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3-1 2006年2月红海沉船事故第三天的报道
图3-2 2006年2月红海沉船事故第四天的报道
再后来呢？没有了。开始热闹极了，所有的媒体都是整版的相关新闻，第五天没有新闻源了，报道突然中断。我找来找去，直到5月26日，也就是三个半月后，才在《新京报》的B叠2版上找到一条二三百字的简讯：《红海沉船责任人被起诉》。
红海沉船事件死了1000多人，全世界都在关注，但是我们的媒体直到现在，仍没有后续的报道，这是我们专业新闻传播的弊病。一个事儿开头热热闹闹，到后面突然没有信息了，再没有人去采访。随后，新的事实又出现了，遮蔽了尚没有了结的旧闻。记者永远在赶浪潮，永远在赶着前面的事实。这种情况应该对媒体提出批评。作为新闻传媒，对所报道的这个事件要一直追下去，应该有个结果。
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再次印证了刚才提到的新闻工作的特点，事实发展到什么程度，人们对这个事实认识到什么程度，新闻才能真实到什么程度。
马克思有一段话，论证了这个道理，其核心表述便是“有机的报纸运动”。他写道：
“一个报纸记者也只能把他自己视为一个复杂机体的一个小小的器官，他在这个机体里可以自由地为自己选择一种职能。例如，一个人可以侧重于描写他从民众意见中获得的有关贫困状况的直接印象，另一个人作为历史学家则可以谈论这种状况产生的历史，沉着冷静的人可以谈论贫困状况本身，经济学家则可以谈论消灭贫困的办法，而且这样一个问题还可以从各方面来解决：有时较多地着眼于地方范围，有时较多地着眼于同整个国家的关系等等。这样，在有机的报纸运动下，全部事实就被揭示出来。”(1)
这里谈到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都是指报社中熟悉这些方面的记者，不是指外来的人。也就是说，一个事实能够真实地报道出来，要通过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从历史学角度、从经济学角度、从现实状况角度来报道这个事实，最后的报道应该是比较真实的。最初的报道应该允许有所差误。
“有机的报纸运动”，从1988年起，成为我国新闻学词典中一个独立的词条，它讲的是新闻真实的特点。
任何报道都只能是对事实的一种简约的、一定程度上割断的（一个事实非常复杂，他只能从一个侧面去报道，就像一大块肉，我们只能从某一个地方咬下去，不可能一口吞掉）、扬弃的（放弃一部分和接受一部分）、概括性质的报道，不可能完全将事实原原本本地展现出来，即使电视新闻也是这样。
一位法国学者写道：
我们可以稍稍夸张地说，50位机灵的游行者在电视上成功地露面5分钟，其政治效果不亚于一场50万人的大游行。
这是电视媒体造成的一种技术上的割裂现象。这并不是说，新闻必然都是假的，而是说，我们需要经过努力，才可能做到全面、客观地反映事实的“真实”。这个真实还加了引号，你在尽可能全面、真实地反映事实，但实际上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做到，新闻工作的特征决定了新闻的真实是有限的。
3．新闻是否真实还取决于接受者的认同
前面是从传媒和具体报道者的角度来说的，下面我们从接受者角度来看新闻真实。
我们生活中有一句话——“信不信由你”——真实的效果是通过传—受之间的关系来完成的，传—受双方彼此信任，受方就会认为是真实的，否则相反。在新闻报道中也有这种情况，你的观点跟我是对立的，你报道的事实我总会认为不够真实。尽管在很多问题上你说的内容是真实的，他也要千方百计找理由说你不真实。在辩论中这种情况会经常出现。
有一句俗话——“真实总是以原告为条件的”。如果原告认为是真的就是真的，如果原告认为不是真的，那你们就扯皮吧，关键在于得到受众的认同。得到认同的，就会被认为是真实的。在这里，受众的主观性成为新闻真实的一种标准，尽管我们知道它不应该成为一种标准。可能在现实中就是这样，如果他信任你，即使你的报道中存在一定虚假成分，他也会认为你的报道是真实的；如果他和你的观点是对立的，即使你的报道是真实的，他也会认为是假的，你怎么说都不可能说服对方。
这种现象不完全涉及从传播角度说的新闻真实，主要涉及传播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问题。
4．选择事实时的文化背景、现实政治经济体制的影响，使得真实性难以被完全确认
我们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而且还生活在一定的政治经济体制中，这就使得新闻真实有时候很难完全被确认。不同的体制中产生的新闻，经常发生不被对方承认的情况，有时候，甚至永远也无法确认是真实的还是不真实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到发生事实的地点去调查。
