使用传媒的这类描述性语言，太不科学了。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
这个定义包含了舆论的八个要素，理解了舆论的八个要素，也就基本理解了舆论这个概念，下面我们逐一进行讲解。
二、舆论的八要素
1．舆论的主体：公众
有的时候，我们把党政机关发表的观点叫舆论，这是不对的。舆论的主体是自在的（不是有组织的），对外部社会有一定的共同知觉，或者对具体的社会现象和问题有相近看法的人群。这些人在发表意见的时候，不是被别人组织起来的，他们在舆论调查的分析报告中是集合的（我们在进行舆论调查的时候，他们被看成是一个集合体），但在现实社会中，一般情况下他们是分散的。如果大家一起去看球赛，从不同方面聚集到一个赛场了，大家发表的意见如果比较一致的话，在球场这个范围内，应该是一种舆论。把他们联系起来的，是在某一方面对外部事物的共同或相近的情绪、观点等等。
由相近或相同的认知而关联，具有社会参与的自主性，这是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的两个主要标志。也就是说，第一个标志，他们有共同的或接近的观点，第二个标志是他们是自愿参与的，具有自主性。
由于公众面临的社会问题或现象有局部的，也有全局的，因而面对不同的舆论客体的公众群成员，经常是交叉的。各种社会团体、党派、学校、企业和政府机关等的宣传部门、接待部门和公关部门、传播代表（比如新闻发言人等）传播着本单位的关于方针政策的信息，组织社会活动，执行着一种与舆论群体性质相近的职能。他们发出的信息是组织的信息，会影响社会其他人，但是他们发出的信息不是舆论。
这种按照一定的规则有意识地组织起来的群体，与本来意义的自在的公众是有区别的。前者的成员分散在社会中的时候，可能是围绕各种不同问题发表意见的公众，但由法定社会组织成员形成的执行某种社会职能的群体，是对公众的模拟，可称为“模拟公众”（pseudo-public）(4)。“模拟公众”就是假公众，他们好像是公众，其实不是公众。这个问题为什么要翻来覆去说？因为在实际宣传中，一些单位的组织者或有组织的团体经常发出一些意见信息来冒充舆论，一些公众接受他们的宣传以后，误以为多数人对这个问题有这种认识，实际不是这么回事儿。还有一些学者写的文章，把官方的观点直接视为舆论，这是完全错误的。官方的观点不是舆论，当然，如果官方的观点被多数人接受了，也可能会变成舆论，至少在最初刚提出的时候绝不是舆论。比如说“科学发展观”，这不是哪个老百姓想出的词，是领导人提出来的，这个时候说科学发展观是舆论，恐怕还不行，得过一段时间，如果多数人真的接受了，经过调查证明了这一点，才可以说它已经成为舆论的一部分。
在这方面，我做了两本书，一本是1999年出版的《舆论学》，还有一本小册子《舆论——感觉周围的精神世界》（图10-4），2003年出版。
图10-4 陈力丹《舆论——感觉周围的精神世界》封面
2．舆论的客体：现实社会以及各种社会现象、问题
舆论的客体就是自然存在的公众讨论的话题，而且这个客体一般是“有争议”的，如果没有争议，大家就不用对这个客体发表意见了，那舆论也就不存在了。学术上一般地把“有争议”作为舆论客体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有道理的。
如果把范围扩大一些，公众对现实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情绪、态度、观点，只要形成一定规模，表现出某些趋向，那么这种一般的“现实社会”本身，也应视为舆论客体。
为了说明舆论客体，我举一个香港回归前的典型舆论事件，这个舆论事件的客体曾经在香港引起轩然大波——大亚湾核电站。大家看这个地图（图10-5）——香港距离大亚湾近在咫尺。现在，在大亚湾这个地方要修建一个核电站。这本来是为香港提供电力的，是为香港谋利益的，当然对广东省也有好处。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现在乌克兰境内）发生了核泄露，死亡30万人，还有更多的受到核辐射的人，将来会怎样谁也说不清楚。这个事件震惊世界，也马上引起了香港人对核电站的注意，因为有一个核电站正在建设，就在香港附近。于是香港市民就掀起了一场接一场的反对在大亚湾修建核电站的示威游行。这个事件的主体是香港市民，而这个“香港市民”可不是少数人，多到一百万人上街游行。那个时候香港人口是五百万，这意味着当时香港几乎所有市民都参加了示威游行，因为有将近三分之一是儿童，还有将近三分之一是老人，剩下的能出来的差不多都出来了。舆论的主体已经非常明显了，舆论客体是修建大亚湾核电站，大家都对这个客体发出意见，这个意见是比较一致的，包括到新华社驻香港分社的门口去示威游行的一般公众，也包括香港媒体发出各种各样的反对修建核电站的信息，这就是舆论自身，下面要讲的一个要素。