这里我引证李普曼的一段话：
多数情况下我们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
很多受众在接受新闻的时候，首先看报道者是不是他熟悉、喜欢的，如果是，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不假思索地、不经检验地接受报道者告诉他的信息。我为什么经常看《北京青年报》和《新京报》？因为我认为这两张报纸比较专业，它的信息我比较相信，很多读者也是以这种心态来读报纸的。当然，作为学者，我看报纸习惯性地带着一种批判的态度，能够经常挑出报纸毛病。我不是对所有的报道都怀疑，大部分的事情还是相信了。可是后来发现，我相信的一些事儿是假的。我们往往不可能那么费劲地先理解再定义，而是先入为主一下子就接受了。
相当多的新闻被看不见的权力（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经济的、传统文化的权力）——自动地剪裁（很多问题不必上面下指令，记者编辑习惯性地自动剪裁了）、化装，原汁原味的新闻很少。说了什么，更多地意味着不说什么。传播学中“把关人”理论，从另一种角度看，意味着不说什么。没有说的，往往比说出来的更有意思。
下面我们考察一下文化背景影响新闻真实的若干情形。
第一，把新闻事实类型化（新闻其实是老故事）。
比如法治新闻，千变万化，人物、情节都不一样，但是看多了以后就会发现，这个事儿和那个事儿，除了人名、地名、时间的差别外，叙事套路是一样的，职业新闻工作往往就是这样，某类新闻的写作方式千篇一律。这种模式化的报道真实吗？
传播者选择某些故事而舍弃其他故事，将事实的叙述编入特定的叙事格式中，或偏执于某个特定的角度来叙事，强调某些细节而舍弃其他细节，这是我们常见的写作程式。新闻的架构过程，就是把事实的碎片往一个先定的框架里填充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形不可避免，因为你总得按照一定的框架、角度去报道这个事实。现在的问题在于框架、角度变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程式，一旦这样做了，新闻还真实吗？所谓典型报道也是这样，人物的姓名、性别和年龄变化了，叙述套路，甚至语态都是一样的，总是说某人几十年如一日，一定会有带病坚持工作的情节，人物换了很多，报道套路都差不多。通过这套框架构造的故事，能说完全真实的吗？
马克思曾经引证海涅的一句话：“这是一个老故事，但永远是新闻。”(2)记者不过是改变了旧新闻故事中的可变项，保留了故事中的常项（框架结构），于是，它永远是新闻。这是真实的新闻吗？说不清楚了。不是说我们絶对不能这么做，而是说，对这种情况我们需要有深刻的理解。作为职业化的新闻工作，采访写作还真得有个框架，当你理智而清晰地意识到框架的束缚时，才可能打破传统的框架，依据具体的人和事，创造出接近真事实情新框架。
第二，新闻礼仪化。
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很多不同的事实，我们习惯性地用一个框架去套这个事实；生活中也存在着很多套路性事实，采用不同的语调和文字来叙述都难，诸如各类循环往复召开的例行会议、例行的外交活动、各级干部群众学习党政文件的场景、领导们的基层考察活动等等，换了日期、姓名、地点要素，行文几乎一样。这就造成了一种特有的现象——新闻礼仪化，这个概念是美国新闻教育协会会长凯瑞提出来的。这种情况下，内容已不再重要（一定程度上内容变成了形式本身），重要的是形式。这些例行活动，党政官员十分看重，而普通大众则希望跳过这些令人反感的东西。
早上，《北京晨报》说《市第十届党代会胜利闭幕》，到了晚上《北京晚报》又接着说《市第十届党代会胜利闭幕》；拿起广东省的报纸，标题与北京的一模一样：《广东省第十届党代会胜利闭幕》，连会场的布置，官员位置都是一样的。除了地名、人名、时间换了，剩下的连用词都一样。其实，各种活动即使存在较多的相同之处，只要认真观察和具有敏锐的新闻价值理念，仍然可以抓住有新闻价值的瞬间言论、场景，写出较好的新闻。但是现有的报道套路，将本来有些表演性质的活动变得更不真实。
第三，传媒有意无意对事实的命名、定义。
写新闻，需要对事实本身，以及事实涉及的人物和其他事项做出一定的判断、命名，与其他事件联系起来。这些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一些复杂的社会事件被简化为“行凶抢劫”、“恐怖分子袭击”或者“虐待儿童”等，正面的有“好人好事”、“见义勇为”等。这样给事件“贴标签”，较为容易进入传媒的传播活动场所。这是一种职业要求。然而，如果我们做得太轻率、太随意，很可能会造成新闻的不真实。你在定义的时候，很容易绝对化，排除这一事件以其他方式进入人们视野中的可能性。实际上有些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一旦传媒简单给它定义后，就很难甩掉这个说法，在这个意义上，传媒的报道是不真实的。
例如，我们在传媒上经常看到这样的标题或行文：“盲目的民工流给城市管理带来困难”、“没见世面的乡下佬”。这种标签不可能把农民与勤劳简朴联系起来，也很难与社会生存机会不均、为生计奔波劳累的生存条件联系在一起。传媒总得给一个具体的事实定义、命名，然后才能传播具体内容。如果事实很复杂，你只能几句话把它说出来，说什么，不说什么，其实记者承担的责任很大。所以，你在给一个事实定义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尽可能说得全面一点。即使这样，不完全真实的结果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
也就是说，社会认知和职业新闻工作的流程本身，会影响新闻的真实。传媒无意中每天都在表露相同的对社会意向的一种假设：所有的人都会用同样的方式（传媒对事实定义、命名的方式）看待这些事实，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中，人们的差别与命运的不同只是个人的问题。传媒使用标签和语境，是对新闻进行价值判断的一部分。如果一些事件恰好被输入现成的传媒定义的框架中（诸如好人、坏人、强盗、歹徒等现成的标准），它们就可能被报道。这样，现实被“扭曲”以适应由传媒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所设定的框架。
这种情况在工作中不可避免，但会造成对事实的一种曲解。比如，《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的通讯《中国铁嘴沙祖康》（图3-3），标题使用的“中国铁嘴”，便是给沙祖康贴的标签，如果其他传媒再跟着说，沙祖康就真是“铁嘴”了，即使他本人不同意，也被强行赋予了这个标签，想摘也摘不掉。当然，使用这顶帽子是传媒的好意，是个正面帽子。但是，对沙祖康也有不同的评价。比如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洪俊浩教授来我们新闻学院讲课，特意谈到我国传媒给沙祖康贴的标签“铁嘴”。他说，外交上的“铁嘴”在国际上是反面形象。沙祖康是外交官，咄咄逼人、寸步不让的形态，不是一个外交官应该做的，这实际上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形象。从国际传播的研究角度评价沙祖康，他的一些做法和言论的表达方式，不是外交官的风度，外交官的风度应该是温文尔雅、柔中有刚。
图3-3 《人民日报》（海外版）关于沙祖康的报道
这个例子说明，同样一个事实，媒体一旦给它命名以后，就不可能全面地反映这个事实。
第四，权势人物占据新闻亮点。
权势人物的“权势”，不仅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有名，著名人物身上出新闻，他们的权势也表现在传媒上。我们天天报道权势人物，但是我们这个社会主要是由权势人物组成的吗？不是，权势人物只是社会的极少数人。这种报道真实地反映了现实吗？然而从新闻价值的要素来考察，恐怕就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比如，《洛杉矶时报》要出售，有三个亿万富翁表示要购买，这就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新闻，占了报纸一个整版。这三个人准备购买一张著名的报纸，在世界上能算一件大事吗？而且还不是实际行动，只是意向。但是他们是亿万富翁、权势人物，按照新闻价值，与他们相关，又涉及社会事项，就该报道。我们不能因此谴责传媒不真实，但是众多类似的事实占据了我们传媒的大部分新闻版面或时间，会影响公众对世界真实情况的全面了解。
传媒上，权势人物的活动和观点比其他人得到更多尊重。事实上，关于政治领导人、明星、大款的新闻被认为更有新闻价值。富有地区和阶层的情况，也比其他地区更多地得到传媒的关注。边缘人群在新闻中的正面报道很少，他们更多的是以可怜者、犯罪者、败坏道德者、无知者等形象出现在传媒的新闻中。记者本能地突出与新鲜、刺激、“人性”相关的方面。当然，不同的媒介机构在表达同一个新闻事件时使用的手法不同，重点有别。然而，所有新闻传媒遵循的新闻价值要素，大体是一致的、相通的。