图10-5 大亚湾核电站位置示意图
3．舆论自身：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
舆论的直接表现是公开的意见，这是能够看得到的。能够感觉得到的还有情绪——许多时候人们并没有清晰地表达意见，只是流露出各种情绪，你通过舆论调查发现了公众具有某种倾向，这种倾向也是舆论的表现，只是较为曲折些罢了。
人们所表达的意见是由基本态度决定的，而态度又是由人们内心的信念决定的。信念（beliefs）这个词的含义就是：当受到外部信息的刺激时，人们常常不以观察和分析为基础，而作出接受（相信）或拒绝的反应。信念是深层次的舆论。
香港人长期生活在英国的体制中，对人的生命的权利看得非常重，对民主程序也看得较重，不像大陆，比较长时间处在另外一种体制下。香港人的信念中，人的生命高于一切，这个信念恐怕比大陆人要强得多。这是一个基本信念，一旦遇到了与这个信念相冲突的事实的时候，他们马上就表现为同意和反对，同意和反对是内心的，表达出来以后就是意见。如果不太会表达，就表现为情绪。
这就是说，我们在观察舆论的时候，不能只看到意见和情绪，还要看到意见和情绪后面的态度和信念。这样才能看透舆论是一种什么东西。对舆论的理解，我想就是要把它分成这么几个层次来看。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意见？意见背后是态度，态度背后是信念。每个人生活的文化圈不一样，往往对同一个事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谈到舆论本身时，要把它看作是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
4．舆论的数量，即一致性程度
舆论需要一定数量的支持，不够一定的数量，舆论就不是舆论，而是少数人的意见。在一定的范围内持某种意见的舆论主体的数量要达到一定程度，一般用占某一范围总数的百分比来表示。
一般来说，舆论的一致性程度只能通过舆论调查才能测出来。当然，舆论表现十分明显时，例如当年香港人反对修建大亚湾核电站的舆论，不调查就能感觉到这绝对是舆论。如果持某种意见的主体数量达到三分之一，那么这种意见就不是个别人的意见，而变成舆论了；如果达到三分之二，就不是一般的舆论，而是占统治地位的舆论了。如果持某种意见的主体低于三分之一，只能说是少数人或某些人的意见，而不能说它是舆论。这个问题的理论依据，是运筹学的黄金分割比例0.618，如果一定范围内持某种意见的人数达到总体的61.8％，这种可以说已经统领全局了；如果达到这个比例的另一头，即38.2％，这种意见开始影响全局，应该视为舆论形成的起点，这种意见已经从少数人的意见转变为舆论了。
当然，实际生活中用不着这样精确地统计，采用三分之二、三分之一这两个数字大体把握一下就行了。这一点非常重要，舆论应该是一个严肃的概念，一旦使用“舆论”这个概念说明问题，意味着你手里有根据，这种意见它代表了相当多的人对社会的某些问题的看法。
5．舆论的强烈程度
凡是被视为舆论的群体，应该有一定的强烈程度，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赞同或反对。一个事情发生了，如果大家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反映，没有看法，就不能构成舆论，舆论必须有一定的意见倾向。我们可能通过调查来测出舆论的强烈程度，一般强烈程度的调查有七个级别，也有九个的，最少五个，我看到的最多的有二十一个级别，就是卜卫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成果评估体系研究项目，在邀请学术专家和科研管理专家对他们的研究做评估时，设计了21个级别，让填表人根据自己的感觉随意在某一级的短横线上划竖道。最好到中间10个、最差到中间也是10个。如果大家的看法趋向于两极，可以说这个舆论的强烈程度很高；趋于中间的位置，这个舆论的强烈程度就比较弱；太接近中间了，这个舆论基本不存在。这也是舆论存在与否的一个标志。
舆论的强烈程度与公众对舆论客体的知晓程度相关。了解得越清楚，所有体验，对表达的意见倾向信心越强，意见的强度也就越大。
6．舆论的持续性（存在时间）