新闻价值的诸要素，主要依据是人接受信息时的心理、社会心理、个性需求和社会需求，受制于具体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现实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及传统文化。具体执行这些新闻价值标准的时候，反映的自然是社会主流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反映这个“主流”就真实了吗？在这个社会中还有这么多像蚂蚁一样的小人物，他们在做什么，怎样生活，我们知之甚少。在这个意义上，媒体反映这个世界的时候，可能不会完全真实。
第五，传媒的报道总体趋向，无形中在维护现状，有意无意地曲解现实。
这个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揭示了传媒真实报道的有限。就这点而言，中外传媒都有这种趋向，中国强调舆论导向，表现更为显在。
传媒虽然有舆论监督的功能，要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但是大家注意一下，传媒批评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个具体事实，对整个社会基本结构，都是持维护现状的态度。传媒在某种历史情境下，为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提供了不可否认的保护。其表现方式，即不直接对现实进行辩护，而是提供大量有吸引力的娱乐内容，暗示受众：生活得好的秘诀在于想些快乐的事情。这恐怕是我们所有媒体都在做的，这种情形下反映的现实，显然不真实。另一种方式是，愤世嫉俗地叙述一些不平等的事实，把原因归结于一些细枝末节，或历史原因，或社会发展的程度低，然后明示或暗示人们：问题总有一天会解决的。这是传媒解决社会问题上的一个基本态度，传媒的力量只是观念上的，实质很弱小，它采取的办法基本上是维护现状。
在具体的表现方法上，例如，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作为被动消费者的个体的权益，弱化社会各阶级之间真实的矛盾。传媒关于个体的维权报道通常非常细致，最后他胜了。但在实际生活中，相当多的情况下个体赢得胜利的并不多。实际上我们知道，消费者和强大的权势力量之间是完全不对等的，这才是社会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传媒一般都会淡化两大力量之间的矛盾，甚至传媒也得靠强势集团活着。社会问题个体解决（往往只报道一个具体的事），弱化体制性解决的路径。传媒确实有监测社会环境的职能，但是不论在什么地方，传媒都不可能根本触动权力体制。
只是在不涉及传媒自身利益、对传媒没有危险的情况下，传媒才会兼收并蓄地发表一些不同的观点，从而达到缓和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释放一些不满的目的。总之，传媒报道或不报道，实际上它在维护现状，既然是这样，它们能全面、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吗？
5．传播符号表达意思的有限，使得新闻接受者对真实的理解也会发生差异
再先进的媒介或手段，最终要通过人的语言和文字来描述（多数画面也要通过语言才能帮助理解）外部世界，即使报道者主观上真诚地报告外部世界，但是任何语言和文字都不可能完完全全地将心里所思、所构的图景描述出来，语言对于表达内心思想来说是有限的。
语言是指代性的，它并不是事物本身，因而使用语言时会出现反映事实的差异。这就涉及传播学的一些道理了，建议大家看一本书，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图3-4）。这本书的名字直译应是“对天空传播——一种传播思想史”，我们翻译成《交流的无奈》，翻译得还是不错的。这本书告诉我们，即使在畅通的条件下进行传播，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不可能完完全全对等地理解。因为我们使用的符号本身会限制你的表达，但是你又不可能不用符号来表达。
图3-4 彼得斯的《交流的无奈》中文版封面
例如：画面上一个人急匆匆地走过来，可以描述说：
他兴奋地走来/他慌慌张张地走来/他像有心事地急促走来/他不顾一切地走过来/……
对一种情形的表达，可能会很不一样。因为任何语言都有经验背景，而不同文化下的语言背景是有差异的。同一条新闻，在不同的受众那里会得到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理解。这让我想起1980年《人民日报》刊登的一条消息《里根的儿子失业了》。编辑的原意，想说明美国的经济很糟糕。然而，当时群众对高干子弟拥有特权十分反感，读了这条消息后的感觉是：美国人人平等，总统的儿子也会失业。这反映出，不同的人对同一个事实的理解可能是相反的，何况一个事实用不同的语言描述它的时候出现的差异呢！那么什么是真实？说不清楚了，在这里，真实有点模糊了。
三、造成新闻不真实的诸多具体原因
1．文学想象造成具体的新闻失实
前面是从宏观角度说的，这里是从微观角度说。
早期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1952年12月关于黄继光牺牲的报道。当时《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的一篇通讯，下面是摘录：
“黄继光又醒过来了，这不是敌人的机枪把他吵醒的，而是为了胜利而战斗的强烈意志把他唤醒了（黄继光已经牺牲了，你怎么知道是由于强烈的意志把他唤醒了？带有太强烈的作者的主观想象）。黄继光向火力点望了一眼，捏了捏右手的拳头（也许有人看见了，可以证明这个细节）。他带来的两个手雷，有一个已经扔掉了，另一个也在左臂负伤时失掉了。现在他已经没有一件武器（这可能是真实的），只剩下一个对敌人充满了仇恨的有了七个枪洞的身体（这句话不真实，黄继光不可能在那种情况下数自己中了几枪）。这时天快亮了，四十分钟的期限快到了，而我们的突击队还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之下冲不上来。后面坑道里营参谋长在望着他，战友们在望着他，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着他（黄继光牺牲了，你不可能采访他，你怎么知道黄继光想到营参谋长望着他，战友们望着他，祖国人民望着他，母亲也在望着他？没有根据。关于“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着他”，记者解释说，这个部队在战斗打响之前放过一个以真人为模型的苏联电影《普通一兵》，这个人就是马特洛索夫，在卫国战争的时候也是堵枪眼牺牲的。黄继光看过这个电影，应该对他产生了影响。这样推理有一定道理，但黄继光牺牲了，无法来证明这一点）。这时，战友们看见黄继光突然从地上一跃而起，他像一支离弦的箭，向着火力点猛扑过去（这个形容带有文学色彩，但这是允许的，因为他毕竟有行动，这行动是个基本事实，可以形容他“像离弦的箭”，但前面是主观想象），用自己的胸膛抵住了正在喷吐着火焰的两挺机关枪……”(3)
这篇报道发表以后，新华社内部有过讨论，里面那些主观性的描写是不应该的，当时把这种写法叫做“合理想象”。结论是“合理想象”不合理。讨论以批评“合理想象”结束，但在此后几十年内，我们的典型报道仍然习惯于这么做。典型报道的框架，就要求把人物写得比一般人要好、要高，这就造成不真实的成分。
当年焦裕禄的报道，也存在这类问题，只是问题不大而已。比如报道中说在焦裕禄死后，在他枕头底下发现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没有这回事，这是因当时的政治需要加上去的。还有一个情节不够真实，说焦裕禄半夜里去车站看望难民，回来后带领县委班子成员学习“老三篇”。焦裕禄是去过车站看望难民，但时间不是半夜，而是下午。为了烘托他看望难民，变成了半夜，还有刺骨的寒风。看望难民后也没有组织学习“老三篇”。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穆青，当时林彪就指示军报，下面的来稿中没有体现中央精神的，编辑要加上。从新闻真实角度，这种做法是绝对错误的。
黄继光牺牲后，关于他的图片也存在真实问题。大家看这个小人书封面（图3-5），黄继光戴着一枚勋章，肩挎着一只冲锋枪在堵枪眼，怎么可能？黄继光是牺牲以后才授予一级战斗英雄称号的，他当时没有带着冲锋枪。这是不真实的。还有一点大家注意，黄继光到底是穿着棉衣还是穿着单衣都没搞清楚，有两张图，一张穿着棉衣，另一张穿着单衣。黄继光没有留下照片，当时根据战友们的回忆，由画家给黄继光画了张像，这张像是戴着棉帽子的，他当时应该穿着棉衣，10月底了，北方已经比较冷了。图画也要真实，因为黄继光是一个真实的人物。
图3-5 关于黄继光的小人书封面
改革开放以后，评好新闻也出现过含有“合理想象”成分的通讯，好在评委会最后把它否定了。例如1984年浙江省送评的通讯《九米拼搏》，文笔不错，写的是一位司机毛计三，拉着一大客车人过铁路的一瞬间，车熄火了，正好火车也开过来了，千钧一发之际，他利用车的惯性猛打一把方向盘，尽可能使车头对车头，当时火车也在紧急刹车，两车相撞，结果位于大客车前部的毛计三牺牲了，车上大部分乘客生还。下面是相关的摘录：
“他[毛计三]绝没有想到，开车十年、铁轨不知越过万千次的他（“铁轨不知越过万千次的他”，这是文学描述，新闻中的事实必须是准确，到底是一万次还是一千次，差十倍呢，怎么可以这样写新闻？），竟会面对面与列车遭遇。……焦灼、紧张、懊丧似无数钢针刺着他的心，要是有一米的宽余，或者再有一秒的延宕就好了（这儿属于心理描写，你怎么知道那一瞬间他处于“焦灼、紧张、懊丧”中？），他可以避开撞击，可以将客车倒出来。……他知道，只有将车头顺着火车前进方向偏转过去，避免垂直方向相撞，才能……。”（这都是心理描写，你不可能采访毛计三了，这类描述属于“合理想象”）