又称“舆论的韧性”，任何舆论都要持续一定的时间，它与舆论客体的情况有关。如果人们议论的客体所体现的理念与公众差距过大，或“问题没有解决”，舆论持续的时间就会较长。
最小的存在时间，恐怕是街头观看，两人撞车了，开始争吵，观看的人越围越多，看的人往往也有支持某一方或反对某一方的意见，最后警察来了，解决了问题，人就散了。这是最小的持续时间，而且范围会非常小，也就几十个人，撑死了上百个人。
舆论持续时间长的，多少年也解决不了典型实例，就是香港市民反对修建大亚湾核电站的舆论，它大约持续了五年。由于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出事了，于是反对修建大亚湾核电站的舆论数量几乎接近百分之百，香港有表达能力的市民几乎全部投入了，而且非常强烈——坚决反对。大陆领导层方面考虑到香港人的理念，于是就采取措施，花钱请国际上非常知名的核子能专家当大亚湾核电站的顾问，因为香港人相信外国专家，然后又让香港市民派代表参加监督大亚湾核电站的建设过程。有一次，香港的媒体发现大亚湾核电站第一层水泥外墙修好以后出现了很细微的裂缝，其实根据科学测定，这些很细微的裂缝不会造成任何核泄漏，但是媒体透露以后，再次激起香港市民强烈的反对：拿我们的生命不当回事，有了裂缝还想含糊过去，等等。为了安抚香港市民，大陆方面采取措施，在香港市民代表的监督下，把第一层水泥墙炸掉了。大亚湾核电站完成的时候，香港那边的舆论又该起来了，还是不放心，担心一旦真的发电，出了问题怎么办？核电厂在发电前，又采取了很多防护措施，以防万一出现问题，发电的时候没有举行什么仪式，相关消息也是淡化处理。其实，大亚湾核电站发的电大部分都送到香港去了，是为香港服务的。由于运行中很安全，没有出现问题，香港市民反对大亚湾核电站的舆论才逐渐消失五年之内，这种舆论一会儿强一会儿弱，慢慢地，这个事件终于过去了。
7．舆论的功能表现：影响舆论客体
舆论存在的功能表现，即一定能够以自在的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舆论客体。如果一种意见对它的客体完全没有产生影响，那这种意见就谈不上是舆论，只是一种无足轻重的议论。这也是舆论是否存在的标志之一，人们发出的集合性意见，对这件事多少得造成一定的影响。
香港市民关于大亚湾核电站问题的舆论多次影响大陆领导层，大陆不得不考虑香港市民的舆论，采取很多措施，最后让舆论主体相信，我们是为你好，核电站是为了香港好。任何舆论必然产生客观的功能，就是影响舆论客体。当然影响的程度不一样，关于大亚湾核电站的反对舆论，对客体影响比较大。媒体揭露了某个贪官，可能形成了关于这个贪官的舆论，很多人都对这个贪官表示愤怒，会对这个贪官造成精神压力，精神压力就是一种影响。
8．舆论的质量：理智与非理智
舆论是自在的主体的一种意见形态，带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因而可能存在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这是正常的。即使是多数人的意见，也不一定完全正确，因为有的时候人们可能处于一个非理性的状态。
1985年，刘心武写过一篇报告文学《“5·19”长镜头》。5月19号那天，大陆足球队和香港足球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比赛，结果大陆队踢输了，香港队胜利了。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不久，大陆人情绪比较强烈一点，几个球迷一招呼，全场骚动，球迷们疯狂地打了香港球员，多数人都在起哄，工人体育场外面几辆小车都烧了，闹得很厉害。在这个小小的范围内确实已经形成了一种非常激昂的舆论，这种舆论就是非理性的、不健康的。
随着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产生，出现了大众型的受众（mass audience），对舆论（public opinion）的研究扩展到大众舆论（mass opinion），这个时候，我们常说的“舆论”可能较多的情况下是指“mass opinion”。社会科学中，中文的“众”，拉丁文语言中可能使用的是不同的词，“众”可以是社会学家库利（Charles Cooley, 1864—1929）所说的以家庭和儿童伙伴关系为代表的初级群体（primary group）；也可以是法国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 1841—1931）所揭示的无组织的乌合之众（crowd）；也可以是参与社会讨论过程的公众（the public）。我们原来所说的“众”是“public”，现在可能变得多样化理解了。社会上所以存在大量不同的公众，原因在于不是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关心同样的问题。