关于新闻真实，历史上有个小故事值得借鉴，都在传，对于刚入门的新闻工作者，有必要讲讲：
扬州八怪郑板桥十岁那年，随私塾先生出外游玩。行至河边见一少女尸体仰面朝天，头发散乱，在漩涡中打转。老师随口吟诗一首：二八女多娇，风吹落小桥。三魂随浪转，七魄泛波涛。吟完后连说：可怜可怜。郑板桥说这诗应改一下。老师问道：为何？板桥说：您不认识这位少女，怎么知道她正好十六呢？又是怎么知道她是被吹落桥下的呢？您又怎么看到她的三魂七魄了呢？郑板桥吟道：谁家女多娇，何故落小桥？青丝随浪转，粉面泛波涛。老师听了连连点头。
郑板桥后面的九句话是客观地描述他看到的现象：不知道这是谁家的女孩，是什么原因落到桥下的，“青丝”说明这个女孩子是黑头发，“粉面泛波涛”说明她是脸朝上漂着。私塾老师的诗属于文学想象，可以这么写，后者可视为诗化的新闻，它的语言是客观的和现实的。新闻报道不能有想象的成分，这一点需要我们反复强调。
2．体制性失实，即由政治、经济价值观引发的失实
毛泽东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有一段讲话：
“我们曾经有个时期分对内对外，内报一支是一支，外报一支是两支。现在我们专门发了通令，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4)
这里的“外报”，指的是公开的新闻报道。也就是说，毛泽东承认，我们关于战果的报道曾经是不真实的，但从语气上看，毛泽东对过去的新闻说谎没有着力批评，只是强调以后不要这样做。显然，从政治角度看，对过去的不真实实际上原谅了。
就此我想起我小学四年级读的课文《平型关大捷》，上面说：我八路军115师消灭日寇坂垣师团三千人。直到1995年纪念抗日战争50周年的时候，才把这个数字改为一千人。我们能从三千人改为一千人是一种进步，但是这样的错误过了几十年才纠正过来，这个进步也太晚了点。根据后来我进一步看到的材料，这一千人可能也有点虚，应该是七八百人。这是一种体制性失实——由于某种政治需要而造成的失实。
这类情况还有“大跃进”时期全局性的虚假报道、60年代关于越共消灭多少敌人的报道、70年代关于柬埔寨红色高棉消灭了多少敌人的报道，都被过分夸大了。这些也属于体制性失实。
所谓体制性失实，是因为政治需要或者是因为经济利益的需要，默许和鼓励的某些不实报道。例如新华社1958年11月13日的《内部参考》第2632期，刊载了一篇报道《安国的小麦千亩天下第一田》，讲的是安国县计划平均亩产小麦2万斤，要成为天下产量最高的小麦。种过小麦的人都知道，在华北地区一亩地400斤就上《纲要》了，现在要求亩产2万斤，完全不可能的事儿。但是毛主席批示“此件可看”，印发八届六中全会（图3-6）。也就是说，亩产2万斤是最高领导人默许的。这种情况下报道不造假才怪呢。
图3-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的一页
有一种要求新闻真实的理论，表面上颇有逻辑，分为四个要点，而它的实质却与新闻真实的基本要求相悖，即要求以先入为主的观点统率事实。
第一个要点：现象可能是虚假的，只有本质才是真实的，所以要报道本质。反驳的观点是：本质是抽象的，不存在真实与否的问题。新闻只能报道实在的现象，现象是什么就是什么。研究事物的本质是哲学的任务，新闻能在第一时间把基本事实真实地叙述出来，已经不容易了。
第二个要点：事物的本质与它的主流是一致的，报道了主流即报道了事物的本质。反驳的观点是：这里的“本质”实际上是一种对事物的认识或观点，先确定一个“本质”，比如社会主义的主流是好的，这是本质，然后再去找例子去说明这个“本质”。这不是新闻报道，是在做证明的游戏。按照这个逻辑，因为社会主义的主流是好的、是光明的，所以你报道了不符合“主流”和“光明”的新闻，即使这个事实真的存在，它在本质上也是不真实的。这个逻辑是讲不通的。
第三个观点：真实性与无产阶级的党性、阶级性是一致的，只有体现党性和阶级性的报道才是真实的。反驳的观点是：真实与否与阶级、政党并无必然联系，认识本质只能通过现象，新闻报道正是通过不断报道新的现象，以帮助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这种说法把新闻真实与人的价值观挂钩，造成一种讲不通的逻辑：只有符合我们的观点的事实才是真实的。这是“唯我独革”、“唯我独左”时期的一种思维特征。世界是多样化的，不能认为只有我们的价值观才能保证新闻真实，其他价值观下的新闻就不真实。
第四个观点：揭示事物的本质，反映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是无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责任。反驳的观点：新闻报道无法承担如此的重任，这种观点在历史上已经多次为造谣和强加于人开辟道路。