因此，现在简单地把“舆论”视为一种人民主权的表现，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要历史地看待这个问题，当时提出来这个理念是针对王权，但在一个民主的社会中，对舆论本身应该多面看。
以上八个要素中，前七个是构成舆论的必要要素，任何一种舆论都不能缺少其中一项，否则便不成其为舆论。最后一项不是必要要素，即使舆论的质量很低，它依然是一种舆论。
三、舆论的形成过程
舆论不断地形成，又不断地消失，因为它是一类变动的意见形态。如果从舆论的形成来研究舆论，通常能够找到一些规律性的现象，这也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我们现在从这个角度考察一下舆论。
1．舆论的一般形成过程
舆论形成因不同的社会环境、公众心理，以及舆论客体的差异，不会有标准化的形成公式。如果一定要对舆论形成作一大致概述，通常有以下几个形成步骤：
第一步，社会发生较大的变动，或者积累了一些问题，大家对周围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议论纷纷。这时的意见形态是较为分散的多样化个人意见。
第二步，多样化的个人意见在社会群体的互动中趋同。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舆论领袖。所谓舆论领袖，是指在人群中有一定号召力或发表意见有一定权威性的人。他们可能没有正式的官方头衔，但是他们的讲话很有吸引力，或本来就是公众中的令人尊敬的人物。于是，很多人的意见在这种交流中，很可能趋向于这些人的意见。通过舆论领袖或者有组织的团体、群体出面发表意见，原来的多样化意见转变为几种意见，如果持某种意见的主体超过了一定范围内的三分之一，就标志着舆论形成了。舆论往往是几种比较主要的意见，而不仅仅是一种意见。
第三步，权力组织及其领导人、大众传媒促成所希望的舆论。
在整个舆论的形成过程中，文化与道德传统始终影响和制约着舆论形成的过程。这三步，是一般舆论形成的过程，都是有形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与道德传统的影响，表现为无形的力量。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话题。
2．从历史的纵向角度分析舆论的形成
宏观上，舆论往往反映了一个社会总体上对某个事物的认识，它会在空间上影响个人意见，而同一时期无数个人意见中，有能量的意见也会对宏观层次上的舆论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关于对某个事物的舆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从过去走到现在，或者从现在走向未来，而每个人的个人意见，也会从过去走到现在，或者从现在走向未来。在这个纵向的时间推移过程中，社会的组织（比如政党、团体）、社会的习俗，在同一空间中也会对个人意见和已经形成的关于某个事物的舆论产生影响，这是一个动态的图式。
比较典型的例子是婚恋观。20世纪70年代，宏观上的舆论认为，婚恋要以革命情谊为前提。给我介绍对象时老师对我说：那个学校有一位很好的学生，跟你差不多，你是这个大学的先进青年，她是那个大学的优秀团员，你是党员，她现在也是党员，你们俩很合适。那个时候，你当然可以表示不同意，但不能说人家长得不好看，那说明你思想不好，是小资。你要是说对方政治上不要求进步，还可以。那时舆论关于婚恋的认识就是这个样子。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习俗发生重大变化了，社会关于婚恋的舆论发生了重大变化，不是看双方在政治上是不是对等了，而是看双方有没有感情，现在的年轻人要看两人见面能不能“触电”。每个人的意见变化自然影响到宏观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舆论发生变化。不仅是婚恋观，所有很多问题、事实的看法，这三十年来的变化太大了，是社会整个舆论在变化，也是个人意见的变化。