新闻报道不能以先入为主的观点统率事实，是什么就是什么。不管这个事情是令人愉快的还是令人不愉快的，你要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也是毛主席题的字。中国人民大学东门一进来，那块“老区石”上刻的就是他的题字“实事求是”。按照这个思路做才对。
上面谈到的前一种观点，是为体制性失实做辩护的一种理论。你要是客观报道了某个事实，如果这个事实对他不利，他可能会说你是不真实的。他怎么反驳呢？他不说这种现象不存在，他说主流是光明的，你报道了非主流，所以说你的报道本质上是不真实的。这个道理是个歪理，但是在过去一个很长时间内占主导地位。
现在这类观点不会说得这样露骨了，而是很含蓄，例如下面的话：
我们对于新闻真实不仅从真实本身去思考，还从价值的层面去思考，从而将真假的判断扩展到一般的认知判断，并渗透着基于利害关系的价值判断。
这句话的意思是，报道新闻不仅要考虑事实本身是真是假，还要从价值层面——利益角度考虑是否有利于自己。如果新闻报道得有这样的设定，那么假新闻又要出来了。好在我同时也看到了对这种说法的批评：
不同内涵的判断绞合在一起，使人们对事实真实不真实这个最简单不过的问题，变得复杂化起来。这种思维模式的特点要求价值判断统领事实认识，融事实判断于价值判断之中。
我觉得，后者的批评一语中的。要求将价值观的判断渗透到对事实的报道中，这种观点对新闻的职业化是一种很大的威胁。
我们要遵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报道之前，不应该有先入为主的思想。马克思第一次当报纸的主编的时候说过的一段话：
“不真实的思想必然地、不由自主地要捏造不真实的事实，即歪曲真相、制造谎言。”(5)
马克思要求在报道事实之前，记者不能有先入为主的思想，应客观地报道事实。他向记者提出过一个问题：
“哪一种报刊说的是事实，哪一种报刊说的是希望出现的事实？”(6)
我们说的是事实，而不能是希望出现的事实。
列宁也说过这么一段话。当时列宁让一个人去办一份共产国际的杂志，专登外国的一些情况的报道，当时有人说，外国情况的报道带有外国人的观点，列宁说：
“我们需要的是完整的真实的情报，真实性不取决于情报为谁服务。”(7)
也就是说，报道的真实性不取决于价值观，要的是事实本身的真实。这里的“情报”即信息，指外国的新闻报道。
刘少奇20世纪60年代曾注意到党报的一个问题，即为了突出当时的中心工作，报道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形：好像全国人民都在想同一个问题，持同一个观点，做同一个工作，这是不真实的。所以他提出：新闻要同实际保持一定距离，这里的“实际”，是指当下的中心工作和政治运动。党的新闻媒介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责任，但这种宣传不应变成“事实为政治服务”，事实的报道应该与中心工作保持一些距离。这是他在体制内提出的改革要求，但是这种要求在“文革”中受到批判。
总结历史的教训，我们没有必要事事都与中心工作挂钩，政治上“紧跟快转”的新闻，相当程度上是不真实的。学习能够“立竿见影”，谁也不会相信。但我们经常有这种情况：昨天公布了一个很长的讲话，第二天传媒上就说某个地方学习这个讲话如何见了行动。光是看一遍也要很多时间，何况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除了少数政工干部，谁也不能放下工作看讲话啊。这种报道非常假，但是尚没有人批评它是假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些传媒夸大事实中的猎奇或人情味的部分，也会影响新闻的真实。新闻记者有一种本能的职业冲动，对异常、特殊的事情感兴趣，新闻敏感是需要的，但是不能有意夸大事实。我们过去政治上“紧跟快转”造成不少假新闻，现在又多了一种倾向，为迎合受众而夸大事实的某些部分，这都会造成新闻的失实。
3．新闻采访、写作与编辑过程中造成的失实
第一，由于采访不深入造成的失实。
照理说，采访必须找到当事人，还要找旁证，多听几方面的意见。在实际工作中，遵循这种要求做的记者并不多。多数新闻非常一般化，没有找到当事人，也没有找到旁证。有些现在很多是这样“写”出来的：记者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把别人给的稿子改动几个字，署上自己的“大名”就登出来了。临时发生的事实采访，我发现多少次了，同一个事实几张报纸的报道差距很大，以致哪个是真哪个是假，说不清楚，而且事后没有任何对受众的说明。