1991年我国传播学研究者潘忠党和他的美国同事麦利德（J. McLeod）用一个图式描述了上述过程：
在这里，首先存在着上下两个层次，宏观层次是社会系统的舆论的变化发展，微观层次是个人意见的变化发展；第二，同时还有宏观与微观层次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着的相互关系，个人意见不断地汇集成为舆论，现实舆论时刻影响着个人意见的形成和表达；第三，个人意见与舆论在时空的互动过程中，整个社会的进程、各种社团组织的发展和历史上形成的传统道德习俗，同时对发展着的个人意见和舆论都年产生着影响。
这个图式道出了四种联系：
一是社会系统中过去的舆论向现在的舆论发展变化；
二是个人层次的过去意见向现在意见的发展变化；
三是过去的个人意见与过去的舆论之间的互动联系；
四是现在的个人意见与现在的舆论之间的互动联系。
这是关于舆论形成的一个理念框架。下面介绍一下在舆论形成的过程空间力量的作用。
3．形成舆论的一种条件：舆论场效应
这是刘建明根据实践总结的一套理论，带有普遍性。“场”是一个物理概念，舆论场，可以把它理解为舆论形成和存在的空间。但这个空间不是简单的一般的空间，这个空间中存在着一定的观念和人群。他提出了三个条件：
第一，一定空间人们的相邻密度和交往频率。
相邻密度越大、交往频率越高，形成舆论的可能越大。如果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山区，好几百公里才能看到几个人，那不会有什么舆论。在一定的空间内（相对小的空间），众多个人的意见容易转变成某几种舆论。
第二，空间的开放程度。
空间的开放程度越大，控制力度越小，形成舆论的可能性越大。这个我们很好理解，如果没有人管制，大家又有意见要说，那种情况下，舆论比较容易形成。
第三，空间的感染力度或诱惑程度。
“感染力度”，就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带有共同利益趋向的一个话题，如果有这种情况存在，他们互相之间的感染力度就比较大；或者，问题具有很强的诱惑力，例如传销人群内的舆论，就是因为话题的诱惑力较大，相互感染的因素多，或兴趣、利益的吸引力大，因而，形成舆论的可能性也大。
这是关于形成舆论的三个大条件，前提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
前面提到的“5·19”北京工人体育场，就是一个舆论场。在这个空间里，很多球迷来看比赛，相邻密度很大，空间开放程度也很大，因为那时候没有经验，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事情，警察的控制力度很弱，舆论客体的诱惑程度（大陆球队被小小的香港球队踢败了）高，于是大家一哄而起，总以为有什么原因。
图10-6 山东苍山县以出产大蒜闻名
还有一个典型例子，1985年苍山县的蒜薹事件。苍山县是山东省临沂市的一个县，苍山县的蒜薹事件在《人民日报》上了头版。《人民日报》报道这件事，登了两次头版。一个是当时发生的“苍山县蒜薹事件”；过了两年，又登了一个头版消息，苍山事件解决后，蒜薹长得很长，很好吃，人们为接受教训，在发生事件的地点盖了一个蒜薹事件纪念塔。
我们知道，新鲜的蒜薹不能放很长时间，时间一长，气温又高，就会臭了。作为生产蒜薹的大县和蒜薹的集散地，苍山县城每到贸易日，四面八方的蒜薹车队都向县城集中，同时，外地的车再从县城把蒜薹买走。当时苍山县的领导者为了多赚钱，分兵把口，卡住外省市进县的所有要道收钱，要的钱比较高，使得相当多的汽车开到苍山境内以后被迫返回，因为客户核算了一下，成本太高，不划算。结果，造成县城里的蒜薹堆积如山，买蒜薹的车却很少。蒜薹开始腐烂变臭，已经卖不出去了，农民们急了，砸了与事件相关的政府两个部门的办公室，县城一片混乱。后来派了很多警察才把骚乱镇压下去。从舆论学的角度分析，发生蒜薹事件的原因在于：
第一，人们的相邻密度和交往密度非常高。本来县城的人并不很多，现在县城里集中了各乡镇卖蒜薹的人，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比较近，交往频率也很高，因为人们有共同的利益，蒜薹成为大家谈论的主要问题。
第二，空间开放程度高。县城大大小小的官员们都到路口去收买路钱了，县城里真正管事的没几个人。
第三，感染力度非常大。大家面临着共同的问题，就是眼看着蒜薹腐烂变质而卖不出去，人们的情绪越来越焦躁不安。
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形成一种非常强烈的反对县领导的舆论，由于三个条件同时具备，只要有人振臂一呼，高声一喊，反对县领导的舆论马上变成了打砸县机关的行动。
当然，带头闹事的人按照法律进行了处罚，但是中央也对该县的领导做出了相应的处罚。当时的县城，便是关于蒜薹的舆论形成的“舆论场”。
下面再说一个比较宏观的舆论问题：就是舆论形成过程中官方如何把握舆论。
4．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社会动员带来的舆论问题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官方总要进行社会动员，动员的时候就要许诺——改革有什么什么好处，否则，无法把大家动员起来参与改革的计划。然而，经济的发展通常达不到进行动员时的许诺，这就会引发冲突，人们会产生一种社会挫折感。社会挫折感是一种舆论表现形态。
图10-7 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文版封面
塞缪尔·亨廷顿在他的著作《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图10-7）中专门谈到这个问题。这个观点对我们来说可能比较重要，因为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在这个过程中，每一项改革措施都要进行社会动员，官方的意见对社会产生了影响，才可能在社会中形成一定的舆论反应。这就有一个问题，动员的时候不能不说一些许诺的话，如果改革完成以后大家一点好处都没有，那谁会跟着你走啊？但是你要把好处说得太多了，又可能无法收获那么多好处。说得没有那么好，又难以把人民动员起来。说到什么程度，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中国社会怎么能够把大家动员起来，同时又能形成一种比较良好的舆论？许诺不要说得太高。但也不能说得太低了，什么好处都没有，或者风险非常大，人们还是不会跟你走。这是很矛盾的事情，这种现象在中国社会是比较典型的。我写过一篇小文章《论适度动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下面是亨廷顿开列的公式(5)：
5．消除传闻
传闻是舆论的一种畸形表现形态，是非正常状态下舆论现象。由于信息没有及时沟通，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现看下面的图式：
重要性×模糊性：就是说，事情越重要，同时相关的信息越不清晰，传播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事情的重要性，我们是无法改变的，客观存在。公众越认为重要的信息，如果同时越感到模糊不清，就越会快而广地得到传播。图式的分子部分，是两个美国人提出的。分母部分，即“批判能力”，是孟小平1989年出版的《舆论学》里加上的一句话。公众的批判能力越强，传闻的传布越少。
图10-8 诺伊鲍尔《谣言女神》中文版封面
三个因素里面，“importance”是不能改变的，公众认为某个事情很重要，就会传。能够改变的是“ambiguity”（模糊度），如果传媒及时发出信息说明这个事实是怎么回事，就会减少传闻的传播。第二种方法，传媒要提供批判性的材料（包括科学知识和新的信息），提高公众的批判能力。做到这两点，传闻就会很快消失，你要不说清楚，传闻就会越传越厉害。
建议大家读一下汉斯—约阿希姆·诺伊鲍尔所著《谣言女神》（中信出版社版）（图10-8），这本书很好看，普及性质的，但是道理说得较深。
古代社会由于没有现在这样的传播工具，谣言传播较为广泛，没法制止，而现代社会有了大众传播，就出现了如马克思所说的情况：“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还成了什么？”(6)“印刷所广场”是指《泰晤士报》，该报当时就在伦敦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是古罗马神话中的传闻女神，或叫谣言女神，她在希腊神话中叫“俄萨”。马克思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了现代传媒，谣言或传闻就没有了生存之地。换句话说，现代媒体有一种责任，就是要提供清晰度高的信息，同时提供一定的知识和分析材料，让公众能够对传闻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澄清传闻。