最近一个事情，北京通州区一个人杀害了另一个人，《北京青年报》和《新京报》都做了报道。一家报纸说是“砍死”了那个人，一家说是“扎死”了那个人；一家报纸说死者与凶手是近亲，另一家说是远亲，都是头版新闻。除了基本事实，即一个人杀害了另一个人没有错外，其余都说不清楚。说“砍死”的那篇报道，文中叙述凶手拿着三棱刮刀——三棱刮刀怎么“砍”啊？那是扎人的，显然用“砍”字不对，但报纸从头版要闻，到具体版面的标题，都使用的是“砍”字，从记者到编辑，“砍”和“扎”的字面含义都不懂吗？
我还看到这两家报纸同时报道的另一件事，也是说法差距较大。延庆有一个地方的缆车出了问题，游客大冬天的在缆车里冻了一两个小时，两报都列为头版要闻之一。一个报道说是被困人数18人，一个报道说是25个人；被困时间，一个报道一小时，一个报道两小时。就这么简单事情，怎么采访的？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事情过去了，报纸作为一种历史的记载，又一笔糊涂账！
现在的新闻官司多起来，传媒关于舆论监督报道，即使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也要努力接近司法层面的真实，因为你是说人家不好的地方，每一点都要证据在握，不能马虎，做得稍微差一点就会被人抓住把柄。这里提出四个防止：
防止采用无可证实的事实；
防止取证不当的事实；
防止证据存疑的事实；
防止推论。
2006年发生的富士康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教训，应该汲取。富士康是个很有经验的公司，记者报道中，有一部分内容是推论，结果被抓住把柄告到法院，冻结两位记者的个人财产，索赔3000万。3000万这个对于个人来说的天文数字和起诉行为本身，引起其他媒体的关注，大家一哄而起，讨论3000万的索赔合适不合适，该不该冻结记者个人财产，结果记者揭露的关键问题，即富士康下属工厂实行“血汗工资”制，被遮蔽了。这个事情对记者来说，报道中确实存在不够真实的成分，因为你是推论，缺乏证据。而同一个时期，国外的几家媒体也报道了富士康下属工厂的同类事实，富士康就抓不到小辫子。
历史上这种采访不深入的事儿太多了，举一个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事儿。1980年关于陕西延安青化砭142岁老人吴云清的报道，轰动全国。最早由新华社发了一张照片，说他是1839年（道光十八年腊月）出生，结果全国各报刊纷纷转载。江西的一家报纸打了个长途电话，向公社的领导了解了一些情况，就写成了一篇生动的人物通讯。142岁的人极为罕见，这当然是新闻。当时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不多——美国、阿根廷、日本的记者提出要采访，这个时候，我们才意识到要核查一下是怎么回事。经过并不复杂的调查，证实他只有82岁。可能老人说是光绪年间（光绪十八年），记者听成道光年间了（道光十八年）。道光是光绪的爷爷，差多少年啊。记者没有深入采访，也缺乏必要的历史知识，算成了142岁。关于这位老人的通讯，则是进一步道听途说、笔下生花的结果，写报道的记者都没有见过这位老人。
第二，由于编辑过程的差误出现失实。
这个问题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编辑想当然造成的失实。这方面最典型的是20世纪80年代初曾经引起轰动的浙江“农民红学家胡世荣”的报道。胡对红学感兴趣，“被推荐参加红学会”，记者最初的来稿是这样写的。但是到了编辑手里，变成了“会员”，其他的传媒在报道中又进一步写成“被批准”为会员。后续报道再进一步推论，既然是全国红学会会员，当然就可算是红学家了，他的身份是农民，就变成了“农民红学家”，越吹越厉害。胡世荣本人看了报道以后，多次写信向有关报刊说明不是这么回事，但是没人理会。有人对胡的红学家身份提出质疑后，出现了另外的一面倒，有的传媒说胡世荣是骗子，甚至说他爱人也是他骗到手的，等等，弄得胡家不得安宁。
还有一次也是编辑自作聪明造成了失实。当时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问中国，在西安题词“温古知新”。因为西安是古都，结果新华社的编辑接到稿子，没有再找记者问问，就自作聪明地改成了“温故知新”。
二是编辑环节之间缺乏沟通造成的失实。有些大的媒体，比如新华社的编辑环节层次较多，特别是翻译的稿子，由于每个层次之间不做沟通，就可能造成新闻的失实。1989年12月13日晚，电视新闻中播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
一颗小行星可能撞地球，科学家正想方设法避免这场灾难。这颗小行星直径约1千米，目前距地球80万千米，为月球至地球距离的两倍。如果发生小行星撞击地球事件，其撞击所产生的能量相当于1945年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破坏力的770倍，地球上一半以上的人将遭此劫难……