6．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传媒在哪些方面引导舆论
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状况，传媒适当地引导舆论，有利于顺利地社会转型，但要注意，不能刻意硬扭，因为舆论是一种自然存在的意见现象，需要我们通过媒体的努力，逐渐让舆论发生变化，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前引导舆论包括五个方面。
第一，把对财富的贪欲冲动、单纯的牟利动机，转变为一种社会成就感和社会责任感。我们在搞市场经济，大家都想赚钱，对财富增长的贪欲、牟利的动机，看来不可避免，但赚钱为了什么？除了基本的生活资料外，其实每个人的消费，即使有较高标准，也是有限的。因此，传媒要多报道一些牟利的动机中表现的社会成就感和社会责任感，把牟利的动机向这两个方面引导，这是可以做到的。
市场的欲望有很大的发散性，它可以在同一时刻兼容若干欲望的指向，并且每一具体方面的欲望不时地向四周投射。在这些欲望中既有对私利的疯狂追求，也有对成就感的不懈追求，还会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意识。正面扩大这些欲望中的成就感追求和社会责任意识，抑制对于私利的过度追求，从而营造一种良好的现代经济氛围。成就感也是一种欲望，但是它总体上有利于社会。
第二，把投机风气和追求虚幻的泡沫经济意识，转变为一种实业精神。市场经济变化万千，带有一定的投机特征，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它的基础是实业，是不断开拓的新生产领域。
如果我们的传媒把报道重心集中在商业流通领域和经济投机领域，过分催动公众对于股票、期货投机的期望，着力宣扬各种商业促销手段，容易使已有的关于市场认识的舆论，变得更加浮躁不安，暴富导致奢侈挥霍，暴穷导致精神崩溃。比如股市上扬了，媒体应客观地报道就行了，不要多说，你说得多了，大家都被你鼓动起来，很快大家又都被套牢，愤怒的情绪若找不到出口，问题就来了。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有务实精神，这关系到经济活动的主导取向问题。
第三，把你死我活、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经济交往观念，转变为互惠互利的经济交往观念。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生命表现，但这种竞争并非你死我活的政治军事的战争。过去我们的传媒宣扬了太多的“你死我活”的观念，是不对的，市场经济的原则应该是“你活我也活”，经济交往活动各方都得到一定利益，才可能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交往得以继续进行。
我们的传媒曾经有意无意地传播着各种以传统“兵法”为圭臬的商战经验，影视中也有不少这样的情节，这实际上是忽略了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这个基本特点。营造互惠互利的竞争与合作的经济氛围，对于舆论保持理智具有重要意义。市场经济和战争、政治不完全一样，我们曾经宣扬了一种错误的市场经济观点，把各种传统的兵法运用到市场经济中，经济活动不按契约办事，不走正道，相互欺骗，现在我们已经感觉到了，我们的交易成本大大提高，因为我和你签订契约的同时，还要防备你在背后做什么，每次交易，交易中的双方和多方都要防着对方，整体社会的交易成本就会大大提高，这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因此，要倡导市场交往中的互惠互利的、遵守契约、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这是传媒在报道中要注意的问题，涉及如何理解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问题。
第四，把对财富的挥霍和单纯的享乐意识，转变为对文明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追求。现在我国一些人有钱了，有了钱花到哪里？当然花钱是自由的，但是不少人炫富，这是一种不好的心态。其实，西方国家比你还有钱的人，穿着非常朴素。这说明什么？你有钱了，经济增长了，不一定意味人就自然文明了，社会自然就发展了，要防止出现社会有增无长的结果。这个“增”是指财富的增长，“长”是指人和社会的文明程度。
这就给大众传媒提出了一个具体任务：赋予享受和娱乐以一定的人文内涵和健康的价值取向。没有人文内涵的价值取向的经济增长，不是文明的经济增长，也不是现代社会追求的目标。这方面传媒能做很多事情，可以批判地做一些事情，但媒体广告往往宣传一种奢华的生活方式，包括《北京青年报》，不停地宣传房产和汽车，虽然它赚了很多钱，这方面的传媒管理经验也很多，但无意中使社会增添了炫富的意识，如何摆平，需要研究。
第五，把对自然资源的单纯占用和消耗，转变为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意识。环境保护是需要媒体进行宏观引导的，这恐怕不只是中国的，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正是舆论中潜在着的对这问题的轻视态度，日益导致人们生存环境的恶化。
这方面我觉得媒体可以做很多事。前几天偶然看了一个电视节目——太湖。太湖有一条支流永远是黑的。有一个人就是为了这条河，不停地上告。这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个人利益，他住在河边，有条件搬走，他是为了整个地区的利益不停地上告，受到了很多迫害。这样的事情多报道一点，增加人们对环保的重视，促使人们对环境有正确的认识，恐怕是媒体能够做到的。太湖蓝藻事件出来以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已经不言而喻了，但是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反而减少了。当然，后面有地方主义在起作用，但传媒就完全没有办法，闭口不言了吗？只要有心，迂回地继续讲这个问题，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
现代社会里，环境状况是舆论文明水平之镜，这方面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是传媒的责任。
四、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一个主谓结构的词组，主语“舆论”，谓语“监督”，意思是公众通过舆论这种意见的形态，对各种权力组织和其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公众人物（政治家、演员、活跃的企业家和其他社会活动家，其中包括著名记者）自由表达看法的客观效果。表达看法的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表达的主要渠道，便是通过大众传媒，以及现在的互联网。表达的内容可以是赞扬、建议、批评，其中主要的形式是批评，因为这种形式比赞扬更容易引起关注。“监督”并不意味着只是批评，而是对监督对象进行察看，通过议论形成一种督促，使之在法治的轨道里活动，有益于社会和人民。因而，舆论监督达到的客观效果应当是：保证公共权力和社会权力的正确行使、促成并维护以法治国的社会机制、遏制腐败的孳生和蔓延。
有舆论才能有舆论监督。舆论通过自在的存在，对社会发生的事件、问题产生影响（通常是一种精神压力），这叫“舆论监督”。并非只有通过传媒反映舆论，形成对当事人和组织的压力，才叫舆论监督。传媒通常被视为舆论的代表，但不能说传媒的意见和报道就自然代表了舆论。如果社会上已经出现关于某个事件、问题的舆论，传媒报道了这方面的舆论，对某些当事的人和组织产生了影响，这是舆论监督的一种形式。有时，传媒需要通过报道和评论引起公众的讨论和参与，形成舆论，舆论对当事人或组织产生影响，也是舆论监督的一种形式。
舆论监督是一种软性的监督，它的力量在于舆论的影响力，影响力不在于它拥有有形的权力，而在于舆论造成的一种精神方面的道德压力。舆论是一定范围内公开表达的公众的集合意见。因而，舆论监督的特点与执政党、国家机关各个系统的“内参”、“要报”等不同，是公众以公开的、自然形成的集合意见的形态，对监督对象进行察看、督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